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

　　三、三把尺子量公私

　　官员要做到一心为公，除了能过好亲情、亲信两关，还要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一是不徇私，二是不结党，三是敢牺牲。这三方面的关系，是决定一个官员为官好坏、成就大小的三个主要因素。手握三把尺子对一个官员从这三个方面考察，可以度量出一个官员的好坏。

　　1. 不徇私

　　公的另一面，就是私。公和私构成了矛盾的两极，要一心为公，就必然要克服私的腐蚀。

　　《论语》泰伯篇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多么伟大啊！舜禹作为天子，拥有天下，却一点也不谋私利。官员作为社会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一方面是作为“私”的我，与社会普通公众并无二致，更重要的，他的官员身份要求他作为“公”的我，要能够从“公”的角度出发，不徇私情。

　　北宋名臣富弼出使辽国，一走就是数月。有人捎来家书，富曰：“徒乱人心。”不拆书信，直接放在灯上烧掉。“家书抵万金”，富弼作为一个封建官吏，都懂得身在公位，执行公务，百分之百地勤政，不敢有一丝懈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新近公布的南京临时政府档案中，有一件收于1912年2月13日晚9时的电文，内容为：“……陈督退志已决，众举孙寿屏先生继任……（望）中山先生俯念众情，即加委任，大局幸甚。”整件电文共三页纸，由广东地方人士与52个社团联合署名。文中的陈督是陈炯明，孙寿屏即孙眉，是孙中山的长兄。当时的情况是，孙中山为粤督一事久决不下，广东地方人士与社会团体致电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提议选举孙眉为广东都督。孙眉是同盟会南方支部的负责人，一直支持、协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为此甚至变卖家产、倾其所有，论其威望确实可以担任广东都督。但孙中山却坚决予以反对，他于1912年2月21日致电广东各团体，称“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于政治，一登舞台，人易欺以其方。”说孙眉忠厚老实，易于被政客欺骗和利用。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孙中山还致电孙眉，劝其勿任都督。孙中山先生的不徇私情、不唯亲是举，也是出以公心，是他“天下为公”思想的体现。

　　一心为公，不徇私情，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共同的品德。毛泽东作为领袖，建国后首先以身垂范，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他家乡的父老乡亲进京，一切开支应酬全部从他的生活费用中开支，从不使用公款也不安排亲属。建国前，他的亲属家人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国后，他并不以之殉情，没有为家人办过任何私事。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参加过大革命的“老革命”，解放后在一个工业部门工作，后因病不能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反对这样安排，多次找到当时的内务部长曾山提出意见，并在一次会上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会后，他执意要求内务部按有关规定给弟弟办理病退手续。周恩寿病退后，从1950年到1968年，一直在周恩来那里领取生活费，直到他的六个孩子全部工作。

　　邓颖超也是党的老资格的高级干部，对于她的工作，周恩来曾明确说过一句话：只要我还在世，邓颖超就不能进政治局。这种不徇私情，甚至已经到了决绝的程度。他对邓颖超严格保守党的秘密，两人坚持互不打听，一直到生命的终结始终守口如瓶。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制度时，周恩来让自己的侄子由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并在农村成了家。他鼓励侄女两次进草原，并与蒙古小伙子结婚，扎根在边疆。对于在他身边长期工作的秘书、警卫等服务人员，周恩来也从不给他们任何特殊照顾。在长期的工作中，周家还逐渐形成了明确的“十条家规”，并严格执行。兹录如下：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十条家规是周恩来处理家国关系的真实反映，也是他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不徇私情的一个缩影。家规中涉及的事情大都是日常的小事小情，但小事连着大原则，小情背后是大责。对今天的官员来说，可以做个对比，那一条切实做到了呢？

　　1964年春，董必武的一个侄孙子去北京看他，一是想见见世面，二是特别想通过他的关系，谋得一份中意的工作。董老一面热情地接待了侄孙子，一面又对他施以严格的要求：在北京逛逛转转可以，但不准使用小车，更不许在外面暴露与董老的亲戚关系。那位侄孙子在北京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董老即要求他回家投入生产劳动。临别的头一天，董老给侄孙一些路费和小礼物，并把他叫到跟前说：“我在政府里的地位很高，但我们都是供给制，除了个人生活、住宅不成问题外，不能乱开支。你家的困难，主要靠自己克服，实在克服不了的，可以找当地政府。”早就在等待时机的侄孙子赶忙说道：“你没钱给我不要紧，那你写个‘条子’给我，我拿你的‘条子’去找县政府，很见效。”董老严肃地说：“那怎么能行？我不能插手地方政府的事，更不能要求地方政府给你特殊照顾，你要相信地方政府会秉公办事的。”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年轻的侄孙子要安心于农村工作，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不要向政府乱伸手，也不要向他提出不符合政策的要求。

　　胡耀邦从小加入红军，从红小鬼时开始就受党的领导人的示范教导，养成了克己奉公、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1968年，胡耀邦的小女儿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一分厂的维修车间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而父亲对她不闻不问。于是她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作为胡耀邦的女儿，她深感入伍当时对她来说有多难，在回忆录中，她曾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至极的她，给父亲写了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既要注重学习书本知识，又要到社会实践中去学习。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时，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的思想，懊恼、委屈一齐涌来，她把信撕得粉碎。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不是凭空而来，独立存在的，他必定会有自己生活的社会关系。对于官员来讲，如何处理好工作和周围的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妻荫子”、“公报私仇”、“任人唯亲”、“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大义灭亲”等话，其实反映的都是这方面的问题。而处理好这样的问题，只要坚持一个原则就可以，那就是出以公心，不徇私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