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与远古社会的演进

一  农业的起源与平等的农耕聚落社会

距今一万多年前，人类迎来原始社会的第一次大变革，进入了考古学上称为新石器时代的全新时期。与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采集和狩猎相比较，新石器时代以使用磨制石器、制造陶器、出现农业、饲养家畜、修建村落等为特征，其中农业的发明是最根本性的。农业的发明和定居聚落的出现，是世界上一切农业民族通向文明时代的共同起点。

中国农业起源最早可追溯到一万多年前。[5]现已发现的中国南方一万多年前的含有稻作标本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大多还是洞穴遗址，如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站在洞口放眼展望，前面是开阔的平原沃野，有着丰富的植物食品资源。远古先民们在当时的采集和狩猎生活中，也开始对沃野上的可食性植物进行有意识的培育，这种从采集植物过渡到培育植物，就是所谓农业的起源。随着培育的农作物在食物中所占比重的增加，先民们就由以前只是从自然界直接获取食物的攫取经济发展到了生产经济。随之而来的便是走出山洞，定居于适合农业种植的平原与河谷地带，建造房屋和村落，培育谷物，栽培蔬菜，饲养家畜，烧陶纺织，进入农耕聚落生活。伴随着农业的起源，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都出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耕聚落。考古发掘表明，全国各地都可以建立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中期和晚期的比较完整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展现出新石器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中国农业的起源和新石器早期文化的多样化发展表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既是本土的，又是多元的。

中国原始农业的种植，在北方以俗称小米的粟和俗称黄米的黍为主，南方以水稻为主。最早饲养的家畜是狗、猪、鸡和水牛，其中猪一直是主要家畜。到七八千年前，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农业与农耕聚落都有了很大发展。当时主要的耕作方法是，先用石斧把树木砍倒，晒干后放火焚烧，以此开辟出新的田地，然后再用石铲、石锄、骨耜（sì）、木耜等翻土播种。收获时，用石镰收割，用石磨盘、石磨棒加工谷物。由于松土工具耒（lěi）耜的出现和普遍使用，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武安磁山聚落遗址中发现88个用来储存粮食的窖穴，根据其内粮食遗迹堆积体计算，粮食储量达13万余斤。在浙江余姚河姆渡聚落，其储存的稻谷也有20万斤以上。这么多的粮食储存，再加上家畜饲养、狩猎、捕捞、采集等所补充的食物来源，足以保证一个300多人口聚落的全年需求。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与粮食的储备，为聚落生活的安定提供了保障。而稳定的社会生活，则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得到多方面的发展。在距今八千多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25只用丹顶鹤的腿骨制作的骨笛。骨笛的孔数有五孔、六孔、七孔和八孔，其中七孔骨笛数量最多。经测定，这些骨笛不仅能够吹奏出完备的五声音阶，还能够吹奏出六声和七声音阶，这在中国音乐史和乐器史上都是了不起的发明。此外，在贾湖遗址的墓葬中还出土了许多龟甲，龟甲内装有数量不等的石子，有的龟甲上还刻有符号。经研究，这些龟甲和龟腹石子都是用来占卜的，反映出八千多年前舞阳贾湖先民们的原始宗教意识。

中国史前农耕聚落社会发展到距今六七千年，进入了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时期。[6]仰韶文化不但以其精美的彩陶闻名于世，其聚落形态在当时平等的氏族部落社会中也是最典型的。以陕西临潼姜寨聚落遗址为例，在用壕沟围起来的村落中，大约100座房屋被分成五组大的群落，由这五组房屋围出一个1400多平方米的广场，构成一个共同活动的空间。各组房屋的门均朝向中央广场，形成一个典型的圆形向心布局，体现出聚落内部的团结与内聚。

姜寨遗址内五组房屋实为五个大家族。在同一时期，每组房屋内都有一座面积100平方米左右的大房子和一座面积30多平方米的中型房子，其余则是面积为15平方米左右的小型房子。大房子是大家族内举行集会议事等活动的家族公房，中型房子是供家族长使用的，而小型房子则可供家族内三四口人使用。这样，姜寨聚落的社会组织结构为：若干近亲属成员组成一个大家族，五个大家族组成一个氏族。姜寨聚落就是一个氏族公社，其人口约300—500人。

姜寨聚落有氏族公共墓地。墓地内各个墓葬的随葬品不多，差别不大，说明当时社会还未产生贫富分化。综合姜寨聚落的各方面情况来看，姜寨氏族公社的人们非常团结，很有凝聚力。他们既从事农业，也兼营狩猎、采集和陶器的制作。整个聚落在经济上自给，内部大小血缘集体之间以及个人之间，关系平等和睦。因而，以姜寨聚落为代表的这一阶段的社会，依旧属于母系氏族社会，只是在氏族内已产生了家族。首先是母系家族破茧而出。这种家族由一位始祖母的若干近亲属组成，仍然保持着成员共居的母屋和原始共产制，不过已孳生了本家族的特殊利益和相对独立性，从而迟早会向原“无势利之争”的氏族社会注入离心因素。自此以后的社会变革，沿着母系家族的变化与父系家族的出现而展开。 

三  邦国文明的出现

人类社会由平等走向不平等的复杂化过程，也就是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过程。中国史前社会，在经历了社会关系初步不平等的中心聚落阶段之后，到距今5000—4000年，迎来了早期文明。由于这一阶段分布在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属于龙山文化，因而这个时期也被称为龙山时代。龙山时代，由墓葬所反映的阶级和阶层分化愈加显著，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等地都出现了城邑与国家的初始形态——邦国，这些都属于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突出现象。

用壕沟围起来的村落，考古学上称为环壕聚落。从环壕聚落发展出用城墙围起来的城邑，城邑的建造不仅在防御上是巨大进步，更主要的是体现出社会管理机制和组织调配人力物力资源能力的提高。中国的史前城邑出现得很早，如南方距今6000年的大溪文化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北方河南郑州西山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址。然而，这些城邑还都不属于早期文明时代的国家都城。作为国家都城，城内应该有宫殿宗庙等高等级、高规格的建筑物，还应当伴有阶级和阶层的分化，以及手工业的专业化分工等，这些只有到距今5000—4000年的龙山时代，才在阶级和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出现。龙山时代的城邑不但具有防御功能，也是强制性权力机构存在的标志。这种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的设立，正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尚书》等秦汉以前的典籍，把早期国家称为邦国。在邦国中，每邦一般都有自己的都城，因而这样的文明也被称为邦国都邑文明。在众多龙山时代的城邑中，陶寺遗址对于我们了解当时邦国都邑文明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陶寺遗址在今天的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根据古史传说，包括陶寺在内的临汾盆地是帝尧陶唐氏的居地。陶寺遗址的年代大约为距今4300—4000年，其中作为都邑而存在的时间约为距今4300—4100年，这一年代范围在夏代之前，属于尧舜时期。所以，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帝尧陶唐氏的都城。[7]

陶寺城址的规模比较大。在陶寺城内，发现有宫殿建筑，有贵族居住区，有仓储区，还有用作观象授时的大型天文建筑。在陶寺遗址出土的各种遗物中，很多陶器都施以各种彩绘，其中彩绘的龙纹陶盘可能是一种礼器。在彩绘陶器上还发现朱书的两个文字，其中一个可释为“文”，另一个或释为“昜”，或释为“堯”（尧）。陶寺发现的这两个文字的字形和结构，比大汶口文化中的图像文字又进了一步，应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之一。在陶寺的大型墓中出土有用鳄鱼皮蒙作鼓面的鼍（tuó）鼓，一同出土的还有大型石磬。鼍鼓和石磬都是重要礼器，其墓主人有可能是握有祭祀和军事大权的邦君之类人物。在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一件红铜铸造的铜铃和红铜环，证明当时已出现了金属冶铸业。此外，陶寺遗址还出土了许多玉、石制的礼器，如琮、璧、钺、瑗、环等。通过陶寺遗址所出土的各种不同质地、不同种类的礼器，可以推想当时已形成了礼制，“器以载礼”，贵族身份和尊卑等级都可在礼器的使用中得到体现。

陶寺遗址墓葬资料呈现出鲜明的阶级阶层分化。陶寺墓地发现的一千多座墓葬，可划分为大型墓、中型墓和小型墓三大类七八种等级。处于最高层的是甲种大墓，其墓主人使用木棺，棺内撒朱砂，随葬品数量多而精美，达一二百件。处于最下层的是小型墓，占总墓数的80％以上，小墓墓主有的只有骨筓（jī）之类的小件随葬品1—3件，而更多的则一无所有。小墓中个别的尸骨缺失手、足，或头骨被砍伤。究其原因，若非战争中受伤，便是受刑所致。可以说，从公元前2400年开始，陶寺社会已形成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和阶级关系。

综合陶寺遗址各种考古发现，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历史画面：陶寺都邑和其周围村邑的分布格局已具有早期国家的框架，已出现邦君都城、贵族宗邑和普通村邑相结合的组合结构；墓葬的等级制表明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层分化；陶寺的经济生产不但有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而且制陶、制玉、冶金等手工业也已从农业中分离了出来；生产的专门化使产品空前丰富，但不断增多的社会财富显然愈来愈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陶寺城址规模很大，城内发掘出土物非常丰富，陶寺文明是当时众多邦国文明中的佼佼者。

陶寺之外，河南、山东等地的龙山文化，浙江、上海的良渚文化，湖北的石家河文化等，也都有城邑和贵族墓葬，社会也已产生阶级和阶层的分化，也存在制玉、冶金、制陶等手工业的专门化，只是各地的发展程度略有不同而已。可见龙山时代的邦国是一大批，而非孤零零一个、两个，这正是在各地交互影响作用下产生的。

文献中，夏代之前的尧舜禹时期已有“万邦”。如《尚书·尧典》说帝尧能“协和万邦”。《汉书·地理志》说尧舜时期“协和万国”，到周初还有1800国。《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里的“万邦”、“万国”之“万”字，只是极言其多，未必指实，其中既有属于早期国家形态的政治实体，也有许多属于仍处于原始社会的诸氏族、部落，但“万邦”这一概念充分表现出当时众多部族分布各地、小邦小国并立的实际状态，而这些恰恰同考古学上龙山时代城邑纷纷崛起、散处各地、互不统属的格局相吻合。邦国已具有国家的初始形态，而国家正是政治文明的首要标志和主要载体，所以距今5000—4000年的龙山时代，即古史传说中的黄帝[8]、颛顼（zhuān xū）、帝喾（kù）、尧、舜、禹时期，就是中国早期文明——邦国都邑文明[9]的形成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