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城市未来》

第三章智慧城市的蓝图

19世纪50年代，伊尔德方斯·塞尔达设计新城巴塞罗那时，并不是铁路或电报公司资助的，他只是试图探索利用新技术建造更美好的城市。而现如今，在塑造未来城市的发展愿景上，大型高科技公司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些新的技术人员的目标是利用泛在计算技术和对城市新的科学认识，改良城市管理模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技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担任主角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工业革命时期的大城市依赖信息处理和通信技术的进步而发展，这与曾经对蒸汽机和电力的依赖一样。在20世纪，我们持续不断地重塑城市，以适应和利用新技术，不仅如此，我们还用新的科学概念证明和加速这一进程。然而，用科学和技术来重塑城市往往悲大于喜。我们并非使用新工具解决城市问题的第一代人，但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吸取过去的教训，并在这一次取得成功呢？

田园城市

19世纪末期，欧洲各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面临着如今的中国、印度和非洲国家所面对的类似的令人恐惧的城市危机。大量贫困人口涌入快速发展的城市，其速度远快于城市的物质供应和社会基础设施扩建所能承受的程度。随之产生的问题包括大量的污染和犯罪，匮乏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等资源。在伦敦，有数百万人生活在贫困中，他们遍布各个领域。统治精英阶级放弃了混乱的城市中心，住到乡村地区。一些改革者留了下来，他们创建新的社会事业机构，以帮助解决最底层人们的温饱、住房和教育问题。

当然，也有人指出城市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英国国会职员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从头再来。1871年， 21岁的霍华德是一个自力更生的理想主义者，他前往美国，在内布拉斯加州试水农业，尝试以此实现自己的梦想。但他很快就为芝加哥城所吸引，并在那里做了几年速记记者。芝加哥在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火灾后，基本上只是在原有的格局上仓促重建。霍华德目睹了一个改良芝加哥城的黄金机会就这样被浪费掉了。（直到丹尼尔·伯纳姆发布雄心勃勃的“1909年计划”，芝加哥才算明确推出了一个更加现代化的设计，也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芝加哥雄伟的公共建筑。）

1876年，霍华德回到英国，他对政府无力解决城市迅速恶化这一问题感到越来越失望。1898年，他终于准备提出一个更加理性的城市规划和设计方法，被记录在他写过的唯一一本书中，书名是“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To-Morrow: 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1902年，这本书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幻小说重印，书名就是现在全球城市规划界皆知的“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

如今计算机提供了描绘智慧城市愿景的技术隐喻。霍华德也引进了当时最新的科学—电磁学，来描述他的社会模式设想。他阐述道，作为相对的两个“磁铁”，城市和乡村均通过不同的固有特性吸引和排斥着人们：城镇提供就业和社会互动的机会，而乡村则有新鲜的空气和廉价的土地；城市的污染和高租金迫使人们离开，无聊的乡村生活也使人选择离开。

霍华德建议将田园城市作为第三个磁铁，以此作为整合城市和乡村最吸引人的新解决方案。透过他的乌托邦式的设计，我们显然能看出受他在美国的经历影响很大。由于没有城市中心区和密集的聚居带，田园城市方案看起来不太像是城郊的延伸，而更像是强调步行化邻里环境的新城市主义，这个在20世纪90年代，席卷美国的新城市主义。但是霍华德的许多想法，比如把工业区这布局在城郊，把商业群布局在市中心大型综合体内（如大型购物中心），这些都是美国郊区的基本模式。

田园城市就是那个年代的松岛，它们都试图网罗最新技术作为支持，大胆突破过去。当伦敦人正因100万台燃煤炉释放的烟雾而“几近窒息”时，霍华德的理想方案则主张使用清洁市政电力（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它于1881年在伦敦郊区首次出现）。更为重要的是，田园城市激起了艺术家、工程师、理性的社会改革者对城市问题更为广泛的关注。大学很快制订出城市规划者的培养方案，这样在“二战”之前，一个全新的职业出现了。

这些从业者将从田园城市思想源泉中演变而来的社区带到了整个欧洲和美国。1939年，美国规划师的全国性组织—美国区域规划协会制作了一部电影，影片展现了美国通过科学设计和技术驱动转型所创造的令人激动的场景。这部电影也在以通用汽车未来展为标志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上映，它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直接来源于田园城市理念的发展愿景，讲述的正是如今智慧城市的蓝图。历史学家罗伯特·卡贡（Robert Kargon）和亚瑟·莫勒拉（Arthur Molella）讲述道：“我们看到住宅周围布满草坪，孩子们骑着自行车，人们步行去无污染的工厂上班，还有人在打垒球，人类和科技世界再次处于平衡状态，良好的判断，美好的规划和先进的技术将失落的伊甸园重新找了回来。”

田园城市理念开启了20世纪的城郊化发展的设想，为20世纪的城郊化提供了舞台。但是，如果没有博学的苏格兰生物学家、社会规划师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的帮助，霍华德的设计恐怕永远都抓不住公众的想象力。霍华德试图从头开始，但格迪斯认为，大规模的城市化并不值得担忧。用格迪斯把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新兴社会学称为公民学，它试图通过改善现有城市的空间解决社会溃退问题。与霍华德用家长式的方式解决城市问题的理想主义设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格迪斯相信：城市的进步需要每一个公民的充分参与。一个理想化的设计，无论看起来多么有效，都是不够的。卡贡和莫勒拉认为，“霍华德提出了一个计划”，“格迪斯则发起了一场运动。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乌托邦，勾画出一幅改变世界发展的目标图景，这为城市的变革提供了群众基础”。

作为进化生物学家，格迪斯把城市看作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一台机器，这与工程师和建筑师们为主流的新兴城市规划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格迪斯主要关注生活的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在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形成和发展，”传记作家福尔克尔·韦尔特（Volker Welter）写道，“这一思想贯穿了他的全部工作，从他最早的著作到他的最后一本书中都可以看出。”这种独特的视角赋予格迪斯对城市及其演化更宽广的视野，他以此来解决城市和乡村之间日益严重的矛盾冲突，而这种冲突是霍华德的设计中所回避的问题。他写道：“城市是整个区域的城市。”城市和农村只是同一个生态系统的不同部分。以他早期的生物分类工作为依托，格迪斯提出一种研究方法，并称之为“区域调查法”。这种方法是用来获取人类城市从中心到外围全面景象的一种方法，也是一个描绘城市历史演进地图过程的工具。“城市不只是空间上的一个地方，”1904年，格迪斯在伦敦大学对一群规划爱好者这样讲道，“它还是一场与时间有关的戏剧。”

但格迪斯也认为，市民已“遗忘了自己所在城市的历史”。在他1915年出版的《进化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一书中这样写道。如果他们想重归渐进的、有机的、科学的城市规划方法，他们需要重新学习城市的历史。1892年，他通过爱丁堡的一个大规模区域调查活动来教育人们这一点。坐落于爱丁堡中心的一个古老的天文台，格迪斯将其更名为“瞭望塔”，它是公民教育的一个教学中心。参观从瞭望塔的穹顶开始，通过一个房间大小的箱观景器将图像投影下来，参观者可以对这个区域有全面、生动了解。当他们从穹顶向下走时，会经过一系列的房间，分别从更大的视角描绘这座城市，从苏格兰到欧洲甚至全世界。这些房间就像是里约热内卢城市数字仪表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先驱版本。这座建筑同时也是格迪斯关于这个区域搜集的大量信息资源库，他希望参观者能够得到全面地体验。参观者到达底层后，穿过大门就抵达了现实的城市中。

田园城市运动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迅速传播，其设计原理引发了世界各地的各种模仿版本出现。不过，当格迪斯试图设计包括特拉维夫和几十个印度城镇在内的许多城市的主要规划时，霍华德的空间规划模型还是吸引了众多支持者和评论家们。简·雅各布斯在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批评霍华德，认为“霍华德把好的规划设想为一系列的静态行为，任何情境下，规划都必须预见到所需要的一切……他对这座城市中不能为其理想城市而服务的部分并不感兴趣”。雅各布斯对格迪斯的区域规划也不屑一顾，也不喜欢格迪斯在美国最有影响力和忠诚的信徒—美国城市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即使她忽略了格迪斯坚持的在城市建设中公民全面参与的观点，雅各布斯自身的工作也是在实践“瞭望塔”的雄心。她的这本书本身就是一次区域调查—对各式城市生活的社会生态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全面的剖析，并用平实的语言向广大读者叙述。而她对自上而下的规划的批判与格迪斯这位进化生物学家对城市的理解完全一致。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菲什曼（Robert Fishman）对雅各布斯观点的总结，规划精英们“完全无法理解也无法尊重一个健康城市所拥有的如此复杂的规则。被雅各布斯称为‘密实的多样性’的这些复杂规则，不是出自精英人物的大规划而是出自所有普通人的小规划，这些普通人自己创造出的多样性，是一个伟大城市的真正荣耀”。对此，格迪斯若有所知，一定会引以为豪。

雅各布斯彻底批判的霍华德所倡导的自上而下的理想主义方法，直到今天仍然是城市规划者的禁区（至少在西方是这样），对此有很多批评的言论。追随霍华德脚步有些过头的空间总体规划师们，摧毁了充满活力的居民区和未开垦的农田，并将这些地方让位给没有生命的大型项目。正如汤姆·坎帕内拉（Tom Campanella）所说的那样：“‘二战’后，城市规划师们助长了一些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城市破坏行为。”田园城市的梦想已经变成了郊区蔓延的平庸现实。用另一个格迪斯的新词来描述我们现在拼凑起来连绵不断的城市建成区再恰当不过—“集合城市”。

以汽车战争为鉴

几乎所有追随埃比尼泽·霍华德脚步的人们。为了促进发展和进步，都打算对贫民窟和农村进行治理。他们试图通过改变城市空间形态来解决城市问题，并把新技术与新设计结合起来。即使火车、电报以及电网等技术的潜力对邻里和区城空间的影响不设计中被考虑到了，有一种正在出现的新技术对城市结构影响力之大会使其他新技术相形见绌。伴随着它巨大影响力而来的，是我们规划城市思路的彻底改变。

这一切都开始于底特律，伴随着亨利·福特的制造业管理和装配流水线的诞生。在那之前作为奢侈品的汽车几乎一夜之间成了大众商品。这一风暴席卷了美国的很多城市。今天我们可以将纽约视为一个可以摆脱对汽车的依赖的步行和公共交通城市。但在20世纪20年代，那里正是一种新移动工具的温床。登记的机动车数量，从1920年的223143辆发展到1928年的近675000辆，几乎增加了两倍。这么多的轿车和卡车使纽约这个人口稠密的大都市的街道几近瘫痪。1930年2月，《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一则头条新闻的标题为“车流倾覆纽约：如何缓解拖累了大都市生活节奏的拥堵”。该报道预计到1935年，“纽约城市街道将承载超过120万辆汽车”。

在美国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大量的汽车和卡车的涌入引发了行人和开车族之间的对立，并导致了街头流血事件。如今，大多数汽车致人死亡的事件发生在高速公路和乡村地区，在城市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因时速较慢大多是非致命的。但在20世纪20年代，汽车如同重型卡车一般穿梭于城市的人群之中，因此，早期因车祸导致死亡的绝大多数是城市的行人。彼得·诺顿（Peter Norton）在《与车一战》（Fighting Traffic）中描述那段时期的历史时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公路、街道死亡和致残的人数快速增长。”“停战纪念日后的最初的4年里，在汽车事故中丧生的美国人比与法国的战斗中死亡的人数还要多。这个事实虽众所周知，但作为新闻还是让人震惊。” 20世纪20年代初，汽车和卡车每年造成约15 000人死亡。在纽约市仅在1929年，就有1 300起交通死亡事故。民众私自将肇事司机处死的情况十分普遍。儿童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在街上玩耍是事故的主要原因。1925年，1/3的受害者是孩子。那一年，轿车和卡车造成了美国约7 000名儿童丧生。

美国人与汽车的街头之争持续了不到15年的时间。到20世纪30年代后半叶，汽车已大获全胜。新闻媒体、社会活动家和政府官员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公众宣传活动，反复强调乱穿马路和让孩子在街上玩耍的风险。而正是汽车爱好者们催生了日益增加的专业交通工程师们，最终决定了美国城市未来的形态。这些交通工程师提出了高效和现代化两大具有吸引力的新主张。在交通信号的广泛普及之前，汽车涌入美国城市导致了如今曼谷或拉各斯那样的交通拥堵。使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和设计减少堵塞的道路系统，提供了针对这一新问题的快速解决方案。正如诺顿的描述，对于新交通工程师而言，“街道是以效率优先的公共设施”。但是，当一个从警方、家长到市区协会所组成的利益联盟被动员去维持现状时，交通工程师就将争论转移到现代化上，将传统的街道规划说成是古怪的和过时的规划。他们将汽车升华为终极现代理想—能够实现自由并且打开未来的钥匙、人类成就的关键推动者。他们认为街道今后应围绕汽车的需求和能力进行重新规划。

对美国街道的重新设计很快演变成一个范围更大、对整个国家布局的再思考，这加速了田园城市概念向现代化郊区的转变。福特发明了量产汽车，但正是通用汽车让人们看到了完全围绕汽车组织起来的社会全景。在1939年的纽约世博会上，流线型入口设计的公司场馆（由另一个格迪斯—诺曼倍尔·格迪斯设计）将参观者带到一个基于汽车的全新人类居住地。“飞出个未来”（Futwama）是一个小型的未来美国城市模型，今天的观察者会很容易认可它。它准确地预见到了我们已建立起来的横跨阳光地带的城市—遍布的高速公路、购物中心和城郊化，会让一般人都误以为这是现代的亚特兰大、“凤凰城”菲尼克斯或者达拉斯，这也是一个现在中国似乎打算大规模复制的模式。“飞出个未来”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预测：新城市不只是为了适应汽车而设计，反而是开发汽车的潜力促进人的流动和自由。1941年12月，就在“飞出个未来”的愿景开始蓬勃发展时，美国人卷入了欧洲和太平洋战争。当4年战争结束时，他们决定根据现代理念重建自己的生活，并且广泛使用新技术。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影响下，整个一代人拥有了汽车从而只需驱车就能远离城市问题。

为了容纳大批来自美国城市的移民，“二战”结束后，交通工程师工作的焦点转移到大规模的城市高速公路建设上来。正如坎帕内拉写道：“那时，美国中产阶级大量购买汽车并搬迁到郊区，城市核心区的人口下降。城市税收减少，房屋废弃，社区萎缩。”城市高速公路不仅使逃离郊区的居民能够更快抵达中心城区的就业场所，而且因为允许车辆在城市街道穿行，交通工程师早期对效率的追求使得许多城市曾经丰富的街区生活消失了。随后，自我维持的模式开始衰退，城市被逐渐空置，汽车开始充斥其中。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旧金山、波士顿和美国其他城市爆发了有组织地抵抗城市公路工程的活动。但在纽约，公路建设使成百上千的居民流离失所，关于高速公路的争论不仅使交通工程进展缓慢，而且还从整体上削弱了美国城市规划。城市规划的主导者罗伯特·摩西认为，“中产阶级家庭即使可以驾车外出，也会留在纽约，他们会推动大都市区的综合道路网络规划”。摩西一旦下定决心开展一个项目，几乎没有什么能阻止他。按照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卡洛的说法，他“无疑是美国最‘多产’的创造者”。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亲自构思并完成了价值2 440亿美元（以2012年价格水平计算）的公共工程。

市长和州长都不能阻挡他，但摩西的权力最终被一群居住于格林尼治的居民瓦解。1952年，他提出延长第五大道，使其向南穿过格林尼治村的华盛顿广场公园。暴风雨般的社会反对运动开始掀起，这场运动主要由妇女领导，包括雪莉·海斯（Shirley Hayes）、简·雅各布斯，而雪莉·海斯是4个孩子的母亲。这场反对运动持续了整个50年代，摩西费尽心思，尝试各种解决方法，比如带有过街天桥的下沉式道路（隧道被视为过于昂贵）。但1958年，形势出现了逆转，活动家们不仅阻止了道路的修建，还成功关闭了公园现有的穿越道路，这一格局到今天仍然没有变。摩西怒气冲冲，因为他已经协调好了城市的预算主管当局、评估委员会，并且在尽最后的努力以确保这个项目的进行。“没有人对此反对。没有任何人，除了一群、一群的母亲。”

华盛顿广场事件失败后，摩西很快辞去了公园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但对雅各布斯和她的同伴们的报复很快就来了。1961年2月，在摩西的门生也是城市规划委员会的新掌门人詹姆斯·费尔特（James Felt）的授意下，纽约市开展了一项对西村衰落情况的调查，作为扫清该地区拆迁和重建障碍的第一步。正如安东尼·弗林特（Anthony Flint）在《与摩西的较量》（Wrestling with Moses）中所述，当1961年2月，雅各布斯从《纽约时报》新闻上得知有关计划时，她目瞪口呆，这距离她提交《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手稿仅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她的家庭和社区，那个她刚刚在书中认为是城市生活典范的社区，现在成了罗伯特·摩西缔造的城市的更新机构的目标。”她很清楚衰落情况调查只是一个把戏。“总是从一个社区是否是贫民窟开始研究，”雅各布斯在她的手稿中写道，“然后，他们用推土机将它推倒，它会落入开发商手中，并可以从中赚很多钱。”以放荡不羁的波希米亚文化和伦理为特征的19世纪社区将被现代化的中产阶级替代，摩西展望了一个大城市中的田园城市。“这里是一个一切从零开始的地方。”弗林特评述道。

对西村的衰落认证表明由霍华德（和格迪斯）倡导的工程主导的科学规划方法已经被摩西改变并且毁坏。正如卡洛描述的，摩西已经在位于兰德尔岛的三区大桥管理局（1946年更名为现在的三区大桥和隧道管理局）总部—最能体现他权力的地方组织了一支由绘图员、工程师、调查分析师、文档管理和设计者组成的队伍进行调研、论证和设计。摩西习惯于在获得行政许可之前就将规划方案准备妥当。他是公共工程领域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准备好一切”的实践者—当某个政客需要在连任竞选中抛出点什么时，他总有一个已准备好的大项目可以立即推出。空间规划师凭借他们对城市的卓越研究能力，在城市当前和未来发展上占据了权威和主导地位。

西村的居民们无力承担雇用咨询顾问来进行调研以反驳当局的衰落认定，但是他们以众包方式组织了他们自己的研究数据来回应当局。据弗林特的述，“居民们自愿实施了这项研究，一个个街区的调查并走访业主、居民和店主，调研西村的发展状况”。由一个在广告业从事分析员工作的志愿者汇总的研究报告表明，该地区的房屋没有过度拥挤且维护良好，并提供了足量的浴室和厨房设施。”报纸也进行了独立调查并支持了居民的调研发现。随着各方压力的不断增加，到1961年年底，城市更新方案被搁置了，这距离雅各布斯得知进行衰落研究仅仅过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雅各布斯再次挫败了摩西的方案和城市当局。

雅各布斯与摩西之间的斗争只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公民生活中广泛冲突的一个缩影，但她的这些努力，极大地提升了公民参与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的意愿和需求。建立在类似霍华德家长式理想主义城市基础上的现代城市规划职业陷入了危机。坎帕内拉表示，随着其基本假设被证明是不成立的，“不再把自身定义为曾经自以为的、力量十足的空间干预者”，城市规划开始将社会规划与空间规划作为同等重要的部分。“规划图纸变成了调查表和数据表，”坎帕内拉写道，“规划师在学术界寻求超越建筑和设计的新的联盟，比如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规划开始更加关注规划过程而非结果至上，并且有了更广泛的社会参与。

规划师们也在重新定义这个职业。此前，他们的角色一直是客观的工程师，其目标是为城市设计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并无条件在城市实施。现在，他们将更多作为促进城市未来发展的对话专家，提供信息和分析帮助社区的人们自己进行规划、决策。新一代的学生们，在20世纪60年代更广泛的社会斗争中变得更为激进，他们将自己定义为弱势群体的支持者，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规划职业的发展。规划已经面临着针对少数族裔、妇女和儿童等多方面的指责，加上开发商、腐败的政客和规划部门自身的重重障碍，这使得规划者不能简单地在利益群体间做出仲裁。他们不得不将自己塑造成民权活动家，以及像雅各布斯一样的城市倡导者，实际上则对任何事都无能为力。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混乱的各派观点使城市规划完全瘫痪。纽约区域规划协会于1968年编制了在那个时代最宏大的规划中的一个，即第二规划（第一规划是在20世纪20年代完成）。但是，正如今天负责该协会的汤姆·莱特（Tom Wright）所说的，当时的协会团内部对规划角色的转变的争议非常大，导致只记录了现有的状况，根本不敢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

经过半个世纪越来越大的规划方案，我们又回到了格迪斯曾经开始的原点。格迪斯倡导保留和通过“手术”改建现有的城市并坚决反对大规模清理贫民窟。1915年时他在印度写道：“我认为应该重新认识清理贫民窟的政策，在曲折的公共卫生历史中，这是一个最为灾难性和致命的失误。”他也践行了他所宣扬的理念。1886年格迪斯结婚后，他和他的妻子搬进了爱丁堡附近的詹姆斯街区出租公寓的顶层单元。在之后的几年内，他住在穷人之间，同时在周边地区策划了令人目不暇接的改造项目，他形容这种做法为“保守的外科手术”。他的儿子阿拉斯代尔后来用他父亲心爱的园艺作为例子回忆道：“他们开始着手淘汰周围最差的房子，从而将小径扩大为院落，使一点点阳光和新鲜的空气能够进入孩子们新的玩乐空间和老人们的园地。”正如芒福德描述格迪斯用来振兴城市的方法：“他把城市和人都看作是一个整体，他把维修、更新和重生的过程当作发展中的自然现象……”对格迪斯本人来讲，“改变现实的雄心始终如一，无论是针对园艺的花和树木还是规划中的建筑和城市”。

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什么是建设城市的最好方式？即使霍华德和格迪斯提出高度理性、综合的城市规划方法，他们也会遭到直接反对。城市规划仍在努力解决这个混乱的局面。雅各布斯的理念助长了这些混乱，并仍然是一个笼罩在宏大设想上的阴影。2006年，雅各布斯去世一个星期后，《纽约时报》建筑评论家尼古拉·奥鲁索夫（Nicolai Ouroussoff）指出：“公众支持雅各布斯女士的观点摇摆幅度过大，以至于扭曲了公众对城市规划的理解。我们在哀悼她去世的同时，可能也要哀悼一下摩西先生了。”（摩西于1981年去世。）

坎帕内拉感到疑惑：“一个满怀雄心，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专业人士为何变成这样的鼠辈？”雅各布斯应当受到指责。“她一面清理贫民窟，一面反对建设新城，任何威胁到传统城市生命力的都是敌人……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保守的，甚至反动的立场激励了整整一代人。”更糟糕的是，这种倡导鼓舞了整整一代的年轻规划者，并且不断地有“邻避主义”（NIMBYism）的城市精英加入其中，他们“将简·雅各布斯的观点‘武器化’，反对任何他们认为威胁现状的项目—包括减少碳足迹，创建更多的经济适用房，收留无家可归的人”。

汽车战争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对技术在城市中的角色做出的选择是如此可怕而漫长。最终，尽管社会动荡，城市和农村被破坏，城市规划名声不佳，汽车在城市中仍然居于中心地位，并且不仅在美国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已经结束，”巴黎地铁创新部门的主管乔治·阿马尔（Georges Amar）在2011年10月纽约大学演讲时这样评论道，“汽车是交通系统的一部分。”汽车引发的抗争催生了更多以市民为中心的城市规划体系，但城市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将继续为在城市技术方面做出的草率决定而付出代价。

像松岛这样一切重新开始的以田园城市为发展理念的城市依然存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网络技术将继续推动田园城市的发展。科技巨头的豪言壮语间，透露出效率高于一切的思想，这正是20世纪20年代交通工程师的目标。在2011年IBM举办的一个主题峰会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Zakaria）为智慧城市做宣传时集中表达了这种过时的世界观，他宣称：“社会里所有的一切都要现代化，一切都应当是智慧的。”但是正如

我们看到的，对大多数快速城市化的城区来说，松岛已经告诉我们结果了。

通过将自己规划的城市贴上“智慧城市”的标签，今天的科技巨头将其他所有的城市都描绘得低其一等。但我们不能忽视过去的经验教训。如果我们在设计智慧城市过程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一个世纪后，我们的后代可能就会发现这一点，并质疑我们今天的想法。

互联网：改变了一个时代

对那些自认为可以在未来世纪主导智慧城市规划的人来说，田园城市令人失望的遗产以及汽车时代的战争是一个令人警醒的教训。在20世纪，我们创造新技术的工具也经历过草根式的革命，这同样可能对我们如何规划智慧城市有重要影响。就在汽车战争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了顶峰时，战线已经延伸到改变世界的另一个技术系统—互联网。它的创造者曾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即如何设计和建设它。

互联网的起源和对经济的重要性属于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本质这个更大论题的一部分。工业革命改变了社会的物质基础，带来了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技术和产品。但对于工业革命是如何产生的，仍有各种大不同的看法。悲观主义者如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认为，在过去的100多年的时间里，成百上千的创新突破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他把美国经济中生产率的下降，单位投入（劳动、资本和设备）与产出比的提升，看作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技术储备被用尽的信号。他写道：“今天，除了看似神奇的互联网，与1953年相比，更广泛层面上的物质形态生活并没有多大的不同，我们仍然驾驶汽车、使用冰箱、打开电灯开关，虽然现在调光器的应用更加普遍。20世纪60年代的太空电视漫画《摩登家庭》中描绘的奇迹还没有到来……生活正变得更美好，物质生活更丰富，但与前两代或前三代相比，变革的步伐已经放缓。”考恩不仅认为重大突破是技术进步的真正来源，而且他还表示，在这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足够重要的新的发现。于是，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是一个必然的“伟大的停滞”。

对于同一事物，考恩看到的是稀缺，而谷歌首席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看到的却是富足。瓦里安认为，工业革命的重大技术突破会在且只因为在一个可协作的技术组件种类发明之后发生。在2008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描述了“组合创新”的整个过程：“如果你看一下历史，会发现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的可能性……不同的组成部分，发明者能够将其合并或重组，从而产生新的发明：19世纪初，是通用； 1920年，是电子产品；20世纪70年代，是集成电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拥有互联网组件的时期，在这里，你拥有软件、协议、编程语言，以及组合这些‘零部件’进行完全创新的能力。”

早期的各项突破是如何产生的，互联网的技术对经济的意义是什么，未来创新时代的前景又是怎样的？关于这些问题，如果从技术创新的投入而不是产出角度，我们会看到非常不一样的故事。对考恩而言，网络（可能也包括泛在计算技术，虽然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仅仅是一个多世纪前开始的一项技术革命的延伸。但对瓦里安来说，它们通过不计其数的微小进步培育了潜在的、快速变革的创新。

对比这两种技术创新本质的观点，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世纪70年代，电信公司和学院派的计算机科学家在未来互联网的设计方面互不相让：产业工程师支持X.25，这是一个协调计算机网络之间传输数据的复杂设计；而计算机科学家们青睐简单、协作、特定的方法。正如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主任伊藤穰一（Joi Ito）所描述的那样：

X.25与互联网之间的争锋是由政府出巨资支持的专家和一群组织松散的研究人员与企业之间的战斗。X.25的支持者试图规划并预测每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应用。他们开发出非常复杂和全面的标准，依靠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研究实验室和公司在软件和硬件中推行这一标准。

另一方面，互联网正在由一个研究小团队进行设计和部署，他们依据的理念是“粗糙的共识和运行代码”，由互联网主要缔造者之一的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提出。互联网的标准由一个小型组织进行管理而不是一个大型的政府间机构，因而它不要求许可或授权。它通过发布谦逊的“评论请求”或通过RFC协议提出简单轻量化标准，各小型开发小组可以分别在此基础上针对要要素进行工作，所有要素集合在一起就是互联网。

电信行业将下一代互联网的设计和构建视为一个重大的突破，学者们却把它看作为一项组合成果。研究人员倡导的TCP/IP（数据传输协议），最终赢得了胜利。无可否认，我们获益丰厚。TCP/IP因其简单允许各类组织快速实施，它的开放性又允许任何人都可进行自由和低成本的连接，其可持续改进的特殊本质激励着高智商的人才对其进行改善。但最重要的是，它允许人们进行实验，自由根据需要应用和纠正每一个可能的缺陷。使如今的互联网具有如此价值的万维网、语音IP、社交网络等—是否能够在被电信产业严格界定的网络中产生呢？

伊藤穰一认为，互联网技术、社会和经济的演进，是一次“分布式创新对集中式创新的胜利”。

哪种风格的创新适合智慧城市？

思科、IBM、西门子和其他技术巨头都在对智慧城市进行规划，期望能够突破现在的状况。它们在整合一系列的新技术，如物联网、预测分析以及泛在视频通信，以一个世纪前与电网那样的覆盖规模推进到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如果它们获得了成功，考恩将很难否定这个突破。但目前为止，它们所做的只是根据现有的条件简单拼凑出解决方案，而对核心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的投资甚少。在某种程度上，与组合创新简直一模一样。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技术巨头与城市所需要的自下而上的进化方式严重脱节，它们在对技术、商业及其治理方式的选择过程中，很少或者就没有考虑到来自更广泛的社区技术人员、公民领袖以及市民自身的想法。这将阻止他们达成目标。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智慧城市也可以自下而上地发展。无论是互联网的发展还是城市规划的历史，都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也必须承认，互联网不是凭空出现的。在互联网兴起之初，美国政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如《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专栏作家迈克尔·希尔齐克（Michael Hiltzik）所说：“民营企业对如此虚幻和复杂的以及商业机会存疑的东西没有兴趣。甚至，AT&T作为当时拥有美国通信网络的垄断控制权的私营公司，与阿帕网（ARPANET）展开了全面的竞争。”阿帕网是美国国防部的实验网络，它带动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从今天互联网软件、硬件、网络设计的几乎每一个重大进步中，都能发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资助金的影子。

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的困境。我们是否要从中选择一个赢家并共同努力推进一些重大变革项目？智慧城市的某些部分，如电网的再造似乎需要阿波罗登月计划那样的突破，其余的大部分依然模糊难辨。我们是否应像对待万维网一样，专注于构建一个为展开多样化的实验而准备的基础？或者，如果我们都做，那么如何平衡这两种方式并将它们以一种有效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呢？然而，答案并不清楚。

我们还不知道如何用建设互联网的方法建设智慧城市。但是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我们需要开始寻找建设城市和发明新技术的最佳方法。

全民参与的智慧城市建设

用帕特里克·格迪斯的方法解决城市问题需要全体市民的参与。要想做到这一点，只有将整体的大规模工程分解为一系列的小板块才可能实现。从历史上看，我们一直以这种方式建设城市。作家和建筑师伯纳德·鲁多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在《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一书中说：传统的城市设计和建设是需要全体市民参与的，人们团结协作，利用当地的物质条件应对来自建设中的挑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慢慢地用土、石头和水泥建成了一座座的大楼。这种“公共建筑”的建造是高度民主的、去中心化的、自由流动的，以及具有适应性的。

互联网的创建者在设计互联网这一我们最重要的技术时，植入了一些类似的思想让我们所有人一起来创建互联网。在人类历史上，它是参与性最高的一个建设项目。但参与需要一定的时间，而时间对于那些世界上最紧迫的城市问题来说是紧缺品。气候伴随着都市化日益严重：城市既是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也是其最大的受害者，它还是解决问题的最大希望，而目前的问题是健康、教育、交通、就业等都在短缺。

今天，发展最快的城市以每5年为一个周期更新它的总体规划，这些海量文件是成千上万次深思熟虑的结果和慎重权衡后的决定。对那些随着时间有机发展起来的城市，决策可以通过较小规模多次做出，以同时应对当地的需求和更高一级的全球趋势。但是，结构工程学的进步、狂热的房地产开发和新财政计划，使得我们的建造能力被大大提升，历史上设计城市的方式已不复存在。结果，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中对建筑、设施或道路的位置进行设计决策时，往往是在临时性的、任意的和不了解状况的情景下做出决定。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曾经研究过20世纪90年代中国“珠三角”地区的快速城市化，他是这样对学生描述那里的设计速度的：“中国，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设计师能用苹果电脑将一个40层楼高的建筑设计完毕。”我们很难期望在如此匆忙的过程中有良好的设计。

奇怪的是，尽管建设物质世界的速度正在提升，有迹象表明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创新的速率却趋于放缓，或者至少变得更加复杂了。泛在计算是一个艰难的设计和工程问题，它需要时间梳理。吉恩·贝克尔（Gene Becker）曾在20世纪90年代推动过惠普公司首次进军泛在计算。他认为，将泛在计算与现实世界结合要比早期预言家们所设想的更为困难。“泛在计算是很难的，”他用计算机科学家的语言写道，“理解人、环境和世界是很难的，让电脑处理日常情况是很难的，这样的期望太高。我曾经说，泛在计算是一个需要10年才能够解决的问题，但现在我开始认为，这实际上可能是一个需要100年才能解决的问题。”亚当·格林菲尔德（Adam Greenfield）在《全件：泛在计算的黎明时代》（Everyware: The Dawning Age of Ubiquitous Computing）一书中描述得更详细。他认为：如果目标是“与用户的意愿完美一致，没有漏洞和无形的信息处理应用，那么无论我们怎么尝试，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达到目标”。

马克·韦泽（Mark Weiser）是施乐帕克研究中心的泛在计算先驱，具有相当的远见卓识，他写道，与计算机交互界面设计的挑战相比，“泛在计算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整合，需要是对人为因素、计算机科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进行整合”。如果我们期望智慧城市来解决城市的急迫问题，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设定我们的预期。

通过组合创新方式实现，快速发展的可能性仍然十分诱人。如果说互联网的兴起告诉了我们什么，那便是生物进化的速度并不会必然放缓，尽管它可能是不可预知的。但对于一个成功的采用组合方式的智慧城市来说，必须尽快摆脱松岛和里约热内卢时代不合时宜的做法，并吸收更广阔领域的思想、技术和创新者。科技巨头的设计是20世纪家长式城市的“21世纪升级版”，依然试图为我们解决所有问题。但这样的话，他们的设计无法充分发挥智慧城市的潜能。

支撑20世纪城市规划的技术，在历经几十年的梦想破灭后，最终被放弃了。城市规划重回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路途漫长，需要在设计规划过程中实现辟能容纳所有团体的新方法。任何通过自下而上塑造未来的城市的努力，如能容纳所有团体参与规划的新方法，都将依赖于公众参与。格迪斯为我们指明了这条路。正如其传记记者海伦·梅勒（Helen Meller）所说：“他建立公民学的目标是消除城市和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恐惧，释放个人的创造力，从而解决现代城市问题。”刘易斯·芒福德通过与格迪斯几十年的书信往来（尽管他们只有两次亲自见面），最了解其思想，他说：“格迪斯的观点和方法对现在的规划颇有助益，而这些恰恰是管理者和官员们为了经济或效率而忽略的：时间、耐心、对细节的热爱、对过去和未来相互关系的注意、对人性尺度和人性目标的坚持，这些都只是机械性的需求。最终的愿望是将规划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留给与之联系最密切的最终消费者或公民。”

如果以格迪斯为榜样，一切将会顺利进行。公民黑客们已经准备好开辟道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