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戍卫一生——我们的红色警卫生涯》

【基本信息】

作者：刘辉山、古远兴 著述；刘新民、古伍延、古永江 整理；

出版时间：2015年1月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书号：978-7-5154-0546-9

开本：16K

定价：32.00元

页码：236

【作者简介】

著述者刘辉山，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副兵团职。古远兴，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卫部队优秀指挥员，正军职。二人自20世纪30年代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担任警卫员，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仍坚守在警卫岗位并成为警卫首善之区的将领。整理者刘新民、古伍延、古永江为二人的子女。

【内容简介】

他们是中央领导人身边的警卫战士，是从土地革命时期的政卫团、延安时期的中央警备团，到新中国建立伊始的中央公安纵队第二师和众说纷纭的8341部队一路走来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的回忆，是中央机关警卫史的生动纪录。

刘辉山、古远兴十几岁时在家乡江西参加革命，后成为保卫中共中央首长的警卫战士。他们跟随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九死一生到达延安，护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转战陕北，挺进北京，参与组建中央公安纵队第二师，保卫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文革”期间，他们继续警卫受冲击的军委首长，并奉命执行特殊任务。他们见证了新中国诞生的艰苦卓绝历程和人民领袖纵横帷幄的风采。

【目录】

第一篇

从参加革命到延安

革命的起点

在五次反“围剿”斗争中

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项英要我给他当副官

在中央警备团

毛主席要我们好好学文化

我派张思德去烧炭

第二篇

转战陕北

差点跟上林彪去东北

蒋介石的进攻与毛泽东的策略

警备团严阵以待

击落一架敌机，损失一头毛驴

中央决定3月18日撤出延安

毛主席的吉普车被敌机打了两个窟窿

朱总司令召集警备团连以上干部开会

误闯敌军前沿警戒

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

毛主席说：“你们给我留一个班就行了”

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

意外的惊喜

毛主席突然要休息一下

任弼时司令员作报告

周副主席回来了

毛主席指挥若定，野战军连战连捷

胡宗南为什么抓不到毛泽东

毛主席非要打一仗再转移

一个排阻击敌一个旅

小河村遇险

毛主席早已把敌人算死了

到敌人后方去敲打敌人

保卫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中央与敌军仅隔一天的路程

毛主席坚决不到黄河东岸去

毛主席命令古远兴阻击敌人一小时

强渡葭芦河

转战陕北中毛主席第一次用真名通电话

警备团换了些好武器

毛主席晕倒了

抓到12名特务

胜利前夕的嘱托

毛主席站在人群中看戏

毛主席参加警备团欢迎新战士大会

在杨家沟警卫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会议

救命的盘尼西林

开展“三查三整”活动

东渡黄河：再见，陕北！

第三篇

移师北平

护卫中央机关抵达西柏坡

中央警备团扩编

防空警报惊醒了刚刚入睡的毛主席

周副主席门前哨兵走火事件

卫戍石家庄

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的警卫工作

中央警备团首批入城部队的番号

为党中央移师北平护驾

保卫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

毛主席为二师题词

赴朝警卫板门店谈判会场

彭德怀批准警卫师盖礼堂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组建仪仗队

第四篇

进京后的警卫工作

回老家见到自己的墓碑

毛主席看戏的安保准备

警卫军委首长住地

“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大院孩子们的特殊保护

在“文革”初期执行周总理布置的警卫任务

奉命调入警卫团

1967年奉毛主席的指示带队执行针织总厂“支左”任务

1968年奉命带领部队和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

在人民大会堂的日日夜夜

刘少奇从中南海疏散到外地

执行周总理交代的特殊任务

负责林彪警卫工作的半年

“九一三”前夜的人民大会堂

所谓天安门广场抢花的事情

在西花厅讲为人民服务和传统课

后　记

【精彩文摘】

第一篇　

从参加革命到延安

革命的起点

1909年12月9日，刘辉山出生在江西省永丰县三坊乡一个叫太平岙的小山村。这是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刘仁华为他取名叫义文。他现在的名字是参加红军后改的。

在1953年的整党运动中，刘辉山这样描述了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和过程：

由于地主土豪的压迫，民不聊生，家里很穷。我很小就给地主土豪打短工、当长工。我在给地主收割稻谷时，起早贪黑，但地主不给吃饱饭，就带头磨洋工；在土豪的榨糖作坊里做工时，常常被土豪克扣工钱，我心中充满对地主土豪的憎恨。农民对这些地主恶霸无不恨之入骨，但又无法反抗，只好忍受，生活在苦难的日子里。

1927年2月间，江西吉安特委派来了一位同志，到吉水、永丰交界地区做农民运动工作。他对我们说：土豪对我们穷人残酷剥削，我们穷人年年挨饿受冻。要摆脱挨饿受冻，我们就要组织起来，向土豪作坚决的斗争，抗他的租，抗他的粮，分他的地。只有这样做，我们穷人才能挖掉这个穷根，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

我和很多受苦的穷人听了很受鼓舞，大家议论纷纷，决心团结起来和地主土豪斗争。

同年3月，在共产党的指引下我们这个小山村成立了农民协会，我（虚岁18岁）当即报名参加了赤卫队。

赤卫队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消灭了反动地主武装靖卫团、红枪会、大刀会，追缴烧毁土豪的卖契、典契、当契、租契等；将没收土豪的田地分给农民协会会员。那时老百姓不知高兴得怎么才好，又跳又唱。大家纷纷议论说：这下好了，自己有田了，自己耕田自己吃了，欠土豪的债不要还了，也不受土豪的剥削和压迫了，以后只要自己好好耕田再也不会挨饿受冻了。农民协会给我们穷人办好事挖穷根，我们要拥护和保护农民协会。

但是由于土豪劣绅组织的所谓五市联防靖卫团（民团）全面向农民协会发动进攻，到这年五六月间农民协会暂时失利了。我和赤卫队的同志都上了山，组织成立了游击队，同反动势力继续坚决的斗争。

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讲道“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对江西的武装形式给予了肯定。随着各地农民武装的发展，永丰县白沙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和人民自卫军大队，我和游击队的同志们也加入到自卫军大队并担任副大队长。自卫队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强大，斗争也一天比一天尖锐。

1930年7月，中央红军、红四军、红十二军以及赤卫队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包围了吉安城，向吉安守敌发起猛烈的进攻，打下了吉安城。老百姓欢天喜地，到处飘扬着红旗，锣鼓声、欢呼声、鞭炮声响彻吉安上空。苏维埃动员干部和年轻的赤卫队员参军，我当即带着两个弟弟刘义武、刘义达和一部分赤卫队员参加了红军。8月20日，我被编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卫团第二连三排七班任副班长。连长是陈世全，党代表是龙开富。

政卫团的职责就是负责保卫首长的安全。从参加红军的这天起，刘辉山就成了一名警卫战士。

古远兴，小名金石古，1917年4月11日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江背镇山区一个叫果源头的小村里。他生长在一个贫农的家庭，家中有父亲古久钊，母亲李氏，还有兄嫂和弟弟。家里有一头小牛，有四五间草房，有三块没有树木的小山地。

家里全部财产，难以维系全家的最低生活，没有办法只好向地主租田种。地主收租想要收多少粮食，你就要交多少，如果不按他的要求去交，他就要把地收回去，不叫你再种了。交完了地租后，没有粮食吃，又要向地主去借粮食，利息很高，但不借他的粮食，一家人的生活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古远兴看到从地里收回的粮食大部分都交给了地主，愤愤不平地问父亲：“我们种的粮食，为什么都给了别人，我们吃什么？”父亲无法回答，只是说命中注定。其实这就是地主的剥削。

地主的剥削办法很多，使你富不起来。靠种地是不够吃的，还要搞些副业生产接济，冬天靠做纸炮。做纸炮也需要资金买材料，没有本金还是要向地主去借钱。借钱和借粮是一样的，利息也很高。但为了解决困难，也只能向地主去借。借了地主的钱是还不清的，利滚利越滚越多。穷人也知道地主的剥削是十分厉害的，但也没有办法，吃饭的人多负债就重。

红军来了，有了苏维埃政府，家里分到了田地，欠地主的一百元白洋旧债也给废除了，家里的生活也好了。

1929年，家乡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只有12岁的古远兴参加了儿童团。儿童团的中心任务是打破迷信，禁止吸大烟，如果发现有人吸大烟，就抓起来戒烟或者游街。

在这几年里古远兴先后参加了少年先锋队和赤卫军，主要任务是支援红军反“围剿”的斗争，动员青少年参加红军，帮助没有劳力的“红军家属”进行劳作。

在第三次反“围剿”后，各苏区为了支援红军，号召人们参加红军。

1932年8月兴国县委组织了“扩红”工作，召集了一千多人参加红军；10月至11月又进行了三批“扩红”，共两千余人。毛主席看到兴国人民对中国革命和红军的支持，给予了“模范县”的称号。古远兴就是在这一时期参加红军的。

这一年的10月，在李志香同志的带领下，古远兴和12位同志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这其中还有他的远房哥哥古远浩、远房弟弟古远海。

古远兴这样讲述自己参加红军、成为警卫战士的经历：

我和远浩、远海跟着李志香参加了红军。我搞过“扩红”工作，知道新兵是怎样分配的，我们三个人要想分在一起，就要在站队时分开站，中间要隔一个人，等到报数的时候，无论是单数还是双数，我们三个人都能分在一起。新兵分部队的时候我对他们两个人讲：“等一下集合站队的时候，我们不要站在一起，岔开了站。”远浩听了我的话，远海因为年龄小没有听，他紧紧抱住我的胳膊挨在一起站队。报完数后，按单、双数分成两批去不同地方的部队。我和远浩一起来到红军总政治部，而远海却去了三军团。1961年我回老家，在兴国烈士陵园纪念馆里看到，古远海在长征路上的战斗中牺牲了。

我和古远浩被分配到中央红军总政治部通信排，一个在一班当通信员，一个在二班当通信员，没几天我又被调到总政治部主任贺昌那里当警卫员。贺昌从总政治部调走后，我回到通信班。

1933年初，总政治部肖向荣秘书长调我到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那里当警卫员。由于首长身体不好，脾气又急，再加上我们两个人讲话相互又听不太懂，没有办法，我就找到肖向荣，对他说：“首长讲话我听不太懂，他看我听不懂就着急，他一着急说话就更快，他一快我就更听不懂啦。”肖秘书长听后就笑了起来，于是就把我从王稼祥那里调了出来，后来把我们班的丁盛同志调到王稼祥那里当警卫员。

……

我从王稼祥那里出来后，又被调到刚来的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同志那里当警卫员，在这里我认识了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

第一次见到彭徳怀后，我就对杨尚昆说：“刚才来的首长一定很厉害吧？”

杨尚昆说：“他是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同志，你不要光看他的外表，他可是个好人。”

彭德怀经常到杨尚昆这里来。时间长了我也敢同这位看起来很厉害的首长开玩笑。

有一次他又来我们这里，我对他说：“首长，你又到我们这里来啦，你们哪儿来的那么多话要谈，一谈就是一天？”

彭德怀说：“你这个小鬼，不要管我们的事情，你去准备东西，中午我在你们这里吃饭。”彭德怀对我的印象很好，他看我机灵、勤快，又会搞东西吃，所以想把我调到三军团给他当警卫员。当他把这个想法同杨尚昆讲过后，杨尚昆对他说：“这个你要问问他自己愿不愿意去。”

彭德怀把我叫来问：“小鬼，你调到我这里来，给我当警卫员吧。”

我说：“我不去，我还是在我们首长这里。”

彭德怀说：“你们首长都要到我们三军团来了，你也不过来吗？”

我说：“那我也不过去。”

像这样的谈话有过三次，一个要调，一个就是不去。

最后一次，彭德怀对我说：“有多少人想要给我当警卫员我都不要，调你来，你还不愿意来。”

我说：“他们谁愿意去谁去，我是不去。”

彭德怀看我还是不肯去，就对我说：“你呀，比我还倔，真是个‘土匪’。”

从此以后，只要他看见我，就叫我“土匪”。没有过多长时间，杨尚昆果然调到三军团当政委去了。从这以后我又回到通信排工作。

在五次反“围剿”斗争中

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三年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到约10万人，并开辟了10余块苏区。对此，国民党当局异常恐惧，蒋介石于8月下旬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在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确定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别“围剿”各苏区红军的总方针。

10月，蒋介石迅速调集11个师又两个旅，共约10万兵力，指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企图在3～6个月内消灭红军。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约4万人正在中央苏区西北部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活动。总前敌委员会在查明敌情后，有人主张进攻南昌、九江，以迫使国民党军转入防御，放弃“围剿”。但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根据当前的形势提出，在红军和苏区尚未巩固、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宜脱离苏区贸然攻打大城市。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应主动退却，将敌人诱进苏区内，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选择有利于红军作战的战场，集中兵力适时反攻，将敌人各个歼于运动之中，以粉碎其“围剿”。

10月30日，总前委在新余县罗坊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第一次反“围剿”。会议通过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共歼国民党张辉瓒和谭道源1个师部、3个多旅约1.2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1万余件，还活捉了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第一次反“围剿”的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巨大的一次战役，也是红军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苏区人民支援下，以少胜多，取得了反“围剿”的重要经验，不仅保卫了中央苏区，而且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与扩大。

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刘辉山所在的政卫团参加了罗坊会议的警卫工作。此后，刘辉山随政卫团也参加了中央红军在龙岗、东韶等地的战斗。

1931年1月，一次战斗结束后，于小布驻军时，政卫团与红四军特务营一部分部队调换，政卫团第二连全连指战员调红四军军直特务营第一连，红四军特务营第一连调总政治部政卫团第二连。刘辉山调入红四军军直特务营第一连三排七班任班长。3月间从本连七班调到一班任班长。

1931年1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将错误路线推行到红军和中央苏区，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在中央苏区，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在这次肃反斗争扩大化过程中，很多红军指战员都被杀害。刘辉山被拉出准备枪毙时，党代表龙开富坚决予以制止，他才幸免于难。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于1931年2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18个师3个旅共20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

这时，红一方面军仍是红一、红三两个军团，人数略有减少，约3万人。红军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锻炼，指战员们斗志旺盛。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为广大军民所认识和接受。

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根据地的党政军民从各方面进行了反“围剿”的准备。按照红一方面军总部3月23日的命令，主力部队由根据地北部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等地，进行整顿、训练、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他们在红军和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召开了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的工作会议，对这些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战术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各游击区以地方武装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十项任务，配合主力红军歼灭敌人。这些为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4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派出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并参加中央局的领导工作。这样一来，中央苏区领导层产生了分歧，使第一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受到干扰。对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党中央曾指示：“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兵力，去击溃敌人的主力。”“红军总司令部在组织决战中，采取诱敌深入苏区的策略，在当时的阶段中(年底及年初)是正确的。如果力量对比上利于我们时，我们应该扩展向白区的坚决进攻，打碎敌人的生力军。”同时还提出：“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

3月中旬至4月中旬，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又提出分兵退敌的方针。对反攻时先打哪路敌人问题，有的主张先打敌蔡廷锴部，也有的主张打朱绍良部。经过反复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并根据对敌情的分析，决定采取由西向东横扫，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

从5月16日至31日，红一方面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红军粉碎敌人“围剿”后，乘胜转入进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解放了赣东，闽西的黎川、南丰、建宁、泰宁、宁化、长汀等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在一次攻打敌人的山头阵地时，红军几次冲锋均未攻上去，战斗减员较重。营长命令刘辉山率一班再次冲锋，一定要攻下敌人的阵地。刘辉山仔细观察地形及敌军的薄弱之处，趁敌人射击喘息之机，率全班猛冲到达山头，后续部队随即赶到全歼守敌，全班无一伤亡。

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时任红四军军部特务营政治委员的萧华找刘辉山谈话。他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办事情的，是要推翻封建反动势力，改造旧社会；共产党的目的是建立人人平等的美好幸福的新中国。作为一名红军战士，就应该加入共产党，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奋斗。

1931年4月，在江西永丰县南龙镇龙子下村，刘辉山经连长陈世全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5月，蒋介石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很快又于6月组织更大规模的“围剿”。他将其嫡系部队第十四、第十一、第六、第九、第十师，共10万人调到江西省，连同原在中央苏区周围的和新调来的非嫡系部队，总兵力达23个师又3个旅共30万人，蒋介石亲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并聘请了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随军参与策划。这次“围剿”，蒋介石采取“长驱直入”的方针，企图首先消灭红军主力，摧毁苏区，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第一方面军3万余人在闽西北、闽西、闽赣边和赣南等地区开展群众工作，进行反“围剿”准备。

6月底，红一方面军在临时总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和方面军总司令朱德的指挥下，判明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第三次“围剿”的企图，决定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待敌深入苏区中心区，再集中兵力实行反攻，以打破“围剿”。随后，独立第四、第五师和红三军第九师在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以南地区，红四军第十二师在南丰以南和东南地区，协同当地地方武装和赤卫军、少先队，以运动防御和游击战迟滞敌军前进；红一方面军主力红三军团、第四军主力、第十二军在临时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总司令朱德指挥下，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调动敌人，择其好打者打之；于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依靠苏区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不断地阻击、袭扰向苏区进攻的国民党军。苏区人民群众则实行坚壁清野，使深入苏区的国民党军饥疲交困，锐气大减，从而有力地掩护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回师集中，并为转入反攻作战创造了条件。红一方面军则往返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疲惫敌军，避强击弱，速战速决，以少胜多，共歼敌17个团3万余人，缴枪1.5万余支、机枪175挺、迫击炮55门、电台6部，取得了重大胜利，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经过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红军的作战原则已基本形成。

刘辉山在这一次反“围剿”打宜黄的战斗中负伤，子弹打中他的肩胛骨。这颗子弹一直伴随他四十多年，直到1978年严重危害到刘辉山健康时才被取出。

1931年11月6日，中央苏区第一届党代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被选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7日，在叶坪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刘辉山光荣当选红四军特务营的代表，到红色首都瑞金去参加庆祝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的闭幕仪式，欢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诞生。

刘辉山在《星火燎原》丛书中发表了《欢庆红色中央政权的诞生》一文，回忆了划时代的这一天：

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多少年来，政权一直掌握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我们工人农民被人踩在脚下，而现在，我们就要有自己的中央政权了，工人农民就要当家做主了。想到过去的苦难日子，想到今天革命形势的发展，想到今后日益美好的远景，我的心头像波涛一样汹涌奔腾。

在松岗子尽头，坐东南朝西北的主席台口的两旁，装饰着翠绿的松柏树枝，中间还嵌着许多大红花；台口的上沿有醒目的庆祝工农代表大会闭幕的字样；台上正中高挂一面有镰刀、斧头的大红旗。一群捧着鲜花的儿童团的孩子们，面对台口在歌唱；一个小女孩舞动小手在指挥，头发上的大红蝴蝶结，被风吹得一飞一飞的。

下午三点钟，会议主席宣布开会。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毛主席讲话了。他告诉我们：红旗不倒就是我们的胜利，敌人的破产、红军的发展，是保证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在建立了红色政权，将来还要巩固和扩大，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是个幸福的时刻。我紧抱着怀里的枪，仰着脸，目不转睛地望着毛主席那魁伟的身躯和那温厚、纯朴的脸，听着他那平静而充满自信的声音，我觉得浑身都充满力量。就是他创造和教养了我们红军，并指挥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粉碎了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消灭了大量敌军，从而建立、巩固和扩大了红色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就是他，将领导着我们获得更大的胜利。我们都记下了他的话，并以雷样的掌声表示对自己领袖的热爱。

游行开始了。我们红军战士们穿着灰色军衣，领口缀上黑边红底的领章，胸前佩戴椭圆形红色的“中国工农红军”的符号，戴着八角帽，手持带有明晃晃刺刀的步枪，排成六个方队，整齐、雄壮、精神抖擞，以刚健的步伐走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当通过主席台时，毛主席亲切地向我们频频招手，全场群众也热情地向我们欢呼。这是领袖和人民给予我们的荣誉和奖赏。我们把手臂甩得更直，步伐也更加整齐和有力。我们要用行动证明：我们不仅能消灭敌人，开辟革命根据地，而且还能继续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新政权。

在回队的路上，我不时回过头，望着那个被薄雾笼罩着的山头，想着昨天大会上毛主席的讲话和狂欢的会场情景，不由得心中万分激动：红色政权呵，我一定终生为你战斗！

1931年12月，刘辉山由红四军军直特务营第一连三排调红一军团直属工兵连任二排排长。1932年12月，刘辉山调红一军团政治部政卫连任副连长。

从1932年冬开始，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陆续调集近40万兵力，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1月底，蒋介石到南昌亲自兼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指挥这次“围剿”，决定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

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总兵力约有7万人，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的正确指挥下，既运用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又结合国民党军队进攻时采取新战略的实际情况，依据中央苏区多丘陵大山的特点，采取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方法，在黄陂、草台岗两次战斗中，一举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师长李明、陈时骥，击伤师长萧乾，俘虏官兵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并缴获大量枪械、子弹、电台等军用物资，首创了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范例。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这在以往各次战役中是不曾有过的。朱德总司令说：“陈诚几年间所依靠的部队整个打垮了。四次‘围剿’也算告结束了。”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

1933年5月，红一军团政卫连在藤田整编，刘辉山由政卫连调红一军团司令部任警卫排长。军团司令是林彪，政治委员是聂荣臻。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召开第二次苏维埃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朱德和林伯渠先后作了有关红军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报告。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国徽、国旗、军旗的决定，以及修正的宪法大纲等重要决议案。大会上选举了毛泽东、陈绍禹（王明）、张闻天等175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罗荣桓等36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董必武等35人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2月3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等17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选举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

古远兴和其他同志一起，被临时抽调去搞代表大会的警卫和招待工作，也就是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张耀祠。这里的任务完成后，古远兴又回到通信排工作。这时，组织上准备要他当通信班的班长。

古远兴讲述了这段有趣的经历：

我那时参加红军有一年多啦，交给我的任务都完成得很好，领导都很满意，在杨尚昆同志那里的工作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一天肖秘书长把我叫去说：“准备要你当通信班班长。”

我就问他：“我哥哥呢？”

肖秘书长不解地问道：“你哥哥怎么啦？”

我说：“我当班长，我哥哥当什么？”

肖秘书长说：“你哥哥还是当战士呀。”

一听要我当班长，远浩还是当战士，那可不行，我就对他讲：“这个班长我不当。”

肖秘书长问：“为什么？”

旁边的一个首长就对他讲：“你还没有看出来吗，这个小鬼仗义呀，你让他当班长，哥哥当战士，这个班长他是不能当的哟。”

肖秘书长说：“那好，你当一班班长，你哥哥当二班班长怎么样呀？”

肖秘书长的话刚一说完，我就高兴地答应：“这样行，这个班长我当。”

旁边的另一位首长故意逗我说：“你可要考虑好了，一可比二大呦。”

我说：“只要两个人都是班长就行。”

“那以后你就是老大哥，他就是老二哥啦。”逗我的那位首长话音刚一落，其他首长就大笑了起来。从此后总政治部的首长就叫我“老大哥”，叫远浩“老二哥”。解放后那些知道这件事情的红军总政治部的首长，见到我还是开玩笑叫着“老大哥”。

中央红军在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力红军扩大到约10万人，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亦有很大发展。

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蒋介石命令“围剿”军构筑绵密的碉堡封锁线，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对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部的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第五次“围剿”。

而此时，毛泽东已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面对国民党军队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等却错误地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共产党员李德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直接掌握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因而，在国民党军“围剿”前夕，当时的中央领导未及时有效地组织苏区军民进行反“围剿”准备，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持续作战而未得到休整和补充的情况下，即于9月下旬仓促开赴中央苏区北线迎击国民党的“围剿”。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博古等领导人先是军事冒险主义，后又是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湘赣革命根据地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反“围剿”持续一年之久，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重创，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造成这次反“围剿”失败。

10月初，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这也是长征的开始。红军第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11日，由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署名，中央军委发布战略转移行动的命令。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

刘辉山从中央军委取回命令交给了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红一军团从江西瑞金以西的宽田出发，其任务是作为红军的左前卫在前开路，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行进。渡过夕阳照耀下的资水河，刘辉山和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依依不舍地回头远望着中央苏区的青山绿水，告别了在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踏上征途。

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

红军继续向西行进，准备渡过湘江到达湘西苏区根据地。蒋介石紧急调兵遣将，命白崇禧、刘湘、刘建绪沿湘江、桂黄公路一线设第四道封锁线，妄图将红军消灭在此。

面对第四道封锁线，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命红一军团在右翼、三军团在左翼，从两翼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强渡湘江。红一军团抢渡湘江后在觉山布置阻击线，保护渡口，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江。从11月29日至30日，十多架敌机对我阵地狂轰滥炸；在敌机的掩护和重炮的轰击下，敌军轮番冲击我阻击阵地，企图夺回渡口。但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控在红军手中，直至中央和军委纵队顺利渡过湘江。但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至三万余人。

刘辉山回忆这次残酷的战斗时说：

12月1日凌晨，在飞机对我阵地的狂轰滥炸和敌军的进攻下，红一军团军团部险些全军覆灭。当时，军团指挥所在一个山坡上，林彪和聂荣臻得知中央纵队已开始渡江，在分析下一步行动方案时，警卫员突然发现敌人已迂回指挥所后面端着刺刀上来了，他马上报告林彪和聂荣臻。情况非常危急，林彪马上命令赶紧转移。聂荣臻一面组织部队赶紧撤收电台，向一个山隘口转移；一面命一部分同志准备就地抗击敌人。同时命令我（我当时任司令部警卫排长）赶紧去山坡下通知刘亚楼和政治部的同志紧急转移。我一面布置警卫排阻击敌人掩护团部转移，一面往山下跑去传达命令。往山下跑时，突然脚上的草鞋吧嗒、吧嗒地快掉下来了，我顾不上吊在脚上的草鞋，跑下坡传达了聂荣臻的命令。转移到安全地方后一看，原来是往坡下跑时，一颗子弹把脚上的草鞋打穿了，竟没有伤着脚！50年后，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件事，他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接近正午时分，得知中央纵队已经渡过湘江并已越过桂黄公路，林彪、聂荣臻才放了心，令一师和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一师经木皮口、鸽子江口，二师经庙山、梅子岭、大湾，分别从两个山隘口退入越城岭山区，通过了第四道封锁线。

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12月14日，红一军团抢占贵州黎平，一面驱逐城外的黔敌，一面保障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在黎平会议上，面对红军战略转移过程中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红军遭受的巨大损失，参加会议的同志同意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彻底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由被动转为主动，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在川黔边界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准备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在第一次攻打遵义时，王家烈的守城部队负隅顽抗，攻城战斗异常激烈，红军减员较重，刘辉山带领的一个班只剩下他和一个班长。红一军团领导决定智取遵义城。派六团一营营长带一个侦察排，化装成敌军，由俘虏兵带路，全团跟在他们之后，向遵义前进。当时六团做了两手准备：一，争取诈开城门；二，如诈不开城门，就强攻上去。结果敌人真以为是从外围据点败退回来的自己人，开门迎接，红军成功智取遵义城。1月7日凌晨，红二师进了遵义城。同时，红一军团派出一支部队从板桥镇绕小路插到了娄山关的侧后，攻占了娄山关，紧接着打开桐梓县城，又乘胜追击，占领丁松坎，肃清了遵义城围边的敌军。

中央军委纵队9日进入遵义城，由刘伯承同志兼任遵义警备司令。此时刘辉山已由红一军团司令部警卫排调红一军团直属警备连任副连长。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在黔北重镇遵义召开。刘辉山所在的红一军团警备连主要负责中央军委的警卫工作。

这天早上刘辉山在布置任务时告诉大家，从今天晚上开始，中央将在红军总部驻地——原黔军二十五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中央、军委领导和各军团主要负责同志都要参加，警卫任务特殊而艰巨，要求大家一定要以百倍的警惕完成这一神圣而光荣的任务。接着，指导员姚子和作补充。他强调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一定要小心又小心，警惕又警惕，不能有半点闪失。遵义城虽已拿下，但敌情还复杂得很，敌人的特务随时都会伺机作乱。按照警卫方案，从大门到一楼再到二楼会场，关键位置都布了岗哨，24小时轮流站岗。

这个重要的会议就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共开了三天，从15日至17日。出席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陈云、博古、邓发、凯丰以外，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聂荣臻和林彪也出席了会议，李德列席了会议。

遵义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以后的战略方针，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侧翼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甩掉国民党军队。

1935年6月，刘辉山所在的红一军团冒着怪叫的狂风、刺骨般的暴雪、稀薄的空气艰难地攀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和打鼓山四座雪山，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3月28日至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8月21日，红一军团在前，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首长和中央纵队跟进，红三军团担任后卫，向距离毛儿盖四十里的草地进发。荒无人烟的草地里河沟交错，充满黑水，散发着臭气，根本没有路，到处是烂泥潭。表面看是水和草，底下却是深不见底的泥沼，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而难以自拔，甚至整个人都会陷进去而丧生。由于所带粮食不足，到后来只能以野菜、树皮充饥，甚至把皮带、皮毛坎肩、马鞍子等都煮着吃。刘辉山在过草地的最后几天吃掉了身上的半截皮带。红一方面军和中央纵队经过六天艰难跋涉，终于走出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

古远兴当时随中央纵队踏上长征之路，这段经历他历历在目：

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我们是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的。在长征中我也经历了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湘江，四渡赤水，过乌江，逼贵阳，渡过金沙江，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路程。

我那时回到了红军总政治部的通信班，我们不仅要保障首长的通信，还要负责总政治部的警卫任务。

在长征出发前的动员中，领导没有多讲什么，只是讲要到外线去作战，所以谁也不知道这以后要走那么多的路。我那时候年龄又小，每天要跟着部队往前走，真是要把人走死，不仅如此我们还要随时面对和敌人的战斗。

在长征途中的生活非常困难，没有盐吃，粮食也很少。再加上敌人的围堵，战斗打得都很激烈。我虽然在总政治部，也参加过战斗，但主要任务还是送信。前方打得很厉害，AAA的急件很多，我们看到这样的信件，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要尽快送到。如果遇到敌人，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为了保守机密，就要把文件销毁，再去和敌人做最后的一拼，不能把党的机密留给敌人，这就是领导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我们面对敌人和艰苦的环境，不怕牺牲和困难，努力去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

遵义会议前，我们基本上是让敌人撵着走，遵义会议后感觉就不一样了，好像是在牵着敌人来回地转，也开始打胜仗啦，在以后的陕北转战中，我也有同样的感受。

长征考验着红军的生存，也考验着每个红军战士的意志。如果怕苦、怕艰难，没有坚强的意志，你就会在路上脱离红军，就会留在雪山上，也过不了草地，二万五千里你就走不下来。面对走与留、生与死，面对恶劣的生存条件，我始终没有动摇过跟着红军往前走和坚定的必胜信念，最终我跟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在长征路上，红军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做好群众工作，要帮助老百姓干一些农活和家里的活。经过贵州的时候，我们来到一个村庄，我记不清地名了，我们班住到一个农户家里，这个家里有一对夫妇和一个女儿，老汉四十多岁，女儿也有二十岁出头，他们家里比较富裕，房子很多，还有地。地里的活，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们会雇人来干。从表面上看，他们家的样子不像是地主老财，因为一是地主老财害怕红军，见了红军就跑；二是他们的地都是自己种，没有租出去。

红军来了他们雇的人都跑了，所以我们住在这里，就帮他们家做些农活和家里的活计。我在家里就干过农活，所以这家老汉看我干活是一把好手就想把我留下，让我给他当倒插门的女婿。在我们家乡倒插门的女婿是被别人看不起的。

在生活上，他们家把我们这些红军照顾得很好，看我们缺少粮食就送粮给我们。那时候，可能是因为多年的战争，或者有什么其他原因，这个村子里的年轻一点的男人很少，所以缺少劳动力。既然他们家的农活这么多，我们就给他们家多做些事情。我给他们家做的事情越多，老汉就越想把我留下。在我们就要离开的前几天，老汉还找来了媒婆向我提亲，我没有答应。

我们走的那天，老汉和老婆婆还有闺女站在门口送我们，我看到闺女的眼睛红红的，看样子好像是哭过。老汉送给了我一双布鞋，里面的鞋垫还绣着花，我知道这是他闺女做的鞋，老汉还对我说：“打完仗还回来。”我感谢了老汉后就走了。

这家人生活要说起来比我们家好得多，也比红军艰苦而又危险的生活要好很多，但是我还是坚定地跟着红军走了。虽然我没有留下来，但听说还是有人留了下来。

在路过贵州茅台地区的时候，一进村口就闻到酒香。这里有钱的人家，家家都存有好多酒。地主老财的家里酒更多啦，我们到的时候他们人早就跑了。我在村子里看见一个首长在一个已经被打破的酒罐子前面，用水壶接着从酒罐子里流出来酒，当看见其他罐子里的酒往地上淌的时候，他一边接着酒一边说：“哎呀，哎呀，可惜了，可惜了。”我过去看到满地洒的酒和首长的样子，就笑着说：“首长你要它干什么？”“小鬼，这可是好东西呀，你去找一个盆子来，接一些回去泡泡脚，可以解乏，包你脚掌不打泡。”

我听了他的话，找来一个盆子接了半盆子酒，把脚放在盆子里，一下子就觉得身上舒服了很多，也不疲劳了。我看到这酒还有这样的好处，也和首长一样，找来几个水壶去接酒，在接酒的过程中还喝上几口。

在长征路上多亏了这几壶酒，走了一天的路，宿营的时候，虽然不能再拿酒泡脚了，但把酒倒在手上，往脚上搓搓，也可以解除疲劳。在后来的长征路上，我的脚还真是很少打泡。

在长征路上面对的危险就是敌人地面上的前堵后追，还有天上的飞机轰炸。我亲眼看到敌人飞机的轰炸，真是厉害。

有一天，我们天刚亮就开始走，到了太阳偏西了，队伍才停下来准备吃午饭。我在路旁的沟里生火，准备煮东西吃；有位首长和他的警卫员正在路面上的一棵小树底下做饭。由于我经常给他送信，比较熟，有时我做饭的时候，他和他的警卫员也过来一起搭伙。

这次他们做饭早，首长就叫我：“小鬼，你不要搞了，上来一起吃吧。”

我说：“你们吃吧，我这里马上就好啦。首长你们可要小心敌人的飞机呀。”

首长说：“不怕，你上来吧。”

他刚讲完话，我就看见敌人的飞机飞了过来，我就叫：“危险！危险！”这时敌人飞机上扔下的炸弹正好掉在他们吃饭的地方，爆炸了。我赶快上去救人，他们吃饭的地方被炸了一个大坑，三个人都被炸没了，真是很惨啊。刚才人还在那里，就这么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在长征途中，还有一个困难就是缺粮食，没有东西吃。长征刚开始的时候，还有公家饭，粮食紧张了，就把口粮分给每个人，在发口粮的时候，首长就讲：我们的粮食很紧张，要节省着吃。

首长讲的没有错，开始还能发些炒米或炒面，这些粮食都是从地主老财那里搞来的。可是越往后粮食越困难。

在长征前期，我准备了几条腊肉。那还是在贵州，当地的地主老财看红军来了都逃跑了，我从一个地主家的灶坑里捡了几条沾满炭灰的腊肉。这腊肉虽然脏了点，但它不会坏，可以放很长时间。我把腊肉简单地洗了一下，又晾晾，再用油纸包好，这样肉上面的油也能保存住。

这点腊肉要是以前炒菜吃，三四顿就吃完了，这个时候我可舍不得吃，当个宝贝整天放在包里。有粮食吃的时候就不吃它，没有粮食或野菜也少的时候就少放一点，让汤里有点油水，饿得实在太厉害了就放点肥肉，这样油水大一点。有的时候，有首长或其他同志过来入我的伙，也要放点肉。

我吃的时候，用小刀拉一点肉放在水里煮，然后再放进野菜，这样“肉汤”煮野菜要比清水煮野菜好吃的多，也能多喝两碗，也算是有了吃饱的感觉，但时间不长就又饿了。

有的时候我的这个办法也会引来我熟悉的首长和他的警卫员，他们闻到肉味就要入伙。他们有粮食，我就用上一点肉，还有一些野菜和米煮上一锅比汤稠一点比粥要稀一点的饭食，在当时这可是非常美的事情。那时，即便有首长入伙吃饭，我也是放一点肉，从不多放，这要是在苏区，他们早就说我小气了。可是现在，他们能吃这样的饭还是很高兴的。

越往后粮食就越少，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少，这时吃的东西主要靠自己去找，像野菜什么的，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会拿来吃。那时每天吃的也很少，因为行军的时候没时间搞东西吃，饿了就吃一点炒熟的东西，再喝上一些水。如果没有什么吃的，就只能是光喝水和系紧腰带了。每天只有在宿营的时候，才能烧火煮饭，要是敌人追得紧，这顿饭也吃不上。特别是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本来就吃不饱，我们又有纪律，不能破坏民族关系，所以只能去找野菜，才能不饿肚子。

到了川藏地区，山里就有蘑菇了。我们家乡山上竹子多，竹笋也很多，但是蘑菇不多。这里的蘑菇不仅数量多，品种也很多，刚到这一地区时上级就要求不要随便吃这里的蘑菇。可是有的同志说，他们家乡有的是这样的蘑菇，没有问题，能吃。就这样，有人开始忙着支锅烧火，有的人去采蘑菇，不大功夫一锅蘑菇汤就煮好了。

这锅汤还是很香的，很像肉汤的香味，很远就能闻得到。但大家也只是闻着味流口水，谁也不敢去吃。刚才鼓动的那位同志拿起把缸，一边舀蘑菇汤，一边说：“吃吧，没有问题，我吃给你们看。”他喝完一缸子，又盛了一缸子，这时大家才敢过去盛汤喝。我也过去盛汤，但多少还是有一点顾忌，只盛了半缸子汤，没有要蘑菇。这汤喝起来还是很好喝。等我喝完后，有的人已经喝了几缸子了。可是等我喝完没过多长时间就感觉不对，嘴发木，好像不是自己的嘴巴，喝得多的人这个时候都躺在地上不动了。一个干部跑过来一脚把锅踢翻，并招呼人把躺在地上的人抬走抢救，后来听说还是有同志没有抢救过来。

长征路上造成我们伤亡的原因，一个是来自对敌的战斗，再有就是艰苦的生存条件和恶劣的自然环境。

夹金山海拔4000公尺，终年积雪不化，风一吹还扬起层层的大雪片，山上空气稀薄，自然条件很差，但是为了要到懋功和四方面军会合，我们就要翻过这座雪山。

我们是下午到达山下的，晚上在山底下宿营，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们，山上有妖魔鬼怪，上去后就下不来，要我们不要上去。我们三十多个小鬼，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雪山。当时我们的生活很困难，下面穿的是单裤，脚上穿的是草鞋，上雪山前，领导从向导那里了解到了雪山上的情况，在作动员的时候，要求大家做好防冷的准备，要把行李都带上。我有一块旧军毯，是国民党军队用的那种，没有整条的那么大，但比一半还要大一些，另外还有块油布和一个斗笠。

早上我们吃过饭，上午10点左右到了雪山底下。这里的天气很怪，上午在山下，天气很热，在太阳下走路，走了一身的汗。有的人说：这么热的天气爬这么高的山，还让带这么多的东西，根本就用不上。于是他们就把行李给扔掉了，还有的人干脆把上衣也脱了，光着膀子开始上山。我的东西没有扔掉，领导让准备就肯定有他的道理吧，虽然背着东西爬山，给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我还是带着。

刚开始，雪没有多深，还算好走，但走不了多远就不行了，雪越来越深，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很深的雪窝里。只要掉进去，就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爬出来。雪浅的地方，脚下很滑，走上三步就要退两步。雪山上除了冷，就是空气少，人的胸口上就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上气来，走上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几口气。这时就听见几位老同志和老大姐在喊：“同志们不能停下来呀，要坚持往前走啊。”

确实是，这个时候人停下来后就不想再走了，就想睡觉。在我周围就有人走不动了，蹲在那里，有人过去拽他，可是不管怎么拽，就是拽不起来。我还看见一位大姐在拉一个小同志，看样子他比我还小，大姐一边劝他往前走，一边拉着他走，可他就是蹲在那里不起来，也不讲话，只是摇着头。大姐没有办法，就把多余的一块布披在他身上。

当我们走到半山腰时，刮起了大风，扬起了大雪，鸡蛋般大的冰雹没头没脑地向我们打来，当时情景就好像天要塌下来。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在这样的困难面前大家相互帮助，相互鼓励：一定要坚持住。就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人大叫着，用手指着山顶上的红旗，这时我们才知道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山顶，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年龄大的同志和身体比较弱的同志，他们过雪山非常吃力，有的同志早上还和我们一起吃早饭，一起爬雪山，到了晚上却看不见他们。那些在雪山下把行李扔了的同志，只穿着一件单衣，他们很难抵御山上的寒冷，有的人没有爬过来，他们永远留在了雪山上。我的那块毯子可管了大用，我披着它抵御了雪山上的寒冷。

下山好像比上山容易些，但是山的背面没有太阳，让人感到更加寒冷，我们没有棉衣，都穿着单衣。我那块毯子也披不住了，冻得直哆嗦，为了不被冻死，我们就往山下跑，但雪地上很滑，摔倒了就往山下滚。就这样我们连跑带滚地下了雪山。

翻过夹金山后，我们占领了达维和懋功，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了师。

红军北上，是为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就要绕过胡宗南等敌军固守在松潘与兰州一带的封锁线，为此我们要穿过松潘以西这片荒无人烟的草地。红军要通过这样荒凉、艰难的草地，蒋介石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以为红军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而我们却偏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主张南下，而中央坚决主张北上抗日。毛主席说：“不管草地有多大困难，我们必须走过去，这是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决定的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毛主席亲自指挥我们过草地，并将开路的任务交给了林彪的一军团。我们出发前，据“通司”（向导）介绍，松潘西边的草地多有“蛮骑”出没（野牛之类的东西），草地里经常浸水到膝盖，四周看不见人烟，连树木也没有，人要在里面走，没有向导是不行的，是走不出草地的。进入草地前，要准备充足的干粮、皮衣、皮靴等，否则人进去后不被冻死也会被饿死。因为草地里面没有人家，也没有林木，宿营时也无处搭棚，夜间寒冷还多雨露，人就在雨中过夜。

他说的这样厉害，我们有一点不相信，但是还是要做些准备，可是有什么可准备的呢？他说的穿的东西我们基本没有，我只有一块不大的油布和多半条旧军毯。粮食呢？由于当时粮食缺乏，也筹不到粮食，所以我们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不到一小缸子的小麦，而且就这点粮食也只给了三天。我们的准备就是这样的。

我们初听草地的名字，以为草地只不过是人烟稀少，草木郁密的地方。谁知道这草地，地上看不见泥土，只见草和水，远望过去除了草什么也没有，没有人烟，没有人迹，连树木也没有。山丘上有树木，但又小又少，在绿茸茸的草丛中，不时能看到一小堆黑黝黝的牛粪。

这里的草在水中长得很茂盛。草一丛一丛长在水中，一丛草与一丛草之间，是很深的水。草在水中枯了、死了，新草又在这腐草上生长了出来。在这茂密的青草下面，不知积累了多少年的腐草，人走在上面，脚下感觉是软软的，虽然有一点滑，但脚板上的感觉还很舒服，比走泥巴地好多了。即便是这样，由于草地软，脚下用不上力，所以走起路来也还是蛮吃力的。

在草地里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如果脚踩在了草丛之间的水里，就会陷进水下面的腐草里，人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陷进去的脚拔出来。马陷了进去就有爬不出来的。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行军，每天也走不了多少路。

在草地里我们路过一个叫色既坝的地方。这是一条河水流过的地方，河西岸稀疏地长了些树木，坝长有一百里，我们只走了约四十里。这条河里的水是能喝的，我就灌满了水壶。我们在水草地里，到处都是水，按说喝水是不成问题的，可是那里的水基本上是死水，是不能喝的，要想喝水就要找活水，这也是领导要求的。可谁也不知道哪里有活水，所以只要遇到活水，就尽量多装一点水，有的时候，实在找不到水，就只能站在雨地里，仰着头张开嘴喝雨水。

草地里的野菜很多，但不是所有的都能吃。有的同志为了大家能吃上安全的野菜，就冒着生命危险找来叫得上名字的野菜，试着吃看看会不会中毒。他们在试吃中也碰到过有毒的，有的吃后呕吐，有的吃后头晕走不动路，但是他们还是找出了不少种能吃的野菜。他们把试过的几种野菜告诉我们，但是人这么多，附近草地里有限的那几种野菜也有采光的时候。

第一天早上，我们吃过早饭从毛儿盖出发向北行，路在半山腰，越走越平坦。在离七里桥还有二十余里的地方，我们发现路的左边有矮小的草房，约莫百十间，远看这些矮房子好像矮得人不能进出，到了跟前一看，只要不抬着头人也能进去。听说这些矮小的房子是游牧人用来屯牛的，所以叫牛房。牛房墙壁用木条隔成许多的格子，格子内糊上了牛粪，墙上黑乎乎的，房内倒也不臭，房顶用草盖顶，过了这里以后连牛房也看不见了。

又往前走了十来里的路，看见一个一个的小山丘，大约过了二十多个。路过这里后，我们来到了草地边，这里距毛儿盖有四十里路程。

我们进入草地后头一个晚上经过一个叫七星桥的地方，又往前走了十几里路，看见附近有用树枝搭起的棚子，知道这是先头部队使用过的宿营地，所以我们也在这个地方开始宿营。我去找了些柴火，又挖了些野菜，和同志们一起生了一堆火，煮了麦粒野菜汤，我喝了两碗热汤后感觉肚子里也不饿了，身上也暖和了一些，我在棚子里找了一个睡觉的地方，把油布铺在地上，就盖上那块薄毯子睡觉了。在以后的几天里，确实没有这么好的宿营条件，经常是露天而宿。

在草地里走了一两天，我感到这里真是举目荒凉。地上一片草野，天空总是灰暗灰暗的，四周看不到一只鸟飞过，也听不到任何的虫子或其他小动物的叫声，山丘上也不长一棵树木。一路上到处都是污水，没有草根的地方，脚踩上去直没膝盖，马经过处埋没了四蹄，有时还会陷进沼泽里。在水草地里走，我们的脚从出发以来就没有干过。这里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是风，一会儿是雨，一会儿又是雪，有时还下起了冰雹，白天有时也会出太阳。总之越往里面走，越让人感到路途的艰难。

自进入草地以来，我们就天天都遇着雨。有时雨还不小，有雨具的人身上好一点，可是有雨具的人不多，没有雨具的全身都湿透了。我有个斗笠，是从苏区出来的时候带来的，长征一路走过来，雨下得小就戴上它，雨大了再披上我那块不大的油布。

雨天在草地里行军，路滑得让人走不了几步就摔倒。我在进草地前找了一根棍子，一是防止摔跤，再有就是用来探路。虽然前面的部队为我们走出了一条路，但也要搞清楚周围草地的情况。这棍子还有一个用处，晚上宿营的时候，如果没有棚子，又找不到其他的树枝，我就把这根棍子插在草地里，上面再横着绑一个小木棍，然后再把油布蒙在上面，把油布下面斜着拉紧，再找点东西压着。人在里面躺是躺不下，但坐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雨下大了，下面也都是水，坐也就不行了，只好戴着斗笠，披着油布，拄着棍子站在夜里的风雨中。困了就把头放在拄着棍子的手上打个盹儿，但是很快又会被夜里的风雨冻醒。没有办法，站在寒冷的雨夜里只能盼着太阳早一点出来。

我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坚持着，也有的同志被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夺去了生命。

在第三天的行军路上，我看见路旁有个路牌，上面写着“分水岭”，这牌子看样子是先头部队留下给我们指路用的。发给我三天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了，光吃野菜人没有力气走路，后来的几天一点儿粮食都没有了，这时有人开始煮皮带吃。我是把皮带和野菜一起煮着吃，煮的时候，里面的盐巴比平时多放一点，这样在行军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力气，能跟得上，不会掉队。如果连柴火都找不到，为了充饥只有拿草地里拔出的野菜往嘴里填。

长征路上粮食一直就很紧张，为了充饥，我和张耀祠经常在一起鼓捣点东西吃。他爱搞东西吃，而且搞出来的东西也好吃。我的那点腊肉，肉吃完了，他把肉皮和其他的菜，或是能吃的蘑菇放到一起煮，煮的味道很好，有的时候也会把其他的同志吸引过来，他们一人搞走一点，最后留给我们两个人的就没有剩下多少了。

进草地后大家都困难，他没有找过我。可是过了几天他来找我，问我还有没有粮食了。我告诉他还有十几二十粒，他说拿出来吃了吧。我把剩下的粮食全放进开水里煮，最后又把野菜放进去，这时柴火也快烧完了，他从口袋里拿出十几个辣椒，有红的也有青的，看上去像是草地里长出来的。

我问他：“这个东西能不能吃？”

他说：“没有问题，我试过了。”

随后他把辣椒扔进火灰里，不一会儿又从火灰里把辣椒刨出来，用嘴吹了吹辣椒上的灰后，给了我三四个。

我拿着黑乎乎的辣椒问他：“这辣椒都烧煳了还能吃吗？”

他说：“你沾点盐巴水吃。”

我按他说的方法吃完了一个辣椒后，感觉到这辣椒外面是烧煳了，但里面并不煳，吃起来还有炒熟的辣椒味道，很好吃。给我的几个辣椒吃完后，我又把蘸辣椒的盐巴水倒进煮好的野菜汤里，这下里面有了一点辣味也显得好吃多了。

我们两个人吃完饭后，我对张耀祠说：“这个辣椒好吃是好吃，就是少了点。”他听出我是想把剩下的那些辣椒都吃了，就笑了笑说：“剩下的这几个我还要拿给主席吃，他那里也没东西吃了。”

吃完了野辣椒，张耀祠见我们都没有中毒，就把烧好的辣椒给毛主席送了过去。后来我听张耀祠讲，主席进城后一直都喜欢吃他这样烧的辣椒。

……

我们在草地里又走了两天。在第六天的下午，看到前面远处冒起了烟，草地渐渐地消失了，有了土路和小山，也看到了石头，但还是没有看见房子。又走了很远后，看见了远处的矮房子。

到了班佑，看到了一片“牛房”。长征以来，这一路上我们住过砖墙、石墙、泥墙的房子，也住过苗族区域的茅屋，还住过云南石板盖的房屋，现在住的是用牛屎筑墙的房屋。这一片有四五十间，有一两间好像是被烧过，据说是先头部队走后失了火。我们经历了六天的艰苦生活，这个时候住进了房子里，才真正感到了房子的作用和好处。

我们这支红军的队伍从毛儿盖出发到班佑，在这块草地里走了六天，每天大约走七八十里路。在这六天里，前方看不到头，后面有敌人追，四周又要面临草地里恶劣的生存环境，我们就是靠着坚定的意志，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最终走出了草地，胜利地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与陕北红军会师，在延安建立了根据地。毛主席在长征结束后讲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红军长征经过十一省和民族地区，这些少数民族有藏族、苗族、彝族、回族、瑶族、侗族等，这些民族的人民，有的受到教宗的统治，有的生活在深山之中，他们生活得都很苦。这些少数民族人民大多数都有自己的武装，而且武器也不少，由于民族之间的矛盾，在路过藏族和彝族地区时，我们刚开始还吃过亏，但在我党的统战思想指导下，我们还是顺利地通过了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1935年7月，在长征路上，我在张福芝同志介绍下，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张福芝找我谈话的时候是一天的傍晚，天有点黑。他刚开始讲的什么我也没有听清楚，只听见“愿意不愿意”。我问他：“愿意什么？”他说：“你不要紧张，我是要介绍你加入共产党。”这时我才知道他找我的目的。

在整个的长征途中，我始终没有动摇过跟着红军往前走的信念，就这样坚定地跟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5000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率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

11月21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向直罗镇之敌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红一方面军共歼敌1个师和1个团，击毙敌师长牛元峰，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直罗镇战役后，1935年12月，刘辉山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直属警备连连长。

1935年12月，中央在瓦窑堡（子长县）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直接作战的力量”和努力“扩大红军”的方针；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做出“抗日反蒋、渡河东征”，到外线打击军阀阎锡山，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新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 

1936年3月11日，红军强渡黄河发起东征战役，红一军团等红军主力转战山西五十余县，取得关上、蓬门、兑九、峪谷地等大捷，共毙伤俘敌军1.7万多人。此次东征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发展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红军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我们党以后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1937年1月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进驻延安，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进驻云阳镇。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遂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

红一军团在陕西云阳镇安吴堡改编为八路军出师抗日时，刘辉山被调回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抗大”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指引下，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学习后，刘辉山更加坚定了政治方向。

1938年1月，刘辉山由抗日军政大学调到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学习。主要学习情报收集、社会治安、反间谍和保卫工作。

项英要我给他当副官

1937年2月，古远兴从总政治部通信排调到锄奸部，年底，又被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古远兴讲述了这一段的经历：

1937年2月我从总政治部通信排调到锄奸部，任特务班的班长，当时的锄奸部部长是杨奇清同志，三科科长是程广之同志。特务班的任务就是为首长培训警卫员，培训出来的人员都在首长身边工作。刘伟同志当时任特派员，肖前同志任直属队总支书记。

1937年底，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有一天张耀祠找我，要我同他一起去西安。

我问他：“去那里干吗？”

他讲：“那里好，一起走吧。”

就这样在他的提议下，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办事处设在西安古城内北新街一个叫七贤庄的地方，当时办事处的主任是伍云甫同志，党组织的书记是林伯渠同志。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是我们党在为了实现民族生存与独立，联合全民族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担负起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重任的大环境下建立的。西安事变前后，因客观条件限制，办事处还只是一个半公开的秘密机构。直到1937年9月我党将朱德担任八路军总司令的决定通电全国后，办事处的门口才挂起八路军办事处的牌子，从此办事处以公开的形式开展统一战线各项工作。

办事处在未公开时期，只有两三位同志，任务只是负责上层的统战工作，秘书长是当时的最高首长，李克农当过第一任秘书长。下面的人员也比较简单，只有副官、收发和勤杂工等。当时处内的警卫任务是由绥靖公署借来的国民党军队的人员担任。办事处公开后就成立了我们自己的警卫班，我就是那个时候来到西安办事处，在警卫班当班长。后来由于任务的需要，警卫班发展到警卫排，我又当了警卫排排长，对外是警卫副官。

我们来到西安办事处的时候，正值国共合作刚刚建立不久，也是抗日高潮到来的时候，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手段有所收敛，我们利用这一时机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办事处是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大门，它肩负着由白区到边区的革命青年、进步人士、各类物资进出的甄别、运送，以及我们红军干部进出边区的接待等任务。办事处还是我们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上的前沿阵地。我们利用这个阵地，向外界宣传我党的政策，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抗日，揭露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我们还是党和西北人民联系的枢纽，我们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在我党基层组织的领导下，同志们在街头公开讲演宣传我党抗日的政策，演出各种抗日的宣传节目等等，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宣传动员，组织更多群众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运动中去。

来办事处的人员很多也很复杂，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人了解一些外界各方面的情况。也有坏人混在这些人里面，他们故意提一些污蔑我党的事情，可在我们充分有力的事实面前他们哑口无言。但是到我们这里的人员大多数还是好的，是同情我们和向往革命的。

由于我们积极的工作，不断地巩固和扩大党在白区的影响力，为此国民党当局想方设法限制我们的活动，不惜采取种种卑劣手段，要把我们办事处困死在西安。

敌人妄图通过对办事处的封锁和破坏断绝外界与办事处的来往。为达目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办事处四周设下包围网，凡发现由办事处出来的人，只要不是办事处的人就逮捕。有一个叫黄笏承的老先生，七十多岁，信仰佛教，精通古画，他来我们办事处办完事情，刚出门不久就被特务抓走了。特务们抓人，是给人带上一个黑布套子，把头一下子给套在里面，人什么也看不见就被抓走了。有些商人到我们办事处来取钱，也给抓走了。有的泥瓦匠、工匠给我们修理房屋，出去后也给抓走。被抓走后他们被强迫写了悔过书，并保证以后不再给我们修东西，特务才把他们放出来。我们办事处的人员出了办事处，就有特务跟踪；我们的人员去商家买东西，这家商家就会遭到警告或罚款；我们的人员去医院看病，这家医院也会被列为黑名单；如果办事处的人去了普通人家里，这家的人就会遭到逮捕。

1938年敌人只是限制我们的活动，1939年他们就公开迫害我们。西安事变后我们党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国内的有志之士和国外的华侨向我们捐款捐物，而延安又处在物资缺乏的时期，办事处就想尽办法将物资运往延安。可是国民党顽固派故意刁难，他们在西安到延安的公路上设立几十处检查站，专门检查我们过往的车辆，还不时扣押我们的人员和物资，特别对粮食、食盐、药品、钢铁、汽油、煤油等物资限制得更加严格。

敌人对我们办事处也实行更加严格的监控，他们虽然不敢明着抓我们办事处的人，但暗地里却派特务监视我们办事处，还利用各种借口搜查我们办事处，检查我们的证件，查找和破坏我们的电台，企图中断我们与延安的联系。

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和破坏，我们也和敌人针锋相对地作斗争；同时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和保密工作的需要，办事处做出了规定，没有特别必要的事情不准外出，机要人员原则上不准外出上街。我们自己内部也搞了一个小型的合作社，一些小的东西可以在这里买到，不用到附近街上的商铺去买，因为这些商铺大多数都是特务开的。我们这个小合作社就是张耀祠这个后勤副官他们搞的。

在一个既可以看到抗日精神高涨的局面，又要面对敌人残酷的破坏的复杂环境里，我再一次经历了特殊战场的锻炼。

一次项英同志回延安途经西安，我担任警卫工作。当时，项英在南方游击区坚持对敌斗争，条件十分艰苦，他刚来到西安时穿得又脏又破，办事处的书记林伯渠同志就让我带项英去理发、洗澡、做身衣服。衣服做好后他试了试，感觉很好，又提出再做一身。我请示林老后，又给他做了一身。国共合作时期，为了工作的需要，在国统区我们也可以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

项英穿了一身新的国民党将军军装后，人也精神了许多，和刚来的时候像是两个人。他穿着这身军装，又让我带他去照相，参观西安这个城市。项英这一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就派特务跟踪，我看见身后的特务，就对项英讲：“首长，咱们注意一下吧，后面跟上了特务。”

项英回头看了一眼说：“不用怕，现在是统一战线时期，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回到办事处，我感觉这一事情比较严重，就向林老作了汇报。林老找到项英，将西安的复杂形势和特务如何猖獗告诉了他，请他注意自身的安全。

很快项英离开了西安去了延安，又从延安回到西安。在准备回南方的时候，他对我讲：“小古啊，你跟我去南方给我当副官吧。”我不想跟他走，一个原因是这里的环境刚熟悉，再一个听说他的脾气急，所以我对他说：“这个我可定不了，你要问林老才行。”

果然，项英去找林老，把想要调我去南方的事情同林老讲了。林老对他说：“我们这里的人员也很紧张，你那里需要人可以从延安调嘛。”就这样，项英一个人离开了西安。

由于工作和任务的需要，我进出办事处，有时穿着便装，有时又穿着国民党的校官军服，有时还穿着八路军的服装。由于我出入频繁，在八路军办事处附近盯梢的特务搞不清楚我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在办事处，我学会了骑自行车。我会经常骑着自行车出去送信和文件。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执行任务，我骑着自行车在西安的大街小巷里转，国民党的特务为了监视我也跟着转，这样就把特务的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身上，掩护了其他同志顺利地完成任务。

有的时候为了掩护重要同志安全进出办事处，我们就要把办事处门口的特务引开。在执行这种任务的时候，我们先在办事处门口故意出来进去，想办法引起特务的注意，让特务认为我们有重要的事情去做，又不想让他们跟踪到。如果我们的行动确实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他们就会藏起来等我们出来。看见特务不见了，我们就出来，有时候一下子出来两三个人，出了办事处就带着特务在小巷子里转。有的时候我也会去戏园子，虽然秦腔我听不懂，但为了完成任务我也坐在那里装作听戏。不管怎么样，只要让特务跟着我转，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要是执行送重要文件的任务，就要想办法把跟踪的特务甩掉，以此来保证任务的完成。

由于我使得特务们经常上当受骗，所以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别关注，他们准备要暗杀我。林老得到这一情报后，对我讲：“我这里你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我问：“为什么啊？”

林老说：“敌人想要搞掉你，你赶快回延安吧。”我说：“我可不怕他们，我不走。”林老看到我这么坚决，他也认真了起来，严肃地对我讲：“不行，你必须马上回延安，这是组织上决定的，你必须走！”就这样，我被林老送回了延安。

1949年进北京后，我有一次在政协礼堂大门内看见林老，我们闲谈了几句后，我问他：“林老，三九年在西安的时候，你为什么非要把我撵走？”

林老说：“那时，我要是不让你赶快走，你现在可就不能站在这里和我讲话喽！”

在中央警备团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而国民党反动派在1939年至1941年两次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围剿”失败后，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并不断派遣特务进入边区搞破坏、暗杀活动。为了加强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警卫工作，确保党中央和中央首长的安全，在这一年的10月，中央社会部、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教导大队与中央军委警卫营合并组成中央警备团，吴烈任团长，肖前任政委，王金任副团长，刘辉山任参谋长，张廷桢任政治部主任，宋家治任总支书记。警备团初由军委总参谋部指挥，后于1943年起由中央社会调查部指挥。

10月20日中央警备团在延安侯家沟召开了成立大会，康生、叶剑英等领导到会并作了指示。叶剑英参谋长说：“钢盔是保护头脑的，中央警备团就是‘钢盔团’，是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首脑机关的部队。你们的任务艰巨而光荣，一定要信心百倍地完成警卫任务，确保毛主席、党中央及中央各位首长的绝对安全。”他要求：“全团要团结一致，努力学习文化和警卫知识，提高思想和军事素质，把警备团办成一个培养忠于党中央、毛主席的警卫干部的大学校。”

中央教导大队的前身是中央教导队。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掀起全面抗日战争，延安成为全国抗战的重要中心。为了确保党中央的安全，防止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和暗杀阴谋，1938年2月7日，中央社会部决定成立中央教导队，负责中央书记处警卫工作。王金任队长，肖前任政治指导员；同年3月，王金调离，吴烈继任队长。社会部从三五九旅、三八五旅、延安中央党校等单位严格挑选调入干部及战士，其中绝大部分是经历过长征的党员。教导队实际上是培养军队后备干部的组织，因此调来的基本都是连、排级干部，政治军事素质很高。很多同志调来后，当了一名普通战士。刘辉山从中央党校调入中央教导队任军事教员。

中央教导队成立后，接替军委警卫营负责中央书记处以及刘少奇、陈云、张闻天、康生、王首道等首长的内卫任务。1938年10月，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延安召开，中央教导队胜利地完成了内卫警戒任务。1939年2月7日，中央教导队成立一周年时，毛主席题词“有文有武”，以此鼓励全体指战员努力学习文化，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素质。

1939年6月1日，为适应新的形势和加强保卫党中央的警卫任务，中央教导队奉命扩编为中央教导大队。吴烈任大队长，肖前任大队政委，张廷桢由中央社会部调来任大队总支书记。刘辉山任一中队队长，莫異民任指导员；张吉厚任二中队队长，张九厚任指导员；从中央党校调来工人出身的同志组成第三中队（后改为训练队），张耀祠任队长，田学文任指导员；同时成立了骑兵区队，由军政大学调入的古远兴任队长，王忠任指导员。同期调入的还有惠金贤、史宏斌、熊健等同志。一中队担负中央书记处、中央组织部警卫任务；二中队与中央警卫营共同担负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警卫任务；骑兵区队则担负短距离的迎接、护送中央首长的任务和巡逻任务。

1939年6月下旬，肖前政委率12人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林伯渠同志返回延安。第一辆车上有三名战士，担负前导任务，其余战士和林伯渠分乘后三辆车。车队行至铜川金锁关时，第一辆车突然遭到三十几名武装土匪袭击，战士们立即还击。后面三辆车迅速赶到，参加战斗。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战士们英勇奋战，将武装土匪击垮，保卫林伯渠同志和文件、物资安全返回延安。

1940年2月7日中央教导大队举行了成立两周年大会。毛主席、康生、吴玉章等中央首长亲临大会并作了重要指示。毛主席讲了当前的抗日战争和国际的形势，并指示指战员们要努力学习政治、文化，提高警卫技术，保证中央的安全，还指示要搞好生产，改善伙食。会后，毛主席为大队的《战斗报》题词“好好学习”。这次大会极大地鼓舞了干部战士，大家表示：毛主席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一定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做好警卫工作，确保中央首长的安全。

1940年6月至1941年从晋察冀边区彭真警卫大队调来两个中队。方忠实、马英杰分别任中队长，冉发根、曾策分别任指导员。

1941年11月开始，中央教导大队担负起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全部警卫任务。

中央军委警卫营最初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务营，她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的队伍。

1935年12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后，由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警卫连、军委总政治部警卫连和保卫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的警卫连在陕北张驿村合编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特务营，邱创成任营长兼政治委员。后又从徐海东部调来一个连编为第四连。特务营担负着保卫党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的任务。

1936年3月11日，红军强渡黄河，开始了东征。特务营一连保卫毛主席等首长，二连随前总保卫彭德怀、叶剑英等首长，三连担负兵站、仓库等保卫任务，四连奉命参战攻打山西石楼城。5月，特务营随红军前敌指挥部回到陕西，在延川交口镇，特务营与独立团合并组成特务团，原特务营为第一营。此后，特务团随红军西征。第一营（原特务营）担负着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任务。

1937年1月，党中央和毛主席进驻延安。3月，奉中央和彭德怀命令，调特务团第一营组建中央军委警卫营，到延安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时调入军委通讯连，军委警卫团的二连和机枪排归警卫营建制。此时，警卫营有六个连和一个机枪排。各连队分别在延安城、宝塔山、飞机场、老爷庙、杨家岭、蓝家坪以及延长县凉水崖黄河关口担负警卫任务。

1937年4月，中央军委警卫营派一个排乘汽车护送周副主席去西安工作。在第一辆卡车刚越过劳山山顶，周副主席乘坐的第二辆卡车快到山顶时，突遭埋伏的土匪袭击。周副主席立即指挥战士还击；第一辆车上的战士听到枪声迅速下车阻击土匪并向第二辆车靠拢。这时，贺福祥同志和另一名战士一面向土匪射击，一面掩护周副主席迅速撤到树林中隐蔽。在经过激烈的战斗后，战士们终将土匪击溃，打死打伤土匪数十名。贺福祥等同志保卫周副主席返回延安。这次战斗，担负周副主席警卫任务的这个排也伤亡14人，战士们用生命保证了首长的安全。之后，警卫营两次派兵赴劳山一带剿匪，肃清了这一带的土匪。

同年5月，警卫营圆满完成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苏区代表会议）的警卫任务。

中央警备团成立之初有五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连。一连连长莫異明，指导员温昌连；二连连长罗志淮，指导员曾策；三连连长何有兴，指导员赵沉幽；四连连长吕锡彬，指导员杜泽洲；五连连长方忠实，指导员杨树先；骑兵连连长古远兴，指导员姜玉坤；重机枪连连长张海龙，指导员王乔。高富有、陈祖江、焦万有等同志随中央军委警卫营编入警备团。

1943年，又调入人员组建第六连，并成立了宣传队、毛主席警卫队；设立了两个营部。同时，任命刘辉山兼任一营营长，莫異明为教导员；罗志淮为二营副营长，张耀祠为教导员；毛主席警卫队由团部参谋古远兴任队长。警备团主要以四个连的兵力在杨家岭、枣园、王家坪、侯家沟、蓝家坪等地保卫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各部委、军委总参、总政、新华社等中央机关以及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和国际友人冈野进的安全；机枪连布置在清凉山、大砭沟、杨家岭等山头执行防空任务；骑兵连担负中央首长出行时的临时路线护送和经常性的巡逻纠察任务。此外，保持一两个连的机动兵力，随时应对紧急任务和担负重大临时警卫任务或生产任务。

为了确保党中央、中央各级首长及中央机关的安全，警备团采取了全面布置、重点控制、内紧外松、分区包干、保证安全的原则，并调查社会民情、发动群众、与边区政府协作，很好地完成了警卫任务。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大礼堂开幕。吴烈团长作为警备团代表参加了大会。为确保大会的安全，中央成立了大会警卫处，警备团派刘辉山参谋长担任外勤组组长，负责礼堂大门以外的警卫、防空组织工作，并负责检查督导。大会期间，一连担负会场核心警卫，并担负杨家岭防空洞及延水桥的警戒；二连、三连担负大礼堂外围山头及后沟的警戒；在杨家岭周围的山头上布置了六挺重机枪担负对空警戒；古远兴副参谋长率骑兵连担负首长和代表的通行路线巡逻、护送任务；还挑选了王更臣等水性较好的战士不分昼夜涉过延河给主要首长和解放日报传送大会文件。

在会议期间，由于警备团的任务重，人员又少，所以一个哨位只能布置两人担负警卫任务，如果又遇有临时任务，有的哨位只能保证一个人执勤，没有人换哨，这个哨位上的战士就要站上很长时间，连饭都吃不上，即便是这样辛苦，战士们也毫无怨言坚持完成任务。这期间曾下过一场大雨，致使延河水猛涨，洪水夹杂着枯树杂物冲击着延水桥，大桥安全受到威胁。一连战士纪永常、李建国、杜林森等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下河清理杂物、抢修大桥。在历时50天的会议期间，全体指战员坚守岗位、克服困难、忠于职守，胜利地完成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警卫任务。

1945年9月，警备团派警卫战士保卫毛主席赴重庆谈判，以后又护送叶剑英、李克农等首长赴北平并担负北平军事调解处执行部的警卫任务。1946年4月8日，由于飞机失事，王若飞、秦邦宪、叶挺在茶山遇难，执行警卫任务的警备团战士魏万吉也和首长一起遇难。

为粉碎国民党对延安的长期封锁，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延安开展了大规模生产运动。警备团在完成警卫任务的同时完成了各项生产任务，部队中涌现出一大批生产积极分子：杜林森每天开荒6亩3分多，胡德山开荒6亩1分多，创造了边区开荒的最高纪录；王国初创出每月捞纸402刀的最高纪录。警卫团办的纸厂用的造纸原料是马连草，造出来的是马连纸。纸厂全部都是手工操作，生产出来的纸张，主要是供应中央办的报社和新华书店使用，解决了当时的用纸困难。

干部、战士们还自己纺毛线、织毛衣、编草帽、做扫帚，基本保证了自给自足，到冬天还给每位指战员做了一套自织的绿色毛呢子军装。干部和战士们在大生产运动中，还给中央五大书记代耕，使首长们有更多的时间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那时中央规定每人开荒30亩，一连给毛主席代耕，二连给周副主席代耕，整个警卫团有五个连给五大书记代耕，到秋后打下的粮食按每亩地产多少粮如数交给五大书记，毛主席说：“谢谢你们给五大书记代耕，我们把这些粮食上交政府。”那时各连生产的粮食每连给政府交十担每担300斤。这样解决了边区政府的一部分困难。1944年底，边区政府召开了劳动英雄大会，王国初、杜林森、陈少先、胡德山、纪永常、罗贵、王永贵、杜永清等同志被评为延安边区的劳动英雄。

警备团非常注重做好驻地的拥政爱民工作。宣传队为驻地群众演戏并经常组织读报活动，宣传党的政策，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卫生所为群众治病，推动群众开展卫生运动；战士们帮助老乡开荒、播种、秋收；派出干部为群众开办文化学校，帮助老乡识字、学文化；帮助边区政府训练民兵。全团干部战士和老乡们感情深厚，军民关系极为融洽，受到驻地群众的好评。延安解放日报多次刊登《战卫部在拥政爱民工作中创造了许多新办法》（“战卫部”是警备团的代号）、《军民团结侯家沟》等表扬文章。

毛主席要我们好好学文化

1942年10月，中央警备团成立。1943年组建了毛主席警卫队，古远兴任毛主席警卫队队长。在此期间发生的许多事情，古远兴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他深情地回忆起毛主席要警卫战士学文化的事情：

1942年，中央教导大队与中央警卫营合并成立了中央警备团，对外也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备团，吴烈任团长，肖前任政委。毛主席警卫队也是在这个时期组建的，我当队长。这个警卫队隶属警备团，由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警备团吴烈团长、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同志负责管理。

警卫队组建后的一天，吴烈带我来到毛主席的窑洞，把我介绍给了毛主席。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了解，虽然领导介绍了一些事情，但首长一些细小的生活习惯，还是要靠自己去观察掌握。

到毛主席那里没有多长时间，一天早晨，我去检查警卫工作，来到毛主席窑洞。当时主席没有在里面，我进去一看，地上铺着地图，桌上、铺上摆满了书，书又是打开的，有的夹着纸条，桌上还有很多文件。我看到这种情景，就把值班警卫战士叫来问：“主席这里这么乱，你们也不给整理一下。”这个战士说：“主席不让动他的东西。”我说：“谁不喜欢整洁干净一些？”于是我就和他将地上的图纸卷了起来，又把地上、床上、桌子上的书和文件全部整理好，这个战士又把地扫了扫，桌子擦了擦。就在我们搞卫生的时候，主席回来了，他一进门看见屋里的情景就说：“糟糕，糟糕，谁让你们动我的东西？”那战士看到情况不妙就赶快出去了。我说：“我看见屋里太乱了，我们就整理一下。”主席马上说：“你没有看见上面写着字吗？”我的文化不高，再加上主席写的字又是草字，我看不太懂，我就说：“我识字不多。”主席听完我的话后，情绪缓和了许多，他问我上过什么学，我告诉他读过几天私塾，到延安后在抗大和中央党校学习过，但是由于准备打仗，也没有学到多少文化。主席又问：“你不识字怎么给人家送信呢？”我知道主席问的是我在总政治部当通信员期间的事情。

我站在毛主席面前回答说：“那时送信很简单，叫我送哪儿，我送哪儿，叫我送给谁，我就给谁送啊。”这时主席坐下来语重心长地说，你没有文化怎么能带好部队，又怎么管好部队？过了一会儿，主席又问我们警卫队晚上有没有点名，点名的内容。我回答完主席的问题后，主席讲：“点名不能只是叫叫名字。要把一天的事情简要地讲评一下，要简短。一、二、三点写下来，你今天晚上点个名，我参加。”我照主席的指示，进行认真准备。晚上点名时间到了，我请主席参加我们的点名，当我们点名结束后，主席拿过我的笔记本纠正完错别字后，对我们讲：“你们要好好学习文化，以前打仗没有时间学，现在时间多了，要教育部队好好学习文化。”

从这以后，毛主席对我们这个队的文化学习抓得可紧了。他还让他的秘书叶子龙同志当我们的文化教员。我和叶子龙很熟悉，在长征路上就认识了。他教我们识字，教得很认真。在这段时间里，毛主席看见我们的战士就问，今天学了什么字？怎么写？记住了多少字等等。

叶子龙要求也很严格，他要求战士们每天必须认五个字。有的战士基础比较差，学习起来很困难，但是战士们很刻苦，一有时间他们就在地上写字，两三个人在一起时，就一起背书，搞得晚上睡觉说梦话都是在背生字。我看到战士们学得这么辛苦，平时又要执勤和搞生产，就向叶子龙提出来，学习不要搞得太紧张了，战士们吃不消。他说：“不行啊，这是主席要求的，不严格要求，我完不成主席交给我的任务呀。”这之后他还是严格地教，战士们非常认真地学，他们文化水平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我派张思德去烧炭

在毛主席警卫队，有一位后来妇孺皆知的人物——张思德。毛泽东为张思德因公殉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为人民服务》一文。古远兴回忆：

1944年9月，在我们警卫队里发生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件，那就是张思德的牺牲和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发表。

张思德是四川仪陇县人，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家里很穷，父亲给地主做长工，终年劳累，因积劳成疾过早去世了。母亲生下张思德六七个月后也病死了。养母刘光友把他带到十二三岁，他被迫给地主割草放牛，受尽了阶级压迫和剥削，从小就在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锻炼出不怕吃苦、不怕困难的坚强意志。

1933年张思德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同年加入了共青团，后又加入了共产党，对党的事业，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红军北上抗日的时候，他曾三次走过草地，那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在困难面前从未被吓倒过；他负过伤，立过战功，他仇恨敌人，对人民和同志无比热爱。

他作战勇敢、顽强，警卫忠诚、机智。在一次的战斗里，他一个人夺回来敌人两挺机枪，自己也负了伤，在这次战斗中他立了战功。还有一次，在茂州岷江沿岸，张思德发现两个敌人正在追赶我们的一个小同志，当时的情况很危急，张思德不顾一切地赶上去，一枪就打倒了一个敌人，另一个敌人吓得逃跑了，那个小同志脱离了危险。曾经有四方面军的同志向我介绍过，在过草地的时候，张思德为了同志们的安全，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试吃野菜，为此他还中过毒。

作为一个警卫战士，除了要对党、对首长无限忠诚和勇于献身的精神外，还要有高度的警惕性，能灵活机动地处置各种复杂情况。张思德当警卫战士时警惕性很高，他在执勤的时候，注意周围情况，他的枪总是跟着人，人到哪里，枪到哪里，保证了每项警卫任务圆满完成。张思德对武器也是十分爱护，他的枪总是擦得干干净净。

张思德在工作上从来不计较、不挑拣，不论任何艰苦的情况下，没有叫过一声苦，他总是有说有笑，非常乐观，像所有的革命战士一样，对革命、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他干一行爱一行，能上能下，他从前当过班长，由于工作的需要，组织上调他当战士，他没有怨言，愉快地服从，他对别人说：“班长和战士的职责不同，但为党工作是一样的。”张思德的言行，充分体现出他的高尚品质。

我和张思德在一起工作将近两年，虽然时间不长，可是他的一些事情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思德来到我们队以后，我还记得和他谈话的情形，我对他说：“张思德同志，咱们队的任务很重，责任也很大，工作也很辛苦啊！……”他没等我说完就抢着说：“队长，我不怕苦，我能吃苦，你放心，我什么都能做好。”的确，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在我们队里，一直都是埋头苦干，勤勤恳恳，什么工作他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那时我们队不仅担负毛主席和总司令、周副主席、任弼时等首长驻地的警卫工作，还要担负这些首长的送信、送文件工作。我们队也和其他连队一样，不仅要完成分配给自己的生产任务，还要帮助完成分配给这些首长的生产任务。

张思德不论是站岗放哨，送信、送文件、搞生产，样样都非常出色。就拿送信件的工作来说，时间上没有保证，有时很早，有时很晚，有时路途又很远。有一次张思德执行送信的任务，天还没有亮就出发了，回来的时候我们队已经吃过早饭，炊事班也和部队去搞生产了。一般像这样的情况，张思德回来后，应该先吃饭，休息一下，再去干其他工作。可是赶巧，那天伙房没饭了，要现做吧，就要耽误时间，耽误生产，他就饿着肚子，也没有休息，赶去参加生产。

还有一次，冬天修桥，张思德不顾天冷水凉，带头跳进水里去干活。打窑洞的时候，不论是推土还是背石头，他总是比别人推得多、背得重。

张思德同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帮助他们挑水、扫院子、喂牲口、收割庄稼，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发扬了我军的爱民传统，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色，老乡们都称赞他是个好同志。

在团结友爱、帮助同志方面，张思德也做得很出色，他当班长的时候，经常帮助战士站岗，行军的时候帮助同志扛枪、背东西。为照顾战士们的休息，每到宿营地后，他给战士们烧洗脚水，还经常帮助炊事班烧火做饭，总之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记得有一个晚上，天下着大雨，因为白天劳动很疲劳，大家都睡熟了。张思德刚要休息，首长送来一封急件，要送到距离宿营地十六七里路远的桥儿沟，他为了让其他同志休息好，冒着大雨，在泥泞道路和地形复杂的情况下，完成了这次艰巨的任务。

在物质生活上，张思德总是先人后己。有一次我们发放衣服，他知道后就有意请假走开，他为什么这样做呢？这要说说当时的情况，那时由于敌人的封锁，我们比较困难，衣服大号的少，小号的多；鞋子也是一样，大的少，小的多。要想每人都发的合适，很难做到。他请假走开，就是为了让其他同志能领到比较满意的服装，最后剩下什么他就要什么，衣服大一点小一点，他就自己动手改一改。就是这样的新衣服他也舍不得穿，都是留着执行任务的时候穿，平时穿的是打了很多补丁的旧衣服，节约下来的衣服和鞋子，常常送给同志们穿。有一次，他领到了一双小号的鞋子，自己穿不了，就送给一个小同志穿了。

关于鞋子的事情，那时布鞋很少，大家都舍不得穿，谁要是有一双胶鞋那简直像宝贝一样，穿一两天，就赶快脱下来洗干净放进包袱里，所以，我们穿草鞋比较多。张思德打得一手好草鞋，既结实又好看，花样还很多，大家都愿意穿他打的草鞋。谁找他打草鞋，他都会有求必应，还经常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为同志们打草鞋。我们队的人差不多都穿过他打的草鞋，我也穿过几双。

我们队里的同志很多人穿着张思德打的草鞋，毛主席看见战士们穿的草鞋，就问他们：你们的草鞋这么漂亮，是谁打的？战士们就告诉他：是张思德给他们打的。所以，毛主席也知道张思德打得一手好草鞋。

张思德也有一双白球鞋，关于鞋还有一段故事。延安时期，我们的部队除了警卫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就是学习。为了保持部队的战斗力，我们开展了警卫工作、生产运动等各类竞赛，业余时间也开展体育比赛，用这些方式来激发部队的斗志。

那时我们业余活动主要是打篮球，而且开展得很普及，我们团的连队都有球队。朱老总也很重视和支持这项运动，他经常在业余时间里和我们打篮球。他还指导我们如何打好球，我们团和其他单位打比赛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当教练，当他看到对方实力不如我们，就讲：你们不要赢人家那么多，他们没有时间练习。遇到了强队，他会认真组织，研究如何战胜对手，当场上和场下的战士们为了助威都嗷嗷大叫的时候，他也会大笑起来。警备团打篮球的传统，一直到进北京城成立警卫师后都保持着，警卫师的最好成绩是1965年驻京部队篮球比赛，在有总部那么多军兵种大单位参加的比赛里，我们师拿了个第五名。

张思德是个大个子，他喜欢打篮球，而且打得也不错，他还因打篮球获得了一双白球鞋的奖励，这双鞋他一直舍不得穿。有一天，他的布鞋洗了就穿上这双球鞋，在毛主席驻地门前上哨。主席从外面回来，看见他脚上穿着一双新的白球鞋，就有些不高兴，问：“你这双球鞋漂亮，是从哪里来的？”

我在主席后面，听到主席的话，知道主席误会了张思德，因为主席是一个讨厌铺张浪费、不艰苦朴素的人。主席今天看见以往穿带补丁的衣服，穿旧布鞋或草鞋的张思德，现在穿了一双这么好的鞋子，还以为张思德思想上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赶快上前向毛主席解释：“这双鞋是他参加边区篮球比赛，奖给他的。”主席听后，笑了笑点了点头走了过去。

过了两天毛主席从外面回来，又是张思德上哨，这次张思德脚上穿的一双旧布鞋，主席看见后，就故意逗张思德：“你那双白球鞋怎么不穿了，是不是舍不得穿，又放了起来。”张思德叫主席这么一说不好意思了，低着头笑。主席看到他那样子，也大笑了起来。

在生活上，张思德对同志们关心体贴，在政治上更是关心大家的进步。他经常督促和帮助同志们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学习中央的有关政策，同志们政治上有进步，他高兴，鼓励大家再接再厉。有同志有了缺点和错误，他主动接近，促膝谈心，使有缺点的同志能够愉快地接受批评，改正缺点。对于来自同志们的建议和批评，他总是虚心接受，认真考虑，加以改正。他经常说：“我还有许多缺点，要用整风文件和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政治水平，改进思想，改进工作。”大家都说他是一个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好同志。

张思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他当时是党小组组长，对小组生活和汇报制度抓得很紧。他对上级和同志有意见都是当面提出来，从不在背后乱说。当时我们队里人员比较少，没有建立经委会，只有我一个人管理经济开支，张思德诚恳地对我说：“队长，你一个人管经济不方便，还是成立个经济委员会好。”在他的倡议下，我们队里成立了一个由三个人参加的经济委员会，充分发扬了经济民主。

张思德的模范行为，对我们警卫队的影响很大，同志们都以他为榜样，向他学习。在积极向上的精神带动下，我们队的工作，不论是在完成警卫任务，还是完成生产任务，都走在全团的前列。

1944年中旬，警备团为了解决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扩大）会议期间代表们的取暖问题，派出一些战士到山里去烧木炭。那时会烧木炭、打窑的人不多，我就派张思德、王玉森、石仓三位同志到陕北安塞去烧炭，他们三个人过去都烧过木炭。烧炭要有一定的经验，火大了木头就烧成灰了，提前撤火，木炭就是生的，用这样的木炭就像烧木头一样，屋子里全是烟。张思德烧炭是很有经验的，他打的炭窑和烟道很好用，也就保证了烧出炭的质量。有一次他们三个人在一个地方烧了五六万斤炭后，由于附近的树木不多了，于是转移到新的地方继续烧炭。

9月5日这一天，天空下着小雨，张思德他们三个人在挖一个新炭窑时，因土质松软，上面雨水不断地渗透，造成了塌方，三个人都被埋在了里面。因张思德埋得比较深，没有抢救过来，牺牲了。

张思德是我们警卫队的人，他经常在毛主席住地的哨位上站岗，我们住的地方离主席住的地方也很近，有时毛主席在外面散步来到我们住地，看见张思德或其他同志在那里写墙报，他会看上一会儿，有时也会纠正文章中的错误或错字，所以他对我们队里的人员都比较熟悉。

炭窑塌方后，我来到毛主席的窑洞，主席正在写东西，他看了我一眼问：“队长有事情？”我说：“有个情况要向您汇报，我们派去烧木炭的三个同志，因为炭窑塌了，把他们给埋在里面了。”主席听后立即放下笔，眼睛瞪着我说：“赶快组织人抢救，把人挖出来呀！”我说：“现在正在挖。”主席听后点了一根烟，坐在那里抽烟想事情，我退了出来。

半个小时后，前面的情况报了过来：挖出来两个，石仓被埋得浅，是第一个被挖出来，王玉森第二个被挖出来，张思德在炭窑最下面挖排水道，埋的最深，现在仍在往下挖寻找他。一个小时后前面的情况又报了过来：张思德被挖出来了，是在窑里的最底层，他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把镐，镐把顶在他的胸前，一抬他就从嘴里往外冒血，人是不行了。

我又一次来到毛主席的窑洞。我刚一进门，见他坐在桌子后面，一边抽着烟，一边想事情，他看见我，不等我说话就问：“怎么样，人抢救出来没有？”

我说：“窑上面埋的两个抢救出来了，人没有什么问题。张思德同志埋在最底下，挖出来后已经不行了。”

主席听后站了起来说：“还能不能抢救过来呀？”

我说：“恐怕不行了，挖出来的时候，他是坐在地上，一个镐把顶在他胸口上，一动他就从嘴里出血，看样子从上面砸下来的土和杵在胸上的镐把把内脏弄破了。”他点了点头，同意我的看法。

他在窑洞里来回走着，停下来，批评我：“打仗死人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搞生产死人是不应该的。”

停了停，他又就张思德的遗体问题，对我讲：“要派人放哨看好啦，山中狼多，要是被狼吃了，你这个队长就当不成了。”

我说：“好，我马上去布置。”

我刚要出去，他又叫住我问：“队长，他的后事，你怎么处理呀？”

那时在战争年代里死人是很平常的事情，一个冲锋过去就倒下几个人；过雪山的时候，上山的时候人都还有说有笑，可是下山后，再一看，有许多人就不见了。在战争年代里，人牺牲后，最好的办法就是就地掩埋。所以主席问我怎么处理后事，我想也没想，就说：“就地掩埋。”

主席听后生气地说：“你敢！赶快派人，把人抬回来！”

他停了一下，又问我：“你报告你的上级了吗？”因为我们警卫队主要是负责主席的警卫任务，我们队的位置离毛主席住地比较近，离团部比较远，所以我对他说：“报告主席就行了吧。”主席马上说：“不行。你赶快报告你的上级。”随即他又用手指示意，给了我三条指示：第一把人给抬回来，身上洗干净，穿上新衣服；第二叫吴烈找李克农他们，搞一口好棺木，把张思德的东西都装在里面；第三要开个追悼会，他也要去参加。毛主席还特别交代，把张思德最喜欢的那双白球鞋，也装进棺木里。

我马上回到团部，向吴烈团长报告了炭窑塌方和张思德牺牲的情况，又将毛主席对后事处理的三条指示作了汇报。警备团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张思德的遗体抬了回来，洗干净后，又给他换上了一套新军装。李克农部长写了一个报告，毛主席批准买了一副好棺木，把张思德同志安放在里面，他的东西也放在里边。

噩耗传来同志们万分悲痛，政治部张廷桢主任难过得连饭都吃不下去了。要开追悼会的消息传开后，战士们都默默地去采集野花，编扎花圈，他们选择那些最好看的花，想尽一切办法把花圈搞得又大又好，他们说：“要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亲密战友张思德同志的尊敬和怀念。”

9月8日下午2时，中央警备团、中央社会部和中央办公厅的一千多人在延安枣园操场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土台上，摆满了花圈，正中间挂着毛主席亲笔写的挽联，上面写着“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警备团团长吴烈主持追悼会，政治处主任张廷桢致悼词。毛主席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追悼大会。毛主席站在土台上，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打着手势，即兴发表了《为人民服务》这篇著名的演讲：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希望，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从此后，警备团为了部队的思想建设，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传统教育中的重要内容，教育部队对党中央和领袖的无限忠诚，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1966年国庆节前夕，张思德的养母刘光友参加国庆观礼来到北京。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北京比较乱，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同志就把刘光友和县里安排照顾刘光友的一个女同志小戴，一起接到他的家里住。

我去张宏家里看了刘光友。在张宏那里，我考虑到张思德的母亲到北京来，一定会有很多的人来看望，这就会给张宏家里带来麻烦，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还是由组织出面接待好。我就同张宏商量，接待刘光友的工作，就由我们警卫一师负责，他也同意了我的想法。第二天我就派人把刘光友接到警卫师招待所住下，又给她安排了一个公务员照顾她。之后她参加了我们师里和社会上的一些纪念活动。在国庆节当天张宏安排刘光友在西红一台参加了观礼。

1991年，警卫一师为了纪念张思德同志牺牲47年，在师部办公楼前建了一尊张思德同志半身塑像。吴烈、杜泽洲和我，还有警备团的老同志参加了揭幕活动。由于张思德生前没有相片，向前就在延安找来一个画像的人，根据熟悉张思德的同志们所说的样子画出一幅张思德的半身像，这尊塑像就是根据那幅画搞出来的。

1994年江泽民总书记还为塑像题了字：向张思德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每当我去警卫一师参加纪念张思德的活动，我都会去这尊塑像前看看，每当看到它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了当年的张思德。

警卫一师当年的领导做了一件好事，他们不仅把张思德的形象留给了世人，也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传承给了后人。

1945年毛主席警卫队解散，任务交给了一连，我回到团部当副参谋长。

第二篇

转战陕北

差点跟上林彪去东北

1945年10月，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央警备团吴烈团长、肖前政委奉命率第五、第六两个连和部分干部先行去承德为中央的转移做准备，后由于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这支部队被调往东北，参加东北解放战争。其余的部队组成一个团留守延安，由刘辉山任团长，张廷桢任政委，古远兴任参谋长，张耀祠任政治处主任，郭海瀛任供给处主任，担负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任。

转战陕北前夕，曾经发生了一个插曲，林彪想调刘辉山等到东北参加解放战争。对此，刘辉山回忆道：

吴烈团长和肖前政委带领警备团部分部队到前方，我当团长没有多久，东野林彪司令员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临走前他找到我，他对我讲，东北的形势发展很快，部队多了没有干部带，想要我带几个人过去组织一个师。我和林彪以前就认识，我在红一军团的时候给林彪、聂荣臻当过警卫连连长，他知道我能打，也敢打，不怕伤亡。四野的人我也熟悉，大多是一军团的人，所以他想调我带些人过去。那个时候人员调动不像现在那么复杂，只要前方需要，头一天人还在延安，第二天就上前线了，这样的事情很多。

林彪同我谈完后，我找到张廷桢和古远兴，将林彪的话告诉他们，还问他们的意见，是去还是不去？古远兴首先表了态：“你决定，你说去我们同你一起走。”张廷桢说：“咱们过去可以，我没有意见，但下面的干部就不要带了，不要影响这里的工作。”我看他们两个人同意去东北后，就将商量的结果告诉了林彪。林彪对我讲：“好嘛，你们到东北后，组织一个师，你任师长、张任政委、古任参谋长。”他要我们准备准备就走，还要把家属和孩子一起带走，他又从他的警卫连里抽调人员，给我们每家配了三个警卫员，还有两匹马和一匹骡子。

那时搬个家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只要准备一个马褡子和两个筐，将被褥装进马褡子里，再将马褡子褡在骡子背上，一边再搭一个筐，小孩子坐在里面，这个家就算搬走了。

走的工作准备得差不多了，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到社会部，向李克农部长辞行。我把林彪想调我们到东北的事情向李部长作了汇报，他听后就急了，问：“定了吗？”我说：“定了，他们将警卫人员和骡马都已经配齐了，随时可以出发。”李部长听后，生气地说：“前方需要你们，这里更需要你们嘛！你们走了，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谁负责？你们不能走。”我一看情况不对，就不讲话了。李部长平时对我们警备团很好，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尽力帮助解决，所以我们在他面前也不拘束，什么话都敢讲。古远兴看到僵在那里，就对李部长说：“吴烈同志和肖前同志走后，我们接替了他们，我们走了也会有人接替的。现在延安是大后方，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不如到前方去打打仗。”这下可把李克农惹火了，他瞪着老古大声说：“你怎么就知道延安没有事情，你了解现在的形势吗？你们都走了，中央和毛主席的警卫任务交给谁？”我看古远兴还想再和李克农争下去，忙把他拉住，说：“我们不走啦，继续留下来。”在回来的路上，古远兴还是想去东北，就说：“咱们走咱们的，不要管他。”我对他讲：“你不要乱来，我们还是听李部长的安排吧。”随后我们把警卫员和骡马退还给林彪，东北也没有去成，还是留在警备团。

谁知道没有多久延安形势确实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大举进攻延安，也证实了李克农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三个人又跟着主席在陕北转战一年多。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在长征路上，在一军团，大小战斗我也经历了，但这次面临那么多敌人追赶，我们这点儿人既不能和敌人拼光了，还要保证中央和主席的安全不发生问题。在这期间，主席的一些决定和常人不一样，他为了不过黄河有时和敌人相向而行，真是把人惊出一身冷汗。我们几经艰险，才保证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也保证了中央和主席对全国战场的指挥。

蒋介石的进攻与毛泽东的策略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下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战犯冈村宁次在南京签署投降书。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标志着中国人民自1931年“九一八”开始，长达14年的浴血抗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借口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在美国空军、海军的帮助下，把大批国民党军队运往东北、华北地区，迅速占领大片国土。同时，蒋介石命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中国共产党决不能看着抗战的胜利果实被蒋介石掠夺，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大反攻。1945年8月，蒋介石迫于国内、国际压力，同时调兵遣将为发动内战而争取时间，不得不邀请毛主席前往重庆商讨国内和平问题。毛主席以弥天大勇，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8月28日抵达重庆，与蒋介石就国内和平问题谈判。毛主席在谈判中表明了争取和平的诚意，在与蒋介石针锋相对斗争多次、作出重大让步后，于10月10日，签订两党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

在《双十协定》中，国民党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平等地位；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表明了制止内战的和平诚意，迫使国民党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时扩大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民主党派中的影响，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权，推动了国内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6年6月，蒋介石认为内战已经准备就绪，撕毁了《双十协定》，公然于6月26日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宣化店战役打响，全面内战爆发。

也就是在这一天，原国民党空军八大队上尉飞行员刘善本不顾个人安危，在机组人员张受益、唐世耀、唐玉文等人的配合下，冒着生命危险，驾驶530号B-52型轰炸机起义，飞抵延安。他们的起义，极大地鼓舞了延安军民和正在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而战斗的各解放区军民；同时也反映出蒋管区的人民和各界爱国人士反对内战的心情，蒋介石发动内战是不得人心的。

解放战争初期，中国人民的斗争是极其困难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总兵力包括正规军、地方武装、特种部队、海军、空军及后方军事机关等约有430万人。他们占领着有三亿以上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全国的大城市及绝大部分的铁路交通线；他们还接收了100万投降的侵华日军的全部武器装备，特别是蒋介石还得到了美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大量援助。而我人民解放军只有120万人，数量上、装备上远不如国民党军队；解放区只有一亿多一点的人口。由于解放区土地改革还没有完成，反动势力还没有肃清，后方根据地还不太稳固。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气势汹汹，狂妄叫嚣在三个月内（后又改为半年、一年）“围剿”解放区，消灭人民解放军。

天空中出现乌云，暴风雨的来临震动了人们，引起一些人的迷茫。党中央和毛主席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后，明确地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毛主席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怎样才能打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呢？毛主席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一文中指出：

第一，在军事上：“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

第二，在政治上：“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农村，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区别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减少敌对分子，巩固解放区。在城市，团结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团结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第三，在经济上：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节省人力、物力，制止贪污腐败现象，必须努力发展生产，既要保证军需供给，又要减轻人民负担。 

毛主席在为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中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 

经过了四个月（1946年7月至10月）的作战，人民解放军虽然放弃了105座城市，但却歼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29万余人，并且用缴获的装备武装了自己；又把俘虏的士兵加以教育改造，补充了自己。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强，而国民党军队愈战愈弱。同时，国民党军队占领一些城市后，不得不分兵把守，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开始减弱。至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歼敌71万多人，放弃87座城市，但同时收复和解放87座城市。蒋介石占领105座城市后兵力分散，且又要守备后方供应线，战线延长，兵力枯竭，其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失败。蒋介石迫于我军强大攻势，被迫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把山东和陕甘宁边区作为进攻的重点。

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在1937年9月成立的，林伯渠任主席。边区政府包括陕西的延安、延川、延长、清涧、绥德、米脂、葭县（佳县）、吴堡、子长、安塞、靖边、定边、保安（志丹县）、甘泉、富县、淳化、栒邑；甘肃的宁县、正宁、庆阳、合水、镇原、环县以及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县）等23个县以及神木、府谷地区，面积12.9万余平方公里，人口150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都在延安。

蒋介石令胡宗南部为南线、马鸿逵部为西线、邓宝珊部为北线，以23万兵力从三个方向包围陕甘宁边区；并亲自指挥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和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共15个旅14万余匪军，分两路直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驻地——延安，妄图在三个月内占领延安。

警备团严阵以待

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听到敌人要进攻延安的消息，个个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投入到了紧张的战斗准备中。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林伯渠主席的领导下，组织民兵游击队，以保护群众的安全转移和在敌后骚扰打击敌军；各村组织老百姓坚壁清野，把粮食和一些带不走的、用不到的桌椅、水缸搬到山沟里隐匿或埋藏起来，准备转移。

在陕甘宁解放区的彭德怀、习仲勋部三个旅，依据坚固的阵地和有利地形，依靠边区人民大力支持，做好了抗击敌人的充分准备。

此时，毛主席根据全国战局的形势指出：虽然蒋介石调兵遣将，来势汹汹，妄图夺取延安，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此战必是历史的转折点，解放全中国即在眼前。毛主席采取的战略方针是不强求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大路朝天，各走一方。党中央和毛主席不失时机地做出了撤离延安的战略决策。

命令迅速下达到后，中央警备团开会研究了战前动员、战备集训和坚壁清野等工作部署，开始准备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战略转移。

为了便于指挥解放军在各地的战略反击和为撤离延安做准备，1947年2月，毛主席由枣园搬到了位于清凉山脚下的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住在王家坪左边的山坡上，警备团团部就在首长住地的山坡上面。

根据党中央关于撤离延安的精神，警备团召集各连干部在王家坪司令部开会。刘辉山传达了中央关于准备撤离延安的精神，大家在明确中央指示和统一认识后，研究了贯彻中央精神的部署和实施冬季训练的计划，并请中央社会部李克农给全团指战员做动员报告。

李克农说：“自从蒋介石反动派向解放区进攻以来，西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消灭了国民党近71万人，在中原地区我军胜利地完成了中原突围战，并取得了苏中七战七捷的胜利。在此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陕北解放区’，妄图侵占我陕北解放区。”“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是不强求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集中力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大路朝天，各走一方。敌人来了，占领了我们的地方，就是走进了天罗地网，钻进了我们的口袋，他的兵力更分散，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地消灭他。为了消灭敌人，我们可以暂时撤离延安，将来还是要回到延安的。蒋介石占领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李克农说：“毛主席说过，蒋介石占领了延安，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都知道了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而且，他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我们也可以打到南京去！同志们要积极准备战斗，把刺刀磨得亮亮的，叫敌人在我们的刺刀下死亡，坚决完成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任务。”他还要求全团立即行动起来，加紧战备训练，在战时完成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艰巨任务；要进行轻装，疏散重要物资，销毁不需要的文件，清理个人物品；要坚壁清野，不必要的和带不走的都要疏散藏匿，不留给敌人一件；随时准备撤离延安。

对于撤离延安，一开始很多干部战士们都想不通，“要誓死保卫延安”。听了李克农的报告，各连展开热烈的讨论。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说：“长征途中，毛主席领导我们打遵义、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甩掉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延安，建立了陕甘宁解放区。这次撤离延安，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我们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的战士说：“党中央和毛主席要暂时撤离延安，就是把包袱甩给蒋介石，分散他的兵力，我们好一个一个消灭他们。相信党中央的决定，我们一定会再回到延安的。”还有的说：“我们这些新调来同志没有警卫作战经验，希望老同志好好教我们。我们可以在转战途中，更好地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争取立功受奖。”

周副主席参加石玉玺排讨论时，很细心地讲了撤离延安的道理。他对战士们说：“我们不求一城一地的得失，暂时放弃延安，是为了攥起拳头消灭敌人，这是毛主席的英明战略决策。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不久会收复延安，还要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周副主席比喻说：“我们可以把一斤面蒸成四五个馒头，分几次来吃。消灭敌人也是这个道理，仗要一仗一仗地打，逐个消灭敌人。我们要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把蒋介石的军队一口一口地吃掉，一步一步地消灭，最后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周副主席透彻的比喻，详细解释撤离延安的道理，使战士们更加坚定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心。他还再三叮咛战士们：“战略转移后，你们的任务就更重了，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

同时，团党委组织全体党员学习党中央的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清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形势和党中央决定撤离延安的战略转移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了各党支部，使之成为各连队的战斗核心。全团干部战士思想统一了，上下同心同德，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冬季训练中，随时准备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撤离延安。

此时，警备团的四个步兵连主要在枣园、杨家岭、王家坪、清凉山等几个地方警卫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骑兵连负责传递信件和护卫中央领导同志出行。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常去枣园、杨家岭或边区政府开会，骑兵连就会在延河桥头、大小砭沟等地段布置警戒，并跟着车队随卫。机枪连布置在王家坪、清凉山、侯家沟等山头上担负防空警戒任务。自分团以来，人员减少，警卫任务加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并派遣特务骚扰，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警卫任务更加艰巨。但是，全团全体指战员以百倍的信心在各自的执勤点热火朝天地开展了军事学习和战备训练。

团领导干部亲自带领战士，按照“冬季训练计划”，开展以射击、投弹、刺杀为中心的掌握四大技术的训练。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把摧毁敌人的怒火集中到训练中。针对即将战略转移的情况，战士们加强了各种训练，包括驻地警戒、巡逻与搜寻、行军途中警戒；识别与利用地形地物、班战斗队形与战术；前卫尖兵与遭遇战斗；骑兵侦察员侦察、骑兵战斗队形、各兵种战斗动作与配合以及防空防毒、对空射击的教育和训练。

在训练中，各班、排、连纷纷定计划、表决心。各单位开展竞赛，比看谁的积极性高、比看谁的动作准确、比看谁学以致用好，充分发挥了干部战士创造力。在训练中采取了学以致用的原则，和实际紧密结合，组织典型示范观摩，并在白天或晚上进行多次演习，因而冬季训练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二连战士杨福明一边擦着自己心爱的武器一边说：“哼！不长眼的东西来送死，这家伙是不饶人的，管叫他吃个饱，以后就不用吃饭啦！”

一连班长贺福祥说：“我跟刘志丹同志在红军打仗的时候，我们才几千人，敌人有两三万，我们武器差，子弹缺，还打得敌人哇哇叫。现在，我们的人多了，地方大了，蒋介石卖国贼硬要钻进来，一定能把他们消灭干净。”

团领导以张思德的英雄事迹对部队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还组织部队参加土地改革和农民诉苦大会，进行革命理想教育。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和思想教育，提高了干部和战士们的军事和思想素质，树立起英勇顽强、坚贞不屈、战而必胜的精神，为完成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艰巨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天，彭德怀副总司令员把警备团的几个负责的同志叫去谈话。他仔细地询问了部队的人员、装备和打伞兵的部署。刘辉山和张廷桢分别汇报了部队部署和指战员思想情况。彭德怀指示说：“为了预防敌人伞兵，要划分好打伞兵的区域，人人要有一件武器，要进行打伞兵的训练，要构筑防空工事。”最后特别强调说：“如果敌人伞兵降落，要求你们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地把他们消灭掉。”

根据这些指示，警备团除进行轻装、坚壁清野外，特别增加了对空防御和打伞兵的训练，调整了防空战斗部署，九挺重机枪布置在杨家岭、清凉山、蓝家坪等制高点，王家坪山头上也安了两挺机枪，增加了大小砭沟、枣园、木家湾、侯家沟等山头的防空射击点，组成对空射击火力网。在重点区域增设防空掩体，在毛主席的住所后面挖了防空洞隧道。机枪连将普通平射的马克沁重机枪装上高射架子和瞄准具，改造成了高射机枪，增强了打击敌机的能力。全团不论干部、战士还是炊事员、宣传队员，都投入到了打伞兵的战斗训练和野外演习。炊事员手里没枪，就拿起长矛、菜刀、铁叉参加训练。各班战士在操练之余，主动召开了“诸葛亮”会议，人人出主意，个个献妙计，交流训练体会。

一次，在任弼时住的窑洞旁，战士们开班会讨论打伞兵的事。班长说：“首先要在训练中提高射击准确性，一枪消灭一个。”有的说：“不等伞兵落地，就集中火力把他消灭在半空中。”有的说：“动作要迅速，伞兵一落地，脚还没站稳，一棒子就叫他见阎王！”正在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时，任弼时看见同志们正在议论打伞兵的事，就说：“如果敌人的伞兵来了，你们别打光了，给我留几个，让我也打一打！”战士们都乐了起来。等他走后，战士们说：“咱们是干啥的，哪能叫首长也来打伞兵！”“为了首长的安全，咱们一定要加油操练，等伞兵一来就能很快把狗养的收拾了！”

自党中央下达撤离延安的命令后，各机关、学校都武装起来了，成立了自卫队，进行紧张的操练，准备抗击来犯之敌。政府组织群众疏散转移；医院、托儿所和部分机关单位也开始向瓦窑堡方向转移，有的人员疏散到绥德、清涧、佳县一带。中央机关和警卫团的家属疏散到晋察冀边区。在转移途中，有的同志因孩子太小，就把小孩寄养在当地党员老乡家里。在当时的战争年代里，有很多孩子都留在了老乡家中，这些老乡千方百计、历经磨难抚养孩子，使这些孩子能够在全国解放后又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大家坚信，有毛主席的英明指挥，有人民群众组成的铜墙铁壁，一定能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

一个多月过去了，敌人还没有打过来。12月27日，警备团再次召开动员大会，李克农做动员报告。他说：“最近敌人没有能进攻延安，是因为陈赓将军率部打到河东边，王震将军率部从绥德打到了石楼，两部分一下打开六个县，抓住了敌人的屁股和两条腿。战争第一年，即消灭国民党军队112万人，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他又说：“敌我双方在数量上、质量上、战略上变化着。我们用游击战冻结敌人的部队，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主力，大踏步来，大踏步去。我们将由部分的守、部分的攻，逐步变到全面进攻，再消灭敌人30到40个旅，我们就可以像赶鸭子一样前进。”他最后要求部队积极进行训练，继续准备对付敌人的进攻。

各班战士们又继续投入到巡逻与搜索警戒、地形识别与利用、防空防毒的紧张训练中去了。

击落一架敌机，损失一头毛驴

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在山东取得了莱芜战役的胜利，一次歼敌7个整旅近30万人。蒋介石的“重点进攻”毫无进展。为尽快拿下延安，他把五分之三的空军各式飞机用于轰炸延安地区；并把伞兵部队也调到西安，以配合胡宗南和宁夏、青海、榆林等地区34个旅的地面部队，企图偷袭延安，扬言在3月10日以前攻下延安。

3月8日，在延安南大门外操场各界人士参加了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的动员大会。警备团派出部分连队和宣传队的同志们参加了大会的保卫工作。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周副主席以及吴玉章同志等在大会上讲了话。朱总说：“国民党已经把我们派出去的和平谈判代表送回来了，已关死了和平的大门，要坚决打下去，我们也只有打下去。”他指出：“要坚壁清野、埋地雷，打麻雀战；要善于集中，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周副主席充满激情地号召人民：“我们有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一定能够打胜仗。大家一条心，保卫我们的土地，保卫毛主席！我们一定能够胜利！”

保卫延安大会以后，团宣传队由宣传股长向前同志、区中队长熊健同志带队深入到延安郊区农村，向老乡们宣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进攻延安的形势，动员群众组织起来，号召大家都要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

3月12日，胡宗南以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统率七个整编旅和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八个整编旅，分别为右、左路军，于宜川和洛川地区集结完毕。13日，胡匪的15个整编旅共14万余人沿咸榆公路及其以东地区，分两路北上向延安进攻。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野战部队在延安以南的富县一带抗击敌人。

早在3月11日，敌人就集中各式飞机，约有四十余架，轮番轰炸延安。这一天，战士们刚拿起饭碗来，正要吃早饭，突然警报响了。于是，大家立即放下饭碗，拿起自己的武器，奔赴战斗岗位。担负警戒任务的战士，立即组织机关人员进入防空洞，告诉老乡迅速隐蔽。一部分战士在掩蔽部里等待着，准备歼灭敌人可能降落的伞兵。重机枪手和各连队的轻机枪手，各自爬上预定的杨家岭、王家坪、清凉山、大砭沟、小砭沟、蓝家坪、枣园、侯家沟等山头上的工事里，组成了打击国民党飞贼的火力网。

敌机疯狂的嚎叫声由远而近，美国造的战斗机飞到战士们的头上，凶恶地向阵地上扫射，子弹从战士们的耳边飞过。刘辉山亲自挂帅，拿起机枪向敌机射击，战士们毫无畏惧，愤怒地瞄准敌机狠打，一阵猛烈的回击，将敌机打退了。

下午，又来了六架有四个引擎的轰炸机飞向宝塔山、清凉山一带。敌机连扫射带投炸弹，机枪连用机枪封锁扫射敌机，在防空机枪的猛烈射击下，轰炸机不敢低飞，慌忙投下炸弹。一颗炸弹落在了毛泽东主席的窑洞旁，弹片把树皮都削去一大片，四处散落着弹片，硝烟弥漫。在窑洞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彭德怀副司令员等首长正在讨论各野战军的战略部署。爆炸震落的尘土四处飘落。但他们镇定自如，继续研究问题。当警卫人员冲进来时，毛泽东主席问：“客人走了吗？”进来的人，吃惊地问：“谁走了？”毛泽东主席用笔指着天上说：“飞机呀，喧宾夺主，讨嫌！”逗得大家都笑了。

看到炸弹落到了首长窑洞前，战士们怒火填膺，高喊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向敌机又是一阵猛烈地射击。只见两架敌机冒着烟倾斜着身子，仓皇地向南逸去。其余敌机不敢低飞，慌忙地将成捆的燃烧弹扔在山头上、河沟里，便夹起尾巴逃走了。晚上，毛泽东主席询问群众的损失情况，当得知仅炸死一头毛驴，人员没有伤亡后，毛泽东主席说：“损失一头毛驴，这笔账我们迟早要跟蒋介石讨的。”

面对敌人的轰炸，3月11日晚上，党中央决定，中央驻地进行转移。警备团根据党中央的部署，研究决定：由张廷桢率半个骑兵连、一连的两个排和二连一排，保卫朱总司令、任弼时及刘少奇、董必武、陆定一等同志先行到瓦窑堡以东的王家沟。古远兴、张耀祠保卫毛主席、周副主席撤离延安。刘辉山带一个排清查首长驻地，最后撤离；并留赵斌带一个排随彭副总司令员，担负警卫任务。当晚，周副主席、彭副总司令员等请毛主席离开延安，但毛主席不肯走，他说：“延安的老百姓还没走，老百姓走完了我再走，看看敌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张廷桢率部保卫朱总司令到达王家沟后，按照朱总司令指示，立即布置警戒，派侦察员到任家山、清涧、石家湾、张家畔等地侦察，以便掌握敌情，防止敌人偷袭，迎接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到来。

在几天的时间里，从早晨到黄昏，指战员们坚守在阵地上。敌机一批走了，又一批来了，不断地狂轰滥炸、疯狂扫射。每当敌机俯冲下来扫射、投弹时，战士们瞄准敌机，猛烈地射击，迫使敌人不敢低飞，只能盲目地投弹。战士杨福明在对敌机射击时，炸弹落到他的工事附近，他和机枪被埋在泥土里。眨眼，他就从土里爬出来，端起机关枪，跑到另一个工事里，继续射击。同志们关心地喊：“老杨，要紧不要紧？”他用手擦了擦嘴上的泥土打趣地说：“没关系，还可以吃几碗面条哩！如果匪机再来，非揍下他几架不可！”

敌机走后，彭副总司令几次到阵地上去了解情况，鼓励战士们。有一次，敌机走了，他到王家坪后面的山上去，向战士了解对空射击和火力配置情况以后说：“这里很重要，毛主席就住在下面！”又问：“你们知道扔了多少炸弹？”战士说：“不知道！只知道炸死了一头毛驴！”大家都笑了。他又指着不响的炸弹说：“我们可以用它做地雷。”战士们接着说：“这些燃烧弹壳一截两半，正好是两个行军水壶！”“这弹片还可以打两把菜刀呢！”

第三天下午，毛主席在王家坪果园里看了看战士们挖的单人掩体，问道：“你们的东西埋藏在什么地方？”战士们回答：“就埋在这工事底下。”他鼓励说：“很好，敌人不会在这底下找东西。”又说：“你们的东西该带走的带走，该烧的烧了。你们记住：到我走的时候，把我屋里的东西弄干净。”这时候，大家都很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希望他早点离开延安。

3月16日，我们的野战部队和敌人进行了四天的激烈战斗后主动撤离富县一线，敌人进驻金岔湾、南泥湾和甘泉以南的麻子街一线，距延安只有七十多里。在王家坪可以清楚地听到炮声。

警备团三、四连和骑兵连部署在王家坪的后山上以及沟口、河沿、桃林等地保持着严密警戒，待命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转移。

这天下午，汽车开到毛主席住所门口，随卫他的战士们也都捆好了背包，将他的行装装上汽车，准备出发。毛主席吃过晚饭，看到战士们正在装车就问：“你们装车干什么？”战士们回答说：“准备走！”他说：“要走你们走，我不走！延安的老百姓还没走完，敌人还没到门口，敌人到了门口再走不晚！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敌人走一步，我们也走一步，敌人到这条沟，我们到那条沟。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于是，大家只好把行李从军车上搬下来。毛主席不走，彭副总司令有些着急，几次催促毛主席赶快撤离延安。他告诉随卫毛主席的战士们，毛主席不愿离开陕北人民，可能留在陕北指挥作战，要做好留在陕北的准备；还讲了个警卫战士怎样保卫他自己的故事，教育大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怎样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在3月11日的对空战斗中，警备团的重机枪手击伤的两架轰炸机向甘泉县的方向逃跑，其他五架飞机看见情况不妙飞回西安。受伤的飞机坠落在甘泉县的山沟里，甘泉县政府发现后，将敌机在甘泉县以南地区坠落在山沟里的情况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后就给警备团写了一封祝贺信：你们打的好！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机枪连慰劳一头猪。请转告机枪连的同志们，谢谢他们完成了防空任务。敌人投的炸弹没有伤着一个人员，只炸死了一头毛驴。

3月18日上午，刘辉山在全团大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表扬了战士们打下敌机的成绩，并送来一口猪慰问大家。读了毛主席的信后，战士们战斗情绪更加高昂了，擦拭武器，抓紧做好转移的各种准备，战士们说：“蒋介石枉费心机！听说扔了几十万磅炸弹，可是只炸死一头毛驴，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跟随毛主席党中央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反动派！”

中央决定3月18日撤出延安

3月11日是刘辉山永生难忘的日子，他回忆说：

3月11日大家都要毛主席撤离延安，但他不肯走，非要看看敌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时候情况变化得很快，敌人越来越近，中央决定18日撤离延安。

这天下午，在王家坪毛主席住的窑洞门前，一辆吉普车和两辆卡车停在那儿，等候毛主席出发。下午3时左右，周副主席把我和古远兴叫到王家坪，给我们布置任务：“今晚出发，我们5点钟走，你们晚上12点走。派一个步兵连和骑兵连，先跟我们走。你们走之前，要派人最后再检查一下中央机关驻地，不要留下一片纸一个字。现在，敌人的便衣已经到了七里铺，国民党部队离延安已经很近了。你们走时，可向前总了解敌人情况，如果走飞机场走不通时，可以走安塞，到瓦窑堡去找我们。”

我说：“那就让三连和骑兵连随你行动。”我又把惠金贤叫来见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对惠金贤讲：“今天晚上毛主席要撤离延安，请你们连先走一步，今天下午五时你们连准时出发，走的路线是通过飞机场，经拐峁到青化砭。”周副主席布置完后，古远兴又嘱咐惠金贤，沿途警戒各路口要道，要特别注意敌人的便衣特务袭击。之后惠金贤回去做准备工作。

根据这个命令，我又同古远兴、张耀祠商量，由一连负责中央首长的警卫，二连负责中央机关的护卫，三连和骑兵连担任前卫，四连做后卫，骑兵连一部分人员负责联络和侦察。

部队接到任务后，各连队捆好行李，备好牲口，又派出五个小组，分头检查中央机关坚壁清野的程度，准备出发。

敌人离延安更近了。山头上的哨兵早已听到南面传来的炮声和机枪声了。西北野战部队在甘泉和大小劳山一带同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掩护延安的中央机关、西北局、边区政府和群众的安全转移。在英勇杀敌五千余名后，一部分在延安以南继续抗击敌人，一部分向延安西北和以东地区转移。太阳将要落坡的时候，在甘泉阻击敌人的野战部队主动撤到延安以南的二十里铺，炮声、枪声听得更清楚了。

我带领一批干部、战士，奉命留下执行任务，检查首长和机关驻地坚壁清野的情况，准备至晚12时最后撤离延安。

也就是在这一刻，我们团跟着毛主席开始转战陕北。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很多艰险，克服重重困难，安全地把党中央和毛主席送过黄河。

这次原来定的是主席和总司令，还有周副主席留在陕北，让少奇同志和身体不好的弼时同志过黄河，但弼时同志坚持让上了年纪的总司令过黄河，两个人争执了起来，最后总司令做了让步。

总司令虽然要过黄河，但他对主席的安全还是不放心，我还记得当初接受任务的时候，总司令同我的谈话：你们在陕北要绝对保证主席的安全，我知道你很能打仗，但这次不一样，你们团的人员不多，和敌人遭遇时，不要和敌人死拼，你们都拼光了，主席的安全谁管，要动脑子，主席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总司令的这样的话，对我说了不止一次。他还要我们向他汇报转移过程中、行军时和临时驻地的警卫部署。我把和古远兴研究后的方案向他作了汇报：

1.行军。我团一个步兵连随卫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一个步兵连随卫中央机关，一个步兵连和骑兵连大部负责前卫路线和制高点的警戒观察，一个步兵连担负后卫制高点的观察警戒，骑兵连一部担负各个方向的侦察任务。对于这个方案周副主席提出了一点：要把制高点观察哨放得远一点，一旦出现情况要为中央支队争取到采取应变措施的时间。我们准备把观察哨放到十里地以外，如果出现情况也可以阻击一下，为中央支队转移争取多一点时间。

人员安排上，我跟主席和其他首长在前，政委跟中央机关在后，参谋长负责前、后卫的部队，重点在前卫，如果后卫部队发现情况他再赶往后卫。他马骑得好，时间上是有保证的。

我们个个点的联络，主要靠骑兵来负责。

2.宿营。随卫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的两个连队，继续担负首长和机关驻地的警卫任务。再派出两个连队，担负整个支队宿营区、四周制高点的警戒哨，这些警戒哨要放出去十里地以外，每个点要有一个排的兵力。他们要把吃的东西和弹药都带上山，如果有敌人偷袭，就地阻击。骑兵担负侦察，要把几十里外的情况都搞清楚。

总司令听后想了想，又提出了让我们注意的一些问题：你们方案还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做好保密工作，路上和驻地不要暴露中央和主席形迹。遇到敌人时要冷静、果断，不要死拼，要用脑子打仗。你们的人不多，但是也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你们两个人都是长征过来的，现在的情况总是比长征路上要好，在困难面前你们干部要带好头，带领部队克服困难。你们要和地方的同志搞好关系，找向导、收集敌人情况要多发挥地方上的优势。我不随你们一起行动，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你们一定要保证主席的安全。

毛主席的吉普车被敌机打了两个窟窿

警备团的战士们看到机关、学校、群众已经陆续地离开延安，在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议论纷纷：为什么毛主席还不走？万一发生差错，怎么得了呢？大家都为毛主席的安全着急、担心，希望他快点走。晚饭前，彭副总司令劝毛主席走，毛主席还是不肯走，说：“见到敌人再走，看看他是什么样子！”王震将军率部队从黄河东岸赶到延安东北地区，他来到王家坪向毛主席汇报情况以后，也促请毛主席立即离开延安。延安最后一批机关和群众从王家坪前走过，经过清凉山脚下向北转移了。可是毛主席还想再等等，彭副总司令急了，喊道：“主席怎么还不走！一分钟也不要等了，马上走，赶快走！”

战士们正在十分焦急的时候接到命令，立即出发。

提前行动的三连，在经过飞机场时发现南面山上有胡宗南的便衣特务，就一面监视，一面派人返回报告。古远兴立即命翟白元带重机枪班抢占机场有利地形，封锁敌特道路，保障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全通过。

一连二排的战士们，将毛主席的行李、文件和两个班的行李装上汽车。古远兴再次检查首长各窑洞，发现周副主席屋内的炕洞里有一封没有烧尽的信封，随即烧毁，和战士们把屋里收拾得片纸不留，干干净净。太阳刚刚下了山，晚霞染红了延安的天空，毛主席、周副主席吃过晚饭，来到汽车跟前。毛主席站在门口，对排长石玉玺说：“你们留一个班，好好把房子检查一下，让敌人什么也得不到！”石玉玺说：“是，我们一定好好检查！”随后，毛主席简短有力地说：“走吧！我们不久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

5时整，毛主席、周副主席登上小汽车，王震也上了车，两个卡车上坐满了战士。

车开了，陈祖江连长率一部分骑兵走在汽车的前面侦察前方路况和敌情，步行的战士们走在汽车的后面，保卫着毛主席和随行的中央机关干部、通讯器材，沉着而有序地向延川县永坪镇刘家渠行进。聂成龙连长和杜泽洲指导员带着四连垫后，防止敌人尾随偷袭，走在最后面的是由骑兵连指导员方仲实率领的一队骑兵。

保持高度战斗状态的中央警备团，由此随卫着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开始了转战陕北的艰险历程。

在重机枪班的掩护下，党中央和毛主席顺利通过飞机场向北疾驰。经过柳树店时，大家特别警惕起来，注视着金盆湾、松树岭一线的敌人是否已经到柳树店、拐峁来拦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转移。侦察骑兵报告，未发现敌人，大队急速行进。队伍通过拐峁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汽车停了下来，毛主席、周副主席、王震下了车，谈了一阵话，研究准备在青化砭打一仗的问题。王震说：“请主席放心，保证打好撤出延安的第一仗！”随后，毛主席对排长石玉玺说：“你留在这里，等骑兵连来，你对他们说，要留下两匹马，送王震同志到甘谷驿。”石玉玺说：“一定完成任务，请主席放心！”毛主席、周副主席和王震挥手告别，上车走了。石玉玺随王震坐在路边等骑兵连。等骑兵到来，要了马，派了两名骑兵，送王震到甘谷驿去了。不久，翟白元带领负责在飞机场掩护的重机枪班也急匆匆地赶上了部队。

刘辉山带领留在延安的干部、战士，清查王家坪已拆除了门窗、空空窑洞里的每一个角落，连炕洞也仔细查看过。在彻底检查、清除了中央机关残留的纸片以后，保卫着最后撤离的一部分机关干部、电台、文件，到晚上12点离开延安。

在深沉的黑夜里，延安已经是寂静的空城，只有清凉山下的延河照常奔流。王家坪的窑洞里，闪烁着橘红色的灯光，彭德怀和他的指挥部还在这里继续指挥着前线的战斗。三连赵斌排长带一个排留在他的身边，在窑洞旁、村边警惕地守护着，保卫他安全地指挥阻击敌人的战斗。

刘辉山带着战士们离开了王家坪，通过飞机场时，人们不时地回头望望延河，望望宝塔，望望延安城，带着留恋的心意，也带着必胜的信念，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延安。

爆炸声和机关枪的响声，一阵阵从远处传来。在峡谷里、在山梁上，骑兵飞驰着和汽车赛跑，一气儿赶了九十多里。到青化砭时，战士们已经是汗流浃背了，骑兵下马一看，战马的汗水顺着马的前额和发髻直淌。19日清晨，警备团保卫毛主席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南面的刘家渠。

由于毛主席要在刘家渠住两天，惠金贤带领三连又连夜从前方返回刘家渠，接受古远兴的指示，和其他连队在刘家渠一带布置警戒。

在刘家渠，正当毛主席散步时，石玉玺赶回来了。石玉玺报告说：“任务完成了，王震同志到甘谷驿去了！”毛主席说：“你辛苦了，吃饭了吗？”石玉玺回答说：“吃了。”毛主席关心地说：“吃了就好好休息，告诉战士们也要好好休息，我们晚上还要走！”

也就是这一天，三架敌侦察机顺着大川飞到刘家渠上空，看到村庄就盲目扫射。毛主席的吉普车隐蔽在村前的一棵大树下，敌机的子弹把顶棚打了两个窟窿，幸好没有打坏机器。

3月19日，我西北野战军保卫延安的部队，在六天的阻击战中消灭敌军近5000人，后主动撤离了延安。胡宗南的部队到延安后，延安城内火海一片，大火烧了几天几夜。

敌人虽然占领了延安这座空城，却并不标志着他的胜利。新华社的社论指出：“敌军侵占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蒋介石企图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占领延安、打击我党首脑机关的阴谋被粉碎了。就在这几天，新华社通告全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然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爱国自卫战争。”

3月20日凌晨，骑兵连先行到达清涧县城。根据团部的命令，陈祖江率骑兵连在县城内转了几圈，吧嗒吧嗒的马蹄声传遍整个小小的县城，最后由南门奔向延川县方向，这样造成好像有一个旅的骑兵经过县城的假象，以迷惑敌人。天亮前，警备护卫党中央和毛主席通过清涧县城后，向西去了瓦窑堡方向。同时，古远兴命三连留驻九里山监视敌人动向。

朱总司令召集警备团连以上干部开会

3月21日，在王家沟，刘辉山和其他团首长与先前到达的张廷桢会合。

党中央和毛主席来到了瓦窑堡以东的王家沟、吴家寨、任家山以后，朱总司令于23日下午，亲自召集警备团连以上干部去开会。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来到王家沟总司令的住地，见到了身体健康、精神焕发的朱总司令，大家给总司令敬礼，总司令和大家握手问好。在窑洞门口的土堆上有一个碾子，大家坐在碾盘上，总司令也和大家坐在一起。

总司令问了问部队的坚壁清野、物资运输、人员和武器配备以及这两天部队撤离延安后的思想情况，团领导和各连干部各自汇报了部队的情况。他了解了有关情况后，向到会的干部作了指示。

总司令说：“我和少奇同志要到河东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留在陕北，你们也要留在陕北，保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又说：“你们分成两批，一批在河西，一批到河东。”然后，他问：“你们哪些人留在陕北，哪些人到河东去？”刘辉山回答：“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再做决定。”

总司令强调说：“你们必须很好地完成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任务，不得发生任何问题！你们这些干部要认识到：这是重大的任务，是艰巨复杂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是有困难的。你们人员、武器不足，以后可以补充，但不论什么困难，一定要克服它。干部要多想办法，以身作则地克服困难。中央的领导同志，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和险恶环境到现在还很安全，主要是广大群众的爱戴和一些做警卫工作的同志们艰苦努力的结果。你们要学习他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坚定不移的立场，勇敢顽强、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精神，有信心地胜利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会议结束时，总司令再三嘱咐：“一定要把身强力壮、有战斗经验的战士留在毛主席的身边；一定要胜利地完成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任务。”这时，总司令叫警卫员把他随身携带多年的望远镜取出来，亲手交给骑兵连的同志们。他说：“你们是担负武装侦察任务的，是中央的耳目，拿去发挥它的作用吧！”陈祖江双手接过望远镜，一时不知应该讲些什么，只激动地说了一声：“谢谢总司令对我们的教导和关心，我们一定遵照总司令的话去做。”一边说，一边下意识地抚摸着心爱的望远镜，他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同时也感受到总司令的嘱托是多么的沉重。

听完总司令的讲话后，全体干部的心情异乎寻常地激动，有一股说不出的感情交织在心里。总司令的话给了同志们莫大鼓舞和完成任务的决心，但是从他那有分量的讲话里，意识到党所交给的任务又是多么的重要，同时也感到，面前还有不少困难等着我们去克服。

会议虽然结束了，但大家还围着总司令，还想叫他多讲一讲，和这位可敬的首长多待上一会儿。警备团和总司令的感情是在延安这几年结下的，总司令关心这支部队的建设和干部、战士们的生活，他还是这支部队篮球队的教练，现在总司令要和大家分开，所以大家围着他不肯离去。直到刘辉山提醒大家要赶快回到驻地，给部队传达总司令的指示，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向总司令告别。

在返回驻地的路上，大家边走边议论着，一连连长高富有说：“总司令教导我们以身作则，多想办法，不论什么困难一定要克服，我们一定不辜负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期望，不论任何困难我们只要依靠群众，听党的话就一定能够克服。其实咱们连也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困难，从出发以来我们天天都可以看到，毛主席还不是和我们一样地跋山涉水，住一样的房子，吃一样的饭，到宿营地我们还可以休息、睡个饱觉，而主席他们还要考虑国家大事指挥全国战场哩。”

指导员杜泽洲说：“毛主席留在陕北指挥作战，我们的任务更重了。我们干部一定坚定信心，带头带领战士克服困难，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骑兵连的干部们格外高兴，大家都争着想看一看总司令亲自用过的望远镜，陈祖江说：“这架望远镜真棒，看得又远又清楚。”指导员方仲实插话说：“这可是一架不平常的望远镜啊！总司令曾经用它指挥了多少次战斗，消灭了多少敌人，我们一定要很好地爱护它，使它在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中发挥更大的威力。”

团部指导员史宏斌接着说：“回去开个动员会，让战士们知道总司令的指示，坚决完成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任务。”

组织干事侯惠云说：“咱们警备团成立时，叶剑英参谋长就说我们是‘钢盔团’，我们一定百倍努力，保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绝对安全。”

回到驻地后，警备团召开了全团动员会，以总司令指示的精神，教育全体同志。张廷桢向大家指出：“我们撤离延安是暂时的，不久一定会回到延安的。大家要无限忠于党中央和毛主席、无限忠于人民。对敌作战要有勇敢、顽强、坚贞不屈和牺牲一切的精神，保卫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他特别要求全体指战员，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无限忠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精神；在随卫的战斗中万一被俘，必须要有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随后，各排、班和党的小组也都开了会。战士们纷纷表决心保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争取立功。战士张耀林说：“我们要坚决执行朱总司令的指示，提高警惕，严守秘密，坚决完成保卫领袖安全的任务。”战士张顶门说：“我们党的领袖安全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保卫领袖的安全就是保卫了中国革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也要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坚决保卫领袖的安全。”

在前一阶段转移中，由于各种原因，发生了有的连队联系不上团部、有的战士闯入敌军阵地等现象。因此，刘辉山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要古远兴结合各连队在转移途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总结，以便指导今后的警卫工作。古远兴召集副参谋长蒋秦峰，参谋苏振之、何有兴等，对前一段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为保证随卫过程中部队有序行进，随时侦察探路以准确掌握敌情，及时准备战斗以阻击敌人，确保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制定了以后侦察、行军、驻地警卫、保密及群众工作等一系列措施。

一、侦察：

1.侦察骑兵在行军预定方向上侦察前方道路及两侧的敌情，如遇敌情立即报告。

2.在沿途隘口、岔道、复杂地形及村庄，设立警戒哨，控制道路两侧重要地段，监视周围情况，防止敌人和特务突然袭击。

3.进入驻地后，立即到有敌情的地方侦察，掌握敌军变化情况，以便随时确定行动计划，防止敌人突袭。

二、行军：

1.各连队根据团部的部署行军，前、中、后卫保持联络通畅，遇有情况立即汇报。

2.三连、四连分别担任前卫和后卫，担负警戒任务。

3.一连负责护卫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遇到过河、爬山等情况时守护首长，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4.首长休息时，根据地形立即派出哨兵警戒。

5.随时注意空中警戒和选择防空地点，一旦发现敌机立即发出警报，便于队伍即时隐蔽。

6.夜间行军不点灯、不吸烟、不准发出大的响声，同时给牲畜带好马嚼子，防止发出叫声。

7.部分骑兵在行军队伍的尾部，负责侦察队伍后面的敌人的行动，并清除队伍行军痕迹。

8.行军中派一个骑兵班随卫毛主席等中央首长，随时传达命令。

9.行军前请当地政府找可靠向导，可根据情况更换向导，并由专人绘制行军地图。

三、驻地：

1.到达宿营地后，请当地政府配合号房，检查住房，防止有爆炸物，清扫、修理住房。

2.立即派连队干部根据地形、道路派出公开的或便衣警戒哨；控制制高点和交通要道，盘查可疑人员；做好防空警戒。

3.在首长住所门口、窑洞顶上、断墙边设置固定哨和游动哨，做到内紧外松，保持首长驻地环境安静。同时，跟随首长的骑兵班随时执行通信联络任务。

4.随时准备应对突发事件。

四、保密：

1.到达驻地，立即封锁消息。不得丢弃任何有字迹的纸张，包括大便纸、信封、碎纸；不向无关人员乱讲乱道。

2.教育战士们，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在敌我双方近距离交叉行军的情况下，保密是完成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条件，如果泄密，中央领导安全将受到威胁，后果不堪设想！严令干部、战士严格保守秘密。

五、群众工作：

1.与当地政府和驻地干部密切配合，请民兵游击队设卡放哨。

2.到驻地后要做社会调查，了解当地的阶级状况、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要深入到家家户户访贫问苦，帮助群众解决一些能够解决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同时教育群众封锁消息，保守秘密；不向外人讲本村驻有军队的情况。

3.严密监视地主、富农和不良分子动向。

4.部队要爱护老百姓，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老乡生产；转移前归还老乡物品，损坏物品要作价赔偿，打扫屋内、院落卫生，听取群众的意见。

警备团的这几项规定，极大地保证了此后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行军和驻地的安全；保证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枣林沟、王家湾、神泉堡、杨家沟等地几次重大会议的召开；保证了党中央和毛主席胜利安全地渡过黄河，向北平挺进！这几项措施，在全国解放后的首都北京，经过总结提高，又在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工作中得到非常好的应用。

误闯敌军前沿警戒

胡宗南占领延安却得到一座空城，死不甘心，企图北上寻找我主力决战。毛主席看透了胡宗南，指示彭德怀、习仲勋部以小部队佯装主力向安塞方向运动，而以王震将军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二纵和教导旅为主力部队集结在青化砭地区布置包围圈隐蔽待命。

青化砭距离延安东北大约70里，是咸榆公路上较开阔的地段，南北长约30里，东西两边是高高的山梁，与公路平行的是一条小河，整个地形就像一个大口袋。

敌人果然上当，其主力整编第一师、第十九师五个旅扑向安塞；而担负侧翼掩护的敌三十一旅向青化砭前进。敌三十一旅在进入青化砭之前，派了两架飞机低空飞行侦察，并派了二十多名特务和一个连的兵力在公路两侧搜索，却未发现我野战军的伏击部队。敌三十一旅大摇大摆地进入青化砭南北长约14里的我包围圈中。

3月25日，西北野战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发起攻击。在瓦窑堡附近的人们顿时听到前线传来一片炮声和机枪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我军全歼敌三十一旅，活捉了旅长李纪云，打了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个胜仗。毛主席接到电报后，高兴地说：“胡宗南提出来要消灭共产党，反过来共产党倒吃掉胡宗南的一个旅，胡宗南损兵折将把人丢，看你胡宗南有什么脸去见蒋介石。”毛主席致电彭德怀、习仲勋：“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这一仗打击了胡宗南的嚣张气焰，振奋和鼓舞了陕北军民战胜胡匪的信心。

当枪炮声传到瓦窑堡附近时，有消息说敌人到了永坪镇，该地距中央驻地仅隔一架大山。为了弄清真实情况，掩护中央安全转移，古远兴带领四连的一个排和一个骑兵班，到永坪附近进行侦察和警戒。毛主席和机关干部按照预定计划，从王家沟、吴家寨一带出发了。刘辉山在出发前即派了侦察小组，到预定休息地点了解情况，布置警戒，在行军大队前面还派了一个连的兵力担任前卫，在面对敌人的方向派出了侧翼警戒。其余部队由团部率领，担任后卫。经过清涧西北九里山时，离敌人很近，部队紧急行军，甩开了敌人。

3月已是初春的天气，在夜间阴凉的山涧里，迎着拂面的寒风行军，还是让人感到寒冷，然而，每个战士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心和对敌人的仇恨，却早已使身上的血液沸腾了，大家忘记了身体上的寒冷和疲劳。部队在行进中遵守着行军纪律，在整个队伍中除了吧嗒吧嗒的马蹄声和嚓嚓的脚步声以外，静悄悄地一点别的声音也没有。第二天上午到达清涧北面的张家岔。在这里休息了半天，傍晚部队继续向北前进。这一段路，山高沟深，地形复杂，道路崎岖难行。战士们接连翻过几架大山，依然精神饱满，没有一个人掉队。

3月27日黎明前，警备团随卫中央和毛主席到达绥德南面的枣林沟。

枣林沟村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村里有几棵枣树和几孔小得不能再小的窑洞。部队只能在野地宿营，为了防止预防敌机的侦察，宿营地也做了伪装。

到枣林沟后，刘辉山派出一个排在九里山担负警戒任务，又派出了几个骑兵侦察小组，分别到田庄、清涧、涧峪岔等方向侦察敌情。副排长苟美成带领一名战士，接受了对清涧方向敌情的侦察任务。当时，警备团的官兵都穿的是灰军装，而苟美成出发时为了便于侦察穿了一身黄军装。他们向南出发后，狂风不停地吼着，四处卷起了尘土，一路上也未见一个行人。当行至距清涧二十余里的骆驼铺附近时，天色已晚，因为没有得到任何情况，苟美成心里有些着急。正在这时，忽然发现远处路旁有人走动，他们以为是老乡，随即驱马走上前去。走近一看，原来是两个敌军士兵，倒背着枪，歪戴着帽子。苟美成一见是敌人的前沿警戒，便急中生智，厉声喝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看你们这个熊样子！”敌兵见他穿戴整齐，身挂马刀，以为他是长官，便低着头连声答：“是！长官。”苟美成又一抬头看，发现两边山上敌军正挖工事，这时才感到情况有点严重，心里虽然有点胆怯，但仍很镇静地向挖工事的敌军喊道：“妈的！谁叫你们磨洋工，快点挖！”随后又向两个敌兵吩咐道：“你们严密注意周围情况，我到前边观察一下。”话音未落，已经调转马头飞也似的冲出了敌人警戒。回到团部他向领导报告了侦察经过和敌情。团领导表扬他顺利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同时指出侦察工作要胆大心细，不可太鲁莽。

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

此时，马鸿逵部进犯我甘肃庆阳一带继续向东推进；胡宗南在青化砭损失一个旅后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在瓦窑堡一线向北推进；邓宝珊部由北向南压到榆林一线。就在这时，党中央开会讨论了中央机关下一步行动问题。

中央一些同志希望毛主席东渡黄河，以保证他的安全，毛主席则坚持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毛主席认为：根据当前各解放区战场和我们所处的形势，中央还是不走为上策。党中央留在陕北，可以拖住胡宗南，使蒋介石分散其兵力，减轻华东、华北战场的压力，配合我军即将展开的战略反攻；党中央留在陕北，虽然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但陕北是山区，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和敌人打游击的余地大，并且边区的群众基础好，又有地方游击队的支持，可以保障中央的安全；中央可分三部分，一部分留在陕北做前委，指挥作战；一部分去山西成立后委，负责后勤物资筹备；中央工委去河北。经过讨论，朱总司令、刘少奇同志、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等都同意了毛主席的意见。决定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总部不走，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革命和战争。

为此，中央几位书记进行了工作分工：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等同志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主持中央和军委的工作；朱总司令、刘少奇、董必武同志带领中央工委前往华北平山开展土地改革试点工作；叶剑英、杨尚昆同志等在晋绥根据地组成后委，负责军械、弹药、粮食等供应工作。会议还决定：刘辉山、张廷桢、古远兴带领警备团大部，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张耀祠带领干部去晋东太行山解放区接新兵，补充中央警备团兵力。

中央前委成立了中央支队（昆仑支队），任弼时任司令，陆定一任政委，叶子龙任参谋长，廖志高任政治部主任。下属三个大队：一大队由黎东汉任大队长，负责通讯联络；二大队由胡备文任大队长，负责无线电情报侦破；四大队由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组成，范长江任大队长。

周副主席打比喻说：“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任弼时不慌不忙地解释说：“你们看，一大队是电台，二大队是电台，四大队还是电台。毛主席、周副主席、陆定一和我是四个中央委员，加上你们三个电台大队，不就是党中央吗？”

机要通讯是中央的命脉和耳目，担负着中央指挥全国战场的密码通讯任务。护卫机要通讯大队是警备的重点工作之一。

枣林沟会议是党中央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反攻的一次重要的会议。枣林沟会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使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胡宗南的十几万人被死死地拖在陕甘宁边区，也减轻了各解放区的压力。同时，中央开展的土地改革试点工作，使广大农民翻身解放，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各解放区人民，对取得全国战略反攻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

毛主席说：“你们给我留一个班就行了”

对“你们给我留一个班就行了”这句话，刘辉山记忆深刻。他回忆说：

中央的会议结束后，我们也召开了全团大会，我在会上宣布朱总司令的指示：我团将分三部分担负保卫首长和中央机关的任务：第一部分留在陕北保卫毛主席等首长，第二部分到山西临县保卫中央后委，第三部分到河北平山县保卫中央工委。

在汇报警卫力量安排的时候，毛主席对我说：“你们给我留一个班就行了，其余的都随总司令和少奇同志过河，保卫总司令和少奇同志的安全要紧。”我一听，就说这可不行。可毛主席非要坚持他的意见，我只好说：“主席，您这个命令我们很难执行。朱总司令早已交代过，要把身强力壮、有战斗经验的连队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总司令还专门指示，要我和张廷桢、古远兴亲自带队。我们还是按总司令的指示办吧。”毛主席听完我说的话后，没有再说什么。

最终，我们还是按照朱总司令的指示，将警卫力量重新作了调整。我和张廷桢带领三个连、警卫排和团部一部分干部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在陕北继续指挥全国战场。古远兴和政治处副主任常真带团部部分干部和二连、机枪连、宣传队的同志保卫中央后委到山西临县佛堂峪。而后，古远兴再带着二连一个排返回陕北与我会合。这时我们在陕北的部队只有一连、三连（两个排）、四连、骑兵连以及团部的警卫排和几名参谋、宣传干事，总共不到三百人。

4月20日，由张耀祠带领指导员史宏斌、宣传区中队长熊健等67名干部出发，前往太行山区负责征兵工作，组建部队后留在河北省平山县保卫朱总司令及中央工委。

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人员也武装了起来，都改成轻装，像部队一样编了队。为了统一指挥，成立了司令部，暂时的番号叫三支队；警备团暂时的番号叫九团。为了保密，任弼时还命令今后中央和支队领导都必须使用代号。

3月28日下午，警备团分成两路离开了枣林沟，一路保卫朱德、刘少奇东渡黄河，一路保卫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奔向绥德的田庄方向。在枣林沟村外的岔路口，两路人马整装待发，毛主席、任弼时、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刘少奇相互握手道别。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以依依惜别的深情道别。毛主席说：“朱老总，请您多多保重。”朱总司令说：“主席，一定注意安全呀！”又向刘辉山等人嘱咐说：“你们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干部、战士看到中央首长们的革命情谊，不禁想起当年在井冈山，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大会师的情景，更加坚信两位领袖道别后，必将迎来更大的胜利。

下午4时左右，朱总司令、刘少奇同志等离开枣林沟后，部队接到任弼时、陆定一的出发命令。命令说：“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行军要有秩序，沿途要做群众工作，要做到水缸满、地扫光、坚壁清野。”

6时左右，部队正在集合，骑兵连侦察员武象廷和孙泽倡回来报告说：“敌人到了九里山。”九里山离枣林沟只有50里不到的路程，可是大家仍然沉着地扫净老乡的院子，将自己的东西收拾干净，然后到集合场地。毛主席见到队伍的一切都弄妥了才下令出发。这支队伍，正像老百姓说的：“骡马多、电台多、手电筒多、驳壳枪多，一看就是大机关。”它的行动，就很难像普通的战斗部队一样。但是，人们跟着中央和毛主席，心情愉快，精神焕发，走起路来秩序井然。

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

离开枣林沟时，毛主席等由乘汽车改为骑马。刘辉山认为自己的马胆子太小；张廷桢说自己的马走路不够平稳。刘辉山说：“老古，你是老骑兵了，你从骑兵连挑一匹好马来。”骑兵连的战士们听说毛主席要改骑马，都争着要团首长选自己的马。三人经过逐一仔细挑选，最后相中陈祖江的乌红马。这匹乌红马胸宽、腿长、老实，是一匹走马，人骑在它身上，走起路来平稳。叶子龙参谋长仔细看过后，又询问了马的脾气，才把马牵到了毛主席面前。毛主席说：“好马还是留给他们侦察用，随便给我一匹马就行了。”周副主席看过后，一定要毛主席就骑这匹马。

战士们还不知道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留在陕北，不明白上级的意图，都以为中央要往河东转移。晚上11点左右，到达绥德西南方向的田庄时，前面突然传来“原地休息”的命令，部队迅速在路旁休息下来。战士们还在小声地谈论着过黄河的事。起初猜测中央从哪里过河。这个说肯定要在口镇过河，这里渡船多，河面窄。那个说可能在蟋蜊谷过河，那里水势平稳。你一言，我一语，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时三连战士张贵友对李来珠打趣地说：“老李！你不是说过：不消灭胡匪死也不过黄河吗？今晚你可要表示个态度啦，看你过不过。”李来珠诙谐地回答：“我还是不过河，你就是把我绑到飞机上，我也要跳下来。”他这一讲，逗得人们都禁不住地笑了起来，忘记了疲劳。正在这时，忽然传来命令：“继续前进，注意不要拉下距离！”部队继续行进了。

可是，队伍不向东去，不走公路，却往西拐，走进了山沟。战士们纳闷起来，家在绥德、米脂一带的战士说：“喂！是不是走错路啦？”“过黄河嘛！怎么往西拐呀？”曾经说过中央不过河的战士们来劲了，“我老早就估计不过河，你看怎么样！”这时，前边传来“别讲话啦！”大家才肃静下来。三支队经过田庄时，四连负责警戒，部队继续向邱家坪方向前进。

就在此时，国民党的十几个旅气势汹汹地正沿延榆公路追赶过来。敌人原以为我们向东过黄河，令他们想不到的是，毛主席竟向西去了。

我军主动撤离延安后，党中央就决定不离开陕北。毛主席说：“十年内战我们没有得到休息，到陕北得到休息；抗日开始，陕北又成为抗日力量的发源地。陕北的人民对中国革命有很大贡献，现在他们有难了，我们应该和他们同甘共苦。”他又说：“离开陕北，对党有很大的损失，敌人会借机造谣，这会降低党在人民群众中间的威信，中央和陕北人民战斗在一起，党的威信就会更加提高。”

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敌人到了延安，就大肆造谣。有些老百姓听了谣言，一时弄不清真假，就像孩子失去母亲一样，说：“毛主席走了，我们怎么办呀？”于是，解放军总部在3月26日再一次向全国人民公布说：“蒋介石的五路进攻之目的是要打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他们的宣传机关不断猜测中共中央机关到哪里去了。其实这些猜测都是枉费。我们老早公布过，中共中央机关仍在陕北。蒋介石的宣传机关又造谣说某人被俘、某人被击毙，这也是枉费心机，其实他们是一无所获。中共中央和边区一级机关全部人员无一例外，都是安全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知道毛主席还在他们身边指挥解放军打击国民党军队，欢欣鼓舞，继续全身心地支援解放军的各项工作。

三支队到了绥德老君殿时，刚好边区政府的贸易公司也到了这里。贸易公司的东西很多，敌人在后面追得紧，就想烧掉一部分物资也不留给敌人。任弼时知道后，就令九团帮助带走一大批，剩下的坚壁起来。骑兵连每匹马驮三匹布、三个桶和两块毛毯，每个步兵背一匹布，将这支警卫部队临时改成了运输大队，解决了物资公司的燃眉之急。到了麒麟村后，全部物资如数返还，无一损坏，为此，毛主席特批，奖励了每一位战士一块做衬衣的白布。

意外的惊喜

3月29日早晨2时左右，九团随卫着党中央和毛主席来到邱家坪。

毛主席、任弼时、陆定一住在山坡上一处有院墙的窑洞里。战士金武森在门口放哨时，毛主席出来散步，关怀地问：“你走路累不累？”金武森回答说：“不累！”毛主席又问：“你愿不愿意留在陕北？”金武森愉快地说：“我愿意，大家都愿意跟着主席和陕北人民一起消灭敌人。”毛主席很高兴，微笑着说：“好！我们应该留在陕北，和陕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一起把敌人消灭了！”

这天傍晚，哨兵报告：发现一名军人吆喝着几头猪，向东赶路。刘辉山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管理员张治安前去查明情况，并让张治安转告那人迅速向西转移。因为敌人这几天正在从东面顺川北上，继续东行是十分危险的。管理员追上去一看，竟是本团炊事班的老张。原来早在部队撤离延安以前就派他出去买猪，自从时局紧张，警备团撤离延安以后，再没有听到过他的音讯。这时，管理员赶快把老张的行李接过来，并帮他把猪赶到团部驻地。

老张随即见到了团领导，叙述了自己出来的经过。他说：“猪买了以后往回赶路，突然形势紧张起来了，看到沿途老乡都在坚壁清野，向山里疏散。我向村干部、老乡打听消息，都说胡宗南开始进攻延安了。各种传说也一天一个样地多起来，有的老乡说胡匪军占了咱延安；有的说中央和毛主席早已过了黄河了；可是也有人说毛主席没有走，还留在陕北。我想，不管怎么说，毛主席过了河，更保险一些，估计我们团也跟着主席过河啦。从这以后，我随疏散的群众走，一路上村干部、老乡们帮我照看着这群猪，帮我打听咱们团的消息。东打听西打听，也听不到一点准确的消息，所以我就打定主意在陕北和敌人打转转。这群肥猪就是我的盘缠啦。”说到这里，老张有点倦意，因为他已经赶着猪奔走了半个多月了，但他还是兴奋地说：“真想不到在这里会碰到中央和毛主席，我又回到了部队，党交给我的任务这下算完成了。可是猪都瘦了！”团领导笑着听完老张的话，对他作了表扬和安慰。刘辉山说：“你辛苦了，买的猪一只也没有丢，任务完成得很好，赶快回班里洗洗、吃饭，好好地休息一下！”随即让管理员带他回班休息。炊事班的同志看到老张回来了，高兴坏了，打趣地说：“我们都为你担心哪，以为见不到你了。这下好了，咱们又可以一起保卫毛主席啦！”

第二天，团里的同志们看到老张赶来一群肥猪，也分外高兴。大家夸老张有一股子革命的韧劲。通讯员于万福说：“真没想到在这里还能够美美地会一顿餐哩！”班长罗正周说：“咱们不要光想到自己，毛主席和司令部的首长也和咱们一样，连一点新鲜菜也吃不到。我提议：先给首长们送一口最大的肥猪，同意不同意？”大家一听说给毛主席送猪，便异口同声地答道：“同意！咱们这就动手。”于是，有的报名要亲自宰猪，有的报名烧水，有的要求亲自抬着送去。

早饭以后，几名战士抬着一口又肥又白足有两百多斤的肥猪，送到了支队司令部。政治处李干事把团里的信亲自交给了任弼时，并说道：“全体同志为了表达对首长的爱戴，送来一点猪肉。”任弼时满脸笑容，详细问过猪的来由以后，说：“真谢谢老张了，也谢谢你们对我们的关心。你们一路辛苦了，还是留给部队吃吧！”李干事说：“这不过是大家的一点心意，请首长收下吧！”任弼时随即嘱咐支队司令部的同志，给九团全体同志写了一封回信，表示感谢全团同志。

这天下午，在山脚下小河沟的野地里，任弼时、陆定一召集各大队负责人和九团的刘辉山、张廷桢、古远兴开会。会上，各单位汇报了人数、装备、经费等情况。然后，任弼时讲了敌人的情况和各个战场上我军的胜利消息，并说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留在陕北，与陕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意义。任弼时说，敌人的方针是将我赶往黄河以东，然后“清剿”我陕北解放区。而我们要采用“蘑菇”战术与敌人周旋，使敌人十分疲劳、十分缺粮，将敌人磨得筋疲力尽，然后消灭它。他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我们要在陕北坚持战斗，敌人爬一架山，我们也爬一架山，不消灭胡宗南匪军，我们就不过黄河。”他要求大家作长期打算，艰苦奋斗，遵守纪律，保守秘密，做好群众工作。陆定一再次强调要做好长期打算，做好部队的思想动员工作，保证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安全。

会后，团首长向部队做了思想动员，传达了会议的精神，战士们纷纷向党提出保证：我们永远跟着毛主席！一定和陕北人民同甘共苦！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克服一切困难，忠实地完成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光荣任务。

毛主席突然要休息一下

我野战部队，在青化砭歼灭了敌三十一旅以后，胡宗南的部队便由安塞地区转头东进，沿延榆公路进抵清涧，又折到瓦窑堡，向邱家坪方向运动，并且派侦察机四处侦察我军主力和党中央、毛主席所在的位置。为了保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部队白天行军容易暴露，就改为夜间行军，和敌人兜圈子。

3月30日晚上，部队离开邱家坪，经高家塔到南沟岔时，有一条大路往南直通瓦窑堡。为了防止敌人袭击，九团立即派了一个班的兵力路在路口进行警戒。大家关心地盼望毛主席和中央首长能很快安全通过，不料，毛主席走到这里却要休息。毛主席问：“驮子离这里还有多远？”回答说：“半里路！”毛主席说：“我们休息一下，让驮文件的牲口过去了，我们再走！”一连随卫的战士们看着毛主席停下来，心里有些着急，想建议毛主席尽快离开这里。但又看到毛主席是那样地镇静、沉着，谁也没有再说什么，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的情况。看到毛主席如此沉着冷静，整个支队静静地迅速通过岔路口，向涧峪岔行进。

天将破晓时，到了离瓦窑堡北面三四十里的涧峪岔。一到这里，九团就在方圆几里地内派出了警戒部队，并向桑塔、瓦窑堡、张家山方向派出侦察员。

春天已经到了，陕北黄土高原上一片生机盎然。这一天，天气十分晴朗，敌人的侦察飞机从早到晚不停地来这一带进行侦察，运输机匆忙地往榆林运兵。胡宗南又蠢蠢欲动，追踪党中央行迹。

在警备团向地方干部了解周边敌人的情况时，有老乡报告：敌人的侦察部队已经向瓦窑堡、涧峪岔方向侦察、搜索，还听到了枪声。这时，山头上的哨兵也报告说：在山上遇到边区被服厂的一批职工，他们反映敌人正向涧峪岔方向走来，不清楚有多少敌人。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刘辉山将三、四连都派到瓦窑堡方向的山上去，准备阻击敌人。任弼时接到报告以后，就将刘辉山和张廷桢叫去，详细地查问了刚才的情况以后，指示说：“你们这种勇敢、敏捷的精神是好的，但一定要进一步把情况弄确实。如果当真发现敌情，你们要坚决阻击敌人一小时，好掩护中央机关向北面张家山方向转移，有什么新的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后来查明，原来是教导队的一部分新战士在调动时，被边区被服厂的职工误会是敌人了。

天黑时，部队准备出发了。饲养员老侯早已把毛主席所乘马匹准备停当，正在给老乡打扫马厩。房东陈老汉见行李已搭在马背上，知道部队要出发了，便向老侯说：“怎么！刚来就要走吗？”老侯答：“还有事哩，不能再住啦！”这时，毛主席正从窑洞里走出来，一见陈老汉，便满面笑容地握了握他的手，说道：“麻烦你们了，我们就要走啦，以后再见吧。”陈老汉虽然还不知道站在他跟前的就是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但从大清早住下以后，在大门口就放了几个哨兵，他估摸这一定是一位负责的首长。于是，立即向毛主席回答说：“唉！有什么麻烦哩，咱们都是一家人，你们的队伍真好！”说着，就用烟袋指着正在打扫马厩的饲养员老侯：“你看，一住下来就给咱们担水、扫院子，马上要上路啦，还不休息，该叫我说啥哩。首长，你们能不能多住些时候？有你们在我们心里踏实。”毛主席安慰地对陈老汉说：“有解放军在，有边区政府在，请你们放心。我们还会回来麻烦你的！”接着，毛主席又询问了前边道路的情况后，才与老乡告别，随着部队一起出发了。为了防止从瓦窑堡方向来的敌人，古远兴带一个连在涧峪岔沟口警戒，掩护三支队顺利通过。

走了二十余里，已经离桑塔不远了，部队像一条巨龙似的，沿着弯曲的大路在一旁休息下来。这时，给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送信的邢振奎同志刚由安定过来。他向张廷桢报告说：“回来路经李家岔附近时，看见那边的老乡正往北走，有的老乡说：敌人到了李家岔。”张廷桢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任弼时，将情况作了初步判断：“如果敌人到了李家岔，我们继续沿大路西行就会碰见敌人。”任弼时便带着张廷桢去见坐在路旁山坡上休息的毛主席。张廷桢见了毛主席报告说：“据我团给林老送信的战士回来报告，敌人已经到了李家岔。”毛主席听了，不在意地摇摇头，表示这个消息不可靠。这时，任弼时打开手电，看了看路线图说：“我们还是不改变行军方向，要插到敌人后面去！但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过了桑塔以后，可以向西北金武塔方向绕行。”

三支队又前进了，过了桑塔以后不久，就要翻山了。这一带的山脉虽然都是土质，但山峦蜿蜒起伏，山谷较多，有些地方因山洪冲刷，山脚下已成险峻的断崖峭壁。部队顺着山上的小路行进，有时坡陡路窄，连单人行走也得十分留意。因此，一上路同志们最担心的是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们的安全。

半牙月亮挂在半空中照亮了山川。山路越来越陡，不能骑马了，毛主席等首长和大家一起走在陡峭的山路上。刘辉山担心毛主席走陡峭的山路不安全，就派贺福祥等十几个战士扛着担架，走在毛主席和其他首长的两边，随时准备给首长们使用。毛主席看见了说：“你们走路已经很疲劳了，怎么还抬我？我自己可以走。”按照规定，走山路时一定要有警卫战士在首长旁边，以防不测。团里就先派了几名战士，准备在危险的地方搀扶一下，但几次都被毛主席婉言谢绝了。不管山多高，坡多陡，他总是自己一股劲地慢慢走上去。战士们看到毛主席上山很吃力，又不肯让战士们搀扶，就把背干粮用的木棍给毛主席，让他杵着木棍走路。毛主席很满意，笑着说：“有这根棍子省力多了。”毛主席还对战士们说：“不要看我年纪大，我还要和你们年轻人比赛哩。”正在行走之间，部队突然停了下来。原来是因为小路太窄，有一头骡子跌到沟里去了。战士们赶紧把骡子拉上来，把东西收拾好，分在其他的牲口上；其他的战士在月光下动手铲的铲、挖的挖，把小路拓宽了。部队翻过了这条险峻的山路，又继续西行。

任弼时司令员作报告

4月5日，三支队到了安定西北的青阳岔。这是一个较小的集镇，也是陕北北部一个交通枢纽，北通榆林、南至延安、东到绥德都有大路。早在1932年，青阳岔地区就成立了党的地下组织，是靖边县革命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共靖边县委的诞生地。青阳岔坐落在大理河北岸张峰梁下，北面是沙漠，沟底为大理河上游，山腰是区公所所在地。这里党的组织牢固，群众基础好，情况比较稳定，部队便在这里暂时住下来。

三支队到了青阳岔后，九团立即在北面陈家砭、东南方的黄家湾和西南方的阳坪村布置了警戒，并向通往靖边大路的绥德、靖边两个方向派出骑兵侦察员。

青阳岔区公所的干部热情接待了这支部队，并主动腾出办公地点，让首长住区公所。毛主席住在中间的窑洞，任弼时住在左边的窑洞。

在青阳岔，毛主席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的通知》，《通知》指出：“一、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二、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三、同时，为着工作上的便利，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到达驻地第二天，九团和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都集合在这个镇子北面的山坡上，大家坐在高大的白杨树下，听任弼时给大家作报告。斜阳照射在每个人的脸上，心里暖烘烘的。

任弼时司令员来了，穿着灰色的上衣和又蓝又黑的裤子。

当谈到九团的工作时，他表扬了三支队行军以来由于九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保卫工作有了很大改进，党中央和毛主席更加安全；同时也指出了遇到情况要谨慎，不要过于敏感、紧张，待查明情况汇报后再进行布置等需改进的地方。随后，他说：“敌人的企图是：第一要消灭我们，第二要把我们赶过黄河，第三要把我们赶到沙漠里去困死。但是我们决不让敌人消灭，也不过黄河，一定要在陕北坚持战斗。我们就像正月十五闹秧歌，来回和敌人转圈子，扭辫子，拖住敌人，拖垮敌人，使敌人的阴谋完全破产。”

他在分析敌人的情况时说：“敌人一天只走三十里，不走大路，走山头；小股不敢走，只敢大队走，不敢住村庄，每天住在山头上，时间长了，粮食也供应不上，不把他拖死也得拖垮。我们在陕北牵制敌人，可以给我军其他野战军创造机会，消灭更多的国民党军队。”

接着，他向大家提出了八条要求。他说：“同志们要提高胜利的信心，增强战斗意志，要忠于人民，英勇果敢；艰苦奋斗，克服困难；要遵守纪律，保守秘密，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加强支部工作，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周副主席回来了

当部队准备出发的前一天下午，团部的几个同志正在一个山头上察看警戒阵地时，突然发现一小队人马，顺着大路向青阳岔的方向走来。刘辉山急忙用望远镜仔细观察，才辨认出是一支小的部队，其中三个人骑着马，走在前面，其余十几个人在后面徒步尾随。根据已知道的消息判断：可能是周副主席回来了。于是，刘辉山指定苏振之参谋继续注意观察。随着他们前进的步伐，视线距离也逐渐缩短，不一会儿，就清晰地辨认出来人的面孔。果然不出刘辉山所料，真是我们敬爱的首长周副主席回来了！他穿着一身灰色旧棉衣，骑着一匹枣红大马。走在他前面的，是骑兵班班长崔仲胜同志，后面跟着他的是警卫员王鹤寿等警卫。苏参谋随即向刘辉山报告了这个情况，随后刘辉山告诉大家，周副主席因有重要工作，前些日子过了黄河。

党中央在枣林沟会议时决定周副主席去晋西北协助叶剑英、杨尚昆组织成立中央后委，汪东兴带警备团一个班随行保卫。中央后委成立后，周副主席一行西渡黄河经吴堡县、子洲县、衡山县到达这里，一路上周副主席都在了解各县的敌情和疏散情况，帮助安置伤员，筹集经费，非常忙碌辛苦。现在，周副主席又回来和毛主席一起在陕北指挥全国革命战争了。

当晚，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等中央领导开会，决定前委机关代号为“三支队”；任弼时为司令，代号为“史林”；陆定一为政委，代号为“郑位”；一大队主要是中央机关的同志，二大队负责情报工作，三大队负责通讯联络工作，中央警备团负责中央前委的警卫工作。毛主席还特别风趣地给自己取名叫“李德胜”，周副主席也给自己取名叫“胡必成”。由此可见我们的领袖们，在这样的艰苦环境和危险境地中对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充满必胜的信心！

从这一天开始直到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率领这支队伍，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崇山峻岭中和敌人“扭辫子”、打“蘑菇战”，拖得胡宗南晕头转向，配合西北野战军消灭胡宗南的有生力量，使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化为泡影，收复延安、解放整个陕北指日可待；毛主席率领的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西解放区，完成指挥解放全中国的战略转移后，三支队才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使命。

4月12日，侦察员发现有一股敌军向青阳岔方向扑来，毛主席在安排乡亲们做好坚壁清野、安全转移的工作后，遂于该日上午率三支队离开青阳岔，向王家湾转移。

毛主席指挥若定，野战军连战连捷

4月13日，九团随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从青阳岔到了安塞县东北的王家湾、高川一带。那里属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王家湾地处沟壑深处，三面环山，地势较好，整个村子在山沟里的西山坡上，只有十几孔窑洞。由于胡宗南匪军到过这一带，这十几孔窑洞被他们烧毁了，有的破烂得连门窗也没有。沟底有一条小河，叫双羊河，冬季河水很浅。沿小河是一条通往外界的大道，是进出王家湾的要道。这里的群众基础不错，民兵训练有素，警卫工作有了群众基础。

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就住在山坡上的一户人家里，这户人家有着在陕北不多见的两孔半窑洞。毛主席住在里面一个单独的窑洞里，周副主席、陆定一住在当中的一间，任弼时则住在旁边的半孔窑洞里面。

一到王家湾，刘辉山就召集古远兴等人一起研究如何布置中央驻地的警卫工作，在查看完地形后，决定将警戒重点工作确定为控制高点，防止敌人偷袭；在四周谢家湾、高川、石峁、老林湾方向的山顶上，各派出一个班的兵力，挖好工事，昼夜监视王家湾周围的情况；在驻地周围加派流动哨，白天减少，夜间增加，并组织民兵配合警戒；在进出村庄的大道上派出便衣侦察员，密切注意大道上的过往行人，做到内紧外松；派出骑兵侦察员在20里的范围内侦察敌人动向；在高川、老林湾方向派驻侦察站点，与地方政府配合，严密注意敌军、敌特动向。除一连住在王家湾外，其他连驻扎在附近几个村子里。随后，古远兴将警卫工作部署下达给各连队。

为了更好地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团里从各连挑选了身体条件好、作战经验丰富的武象廷、邬吉成等十几名战士组成一个班，杜林森任班长，把团里仅有的苏式冲锋枪或德式冲锋枪配给每个人，专门担负随卫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首长的警卫任务。

高富有在警卫之余带领干部做社会调查，他们摸清了王家湾的阶级状况，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群众对党中央撤出延安的看法；深入到各家访贫问苦，帮助他们解决一些能够解决的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同时教育群众封锁消息，保守秘密。他和战友们把社会调查的情况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以后，每到一处都要做社会调查成了警备团的一项规定。

隔了一夜，就听到好消息：我野战部队于4月14日，在瓦窑堡以南的羊马河消灭了敌人的一三五旅，活捉了代理旅长麦宗禹。原来，党中央在青阳岔居住的几天时间里，毛主席除了用电函指挥全国战场外，并亲自安排部署了羊马河战役。毛主席在这里又给彭德怀发出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指示电：“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尽，然后消灭之。” 

胡宗南在青化砭失利后，发现我军仍在延安以北地区，他吃亏不长记性，采取“滚筒式”办法，命令几个旅为一路，几路齐头并进，但突进速度迟缓。针对这一战法，彭德怀、习仲勋部以小股部队在其推进途中四面袭击、阻断其交通线，使敌人不得不去守交通线而分散兵力，从而创造条件消灭敌人。4月14日，敌一三五旅南下向暂编第二十九军靠拢。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彭德怀、习仲勋命我军诱敌进入伏击圈。我小分队与敌一三五旅接火后，且战且退，将敌诱入我军在羊马河一带设置的伏击圈。随即西北野战军以4个半旅的兵力，四面包围，迅猛攻击，一举全歼敌一三五旅4700余人。取得自撤离延安以来一次歼敌一个整旅的战绩。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趾高气扬，但接连吃了两次败仗，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冒进了。行军不敢走大路，改爬山走小路，部队疲惫，士气低落。不久，蒋介石发现我军在清涧一带集结，断定我军要东渡黄河，随命胡宗南部董钊、刘戡两军沿咸榆公路进犯绥德，又令榆林邓宝珊部南下形成夹击我军之势，从而消灭我有生力量。他哪里知道，这正是毛主席要“引蛇出洞”，将董钊、刘戡调离蟠龙镇，消灭守敌，捣毁其老巢，摧毁其供给基地。

蟠龙镇是董钊、刘戡最重要的补给基地，那里存有大批武器、被服等装备和粮食。蒋匪军在蟠龙重重设防，派重兵把守。他们在蟠龙镇外挖了深沟宽壕，设置多道障碍物组成了坚固的防御阵地，镇外的山上构筑了明、暗碉堡群，并留有一六七旅和一个民团把守。消灭了蟠龙镇守敌，就切断了董钊、刘戡的补给，使之进犯绥德的企图失败。

西北野战军运用蘑菇战术，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想让敌人走到哪里，敌人就要走到哪里，想在哪里打敌人，就在哪里打，使敌人被我西北野战军牵着鼻子打。

按照毛主席的部署，彭德怀、习仲勋以三五九旅一部佯装我军主力，节节抗击，向北撤离，诱董、刘远离蟠龙。4月30日西北野战军迅速包围重兵把守的蟠龙镇。此时，董钊、刘戡正在追击我“主力部队”，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西北野战军会包围蟠龙镇。他远离蟠龙镇，要想回来救援，没有六七天的时间根本回不来。再者，还有我佯装部队和地方游击队的阻击，董钊、刘戡对蟠龙镇也是鞭长莫及。5月3日到4日，我西北野战军经过两天的激战，全歼蟠龙胡匪的精锐一六七旅7500人以上，活捉了旅长李昆岗，缴获多门山炮、万余发炮弹、几万余套军服和万余袋面粉。

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评论指出：“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蒋介石政府的强大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政府。它的进攻是能够打败的，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战线上。它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 

后据叶子龙同志回忆，仅在陕北王家湾一地，毛主席向我解放军三大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发出了大量电报，其数量仅次于在三大战役期间的西柏坡的收、发报量。

蟠龙大捷后，我西北野战军迅速撤离，而蒋匪军胡宗南大伤元气，占领延安时的狂妄劲头消失殆尽，只得又龟缩回蟠龙。

我们的干部战士听了这个消息后，欢欣鼓舞。战士们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想让敌人走到哪里，他就乖乖地走到哪儿，等着咱们消灭他！”“胡宗南也就是个运输大队长，我们想要什么，他就送什么。咱们接收他的武器装备，更好地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

干部、战士们在学了新华社的评论《战局的转折点》《评蟠龙大捷》《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社论《全力准备反攻》和中共权威人士《评目前的时局》以后，对全国战争形势的发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对战胜胡匪，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更加信心百倍。

在此期间，部队还听了陆定一给大家做的时事报告。在讲述了全国的战争形势后，他说：“现在，蒋介石进犯各解放区的军队，被解放军和解放区的人们重重包围，已经陷入绝境。蒋匪军的前途必然是全军覆灭。这为我们党建立和平、民主和独立的新中国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他在解答了同志们在学习中提出的疑难问题外，还对陕北的作战情况作了明确分析。陆定一比喻说：“敌人每占我们一座城镇，就像他给自己钉下了一个钉子一样，占领的城镇越多，他的兵力越分散，将来我们就像吃核桃一样，一个一个地砸碎它。”全团指战员一面学习并积极做好迎接新的战斗，一面积极向群众宣传我人民解放军的捷报，并向群众宣传我们必定取得最后胜利、敌人的暴行必然失败，提高群众必胜信心，动员群众大力支援前线。

5月10日这天，在王家湾毛主席住的院子上面的打谷场上，九团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庆祝羊马河战役和蟠龙战役大捷。附近村子的男男女女都来了，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也参加了联欢会。刘辉山宣布大会开始后，张廷桢讲话，他代表全团向大力支持和帮助九团的乡亲们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来到王家湾，给乡亲们添了不少麻烦。乡亲们给我们腾出最好的房子，给我们部队送蔬菜，民兵同志协助站岗放哨，乡亲们的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好。我代表部队向乡亲们、向村干部表示感谢。我们军民一心，一定能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廖志高同志在会上宣布了羊马河战役胜利和蟠龙大捷的消息，全场军民热烈欢呼。

联欢会上，战士们和群众表演了一些小节目。九团演出了秧歌剧《军民合作捉特务》《查路条》和拉洋片等文娱节目。拉洋片中宣传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的胜利，还引用了新华社《评蟠龙大捷》的话说：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做狗熊；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看到这个节目，都鼓掌称赞。欢呼声、口号声响成一片，大家在欢声笑语中还扭起了秧歌舞，庆祝羊马河、蟠龙战役的胜利。

羊马河、蟠龙战役以后，胡宗南的主力都缩回到瓦窑堡一带，不敢轻举妄动。

胡宗南为什么抓不到毛泽东

王家湾周围的一些村庄被敌人烧毁，连窑洞的门窗也都被烧光了，没有一间完整的窑洞，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艰苦。

此时，春耕大忙季节已近尾声，村里的年轻人和壮劳力都参军或支前去了，剩下的老人和妇女无法承担繁重的耕种，没有壮劳力，眼看就要耽误春播了。九团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各连队纷纷抽出兵力大力帮助群众恢复生产，帮助老乡挖地、犁地、播种，帮助老乡修房子、砍柴、担水、扫院子、挖厕所，医护人员给群众看病，军民亲如一家人。

有一次，在三连驻地大坪村发生了伤寒传染病。房东高老汉全家四口人都病倒了，附近群众怕受传染，不敢接近，无人照顾。九团知道了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去慰问和照顾，又迅速将情况报告支队领导。毛主席知道了，立即派跟随他的任医生前去治疗，并再三嘱咐说：“一定要设法挽救病人，还要帮助群众做好防疫工作。”团里抽出一名卫生员，住在老乡家里，给病人烧水、做饭，直到全家病愈后才回来。后来，高老汉带着他的儿子来到团部道谢。他含着眼泪激动地说：“以前咱是穷苦人，一年到头给地主干活，还吃不饱饭，自从共产党红军来了才翻身的，最近全家又害了这场重病，要不是咱毛主席领导的部队住到这儿来，全家就不得救了，这样的恩情不知怎样报答才好。”他将提来的一个瓷罐放在桌上，接着说：“听说咱部队好久没有油吃了，这是我的一点老牛油，送给你们，就算我的一点心意吧！”团首长再三解释说：“咱们是一家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再说我们也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请你拿回去补补身体吧。”婉言谢绝了高老汉的一片心意。高老汉深情地说：“我们一定好好地支援前线，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都和群众生活在一起，经常向老乡们了解情况，特别关心群众生产和生活。毛主席吃饭时，看到农民小孩来玩，就盛饭给小孩吃；外出散步时，见到老乡推碾子，就帮助推；见到老乡锄草，就帮助锄草。

驻地附近有一个农民，叫高老七，在蟠龙战役中抬担架时被敌机炸死了。毛主席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立即指示刘辉山和张廷桢给高老七买了寿衣、棺木，安慰了家属，帮助安葬，支队司令部还送了花圈。这件事在附近居民中产生很大的影响。群众反映说：“为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消灭胡匪军，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毛主席很喜欢和老乡拉家常，从日常生活谈到国家大事，还经常与房东王老汉谈论陕北土地革命时期的故事。一天下午，正是一连战士贺福祥站哨。毛主席和王老汉坐在窑洞门口前的石头上，谈论起1933年打绥德石湾镇时，刘志丹同志化装成卖盆的小商贩，赶着毛驴进到敌军的兵营里去侦察和1935年刘志丹同志带领红军四支队围攻卧牛城的故事。王老汉说：“我过去和刘志丹是拜石 ，攻卧牛城是我带路进去的。当时红军四支队只有几支打猎的火枪，就凭矛子、大刀消灭了敌人的一个民团。”这时，贺福祥插嘴说：“我还有一条皮带，就是那次战斗中，打死了一个敌军连长缴获的，当时我们蔡政委对我说，给你做个胜利纪念品吧，不要丢掉。我记住了这句话，直到现在还保存着。”毛主席听了高兴地笑起来。

九团刚来这里不久，任弼时、陆定一就指示部队：要教育部队克服暂时的困难，要厉行节约、过艰苦生活、发展生产、做好群众工作。在一次汇报工作的会议上，刘辉山主动向任弼时、陆定一提出：因为中央机关工作忙，没时间砍柴，我们团自己砍柴，将节约的柴钱全部让给中央机关。此后，每到礼拜二、四的下午，干部和战士们便三五成群地到山崖上去割蒿子、砍枣刺。班长罗正周、战士杨富明等都是一次砍柴两百多斤背回来。大家背回柴来，除自己烧以外，还给房东老乡烧，也送一些给劳动力缺乏的居民和军属。老乡们喜悦地说：“嘿！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部队。”

为了克服没有菜吃的困难，战士们到野地里挖苦菜、野蒜，还帮助老乡种了许多洋芋、南瓜、白菜。大家常看到毛主席和夫人江青从自己住的院子出来，拿着小锄到驻地下面的山坡上或小河对面的野地里挖野菜、野蒜。战士们看到，都上前帮忙，毛主席的篮子很快就满了，大家一路欢笑返回驻地。

一天，团部的炊事员去河里挑水，发现河滩里竟有甲鱼！大家赶紧抓，竟抓到四只。团部把甲鱼送给毛主席，毛主席问：“这是哪里来的？”叶子龙说：“这是九团送来的，他们在对面河滩里捉的。”毛主席高兴地说：“这里也有甲鱼，可以打打牙祭了！”

蟠龙战斗以后，陈祖江带领一部分骑兵随卫周副主席去安塞真武洞，参加庆祝蟠龙大捷的群众大会。安塞县真武洞的会场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人山人海，每一个人的脸上都露出胜利的喜悦。周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从各地赶来的老百姓讲了话。他告诉老乡们：“党中央和毛主席没有离开陕北，一直和陕北边区人民并肩战斗在一起，指挥陕北老区和全国其他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打击国民党反动派。”老乡们得知毛主席确实还在自己的身边，高兴地欢呼：“毛主席万岁！”“党中央万岁！”人们欢呼跳跃，许多人感动地哭了。有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说：“毛主席和咱们在一起，为了保卫毛主席，咱们拼死了也光荣。”

5月底，情况有些紧张。胡宗南不甘心失败，再次督促董钊、刘戡北上，寻找党中央和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企图消灭我主力部队。

根据地方政府和游击队提供的情报和九团侦察到的情况，敌人已经到了距王家湾仅二十多里的平桥一线，这表明敌人企图进犯王家湾。毛主席立即指示中央机关干部和部队帮助驻地附近老乡进行备战，实行坚壁清野，训练自卫队，协助老乡向山里转移，并要求做好群众工作，要贯彻向群众负责到底的精神，不让敌人找到一粒粮食。警备团立即行动起来，在王家湾附近区域加强警戒，派出侦察组侦察敌人动向，全团保持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战斗。

在这里驻扎的五十多天里，不止部队帮助了老百姓，老百姓也帮助了部队。九团在接近敌占区的方向都设了侦察、警戒站，群众经常向部队报告敌情，自动地站岗放哨、盘查坏人，帮助送信、保守军事秘密。

人民是多么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啊！有许多农民看见毛主席，认识毛主席，只是自己心里明白，却不向外人传说，使敌人无法知道毛主席究竟在什么地方。

毛主席非要打一仗再转移

6月7日，胡宗南接连吃败仗，被我西北野战军消灭了几个旅，气得蒋介石直骂胡宗南无能。可蒋介石死不甘心，随令胡宗南的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五个旅，从延安、安塞经蟠龙、真武洞，向党中央驻地王家湾窜犯，企图再一次用突然袭击的手段，打击党中央机关。

蒋介石是知道党中央和毛主席还在陕北的。新华社不断从陕北发出社论和消息，几次向全国人民宣布党中央、毛主席还在陕北。周副主席去真武洞参加庆祝蟠龙大捷的群众大会上也讲过毛主席还在陕北。党中央和毛主席不断地收发电报，指挥各个解放区消灭“围剿”我军的国民党反动派。敌人飞机曾几次到这一带侦察、投弹、扫射。但是，敌人却不知道党中央、毛主席驻地确切的方位。

据估计，敌人的侦测台可能侦测到党中央的电台方向、位置，于是，就出来搜索、“清剿”。

这时，王家湾附近没有我们的正规部队，只有零星的游击队。我西北野战军在羊马河和蟠龙战役后，于5月29日至6月16日期间在陇东地区作战，打击马鸿逵匪军，收复了环县、曲子、华池和庆阳、合水以北的广大地区。主力部队离王家湾很远，而九团只有四个连和一个排，每个连也就有六七十人，全团还不到300人。敌我力量悬殊，因此中央驻地处于十分危险的情况之下。

鉴于这样严峻的形势，周副主席、任弼时决定让九团立即通知并协助村干部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向深山中转移疏散。各大队做好准备，6点钟向西——小河村一带转移。同时，中央还决定电台处于静默方式，只接收，不发报，使胡宗南侦听不到三支队发出的电波信号，他就成了一个无头苍蝇，四处乱窜。

6月7日上午8时，九团派出骑兵和步兵侦察小组，分头到王家湾东面和南面进行侦察。过了不久，骑兵侦察员苟美成回来了，他向毛主席、周副主席报告侦察情况：在安塞以北的龙安镇方向侦察时，看见平桥许多老百姓跑了上来，说敌人五个旅已经窜到平桥，向王家湾前进。毛主席问他：“看见没有？”他说：“看见了！”毛主席又问：“你看见什么？”他又说：“见很多老乡向我跑来，还听到枪声！”毛主席再问：“你到底看见敌人没有？”苟美成见毛主席仔细询问，心里更加紧张，他满头大汗，说不上来。毛主席说他侦察的情况不确实，随后叫刘辉山再派人继续侦察，再派一个排到前方侦察和迟滞敌人的行动。

中央的领导同志在毛主席住的窑洞里讨论着转移的方向，往东走，还是往西去？毛主席说：“往西北走，走三十里，到小河看一看情况。我们不能往东转移，敌人妄图在东面的大川中消灭我们或把我们赶过黄河。”又说：“敌人往东来，我们往西走，敌人向北走，我们就向南走，敌来我走，敌走我住，反正我们不过黄河。”有的同志劝毛主席快点走，毛主席说：“客人来了，不见一面，心有不甘哩。我要看见敌人才走！”警卫战士们说：“你们先走吧，让我们替你们看吧。”毛主席却说：“你们先走吧，给我留下一个班就行了。”这自然是不行的，谁也不肯这样做。

刘辉山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我们前方侦察情况，敌人正向王家湾方向运动，主席不肯走，非要打一仗再走。他对我说：“在王家湾住了这么长时间，敌人来了，我们就这么走了，这怎么对得起王家湾的老百姓？警备团这点兵力，保护机关都不够，只能抽出一点兵力，教训一下刘戡。”而弼时同志要我派一个排的兵力上山阻击敌人，争取一天时间，晚上转移。我听后有些紧张，因为根据侦察来的情况，敌人是一个团的兵力，一个排怎么阻止得了？万一出点差错，可怎么得了。主席看我有些犹豫，就对我讲：“我们在大山这边，敌人在大山那边，一个山头就是一个世界呀。”我明白了主席的作战意图，他是想让我们利用小部队阻击和牵制敌人，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扰乱敌人视线，完成三支队安全转移。随后我要古远兴带部队随支队副参谋长汪东兴到王家湾以南方向阻击敌人，还让他完成阻击任务后到小河找我们。老古带上部队上山了。

下午6时至8时，团侦察员王世忠、韩恒义、张焕祥、黄占福等先后两次回来报告说，他们去王家湾东面的白庙岔一带侦察时，看见白庙岔一带的六七个山头上，有敌人燃烧起的许多火堆，老乡们背着孩子，牵着毛驴，往山沟里转移。晚上9时，侦察员张希真、张振忠从距王家湾十里的黑家屹台回来，向毛主席、周副主席报告情况说，他们8点钟看见黑家屹台东面与南面的半圆形山头上，敌人用居民的门窗、柴禾，在山头上烧起了几十个火堆，敌人已经宿营，停止前进了。骑兵连的排长宫东巡侦察回来报告说：“敌人有两个军的兵力向王家湾的方向来了，他们晚上不敢行动，在山头上宿营，还燃起了好多的火堆。”这些情况是真实的，但是，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等中央领导同志，继续在地图前研究西北、华北、华东等地的战斗情况，若无其事地在窑洞里谈起天来，笑声不时地从窑洞里传出来。

时针已过了12点，午夜雨不停地下着，可是还是不见出发的命令。人们心里都有些焦急。

王家湾、高川一带的老乡看到机关、部队准备出发的情况，也都赶忙收拾好可以带走的衣物、干粮，准备做暂时的转移。他们不时地打听部队转移的方向。后来，有一批青年男女因为等不及部队，已顺川向东出发了。毛主席听到这些情况以后，指示说：“赶快把他们叫回来，告诉他们向西走！”刘辉山请示毛主席：“老乡们想知道部队前进的方向，有的想跟着走，是否可以告诉他们？”毛主席坚定地回答说：“一定告诉他们！”团部立即派了骑兵把向东转移的老乡叫了回来，向西转移。老乡们得知毛主席让他们向西面转移时，心里就有了主心骨，在村干部的协助下，扶老携幼向西转移了。

夜里2点钟了，部队才开始出发。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陆定一骑着马，走在前卫部队的后面。漆黑的夜里，雨越下越大，狂风夹着倾盆大雨，毛主席和大家一样淋着雨，慢慢地行进着。他本来有一件雨衣，是可以穿上的，但是他看见干部、战士们都没有雨衣，他也就不穿雨衣，任凭大雨从头上浇下来。警卫员从马鞍上取出雨衣，拿着给他，他说：“大家都淋着，我还怕雨么！”

战士们看到领袖与大家同甘共苦的情景，深受感动，也就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了，坚定地向前进。

在山沟里走了一段狭窄的路，大雨使得沟里的水渐渐成小河流，不能再走了，大队只能爬山走山梁。山很陡，路更滑，人已经不能再骑马了，上前走一步就有跌倒滚到沟里的危险。毛主席下了马，自己徒步上山，战士们小心地扶着他，慢慢地向山上爬去。

山头上，只有很窄的小路，很滑。雨还在下着，人们的衣服都湿透了，身上冷了起来。天将亮时，大家下山来到了半山坡上的一个小村里，毛主席、周副主席等被让到了一个老乡的窑洞里。战士们冒着大雨站在窑洞外，警惕地注视着四周。老乡请他们坐在炕上休息，热情地招待他们。见他们衣服淋透了，有些冷，就给烧起火来，让他们烤衣服，毛主席说：“不要紧，不要麻烦你了！”老乡又给烧了开水，他们喝了水，休息了一会儿，便和老乡告别了。

第二天上午，到了靖边县东部的一个村庄——小河。

下午，毛主席在小河村与周副主席、任弼时一起研究转移方案时，来了几架敌机低空盘旋侦察。又过了一会儿，骑兵侦察员跑来报告，有一股敌人窜过王家湾向小河方向扑来。刘辉山立即派宫东巡带领一个骑兵班，到小河村东制高点担负侦察和阻击敌人的任务。大部队立即撤离小河向田次湾转移。可是毛主席要等汪东兴和古远兴回来再转移，却一直不见他们回来。天上一阵电闪雷鸣，又下起了大雨。此时，侦察员报告：离小河村十里地，一股敌人正尾随追来。

在周副主席的坚持下，毛主席决定向田次湾方向转移。临走，毛主席交代刘辉山：“留下人等在这里，待汪东兴和古远兴到后，通知他们先向北边的榆林方向走，甩掉敌人后，再向西赶往田次湾。”刘辉山命武象廷留下来等候。

一个排阻击敌一个旅

古远兴接受阻击任务后，立即带上何有兴和陈少先排的三十几人，来到离王家湾15里的杨屹崂湾山上，接替了一连一排的阵地，并迅速构筑工事，准备阻击敌人。随后，又把陈少先排分成两个梯队，由陈少先带18人组成第一梯队，6人一组在杨屹崂湾山上制高点构筑的工事里做好伪装，隐蔽待命。其余人员在制高点后面的阵地上，作为第二梯队接应第一梯队。

上山前，古远兴要部队多带机枪，尽量多带些子弹，每人配手榴弹两颗，他在出发前向战士们做动员时讲：“我们是保卫毛主席的战士，毛主席把保卫党中央安全转移、阻击敌人的光荣任务交给了我们，我们就必须打好这一仗，这也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绝不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信任。”

自6月7日上午上山以来，他们一面继续加修工事，一面监视敌人，晚间敌人漫山遍野烧起一堆一堆的火来，看到敌人已经宿营，古远兴将布置在第一防御阵地的兵力撤到第二防御阵地。战士们整夜守卫在工事里，为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为了全国人民的幸福，决心要在战斗中立功。他们不顾大雨淋，也忘记了疲劳，以百倍的精神监视着敌人动向。

6月8日拂晓，四处笼罩着大雾。大股敌人向西行进，企图截断我中央机关去路。另一股敌人向王家湾、高川一带窜犯。在杨屹崂湾山上，前方观察哨向古远兴报告：约有一个旅的敌人正向我第一梯队阵地靠近，敌人已经来到距离我前沿阵地只有5里远的山上。面对突然变化的紧急情况，古远兴又令陈少先带步枪组和机枪组返回第一防御阵地，将一个步枪组和机枪组仍留在第二防御阵地，准备进行战斗。当敌人的先头部队走到我阵地山脚下时，战士们一个个怒火填膺，紧握手中枪，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敌人，等待着射击的号令。当敌人爬到离我阵地几十公尺的地方，进入我火力射程之内时，陈少先一声号令：“打！”二班黄显明在第一个单人掩体率先向敌人开火。敌人左右两边的机枪、步枪一齐向我阵地射击，我部也以猛烈的火力予以还击，顿时枪声一片。没有防备的敌人以为遇到了大部队，顿时乱作一团，慌忙地退到山脚下，一堆尸体横卧在阵地前面的半山坡上。敌人遭到当头一棒，又搞不清我军实力，不敢冒进。一会儿，空中出现敌人的侦察机，在我阵地上空盘旋。由于战士们都隐蔽得很好，敌机没有发现异常，飞走了。凶残的敌人吃了苦头，便以更加猛烈的火力，向我阵地发起了第二次进攻。只见黑压压的一大群敌人像疯狗一样，向山上涌来。战士们就用机枪和步枪向扑上来的敌人猛烈地射击。敌人又丢下一批尸体，败退下去。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四十多分钟后，敌人的飞机开始向我阵地扫射；在山下，敌人又组织起更疯狂的进攻，战斗进行得更紧张、更加激烈。敌人离我阵地只有100公尺了，陈少先在第一防御阵地上，一面指挥着战斗，一面考虑这时的处境：在我阵地后面只有一条道路，假如敌人从后方包围了阵地，就无路可退了。他随即派一名战士观察后方情况，防止敌人包围。

就在这紧张的时刻，晨雾愈加浓密了，弥漫着整个山头，看不到百公尺开外的景物。陈少先趁着浓雾，带领战士转移到第二道防御阵地。黄明显、李文政等在战壕里继续阻击敌人，掩护战友们向后撤退。突然，李文政负了伤，赵武成去背他，他说：“你们狠狠地打击敌人吧！别管我，我自己还能走！”正在这时，突然听到敌人尖声怪叫地喊了一声：“缴枪！”赵成武随即用力向敌人投了一颗手榴弹，声色俱厉地喊道：“缴你妈的屁！”战士们一边打，一边退，终于安全地撤到第二道防御阵地。这时浓雾渐渐散去，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已经推进到了我第一道防御阵地，他们小心翼翼地挤在一起，慢慢行进。

当敌人进攻到我第二防御阵地前沿时，又遭到战士们的猛烈打击，敌人惊惶地散开，躲在山头后面，不敢露头。敌人搞不清我阻击部队的虚实，停了下来，准备再次攻击。天又开始下小雨了，敌人再次涌了上来。一颗子弹擦着古远兴头皮而过，他感到头顶一热，用手摸了一下头，还好没有负伤，只是头发让子弹穿了一条沟。这下把他给激怒了，他一边骂着，一边提起手中的快慢机手枪（即毛瑟M1932冲锋手枪）向敌人扫射，打倒了冲在前面的敌人，旁边何有兴的枪也响了，他一边骂着一边向敌人开着枪。这个人是江西兴国人，1932年在瑞金参加红军，后又经历了长征，他打起仗来也是个不要命的，这时战士们猛地向敌人扔出了一批手榴弹，爆炸声震撼着寂静的山谷，硝烟还未完全消去，机枪和步枪声又响成一片，陈少先机智地发出冲锋的口号，高声喊着：“包围敌人！”“左面的冲上去捉活的！”战士们也跟着喊：“杀呀！”、“冲啊！”胆小的敌人更搞不清楚，更恐慌了，一群一群地挤在一起，不敢向前移动脚步，停止了进攻。

接着又下起了大雨，很快山洪下来了。大量的雨水裹着石沙倾泻而下，敌人不得不撤退。古远兴派出侦察员摸敌人的去向。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大雨迫使敌人停止进攻，已进驻王家湾。此时，离党中央和毛主席撤离王家湾已有近12个小时，这一仗为毛主席、党中央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汪东兴和古远兴率陈少先排顺利撤出阵地，向小河村方向追赶支队。

古远兴回忆这一仗时讲道：“这是我们撤出延安第一仗，虽然我们的部队在延安长时间没有打过仗，但我们的干部、战士大部分是一方面军、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的，大小战斗他们都经历过。那时我们的步枪不行，可是机枪多，弹药也充足，上山时我让他们多带机枪和子弹，把敌人放远一点打，多发挥机枪的威力，我们每个战斗小组也保持一段距离，不要离得太近，也不要离得太远，相互支援和掩护要够得着。战斗打响后，我们阵地上一片机枪声，敌人还以为我们是什么大部队呢，再加上战士们这边喊要包围，那边也喊，弄得敌人不敢死命往上冲。这一仗我们还借助老天爷的帮助，下起了大雨，敌人也冲不动了，就撤了下去。我们这一仗打得不错，三个多小时的战斗，我们只负伤一人，迟滞了敌人的前进，敌人的伤亡可比我们大多喽。”

汪东兴和古远兴带领陈少先排赶上三支队，毛主席得知他们消灭了几十个敌人，完成了阻击任务，而我们只有一名战士受轻伤后鼓励他们说：“你们以一个排阻击了一个旅，为中央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弼时同志亲自慰问了负伤的李文政，鼓励战士们再接再厉。

团里的战士们看到战友们回来了，特别羡慕他们打了一个漂亮仗。大家都说：“一个排打败了一个旅，咱们警卫战士个个都是好样的！”张振忠说：“什么美式装备旅，整个缩头乌龟旅！”韩恒义说：“刘戡根本就以为是西北野战军呢。哪里想到是我们的一个排打得他屁滚尿流！”

小河村遇险

6月8日，杨屹崂湾战斗以后，根据侦察兵的报告，敌人在王家湾、高川、青阳岔一线布置了四个半旅，由王家湾向小河村前进，从后面追了上来。

9日下午5时左右，三支队由小河村出发了。出发前，刘辉山命令宫东巡带领一个骑兵班留在小河村，担负侦察和阻击任务；命刘金国、王大斌带一个班在马鞍梁、杜家峁一带侦察和监视敌人。

队伍还没有出村子，大雨又下起来了，霹雳电闪夹着豆粒大的雨点劈头盖脑地泼下来，河水陡然暴涨，把河上唯一的一座小桥卷走了，部队只好重新架桥。在等待架桥这段不长的时间里，刘辉山派侦察员先后几次回来向周副主席报告，敌人离这里只有八里、七里……四里了。周副主席严肃地命令侦察员回去告诉刘辉山：“留在东山上的那个班，敌人不进村，不许开枪。敌人和他们接火以后，要坚守阵地，阻击敌人，掩护主席和全支队转移之后再撤！”

到天黑时，浮桥终于搭好。战士们扶着毛主席、周副主席等首长过了河，衣服全都湿了，而天已经黑得严严实实了。小河村到田次湾都是拐峁圪梁，崎岖小路，牲口也没有办法走，毛主席等领导同志下马步行。部队刚过河，爬上河对面的山顶，后面就传来了激烈的枪声。留在小河村东山的宫东巡已同敌人接上了火。大约12点钟，队伍爬上一架山梁，猛地看到左侧对面山沟里和山头上都有燃起的篝火，还看到敌人举着火把前进，连骡马牲口的嘶叫声都能听见。敌人就在眼前，情况非常危险。周副主席通知任何人不准打手电，不许抽烟，不许有喧哗声，把马嚼子勒紧防止马叫，部队继续前进。

天黑得谁也看不见谁，战士们一个紧挨着一个牵着手，谁也不说话，悄悄地在山上走。

大队人马继续在狂风暴雨中摸黑前进。毛主席仍然迈着沉着从容的步子，行进在队伍的中间。他看到敌人的这个架势，判定左边的这股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而是在胡乱瞎闯。所以他指示部队不要理睬敌人，继续向田次湾方向转移。敌人对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就在对面的山上仍懵然不知，更没有发现支队的行踪。

这一夜，九团保卫着三支队和敌人几乎相遇，双方在雨夜中擦肩而过。

走过一段路，离敌人的火光渐渐远了。雨越下越大，路更加泥泞不堪，一脚踏下去，鞋就几乎拔不出来了。此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窄窄小路的下面是深沟，摔下去就不得了。

突然，队伍停止了前进，团前卫部队的一名战士跌到了山沟里，有的去拉，有的往后传消息说：“不能走了！”一个一个传下去，于是大家在原地停了下来。后面又往前传：“为什么不能走了？”前面的人又往回传着：“有沟，把人摔下去了！”

在漆黑的山上，周副主席摸着一个一个站立的人，走到前面来问：“摔下去几个人？能不能拉上来？”回答说：“拉上来了！”周副主席说：“摔伤没有？”回答说：“没有！”周副主席又说：“他如果不能走，叫他骑我的马！”高富有赶紧说：“能走，不要紧！”看到前卫的战士没有摔伤，周副主席命令大队继续往山头上走。

走到月亮山的山顶，带路的老乡忘记路了，心里很着急。整个部队停在山头上，毛主席坐在山头上休息。雨越下越大，雨水流进脖子里，刮着大风，每个人的身上冷飕飕的。战士们把马拉到毛主席周围，围成半圆形圈子，给他挡风。警卫员从马上拿出雨衣，要毛主席披在身上，毛主席摆了摆手说：“不要紧，过一会大雨就会过去的，你看谁冷就给他披上吧。”过了一会儿，毛主席又说：“这场雨下得好，再过半个月，就该收麦子了。”战士们看到毛主席这样镇定，急躁的情绪立刻稳定了下来。毛主席这时想抽烟，一想起在这里不能抽烟，闻了闻，又放回了口袋里。

弼时同志安慰老乡，叫他仔细想一想。刘辉山立刻派出一个排，带着三挺机枪，在左侧山下布置警戒；派出侦察员前去侦察道路；又一面询问老乡，一面派几个战士到附近去寻找居民问路。

贺福祥趴在地上听到山下有声音，他下到半山上，听到狗叫声，就向狗叫的地方走去，到了一个村子，找到一位四十来岁的农民。老乡热情地来到山上，任弼时仔细询问，老乡指明了行进的方向，部队才又冒雨顶风摸黑继续前进。

这时风还在不停地刮着，电闪雷鸣中的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漆黑的夜，周副主席的鞋陷到了泥里面，拔出来以后，警卫员在鞋上穿了个洞，用绳子将鞋捆在周副主席的脚上，周副主席和大家又坚毅地行进在大雨中。

午夜时分，下了山，来到一个叫张合庄的小村子，这里离田次湾还有十几里路，情况稍微缓和一点，于是毛主席决定在这里暂时宿营。警卫员们把毛主席、周副主席和首长们引到老乡家里，忙着给首长们烧开水、烤衣服，几位领导在炕上又忙着商量有关事情。九团根据弼时同志的指示，派侦察兵前往田次湾侦察，侦察兵回来报告田次湾没有蒋匪军。天明时，三支队离开张合庄，向小河村西面的田次湾走去。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陕北前线消息，国军数万劲旅6月9日从延安向北扫荡，一路上势如破竹，共军已无力抗击，毛泽东一行冒雨逃窜。国军在搜索中，发现毛泽东的坐骑跌落山下，毛泽东生死不明。

而此时毛主席正行进在去田次湾的路上。

留在小河村的骑兵班宫东巡、孙仲元去沈家园子侦察时，看见敌人在山梁上向小河村进行。他们便和民兵连长商量，叫民兵赶到沈家园子，听到小河方向的枪声后，让民兵在敌人背后进行袭击，延迟敌人前进的时间。当宫东巡、孙仲元跑回小河村的后山时，敌人也到了他们对面的山湾上。宫东巡立即令骑兵班迅速奔上山顶，占领山头阵地后，又派人到团部报告情况。骑兵班刚奔上山头，敌人的先头部队就用机关枪开始向我阵地扫射。后面敌人的部队听到枪声，便急速前进，到达离宫东巡、孙仲元骑兵班仅四里处。为了延迟敌人的行动，骑兵班稀疏地发射冷枪，迷惑敌人。民兵也在敌人的后方打冷枪转移敌人注意力。而敌人在七挺机关枪的掩护下，继续向我阵地运动，愈来愈近了。宫东巡他们还是继续发冷枪，不断地变换射击位置。宫东巡知道自己阵地后面是一片沙地，如果敌人冲上山，再撤退到沙地就相当危险了。当敌人接近我阵地时，宫东巡、武象廷、陶海川留下继续阻击敌人，其他同志带着六匹马沉着地转移到离这里西北面八里地的木家山山上，继续吸引、阻击敌人前进。几把20响快慢机，就像机枪一样猛烈朝敌人射击。此时，小河村疏散的老乡赶着一群牛就在附近，激烈的枪声惊吓了牛群，牛群跟在六匹马的后面在矮树丛中到处乱窜，这下把敌人给闹蒙了，以为又遇上了大部队。天黑了，敌人搞不清情况，停止了射击，不敢前进。团指挥所命宫东巡、孙仲元班继续留在阵地监视敌人，迟滞敌人行进，侦察敌人的动向。张廷桢赶到木家山后，派侦察员到小河、马鞍梁一带侦察，得知敌人已绕过马鞍梁向西南方向撤退了。宫东巡班胜利完成任务后，撤离木家山，返回了团部。

毛主席早已把敌人算死了

6月10日早晨，九团随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到了靖边县的田次湾。

下午3时，匪军刘戡部由东面向我田次湾驻地前进，而西面的安边、定边一线是马鸿逵的部队约八个骑兵团，形势又紧张起来了。团部马上在田次湾以东的宜梁峁一带部署兵力，令一个骑兵班于第一线阵地侦察和阻击敌人，将警卫排置于第二线阵地，四连、骑兵连置于第三线阵地，一面构筑工事，一面派人外出侦察，准备阻击敌人的进攻。

6月11日，刘戡部五个旅由镰刀湾一带经卧牛城、沈家园子窜到田次湾东南，先头部队已经到达董家沟，距党中央和毛主席驻地仅隔一座山，情况更紧急了。

在前沿阵地的刘辉山急忙给毛主席写了封信，派武象廷立即给毛主席送去，他在信中向毛主席报告情况：田次湾已在敌火力控制之下，必须再转移。毛主席看了信，对送信的武象廷嘱咐：“你回去告诉刘辉山，今晚我就住在田次湾不走了。我毛泽东有两条腿，他刘戡也是两条腿，他要睡一个安稳觉，我毛泽东也要睡一个安稳觉嘛。告诉你们团长，叫他要沉住气，越是紧要关头，越要冷静，绝对不能慌。叫他把观察哨放出去，等你们警备团跟敌人打响了我们再走也不晚。”送走武象廷，毛主席又对叶子龙说：“就在这里休息吧，但要做好行军和战斗的准备，布置好警戒，敌人如上来，我们立刻就走；敌人顺山沟过去，我们就住下。”说完毛主席回到窑里摊开军事地图，与周副主席和任弼时一起研究敌军动向，然后胸有成竹地说：“敌人很可能是经过这里向保安方向去，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周副主席和任弼时都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分析判断。

武象廷回去向刘辉山传达了毛主席指示，刘辉山还是很担心中央领导的安全。因为诱敌调走了一部分兵力，四周警戒侦察又用了一部分兵力，目前他身边负责阻击的人马满打满算不到二百来人。但不论怎样，必须做好一切战斗的准备，随时准备歼灭来犯之敌。

刘辉山随即命令田次湾以东宜梁峁一带的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阵地上的战士严密注视敌人动向，随时阻击敌人的进攻。

这时，田次湾游击队和老百姓也主动要求协助部队放哨和侦察敌情，因为他们对这里的地形、道路和村庄都很熟悉。游击队乔连长随侦察部队去崾岘侦察敌情，有个姓王的老乡则跟着警卫部队在当地最高点大红高梁山顶放哨。老乡们帮助战士们把四周情况观察掌握得非常详细，有了情况还派人随时向警备团首长汇报。

一线阵地的战士们一直趴在阵地上，警惕地监视着敌人。最前沿的战士们看到，刘戡的部队几乎行进到了鼻子底下！

田次湾村里的战士们是人不离枪，马不卸鞍，保持高度警戒，一旦出现情况，便立即行动。机关和各大队，除了电台继续工作外，所有的电话线等都已撤除，做好了随时行军的一切准备。

毛主席又叫刘辉山去一下。毛主席告诉刘辉山说：“我给你一架望远镜，你在山头上拿着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如果敌人要撤退，你立即告诉我。”刘辉山回到山上对惠金贤连长说：“真奇怪，毛主席说敌人要撤退。他让我们注意观察，及时汇报。”刘辉山拿着望远镜向着敌人方向观察，看着敌人在山头上搭的帐篷说：“敌人真不少，搭了那么多帐篷。”

上午10点左右，毛主席从窑洞里出来，见二排的战士们已经捆好了背包，大家正擦拭自己的武器。

毛主席问：“你们准备战斗吗？”

战士们回答：“是的，敌人离咱不到几里路了，说来就来。”

毛主席又问：“你们估计敌人会不会来？”

这时战士回答：“我看不保险。”

毛主席又问：“你们怕不怕？”

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不怕！”

毛主席说：“对！敌人没有什么可怕的，敌人有枪，我们也有枪嘛。”毛主席接着说：“不要紧，敌人不会来，他会往回撤退的！”毛主席又回到窑洞里。

大家听了毛主席的话，觉得有点惊异，为什么情况这么紧张，主席却告诉咱说不要紧。这时战士杨清杰指着电台说：“你们看！中央的电台还照常架着指挥全国的战场哩！咱毛主席早已把敌人算死了！”有的战士打趣地说：“得啦！你不要装聪明啦，在没有听到主席讲以前，你不是也说过，看样子今天敌人一定会来吗？”你一言我一语，大家谈得正起劲，石玉玺排长督促大家快点擦武器，并说：“我们还是要做好战斗准备。”大家这才安静下来继续紧张地准备。

后来，毛主席在门口对叶子龙说：“你们把电话先架到刘辉山那里，不断和他们联系。”叶子龙同志说：“电话线已架好了！”毛主席又说：“要在敌人来的路上加强警戒，敌人来了，就阻挡一下。如果敌人12点还继续前进，就立即向我报告。”随后他问周副主席：“你看是不是这样？”周副主席说：“是这样的。”于是，毛主席走进屋里去了。周副主席对叶子龙说：“你们在电话上多和刘辉山联系。”

快到12点钟了，敌人真的没有上山，而是顺着沟向保安方向走了。刘辉山立刻下山去报告给毛主席，说敌人逃跑了。毛主席讲：“我估计他们12点钟必须走，原因是在西北盐池一带西北野战军包围了敌人两个团（是马鸿逵的部队），马鸿逵打电报给胡宗南要求去援兵给他解围。”

下午，几路侦察小组报告说，敌人到田次湾东南部曾发现我部队驻地，扑了空，便通过尖山一带向西南方向撤退了。战士们想起毛主席“敌人12时会退”的话，就议论说：“毛主席料敌如神，真是赛过诸葛亮！”

后来，在警备团宣传干事编的一首诗中，这样表达了战士们的决心：

翻山越岭急西行，夜雨滂沱路泥泞。

木瓜山上寒风抖，田次湾里暴日蒸。

夜以继日侦敌情，舍生忘死保大营。

转战陕北斗蒋胡，捷报声中不求名！

敌人撤退后，古远兴带了一个骑兵班尾随敌人，侦察敌人动向。天快黑时，古远兴完成侦察任务后回来了，带回两名敌军的士兵。战士们见俘虏光着脚，就把自己的鞋子送给俘虏，又让俘虏吃晚饭，喝开水，俘虏很受感动。毛主席和江青从窑洞里走出来，走到战士们谈笑的地方。江青见了俘虏就说：“你们是哪一部分的？一个中国人为什么替美国走狗蒋介石卖命！”说得俘虏垂下头，摘掉自己的帽子，回答：“二十九军的，我们是被抓来的，我们也不愿替蒋介石卖命。”毛主席说：“没有几个人愿意替蒋介石卖命。你们不要怕，我们不打骂俘虏，更不杀俘虏。”毛主席又问：“是谁俘虏来的？”旁边的人回答说：“石玉玺。”毛主席便问石玉玺：“是怎样抓住他们的？”石玉玺说：“我们回来时，看到他们落在后面正抢老乡的东西，就顺便抓回来了。这俩人说上头要他们急行军到保安、吴起镇一带捉毛、朱！”大家一听都笑了。毛主席鼓励说：“你完成的任务很好！跑累了，快去休息吧！”又对战士们说：“把这两个人教育一下，可以给些路费让他们回家去。”

在田次湾驻扎的时候，边区政府医院的人报告说，边区政府医院在转移中一部分伤员在镰刀湾一带失散，没有找到。周副主席派龙飞虎参谋带九团的一个骑兵班去寻找。骑兵班向南在西沟、马鞍梁一带没有找到，老乡反映敌人已经向北开去，镰刀湾一带已经没有敌人。他们在地方游击队的协助下，在镰刀湾的一个山头上找到了部分医护人员和轻伤员，得知重伤员被老乡藏在深山沟的山洞里。龙飞虎参谋率骑兵班与游击队一道护送医护人员和轻重伤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后，返回田次湾，向周副主席作了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