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南边界游击战
从做士兵运动到带兵，起义带着军队把敌人搞掉，一切都是归自己管的。在叙府、自流井都是这样——在这一时期里，云南军队系统还没有乱，军官换了革命者、同情者。云南的起义，一般说搞得还很好。纪律也维持着，军队没有乱，军阀给赶掉了，政府也加以改造。不过那时云南相当穷，军队回来也没有办法发饷。蔡松坡是很节俭的，所以一般军官也节省，营长以上的官一律是六十元，整个云南的军官都是这样。所以省下来的钱很多，用来多养活一点军队。县知事旧的一套取消了，不是要做官的人去做，而是叫学生来做，是很好的事情。改造了县政，很好。他们每月三百五百块顶多了，一切开消都在内。当时财政收支还是统一，结果够吃穿了。蔡松坡干了两年，很好。主要的就是能够搞出一个廉洁的政府来，军队真正看做是国家的军队。由四川回来后，有些退伍的，补充了些新的军官，重新又练了两个师，是将七零八落的改一改，只两个师，不管在政治、财政上都好。任用私人的事是很少的。把清朝那一套都改掉了。革命后在全中国还没有哪一处能这样真正创立了一些基础，开办了银行，生产事业也办得较为宽广。另外一路唐继尧带的那个梯团，也顺利地占了贵州。贵州云南毗连，不过原来也归另一制台管，现在把他们这一伙人赶走，仍然归云南管了，形成云、贵两省的巩固局面。
我们沿江一转回来，大概剩下了百八十块钱。我就用它买了一匹马——那时我倒是四十八元薪金，守纪律，不敢敲丁税，也拒绝人家的送礼……回来的时候，那匹马却一路给生病的士兵骑。还是自己走路。回来以后还是当连长，训练新兵两个月，手续搞清楚了，就被调到讲武堂做学生队长去了。
讲武堂有五个区队，每队百十人。这时我教的学生中有去年未毕业的，原来本是一班的同学，现在又来教他们了。一面教军事，一面打野外，一面还要管理。有些学生是到过南京、上海，革命过来的，不大容易管。到民国二年，我在这里约十一个多月。这一年学术上大有进步，因为学生调皮，教不好就不成功，所以军事学等都重新温习了一回。
一九一三年，我又调出来，到原来那一团里去当营长了。
头一年在当区队长的时候，在云南讨了一个老婆，是省城人，是半自由结合的。她叫萧菊芳，是高等小学生，一个新的人物。那时讲武堂的军纪很严，限定只有星期六可以回家。星期三可以请假，这还是限于有家属的人呢。
就在当营长的这一年，由于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妥协，袁世凯团聚了封建势力来打革命党了，解散了国会，而成了分裂现象。云南为了援助革命的力量而出师去配合长江作战。这一次我没有出发，只剩下两个营管理整个云南全省。我们练兵过了几个月，在临安（今建水）、蒙自、个旧一带云南边境上，打那些造反的野蛮强悍的蛮子。那一带瘴气很大，土匪多，从这中间练了些本事。唐佛川（唐继尧）那时是在我们一块的，只这两个营，天天打，又是乌烟瘴气，天天到处都是枪声。在打枪上蛮子凶得很。营盘墙垒得高高的，步哨不敢放在门外头，出去就会被杀掉。一面说服，一面打，经过了两年。那边就是热带，很不好进。生病的多得很，原来在这里的一营人，只剩下两个连。我们去了却没什么死人。把土匪也搞平息了——真的做了些事情。那地方是那样宽广，包括了几个府，十几个县，两个营都把它拿下来了。这时我由营长当了团副、团长，而带着这两个营，做了两年长期的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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