《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第十章  清代前期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前后历10帝[1]，共268年，即自1644年定鼎北京至1911年被辛亥革命推翻。以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标，清朝历史分为前后两期。清代前期是指1840年以前的清代历史。在这近二百年期间，相继在位的皇帝有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六帝。从顺治元年（1644）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是清朝确立全国统治的时期。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中期，是清朝的鼎盛时期；但从乾隆晚期开始，自诩“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天朝上国”盛极而衰。嘉庆至道光，是清王朝日益衰败腐朽的时期。

1644年，满洲贵族率领八旗铁骑大举入关，并抓住大顺农民军在摧毁明王朝之后却于山海关决战中遭到重创、主动撤离首都的难得机遇，迅速定鼎北京与分兵西进南下，将辽东地方民族政权清国转变为统治全中国的清王朝。清初二三十年间，战乱频仍，多项政策失误，经济凋敝，社会动荡。康熙帝拨乱反正，带领清朝走上蓬勃发展的强国之路。康、雍、乾三朝文治武功显赫，由几十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巩固和发展，版图辽阔，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综合国力位居当时世界前列。

自18世纪中叶以后，闭关自守封建制度的清王朝，老态日益凸显，步履日渐蹒跚，而新兴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则强势崛起，两者之间的差距愈来愈大。在国际秩序以强权为王、公理无奈的不平等世界环境里，落后就会挨打，贫弱难保尊严。当19世纪中叶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兵临城下时，古老的中国面临着殖民主义者的野蛮侵略及随之而至的民族危机与深重苦难。

第一节  清朝定鼎北京与全国统治的确立

一  清朝的建立与清初各地抗清运动

清顺治元年，满洲贵族在明朝降将的协助下，踏着农民军的血泊，实现了清国从辽东地方民族政权向定鼎北京的全国政权的历史性转变。

这年五月，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率领八旗劲旅，乘胜进入大顺军弃守的北京城。九月，顺治帝（福临，1644—1661年在位）也自盛京（今辽宁沈阳）来到北京。十月初一日，正式宣布即皇帝位，定都北京，仍用清国号、顺治纪元。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随即，清廷开始了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战争。多尔衮下令兵分两路，同时并举：以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西行，目标是打垮大顺军主力及其政权；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军南下，以摧毁弘光政权，平定江南。

在山海关之战中死伤惨重的大顺农民军，由北京撤退至陕西，清军多路追击。潼关陷落后，李自成率军由商洛地区南下。顺治二年，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地主乡兵袭击，不幸牺牲，终年40岁[2]。次年，张献忠遭清军突袭，也壮烈牺牲。此后，大顺军、大西军余部联合南明政权，共同抗击清军。

弘光政权是明朝灭亡后成立的第一个南明政权，朝政被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把持，腐败无能。清军大兵南下，小朝廷的内讧却日益加剧。史可法的扬州保卫战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军抗战。顺治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清军攻克扬州，史可法被俘。多铎亲自劝降，威胁利诱。史可法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惨遭杀害。多铎痛恨扬州人民顽强抵抗，纵兵在城中杀掠，繁华的扬州变成一片废墟。五月，南京陷落，弘光政权灭亡。

入关之初，满洲贵族就规定官民一律剃发结辫，以示降顺。这项政策因汉族官民激烈反对曾一度暂停执行。进占江南后，清朝统治者严厉推行以剃发为标志的民族压迫措施。顺治二年六月宣布：“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这就是所谓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种以蛮横手段强迫其他民族改变风俗习惯的做法激化了民族之间的矛盾。清廷还在畿辅地区大规模圈占汉人土地。满洲八旗人员通过圈地和接纳投充，侵占了大片土地和劳动力。为了维护满人的利益，清廷又推行严酷的逃人法，缉捕逃人，惩治收留，处分失察官员，使汉族官民深受其害。

清朝统治者的暴行，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江南人民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剃发斗争。其中，江阴、嘉定两城人民武装反抗剃发令的斗争尤为壮烈。一些明朝官员继续维护明朝正统，先后拥立鲁王（朱以海）、唐王（朱聿键）、桂王（朱由榔），成立新的南明政权，在长江中下游和两广、福建地区举起抗清复明的大旗。李自成大顺军余部和张献忠大西军余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联合南明，共同抗清。全国性的抗清运动风起云涌，先后形成三次高潮，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郑成功原名郑森，福建南安人。南明隆武政权成立后，颇受朱聿键的器重，亲赐朱姓，改名成功。时人因此称他为“国姓爷”。顺治三年，隆武帝被清军擒杀后，郑成功举兵抗清。此后，得知桂王朱由榔在广西称帝，建立永历政权，郑成功高兴地说道：“吾有君矣！”立即派人前往祝贺，并改用永历年号。从此，他与西南地区抗清力量互相配合，彼此声援。

顺治十六年四月，郑成功第三次率师北伐。他与张煌言联合，组成水陆大军十余万人，由崇明入长江，夺瓜州，克镇江，大军一直开抵南京城下，江浙大震。传檄大江南北，各地人民响应，官员归附。清廷举朝震惊，顺治帝甚至要领兵亲征。但郑成功战略有误，遭到清军突然袭击，损失惨重，急忙沿江东下，返回福建。

为了削弱郑成功等沿海一带抗清势力，切断他们与大陆的联系，清廷颁布了禁海、迁海令，不许船只下海，沿海居民限期内迁。抗清斗争更加艰苦。郑成功决定东征，收复台湾，建立新的基地。顺治十八年（1661），他率领水师进征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结束了荷兰对我国台湾长达38年的殖民统治，宣告中国人收复了宝岛台湾的领土主权。

康熙元年（1662），永历帝被吴三桂缢杀于昆明，南明最后一个政权覆亡。

二  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与少年君主亲政

皇太极去世后，满洲贵族内部因皇位继承问题出现了尖锐矛盾，多尔衮与豪格争位激烈。最后形成一个折中方案，由6岁的福临继承皇位，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这样的结局使清廷暂时渡过了分裂危机，但并不能消除明争暗斗。

多尔衮是清帝国的实际开创者。在建功立业的同时，他为自己攫取的权势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顺治元年十月，他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后又定称号为皇叔父摄政王，大权在握。顺治五年十一月，他又“称皇父摄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摄政王行之”[3]。

多尔衮称皇父摄政王，引出“太后下嫁”的传说。这一传说源于推论，无史实可以证明。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猝死于喀喇城，年仅39岁。顺治帝令以皇帝之礼治丧，追尊多尔衮为义皇帝。第二年正月，年方14岁的顺治帝亲政。二月，苏克萨哈即首告多尔衮曾谋篡大位，济尔哈朗等大臣合词追论多尔衮之罪。顺治帝下令追削多尔衮封爵，掘墓鞭尸，对亲信党羽分别处置。

顺治帝在孝庄太后的支持下清除了多尔衮的势力，加强了皇权。清廷继续实行剿抚兼施的策略，出兵两粤，进取云贵，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开始注意缓和满汉民族矛盾，重用汉官，整顿吏治，关注庶民生业，下令停止圈地，积极推行垦荒。正当顺治帝励精图治、施展抱负的时候，因董鄂妃之死哀伤至极，一度消沉。不久感染天花病毒，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1661年2月5日）病逝于养心殿，年仅24岁。他遗留给继承者的是清朝初具规模的国基及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局面。

顺治帝去世后，玄烨（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继位，因年龄幼小，由鳌拜等四大臣辅政。辅政期间，四辅臣宣扬“率循祖制，咸复旧章”[4]，推行保守、倒退的方针，造成朝政紊乱、吏治腐败、百姓困苦。康熙六年，14岁的康熙帝亲政。但辅臣仍行佐理，依然执掌大权。位居辅臣之首的鳌拜飞扬跋扈，企图长期“独专权柄”，甚至凌驾于皇帝之上，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

康熙帝倚索额图为心腹，命他训练身边的少年侍卫。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鳌拜进宫入见，康熙帝一声令下，少年侍卫一拥而上，将鳌拜擒拿，交议政王审问。议政王勘问鳌拜罪状，拟议将他斩首。康熙帝念他早年立有战功，从宽免死，革职拘禁。鳌拜的主要亲信班布尔善等九人被处死，其他党羽从轻治罪。

清除鳌拜及其党羽，是康熙帝亲政后处理的第一件大事。他以16岁的年纪果断决策，周密筹划，大胆行动，在极短时间内一举铲除盘根错节、实力强大的鳌拜集团，且宽严相济，区别对待，只处死少数首恶分子，宽宥大多数成员，没有引起政治动荡，显露出不同凡响的政治才能和胆略。从此，他真正掌握了清朝大权，直接处理各方面政务，使清朝统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  平定三藩之乱与统一台湾

康熙帝亲政后，清政府对全国的统治虽已确立，但部分地区一直未能置于有效管辖之下。南方数省有三藩割据势力，台湾岛屿有郑氏反清集团。康熙帝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完成了清初的统一大业。

所谓三藩，是指驻镇云南、贵州的平西王吴三桂，驻镇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和驻镇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清廷建三藩的目的，本为“辑宁疆圉，以宽朝廷南顾之忧”，然而，三王分镇之后，手握重兵，雄踞一方，位尊权重，骄恣无忌，逐渐走上与中央政府对立的道路，成为分裂割据的军阀势力。

康熙帝确认“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要寻找适当的时机予以解决。康熙十二年（1673），尚可喜请求归老辽东，由其子尚之信袭爵留镇。康熙帝顺水推舟，下令全藩北撤。吴三桂、耿精忠深感不安，假意疏请撤藩，试探朝廷态度。康熙帝将计就计，下令三藩并撤。吴三桂大失所望，率先发难，点燃了三藩之乱的战火。十二年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公开叛乱。叛军东行，如入无人之境，横穿云贵，直指湖南。“伪檄一传，四方响应”。耿精忠据福建作乱，尚之信在广东挟父叛清，孙延龄乱起广西，王辅臣为患西北。全国局势极为严峻。康熙帝临危不乱，统筹全局，调兵遣将，剿抚兼施，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平定三藩之乱的胜利。

三藩之乱的平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清除了地方割据势力，避免了一次国家的大分裂。由于藩镇制的取消，加强了中央集权，既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又增强了抵御外敌的力量。同时它还使清政府争取到汉族士大夫的全面合作，为清政权的巩固提供了保障。

在三藩之乱即将平定时，康熙帝的注意力便转向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翌年病逝，其子郑经继位。康熙二十年，郑经病死，台湾内乱，郑克塽（shuǎng）继位。康熙帝认为时机成熟，决策进征台湾。他起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授以专征之权。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亲统水师大军，乘风破浪进军澎湖。二十二日，施琅指挥全军与郑军决战。清军英勇善战，大获全胜。以杨德为首的五千余名郑军官兵倒戈归清，余者全部被歼，刘国轩和少数将领乘船逃回台湾。澎湖海战，郑军主力丧失殆尽。清廷在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又进行和平招抚。郑克塽无力再战，只得投降。清廷封郑克塽为汉军公，授刘国轩天津卫总兵，其他将领部属也都分封录用。

收复宝岛台湾后，清廷内部发生了“弃留之争”。有大臣主张“宜迁其人，弃其地”，而施琅则坚持认为“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5]，康熙帝决定采纳施琅的建议。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在台湾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台湾府下分置台湾、诸罗、凤山三县，管辖台湾岛、澎湖列岛及其他附属岛屿。台湾、厦门合派一道员管辖。全台设总兵1员，副将2员，士兵8000镇守。澎湖亦设副将1员，士兵2000镇守。台湾的行政建制从此与内地划一。这不仅对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对台湾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藩乱平，隐患根除；台湾回归，海内一统，清王朝确立了对全国的有效统治。从此，清廷采取多种有力措施，使业已恢复的经济迅速发展。清初社会由乱而治，迎来了繁荣昌盛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