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第二节  康雍乾时期民族地区和边疆的稳定

一  康熙帝亲征噶尔丹与驱准保藏

明清之际，在我国西北方居住的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居住在天山以北。康熙十年，噶尔丹成为准噶尔汗。他在较短时间内便统一了厄鲁特蒙古，又向西横扫哈萨克等部，向南摧垮“回部”诸城，向东进攻喀尔喀蒙古。随着军事战果的扩大，噶尔丹的野心愈加膨胀。他切望统一整个蒙古地区，与清廷分庭抗礼。为此，他不惜与沙俄勾结，以获取军事支持。康熙二十九年（1690），在沙俄的支持下，噶尔丹借索要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为名，举兵南犯，前锋逼近乌兰布通，距北京仅700里，京师为之震动。

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康熙帝三次亲征，进行了平定噶尔丹的战争。康熙二十九年八月一日，清军与噶尔丹军在乌兰布通展开激战。清军凭借优势火力，连续发动进攻，大败噶尔丹军。噶尔丹乘夜逃遁。翌年，康熙帝亲临多伦诺尔，与喀尔喀蒙古贵族会盟。会盟中，康熙帝调解纠纷，平息了喀尔喀内部的矛盾；取消蒙古贵族原来的济农、诺颜等称号，按满洲贵族之例，改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对喀尔喀蒙古编旗设佐领，建立与内蒙古相同的行政制度。多伦会盟进一步发展了清朝中央与内外蒙古的关系，增强了对喀尔喀部的管理。这对于加强中国统一，巩固北部边防，具有重要意义。

康熙三十四年，噶尔丹卷土重来，率兵沿克鲁伦河再次南下，扬言借俄罗斯鸟枪兵6万，将大举内犯。康熙帝于次年初调遣大军，分三路进击。其中中路军由康熙帝亲自统率。五月初八日，康熙帝率军进抵克鲁伦河的布隆之地。噶尔丹得知后，登上北孟纳尔山，遥望清军规模，自知不敌，传令尽弃庐帐器械逃遁。康熙帝亲率大军跟踪追击。十三日，逃亡中的噶尔丹军与费扬古率领的西路军在昭莫多相遇。清军奋勇杀敌。噶尔丹军遭到惨败，死伤甚众。噶尔丹仅率数十骑逃去。

昭莫多之战使噶尔丹元气尽丧，但他拒不投降。为避免其死灰复燃，康熙帝决定第三次出征。康熙三十六年，清军两路出兵，进剿噶尔丹。清军日益进逼，噶尔丹的残部纷纷逃亡。沙俄对噶尔丹也失去兴趣。噶尔丹势穷力竭，病死荒漠。清政府取得了平定噶尔丹分裂势力的胜利。

噶尔丹死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为准噶尔汗。康熙五十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派军队开始入侵西藏，挑起一场新的内战。康熙五十六年，准噶尔军攻占拉萨，杀死拉藏汗，在西藏各地大肆骚扰。

清初，清政府以政教分离制度统治西藏。以顾实汗（又作固始汗）掌管行政事务，以达赖喇嘛掌管宗教事务。而西藏事务的具体执行人为第巴，受命于顾实汗及其继承者和达赖喇嘛。顺治年间，清廷封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康熙年间，清廷封顾实汗的后裔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为了驱逐准噶尔的势力，恢复西藏地方秩序，康熙五十七年，清政府令侍卫色楞率兵进征西藏。由于决策失误，进藏清军遭到失败。消息传来，朝廷上下一片震惊。康熙帝决定第二次进军西藏。他任命皇十四子允禵（tí）为抚远大将军，驻扎西宁，统筹军务。康熙五十九年，清朝大军兵分两路，分别从青海和四川向西藏挺进。由于准备充分，清军一路进展顺利。加之清军此行负有护送新达赖喇嘛进入西藏的任务，得到藏族人民的欢迎和支持。八月，清军进入拉萨。九月，在布达拉宫为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

随后，清政府强化了对西藏的管理。在西藏驻兵，加强戍守。提拔一批在抗击准噶尔入侵中的有功人员，分别封赏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爵位。废除第巴一职，设立了由噶伦（亦作噶隆、噶布隆）数人组成的西藏地方政府。任命贝子康济鼐、贝子阿尔布巴、辅国公隆布鼐，以及达赖喇嘛辖下的僧官扎尔鼐为噶伦。康济鼐为首席噶伦，总理西藏事务。

二  雍正帝稳定民族地区与边疆的措施

康熙末年，诸皇子为争夺皇位继承权展开了激烈的储位之争。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去世，胤禛（雍正帝，1723—1735年在位）继位，时年45岁。关于雍正帝继位的问题，众说纷纭，难成定论。但他毕竟是这场皇位争夺战中的胜利者，一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在位13年，励精图治，敢于革除旧弊，办事雷厉风行，为乾隆时期清朝进入鼎盛阶段进一步奠定了基础。为了民族地区与边疆的稳定，继位后他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政治措施。

雍正元年（1723），青海发生了罗卜藏丹津叛乱。罗卜藏丹津是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康熙五十九年，清军护送新达赖喇嘛进藏时，曾随军同赴。他原以为凭借亲王爵位，以及顾实汗的嫡系裔孙，可以由他统治平复后的西藏。可是清廷不仅没有授予他这种权力，而且又封赏了一批和硕特部头领，以分化地方势力，防其尾大不掉。这就抑制和削弱了罗卜藏丹津在青海的权势。罗卜藏丹津对此极为不满，回到青海后便窥测时机，图谋发动叛乱。

不久，驻扎在西宁的抚远大将军允禵回京奔丧。罗卜藏丹津认为这是个极好机会，便公开发动武装叛乱。他自称达赖珲台吉，强令青海蒙古各部取消清朝封号，煽惑喇嘛寺庙中的僧侣参与叛乱，派兵进犯西宁，烧杀抢掠。清廷迅速派兵平叛，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指挥全局；命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前往参赞军务。清军首先进攻西宁周边各处叛军。雍正二年初，清军剿平郭隆寺等处，平叛战争进入专力讨伐罗卜藏丹津叛军的阶段。二月，清军分路进剿，先后擒获叛军头目阿尔布坦温布等人。罗卜藏丹津见大势已去，逃往准噶尔。

叛乱平息后，清廷将青海蒙古各部编旗设佐领，划定游牧地界，规定入京年班和互市场所。在藏族中设置千户、百户等职，大力整顿喇嘛寺院。雍正三年，改西宁卫为府，下设二县一卫，设立西宁办事大臣，管理青海政务。从此，青海地区完全置于清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

雍正初年，西藏诸噶伦之间互有歧见，不断发生摩擦。阿尔布巴反对康济鼐，矛盾日益激化。为稳定西藏局势，雍正五年初，清政府派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为驻藏大臣，赴藏督理政务，调解纠纷。这是清政府以往派遣大臣入藏办事的继承和发展，表明清政府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直接统治。在驻藏大臣抵达之前，阿尔布巴发动战乱，杀死康济鼐，进攻支持康济鼐的噶伦颇罗鼐。雍正六年，颇罗鼐平定战乱，擒获阿尔布巴。清政府遂命颇罗鼐总理西藏事务，正式决定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正副2人，任期3年。在驻藏大臣的督导下，颇罗鼐实行“休养生息”之策，西藏的局势逐渐好转。

西南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地区，长期实行土司制度。随着历史发展，土司制度的弊端和危害日益明显。顺治、康熙时期，清政府在部分地区实行改土归流。雍正年间，在云贵总督鄂尔泰的提议下，清政府在西南地区大规模地进行改土归流。运用政治手段辅之以武力废除土司制度，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流官进行统治。各项制度与措施大体与内地保持一致。这是清政府的一项重大改革。它打击了土司割据势力，减少了叛乱因素，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统治，一定程度上废除了土司、土官凌虐属民的制度，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政体的统一，使得民族杂居地区减少了战争，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为民族联系的加强提供了条件。

三  乾隆帝的平准平回与统一天山南北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二日，雍正帝去世。根据他生前制定的秘密建储方式[6]，弘历（乾隆帝）继位，时年25岁。乾隆帝在位60年（1736—1795），清朝统治既达于极盛，又危机潜伏。乾隆帝对自己的文治武功颇为得意，自满之情溢于言表。乾隆中叶，平准，平回，统一天山南北，是他的重要政绩之一。

乾隆十年（1745），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去世，准噶尔贵族为争夺首领继承权互相残杀。先后嗣位的纳木札尔、喇嘛达尔札相继被杀。最后，达瓦齐取胜，成为准噶尔部首领。阿睦尔撒纳起初是达瓦齐的支持者，后又彼此残杀。结果，阿睦尔撒纳失败。准噶尔部长期的对外征战和无休止的内讧，使厄鲁特蒙古贵族及其属下牧民感到厌倦绝望，纷纷投向清朝。乾隆十八年，杜尔伯特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带领属下三千多户一万余人归附清朝。十九年，阿睦尔撒纳也率众归附，并把准噶尔内部的虚实报告给乾隆帝，建议清廷攻打达瓦齐。

乾隆帝认为平定准噶尔是康熙、雍正两朝筹办未竟的大事。如今三车凌等归附，正是平准的好时机，不容错过。因此决定出兵伊犁，征讨达瓦齐。乾隆二十年春，清政府以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由乌里雅苏台出北路；以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勒为定边右副将军，由巴里坤出西路，约期会于博罗塔拉河。清军长驱直入，顺利进抵伊犁。达瓦齐见势不妙，退往格登山。清军进击，叛军溃败，达瓦齐向南疆逃窜，后被俘获，押解京师。

平定达瓦齐后，清廷准备在厄鲁特蒙古地区采取“众建以分其力”的方针，将厄鲁特分为四部，设首领各管其事。而阿睦尔撒纳归附清朝是想借清军之力消灭达瓦齐，实现他当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的梦想。由于野心不能得逞，阿睦尔撒纳于乾隆二十年八月公开叛乱。

清廷再次出兵，进剿阿睦尔撒纳，平定叛乱。战争进行了一年多。乾隆二十二年六月，阿睦尔撒纳败逃俄国。乾隆帝认为俄国收留叛贼，必然抚而用之，将来为患边陲，坚决要求俄国交出逃犯。不久，阿睦尔撒纳患痘病死，俄国当局在恰克图向清政府交尸验视。自噶尔丹叛乱到阿睦尔撒纳灭亡，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长达67年的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的斗争终于胜利结束。这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巩固了清政府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打击了沙俄的侵略势力。

清代天山以南地区称为“回部”，居住着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人民。乾隆二十二年，回部首领波罗尼都、霍集占，即所谓大小和卓兄弟发动叛乱，企图建立割据政权。乾隆二十三年五月，清廷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统兵平叛。后又命尚在伊犁处理善后的定边将军兆惠驰赴回疆，平定叛乱。二十四年七月，清军擒杀大小和卓，稳定了回部局势。天山南路的广大地区归于清朝的统治。

在西藏，乾隆十五年，清廷平定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之乱，翌年颁布了《西藏善后章程》。这是清朝治理西藏的第一部法规，明确规定由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共理藏政。乾隆五十三年和五十六年，西藏地方发生了廓尔喀（今尼泊尔）人大举入侵的事件。清廷派遣军队，将廓尔喀侵略者逐出西藏。事件平息后，五十八年，清廷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这是清朝比较完备的一部治藏法典，内容包括政治、军事、财政、司法、宗教等方面。《章程》根据西藏的特点，既充分尊重达赖、班禅的地位，又强调了驻藏大臣的作用，使朝廷的方针、政策能切实得到贯彻。这对于稳定西藏，巩固边陲，具有重要意义。

康雍乾时期，清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征战和政治改革，巩固和加强了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同时，清政府与沙俄签订条约，划定了中俄边界。这样，我国的疆域东起台湾、库页岛，西迄帕米尔、巴尔喀什湖，北及外兴安岭、萨彦岭，南达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领土之广大，民族之众多，管辖之有效，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然而历代统一的程度都没有达到清代前期的高度。康雍乾时期，清朝完成了统一大业，奠定了中国的辽阔疆域，使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愈益紧密，对祖国的向心力大为增强，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世界大国格局最终确立，并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发展道路。这是清朝对中华民族的重大历史贡献。

四  民族地区和边疆的行政管理与清朝的民族政策

清政府在民族地区和边疆的管理与内地不同，因地制宜，随俗而治。

东北地区是满族的发祥之地，清朝统治者早在入关前就十分注意招抚该地的各部落，并将其中的一部分编入八旗，后来又调到内地作战、驻防，多数仍留住原地，编设佐领进行管理。康熙年间相继设置盛京将军、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分别掌管东北三省的军、民诸政。盛京作为留都，设官同于京师，除吏部不设外，余五部同时并建。盛京将军外，尚有副都统，分驻锦州、熊岳、金州、兴京四处；还有城守尉，分驻盛京、兴京、凤凰城、辽阳、开原；下设协领、防守尉、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各若干人。从将军衙门、都统衙门到旗佐衙门均为治八旗旗人而设，只理旗务不问民人之事。盛京附近各州、县设奉天府，辽河以西各州、县设锦州府，专理民人之事。

内外蒙古与青海诸部，推行盟旗制度。旗设旗长，又称札萨克，由理藩院奏请简派旗内最有威望之王公大臣充任，掌管一旗的军政、民政及入京朝觐诸事务。合数旗而为一盟，盟设盟长，由各旗札萨克内简派。盟长主持各旗会盟事务，并代表皇帝监督各旗。内蒙古设绥远将军一人，驻今呼和浩特新城，佐贰有副都统一人。另有热河、察哈尔都统各一人，下有协领、佐领、防御等各若干名，分掌内蒙古等处地方旗、民诸务。外蒙古设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一人，有参赞大臣二人为之副；又分设科布多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各一人；库伦办事大臣、帮办大臣各一人。自将军、都统到各大臣，均由皇帝简派。青海置办事大臣一人，驻西宁，掌管青海等处地方的军政、民政。下亦设旗，置官悉如内外蒙古，唯旗上不设盟。

在新疆，设伊犁将军总揽全疆各项军政事务。伊犁将军之下，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职，分驻天山南北各地，管理本地军政事务。在军政长官统辖下，分别建立起三种不同的民政管理系统。州县制，施行于乌鲁木齐等内地民人移居较多的地区。札萨克制，施行于新疆的卫拉特蒙古游牧部落。伯克制，施行于新疆维吾尔族地区。伯克是维语“长官”的意思，伯克制是维吾尔族社会业已形成的制度。清廷在沿用这一体制的同时，适当地进行了改造，如划定品级、发给“顶翎”、“钤记”，又废除世袭，规定高级伯克须经朝廷任命，在俸禄和养廉方面也做了若干规范。这样做，一方面照顾了上层贵族的固有利益，同时又使中央政府能加以控制。

在西藏，清政府自废除第巴制度后，改命由三名贵族和一名僧侣组成的噶厦（西藏地方政府）处理全藏事务。参加噶厦的四人称噶伦，由清政府授予三品官衔。下属藏官有仔琫（běng）、商卓特巴、业尔仓巴、朗子辖、协尔帮、达琫等，分别掌管商务、财务、刑名、马厂等。为了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辖，清政府又设置驻藏大臣。乾隆末年，颁布《钦定西藏章程》，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的职权。明确规定：驻藏大臣总揽全藏，主管西藏僧俗官员的任免，稽查财政收支，掌管藏区军队的调遣，督察司法、田产、户籍等项事宜，巡视边境防务，办理一切涉外事项。清政府还建立金本巴瓶制度，规定达赖、班禅和前后藏各大呼图克图转世时的“金瓶掣签”[7]仪式，驻藏大臣要亲临监视，然后呈请清朝中央政府批准，才能生效。达赖、班禅的坐床典礼，也由驻藏大臣主持。

在西南地区，清政府不断进行改土归流，但仍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土司。为了加强对他们的控制，清政府对土司的承袭、分授等作了严格的规定。这既适当缓和了土官家族内部因觊觎职位而屡屡引发的争斗，有利于土司地区的稳定，又通过“众建以分其势”，消除或减少分裂倾向，便于中央统治。

清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和管理。在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实施的策略是：第一，因地制宜，按照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特点，分别建立不同的行政机构，在东北和伊犁地区设立将军制度，在蒙古设立盟旗制度，在西藏设立噶厦制度，在新疆维吾尔族地区沿袭以前的伯克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实行基本与中央地区一样的行政制度。第二，利用宗教，修其教不易其俗，为加强与蒙族和藏族的关系，清政府推崇黄教，大修喇嘛庙，封赐喇嘛教首领，实行政教合一。第三，恩威并用，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封赐爵位，给予厚禄，或联姻，或召见，会盟筵宴，施恩笼络，而对破坏统一的叛乱割据势力则予以坚决的军事打击。清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所实施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它有效地协调了民族关系，形成了汉、满、蒙、回、藏等50多个民族共同生活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峰。同时也加强了对东北、蒙古、新疆、西藏、西南以及台湾等民族地区与边疆的统治，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为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维护统一，以及多民族国家体制的延续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