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第四节  清代前期的赋役制度与社会经济

一  赋役制度的改革

赋役制度败坏，加派频行，是明朝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清朝统治者入关后，鉴于明亡的教训，首先颁发旨令，宣布：“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8]为了使田赋征收有章可循，顺治十四年，清政府按照明万历年间的征收则例颁布了第一个《赋役全书》。此外，像盐课、关税以及其他税制，也以明代规制为基础，结合清代情况，先后建立起来，使赋税制度逐渐走上了轨道。

田赋是清朝财政收入中所占份额最大的一项。按照传统的两税法，分夏税和秋粮。夏税定于五、六月征收，秋粮定于九、十月征收。大致一部分征米、麦、豆、草等实物，一部分征银，因此又通称钱粮。为了表示吸取明亡的教训，清朝统治者一直标榜不搞赋外加派。实际上，特别是顺治和康熙初年，由于军需浩繁，财政收支入不敷出，各种私派经常不断。所以时人说：“征收钱粮，民不苦于正额之有定，而苦于杂派之无穷。”

康熙中期之后，随着全国性战争停止，政府财政情况好转，统治者为了缓和矛盾，保证赋税足额，对原来税制中的某些疏漏环节进行了调整改革。具体措施包括：清丈田土，建立“地丁确册”；改进征收手续，实行三联、四联串票和滚单法。修订《赋役全书》，删除丝秒以下尾数，以及豁免、厘剔浮冒钱粮等。

丁税，又称人头税。在清初一般是按丁征收丁银，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是人丁统计不实，丁税负担不均。田连阡陌者丁税无几，贫苦农民负担沉重，无业光丁被迫逃亡。因此，变革丁银编征制度势在必行。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帝宣布：“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9]这就是著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诏。它有利于缓和丁银编征矛盾，减轻人民负担，而它的最大意义在于进一步加速了“摊丁入地”的进程，为雍正初年大规模地推行摊丁入地铺平了道路。

所谓摊丁入地，是将丁税合并到田赋之中。这是封建社会晚期统治阶级继“一条鞭法”后，在赋税制度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它不仅简化了税则，减少了头绪，有助于保证封建国家的税收实额，同时对于缓和户口的隐漏和逃亡，也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丁银摊入田地，官府只要认定田主，就可以保证赋税征收，所以对于一般人户的流动，也不像以前引起惊恐了。人们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谋生的出路比过去扩大。这就促进了城镇的繁荣，推动了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

自明中叶赋税折银以后，为便于计量和运送，州县要将纳税人所交的零碎银两熔铸成银锭。销熔过程中不免有损耗，必须酌量加征。这就是所谓的“火耗”（亦称“耗羡”）。火耗加征多少，各地不一，且无限额。这对封建官吏来说，正是贪污的好机会。顺康年间，征收火耗愈演愈烈，除了官吏本身贪污以外，也与财政制度不健全大有关系。由于清廷不断裁扣地方政府的额定款项，各地政府的政务开销没有着落，征收火耗就被视为理所应得。地方财政如此脆弱，除了导致加派积弊丛生外，还直接造成国库钱粮严重亏空。雍正帝继位后，决定进行火耗归公的改革。

所谓火耗归公，就是根据各省情况，将火耗比例数额固定下来，大致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个别省份定得更高一些。归公的火耗银两，主要用于各官养廉和拨作地方政府公用经费、填补亏空，从而建立起清代历史上著名的养廉银制度。所谓养廉银，是针对官吏借口俸薪不敷应用，恣意贪污苛索的弊端，由政府以合法方式给官吏一定的补助，以为各官养赡家口及办公所用，使其贪婪借口不能成立，故曰养廉。这一做法至少有两点重大改革，一是各官养廉银定额化，二是改各官自取为全省统一支给。这就意味着原来无限制的非法侵渔，转变为制度化的合法收入。不过，在腐朽的封建官僚制度下，真正要杜绝贪污、限制私派，那是很困难的。这是统治者在整顿财政制度、进行赋税改革中无法解决的矛盾。

二  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末清初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以及各种自然灾害，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全国各地到处可见流亡的人丁，残破的房屋，荒芜的土地。为了稳定封建秩序，恢复社会经济，清政府的首要措施是招徕流亡，开垦荒地。为了鼓励农民从事开垦，清政府宣布放宽起科年限，向垦荒农民提供耕牛、农具和种子，并以招民劝垦之多寡作为官员考成的标准。在康熙帝的倡导下，政府还十分注意治理河流，兴修水利，这些都促进了垦荒的进程。

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帝自豪地说道：“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变，地方残坏，田亩抛荒，不堪见闻。自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10]此后，清政府十分注意对于山头地角等零碎荒地的开垦，使剩余的土地得到充分的利用。与此同时，清政府用移民、屯田等方式，开发边疆土地，扩大种植面积，发展当地农业。这些措施使全国的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乾隆中期，全国耕地的开垦已接近于饱和。此后，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大规模地推广高产作物和精耕细作，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地都是当时重要的稻米产区。湖北和湖南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商品粮食产地，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谣。

在粮食增产的基础上，经济作物的种植有了较大的发展。棉花种植遍及全国各地。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山东都是棉花的重要产区。甘蔗在广东、台湾等地已有大面积种植。此外如茶叶、苎麻、花生、药材等作物的种植也都不断扩大。作为农村副业的养蚕、缫丝、绩麻、纺纱等都有了普遍的推广。

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社会经济的上升，以及人口增殖、消费需求的扩大，清代手工业生产不断发展。各主要手工业的生产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生产规模有了显著的扩大，生产技术有了重要改进。原来已有相当规模的杭州、苏州的丝织业，松江的棉纺织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广东佛山的铸铁业，四川的煮盐业又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另外，更多的手工业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新兴手工业部门。如南京、广州和佛山的丝织业，福州、佛山的棉纺织业，福建、台湾的制糖业，福建、云南的制茶业，新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地的铜、铁、铅矿采冶业。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达。市镇大量出现，农村集市蜂起，具有地方性和区域性中心市场地位的市镇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岭南等地，墟市和地方区域中心市场组成一个相互连接、各具功能的市场系统。称誉一时的天下四大镇：佛山、景德、汉口、朱仙，就是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兴起并于此时进一步繁荣。它们与北京、苏州、杭州、广州等原有的大城市，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全国市场网络的各个中接点。在西北各地，也出现了很多商业中心，如库伦、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张家口、多伦诺尔、西宁、伊犁、哈密、阿克苏等。它们的兴起和发展标志着各族人民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

对外贸易也有发展。康熙年间解除海禁后，四口通商。中国商船纷纷远航到日本和南洋各地进行贸易。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主要集中在广州。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宣布一口通商，广州成为中西贸易的唯一港口。清政府对中西贸易的限制很多，但进入广州的外国商船还是不断增加。

在商业活动中，许多富商大贾积累起巨额资金。全国最富有的商人是盐商、票商和行商。盐商经营盐业。票商是山西的票号商人，专门经营汇兑、存款、放贷业务，拥有雄厚的资本，其票号遍及全国。行商是享有外贸特权的广东十三行商人，拥有巨资。

康雍乾时期，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清政府不断地蠲免钱粮。尽管这种蠲免并不像统治者宣扬的那样，使“万姓均沾实惠”，但毕竟表明了封建统治者为关心百姓生计所作出的努力，也是国家经济繁荣、财富丰盈的一个标志。

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在清代前期从康熙到乾隆这一个多世纪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史称“康乾盛世”，不仅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而且在经济结构、制度形式、经济运行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其间有新的因素显现，如资本主义萌芽进一步发展、永佃制、土地产权的变动、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松弛等。但是，这一发展是在原有的体制框架内取得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封建势力犹如泰山压顶，资本主义萌芽与传统社会转型的萌动只能经过曲折、困难的道路，极其缓慢地向前发展。而此时，西方国家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随着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产业革命出现，生产力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西方列强迅速崛起。清王朝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朝封建统治者却以天朝自诩，固步自封，闭关自守，拒绝交流，对正在发生的世界变局茫然无知，面对世界范围工业革命的历史性大变动不知所措。当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野蛮侵略时，“天朝上国”便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

三  人口膨胀与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

清朝初年，因久经战乱，人口锐减。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后，社会经济开始走向全面恢复，全国人口也随之稳步增加。 据《清实录》记载，从乾隆六年（1741）开始，清朝有了逐年统计的人口数据。这一年，全国人口1.4亿人。乾隆二十七年，突破2亿大关。乾隆五十五年，又突破3亿大关。这是中国人口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数字。

因人口增加而引起耕地紧张和民生困难的问题，早在康雍之际就有人有所觉察。康熙、雍正两位皇帝，都曾议论过此事。如康熙五十五年，康熙帝谕道：“今太平已久，生齿甚繁，而田土未增。且士商僧道等，不耕而食者甚多。或有言开垦者，不知内地实无闲处。”[11]雍正帝说过：“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12]

然而，真正因人口问题而造成社会压力，还是在乾隆中晚期以后。有学者根据官方记载推算，从雍正二年（1724）到乾隆四十九年的60年间，耕地面积约增加了35％，而人口在同一时期却增加了91％。耕地面积保持平稳上升的趋势，而人口却急剧增长，人均耕地面积从4.82亩降至3.42亩。人多地少，导致粮食不足，粮价上涨。

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粮食紧缺的问题，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致力于扩大耕地面积，不放过尺寸闲土。通过减免税收的方式，鼓励人们利用河滩地、山坡地、房前屋后的余地等不成块土地耕获粮食。同时，利用移民、屯垦等方式，开发边疆，扩大种植面积，发展当地农业。其次，清政府注重粮食调剂。当时，地区间的粮食流通日益频繁，全国粮食市场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粮食从生产地到集散地，由集散地到全国性粮食市场，以至运送到缺粮地区，都已形成固定的路线。清政府还制定优惠政策，积极鼓励从国外进口粮食。暹（xiān）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盛产大米。为了鼓励从这些国家输入大米，清政府采取了减免外国船货税银的措施。第三，大力推广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使原来不适宜种植的许多沙砾贫瘠土地得到利用，扩大了耕地面积，提高了全国的粮食产量，养活了众多的贫苦百姓。

上述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多地少、粮食紧缺的矛盾，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口剧增的社会问题。一些地区的滥垦滥伐还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后果。严峻的现实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思虑。乾隆末年,著名学者洪亮吉撰成《意言》，集中地提出了他的人口学说，认为人口增长过速，是造成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乾隆五十八年，乾隆帝在查看《清圣祖实录》，比较了康乾两朝人口之后，也得出了“朕甚忧之”的结论。乾隆帝的感叹，是清政府承认社会出现危机和人口问题严重的标志。

人口急剧膨胀已使人均耕地面积迅速减少。土地兼并之风，又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生计维艰。许多地方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不平等现象。与农民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乾隆帝本人就极为奢侈。其生活的豪华远远胜过其父其祖，尤为突出的是巡幸和土木二事。他曾到各地巡幸，六下江南，五游五台，四往盛京，等等。这些巡幸，有的是出于政治目的，有的则纯粹是游山玩水。他的南巡就与康熙帝的南巡颇为不同，极尽享乐。所到之处，绅商供奉争奇斗巧，劳民耗财，几无虚日。

最高统治者的任情挥霍，既为大小官僚的奢侈享乐树立了榜样，又为大小官僚的贪污勒索提供了借口。乾隆帝的宠臣和珅就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贪官。民间传说他的家产折银高达8亿两。这个数字虽然夸大，但也反映出他贪污勒索的惊人程度。在和珅的带动下，乾隆后期吏治更加败坏，贪污问题更加严重，大案要案层出不穷。甘肃捐监冒赈案就是一起集体贪污大案，通省官员无不染指。案发被处死者包括督抚藩臬、道府州县，以及县丞等56人，免死发遣者46人。

各省官员普遍贪污，层层勒索，最终的受害者是老百姓。因此，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的反抗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爆发了王伦领导的清水教起义。乾隆四十六年，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尔族人民起义。乾隆四十九年，甘肃爆发了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乾隆五十一年，台湾爆发了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乾隆末年，爆发了湖南、贵州苗民大起义。嘉庆元年（1796），爆发了历时九年，波及四川、湖北、陕西、河南、甘肃五省的白莲教大起义。

嘉庆（颙琰，1796—1820年在位）、道光（旻宁，1821—1850年在位）时期，清朝统治日益衰落。政治腐败，吏治废弛，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河工、漕运、盐政等败坏已极。军队的腐败益发严重，八旗、绿营均缺乏作战能力。白莲教起义时，四川、湖北一带就流传着许多谚语，如“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贼去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13]这样的军队又怎么能够抵御外来的侵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