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不是出路
我们开始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校，那一年（一九〇八年）只有五个人：张四维、李绍沆、刘寿川——就是到日本去过一年回来的，还有田玉如，是个拔贡，他当校长。都从成都毕业回去的。
当时正是改革的时候，新旧关系非常冲突。从前都是秀才举人，管理着书院，现在官家要办学校，要叫他们交出来，他们便不高兴。他们还聚集着那些顽固绅士——旧势力很大，来反对我们。这学校也是从很多斗争中间办起来的，我是既当庶务又当监学，又当教习，教体操。一年拿一百二十吊钱，差不多够一百二十块钱。还要拿钱回家。教了一年就吵了一年。
后来听说县里那一年出来的人才很多，现在有当团长旅长的。吴绍伯这时没有在一起，他去学蚕桑搞实业去了。这一年得到很大的经验与教训，是科学和封建的斗争，时时刻刻在暗中勾心斗角，一切龌龊事都来了。比以前听说到的多得多了。那时，那些封建的绅士们写了首打油诗毁谤我们说：
“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
这一年也学得好多办事的本领，管经济、庶务，还管学生。别人挤得很凶，虽然钱少，可把别人的位置占了，在县里就成了面子上的人。过去是一个很下层的人，农民的儿子，现在当了县里最高学府的教员，已成为很上层的人了。
那时的潮流还是变法的，康、梁改良派与革命党二派并进的（当时的潮流是民主改良派康、梁变为保皇党，又名立宪党，主张君主立宪；另一派是民主革命派，主张推翻清朝，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环境变迁也很迅速：譬如由科举到办学校一般的人还不敢出来，只有进步的人敢出来，这些人的的确确的是上了新的道，虽然说是没有完全成功。
不过变法在乡下、县里也还受到很多的阻碍。
我当了教员，因为不是什么世家大族，又没什么学问，就下台了，就是不能再做下去了。我走了后，那四个人有的走了，有的还在，因为有的地位高一些，刘寿川、田玉如就去了顺庆府学校了。
从封建社会慢慢出来，再回去是不可能的。第一年（一九〇九）便下了大的决心，要去干军队——那时候说国家将亡了。农民暴动相当多，不过不在那一块，像红灯教、白莲教、与蛮子造反，反对洋人，都是一种自发的农民斗争，也有教门组织的。是民主宣传得厉害的缘故……甲午之战，宣传得很厉害。以后八国联军，法国占安南，俄国占中东路，更是危险了。那些年，局势一年比一年紧张，清朝不得下台，喊得紧……当时，说铁路修通了，到云南，便认为最危险的就是东三省和云南了。东三省太远。第二年便决心去云南，家里不知道，知道一定不叫出来。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我就绕道成都去云南了。在小时候，一面读书便想出外面去，等到了外面更想了，这样的决心现在就实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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