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自述》

　　留学德国

　　路上花去了四十七八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我们到达了柏林，感到很舒服，像疯狂了一样，身体也强，精神也有，一切目的都达到了，快乐得很。从封建窠里一下跳到资产阶级的社会里来，而且在柏林，不久就找到共产党的关系了。

　　在这里，看到欧洲的形势。那时也比较有了些建设，机器、工厂、交通，都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一套，在上海、云南都见过，并没发现什么特别新奇的东西，只有外国的无产阶级及黑人这些，在从前是没有看到过的。那个理想中“外国的无产阶级比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好”是完全错了的，同样是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房子住。

　　我就在柏林学德文。

　　想去游览也不可能，每天总是想出来走走。没有翻译就买了一张柏林地图。那地图很好，房子、街道都清清楚楚，就拿着它去转。结果走路也熟了，就是电车不敢坐，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那些“老柏林”都是坐电车，不久，反而没有我这“新柏林”熟习了。那时旅行还多带着军事的眼光，一过哪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若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中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

　　现在想起来，那时逛柏林很有趣，大街小巷，城的直径有几十里，周围有几百里，我连城外几十里地以内都走遍了。

　　外国人都是很忙，昼夜不停的，也没有晚上，只在深夜一二点钟停一下，接着再来，电车又出动了。黑夜白天总是听乒乒乓乓，我到柏林住下来个把月才习惯了，可以瞌睡，不怕吵了。

　　柏林有新城老城，我就住了很多地方。每天除去学习德文之外，就去买书逛街，德文书存了有几箱子。在那儿的朋友相当多，中国人有好几百。但是，来往的多是学生，想好好的过共产党员生活，那些官僚都不想往来了……

　　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去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这样一来，就比较舒服了。不用两只脚跑路，经常出去旅行。柏林周围一两天路程的地方，只消几点钟火车，想去的时候买一张车票，一挂（票）就去了。每天来回有几十次车，随你哪时去好了。在那时，我差不多旅行了全部的德国，到处去过了。哈尔茨的山岭，山上就很有些趣味。在柏林这几个月，就是这样过的，真是舒服极了。

　　住了八九个月之后，我就到哥廷根去了。

　　在哥廷根，去念学校，其实听也不大听得懂，只是想念个学校挂个名字，这样旅行起来也方便，很自由的。按时间到学校去，一到下课时就又走了，那同班的人都互不认识。那时，我听社会科学、哲学……学生都各自住在外边。我的房子主人是贵旅，从前当过军官旅长，他的老婆也是贵旅。那老头六十几岁了，常常和他谈谈贵族的事情。住了大学的学生连街上的警察都不管，干错了事，警察看看护照就算了。

　　哥廷根城小，中国人多，常常接触，谈中国话，德文可就糟糕了。

　　早已参加了（革命）工作，在柏林开支部会，那时共产党员只有七八个。周恩来到巴黎去了，另外张申府、高语罕、孙炳文、夏秀峰、雄熊、熊锐、李季、章伯钧、廖焕星，廖的老婆是个德国人。邓演达那时到德国留学，同我们在一起。我学外国语搞不习惯，没有从写从读书着手，所以结果说话差不多，而在读书的时候，就吃亏了，后来慢慢的翻字典，可以读了，读的都是马列主义。在德国当时，马列主义的书籍到处都出得很多。

　　在哥廷根一年，我又回到柏林去专门做革命运动，做学生会运动，还办了报纸。在柏林有学生会的组织，里面分成两派，一派是反对革命的。一派是革命的，大家来争这个学生会。结果争来争去的，打架打官司。我们那时是想争来做一个宣传机关。

　　德国的共产党，学生运动，都做得很好。当时共产党的书记就是台尔曼。经过配合，有什么事我们就去参加，譬如在援华运动以及“五卅”召集的群众大会上。

　　那是一九二五年。一次，因为保加利亚一个反动派的人物岑可夫被农民党刺死了，许多人因此被捕。我们为了要援助他们，在柏林城一家咖啡店里开会。那天到会的有三四十人，哪一国的都有。才开了不久，警察便来了。一下都给捉去，捉去就要坐牢。我们是外国人，样子又是学生……不过，那还是头一次看到外国的监狱，和中国的就不同，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有一点点的小窗子，透进光线来。那监狱是很高很深的，几层楼，把我们一下关到顶层上去。房内有一铺，一个外国人解手用的马桶，一个盘子，还有一只椅子，其它什么都没有，门上了锁。吃饭的时间把那一份黑面包、红豆豆送来。因为住的时间很短，我也没有吃他的东西。我只住了二十八个钟点，一天一夜多一点。后来就审问，一看有护照，他问，我们就回答是开学生会。那时外面还有很多人，没有参加，没有被捉去，就活动中国学生会来援助，中国大使馆就把我们保释出来了。

　　一般讲，在那里，德国人对中国人是比对日本人态度好，一般都希望恢复关系和中国做生意。那时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还没像现在压迫得厉害，党是可以取得公开活动的。

　　在中国学生中间，真正属于革命者是少的，中间派不即不离的多，真正坚决反对革命的也少，只是讨厌你这一套。我出来后，还是在柏林做革命运动，作文章，写报印报。那时出了几个月的小报，《政治周报》，是油印的，每次印二三百份分发。争学生会，发传单。在“五卅”、孙中山的死、孙中山的诞生纪念日，都有很大的运动，都印有油印的德文宣传品……这些工作都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和很多同情者做起来的。在柏林，我们组织有国民党的支部，我们都参加进去，而且领导了它。当国内在广东开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时，我们的支部就派了高语罕做代表回去了。

　　我第二次又被捕，就是“五卅惨案”发生，传播到柏林，为了援助上海的罢工，开了很多的工人大会。我因为参加了一个德国共产党召集的大会而被捕了。因为有前一次的案在册，这回他们也不审问我了，好多德国的工人团体去法院里起诉，说“是我们开会请人家来的，为什么把人家捉起来？”要求放出来。可是，这时中国的公使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就不管我，不再保释我了。这样我的护照被扣去了。

　　当时孙炳文还在哥廷根。

　　德国、法国都同时赶出这样一批人来，经过美国革命者抚恤会的帮助和办理护照买船票。这个组织很大，是共产党的外围团体，它有着捐来的款子，专门帮助世界上坐牢的革命者。公使馆不管我们了……这样，我由波罗的海到苏联去了。

　　我从德国这样被赶出来，非常痛恨。不过在这几年中间，脑筋思想都大大改变了，坐在帝国主义家里来看帝国主义，倒是清楚一些。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我读过了很多这种书籍。在这“休养”时期，重新准备的时期，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检讨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

　　附：愿终身为党做军事运动

　　季子、莘农同志：

　　我前一星期两函，谅已收到。转托中国代表（驻莫的）②一封介绍信，往德共总部，使我加入他们的军事组（此事可能否）研究数月，即来莫入东方大学③，再入赤军④研究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此种计划，在莘农同志留德时已定，我始终竭力办此事，均未有效。去冬欲偕莘农同志往莫，莫方以额满为拒，德组⑤为申送事，逼得治华⑥出党。今岁法组⑦送五人到莫，接任卓宣⑧同志函，法组送四名，德组送一名，熊锐⑨或朱德前往。那时我已准备来莫，后又未果。似此种种困难情形，看来或是我党员资格太差，或是我行动太错，不能来莫研究，或同志中有不了解我的，说我是军阀而官僚而小资产，终不能做一个忠实党员的吗？以上种种疑误，是我的环境使然，不明我的真相的人，决不晓得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我现在决心两月以后即动身来莫，如东方大学准我入，我即加入听课；如不许我入，我亦当加入莫组⑩受点训练，即在外住几月，亦所不辞。治华倘然与我同来，惟住房子的问题是不容易的。如不许我入校，那就要请你们帮我觅得住处，我一定要来。如以后不能住了，我即回中国去，专为党服务。以上所问，请你俩不客气地、爽爽快快地答应我。或可能入校，或可能租房自住，二者必求得一，我心即定了。莘农同志何时归国，亦祈示知。此间数月来，为民党（11）工作及改组学生会（12）运动，颇生趣味，亦收点成效，惟荒了我们的主义研究，亦属可惜。我正月移居柏林，专为民党活动，经理报务，也印出一小本《明星报》（13）来。对外发展是很困难的。专此作为革命的敬礼。

　　旅莫诸同志统此问好。

　　朱德　顿首

　　三月七号

　　注：一九二二年十月，朱德赴德国留学。同年十一月，在柏林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朱德为赴莫斯科学习写给季子、莘农的信。

　　①季子指李季，莘农指陈启修。是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党员。

　　②中国代表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③东方大学，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九二一年创办于莫斯科。它的任务是为苏联东方各共和国培养干部和为帝国主义殖民地、附属国培养干部。三十年代末停办。

　　④赤军指苏联红军。

　　⑤德组即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旅德小组。

　　⑥治华即贺治华，又名贺稚华、贺稚。

　　⑦法组即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旅法小组。

　　⑧任卓宣，一九二三年时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任中共旅法组织负责人。一九二七年被捕后叛变。

　　⑨熊锐，当时在德国留学的中共党员。

　　⑩莫组即中国共产党旅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

　　（11）民党即国民党。

　　（12）学生会指中国留德学生会。

　　（13）《明星报》指朱德主编的油印周刊《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