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城市未来》

草根阶层的斗争：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为首的一群人开始围绕汽车这项新发明重建城市。摩西是个专断独行的技术专员。他是城市总规划师，并且是个“政治掮客”（罗伯特·卡罗史诗传记的标题）。众所周知，他对接手时已被各种建筑堆砌得面目全非的这块纽约“画布”十分不满。他在谈到那个时代崭新的首都城市时说：“在空白的石板上你可以随意描画，纵情规划出新德里、堪培拉或巴西利亚，但是在规划一座建筑过多的大都市时，你不得不大刀阔斧地劈出一条路来。”30年间，摩西在多个纽约市属政府机构任职，还在其他地方担当过顾问。1939年，在纽约市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通用汽车第一次展示了美国中产阶级驾车出行的美好愿景，而摩西通过他的工作将这样的愿景变成了现实。为了未来的发展，他将25万多纽约贫民的房屋夷为平地。

今天，一些新的公司取代了通用汽车领头羊的地位，正引领着我们走向崭新的理想社会，但这个理想社会的实现依靠的不是道路网络，而是数字网络。这些公司并不需要在社区之间铺设高速公路，它们希望通过计算机和通信实现城市的“软转型”。IBM在世界各地的机场打出这样一则广告：“司机们不必身处交通堵塞路段就能知道交通堵塞情况。”“在新加坡，更加智能化的交通系统预测交通阻塞的准确率达90%。”科技更新换代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可能再也不需要像摩西那样修路架桥了。

对高科技产业巨头来说，智慧城市可以弥补20世纪设计的不足，也为应对21世纪的挑战做好了准备；同时，它又是一场崭新的工业革命，以应对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意外后果。交通拥堵、气候变暖、亚健康，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幕后进行计算。传感器、软件、数字网络和遥控器将使我们现在手动操控的东西实现自动化。在未来，现在的浪费将转变为高效能，不确定的事和风险将得到预测及预警，犯罪和不安因素将得到监控，现在需要排队才能得到的政府服务将可以通过网络在线获得。19世纪的信息技术革命使管理数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成为可能。而这次革命则有望实现掌控人口数达到1000万、2000万、5000万甚至1亿的城市，这样的规模是以往不可想象的。

在近十年的发展即将告一段落的时候，智慧城市的潜在市场价值将超过1 000亿美元，全球有很多大公司都想在这个市场中分得一杯羹。一些工程集团通过构建全球管控体系一跃成为巨头：IBM创立时只是一家为1890年人口普查生产制表机的小公司，西门子从为德国城市提供电报电缆服务起家，通用电气用人造光源照亮了美国的城市。还有一些后起之秀，比如互联网的“管道工”思科。对这些企业来说，成功地向人们推销智慧城市的概念可以带来几十年的持续增长。西门子首席执行官彼得·罗旭德（Peter L.scher）在2011年登上了《福布斯》（Forbes）杂志封面。他在滔滔不绝地讲述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提供基础设施的前景时，将世界各地企业家的希望总结为一句话：“这是一个空前巨大的机遇。”

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城市高速公路的建设由于遭遇民众反抗而被叫停，他们对汽车的作用、城市规划的方式，甚至对城市的本质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相似的，企业关于智慧城市的愿景也显示出了被抵制的迹象，民众开始对智慧城市的设计及建设提出彻底不同的看法。现在已不是以IBM全盛时期的大型机为主导的时代了，计算机不再只掌握在大型公司与政府手中。建造智慧城市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工具：智能电话、社交软件、开源硬件以及宽带，已大范围普及并且价格低廉。将这些原材料和工具组合再重组的方式不胜枚举，且既简单、便宜又充满乐趣。

全世界形形色色的激进分子、企业家和公民黑客正调整他们的方法，慢慢地向另一种理想社会前进，他们希望避免强调效率，而是放大和提升城市生活的社交属性。他们并不储存大数据，而是建立与人分享这些数据的机制。他们并不在幕后优化政府运作，而是创造数字界面让人们以全新的方式去观察、触摸、感受城市。他们建立协作网络，而不是把网络控制在自己手中。这些草根自下而上的努力在他们的小圈子内蓬勃发展，拥有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的潜力。每当市政管理者试图贯彻干净整洁、计算精准、集权管理的智慧城市观点，他们就提出另一套凌乱散漫、权力分化、民主政治的对立方案。

双方爆发冲突只是时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