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自述》

　　新学堂

　　考试也没考得成器，因为四川那时已开始废科举，开办中学、高小、师范学校了。考试回来的第二年，就到顺庆去上高等小学了。这是一九〇六年。

　　办这个小学的，是从日本回来的一些人，是和戊戌变法有关系的，在四川是很有名的。在这里念了有半年，原来有点底子，现在又学了一点地理、历史、英文、国文，还有一个日本人教日文。校长叫张澜，很热烈地鼓吹“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要管，要牺牲身家性命救国家……”这半年思想更开展了。读科学也愿意读。

　　一九〇六的下半年，就进了中学校。一般说来，科学成绩不大好，先生的学问也不大好，多少学了一点……这一年，从家里要了四五十块钱。这些钱家里是东凑西凑上来的，心里想这钱要还，是没办法的。又过了一年（一九〇七年），我搞了四五十块钱去成都。在顺庆这一年，思想是大大的开展了。那时候在四川也有了东洋人，也有了西洋人。

　　在政治上，这时已经是废科举办学校，选举咨议局。但是相反的压制还是很厉害。那时流行的几句话是：

　　“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成都当时在我们耳中听到的，那是第一个城了。手工业的发展，在全国也是数第一、第二了。在我们读书时，洋货输入了，教堂都相当的多了……练新兵，办劝业（即实业），提倡家庭业、手工业、搞机器，成都已设立机器局、造币厂、兵工厂、拉洋车，都开始了。办警察——正是我们到成都时办的。新政在这个时候，一起搞起来了。新派和旧派两派闹得很厉害。那时，皇帝提倡新政，一部分官员也提倡，另外一部分想反对也不行，因为是官办，把房子一修一弄就行了。

　　巡防军是旧军队，驻防全省原地。新军是陆军，只在成都开始有。

　　当时商业资本发展了。外国人来卖布匹，买四川的绸缎（都很漂亮，比得上苏杭的），收牛羊皮、猪毛、雀子皮，向外赶牛羊，贩鸦片烟。工业方面，有了枪炮厂、兵工厂、铜元局（即造币厂）、机器局、银元局，当时还兼用银元和元宝。银元多是元宝收回改造的。农村中也有了织布、缫丝、织绸的小机器，改良棉业，用美国棉种，农民们把它叫做洋棉花，也有了蒸汽机……

　　这时算是从最腐败中间来整新了一下。成都街上的“光冬冬”都被警察拉去，看见乞丐就拉去管起来。弄了习艺所，做手工业，所以我们到成都时就没有看见“光冬冬”了。

　　市面上一般说来发展很快，手工业发展，洋货也来了，市面打零工的人也多了。市面不是萧条的，而是畸形发展的，实业做出一些，可是卖不出，便弄花会——就是办展览会，极热闹。各县都设有劝工局，把出品弄来卖，都相当好，尤其是竹器很漂亮，是江安、泸州一带做的。把各种东西都拿到花会上来卖，这表示那时候各方面都在变迁。就拿废科举来说，那是不容易做到的，可是做到了。

　　成都开始有了一种报纸，叫《四川日报》，鼓吹新法，还是官办的，铅印的。那时，一般说来，生活水平还低。苦力多得不得了，挑担的，抬轿的，推车的，拉洋车的。不过，官势还是很凶，仍然是压制老百姓的，各方面都是怕官，官大半也都是有钱的人用钱捐来的，所以每县的县官，都要苛捐杂税搞很多钱。官的势力是很大的，街上见到官，就要喊：“站起来！站起来！”没一个敢坐，头上戴白帽子的就得拿下来。官是坐着轿子的，一出来就是一大串，前面戴顶子的，打锣的，唱道的。成都的府官、道台很多，坐着拱杆的轿子，抬起来在街上飞跑，因为小官得避大官的道，碰上就要处罚，那真是下不得台，就得远远看着。大官一来，小官的轿子就得赶快抬到小巷子里去等等，回头再出来。小官早晚还得到大官那里去问安，初一、十五还要去参香。这些官对学堂就很客气，还看看望望。

　　锡良是满人，当制台，在凤凰山修营盘，练新兵，练得很好。赵尔丰去打西藏，口号提得很高，是“开发西藏”，也花了很多钱，派了很多人。

　　在成都城圈里，当时还有一个皇城，西北角上，还有一个满城。这满城里住的都是满人，成天一点事不做，一生下来就有步粮、马粮，房子烂了，自己都不管，有公家给修，其懒不可比，就是学习操练棍棒，在街上男的提画眉笼子上茶馆，女的穿旗袍满街上走。五六十岁的老奶奶穿着花盘底的鞋，嘴里衔一根长烟袋。满城有个将军，初一、十五也得练一练操和比武，公家给他们发饷。他们都凶恶得很，打人，哪一个人都不敢惹他们，所以满城里头老是冷冷清清的，没有人敢进去。

　　一般操练习武，成了风气，连乡下都操练，因为怕要亡国了。到处都操练，明火枪、前膛枪、耍杆子啊、耍刀子啊，遍处都是。乡里各处立了初等、两等、高等小学，也是一九〇七年前开始的。

　　我到成都那时，高等师范学校、武备学校都在招学生。武备学校是训练军官的，另有弁目训练军事的，我一考考上了——可是家里不准进去，晓得搞不成了，就没去。如果去了就搞成杨森这样的人了。我们在顺庆读书时候杨森也在。不过不在一个学校。这时我就入高等学校的体育专修科了。念了一年整的。

　　读书是读书，对国家大事很关心。当时学生都自命为中国主人翁，一般人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先生也认为是这样。我们看来清朝时学校倒好些，郑重其事，认真搞，比民国以来的要好，只是内容不够。

　　街面上，穿新军制服、挂着洋刀和穿洋服的最摩登。其次是学生——被认为是先进分子，也的确说话比较激进的。师范学校、高等学校对于民主思想、科学思想，都认为是对的，主张痛改腐弊，对官家子弟都不大看得起，教员也都要说点新话，不怕官，也讲点自由平等——不过官方的一般压制还是很厉害。学生一开始，还是进步的。豁然换了学生装，过起集体的生活，考得上是很不容易的事，拿官费的多。科学初到中国，算是相当堂皇的。那时候革命潮流在学校各方面，也相当的开展了。总而言之，谣言非常的多。有一点小事情就到处传播。康、梁这一派这时也不抓了，办学校这一批人，大半是这一派的。革命党办学校的也有，那是同盟会很少数的人，得秘密的。

　　当时，在成都的英、法教堂，也办了些学校，学生不很多，还没成为风气，只是办些英文短期班。可是那时民族思想很盛，去上课的都给骂做洋奴。

　　在成都的一年，有很大的进步。同学多，来往的人也多。革命思想也多了。这时就想：

　　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

　　学生也都以革命者自居。有些人不敢说话，可是也少有人反对了……这一年把成都情形看到后，眼界更开阔了，心想：“成都也不过这样！”

　　开始进城的时候很惊讶，住了一年也就习惯了。我们练体操，练身体，讲究物理、生理、卫生，操得很好，普通体操会了很多套数，一年毕了业，就回仪陇县去了。第二年，就开始办高等小学校了。

　　读书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由东借西借来的。用了二百多块，一直到我做旅长的时候才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