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要我给他当副官
1937年2月，古远兴从总政治部通信排调到锄奸部，年底，又被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古远兴讲述了这一段的经历：
1937年2月我从总政治部通信排调到锄奸部，任特务班的班长，当时的锄奸部部长是杨奇清同志，三科科长是程广之同志。特务班的任务就是为首长培训警卫员，培训出来的人员都在首长身边工作。刘伟同志当时任特派员，肖前同志任直属队总支书记。
1937年底，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有一天张耀祠找我，要我同他一起去西安。
我问他：“去那里干吗？”
他讲：“那里好，一起走吧。”
就这样在他的提议下，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办事处设在西安古城内北新街一个叫七贤庄的地方，当时办事处的主任是伍云甫同志，党组织的书记是林伯渠同志。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是我们党在为了实现民族生存与独立，联合全民族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担负起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重任的大环境下建立的。西安事变前后，因客观条件限制，办事处还只是一个半公开的秘密机构。直到1937年9月我党将朱德担任八路军总司令的决定通电全国后，办事处的门口才挂起八路军办事处的牌子，从此办事处以公开的形式开展统一战线各项工作。
办事处在未公开时期，只有两三位同志，任务只是负责上层的统战工作，秘书长是当时的最高首长，李克农当过第一任秘书长。下面的人员也比较简单，只有副官、收发和勤杂工等。当时处内的警卫任务是由绥靖公署借来的国民党军队的人员担任。办事处公开后就成立了我们自己的警卫班，我就是那个时候来到西安办事处，在警卫班当班长。后来由于任务的需要，警卫班发展到警卫排，我又当了警卫排排长，对外是警卫副官。
我们来到西安办事处的时候，正值国共合作刚刚建立不久，也是抗日高潮到来的时候，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手段有所收敛，我们利用这一时机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办事处是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大门，它肩负着由白区到边区的革命青年、进步人士、各类物资进出的甄别、运送，以及我们红军干部进出边区的接待等任务。办事处还是我们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上的前沿阵地。我们利用这个阵地，向外界宣传我党的政策，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抗日，揭露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我们还是党和西北人民联系的枢纽，我们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在我党基层组织的领导下，同志们在街头公开讲演宣传我党抗日的政策，演出各种抗日的宣传节目等等，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宣传动员，组织更多群众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运动中去。
来办事处的人员很多也很复杂，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人了解一些外界各方面的情况。也有坏人混在这些人里面，他们故意提一些污蔑我党的事情，可在我们充分有力的事实面前他们哑口无言。但是到我们这里的人员大多数还是好的，是同情我们和向往革命的。
由于我们积极的工作，不断地巩固和扩大党在白区的影响力，为此国民党当局想方设法限制我们的活动，不惜采取种种卑劣手段，要把我们办事处困死在西安。
敌人妄图通过对办事处的封锁和破坏断绝外界与办事处的来往。为达目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办事处四周设下包围网，凡发现由办事处出来的人，只要不是办事处的人就逮捕。有一个叫黄笏承的老先生，七十多岁，信仰佛教，精通古画，他来我们办事处办完事情，刚出门不久就被特务抓走了。特务们抓人，是给人带上一个黑布套子，把头一下子给套在里面，人什么也看不见就被抓走了。有些商人到我们办事处来取钱，也给抓走了。有的泥瓦匠、工匠给我们修理房屋，出去后也给抓走。被抓走后他们被强迫写了悔过书，并保证以后不再给我们修东西，特务才把他们放出来。我们办事处的人员出了办事处，就有特务跟踪；我们的人员去商家买东西，这家商家就会遭到警告或罚款；我们的人员去医院看病，这家医院也会被列为黑名单；如果办事处的人去了普通人家里，这家的人就会遭到逮捕。
1938年敌人只是限制我们的活动，1939年他们就公开迫害我们。西安事变后我们党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国内的有志之士和国外的华侨向我们捐款捐物，而延安又处在物资缺乏的时期，办事处就想尽办法将物资运往延安。可是国民党顽固派故意刁难，他们在西安到延安的公路上设立几十处检查站，专门检查我们过往的车辆，还不时扣押我们的人员和物资，特别对粮食、食盐、药品、钢铁、汽油、煤油等物资限制得更加严格。
敌人对我们办事处也实行更加严格的监控，他们虽然不敢明着抓我们办事处的人，但暗地里却派特务监视我们办事处，还利用各种借口搜查我们办事处，检查我们的证件，查找和破坏我们的电台，企图中断我们与延安的联系。
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和破坏，我们也和敌人针锋相对地作斗争；同时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和保密工作的需要，办事处做出了规定，没有特别必要的事情不准外出，机要人员原则上不准外出上街。我们自己内部也搞了一个小型的合作社，一些小的东西可以在这里买到，不用到附近街上的商铺去买，因为这些商铺大多数都是特务开的。我们这个小合作社就是张耀祠这个后勤副官他们搞的。
在一个既可以看到抗日精神高涨的局面，又要面对敌人残酷的破坏的复杂环境里，我再一次经历了特殊战场的锻炼。
一次项英同志回延安途经西安，我担任警卫工作。当时，项英在南方游击区坚持对敌斗争，条件十分艰苦，他刚来到西安时穿得又脏又破，办事处的书记林伯渠同志就让我带项英去理发、洗澡、做身衣服。衣服做好后他试了试，感觉很好，又提出再做一身。我请示林老后，又给他做了一身。国共合作时期，为了工作的需要，在国统区我们也可以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
项英穿了一身新的国民党将军军装后，人也精神了许多，和刚来的时候像是两个人。他穿着这身军装，又让我带他去照相，参观西安这个城市。项英这一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就派特务跟踪，我看见身后的特务，就对项英讲：“首长，咱们注意一下吧，后面跟上了特务。”
项英回头看了一眼说：“不用怕，现在是统一战线时期，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回到办事处，我感觉这一事情比较严重，就向林老作了汇报。林老找到项英，将西安的复杂形势和特务如何猖獗告诉了他，请他注意自身的安全。
很快项英离开了西安去了延安，又从延安回到西安。在准备回南方的时候，他对我讲：“小古啊，你跟我去南方给我当副官吧。”我不想跟他走，一个原因是这里的环境刚熟悉，再一个听说他的脾气急，所以我对他说：“这个我可定不了，你要问林老才行。”
果然，项英去找林老，把想要调我去南方的事情同林老讲了。林老对他说：“我们这里的人员也很紧张，你那里需要人可以从延安调嘛。”就这样，项英一个人离开了西安。
由于工作和任务的需要，我进出办事处，有时穿着便装，有时又穿着国民党的校官军服，有时还穿着八路军的服装。由于我出入频繁，在八路军办事处附近盯梢的特务搞不清楚我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在办事处，我学会了骑自行车。我会经常骑着自行车出去送信和文件。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执行任务，我骑着自行车在西安的大街小巷里转，国民党的特务为了监视我也跟着转，这样就把特务的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身上，掩护了其他同志顺利地完成任务。
有的时候为了掩护重要同志安全进出办事处，我们就要把办事处门口的特务引开。在执行这种任务的时候，我们先在办事处门口故意出来进去，想办法引起特务的注意，让特务认为我们有重要的事情去做，又不想让他们跟踪到。如果我们的行动确实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他们就会藏起来等我们出来。看见特务不见了，我们就出来，有时候一下子出来两三个人，出了办事处就带着特务在小巷子里转。有的时候我也会去戏园子，虽然秦腔我听不懂，但为了完成任务我也坐在那里装作听戏。不管怎么样，只要让特务跟着我转，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要是执行送重要文件的任务，就要想办法把跟踪的特务甩掉，以此来保证任务的完成。
由于我使得特务们经常上当受骗，所以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别关注，他们准备要暗杀我。林老得到这一情报后，对我讲：“我这里你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我问：“为什么啊？”
林老说：“敌人想要搞掉你，你赶快回延安吧。”我说：“我可不怕他们，我不走。”林老看到我这么坚决，他也认真了起来，严肃地对我讲：“不行，你必须马上回延安，这是组织上决定的，你必须走！”就这样，我被林老送回了延安。
1949年进北京后，我有一次在政协礼堂大门内看见林老，我们闲谈了几句后，我问他：“林老，三九年在西安的时候，你为什么非要把我撵走？”
林老说：“那时，我要是不让你赶快走，你现在可就不能站在这里和我讲话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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