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戍卫一生——我们的红色警卫生涯》

在中央警备团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而国民党反动派在1939年至1941年两次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围剿”失败后，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并不断派遣特务进入边区搞破坏、暗杀活动。为了加强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警卫工作，确保党中央和中央首长的安全，在这一年的10月，中央社会部、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教导大队与中央军委警卫营合并组成中央警备团，吴烈任团长，肖前任政委，王金任副团长，刘辉山任参谋长，张廷桢任政治部主任，宋家治任总支书记。警备团初由军委总参谋部指挥，后于1943年起由中央社会调查部指挥。

10月20日中央警备团在延安侯家沟召开了成立大会，康生、叶剑英等领导到会并作了指示。叶剑英参谋长说：“钢盔是保护头脑的，中央警备团就是‘钢盔团’，是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首脑机关的部队。你们的任务艰巨而光荣，一定要信心百倍地完成警卫任务，确保毛主席、党中央及中央各位首长的绝对安全。”他要求：“全团要团结一致，努力学习文化和警卫知识，提高思想和军事素质，把警备团办成一个培养忠于党中央、毛主席的警卫干部的大学校。”

中央教导大队的前身是中央教导队。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掀起全面抗日战争，延安成为全国抗战的重要中心。为了确保党中央的安全，防止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和暗杀阴谋，1938年2月7日，中央社会部决定成立中央教导队，负责中央书记处警卫工作。王金任队长，肖前任政治指导员；同年3月，王金调离，吴烈继任队长。社会部从三五九旅、三八五旅、延安中央党校等单位严格挑选调入干部及战士，其中绝大部分是经历过长征的党员。教导队实际上是培养军队后备干部的组织，因此调来的基本都是连、排级干部，政治军事素质很高。很多同志调来后，当了一名普通战士。刘辉山从中央党校调入中央教导队任军事教员。

中央教导队成立后，接替军委警卫营负责中央书记处以及刘少奇、陈云、张闻天、康生、王首道等首长的内卫任务。1938年10月，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延安召开，中央教导队胜利地完成了内卫警戒任务。1939年2月7日，中央教导队成立一周年时，毛主席题词“有文有武”，以此鼓励全体指战员努力学习文化，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素质。

1939年6月1日，为适应新的形势和加强保卫党中央的警卫任务，中央教导队奉命扩编为中央教导大队。吴烈任大队长，肖前任大队政委，张廷桢由中央社会部调来任大队总支书记。刘辉山任一中队队长，莫異民任指导员；张吉厚任二中队队长，张九厚任指导员；从中央党校调来工人出身的同志组成第三中队（后改为训练队），张耀祠任队长，田学文任指导员；同时成立了骑兵区队，由军政大学调入的古远兴任队长，王忠任指导员。同期调入的还有惠金贤、史宏斌、熊健等同志。一中队担负中央书记处、中央组织部警卫任务；二中队与中央警卫营共同担负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警卫任务；骑兵区队则担负短距离的迎接、护送中央首长的任务和巡逻任务。

1939年6月下旬，肖前政委率12人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林伯渠同志返回延安。第一辆车上有三名战士，担负前导任务，其余战士和林伯渠分乘后三辆车。车队行至铜川金锁关时，第一辆车突然遭到三十几名武装土匪袭击，战士们立即还击。后面三辆车迅速赶到，参加战斗。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战士们英勇奋战，将武装土匪击垮，保卫林伯渠同志和文件、物资安全返回延安。

1940年2月7日中央教导大队举行了成立两周年大会。毛主席、康生、吴玉章等中央首长亲临大会并作了重要指示。毛主席讲了当前的抗日战争和国际的形势，并指示指战员们要努力学习政治、文化，提高警卫技术，保证中央的安全，还指示要搞好生产，改善伙食。会后，毛主席为大队的《战斗报》题词“好好学习”。这次大会极大地鼓舞了干部战士，大家表示：毛主席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一定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做好警卫工作，确保中央首长的安全。

1940年6月至1941年从晋察冀边区彭真警卫大队调来两个中队。方忠实、马英杰分别任中队长，冉发根、曾策分别任指导员。

1941年11月开始，中央教导大队担负起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全部警卫任务。

中央军委警卫营最初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务营，她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的队伍。

1935年12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由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警卫连、军委总政治部警卫连和保卫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的警卫连在陕北张驿村合编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务营，邱创成任营长兼政治委员。后又从徐海东部调来一个连编为第四连。特务营担负着保卫党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的任务。

1936年3月11日，红军强渡黄河，开始了东征。特务营一连保卫毛主席等首长，二连随前总保卫彭德怀、叶剑英等首长，三连担负兵站、仓库等保卫任务，四连奉命参战攻打山西石楼城。5月，特务营随红军前敌指挥部回到陕西，在延川交口镇，特务营与独立团合并组成特务团，原特务营为第一营。此后，特务团随红军西征。第一营（原特务营）担负着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任务。

1937年1月，党中央和毛主席进驻延安。3月，奉中央和彭德怀命令，调特务团第一营组建中央军委警卫营，到延安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时调入军委通讯连，军委警卫团的二连和机枪排归警卫营建制。此时，警卫营有六个连和一个机枪排。各连队分别在延安城、宝塔山、飞机场、老爷庙、杨家岭、蓝家坪以及延长县凉水崖黄河关口担负警卫任务。

1937年4月，中央军委警卫营派一个排乘汽车护送周副主席去西安工作。在第一辆卡车刚越过劳山山顶，周副主席乘坐的第二辆卡车快到山顶时，突遭埋伏的土匪袭击。周副主席立即指挥战士还击；第一辆车上的战士听到枪声迅速下车阻击土匪并向第二辆车靠拢。这时，贺福祥同志和另一名战士一面向土匪射击，一面掩护周副主席迅速撤到树林中隐蔽。在经过激烈的战斗后，战士们终将土匪击溃，打死打伤土匪数十名。贺福祥等同志保卫周副主席返回延安。这次战斗，担负周副主席警卫任务的这个排也伤亡14人，战士们用生命保证了首长的安全。之后，警卫营两次派兵赴劳山一带剿匪，肃清了这一带的土匪。

同年5月，警卫营圆满完成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苏区代表会议）的警卫任务。

中央警备团成立之初有五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连。一连连长莫異明，指导员温昌连；二连连长罗志淮，指导员曾策；三连连长何有兴，指导员赵沉幽；四连连长吕锡彬，指导员杜泽洲；五连连长方忠实，指导员杨树先；骑兵连连长古远兴，指导员姜玉坤；重机枪连连长张海龙，指导员王乔。高富有、陈祖江、焦万有等同志随中央军委警卫营编入警备团。

1943年，又调入人员组建第六连，并成立了宣传队、毛主席警卫队；设立了两个营部。同时，任命刘辉山兼任一营营长，莫異明为教导员；罗志淮为二营副营长，张耀祠为教导员；毛主席警卫队由团部参谋古远兴任队长。警备团主要以四个连的兵力在杨家岭、枣园、王家坪、侯家沟、蓝家坪等地保卫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各部委、军委总参、总政、新华社等中央机关以及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和国际友人冈野进的安全；机枪连布置在清凉山、大砭沟、杨家岭等山头执行防空任务；骑兵连担负中央首长出行时的临时路线护送和经常性的巡逻纠察任务。此外，保持一两个连的机动兵力，随时应对紧急任务和担负重大临时警卫任务或生产任务。

为了确保党中央、中央各级首长及中央机关的安全，警备团采取了全面布置、重点控制、内紧外松、分区包干、保证安全的原则，并调查社会民情、发动群众、与边区政府协作，很好地完成了警卫任务。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大礼堂开幕。吴烈团长作为警备团代表参加了大会。为确保大会的安全，中央成立了大会警卫处，警备团派刘辉山参谋长担任外勤组组长，负责礼堂大门以外的警卫、防空组织工作，并负责检查督导。大会期间，一连担负会场核心警卫，并担负杨家岭防空洞及延水桥的警戒；二连、三连担负大礼堂外围山头及后沟的警戒；在杨家岭周围的山头上布置了六挺重机枪担负对空警戒；古远兴副参谋长率骑兵连担负首长和代表的通行路线巡逻、护送任务；还挑选了王更臣等水性较好的战士不分昼夜涉过延河给主要首长和解放日报传送大会文件。

在会议期间，由于警备团的任务重，人员又少，所以一个哨位只能布置两人担负警卫任务，如果又遇有临时任务，有的哨位只能保证一个人执勤，没有人换哨，这个哨位上的战士就要站上很长时间，连饭都吃不上，即便是这样辛苦，战士们也毫无怨言坚持完成任务。这期间曾下过一场大雨，致使延河水猛涨，洪水夹杂着枯树杂物冲击着延水桥，大桥安全受到威胁。一连战士纪永常、李建国、杜林森等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下河清理杂物、抢修大桥。在历时50天的会议期间，全体指战员坚守岗位、克服困难、忠于职守，胜利地完成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警卫任务。

1945年9月，警备团派警卫战士保卫毛主席赴重庆谈判，以后又护送叶剑英、李克农等首长赴北平并担负北平军事调解处执行部的警卫任务。1946年4月8日，由于飞机失事，王若飞、秦邦宪、叶挺在茶山遇难，执行警卫任务的警备团战士魏万吉也和首长一起遇难。

为粉碎国民党对延安的长期封锁，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延安开展了大规模生产运动。警备团在完成警卫任务的同时完成了各项生产任务，部队中涌现出一大批生产积极分子：杜林森每天开荒6亩3分多，胡德山开荒6亩1分多，创造了边区开荒的最高纪录；王国初创出每月捞纸402刀的最高纪录。警卫团办的纸厂用的造纸原料是马连草，造出来的是马连纸。纸厂全部都是手工操作，生产出来的纸张，主要是供应中央办的报社和新华书店使用，解决了当时的用纸困难。

干部、战士们还自己纺毛线、织毛衣、编草帽、做扫帚，基本保证了自给自足，到冬天还给每位指战员做了一套自织的绿色毛呢子军装。干部和战士们在大生产运动中，还给中央五大书记代耕，使首长们有更多的时间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那时中央规定每人开荒30亩，一连给毛主席代耕，二连给周副主席代耕，整个警卫团有五个连给五大书记代耕，到秋后打下的粮食按每亩地产多少粮如数交给五大书记，毛主席说：“谢谢你们给五大书记代耕，我们把这些粮食上交政府。”那时各连生产的粮食每连给政府交十担每担300斤。这样解决了边区政府的一部分困难。1944年底，边区政府召开了劳动英雄大会，王国初、杜林森、陈少先、胡德山、纪永常、罗贵、王永贵、杜永清等同志被评为延安边区的劳动英雄。

警备团非常注重做好驻地的拥政爱民工作。宣传队为驻地群众演戏并经常组织读报活动，宣传党的政策，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卫生所为群众治病，推动群众开展卫生运动；战士们帮助老乡开荒、播种、秋收；派出干部为群众开办文化学校，帮助老乡识字、学文化；帮助边区政府训练民兵。全团干部战士和老乡们感情深厚，军民关系极为融洽，受到驻地群众的好评。延安解放日报多次刊登《战卫部在拥政爱民工作中创造了许多新办法》（“战卫部”是警备团的代号）、《军民团结侯家沟》等表扬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