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戍卫一生——我们的红色警卫生涯》

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11日，由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署名，中央军委发布战略转移行动的命令。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

刘辉山从中央军委取回命令交给了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红一军团从江西瑞金以西的宽田出发，其任务是作为红军的左前卫在前开路，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行进。渡过夕阳照耀下的资水河，刘辉山和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依依不舍地回头远望着中央苏区的青山绿水，告别了在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踏上征途。

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

红军继续向西行进，准备渡过湘江到达湘西苏区根据地。蒋介石紧急调兵遣将，命白崇禧、刘湘、刘建绪沿湘江、桂黄公路一线设第四道封锁线，妄图将红军消灭在此。

面对第四道封锁线，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命红一军团在右翼、三军团在左翼，从两翼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强渡湘江。红一军团抢渡湘江后在觉山布置阻击线，保护渡口，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江。从11月29日至30日，十多架敌机对我阵地狂轰滥炸；在敌机的掩护和重炮的轰击下，敌军轮番冲击我阻击阵地，企图夺回渡口。但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控在红军手中，直至中央和军委纵队顺利渡过湘江。但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至三万余人。

刘辉山回忆这次残酷的战斗时说：

12月1日凌晨，在飞机对我阵地的狂轰滥炸和敌军的进攻下，红一军团军团部险些全军覆灭。当时，军团指挥所在一个山坡上，林彪和聂荣臻得知中央纵队已开始渡江，在分析下一步行动方案时，警卫员突然发现敌人已迂回指挥所后面端着刺刀上来了，他马上报告林彪和聂荣臻。情况非常危急，林彪马上命令赶紧转移。聂荣臻一面组织部队赶紧撤收电台，向一个山隘口转移；一面命一部分同志准备就地抗击敌人。同时命令我（我当时任司令部警卫排长）赶紧去山坡下通知刘亚楼和政治部的同志紧急转移。我一面布置警卫排阻击敌人掩护团部转移，一面往山下跑去传达命令。往山下跑时，突然脚上的草鞋吧嗒、吧嗒地快掉下来了，我顾不上吊在脚上的草鞋，跑下坡传达了聂荣臻的命令。转移到安全地方后一看，原来是往坡下跑时，一颗子弹把脚上的草鞋打穿了，竟没有伤着脚！50年后，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件事，他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接近正午时分，得知中央纵队已经渡过湘江并已越过桂黄公路，林彪、聂荣臻才放了心，令一师和二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一师经木皮口、鸽子江口，二师经庙山、梅子岭、大湾，分别从两个山隘口退入越城岭山区，通过了第四道封锁线。

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12月14日，红一军团抢占贵州黎平，一面驱逐城外的黔敌，一面保障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在黎平会议上，面对红军战略转移过程中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红军遭受的巨大损失，参加会议的同志同意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彻底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由被动转为主动，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在川黔边界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准备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在第一次攻打遵义时，王家烈的守城部队负隅顽抗，攻城战斗异常激烈，红军减员较重，刘辉山带领的一个班只剩下他和一个班长。红一军团领导决定智取遵义城。派六团一营营长带一个侦察排，化装成敌军，由俘虏兵带路，全团跟在他们之后，向遵义前进。当时六团做了两手准备：一，争取诈开城门；二，如诈不开城门，就强攻上去。结果敌人真以为是从外围据点败退回来的自己人，开门迎接，红军成功智取遵义城。1月7日凌晨，红二师进了遵义城。同时，红一军团派出一支部队从板桥镇绕小路插到了娄山关的侧后，攻占了娄山关，紧接着打开桐梓县城，又乘胜追击，占领丁松坎，肃清了遵义城围边的敌军。

中央军委纵队9日进入遵义城，由刘伯承同志兼任遵义警备司令。此时刘辉山已由红一军团司令部警卫排调红一军团直属警备连任副连长。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在黔北重镇遵义召开。刘辉山所在的红一军团警备连主要负责中央军委的警卫工作。

这天早上刘辉山在布置任务时告诉大家，从今天晚上开始，中央将在红军总部驻地——原黔军二十五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中央、军委领导和各军团主要负责同志都要参加，警卫任务特殊而艰巨，要求大家一定要以百倍的警惕完成这一神圣而光荣的任务。接着，指导员姚子和作补充。他强调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一定要小心又小心，警惕又警惕，不能有半点闪失。遵义城虽已拿下，但敌情还复杂得很，敌人的特务随时都会伺机作乱。按照警卫方案，从大门到一楼再到二楼会场，关键位置都布了岗哨，24小时轮流站岗。

这个重要的会议就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共开了三天，从15日至17日。出席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陈云、博古、邓发、凯丰以外，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聂荣臻和林彪也出席了会议，李德列席了会议。

遵义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以后的战略方针，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侧翼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甩掉国民党军队。

1935年6月，刘辉山所在的红一军团冒着怪叫的狂风、刺骨般的暴雪、稀薄的空气艰难地攀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和打鼓山四座雪山，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3月28日至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8月21日，红一军团在前，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首长和中央纵队跟进，红三军团担任后卫，向距离毛儿盖四十里的草地进发。荒无人烟的草地里河沟交错，充满黑水，散发着臭气，根本没有路，到处是烂泥潭。表面看是水和草，底下却是深不见底的泥沼，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而难以自拔，甚至整个人都会陷进去而丧生。由于所带粮食不足，到后来只能以野菜、树皮充饥，甚至把皮带、皮毛坎肩、马鞍子等都煮着吃。刘辉山在过草地的最后几天吃掉了身上的半截皮带。红一方面军和中央纵队经过六天艰难跋涉，终于走出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

古远兴当时随中央纵队踏上长征之路，这段经历他历历在目：

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我们是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的。在长征中我也经历了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湘江，四渡赤水，过乌江，逼贵阳，渡过金沙江，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路程。

我那时回到了红军总政治部的通信班，我们不仅要保障首长的通信，还要负责总政治部的警卫任务。

在长征出发前的动员中，领导没有多讲什么，只是讲要到外线去作战，所以谁也不知道这以后要走那么多的路。我那时候年龄又小，每天要跟着部队往前走，真是要把人走死，不仅如此我们还要随时面对和敌人的战斗。

在长征途中的生活非常困难，没有盐吃，粮食也很少。再加上敌人的围堵，战斗打得都很激烈。我虽然在总政治部，也参加过战斗，但主要任务还是送信。前方打得很厉害，AAA的急件很多，我们看到这样的信件，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要尽快送到。如果遇到敌人，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为了保守机密，就要把文件销毁，再去和敌人做最后的一拼，不能把党的机密留给敌人，这就是领导对我们最基本的要求。我们面对敌人和艰苦的环境，不怕牺牲和困难，努力去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

遵义会议前，我们基本上是让敌人撵着走，遵义会议后感觉就不一样了，好像是在牵着敌人来回地转，也开始打胜仗啦，在以后的陕北转战中，我也有同样的感受。

长征考验着红军的生存，也考验着每个红军战士的意志。如果怕苦、怕艰难，没有坚强的意志，你就会在路上脱离红军，就会留在雪山上，也过不了草地，二万五千里你就走不下来。面对走与留、生与死，面对恶劣的生存条件，我始终没有动摇过跟着红军往前走和坚定的必胜信念，最终我跟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在长征路上，红军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做好群众工作，要帮助老百姓干一些农活和家里的活。经过贵州的时候，我们来到一个村庄，我记不清地名了，我们班住到一个农户家里，这个家里有一对夫妇和一个女儿，老汉四十多岁，女儿也有二十岁出头，他们家里比较富裕，房子很多，还有地。地里的活，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们会雇人来干。从表面上看，他们家的样子不像是地主老财，因为一是地主老财害怕红军，见了红军就跑；二是他们的地都是自己种，没有租出去。

红军来了他们雇的人都跑了，所以我们住在这里，就帮他们家做些农活和家里的活计。我在家里就干过农活，所以这家老汉看我干活是一把好手就想把我留下，让我给他当倒插门的女婿。在我们家乡倒插门的女婿是被别人看不起的。

在生活上，他们家把我们这些红军照顾得很好，看我们缺少粮食就送粮给我们。那时候，可能是因为多年的战争，或者有什么其他原因，这个村子里的年轻一点的男人很少，所以缺少劳动力。既然他们家的农活这么多，我们就给他们家多做些事情。我给他们家做的事情越多，老汉就越想把我留下。在我们就要离开的前几天，老汉还找来了媒婆向我提亲，我没有答应。

我们走的那天，老汉和老婆婆还有闺女站在门口送我们，我看到闺女的眼睛红红的，看样子好像是哭过。老汉送给了我一双布鞋，里面的鞋垫还绣着花，我知道这是他闺女做的鞋，老汉还对我说：“打完仗还回来。”我感谢了老汉后就走了。

这家人生活要说起来比我们家好得多，也比红军艰苦而又危险的生活要好很多，但是我还是坚定地跟着红军走了。虽然我没有留下来，但听说还是有人留了下来。

在路过贵州茅台地区的时候，一进村口就闻到酒香。这里有钱的人家，家家都存有好多酒。地主老财的家里酒更多啦，我们到的时候他们人早就跑了。我在村子里看见一个首长在一个已经被打破的酒罐子前面，用水壶接着从酒罐子里流出来酒，当看见其他罐子里的酒往地上淌的时候，他一边接着酒一边说：“哎呀，哎呀，可惜了，可惜了。”我过去看到满地洒的酒和首长的样子，就笑着说：“首长你要它干什么？”“小鬼，这可是好东西呀，你去找一个盆子来，接一些回去泡泡脚，可以解乏，包你脚掌不打泡。”

我听了他的话，找来一个盆子接了半盆子酒，把脚放在盆子里，一下子就觉得身上舒服了很多，也不疲劳了。我看到这酒还有这样的好处，也和首长一样，找来几个水壶去接酒，在接酒的过程中还喝上几口。

在长征路上多亏了这几壶酒，走了一天的路，宿营的时候，虽然不能再拿酒泡脚了，但把酒倒在手上，往脚上搓搓，也可以解除疲劳。在后来的长征路上，我的脚还真是很少打泡。

在长征路上面对的危险就是敌人地面上的前堵后追，还有天上的飞机轰炸。我亲眼看到敌人飞机的轰炸，真是厉害。

有一天，我们天刚亮就开始走，到了太阳偏西了，队伍才停下来准备吃午饭。我在路旁的沟里生火，准备煮东西吃；有位首长和他的警卫员正在路面上的一棵小树底下做饭。由于我经常给他送信，比较熟，有时我做饭的时候，他和他的警卫员也过来一起搭伙。

这次他们做饭早，首长就叫我：“小鬼，你不要搞了，上来一起吃吧。”

我说：“你们吃吧，我这里马上就好啦。首长你们可要小心敌人的飞机呀。”

首长说：“不怕，你上来吧。”

他刚讲完话，我就看见敌人的飞机飞了过来，我就叫：“危险！危险！”这时敌人飞机上扔下的炸弹正好掉在他们吃饭的地方，爆炸了。我赶快上去救人，他们吃饭的地方被炸了一个大坑，三个人都被炸没了，真是很惨啊。刚才人还在那里，就这么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在长征途中，还有一个困难就是缺粮食，没有东西吃。长征刚开始的时候，还有公家饭，粮食紧张了，就把口粮分给每个人，在发口粮的时候，首长就讲：我们的粮食很紧张，要节省着吃。

首长讲的没有错，开始还能发些炒米或炒面，这些粮食都是从地主老财那里搞来的。可是越往后粮食越困难。

在长征前期，我准备了几条腊肉。那还是在贵州，当地的地主老财看红军来了都逃跑了，我从一个地主家的灶坑里捡了几条沾满炭灰的腊肉。这腊肉虽然脏了点，但它不会坏，可以放很长时间。我把腊肉简单地洗了一下，又晾晾，再用油纸包好，这样肉上面的油也能保存住。

这点腊肉要是以前炒菜吃，三四顿就吃完了，这个时候我可舍不得吃，当个宝贝整天放在包里。有粮食吃的时候就不吃它，没有粮食或野菜也少的时候就少放一点，让汤里有点油水，饿得实在太厉害了就放点肥肉，这样油水大一点。有的时候，有首长或其他同志过来入我的伙，也要放点肉。

我吃的时候，用小刀拉一点肉放在水里煮，然后再放进野菜，这样“肉汤”煮野菜要比清水煮野菜好吃的多，也能多喝两碗，也算是有了吃饱的感觉，但时间不长就又饿了。

有的时候我的这个办法也会引来我熟悉的首长和他的警卫员，他们闻到肉味就要入伙。他们有粮食，我就用上一点肉，还有一些野菜和米煮上一锅比汤稠一点比粥要稀一点的饭食，在当时这可是非常美的事情。那时，即便有首长入伙吃饭，我也是放一点肉，从不多放，这要是在苏区，他们早就说我小气了。可是现在，他们能吃这样的饭还是很高兴的。

越往后粮食就越少，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少，这时吃的东西主要靠自己去找，像野菜什么的，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会拿来吃。那时每天吃的也很少，因为行军的时候没时间搞东西吃，饿了就吃一点炒熟的东西，再喝上一些水。如果没有什么吃的，就只能是光喝水和系紧腰带了。每天只有在宿营的时候，才能烧火煮饭，要是敌人追得紧，这顿饭也吃不上。特别是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群众本来就吃不饱，我们又有纪律，不能破坏民族关系，所以只能去找野菜，才能不饿肚子。

到了川藏地区，山里就有蘑菇了。我们家乡山上竹子多，竹笋也很多，但是蘑菇不多。这里的蘑菇不仅数量多，品种也很多，刚到这一地区时上级就要求不要随便吃这里的蘑菇。可是有的同志说，他们家乡有的是这样的蘑菇，没有问题，能吃。就这样，有人开始忙着支锅烧火，有的人去采蘑菇，不大功夫一锅蘑菇汤就煮好了。

这锅汤还是很香的，很像肉汤的香味，很远就能闻得到。但大家也只是闻着味流口水，谁也不敢去吃。刚才鼓动的那位同志拿起把缸，一边舀蘑菇汤，一边说：“吃吧，没有问题，我吃给你们看。”他喝完一缸子，又盛了一缸子，这时大家才敢过去盛汤喝。我也过去盛汤，但多少还是有一点顾忌，只盛了半缸子汤，没有要蘑菇。这汤喝起来还是很好喝。等我喝完后，有的人已经喝了几缸子了。可是等我喝完没过多长时间就感觉不对，嘴发木，好像不是自己的嘴巴，喝得多的人这个时候都躺在地上不动了。一个干部跑过来一脚把锅踢翻，并招呼人把躺在地上的人抬走抢救，后来听说还是有同志没有抢救过来。

长征路上造成我们伤亡的原因，一个是来自对敌的战斗，再有就是艰苦的生存条件和恶劣的自然环境。

夹金山海拔4000公尺，终年积雪不化，风一吹还扬起层层的大雪片，山上空气稀薄，自然条件很差，但是为了要到懋功和四方面军会合，我们就要翻过这座雪山。

我们是下午到达山下的，晚上在山底下宿营，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们，山上有妖魔鬼怪，上去后就下不来，要我们不要上去。我们三十多个小鬼，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雪山。当时我们的生活很困难，下面穿的是单裤，脚上穿的是草鞋，上雪山前，领导从向导那里了解到了雪山上的情况，在作动员的时候，要求大家做好防冷的准备，要把行李都带上。我有一块旧军毯，是国民党军队用的那种，没有整条的那么大，但比一半还要大一些，另外还有块油布和一个斗笠。

早上我们吃过饭，上午10点左右到了雪山底下。这里的天气很怪，上午在山下，天气很热，在太阳下走路，走了一身的汗。有的人说：这么热的天气爬这么高的山，还让带这么多的东西，根本就用不上。于是他们就把行李给扔掉了，还有的人干脆把上衣也脱了，光着膀子开始上山。我的东西没有扔掉，领导让准备就肯定有他的道理吧，虽然背着东西爬山，给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我还是带着。

刚开始，雪没有多深，还算好走，但走不了多远就不行了，雪越来越深，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很深的雪窝里。只要掉进去，就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爬出来。雪浅的地方，脚下很滑，走上三步就要退两步。雪山上除了冷，就是空气少，人的胸口上就像是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上气来，走上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几口气。这时就听见几位老同志和老大姐在喊：“同志们不能停下来呀，要坚持往前走啊。”

确实是，这个时候人停下来后就不想再走了，就想睡觉。在我周围就有人走不动了，蹲在那里，有人过去拽他，可是不管怎么拽，就是拽不起来。我还看见一位大姐在拉一个小同志，看样子他比我还小，大姐一边劝他往前走，一边拉着他走，可他就是蹲在那里不起来，也不讲话，只是摇着头。大姐没有办法，就把多余的一块布披在他身上。

当我们走到半山腰时，刮起了大风，扬起了大雪，鸡蛋般大的冰雹没头没脑地向我们打来，当时情景就好像天要塌下来。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在这样的困难面前大家相互帮助，相互鼓励：一定要坚持住。就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人大叫着，用手指着山顶上的红旗，这时我们才知道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山顶，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年龄大的同志和身体比较弱的同志，他们过雪山非常吃力，有的同志早上还和我们一起吃早饭，一起爬雪山，到了晚上却看不见他们。那些在雪山下把行李扔了的同志，只穿着一件单衣，他们很难抵御山上的寒冷，有的人没有爬过来，他们永远留在了雪山上。我的那块毯子可管了大用，我披着它抵御了雪山上的寒冷。

下山好像比上山容易些，但是山的背面没有太阳，让人感到更加寒冷，我们没有棉衣，都穿着单衣。我那块毯子也披不住了，冻得直哆嗦，为了不被冻死，我们就往山下跑，但雪地上很滑，摔倒了就往山下滚。就这样我们连跑带滚地下了雪山。

翻过夹金山后，我们占领了达维和懋功，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了师。

红军北上，是为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就要绕过胡宗南等敌军固守在松潘与兰州一带的封锁线，为此我们要穿过松潘以西这片荒无人烟的草地。红军要通过这样荒凉、艰难的草地，蒋介石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以为红军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横跨草地，而我们却偏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路。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主张南下，而中央坚决主张北上抗日。毛主席说：“不管草地有多大困难，我们必须走过去，这是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决定的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毛主席亲自指挥我们过草地，并将开路的任务交给了林彪的一军团。我们出发前，据“通司”（向导）介绍，松潘西边的草地多有“蛮骑”出没（野牛之类的东西），草地里经常浸水到膝盖，四周看不见人烟，连树木也没有，人要在里面走，没有向导是不行的，是走不出草地的。进入草地前，要准备充足的干粮、皮衣、皮靴等，否则人进去后不被冻死也会被饿死。因为草地里面没有人家，也没有林木，宿营时也无处搭棚，夜间寒冷还多雨露，人就在雨中过夜。

他说的这样厉害，我们有一点不相信，但是还是要做些准备，可是有什么可准备的呢？他说的穿的东西我们基本没有，我只有一块不大的油布和多半条旧军毯。粮食呢？由于当时粮食缺乏，也筹不到粮食，所以我们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不到一小缸子的小麦，而且就这点粮食也只给了三天。我们的准备就是这样的。

我们初听草地的名字，以为草地只不过是人烟稀少，草木郁密的地方。谁知道这草地，地上看不见泥土，只见草和水，远望过去除了草什么也没有，没有人烟，没有人迹，连树木也没有。山丘上有树木，但又小又少，在绿茸茸的草丛中，不时能看到一小堆黑黝黝的牛粪。

这里的草在水中长得很茂盛。草一丛一丛长在水中，一丛草与一丛草之间，是很深的水。草在水中枯了、死了，新草又在这腐草上生长了出来。在这茂密的青草下面，不知积累了多少年的腐草，人走在上面，脚下感觉是软软的，虽然有一点滑，但脚板上的感觉还很舒服，比走泥巴地好多了。即便是这样，由于草地软，脚下用不上力，所以走起路来也还是蛮吃力的。

在草地里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如果脚踩在了草丛之间的水里，就会陷进水下面的腐草里，人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陷进去的脚拔出来。马陷了进去就有爬不出来的。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行军，每天也走不了多少路。

在草地里我们路过一个叫色既坝的地方。这是一条河水流过的地方，河西岸稀疏地长了些树木，坝长有一百里，我们只走了约四十里。这条河里的水是能喝的，我就灌满了水壶。我们在水草地里，到处都是水，按说喝水是不成问题的，可是那里的水基本上是死水，是不能喝的，要想喝水就要找活水，这也是领导要求的。可谁也不知道哪里有活水，所以只要遇到活水，就尽量多装一点水，有的时候，实在找不到水，就只能站在雨地里，仰着头张开嘴喝雨水。

草地里的野菜很多，但不是所有的都能吃。有的同志为了大家能吃上安全的野菜，就冒着生命危险找来叫得上名字的野菜，试着吃看看会不会中毒。他们在试吃中也碰到过有毒的，有的吃后呕吐，有的吃后头晕走不动路，但是他们还是找出了不少种能吃的野菜。他们把试过的几种野菜告诉我们，但是人这么多，附近草地里有限的那几种野菜也有采光的时候。

第一天早上，我们吃过早饭从毛儿盖出发向北行，路在半山腰，越走越平坦。在离七里桥还有二十余里的地方，我们发现路的左边有矮小的草房，约莫百十间，远看这些矮房子好像矮得人不能进出，到了跟前一看，只要不抬着头人也能进去。听说这些矮小的房子是游牧人用来屯牛的，所以叫牛房。牛房墙壁用木条隔成许多的格子，格子内糊上了牛粪，墙上黑乎乎的，房内倒也不臭，房顶用草盖顶，过了这里以后连牛房也看不见了。

又往前走了十来里的路，看见一个一个的小山丘，大约过了二十多个。路过这里后，我们来到了草地边，这里距毛儿盖有四十里路程。

我们进入草地后头一个晚上经过一个叫七星桥的地方，又往前走了十几里路，看见附近有用树枝搭起的棚子，知道这是先头部队使用过的宿营地，所以我们也在这个地方开始宿营。我去找了些柴火，又挖了些野菜，和同志们一起生了一堆火，煮了麦粒野菜汤，我喝了两碗热汤后感觉肚子里也不饿了，身上也暖和了一些，我在棚子里找了一个睡觉的地方，把油布铺在地上，就盖上那块薄毯子睡觉了。在以后的几天里，确实没有这么好的宿营条件，经常是露天而宿。

在草地里走了一两天，我感到这里真是举目荒凉。地上一片草野，天空总是灰暗灰暗的，四周看不到一只鸟飞过，也听不到任何的虫子或其他小动物的叫声，山丘上也不长一棵树木。一路上到处都是污水，没有草根的地方，脚踩上去直没膝盖，马经过处埋没了四蹄，有时还会陷进沼泽里。在水草地里走，我们的脚从出发以来就没有干过。这里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是风，一会儿是雨，一会儿又是雪，有时还下起了冰雹，白天有时也会出太阳。总之越往里面走，越让人感到路途的艰难。

自进入草地以来，我们就天天都遇着雨。有时雨还不小，有雨具的人身上好一点，可是有雨具的人不多，没有雨具的全身都湿透了。我有个斗笠，是从苏区出来的时候带来的，长征一路走过来，雨下得小就戴上它，雨大了再披上我那块不大的油布。

雨天在草地里行军，路滑得让人走不了几步就摔倒。我在进草地前找了一根棍子，一是防止摔跤，再有就是用来探路。虽然前面的部队为我们走出了一条路，但也要搞清楚周围草地的情况。这棍子还有一个用处，晚上宿营的时候，如果没有棚子，又找不到其他的树枝，我就把这根棍子插在草地里，上面再横着绑一个小木棍，然后再把油布蒙在上面，把油布下面斜着拉紧，再找点东西压着。人在里面躺是躺不下，但坐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雨下大了，下面也都是水，坐也就不行了，只好戴着斗笠，披着油布，拄着棍子站在夜里的风雨中。困了就把头放在拄着棍子的手上打个盹儿，但是很快又会被夜里的风雨冻醒。没有办法，站在寒冷的雨夜里只能盼着太阳早一点出来。

我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坚持着，也有的同志被这样恶劣的生存条件夺去了生命。

在第三天的行军路上，我看见路旁有个路牌，上面写着“分水岭”，这牌子看样子是先头部队留下给我们指路用的。发给我三天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了，光吃野菜人没有力气走路，后来的几天一点儿粮食都没有了，这时有人开始煮皮带吃。我是把皮带和野菜一起煮着吃，煮的时候，里面的盐巴比平时多放一点，这样在行军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力气，能跟得上，不会掉队。如果连柴火都找不到，为了充饥只有拿草地里拔出的野菜往嘴里填。

长征路上粮食一直就很紧张，为了充饥，我和张耀祠经常在一起鼓捣点东西吃。他爱搞东西吃，而且搞出来的东西也好吃。我的那点腊肉，肉吃完了，他把肉皮和其他的菜，或是能吃的蘑菇放到一起煮，煮的味道很好，有的时候也会把其他的同志吸引过来，他们一人搞走一点，最后留给我们两个人的就没有剩下多少了。

进草地后大家都困难，他没有找过我。可是过了几天他来找我，问我还有没有粮食了。我告诉他还有十几二十粒，他说拿出来吃了吧。我把剩下的粮食全放进开水里煮，最后又把野菜放进去，这时柴火也快烧完了，他从口袋里拿出十几个辣椒，有红的也有青的，看上去像是草地里长出来的。

我问他：“这个东西能不能吃？”

他说：“没有问题，我试过了。”

随后他把辣椒扔进火灰里，不一会儿又从火灰里把辣椒刨出来，用嘴吹了吹辣椒上的灰后，给了我三四个。

我拿着黑乎乎的辣椒问他：“这辣椒都烧煳了还能吃吗？”

他说：“你沾点盐巴水吃。”

我按他说的方法吃完了一个辣椒后，感觉到这辣椒外面是烧煳了，但里面并不煳，吃起来还有炒熟的辣椒味道，很好吃。给我的几个辣椒吃完后，我又把蘸辣椒的盐巴水倒进煮好的野菜汤里，这下里面有了一点辣味也显得好吃多了。

我们两个人吃完饭后，我对张耀祠说：“这个辣椒好吃是好吃，就是少了点。”他听出我是想把剩下的那些辣椒都吃了，就笑了笑说：“剩下的这几个我还要拿给主席吃，他那里也没东西吃了。”

吃完了野辣椒，张耀祠见我们都没有中毒，就把烧好的辣椒给毛主席送了过去。后来我听张耀祠讲，主席进城后一直都喜欢吃他这样烧的辣椒。

……

我们在草地里又走了两天。在第六天的下午，看到前面远处冒起了烟，草地渐渐地消失了，有了土路和小山，也看到了石头，但还是没有看见房子。又走了很远后，看见了远处的矮房子。

到了班佑，看到了一片“牛房”。长征以来，这一路上我们住过砖墙、石墙、泥墙的房子，也住过苗族区域的茅屋，还住过云南石板盖的房屋，现在住的是用牛屎筑墙的房屋。这一片有四五十间，有一两间好像是被烧过，据说是先头部队走后失了火。我们经历了六天的艰苦生活，这个时候住进了房子里，才真正感到了房子的作用和好处。

我们这支红军的队伍从毛儿盖出发到班佑，在这块草地里走了六天，每天大约走七八十里路。在这六天里，前方看不到头，后面有敌人追，四周又要面临草地里恶劣的生存环境，我们就是靠着坚定的意志，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最终走出了草地，胜利地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与陕北红军会师，在延安建立了根据地。毛主席在长征结束后讲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红军长征经过十一省和民族地区，这些少数民族有藏族、苗族、彝族、回族、瑶族、侗族等，这些民族的人民，有的受到教宗的统治，有的生活在深山之中，他们生活得都很苦。这些少数民族人民大多数都有自己的武装，而且武器也不少，由于民族之间的矛盾，在路过藏族和彝族地区时，我们刚开始还吃过亏，但在我党的统战思想指导下，我们还是顺利地通过了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1935年7月，在长征路上，我在张福芝同志介绍下，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张福芝找我谈话的时候是一天的傍晚，天有点黑。他刚开始讲的什么我也没有听清楚，只听见“愿意不愿意”。我问他：“愿意什么？”他说：“你不要紧张，我是要介绍你加入共产党。”这时我才知道他找我的目的。

在整个的长征途中，我始终没有动摇过跟着红军往前走的信念，就这样坚定地跟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5000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率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

11月21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向直罗镇之敌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红一方面军共歼敌1个师和1个团，击毙敌师长牛元峰，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直罗镇战役后，1935年12月，刘辉山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直属警备连连长。

1935年12月，中央在瓦窑堡（子长县）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直接作战的力量”和努力“扩大红军”的方针；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做出“抗日反蒋、渡河东征”，到外线打击军阀阎锡山，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新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 

1936年3月11日，红军强渡黄河发起东征战役，红一军团等红军主力转战山西五十余县，取得关上、蓬门、兑九、峪谷地等大捷，共毙伤俘敌军1.7万多人。此次东征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发展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红军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我们党以后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1937年1月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进驻延安，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进驻云阳镇。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遂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

红一军团在陕西云阳镇安吴堡改编为八路军出师抗日时，刘辉山被调回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抗大”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指引下，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学习后，刘辉山更加坚定了政治方向。

1938年1月，刘辉山由抗日军政大学调到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学习。主要学习情报收集、社会治安、反间谍和保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