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

　　2. 不结党

　　结党营私一直是中国官吏制度中所不能容忍的事情，但凡有官员结党坐大者，必然会扰乱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这里所说的结党，和现代政治中的政党政治不同，是指个人之间利用私人感情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小集团。

　　孔子曾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孔子还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是说，君子与人团结，而不是互相勾结，结党营私；小人是相互勾结，结党营私而不讲团结。但历史上更有名的，却是欧阳修的《朋党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虽然他不认为朋党有害的观点并不为所有人接受，但他的分析却颇为精彩：

　　“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他认为小人不会有真正的、永远的朋友，而君子之朋，守道义、讲忠信、惜名节。从这个角度说，欧阳修所认为的可以事国的君子之朋，正是那些坦坦荡荡、不图利禄和货财、没有私心的君子们。这里有一个辩证的关系在里面，不为私利、不为结党，可能反而会有一些朋友，可以一起事国，若以私利为目的，即使暂时结党，最终也不能相保。

　　另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官员结党可能带来的危害，在清朝雍正皇帝登基后，认定其弟允禩及其同伙以伪善收买人心，而实为不孝不忠、扰乱国政、希图大位。雍正二年七月，为发动力量打击该势力，雍正直接将允禩一伙人定性为“朋党”，并发布《御制朋党论》一文，以张声目。范仲淹在庆历新政中，很有作为，新政措施很见成效，但仅仅四年之后，却被贬黜，原因就在于被人攻击为以施新政而结“朋党”，触动了宋仁宗那根敏感的神经。

　　历史上官员结党的事情很多，最终大都身败名裂。究其原因，之所以结党，就是为了达到某种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如果真能出以公心，不图私利，则无结党之必要，亦不会受朋党之累。这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说的：“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结党乱政的教训。如，1929年王明回国后，利用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所形成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集团，在党内排斥异己，推行其错误的思想路线，给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文革中，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存在，实际上也是一种结党，最终也都逃不出历史的规律，很快便折戟沉沙，土崩瓦解，身陷囹圄。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中的重要成员，他参与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历代领导集体的工作，这中间党内也曾出现不少派别，但他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保持光明磊落的人格，不结党不营私。笔者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一文中专有这样一节讲他的“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孙、刘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成了党阀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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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磨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五十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成员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顺利北进，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一九五七年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周恩来立即站出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在他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下三年余地。第三次是“文革”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毕恭毕敬地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大会堂等公众场合为之领坐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当时的投机表现、身体状况，总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这个班的，但主席同意了，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他只有服从。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据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唯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当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当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九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周恩来为官员如何在现代政治体制下做到“党而不私”树立了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