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梁衡 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2年3月
【内容简介】
官德，不仅是干部的立身之本，也是立国之基。本书用大量真实、典型的案例，以及历史上的著名事例，围绕权力、职守、人格等，分析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新问题、新矛盾，提出相应的措施，以官德建设和加强法制等手段相配合，旨在打造“为民、务实、清廉”的干部队伍。
官德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官德影响民德，影响社会的风气。可以说，官德高度决定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官德水平也决定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中“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等“五德”的提出，意味着我党将官德建设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做官先做人，从政德为先。加强官德修养，从梁衡的精心之作《官德》开始。
【作者简介】
梁衡，1946年出生，山西霍州人，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作品有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新闻集《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思考》、《跟梁衡学新闻》，散文集《觅渡》、《红色经典》、《人杰鬼雄》，政论集《继承与超越》；著有《梁衡文集》九卷。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等。散文《晋祠》、《夏感》、《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追寻那遥远的美丽》等入选中学、师范、大学课本。
目 录
第二章 一心为民
一、权力是人民给的
官与权的关系
官与民的关系
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要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人民的公仆
三、官员该怎样对待百姓
时刻想着百姓
办实事、除弊政
不欺下，不谀上
第三章 忠诚老实
一、忠诚老实是民之本，更是官之本
忠诚老实是传统美德
忠诚老实是为官之要
二、忠诚老实是大操守、大智慧
官员忠诚老实是更智慧的选择
弄虚作假是事业的大敌
三、诚信为社会之基
不造假
不报假情，不欺上
对历史负责，如实告诉人民，告诉后人
第四章 勤政敬业
一、为什么要勤政敬业
是处理政务的基本要求
是现代官员的职业要求
二、勤政敬业要反对的几种态度
以政事为负担
不想干但想享受，态度轻慢
窃权干坏事
将权力作为资本
三、如何做到勤政敬业
殉职精神，死而后已
兢兢业业，认真负责
不作秀
不玩忽职守，不渎职
第五章 不贪不贿
一、正确的物质观和精神观
正确的物质观
超越物质享受，提高精神追求
二、政毁于暴，官毁于贪
古今多少官，终究毁于贪
百姓恨贪胜于贼寇
三、在自己心里筑起一道反贪防线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戒小私，蚁穴溃坝成泽国
贪无用，却为别人背黑锅
防小人，小贿背后有大祸
第六章 人格独立
一、说人格
二、官员最要讲人格独立
人在官场上，身处矛盾中
人格连着政治
三、官员的人格标准
不谀上
不屈从，不随众
不失人格成大事
第七章 坚持真理
一、真理的力量
如何认识真理
真理具有最强大的力量
二、心中有主义
接受真理，明确主义
为了主义不顾其身
三、要坚持真理
当你处于少数时
当你处于重压之下时
当你处于被批判的位置时
第八章 谦虚谨慎
一、说谦虚谨慎
二、官场复杂须谨慎
常怀戒慎恐惧之心
伴君如伴虎
三、用谦虚谨慎的态度处理好几个问题
处理好与上级的关系
处理好与同级、下级的关系
谨慎处理好复杂的政务
第九章 宽厚坦荡
一、说宽厚坦荡
二、办大事要有大胸怀
三、用宽广之心处理嶙峋之事
不计恩怨
不计得失
肯容人
不结党不营私
第十章 淡泊名利
一、说淡泊
二、身在官场求淡泊实在难
利的引诱
名的吸引
有人抬轿子
三、要以淡泊之心处事待人
不好大喜功，不搞政绩工程
不计得失升迁，不发牢骚
不求奢华，不事铺张
不要虚名
权与德
德是人的行为规范，头上三尺有神明。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而官员又更多一层，这就是怎么用权。因为他比普通百姓拥有更多的权力。权对官来说有两重性。一是可以为百姓办事，服务社会；二是可以为自己谋私利，甚至欺压百姓。好官坏官由此区分而来。
官的政绩决定于他的能与德，但主要是德。有德无能至少不会办坏事，无德有能却可大大地办坏事。德是基础，是软实力，是一个无形的大磁场。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初期汉武帝选官时首重德，举孝廉；隋唐开始科举考试，重能亦重德；到明清更总结出“公生明，廉生威”，出现曾国藩等这样的道德榜样，又回到道德上来。大凡一个政权，在开创之初，德和能都不成问题。替天行道，为民请命，自然大得民心，且自戒甚严，德风感天下。至于能，更是在战火中打出来的，无往不胜。而麻烦在于掌权之后，德渐松弛，能亦下降。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大会的讲演中自豪地说边区有“十个没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没有”确实反映了当时延安良好的党风、政风、民风，令人羡慕，使人向往。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周恩来“文革”之初到学校视察，就在学生食堂里吃饭，一个菜两角五分钱也要如数交上。中南海里开会，每个人主动交5分钱的茶水费。但现在生活好了，官员的“胃口”也大了，贪个千百万很平常。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因贪伏法的省部级以上干部是江西副省长胡长青，2000年2月贪500万，死刑；第二个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2000年9月贪1000万，死刑。后来就多得数不过来了，数额也高得惊人。高官贪贿再多也只能判个无期。虱子多了不怕咬，法不责众了。去年的公开数字，只外逃贪官卷走的钱有说5000亿，有说8000个亿。高官贪，小官亦贪，辽宁省大连市检察院公布，大连街道办下面一小区居委会主任王仁财，职务在科级以下，2007至2009年期间贪污9,000余万元。此外还联同当地黑社会，犯下了多宗故意伤害、非法采矿、寻衅滋事等刑事案件，2011年12月21日被判处死刑。以至于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小偷专偷贪官，网上流行词“小偷反腐”。原因很简单：1、贪官有钱；2、是不义之财；3、失主不敢报案。这样想来小偷的“偷”倒是一种客观上的义举了，类似当年土匪的劫富济贫。而且因破小偷小案牵出不少大贪大案。成语“小巫见大巫”又多了一个姊妹词“小偷见大盗”。国之大盗，监守自盗。这还只是贪财之腐败，其余还有买官卖官、弄虚作假、阿谀奉承、结党营私、吃喝嫖赌等等，不一而足。
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对权力的监督可以使官员变成一匹奋蹄腾飞的千里马；而对权力的放纵亦却可以使他变成一个为所欲为的魔鬼。任何一个政权的兴起都是先从干部准备做起；而它的衰落也是先从吏治腐败开始。治国先治吏，国败吏先衰。治理的办法当然是有的，如领导带头，使有楷模；严刑峻法，使不敢犯；民主监督，使不能犯；还有就是道德教育，使之良心发现，自我约束，不该去犯。这几条中，制度约束、民主监督是最重要的，对官员个人来讲，自我约束，正确对待权力则是内因。
那么从道德上来说，近年来官场有哪些变化呢？或者说出现了哪些坏风气呢？现在官场道德之坏主要表现是：私、贪、假、惰、媚。如何惩治其害并重整新风，笔者在官场已观察有年，对症下药开了十味药方，这就是：为公、为民、诚实、敬业、廉洁、独立、坚定、谦虚、坦荡、淡泊。有些是老生常谈，但官场总是旧病复发，有的还是顽疾难除，虽是常谈也只好再说再谈了。恰逢有出版社来约稿，就辑为《官德十讲》，这十个方面主要是针对官场的现状和时下官德的种种表现，也兼顾总结古代为官的伦理道德。十讲又可大致分为两组，前五讲主要是围绕权力和工作，是以德施政，以德辅政；后五讲主要是围绕个人修养，以德自立，处世待人，“以吏为师”，给社会一个榜样。
孙中山临终遗言说，他致力于革命凡40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改革开放眼看也要奔40年而去了，小平若在世当会叹息道：贫富不均世风日下，同志仍须努力。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董岩和来向武两同志代为搜集资料，分别撰写了第八、九章和第二、三章节。是为序。
梁 衡
2012年2月27日
引言：官德的由来
但丁说过：道德常常能够填补人们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不能填补道德的缺陷。同样，对于一个官员来说，人格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往往能够弥补智慧的不足，而且具有比智慧更深远的意义。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以吏为师”的习惯，师什么？师其德。官员的道德程度往往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尺度。官德之力可成就一个时代，也可以摧毁一个王朝。所以共产党在进城掌权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竟通过了五个决议：不以人名命名、不祝寿、中国同志不与马恩列斯并列、少拍巴掌、少敬酒；又提出“两个务必”。那是关于党风党纪的决议，对执政党来说也是一个关于“官德”的决议。进城后不久，毛泽东又严厉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
一、何为官
在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一向注重仕途。自古以来，士农工商中“士”排名第一，士是什么呢？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社会特定阶层，后演变为知识分子。古话说学而优则仕，士的主要出路就是做官。在很多人眼里，读书人科举高中、当官吃皇粮才是光宗耀祖的人间正道。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代，王廷里设有百官（总称多尹）辅佐商王进行统治。历史上，最早出现“官员”一词是在《周书·卢辩传》“宣帝嗣位，事不师古，官员班品，随意变革。”唐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台阁多官员，无地寄一足。”此后，“官员”一词频频出现。按照甲骨文字形，“官”中的“宀”（mián），以冖覆众，有治众的意思。新华字典给的答案是：在政府担任职务的人。也就是说：官是经过任命的、具有一定等级的政府工作人员，是旱涝保收、吃皇粮的人。
官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从事君的臣吏到公务员、公仆，从古代9品18级到现代6大等级12小等级，官的称谓、官职制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不论如何演进，万变不离其宗，其本性依然未变。其一，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人；其二，是代表公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人。
这样的特性，使“官”与普通百姓有了根本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于他们拥有参与制定国家政策或地方政策的机会，还有自由分配手中各种资源的权力。手握权力，有所作为，这是当官的“好处”。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权力太大，诱惑太多，就有位高坠重之险。权力如同一枚试剂，检验着官员德行高下。权力面前，有是非分明、不念其私者，有良莠不辨、只取其利者……态度不同、追求不同，就有了清贪之别，忠奸之分。所以上下两千年来的官场，贪官清官层出不穷，既有范仲淹、王安石这样淡泊自持的清官，重权在身，如履薄冰；也不乏蔡京、和珅这样追逐名利的贪官，以权谋私，骄奢淫逸。这不稀奇。在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无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无论人类社会哪一个历史阶段，官员都是最大的受益群体，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人群。他们的品格高低、德行好坏不仅关乎个人，更关乎社会、影响政局。从这个角度说，官员是面临诱惑最多、社会影响最大、最需要监督的高危人群。
二、何为德
德即道德。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劳动是德起源的基础，社会分工是德萌芽、生成的关键条件。随着生产和分工的发展，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复杂了，矛盾也随之产生，这就要求从道德意识上约束人的行为，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以维系社会秩序……德就这样产生了。
显然，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源于风俗和习惯的德，与法一并构成了自上而下的社会规范。所不同的是，德不是强制性的，是发乎自身的内在约束力，而法则是强制性的，是外部强制力，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底线。显然，德的尺度要高于法，违法的必定离德，合法的未必合于德。德的门槛明显高于法。比如，见死不救者，会受到道德的审判，却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中国是礼仪之邦，向来注重德，讲求德政、德治、德礼、德行。德不仅是立身之本，也是立国之基。在封建时代，“三纲五常”是维护等级秩序的支柱，也是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原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此相适应的是忠、孝、节等伦理道德规范。既然是一种社会规范，因不同的社会身分，德就细分为多种，比如医生要有医德，教师要有师德，公众要遵守社会公德。《周礼·地官》，列出六德：知、仁、圣、义、中、和。老子《道德经》，列出三德：礼、义、仁。儒家列出五常，仁、义、礼、智、信。
德是维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俗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德的水准反映了社会文明的程度。德也是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体现了不同的社会需求与时代精神。比如，中国传统的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人性本善的基础原点上，重忠崇仁，强调通过德治，达到社会和谐，体现了农耕文明内敛、节制的特征；而西方的德深受古希腊民本思想的影响，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上，重信崇智，突出法治的力量以达到平衡，显现了商业文明张扬、理性的特征。
三、何为官德
官德是官员所应恪守的职业道德，是官员工作生活、思想行为的规范与准则，是从政之道、用权之德。是在权力这个大背景下的行为规范。
在中国古代，“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指修身以成圣贤之德，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内圣外王”之道，是安身立命之道，更是历代的为官之道，它强调德行是治国的前提，也就是说，权力只有以德为指导，才有正确的方向，因此“治人”必先“修己”。
中国封建时代一向重视德治。一是“为政以德”，即执政者要以德施政，善待民众，以赢得百姓的拥护；二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德行去教育和感化百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吏的道德评价，孙叔敖是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写的第一个人物，被尊为“循吏第一”，即奉法循理的官员。官德的标准，不同时期侧重不同。在司马迁的笔下，行教、清廉、守法便是好官。在战国、秦及汉初，守法则首当其冲。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三国末年，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好官标准，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唐太宗李世民结合汉代刘向“六正六邪”之说，将好官的德行分为六类——高瞻远瞩的圣臣、扶善除恶的良臣、进贤不懈的忠臣、明察成败的智臣、廉洁奉公的贞臣、刚正不阿的直臣，以圣明、贤良、忠诚、睿智、贞洁和正直作为官德的六大内容。
德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的产物，永恒不变的伦理规律与道德教条是不存在的，但这不是割断历史的借口。作为历史范畴的官德，有一部分被继承和延续下来。比如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岳飞“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孙中山“天下为公”的坚定信念等。而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与建设中又出现了许多道德楷模。比如大无大有的周恩来、坚持真理的彭德怀、一心为民的焦裕禄、敢说真话的朱镕基……他们都赋予了官德以新的时代内涵。
四、为何现在又提讲官德
其一、“治国先治吏”，这是由官德的相对特殊性与重要性所决定的。官员是社会的“强势”群体，他们掌握着人民赋予的权力，代表着党和政府形象，管理着公共资源。官员是社会的风向标，其道德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权力的正邪走向，关系着民心向背，影响着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200多年前，法国的路易斯·博洛尔曾说：在一个国家里，为政者的品质总是影响并成为该民族性格品质的模型。恶劣的政治道德可以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人民。所谓官风不正，民风难改。
马克思说，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所不同的是，究竟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一个称职的官员，应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维护大多数人的福祉，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公平行事，清廉务实。而这一切都是在道德自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倘没有道德的基础与依托，权力会失控变形，政治会失去方向。
其二、社会转型期矛盾激化，道德建设刻不容缓，官德首当其冲。当前，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突出。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年来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转型期的信仰失落、价值观扭曲，使社会道德底线一再滑落——帮扶跌倒的老人反被诬告、佛山女童两次被碾压无人施救、留日学生机场刺母、女大学生网上要求被包养、北大教授婚外情遭敲诈、被包养的郭美美网上炫富等等……道德滑坡，形势严峻，社会道德良心亟需全面重建。俗话说官德不良则民德必失，对民众具有示范意义的官德，其导向作用，可四两拨千斤。道德建设，应从官员抓起。如果姑息纵容，一任官员失德，就会雪上加霜，让公众道德更加沦落，让国家无法摆脱经济发展与精神贫困的尴尬处境。
其三、官德不彰，贪腐丛生，社会信任危机突显。官德建设，历来为我党所重视，涌现出了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杨善洲等一大批官德高尚的楷模。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官德出现了滑坡：热衷做秀、枉顾民生；急功近利、钻营浮夸；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尸位素餐、不思进取；贪污腐败、骄奢淫逸。“官德”缺失已成为腐败犯法的重要诱因，贪腐乱象丛生不绝——上海在建高楼倒塌、县煤炭局长坐拥京城70多套豪宅、铁道部运输局局长18亿美金存款、安徽宣城原副书记用MBA原理管理“情妇团队”……中国《法制晚报》公布的一份反腐统计显示，中国贪官的胃口在2008年比2007年大了3倍。这份统计报告显示，被查干部无一“幸免”地都有受贿行为。2008年贪官们人均平均受贿884多万元，与2007年受贿平均值253万元相比，涨了3倍。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在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权力的滥用、资源的垄断、官德的沦落，又加剧了贫富差距，危害了社会秩序。2011年10月，北京三所高校联合发布“社会信任问题的大陆消费者民意调查”，数据显示造成社会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官场贪腐现象严重，并且呈现腐败群体化、年轻化、高官化、期权化、国际化、隐秘化等发展趋势。
五、让讲官德不沦为空话
官德是阶级社会永恒的话题。官德不正的成因有很多方面，信仰沦丧、教育不力、监督失效、司法不公、官官相护等，都在某种程度造成或者纵容了官德不正的现象。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让公权成为少数人的私权，伤害了社会公平与公众利益。要彻底改变这些，关键要从自律、法律和监督机制三个方面入手，真正从观念、制度上尊重人民，维护人民利益，保证社会公平，让公开、透明的阳光驱逐贪欲私利的黑暗。
1，道德自律。道德自律需建立于责任意识之上。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责任感支配下的行为，才有积极性与主动性，会通过自律来限制不当的自由。社会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横山法则”，即最有效并持续不断的控制不是强制，而是触发个人内在的自发控制。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价值观日益多元的新形势，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强化责任意识，深化道德的内在自觉，真正领悟“公权民赋”的含义，树立以民为本、官民平等的思想观念，这是提高官德修养的内在因素。古人云，一日三省吾身，“省”其实就是一种自律，以律己之心不断强化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及时清除非分之想、不善之念，及时反思不轨之举、伤人之言，让精神污垢无藏身之地，维护心灵的健康洁净。任何外部强制力，都无法替代这种道德自觉所萌发出的积极情感，它能化为一种自觉行动，坚定信仰，淡泊名利，明辨是非，远离那些侵占公共资源、损害公众利益的无德不法行为。
2、完善法律、法规。官而不德，社会不稳；德法兼治，社会和谐。德与法，向来是两种不同属性的社会规范，共同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单纯依靠道德来纠偏制衡，只是一种美好的期许。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德建设在强调自觉、自律的同时，更需要法律等强制手段的配合，通过公正严明的惩治手段，降低腐败发生的几率。如果说道德自律旨在不想腐败，法律制度的意义则在于不敢腐败。
据媒体公开报道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2009年已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亿元，人均高达l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亿元，人均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亿元，人均1.4亿元。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大力反腐，结果却是边反边腐、前腐后继呢？关键是制度不健全，惩治力度不大，腐败风险低。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裴敏欣指出，中国官员因为贪腐而“东窗事发”沦为阶下囚的不到3％，因而贪腐便成为官员们“高回报、低风险”的敛财手段。而缺乏监督的政府官员易于在回扣和贿赂的诱惑下成为欲望的俘虏。新加坡的经验很值得借鉴。在上个世纪50年代，新加坡贪腐严重，为了治理腐败，政府成立了反贪污调查局，并通过了多部反贪法律——《防止贪污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公务员惩戒规则》等，把新加坡打造成了亚洲最廉洁的国家之一。显然，健全、严谨、公正的法律制度可构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网，切实有力而严苛的惩治手段，可令贪欲者望而生畏、令违法者无处可逃。
3、加强监督管理。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道德约束不了权力，权力只有用权力来约束。”官越大，权越大，责任也越大，就越需要有效的监督。通过严密的监督机制——组织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增强透明度，使官员思想品德、政治作为、经济状况处于合法合理、行之有效的监督之下，防微杜渐，彻底摧毁腐败滋生的温床。比如，尽快制定并实施财产申报制度，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及其子女的家庭财产，包括存款、有价证券、房产、汽车、债权债务等主要家庭财产。同时，强化媒体作为社会“守望者”的功能，深化舆论监督，加大政务公开、信息公开；尊重公民的监督权，处理公共事务切实实行民主协商，党政机构定期向社会公开公务支出及经费使用情况，鼓励公众对国家事务及与公共利益相关的社会事务表达意见、建议，斩断权力寻租的链条，使权力处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
官德一失，腐败即生。反腐，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课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这是经济快速发展与制度不完善的必经阶段。2011年岁末，国际反腐败监察组织“透明国际”对180个国家“清廉度”进行排名，名列榜首的仍旧是新西兰，已连续6年排名世界第一，中国排名第75位，而中国香港、台湾、澳门的“清廉度”则分列第12位、32位和46位，美国第24位。索马里和朝鲜排名最后。该机构表示，腐败仍在困扰许多国家。腐败的形式包括滥用公共资源、行贿和闭门决策，而蔓延全球的抗议运动，很多是被腐败和经济危机点燃的。此前，中国政府出席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4届缔约国大会，重申了中国政府积极履约、全面惩治和预防腐败的郑重承诺，大力推进反腐败国际合作。
迄今为止，中国已与33个国家缔结了引渡条约，与47个国家缔结了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并与有关国家根据公约、双边条约或者在互惠基础上就多起案件开展了有效合作。党和政府的反腐决心和力度不可为不大。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正式写入报告，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方针之一。2005年颁布实施《关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实施纲要》，将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置于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胡锦涛指出，各级干部做官要有官德，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习近平则强调，选拔任用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要求领导干部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今天，在复杂的形势下，加强官员道德修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经济有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不仅是一个大党对14亿人民的历史使命，也是一个大国对世界的时代责任。
新中国建国前夕，在河北西柏坡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上京赶考去，要考好，不要学李自成。周恩来说，要及格，不要退回来。作为一个诞生90多年、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正面临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场新的考验。
一心为公
从汉字的构造看，“官”是个会意字，上面是个屋子，屋内挂一“弓”，表示权威之所在。《辞源》的解释是：“官，职也，谓各守其职为国治事者也。”
在现代汉语中，“官”既可做名词解，也可做形容词解，做名词时，主要是指“政府机关或军队中经过任命的、一定等级以上的公职人员。”做形容词时，一层意思为旧时对属于政府或公家的东西的称呼，另一层意思指公共的、公用的物品。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为国治事者”、“公职人员”，还是由此引申出的“公家”、“公共”、“公用”之意，“公”都是“官”最根本的内涵，是为官者所要明确的第一要义。
宋人余靖在其《武溪集·从政六箴》中曾说“抱公绝私，是为率职。”意为：一心为公，不徇私情，就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从政为官者，其基本的职责就是“为公”。
公是相对于私而言的。任何官员，在他没有成为公职人员、没有做官之前，他是个体的公民，可以以个体的“私”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可以有私心、私利、私情等等。但是，一旦他成了官员，做官员职权中的事，他就实现了从私到公的跨越，不再是一个一般的“私”的个体，而应该超越私我，以“公”为本，出以公心、施行公举、谋求公利、倡行公义等等。对官员而言，在公与私之间，有一条严格的界线，是应当明确分清的。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胡锦涛同志曾强调，“对领导干部来说，……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
一、做官为什么是为公
从原始社会到今天，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从某个角度讲，就是一个“公”与“私”相互博弈、竞争，共同发展，对立统一的过程。
1. 先要区分“公心”与“私心”
人之初，部落成员以洞为穴，群居而生，一起抵御猛兽袭击、自然灾害，共同围狩捕猎、采食果腹，生产力的低下和群体生活的意识，带来的是“公社”、“公共”性的生活方式。在当时人们的思维和意识中，尚没有“私”的概念，所有的成员都是原始公社的一部分，所有的生活资料都归部落公共所有，个人的存在与原始公社完全融为一体，休戚与共。
随着剩余生活资料的出现，人们逐渐产生了“私”的意识，希望单独支配占有剩余生活资料，进而开始追求对各种资源的私人占有。于是，产生了“私”和“公”之间的分化和对立。
在人类社会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奴隶社会是“私人占有”的一种极端状况，极端到原本平等的同类同族的个体连带个体的私有财产都可以被一个人私人占有。
但是，社会的发展，随即暴露出来另一个问题，对“私”的无限追求，带来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矛盾，进而从根本上阻止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这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的生存发展仅有“私”的一面是完全不够的，不能因为追求“私”而忽视了“公”的存在。诸如共同抵御疾病、天灾，发展生产技术，化解社会矛盾，组织社会成员，保持社会秩序等问题。这就超越了个体的“私”的层面，是一个涉及全体或者众多社会成员的“公共”问题。只有兼顾好“私”和“公”两方面的问题，人类社会才能持久良性地发展。
2. 官员的工作是社会公共事务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公共问题呢？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讲，就需要发展出一套社会公共系统，来负责这些问题，政府和官员就是这套社会公共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政府负责本区域内公共事务的完成，政府设定各种职位，任命官员，具体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所以，各个官员，其工作的内容，从性质上来讲，都是社会公共事务。
社会制度的不断发展，使得“私”和“公”的领域，也在此消彼长，不断发生变化。如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江山社稷是皇帝个人所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则说“天下为公”。这种变化的总体趋势是，社会公共领域在不断丰富和扩展，而私人领域在受到各种保护。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以及在获得执政地位，进行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倡导和要求各级官员要一心为公、一心为民，戒除私心私利，在最大程度上扩大了社会“公”的范畴。
无论东西方，不管是将政治作为一种职业选择，还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官员，都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所认可。在中国，传统的“仕”的思想和“功名”思想，更推崇个人出将入相，以从政做官为正统的人生道路。官员从个体“私”的领域中跨越出来，进入社会“公”的领域，也是一个突破私的小我，而实现公的大我的价值提升的过程。
具体而言，官员出以公心，就是要时时处处从公共的角度而不是个体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以公共利益为最高目标。官员对“公”的恪守，应该成为其基本的思想要求和行为准则，贯彻在日常的具体工作和生活中。
二、公私两字定成败
为官要为公是由官员的职责本身所决定的，但是，官员要真正做到一心为公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遍览中外历史，细察四海现实，为公还是为私，向来是为官的焦点和热点。在公与私之间，也就存在着一个官员成败、褒贬、毁誉的分水岭。
总结林林总总的历史和现实，官员要做到一心为公，就必须过好两关：一曰亲情关，二曰亲信关。这两关，是上最难跨越的两个山头，过不去这两关就难以成为一个好的官员。
1. 先要跨越“亲情”关
亲情，是以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特殊的情感。在亲情之间，有父母对子女的无私，绵绵不绝，不离不弃，爱其强而容其弱。还有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戚之间的情愫。人是感情的动物，亲情又是人类所有感情中最原初、最本真的一种。人的社会关系中有一大部分靠血缘来维系。所以在“公”字面前，要跨越亲情关很难。
在中国封建政治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外戚专权。外戚是皇帝的母族、妻族，也就是太后和皇后的家族。在历史上很多次的皇权交接和皇权行使过程中，皇帝因年幼、多病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实际处理政事，就常由太后帮助听政视事。皇太后如何来掌管国家大权呢？其他人她不放心，于是就会找来父亲、兄弟、甥侄等等有亲情关系的人来掌握各种权力，时间稍长，坐地为大，逐渐就成了外戚专权。这是典型的以亲情来干扰政权，其结果大都是昙花一现、好景不长，甚至最终落得满门诛连、人人受害。如汉朝的吕氏、窦氏等，唐武周时，满朝政要皆为武氏，杨国忠因为杨贵妃而成为宰相，后来魂飞马嵬坡。政权运行终究还是要回到正常的权力分配规律中，而不是以亲情为核心。
隋唐以前，官员任用讲究出身、门第，实际上就是在权力分配中过分强调血缘、亲情关系，这种政治制度直接产生了社会腐化和对政治秩序具有极大干扰作用的家族门阀，严重影响到社会进步和政治清明。
即使废除了世袭制等以亲情为基础的政治权利运行制度，在现代政治体制中，亲情仍然会对官员的权力行使产生重要的干扰作用。孙中山先生倡导“天下为公”，并在三民主义的革命旗帜下，团结了一大批志同道合而不是有血缘亲属关系的革命同志。但是民国仅仅运行了38年，到1949年解放前时，本来奉行以“三主义主义”治天下的国民政府，竟然又演化成了“四大家族”的天下。伟大如毛泽东者，虽然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都能很好地处理个人亲情与为国为公之间的关系，但在其人生的晚年，也对周围的人很难信任，转而倚重毛远新和江青等人。可见要真正超越亲情难度有多大。
亲情是每个人都不可能回避的，官员当然不能例外。为官要跨越亲情关，是指官员要正确认识官员的“为公”和亲情的“为私”之间的关系、性质，有一个正确的区别。历史上的诸多事例，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也证明，这一关并非不可跨越。而且，跨越之后，就可以赢得人民的认可和支持，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成为人民爱戴的好官。
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超越亲情，先后牺牲了7为亲人。建国之后，国家安定，本来已没有太多牺牲生命的危险，但他却决然地决定将毛岸英送上朝鲜战场，结果又不幸牺牲。当请示他要不要将毛岸英的骨灰送回国内时，他说道，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这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和境界啊！
对于官员如何正确处理亲情，周恩来曾有一段话，他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而他自己，在对亲属一些事情的处理上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彻底超越了亲情对自己的羁绊。
官员跨越亲情关要重点克服的一个难点，是对待子女的问题。父母对待子女，本来是应该有伟大的父爱母爱。但是，且不讲父母对孩子的爱要有一个度的把握，不能溺爱。对身为官员的父母而言，不能将这种爱带到工作中来。利用手中权力，假借公共资源，为子女谋利益。当前社会中，流行着诸如“官二代”、“拼爹”、“啃老”、“我爸是某某”等词语，子女不凭借自身的努力而依靠父母的帮助和荫护来生活，而这种情况又有很大一部分出现在官员家庭中，从侧面反映出很多官员做事不能出以公心，而是想方设法徇情枉法，其结果只能是毁了孩子，害了自己。
2. 还要跨越“亲信”关
相比于亲情，官员和亲信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却有很好的信任关系和利益关系。亲信的形成，是基于官员和其周围的人之间长时期的相处，或者某种特定的利益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官员的亲信关系，比亲情关系更为隐蔽、复杂，种类更多。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亲信”团体一直就没有离开过政权中心。与前面所说的外戚专权相对应的，另一个常常专权的群体是“宦官”。宦官们因为从小陪皇帝一起长大，常年服侍在皇帝周围，其中一些也就逐渐与皇帝之间结成了特殊的感情依赖和信任关系。及至皇帝要倚重自己信得过的力量，这些宦官往往就得势揽权，左右皇帝。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如明熹宗朱由校和宦官魏忠贤的故事。朱由校自小在深宫之中无人疼爱，最亲近的人就是跟前照顾他的太监魏忠贤，于是和魏忠贤之间建立了特殊的信任关系，到了朱由校突然走运当了皇帝，魏忠贤也成了权倾朝野的“九千岁”。
亲信的另一个重要群体是部属。官员在常年的行政事务中，和周围共事的部属之间，建立了超越一般同事关系的信任或者利益关系，从而结成小圈子或者特殊的政治团体。官员和部属之间，本来可以有正常的熟悉、信任、欣赏、器重等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限定在正常的政治权力运作之下，而不是以这种私人的亲信关系超越政治关系，从而使任用亲信服务于个人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利益。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就曾明确提出，要坚决反对“搞小圈子、小派别，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我国历史上多次上演的军阀混战，特别是北洋军阀时期，官员的任用实际上都是局限在了亲信的圈子里，所以也就“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没有一个长久的。这种官员与亲信之间关系的存在，在今天仍然时时表现出来，成为官员一心为公面前的一个重要门槛。
当前社会环境下，官员要过好亲信关，要重点处理的一个关系，就是秘书的问题。所谓“秘书党”的存在，并备受诟病，已经成为我国各级官员必须要认真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秘书群体中，确实有一大批有才能的干部，如能量才适用，对其进行正常的安排任用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一些官员和秘书之间，往往形成一种特殊的信任关系甚至是政治“盟友”、“继承”关系，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将秘书安排在重要、核心的岗位上。或者是在自己任期结束之前，突击将秘书安排好。其心理，或者是延续自己的权力、或者是对秘书服务自己多年的回馈、或者是特别的栽培提携，大都不是出以公心，不是正常的权力交接。
三、三把尺子量公私
官员要做到一心为公，除了能过好亲情、亲信两关，还要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一是不徇私，二是不结党，三是敢牺牲。这三方面的关系，是决定一个官员为官好坏、成就大小的三个主要因素。手握三把尺子对一个官员从这三个方面考察，可以度量出一个官员的好坏。
1. 不徇私
公的另一面，就是私。公和私构成了矛盾的两极，要一心为公，就必然要克服私的腐蚀。
《论语》泰伯篇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多么伟大啊！舜禹作为天子，拥有天下，却一点也不谋私利。官员作为社会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一方面是作为“私”的我，与社会普通公众并无二致，更重要的，他的官员身份要求他作为“公”的我，要能够从“公”的角度出发，不徇私情。
北宋名臣富弼出使辽国，一走就是数月。有人捎来家书，富曰：“徒乱人心。”不拆书信，直接放在灯上烧掉。“家书抵万金”，富弼作为一个封建官吏，都懂得身在公位，执行公务，百分之百地勤政，不敢有一丝懈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近公布的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中，有一件收于1912年2月13日晚9时的电文，内容为：“……陈督退志已决，众举孙寿屏先生继任……（望）中山先生俯念众情，即加委任，大局幸甚。”整件电文共三页纸，由广东地方人士与52个社团联合署名。文中的陈督是陈炯明，孙寿屏即孙眉，是孙中山的长兄。当时的情况是，孙中山为粤督一事久决不下，广东地方人士与社会团体致电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提议选举孙眉为广东都督。孙眉是同盟会南方支部的负责人，一直支持、协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为此甚至变卖家产、倾其所有，论其威望确实可以担任广东都督。但孙中山却坚决予以反对，他于1912年2月21日致电广东各团体，称“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于政治，一登舞台，人易欺以其方。”说孙眉忠厚老实，易于被政客欺骗和利用。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孙中山还致电孙眉，劝其勿任都督。孙中山先生的不徇私情、不唯亲是举，也是出以公心，是他“天下为公”思想的体现。
一心为公，不徇私情，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共同的品德。毛泽东作为领袖，建国后首先以身垂范，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他家乡的父老乡亲进京，一切开支应酬全部从他的生活费用中开支，从不使用公款也不安排亲属。建国前，他的亲属家人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国后，他并不以之殉情，没有为家人办过任何私事。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参加过大革命的“老革命”，解放后在一个工业部门工作，后因病不能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反对这样安排，多次找到当时的内务部长曾山提出意见，并在一次会上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会后，他执意要求内务部按有关规定给弟弟办理病退手续。周恩寿病退后，从1950年到1968年，一直在周恩来那里领取生活费，直到他的六个孩子全部工作。
邓颖超也是党的老资格的高级干部，对于她的工作，周恩来曾明确说过一句话：只要我还在世，邓颖超就不能进政治局。这种不徇私情，甚至已经到了决绝的程度。他对邓颖超严格保守党的秘密，两人坚持互不打听，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始终守口如瓶。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制度时，周恩来让自己的侄子由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并在农村成了家。他鼓励侄女两次进草原，并与蒙古小伙子结婚，扎根在边疆。对于在他身边长期工作的秘书、警卫等服务人员，周恩来也从不给他们任何特殊照顾。在长期的工作中，周家还逐渐形成了明确的“十条家规”，并严格执行。兹录如下：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是周恩来处理家国关系的真实反映，也是他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不徇私情的一个缩影。家规中涉及的事情大都是日常的小事小情，但小事连着大原则，小情背后是大责。对今天的官员来说，可以做个对比，那一条切实做到了呢？
1964年春，董必武的一个侄孙子去北京看他，一是想见见世面，二是特别想通过他的关系，谋得一份中意的工作。董老一面热情地接待了侄孙子，一面又对他施以严格的要求：在北京逛逛转转可以，但不准使用小车，更不许在外面暴露与董老的亲戚关系。那位侄孙子在北京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董老即要求他回家投入生产劳动。临别的头一天，董老给侄孙一些路费和小礼物，并把他叫到跟前说：“我在政府里的地位很高，但我们都是供给制，除了个人生活、住宅不成问题外，不能乱开支。你家的困难，主要靠自己克服，实在克服不了的，可以找当地政府。”早就在等待时机的侄孙子赶忙说道：“你没钱给我不要紧，那你写个‘条子’给我，我拿你的‘条子’去找县政府，很见效。”董老严肃地说：“那怎么能行？我不能插手地方政府的事，更不能要求地方政府给你特殊照顾，你要相信地方政府会秉公办事的。”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年轻的侄孙子要安心于农村工作，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不要向政府乱伸手，也不要向他提出不符合政策的要求。
胡耀邦从小加入红军，从红小鬼时开始就受党的领导人的示范教导，养成了克己奉公、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1968年，胡耀邦的小女儿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一分厂的维修车间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而父亲对她不闻不问。于是她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作为胡耀邦的女儿，她深感入伍当时对她来说有多难，在回忆录中，她曾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至极的她，给父亲写了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既要注重学习书本知识，又要到社会实践中去学习。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时，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的思想，懊恼、委屈一齐涌来，她把信撕得粉碎。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不是凭空而来，独立存在的，他必定会有自己生活的社会关系。对于官员来讲，如何处理好工作和周围的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妻荫子”、“公报私仇”、“任人唯亲”、“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大义灭亲”等话，其实反映的都是这方面的问题。而处理好这样的问题，只要坚持一个原则就可以，那就是出以公心，不徇私情。
2. 不结党
结党营私一直是中国官吏制度中所不能容忍的事情，但凡有官员结党坐大者，必然会扰乱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这里所说的结党，和现代政治中的政党政治不同，是指个人之间利用私人感情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小集团。
孔子曾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孔子还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是说，君子与人团结，而不是互相勾结，结党营私；小人是相互勾结，结党营私而不讲团结。但历史上更有名的，却是欧阳修的《朋党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虽然他不认为朋党有害的观点并不为所有人接受，但他的分析却颇为精彩：
“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他认为小人不会有真正的、永远的朋友，而君子之朋，守道义、讲忠信、惜名节。从这个角度说，欧阳修所认为的可以事国的君子之朋，正是那些坦坦荡荡、不图利禄和货财、没有私心的君子们。这里有一个辩证的关系在里面，不为私利、不为结党，可能反而会有一些朋友，可以一起事国，若以私利为目的，即使暂时结党，最终也不能相保。
另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官员结党可能带来的危害，在清朝雍正皇帝登基后，认定其弟允禩及其同伙以伪善收买人心，而实为不孝不忠、扰乱国政、希图大位。雍正二年七月，为发动力量打击该势力，雍正直接将允禩一伙人定性为“朋党”，并发布《御制朋党论》一文，以张声目。范仲淹在庆历新政中，很有作为，新政措施很见成效，但仅仅四年之后，却被贬黜，原因就在于被人攻击为以施新政而结“朋党”，触动了宋仁宗那根敏感的神经。
历史上官员结党的事情很多，最终大都身败名裂。究其原因，之所以结党，就是为了达到某种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如果真能出以公心，不图私利，则无结党之必要，亦不会受朋党之累。这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的：“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结党乱政的教训。如，1929年王明回国后，利用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所形成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集团，在党内排斥异己，推行其错误的思想路线，给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文革中，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存在，实际上也是一种结党，最终也都逃不出历史的规律，很快便折戟沉沙，土崩瓦解，身陷囹圄。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中的重要成员，他参与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历代领导集体的工作，这中间党内也曾出现不少派别，但他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保持光明磊落的人格，不结党不营私。笔者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一文中专有这样一节讲他的“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孙、刘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成了党阀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
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磨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五十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成员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顺利北进，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一九五七年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周恩来立即站出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在他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下三年余地。第三次是“文革”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毕恭毕敬地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大会堂等公众场合为之领坐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当时的投机表现、身体状况，总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这个班的，但主席同意了，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他只有服从。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据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唯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当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当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九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周恩来为官员如何在现代政治体制下做到“党而不私”树立了一个典范。
3. 敢牺牲
为官者，要成就一番事业，有大作为，就要有大付出，有超于常人的付出。就是要敢于牺牲，有牺牲精神。历史上，凡最终成就大事业者，一帆风顺者有之，但极少，更多的人，是经过了千回百转，曲折起落，舍常人所不能舍，弃常人所难以弃。张骞出西域，以贵为大汉重臣之身，忍受恶劣的气候和复杂的政治环境，历经年而不改志，终于开历史新篇，留盛名于青史。司马迁受常人所不能受之腐刑，忍辱于心头，兴志于笔下，才得“千古之绝唱”；诸葛亮崇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以身实践，为蜀汉尽心尽力；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都是牺牲精神的表现。
近代史上，林觉民的一篇《与妻书》，成为一段“敢于牺牲”的千古绝唱，后人每每读来无不荡气回肠。信中说：
“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正因为他能“以天下人为念”，愿“为天下人谋永福”，所以才能够“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
中国共产党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只求付出，不求回报，鞠躬尽瘁，蜡炬成灰。不是要“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而要做到这样，就要有完全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甚至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毛泽东豪迈地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不能想象，共产党的干部、官员，在为人民服务时，要计算一下成本，如果成本太高就不为人民服务。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的无私奉献、牺牲自我是不可能的，做不到，但是，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官员都做到了。毛泽东为了中国革命，牺牲了6位亲人的生命：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他们中间，大部分没有活过30岁；他们中间，有5人没能等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为了八亿中国人民，完全地奉献出了自己，在他身后，没有儿女、没有财产、没有骨灰、没有向党和政府有任何要求和索取，被称为“大无大有”。
焦裕禄只是一名县级官员，但他在自己的岗位上毫不保留地为人民鞠躬尽瘁，敢于牺牲，直至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62年，焦裕禄到兰考任县委书记时，正是当地风沙、盐碱、内涝十分猖獗的时候。为根治“三害”，彻底改变兰考的面貌，让当地人民过上好日子，他深入农村，走家串户，调查研究，寻找治理风沙的方法。他身患肝癌，但不顾病痛的折磨，顶风沙，搞试验，带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终于制服了盐碱，使贫瘠的兰考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而他自己却因积劳成疾长眠在兰考大地上。
这种乐于奉献、敢于牺牲的精神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官员中得以延续传承。被誉为“干部的楷模”、“九十年代的焦裕禄”的孔繁森，两次进藏支援边疆地区建设，并鞠躬尽瘁、牺牲在二次支边任上。1992年，拉萨市发生地震，孔繁森抚养了3名因地震而失去父母的孤儿，再加上他经常用自己的工资来资助生活贫苦的藏族群众。所以，经常不到半个月，他的工资就所剩无几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又悄悄地跑去献血。在一年时间里，他先后献血900毫升，并把所得的营养费900多元全部用于3个孤儿的生活补贴上。孔繁森遇难后，人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除了一个袖珍收音机外，再就是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和8块6毛钱，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这样甘于奉献、敢于牺牲、一心为公的好干部、好官员，我们还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小岗村的好书记郑培民、鞠躬尽瘁的好干部牛玉儒、好公安局长任长霞……这些身处不同时期、不同岗位的干部官员，都以其敢于牺牲的精神，而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和纪念中，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升华了自己人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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