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还要跨越“亲信”关
相比于亲情，官员和亲信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却有很好的信任关系和利益关系。亲信的形成，是基于官员和其周围的人之间长时期的相处，或者某种特定的利益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官员的亲信关系，比亲情关系更为隐蔽、复杂，种类更多。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亲信”团体一直就没有离开过政权中心。与前面所说的外戚专权相对应的，另一个常常专权的群体是“宦官”。宦官们因为从小陪皇帝一起长大，常年服侍在皇帝周围，其中一些也就逐渐与皇帝之间结成了特殊的感情依赖和信任关系。及至皇帝要倚重自己信得过的力量，这些宦官往往就得势揽权，左右皇帝。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如明熹宗朱由校和宦官魏忠贤的故事。朱由校自小在深宫之中无人疼爱，最亲近的人就是跟前照顾他的太监魏忠贤，于是和魏忠贤之间建立了特殊的信任关系，到了朱由校突然走运当了皇帝，魏忠贤也成了权倾朝野的“九千岁”。
亲信的另一个重要群体是部属。官员在常年的行政事务中，和周围共事的部属之间，建立了超越一般同事关系的信任或者利益关系，从而结成小圈子或者特殊的政治团体。官员和部属之间，本来可以有正常的熟悉、信任、欣赏、器重等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限定在正常的政治权力运作之下，而不是以这种私人的亲信关系超越政治关系，从而使任用亲信服务于个人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利益。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就曾明确提出，要坚决反对“搞小圈子、小派别，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我国历史上多次上演的军阀混战，特别是北洋军阀时期，官员的任用实际上都是局限在了亲信的圈子里，所以也就“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没有一个长久的。这种官员与亲信之间关系的存在，在今天仍然时时表现出来，成为官员一心为公面前的一个重要门槛。
当前社会环境下，官员要过好亲信关，要重点处理的一个关系，就是秘书的问题。所谓“秘书党”的存在，并备受诟病，已经成为我国各级官员必须要认真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秘书群体中，确实有一大批有才能的干部，如能量才适用，对其进行正常的安排任用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一些官员和秘书之间，往往形成一种特殊的信任关系甚至是政治“盟友”、“继承”关系，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将秘书安排在重要、核心的岗位上。或者是在自己任期结束之前，突击将秘书安排好。其心理，或者是延续自己的权力、或者是对秘书服务自己多年的回馈、或者是特别的栽培提携，大都不是出以公心，不是正常的权力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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