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投身军界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
在教书这一年中间（一九〇八年）世故人情更懂得多了。对社会上新旧势力的斗争，政治上各种阴谋压迫都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新的发展感觉到更需要，于是下了决心到云南去。决心是怎样下的呢？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那时候云南靠近边疆，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防地带。那时清政府也看重这里，提倡治边了。当时就下了决心。那正是云南办新军的时候，多半是由四川调去的人。我去的时候，家里是不知道的。我只告诉他们是到成都去读书。等到后来到了云南，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让他们知道我在成都和一些同学会合同路去云南。我走嘉定（乐山）、叙府（宜宾）、昭通、东川，到昆明，全是走路去的。到云南省城时，新军正开始成立一个混成旅，一面改编，一面招募。陈二安带着四川的武备学堂弁目队和一些军队过去。
我们走了很长的路，到云南一看，与四川不同，文化经济发展得都较落后一些。社会聚集着很多人，十分之三四都是四川人。做生意的，做官的，当兵的，做工的，都有，他们四川向云南流入。我到了昆明，开始在新军里找事情做。我什么事情也没找到，后来到一个连里去当司书录事，干了一两个月，就去进了学校——云南省城同四川差不多，设有学校，陆军学校、测量学校、师范，中学，小学。过了一两个月军队生活就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学校的，本来就是同盟会的一批人。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来的，政府一面不敢用，怕他们，一面又不得不用。结果这班人才很艰苦地创办起来了。学校的规章与日本士官学校一样，生活很苦，同士兵一样起居，饭食、进操都是一样，只有上课不同。管束得也很严，完全是新军队生活，非常之严。头一个学期差不多是补习普通科学。每天上六钟点的课，下两钟点的操，学些普通科学。在这些方面，我都获有些新的心得。讲武堂很着重打靶唱军歌，打野外，完全是现代化的训练。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服，又没有什么挂虑。家嘛，离得老远，也没有亲戚朋友——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习的时期，差不多六个月。普通科以后一年，是专门学军事，学的战术、兵器、筑垒、地形、交通、军制、卫生等科。
这一年学习得很有一个样子了。普通科学也有很大的进步。军事学也还不错，在一般同学中间，有很多连普通科学以前就没学过的。这时，在云南一般革命的动向更长大了一点，传播得厉害。对革命的思想，普通教习也好，军事教习也好，差不多都带有鼓动宣传的色彩。进步的学生在这时就比较团结了，一部分来做革命运动，其余的也无人反对。
第二年（一九一〇年）就专门学军事了，归正科（也叫特科）。我们是学习步兵的，就这样一直到辛亥年（一九一一年）毕业。
学校也没什么学期，就是那样一天天的学。有时候是星期天出来，有时候也没得出来。经过这段学习，等毕业时，对一般国际问题，都有了相当常识。在我们刚入学校的时候，穿过国界的滇越铁路——那是法帝国主义来侵略的一条动脉——修通了，亡国的刺激澎湃着，一般宣传刺激都很深刻地印在脑子里。同时这个学校还没有带上一种官僚腐化的习气。一般办事，都富于革命倾向。李经羲（时任清朝云贵总督）等想把学校抓去解散归并，可都没做到。李根源当监督，对于学校帮助很大。学校还有督办，校长是个只挂名的。开头是杨伯纯，以后是高尔登，高是一个道台，是日本士官学生。没多久，高去了。以后就没了校长。负责的就是李根源——这些人都是同情于同盟会的。整个差不多都是同盟会的人在那里办。好处就是肯实际干，一切动作都是实际化。拼命地练，很艰苦的……
我参加革命运动，是第一学期后。那时大家都在搞同盟会的小组，我们那一个小组的现在只有范石生了——学校里一般都是参加革命的。就是辛亥年，反对的也很少。两百人中间从前也只有七八十人。那时是秘密的，搞不好就给捉去杀头。不过，国民党的组织与训练是从来没有怎样严密过的。只要几个人感情好，就搞成一组。那时候三民主义已经出来了，主要是讲民族革命推翻清朝，民族独立。当时那些组织在各方面都有活动，都有一些联络与来往。上面是上面，下面是下面，整个新军队伍，一般都倾向于革命，所反对的仅仅是那一些官僚、地方巡防军。但是那时官僚是相当腐败，新的不和旧的来往，旧的也一个不到新的这边来。形成一种不同的隔绝。这时有一个好处，才创办新军。有一个师长，叫崔文良，一共换了三批，第一批是由四川锡良那里带来的，他们虽说不上同情，但一般是不反对我们的。后来他们被赶到东三省去了。第二批北洋派来的，新军成立了十九镇，这时我们也要毕业了。后来又来了一批新的，在北洋军阀中很有势力，很厉害的一批。云南的新军，第一批都是四川人，二批是北方人，三批也是北方人，变迁很多。军官换来换去的。在这时革命浪潮是很高涨的。外边官僚势力的防备、压迫也渐渐厉害了，道台们就造谣说：
“这讲武学堂养了一批小豹子，养成了出来，哪里能不吃人！”
从前拖根辫子的——我们学校却同外国的差不多，在清朝时，就把辫子剃光了。当时像这样干的还只是我们一个学校而已。
当时我最爱练体操，尤其器械搞得很熟练，在学校里算一个好手。一个老弟兄经常去教同学们，学也比旁人学得快一些，在那里，李烈钧、唐继尧还当过我们的教员呢。这时，也可以说是一个学习时期，也可以说是加入革命时期、运动的时期、当兵的时期。两年中间当兵背背包、跑步，比起现在“抗大”要苦得多。开始学校也还有点打人骂人，遭到学生反对，给反对掉了。那时在军队里，也还一样打人。我们那一班，是跟着大家一起毕业的。那时，学校分为甲、乙、丙三班，本应该甲乙班先毕业，他们是军官班，我们是学生班，他们比我们来的晚，去的早，搞到七月，双十节武汉起义前，我们就也抽出来跟着甲乙班一起毕业了。
注：本章各节摘自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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