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自我毁灭性基因
每座城市天生就拥有自我毁灭的基因，一些现有的裂缝在压力下会爆发成冲突，或是走向崩溃。
智能技术已经使城市分裂过程中不同派系之间本就存在的冲突愈演愈烈。Facebook、Twitter（推特）以及视频网站YouTube也不过只是文字信息洪流之外的一场场小插曲。自2001年以来，这些社交媒体已经多次将愤怒的人群变为聪明的暴民，包括在2001年通过社交媒体召集约70万菲律宾人向腐败的乔瑟夫·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总统提出抗议。这类无线通信渠道非常重要，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精神沟通方式。为此，埃及当局还曾通过下达关闭国家蜂窝网络的命令，使整个开罗的网络通信陷入瘫痪。虽然这样的行动并没能阻止动乱，甚至进一步激发了其他旁观者走上街头，但关闭城市无线网络这种方式却越来越为西方安全官员所推崇，这令人感到非常不安。2011年8月，旧金山的交警就在一场反警察的抗议行动中对蜂窝信号实施了干扰；就在同一周，英国官员也对是否封锁黑莓信使服务和其他社交媒体服务展开了讨论，以应对此前此类服务造成的大规模城市暴乱。
智慧城市还可能使非常常见的因贫困问题而引起的暴力冲突进一步升级，从而拉大贫富差距。这也许是有意而为之，通过使用传感器与监控手段加强边界管理，阻止穷人进入私人社区；也可能仅仅是缺乏深思熟虑的干预计划的无心之失。
2001年，印度卡纳塔克邦政府开始对其土地所有权追溯系统实施改革，从表面上看，其目的是根除农村腐败现象。Bhoomi作为一种新型数字记录系统，是在世界银行拨款资助下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一款电子政务改革模型。然而它也有负面影响。管理旧系统的村级官员在长期收受贿赂的同时，作为回报，他们会帮助那些目不识丁的村民解读文件，并针对复杂的法律流程问题提供相关建议。Bhoomi的应用对农村腐败现象确实起到了遏制的作用。据报道，行贿人数比例已经从过去的66%降至3%。然而，集中化的记录方式恰恰使得腐败集中化。富有的投机者们通常只将高层官员作为其贿赂的目标，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在地区首府班加罗尔快速发展的扩张过程中迅速获得土地的使用权。正如一位发展学者所说：“从理论上讲，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信息获得渠道的民主化，但实际结果却是让那些有权的人更有权。”在开展类似的数字化行动对各地政府进行改革的过程中，穷人要面临巨大的风险。在这场新型计算“军备竞赛”中，贫困群体的命运就要交到那些可以对其进行远程衡量与控制的人手里了。
即使存在和平与平等，智慧城市也可能被自身压垮，因为它已经出现漏洞、脆弱和监听问题，且这些问题只会愈演愈烈。智慧城市几乎已经成了漏洞满布的代名词，从失灵的智能马桶与水龙头，到公共屏幕上出现微软公司的蓝屏死机画面。然而，即使其编码没有任何问题，智慧城市的内部结构也是非常复杂的，以至于常规事故仍然不可避免。那么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智慧城市何时失灵，以及系统崩溃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究竟有多严重？以脆弱的电网为基础的分层通信网络在危机到来时很容易面临超负荷的问题，且无法防范其他的阴谋破坏，最终导致支撑整个智慧城市运转的通信网络本身就像我们已有的基础设施一样不堪一击。
在即将崩溃时，我们可以先人为拆除智慧城市的围墙，因为它们将会成为监视的终极武器。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曾在1791年设计了一种圆形监狱，那么智慧城市是否会成为数字化的这种圆形监狱，由看不见的监管者用比监狱铁栏更加有效的方式执行命令呢？20世纪90年代，监视镜头玩家组织筹划了一场在纽约市那些被监控的人行道上的活动，以抗议公共场所视频监控系统的快速扩张。在我们安装无数台新型设备对我们自身的活动与行为进行记录、识别、影响和控制时，回想起来，这种怪异的行为似乎还是很有趣的。随着政府与企业用此类技术监控市民和消费者等行为的真正意图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怀疑的种子也开始悄悄发芽。
2012年，美国参议员阿尔·弗兰肯（Al Franken）对人脸识别技术的风险表示担忧：“你可以修改你的密码，也可以更换一张新的信用卡，但是你的指纹和面孔是无法改变的。”然而，很多狡猾的对策也逐渐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实用应对方式正不断涌现，例如亚当·哈维（Adam Harvey）设计的CV Dazzle。作为一种基于“一战”反潜伪装的面部绘画程序，CV Dazzle的设计目的是干扰面部识别的运算法则。
（“苹果佬约翰尼”意喻撒播希望种子的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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