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朱德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9年8月
【内容简介】
本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编辑整理，集纳了朱德1937年春在延安先后接受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即海伦·福斯特·斯诺）访问时关于他个人生平的口述记录，及其亲自撰写的反映其生平经历的文章等。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德的心路历程，他的人生轨迹，他的充满艰难险阻、曲折坎坷、暴风骤雨的斗争道路，和在火与血的洗礼中铸就的伟大人格。
目录
开篇自述
附：关于朱德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诞生在琳琅寨下
开始读书
师从席聘三
参加科举考试
上新学堂
教书不是出路
第二章 投身军界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
参加云南重九起义
北上援川
滇南边界游击战
护国讨袁之役
陆军泸州
护法战争
附：赠昙华寺住持映空和尚诗文
逃离云南
在上海会见孙中山
附：在启程赴欧之前
第三章 天涯寻正道
去欧洲一路见闻
留学德国
附：愿终身为党做军事运动
留学苏联
第四章 大革命中
策应北伐到万县
创办南昌军官教育团
附：致孙炳文夫人书
第五章 保存火种
南昌起义
南下受挫
在困境中与范石生合作
智取宜章
打垮许克祥
暴动烈火遍湘南
第六章 星火燎原
井冈山的斗争
进军赣南、闽西
第一次反“围剿”
附：一九三一年春的一天
第二次反“围剿”
附：横扫七百里
第三次反“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
第七章 长征两年
开始长征
附：爱兵如子
同张国焘斗争
附：“临大节而不辱”
率军北上
从苏区到长征中的生活
到了保安、延安
附：朱老总和战士
第八章 跃马太行
复我山河，保我民族
太行前线寄家书（三封）
为母亲度饥荒求捐助信
《重逢》
华北抗战的总结（节选）
附：朱总司令在太行山时的一些情况
第九章 延安岁月
关于部队生产的一封信
给女儿朱敏的信
回忆母亲
关于建设迫击炮分队及兵工生产的意见
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两次发言
附：周恩来为朱德六十寿辰的贺词
致艾·史沫特莱女士的信
我相信可以亲自看到中国革命获得成功
第十章 走向胜利
关于晋察冀军事工作的报告
关于军工生产等问题的报告
关于准备战略反攻问题的信
视察晋察冀野战军和冀中等地后的信
我把功劳往下面推
打长春可强攻或长围
在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的四次讲话
附：亲切的关怀，难忘的教诲
附：军事工业的奠基人
第十一章 心系祖国振兴
对美帝侵朝战争的对策
关于新疆工作几个问题的答复
加快建设海军的防卫力量
兵工生产同民用生产相结合
提议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候选人
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
在七千人大会中的讲话
给儿子朱琦的信
揭发林彪的问题
附：最后十年
附：永记父亲的教诲
大事年表
编后记
开篇自述
我于一八八六年生在四川省仪陇县的马鞍庄。我家是穷苦佃农。为了一家二十口人的生活，我们租种了二十亩地。我六岁时，进了一个姓丁的地主办的私塾。为了上他这个学，他要我交学费，还待我特别坏，就好像他是在办慈善事业似的。我食宿都在家里，每天要走三里地去上学。放学后，我还要干各种各样的活儿，例如挑水放牛这类的事。我在这所学校里学了三年。
后来，这个大家庭在地主的压迫下没法活下去了，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我们分了家。我过继给一个伯父，就跟着他到大湾去住了。我亲生的父亲对我很不好，可是这位伯父却像疼亲儿子那样疼爱我，送我去上学，学了六七年的古文。我是我们家惟一受过教育的，为了要上学，我只好一面读书，一面干各种活儿。
我在一九〇五年考过科举，一九〇六年到了顺庆县，在一个高等小学里读了六个月书，接着又在一所中 学里读了六个月。一九〇七年我到成都的一所体育学校里学习了一年，然后回到家乡仪陇县，在县立高小教体育。一九〇九年，我到云南省会云南府，进了云南讲武堂，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我才离开那里。我那时的志愿一直想当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可能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要求很严格，所以我能被录取，感到很高兴。
我一向崇拜现代科学，觉得中国需要产业革命。我小的时候，听到织布的以及其他走街串巷的手艺人讲太平天国的故事，给了我很大影响，那些人在当时是新闻的传播者。由于有了革命的想法，一九〇九年我进入讲武堂不到几个星期，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党——同盟会。
一九一一年，我当时是个连长，跟随有名的云南督军蔡锷率领的滇军，参加了推翻清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十月十日在武昌开始的，二十天以后云南也举行了起义。同年，我被派往四川和清朝的总督赵尔丰作战。我们打败了赵尔丰，第二年的四五月间回到了云南。一九一二年下半年，我被任命为云南讲武堂的学生队长，在那里我教授战术、野战术、射击和步枪演习。
一九一三年，在蔡锷部队中我被任命为营长，在法属印度支那边界驻扎了两年。一九一五年，我升为团长，被派往四川去和袁世凯的部队作战。打了六个月的仗，我们胜利了。随后我升了旅长，部队驻扎在四川南部长江边上的叙府和沪州。我的部队是第七师的精锐部队第十三混成旅（后改为第七混成旅），在当时是有些声望的。可是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作战中半个多旅被消灭了。我在这一带驻扎了五年，不断地跟听命于北京段棋瑞政府的卖国旧式军队作战。
一九二〇年年底，我回到云南府和反动派唐继尧作战，这时蔡锷已经死了。蔡锷是南方最进步的共和派青年领袖之一，他对我有很大影响。是他第一个举起反叛的旗帜，反对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保卫共和国的。
一九二一年九至十月，我当上了云南省警察厅厅长。那时，唐继尧卷土重来，他追了我二十天，我还是带了一连士兵逃了出来。另一个同伴也带了一连人和我一起逃走，但他被唐继尧捉住，受刑致死。我带领一连逃难的士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线正是后来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渡过金沙江，到打箭炉附近的雅州，在会理州停了一下，然后进入四川。我先到嘉定，然后去重庆，受到督军刘湘和重庆警备司令杨森的接待。一九二二年六月还和他们一道看了龙船会，这两个军阀后来当然受到过红军的进攻。但是在当时，刘湘并没有悬赏要我的人头，却急于要给我一个师长的位置，我谢绝了，因为我已决定给自己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去找共产党。刘湘所以对我为他效劳感兴趣，是因为我的特殊战术已经出名，令人害怕。我这一套对付专制军队很有成效的战术，主要是驻在印度支那边界时，跟蛮子部落和土匪作战的经验中学到的机动游击战术。我和军队逃兵纠合组织的流窜匪帮打过硬仗，从中学到的经验，特别有价值。当然，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里得到的知识结合起来。
我带兵的特殊战术是这样的：我本人身体健壮，可以和弟兄们共同生活，跟他们打成一片，从而获得他们的信任。每次作战，无论大小，我总事先勘察地形，精密计划每项细节。我的主要战术一般都很成功，因为我细心处理一切，亲自领导部队。我总是坚持从各方面弄清敌人阵地的情况。一般来说我和民众的关系很好，这给我很大帮助。蔡锷以其指挥战术著称，他教了我很多东西。那时滇军是新式军队，有德国步枪作为武装。我认为对于指挥员和战士都很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对政治形势的了解，这样，他们就会有为主义而坚决战斗的高昂士气——你仗打得越多，就越能掌握局势。
我在四川离开刘湘以后，就乘了长江的船顺流而下，去上海寻找共产党。这时，中国已回到军阀的封建主义时期，前景是十分暗淡的，我感到非常泄气。我在四川当军官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二〇年，我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但一九二〇年底回到云南时，在从唐继尧手中逃出来以前，我买了一些戒烟药、一九二一年向西康进行第一次“长征”时开始戒烟，在去上海的船上，继续戒烟。到上海时已经戒得差不多了，在上海广慈医院又狠狠地治疗了一个星期，最后才完全根治了。
一九二二年我离开四川去寻找共产党时，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同党组织进行联系，只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得联系上。事实上党还只是几个月前才组织起来，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对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兴趣，是在自己读了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后引起的。惟一的其它影响是跟留法归国学生的几次谈话。我驻在四川的时候，凡是我能找到的有关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材料，我都读了。在此之前，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为在中国实现共和以及孙中山的民主而战上。但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后来全国陷入劳民伤财的军阀混战，使我大失所望。我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深入进行，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彻底。俄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给了我希望。
在上海，我找不到共产党，因此就到北京去继续寻找。当时孙中山的机关报《民报》的编辑也和我一起去寻找共产党。但是，在北京我的运气也依然不佳，仍然没找到共产党，于是，我又返回上海。这样，在一九二二年这一年，我从南方到北方，又回到南方，到处乱跑，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马似的。北京给我的主要印象是国会的腐败和荒唐可笑。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又遇到很多学生，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同旅行，他们的行为给了我很好的印象。
回到上海以后，我见到了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以及其他国民党领袖。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真诚、坚决、明智的领导者。他要我去四川打陈炯明，我拒绝了。他又要我到美国去，可是我的兴趣是去德国研究军事科学，亲眼看看世界大战的后果。九月，我乘船去欧洲，途经新加坡、马赛，然后到了巴黎。在埃菲尔铁塔上照了一张俯瞰全城的照片，颇感得意。
在柏林，我遇到了周恩来（现在是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和其他同志。我总算在柏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十月，我到达柏林，当时我大约三十六岁。我一找到了党，便立即加入。这是一九二二年十月的事。
在柏林我呆了一年，学习德文，然后去哥廷根，进了一所大学，学了两学期的社会科学——部分原因是为了掩护我继续呆在德国。在德国期间，我坚定地干着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我们在柏林，组织了一个国民党支部。中国青年党是国家主义政党，当时，学生分成了两个阵营。我同时主编了一份油印的《政治周报》。邓演达当时也在那里，后来他组织了第三党。我出席了世界学生大会。一九二五年，因与钱柯夫案件有牵连，被德国警察拘捕。钱柯夫是保加利亚的一个反动派，有人想在大教堂里炸死他，许多人因而被捕，共三十人，其中有三四个人是中国人，这是我第一次遭逮捕，不过只有二十八小时。一九二五年在柏林，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那是因为我参加了共产党为声援“五卅运动”而召开的大会的活动。第二次被捕只拘留了三十小时。因此，我为革命而坐牢的纪录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总共不过是五十八小时。那时候，我跟许多在德国的印度人一起工作。许多国家的学生出席了那次的学生大会，我结识了不少朋友。由于这些活动，我终于被赶出德国，我就到欧洲各地游历，去了苏联，直到一九二六年才回国。
回国后，我从上海到汉口，再到四川万县。党派我去指导四川的军事运动，到杨森的部队中做宣传鼓动工作，因为我是杨将军的好朋友。这些军队曾是吴佩孚的部下，杨是吴任命的，他反对国民党的北伐。然而，我终于把他们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十军。我当上了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兼任国民党党代表，或称政委，但未担任军职。一九二七年，由于杨森态度仍然动摇不定，他的军队虽然表面上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实际上始终和北方敌人有联系。湖南的唐生智奉命率领国民党军队去打杨森。我就在这时离开了万县，到了江西。
一九二七年一月，我加入了南昌朱培德的部队，被任命为南昌军校校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这个职务我一直担任到南昌八一起义。我帮着组织这次起义，它是在我这个公安局长的保护下策划的。起义后，我被任命为新九军的副军长，该军是起义过程中组成的，大约有三千人。国民党的第十一、第四和第二十军也参加了起义。
当时，我和周恩来、贺龙、张国焘、刘伯承、林伯渠、林彪、徐特立、叶挺以及其他革命同志等一同工作。毛泽东那时不在南昌，我到后来才见到他。
我接着率领部队到了广东海陆丰附近的东江地区，我是革命军右翼的司令。我进攻梅县的三河坝，叶挺和贺龙进攻潮州和汕头。我们在这些地区同时失败后，我退到福建，然后转江西、湖南。到那时，我的第九军大部分弟兄都牺牲了。我只有总共一千二百个弟兄，其中包括许多从贺龙和叶挺部队败下来的散兵。
我接着参加组织一九二七年的湘南起义。我们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举起红旗，上有锤子、镰刀和红星。在湘南起义中，我们第一次在我们旗子上用了红星。六个月后，一九二八年五月，我到了江西井冈山，部队增加到一万人。就在这个我们准备建立第一个根据地的井冈山下，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这是一次非常令人兴奋和愉快的会面。
在湘南起义之前，毛泽东的部队在一九二七年冬季就上了井冈山。一九二八年以前，我和毛泽东的惟一的一次联系是我从广东东江地区撤退之后，他派他的弟弟毛泽覃来和我取得联系。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毛和我把我们的部队合组成新“第四军”，所以用这个名字，是为了保持国民党第四军“铁军”的大名，它在大革命时期是我们的革命堡垒。我被任命为第四军的军长，毛当政委。我们在井冈山上呆了六个月，击退了三次想消灭我们的进攻。这时彭德怀在平江起义之后也到达了井冈山。一九二九年，我们留他驻守井冈山，毛和我率领部队去江西南部、福建、广东、湖南，进行建立苏维埃的长期斗争。从此以后，我的经历只不过是红军历史的一部分。
至于我的私生活问题：在参加共产党的斗争以前，我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死了，第二个还活着。第一个妻子生过一个儿子，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一九三五年长征的时候，我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儿子，那时十八岁，为了保全性命，已逃离住地——他母亲的故乡，叙府附近的纳溪。我这第一个妻子是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员，有支持革命的进步思想。我们结婚的时候，她十八岁，我二十五岁。我的第三个妻子是一九二八年湘南起义时期和我结合的，名叫伍若兰，后来被湖南省主席何健捉住砍了头。我现在的妻子是康克清，是在一九二八年同我结婚的。
关于我有百万家财的传说是不确实的。在云南我是有些财产，但不多。我的妻子也稍稍有一点。但是，一九二一年我被迫逃走时，我的财产全部被唐继尧没收了。
我很佩服两个德国人——兴登堡和麦金森，后者是运动战专家。福煦将军在保卫法兰西方面也建立了赫赫功勋。当然，苏联的红军将领们现在都是有经验第一流的，例如加仑（布卢彻）。
在老派将军中拿破仑算是不错的。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他，也喜欢乔治·华盛顿。美国革命中农民志愿军的成功史大大地鼓舞了我，我知道将来总有一天中国农民也会像他们那样，为自由和独立而战斗。
在中国，我一向钦佩云南的蔡锷，他是现代军事科学早期最优秀的专家。而在政治方面，我一向敬服孙逸仙。
中国士兵并不坏，是军官坏，不称职。中国士兵只缺乏政治训练。如果中国士兵得到适当的训练，他们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因为他们能吃苦，在精神和肉体上能忍受极大困难，要是在别的国家，早就丧失战斗力了，可是他们却能保持士气，正如中国苦力在吃苦耐劳方面是举世无双的一样。
注：本文是朱德一九三七年五月与美国记者尼姆·威尔 斯的谈话。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一年版《续西行漫记》。
关于朱德
不像莎士比亚，孔夫子认为名字具有头等重要性。至少在朱德这个名字上是这样。这个名字叫起来很响亮，英文里应拼做JuDeh，因为发音是如此。这个名字很贴切，因为这个名字由于在文字上的奇异巧合，在中文中的两个字正好是“红色的品德”的意思，虽然当他在边远的四川省仪陇县诞生后他的慈亲给他起这个名字时，是无法预见这个名字日后具有的政治意义的。无法预见这样的事，否则他们早就会吓得把他改名了。
在南方的这些年月里，朱德指挥全军，打了几百次小仗，几十次大仗，经历了敌人的五次大“围剿”，在最后一次中，他面对的敌人，其技术上的进攻力量（包括重炮、飞机和机械化部队）估计超过他自己的部队八倍至九倍，资源超过他许多许多倍。不论如何估计他的胜败，必须承认，就战术的独创性、部队的机动性和作战的多样性而言，他再三证明自己胜过派来打他的任何一个将领，而且无疑建立了中国革命化军队在游击战中的不可轻侮的战斗力。红军在南方所犯的重大错误是战略上的错误，对此，政治领导人必须负主要的责任。但是即使有这种错误也很少疑问，要是红军能够在第五次“围剿”中哪怕以大致相当的条件与敌军对垒，结果就会造成南京的惨败——德国顾问也没有用。
从纯粹军事战略和战术上处理一支大军撤退来说，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率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的情况，这在前文已有描述。他部下的军队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之中，经受了整整一个严冬的围困和艰难，除了牦牛肉以外没有别的吃的，而仍能保持万众一心，这必须归因于纯属领导人物的个人魅力，还有那鼓舞部下具有为一个事业英勇牺牲的忠贞不贰精神的罕见人品。至少我个人是不可能想像蒋介石、白崇禧、宋哲元或者中国任何其他一个国民党将领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保全一支军队的，更不用说还能够在这样的考验结束时真的做到卷土重来，发动一场大进攻，在敌军为了防止它突破而从从容容地构筑了好几个月的防线上，打入了一个楔子。我走马西北的时候，朱德在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
难怪中国民间流传他有各种各样神奇的本领：四面八方能够看到百里以外，能够上天飞行，精通道教法术，诸如在敌人面前呼风唤雨。迷信的人相信他刀枪不入，不是无数的枪炮弹药都没有能打死他吗？也有人说他有死而复活的能力，国民党不是一再宣布他已死亡，还详详细细地描述了他死去的情况吗？在中国，许许多多的人都知道朱德的大名，有的把他看成是危险的威胁，有的把他看成是希望的明星，这就看每个人的生活地位了，但是不论对谁来说，这是这十年历史中不可磨灭的名字。
但是大家都告诉我，朱德貌不惊人——一个沉默谦虚、说话轻声、有点饱经沧桑的人，眼睛很大（“眼光非常和蔼”，这是大家常用的话），身材不高，但很结实，胳膊和双腿都像铁打的一样。他已年过半百，也许已有五十三四岁，究竟多大，谁也不知道——但是李长林笑着告诉我，就他所记得而言，他每次总说五十六了。这好像是他爱说的一个小小的笑话。李长林认为，他同现在这位夫人结婚后就不再记年龄了。这位夫人是个骨骼粗壮的农村姑娘，枪法高明，骑术高超，自己领导过一支游支队，把受伤战士背在身上，大手大足像个男人，身体壮实，作战勇敢。
朱德爱护他的部下是天下闻名的。自从担任全军统帅以后，他的生活和穿着都跟普通士兵一样，同甘共苦，早期常常赤脚走路，整整一个冬天以南瓜充饥，另外一个冬天则以牦牛肉当饭，从来不叫苦，很少生病。他们说，他喜欢在营地里转，同弟兄们坐在一起，讲故事，同他们一起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篮球打个“不厌”。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朱德向弟兄们讲话往往脱下他的帽子。在长征途中，他把马让给走累了的同志骑，自己却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
“我认为他的基本特点就是天性极端温和”，当别人请他的妻子康克清谈一谈她认为她的丈夫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性格时，她说道，“其次，他对一切大小事情都十分负责。第三，他喜欢跟一般战斗员生活打成一片，经常和他们谈话。
“朱德对弟兄们说话非常朴实，他们都能听懂。有时要是他不十分忙，就帮助农民们种庄稼。他常常从山下挑粮食到山上。他非常强健，什么东西都能吃，除了大量辣椒，没有什么特别爱吃的东西，因为他是四川人。他晚上非到十一二点钟不睡，早晨总是五、六点钟起床。
“他喜欢运动，但是也喜欢读书。他仔细定出读书计划，熟读政治、经济的书籍。他也喜欢跟朋友们谈天，有时也开开玩笑，虽然并不像毛泽东那样幽默。他一般没有脾气，我从没有跟他吵过嘴，但他在战斗中却要发怒。打仗时朱德总是在前线指挥，但没有受过伤。”我没有会见朱德的好运气，因为当他到达陕北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幸运的是朱德马上就被世界作家所注意，我现在竟有机缘得到一些最近的材料。“西安事变”以后，就有人到苏区去访问，威尔斯女士是第二个会见中国红军领袖的外国人，康克清上面这番话就是对她说的。下面简述的朱德自传，是朱德亲口对威尔斯女士说的，这改正了过去许多不确的记载。它里边没有富有戏剧性的叙述，这对于朱德是不公平的。正如威尔斯女士所说，“朱德决不会写出一部自传，因为他以为自己个人不能离开他的工作而存在。”但作为他的生涯的真实记载，下面的自传仍有无限的价值。……
朱德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他的自述。但这些朴素的话，是许多年不能想像的最最生动的人生经历的辉煌记录——这是一个大胆无畏和大公无私的故事，一个无比勇敢和智慧的故事，一个难以相信的苦难的故事，一个为着忠于一个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伟大主义而丢弃个人享受、财富和地位的故事。当这一时期的历史完全被写下的时候，上述这个简单的自传将长上血肉，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部历史的新页上涌现出一个人物——少数真正的时代伟人之一。
朱德的一生经历与中国民众的命运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他的一生中可以看出红军奋斗的原因。请容许我再引用威尔斯女士的话：
“红军是一支十分年轻的军队，为旧中国前所未有。对这支军队来说，朱德是稳定的象征，是同传统和过去历史间的联系，因为他在内地亲身经历了清朝以来整个革命运动的发展最缓慢和最根本的阶段。他曾经生活在中国内地两个最落后的省份——云南和四川。当沿海一带瞬息万变的变化传到这些一潭死水一样的地方的时候，这些变化必须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才能站得住脚。朱德与中国新军的许多领袖人物不同，他不是日、俄、德等国的‘留学生’。他的经历是土生土长，扎根于中国的内地，他所以能获得弟兄们的信任和中国旧式将军的敬重，这未始不是重要的原因。他熟悉内地从北到南的绝大部分地势，熟悉当地的民情风俗。
“朱德是在中国第一批新式军校里受到共和派名将蔡锷的训练的。他接着在法属印度支那边界和四川、云南和山间要塞担任卫戍任务时又学得特殊的游击战术，这后来对红军有很大的贡献。在政治上，他首先在一九〇九年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为民主政治而奋斗，接着加入了国民党，最后完全自发地寻找共产党，在一九二二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最老的党员之一。从朱德远道跋涉，到上海、北京、柏林找寻共产党这件事，可以看出他日后成为三次革命的领袖所具备的自发精神和坚定目标。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像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做是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它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它的生命。共产党所以能够对红军保持严密的控制，朱德对‘文职’领导的忠诚和服从，是原因之一。从朱、毛以下直到各级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没有发生军政势力之间的斗争。朱、毛的联合不是互相竞争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能接受命令，因此也能发布命令——这是革命军队的领导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因素。
“朱德的那种难能可贵的个性几乎能立刻博得人人的爱戴。看来产生这种个性的由来是他的谦虚，而这种谦虚也许又是渊源于他个人诚实可靠的品质。”
但是落入红军之手的人无疑把他认为是凶神化身。阶级战争不知慈悲为何物。关于红军暴行的许多传说现在已证明是不确的，但是，如果认为朱德不会由于“革命需要”而下枪决的命令，那就不免过于天真了。要完成他的任务，他必须完全忠于贫苦无依的人，在这个地位上，他不可能比他要授予权力和服从的群众更加慈悲。因此，除非你认为群众也不能杀人，否则，朱德决不是一个手上没有沾血的人，但是，你究竟把这血看做是外科医生的血还是刽子手的血，这就完全要看你本人的世界观、宗教、成见或同情心了。
反正朱德不是圣人，但是在他的自己人中间，在穷人——毕竟他们占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中间，他是个深受爱戴的人，他在一段的时间内，曾经高举解放的火炬，在那些为中国的人权自由而斗争的人中间，他的名字已经永垂不朽。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注：本文省略的“朱德自传”部分，即本书“开篇自述”的内容——编者）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诞生在琳琅寨下
在嘉陵江东，仪陇——一个山地里的县城。于一八八六年（是产生了“五一”世界劳动节的这一年），我就出生在距县城东七八十里，距观音河四十里中间的马鞍场琳琅寨下。因为家里是佃户，种人家的田地，也就是在人家那里生长的。环境很好，有着幽美的风景。山、水沟、水田、树丛——好多地主住在附近。那是一家大户，差不多几十里路都是姓丁的。我们家种的田地，也是姓丁的。位于半山上，山窝里一处独立家屋。多数正房是瓦房，耳房都是茅草房。后山及两侧是树木，屋背后是一片竹林。前面是一片水田，对面是山林及深沟。
祖籍是客家，从遥远的广东韶关，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到这里来，已经是第七代了。一直就在耕田，家庭却始终保有客家风味，到现在还说广东话呢。财主丁家拥有很多土地，有钱，是个相当大的地主，收约五千担租——我们家租的田种一年，除去五十担纳租以外，余下的将将够吃。家里有十几口人，从我出世就有十一二个人，有三百吊钱本钱作为压头，种人家的田地是要压头的……幼年时，家里一般说来都很勤苦，很有规则。祖母是一个能干的人，管家很好。祖父是个老农民，有经验，很勤苦，处处以身作则。父亲这一辈是四兄弟，也都种地，有的读过书也不多，认识一点点字。家里一年四季的生活，都是忙着庄稼工作，总是天一亮就爬起来。农忙时，晚上八九点钟睡。不忙时，天一黑就睡觉了，从我稍微懂得事起就是这样。
祖母是家庭里的组织者，什么事都是在她的管理和督促之下进行的。母亲很贤淑和气，有着一般农妇的强壮的体力。整天只是很有耐性地做着事——我们一共六弟兄，二姐妹，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自己算老三。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母亲生十多个小孩子。后来生下的女孩子，都没有要。她也从来不发气，不打人、骂人。这样多的孩子，没让人招呼过。同时，她还要种粮食，收拾东西，做饭……
人口的增多，要家里很节省才够吃，遇上好年成，有一件新衣服，不然就没有。都是吃粮食，从来没吃过白米，多半吃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油盐很少。十多二十个人，过年杀一口猪，管一年，只在过年过节吃一点，分起来不过一个人一块两块——我在小的时候是过房的，父亲是老二，我过给伯伯做儿子，我又成为一个独的了，以后也没分过家，在一块住，这样就是有两个父亲两个母亲了。过房这边很好，三叔幺叔也都很好。
因为家庭的勤苦，没有一个人敢懒，这对我影响都好——母亲整天忙着，从没有工夫去抱抱小孩子。我们都是在地下爬着长大了的，大了身体很强壮，能背能挑，还要种地。有时读书回家，母亲在做饭，我就去挑水了。家里管束很紧，谁也不闹什么，舒舒服服的。过年的时候，便由祖母分下一年的工。春秋四季，天还没亮，做饭的就先爬起来，在灶边烧饭了。然后祖父起来，大家起来，哪一个没起就不得下台，不起来不行。起来后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做饭的做饭，各有各自的任务，我们小孩子做帮手。有时上午去读书，下午去种地，农忙也有时半个月、一个月不去读书，先生也懂得答应我们。我们当小孩子的时候，什么都是自家做的。吃饭穿衣，纺棉花，织成布拿去染了，拿回来请裁缝缝了，油是自家种菜籽打的，还有鸦片叶子做的油，点灯是自己打的桐子油，什么都是自己做的。花钱就是花到买盐、纳粮、成租和纳典。鞋子都是自己做的。假如谁街上买东西回来，那会挨骂的。
祖父真是中国标准的老农民，到八九十岁，他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后来一直到临死的时候，他还是要种地。父亲、叔叔身体也都是健壮结实的。家里人很少害病。因为小时人多，劳苦分工，吃穿都有分派，不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心很少。对家里是惧怕的，不敢在大人面前……我小时喜欢捉鱼，门前池塘鱼很多，田里水沟头都有大鱼、小鱼，栽秧时，放鱼进去，我们家养的鱼很大，但田主不让我们捉，他却用网去打。家里照例是容忍的。我们小孩子就恨他们。
“为什么把我们的鱼捉去呢？”
还有那些果树，有很好的梨、胡桃、枣、李子。成熟了，老板要我们摘下送去；树林子柴很好，可是一根小树都不准砍，竹子也是一根也不许动的。
我们屋后生着斑竹、刺竹、贡竹、料叶竹。竹林里雀很多，有雀子、竹鸡……我和大哥、二哥常在那里玩。二哥是个怪人，会打枪打鸟，家里骂他，他也不管，那枪是防强盗用的土枪。他们还会拉胡琴、吹箫，搞得蛮好。我因为读书搞不好——他们因为我舅父家的影响，舅父是会吹唢呐拉弦子、给人抬媳妇的。他们家总是很快乐，也耕田。我们的快乐也有着这样的遗传的。外祖母穷得要死，可很舒服，不过我很少去，距离三四十里，叫柏林桥，我因过房给伯母，就有另一个外婆了，在新市场有四五十里路，去的次数倒多。
注：本章各节摘自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开始读书
家里从来没有人读过书，在这时，家里也还是富裕的中农时期，有吃有穿。除我们以外，还有人在做事，大哥、二哥，我们三个就读书了。那时才七岁——从前在四川读书，也不要多钱。四百个铜钱一年，白天跑着去，晚上回来，中午还要回来吃饭，是走读。头一年就读了一本《大学》，《中庸》、《论语》也读了，到了《上孟》、《公孙丑》那一章。
教书的先生第一个姓朱，教得不太行。蒙学还可以。对我很好。因为我最小，字又认得，又读得，这样读了一年。第二个先生，就是我们丁老板家的教书先生，更好一点，是个秀才。学校也很漂亮。有花园，有楼，在这里读书，就比较好了，读了两年，读完了《四书》、《诗经》到《书经》。先生对待我们还好。和那些地主儿子就不同。小孩子开了架就不得开交。我们体力强爱跳，但并不是乱闹。成天跳到黑，所以就是爱和人家打架。这两年一般说，还得了一些益处，教一些字，讲点诗对子，就是这些事，认得字也可以马马虎虎对一些对子，对得起来。学校里有十多个人。大学生作文章，小学生就作对子，这头两三年，那些地主儿子，是一个成器的也没有。
地主对待我们家里就是不理，虽然不是农奴制度，总是差一层。不大来往。每年请一二次，他们是来的，我们来往的朋友，都是穷人，也不在附近。
父亲他们都爱吃烟吃酒。我就讨厌，根本不吃。是因为母亲的关系。小孩子她都不让吃——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就是家里自己做的沙胡豆腐、干腌菜。在丁先生那里读书不久，两个哥哥去种地了。因为自己小，而且是过房，便继续读书，生我的父亲相当的好打人，严得很，两个哥都怕他。他喜欢我，我也不和他们在一堆。家里也都喜欢我，因为伯伯房里只我一个，都没人说什么。同时我的继续读书，也还有另外的原因——那时清朝政府腐败，苛税非常厉害，老百姓们都说：
“衙门深似海，弊病大如天！”
“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
三班八房之类差人，在仪陇县就有三四千人，都是吃老百姓，都是吃人脑髓的人。当小孩子时，家里都怕得要命。可是这些交粮催差的，就怕读书人。那么家里还是叫我读书了。
读书读到第三、四年，到了十岁（一八九五年）——家庭就发生了变迁。
原来我们种的地是两个主人的。这时一个主人就不要我们住下去了。我们就不得不搬家了。在那些时候，家中的人也多起来了，幺叔又生下了两三个儿子，小孩子就上十个，一大群了。土地这样一搞，没办法，就搬一部分家，分开做两处，我跟着伯伯和幺叔就搬到大湾去住了。
大湾那里是姓朱的老房和地，都是典当出去了的。——这时家里发展了一些。因为正是种鸦片烟的时候，鸦片之战以后，大家都在种了。这样家里比较富裕了一点。所以搬家才搬得开。这时存有百多吊钱，又向人家借了两百多吊，把大湾自己的田地赎回来。这样才住起来了。经过这个变动，家里又不大够吃了。也没有旁的办法想，搬了房以后，读书就不能在原来那个地方了。
新的先生就糟糕了，不好，又打人，还要背书，我也背不透，他也搞不来，读了有大半年就走了。不读下去了。那时我已经读了很多的书，怎么样能背呢？
家里也不懂这一套，什么先生的好坏，只知道在哪里住就在哪里读书算了。
大湾距离马鞍场又有五里路，十一岁这一年（一八九六），我就又到一个姓席的先生那儿读书去了。
师从席聘三
一八九六年，我十一岁，开始在席先生那里读书。
席先生名字叫聘三，是一个很懂得人情世故，很有情趣有骨气的人——他的思想是开展的，对于那些历史上的人物认为都是假的，把做官的人常常骂得狗血淋头。他还具有着浓厚的民族意识，虽然有着丰富的学问，可是他不肯考了，所以不是什么秀才，却真是好先生。中国历代各朝的事他都懂得，从二十几岁教书起，到这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周围的一些秀才、举人都是他的学生。我们在那里读书，当时他很高兴，因为学生都很好。我读了四、五年，很有益处。《四书》、《五经》也讲，诗、词、歌、赋也讲。还有《纲鉴》、《甘四史》，你要什么东西他就给你讲什么东西，到处都讲。那时候我比较聪明了些，又小，先生比较喜欢我。十一二岁，读书多，背到了一大串，读到了《左传》，讲也讲得来了大半。
这时国家也在由腐败中间变化着——从中日战争以后，大清的昏暗腐败，完全暴露了。那时“亡国”口号提得很高，“变法”的思潮也很快地反应在各处了。四川的情形呢？也一样腐败，做官的压榨老百姓是常事，剥削很厉害，卖官（又名捐官）也是常事。譬如：一个县知事，就要几十万块。那么他做上一任就要搞一两百万走。庚子①“八国联军”进京，清朝失败之后，更公开地卖官贿爵，土豪劣绅都像小说书上写的那样，这时农民经济也起了变化。国外经济的侵略已经因为长江交通的便利，而深入到四川来了。
搬家到大湾来，因为人少，同时自己也长大了一点，花在种庄稼上的时间更多了。一年差不多三四个月在种庄稼。六七个月在读书。席先生那里离马鞍场很近，离大湾有八里路，一天要来回跑四次，所以养成走路快的习惯。晌午回来肚子饿，跑得快，晚间回来怕天黑了，也得快。从前我就没上过街，现在从乡里走到街上，人情也懂得多了。以前一到街上，人家会欺负你，在琳琅寨那处风俗还厚道，地主作恶的还不多，到了街上就不同了，流氓痞子很多，要靠另一种本事来支持。这时，已经懂得问国家事。庚子事变，就是在这个时候。席先生也讲。就懂得四万万赔款。因为这些钱都是赔到地主农民头上来。他们就作为加租的理由，来加到我们身上了。戊戌、己亥、庚子，又连着几年都是天旱，简直天天吃小菜叶大麦高梁，那很可怜。
我在席先生那里读书，就有几个很好的朋友了。因常常要一起上街——顶好的是吴绍伯，是很好的一个人，道德品行都不错，书读得多，年纪也比我大，是学校顶大的，先生也很喜欢他。我们还是爱跳，读书也没用过劲，毛毛草草的。他们读通夜，那我是不干的，因为我晚上要睡觉，非睡不行，我就说：
“读通夜要命也不行！”
在这时进步相当快。先生好，抓得紧，文章、作诗要交卷时，一逼就一搞，拿得出来，很快。
戊戌变法后，就又讲究科学了，有钱的人买了些科学本子回来，如“五大洲”、算学都有，都是变法以后编的。还有两个地球仪器。一看，知识大了，晓得有世界，知道有个地球，还是圆的。
我开始学算学，我学的还不错——因为会打珠算，那是在丁先生那里就学会了。当时因为家里都不会挂账，算账家里很需要，先生教，就会了。加、减、乘、除都会了。所以算学一看容易得很，一直学到比例开方，我都觉得容易——以后慢慢读成大学生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脑筋里总有一个想头：
——是有一个世界，就想：去看看世界就好了！
可是没有盘缠也出不来。
那个同学吴绍伯，更有志愿，两个人打了很多主意，找办法。
当时我们也还受先生很好的影响。他爱喝酒，他佩服的是做事业的人，他说：
“人不做事业，没什么作用！”
他是那样洒脱的。认为要能做事，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便没有路，说神仙不是人做的，那是没有路的人，才去做。
……席先生又说：“皇帝就是那样，好人不用，有也是例外的！”他认为周朝是假的，他认为从古到今天，都是一样坏。他说做得好只是用人处事得当。他说历史上都是为了个人的……
这样思想慢慢开展了。那时对《四书》、《五经》、《史记》读得还不错，贯串得起来，有点本事。《甘四史》虽不能贯通，大致记得。那个同学吴绍伯更好，因为是个书香家庭，破了产的。我们没书，他家书却很多。还有他们有个经常跑成都的人，带些书给他们的儿子。可是他们的儿子小，我们便吃了便宜了。凡是新书都买来了，都是头一批的，还有米达尺、三角板……那时成都有一个算学馆了，我们借了学，都看到了，就拼命的来学算术，没有人教就是自己看书。这样眼光放大了，老旧的东西不太看得起。这个时代（信息）也传到了那里，如戊戌变法等，都是地方上在外边跑的人带回去的……那时只是打主意怎样到成都，到外面，这是我和那个吴绍伯天天所打算的。
在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我们晓得“富国强兵”的事没知识不行。对历史小说都看过，《三国》、《列国》都看过。先生还给批评，还带着去看戏——街上每年唱大戏，还有木脑壳戏，小时候爱看。那样难看，很吓人。还有“木脑壳加肉脑壳”，是把小孩子掮在肩膀上，同木脑壳人一齐耍……这样戏在有几家住房的山梁上，也可以唱。还唱青苗戏，那是在栽秧以后起，各山上都唱。还有还愿戏、皮褡褡戏……每年常常不断地唱上五六个月，个把月。那里有四个会馆，是西湖人的禹王宫、江西人的万寿宫、广东人的龙母宫，大家共有的关帝庙、张爷庙。这些会馆都有田地，绅士们再凑上钱，彼此竞赛似的接连着唱。三吊钱两吊钱，就唱上一天。这些戏给我印象很深，从中间得知识不少。上十岁后就懂得看了。席先生带着去看戏，在街上还一面批评着，像《封神》、《三国》、《聊斋》、《说岳》，折一折的唱。对于《聊斋》，他相信是假的，他不信神，他常常说：
“靠不住，靠不住。”
关于神，我家供的是观音菩萨，早晚是都要烧香的。家里都不太信，祖母比较信，其余都是马马虎虎，不过烧香却是读书人管的事情。小时候我就不得不烧了很久，每次在天地、祖宗灶位插上四根香。
在街上几年，世故人情都通了。从最下层到最高层你弄我我弄你的那些曲折道理都清楚了。那是十岁到十七八岁的时候，还是过着清苦的生活。整天上梁下梁的来回跑路。思想变得复杂得很。脑子里充满历史古书。民主思想有一些，觉得皇帝十分要不得。要变法，觉得外国好一点，资本主义思想侵入了。对于清朝皇帝官员不满意，因为宣传和事实都是很厉害。在社会上一般的不敢说，总之不满就是了。那时，听到说：读书可以进高小、中学、大学，再出洋，总是这样想着。至于出洋回来做什么呢？总有事做吧，考官费考不取，上小学、中学，又没钱读，不得不另外想办法了。
那时给我很深的一个刺激的：是吃大户——当时四川经济很发展，相当富足。可是庚子的连年天旱，很多破产的农民，就只有吃大户了。我正在席先生那里读书的时候，有六七百人来了。我们都吓得跑了。那里面都像叫花子，穿得非常褴楼，破破烂烂，男男女女带着小孩，带着杆子枪，来要吃的，给他们米就走……有的地主去报告了官，前两天来的都规规矩矩走过去了。可是这两天来了百多个官兵都是红马褂，拖着辫子，用马枪。有戴着水晶顶的官，打着大头包巾的，对襟盘花马褂，下罩着长裙。兵来了，绅士们去迎接，我们就跑了，不敢看，那种气焰真是势凶恶极。兵来了就把吃大户的打了，还杀了些。就都跑散了，很可怜，四五十里血水成河……
那时因为有长江交通，四川开通早一些，同时也是四川一般说来相当有钱，拿出去换东西。在乡下都开始看到打洋伞穿洋布衣服，用洋货，种鸦片，用外国染料了。
同时却有很多地主与苦力吃鸦片，弄得家败人亡。
老哥会（哥老会）流行起来——譬如有组织地吃大户，不管城市乡村都充斥了流氓、地痞。因为农民失业破产，流浪出来的人是整批整批的。农民破产，变得贫富悬殊。稍微有钱的人，就如同做了皇帝，坐着轿子走来走去。四川苦力原有两种，就是挑子背子。有句俗语是：
“背老二，挑老三，驮骡子就是大老官！”
现在在城市里却另外充满“烂巾巾”（乞丐），成都就还有几千“光冬冬”——这是一丝衣服不挂的穷人。如在成都各门找个石岩住下，生下来的后代小孩也还是“光冬冬”。还有河上、江上，还有几十万船拐子，没有衣服穿。自流井的挑水夫、搬水夫，几十万都是“光冬冬”之类。这些都是农民破产的情形，在四川穷困已经是这样露骨了。
注：①庚子，干支纪年，即一九〇〇年。
参加科举考试
在席先生那里读了八九年书，家里的人都是混混沌沌，也不晓得我读得怎么样，先生却时时夸奖——这时就是预备去考试了。可是父亲伯父都没钱，还好，我三叔做点生意，有点钱，读书勉强的对付得过去。
一九〇五年，去考试。那时我二十岁了——考了那回以后就停考了。因为那正是“变法”以后，下一年就废止了科举。这一考就考出了名。本来先生叫我们去考，家里没钱，还好只七八十里路，就拿了一吊钱，去考一下子，一考考得很好。那时我用朱健德的名字，在一千多人中间考在前二十名里面。家里还不相信，结果拿来一看，果然是。
一考得起，家里就叫读书了，也不要耕田了。从那时起脱离了耕作的事。一共考了县考和府考。
考了一年试，没干什么。见了大世面，进了城。大湾离城七十里路，可是祖辈三代，就没有进过城。那时农民们进城，除非是打官司的才去呢！
戊戌变法的思潮传到乡下。乡下大家也是非常喜欢变法的。孙中山在我考试时，才影响大起来。那时候脑筋里对外国印象很深，不知道人家是怎样好。中国太坏，出到外面去看看，是真的更坏。自己没钱，知识也不够，就是相信留学生、外来人，懂得科学的人。
一考试，听到的更多了，也看到一些。那是全县人才荟萃，起初一看，感到我们学校里的那些人不如人家——我们饭自己做，柴自己扒，作文章也不好。那些大学生，可是白白漂漂的。我们衣服没得穿，上街都和他们走不拢。
那时土包子出门，自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初去时，家里怕出乱子，先生也托付大学生带着。可是一出来就相反。同行的那些“先生”都是草包，什么都不会做，我们土包子，结果成了洋包子，事情自己做，还得帮他们干，因为他们这些土豪的儿子，不懂得人情世故，什么事都让人家做，我们包袱一背就走，打前站，买东西，开账，都做。人家都以为是个老手，不晓得来过几次了。
到顺庆那还是第一次看见大河。以前没见过，人家说河如何大，坐船得如何坐稳，弄得满脑子害怕。结果，老远看见河在山上，人家说是，我们不承认，走到跟前原来还在河沟头。
本来满心想着不如人家，等到一考，才知道“不过如此”，又有点骄傲了。认为以前席先生说我们不行的话，是不可信的。席先生有个儿子，也没考得好，平时考总是第一、第二，结果考得不能人学。人家说是命不好，实际是看功名太厉害，一考就写不出来了。
考试后思想发展了，不想回家，打主意哟！
新学堂
考试也没考得成器，因为四川那时已开始废科举，开办中学、高小、师范学校了。考试回来的第二年，就到顺庆去上高等小学了。这是一九〇六年。
办这个小学的，是从日本回来的一些人，是和戊戌变法有关系的，在四川是很有名的。在这里念了有半年，原来有点底子，现在又学了一点地理、历史、英文、国文，还有一个日本人教日文。校长叫张澜，很热烈地鼓吹“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要管，要牺牲身家性命救国家……”这半年思想更开展了。读科学也愿意读。
一九〇六的下半年，就进了中学校。一般说来，科学成绩不大好，先生的学问也不大好，多少学了一点……这一年，从家里要了四五十块钱。这些钱家里是东凑西凑上来的，心里想这钱要还，是没办法的。又过了一年（一九〇七年），我搞了四五十块钱去成都。在顺庆这一年，思想是大大的开展了。那时候在四川也有了东洋人，也有了西洋人。
在政治上，这时已经是废科举办学校，选举咨议局。但是相反的压制还是很厉害。那时流行的几句话是：
“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成都当时在我们耳中听到的，那是第一个城了。手工业的发展，在全国也是数第一、第二了。在我们读书时，洋货输入了，教堂都相当的多了……练新兵，办劝业（即实业），提倡家庭业、手工业、搞机器，成都已设立机器局、造币厂、兵工厂、拉洋车，都开始了。办警察——正是我们到成都时办的。新政在这个时候，一起搞起来了。新派和旧派两派闹得很厉害。那时，皇帝提倡新政，一部分官员也提倡，另外一部分想反对也不行，因为是官办，把房子一修一弄就行了。
巡防军是旧军队，驻防全省原地。新军是陆军，只在成都开始有。
当时商业资本发展了。外国人来卖布匹，买四川的绸缎（都很漂亮，比得上苏杭的），收牛羊皮、猪毛、雀子皮，向外赶牛羊，贩鸦片烟。工业方面，有了枪炮厂、兵工厂、铜元局（即造币厂）、机器局、银元局，当时还兼用银元和元宝。银元多是元宝收回改造的。农村中也有了织布、缫丝、织绸的小机器，改良棉业，用美国棉种，农民们把它叫做洋棉花，也有了蒸汽机……
这时算是从最腐败中间来整新了一下。成都街上的“光冬冬”都被警察拉去，看见乞丐就拉去管起来。弄了习艺所，做手工业，所以我们到成都时就没有看见“光冬冬”了。
市面上一般说来发展很快，手工业发展，洋货也来了，市面打零工的人也多了。市面不是萧条的，而是畸形发展的，实业做出一些，可是卖不出，便弄花会——就是办展览会，极热闹。各县都设有劝工局，把出品弄来卖，都相当好，尤其是竹器很漂亮，是江安、泸州一带做的。把各种东西都拿到花会上来卖，这表示那时候各方面都在变迁。就拿废科举来说，那是不容易做到的，可是做到了。
成都开始有了一种报纸，叫《四川日报》，鼓吹新法，还是官办的，铅印的。那时，一般说来，生活水平还低。苦力多得不得了，挑担的，抬轿的，推车的，拉洋车的。不过，官势还是很凶，仍然是压制老百姓的，各方面都是怕官，官大半也都是有钱的人用钱捐来的，所以每县的县官，都要苛捐杂税搞很多钱。官的势力是很大的，街上见到官，就要喊：“站起来！站起来！”没一个敢坐，头上戴白帽子的就得拿下来。官是坐着轿子的，一出来就是一大串，前面戴顶子的，打锣的，唱道的。成都的府官、道台很多，坐着拱杆的轿子，抬起来在街上飞跑，因为小官得避大官的道，碰上就要处罚，那真是下不得台，就得远远看着。大官一来，小官的轿子就得赶快抬到小巷子里去等等，回头再出来。小官早晚还得到大官那里去问安，初一、十五还要去参香。这些官对学堂就很客气，还看看望望。
锡良是满人，当制台，在凤凰山修营盘，练新兵，练得很好。赵尔丰去打西藏，口号提得很高，是“开发西藏”，也花了很多钱，派了很多人。
在成都城圈里，当时还有一个皇城，西北角上，还有一个满城。这满城里住的都是满人，成天一点事不做，一生下来就有步粮、马粮，房子烂了，自己都不管，有公家给修，其懒不可比，就是学习操练棍棒，在街上男的提画眉笼子上茶馆，女的穿旗袍满街上走。五六十岁的老奶奶穿着花盘底的鞋，嘴里衔一根长烟袋。满城有个将军，初一、十五也得练一练操和比武，公家给他们发饷。他们都凶恶得很，打人，哪一个人都不敢惹他们，所以满城里头老是冷冷清清的，没有人敢进去。
一般操练习武，成了风气，连乡下都操练，因为怕要亡国了。到处都操练，明火枪、前膛枪、耍杆子啊、耍刀子啊，遍处都是。乡里各处立了初等、两等、高等小学，也是一九〇七年前开始的。
我到成都那时，高等师范学校、武备学校都在招学生。武备学校是训练军官的，另有弁目训练军事的，我一考考上了——可是家里不准进去，晓得搞不成了，就没去。如果去了就搞成杨森这样的人了。我们在顺庆读书时候杨森也在。不过不在一个学校。这时我就入高等学校的体育专修科了。念了一年整的。
读书是读书，对国家大事很关心。当时学生都自命为中国主人翁，一般人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先生也认为是这样。我们看来清朝时学校倒好些，郑重其事，认真搞，比民国以来的要好，只是内容不够。
街面上，穿新军制服、挂着洋刀和穿洋服的最摩登。其次是学生——被认为是先进分子，也的确说话比较激进的。师范学校、高等学校对于民主思想、科学思想，都认为是对的，主张痛改腐弊，对官家子弟都不大看得起，教员也都要说点新话，不怕官，也讲点自由平等——不过官方的一般压制还是很厉害。学生一开始，还是进步的。豁然换了学生装，过起集体的生活，考得上是很不容易的事，拿官费的多。科学初到中国，算是相当堂皇的。那时候革命潮流在学校各方面，也相当的开展了。总而言之，谣言非常的多。有一点小事情就到处传播。康、梁这一派这时也不抓了，办学校这一批人，大半是这一派的。革命党办学校的也有，那是同盟会很少数的人，得秘密的。
当时，在成都的英、法教堂，也办了些学校，学生不很多，还没成为风气，只是办些英文短期班。可是那时民族思想很盛，去上课的都给骂做洋奴。
在成都的一年，有很大的进步。同学多，来往的人也多。革命思想也多了。这时就想：
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
学生也都以革命者自居。有些人不敢说话，可是也少有人反对了……这一年把成都情形看到后，眼界更开阔了，心想：“成都也不过这样！”
开始进城的时候很惊讶，住了一年也就习惯了。我们练体操，练身体，讲究物理、生理、卫生，操得很好，普通体操会了很多套数，一年毕了业，就回仪陇县去了。第二年，就开始办高等小学校了。
读书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由东借西借来的。用了二百多块，一直到我做旅长的时候才还清。
教书不是出路
我们开始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校，那一年（一九〇八年）只有五个人：张四维、李绍沆、刘寿川——就是到日本去过一年回来的，还有田玉如，是个拔贡，他当校长。都从成都毕业回去的。
当时正是改革的时候，新旧关系非常冲突。从前都是秀才举人，管理着书院，现在官家要办学校，要叫他们交出来，他们便不高兴。他们还聚集着那些顽固绅士——旧势力很大，来反对我们。这学校也是从很多斗争中间办起来的，我是既当庶务又当监学，又当教习，教体操。一年拿一百二十吊钱，差不多够一百二十块钱。还要拿钱回家。教了一年就吵了一年。
后来听说县里那一年出来的人才很多，现在有当团长旅长的。吴绍伯这时没有在一起，他去学蚕桑搞实业去了。这一年得到很大的经验与教训，是科学和封建的斗争，时时刻刻在暗中勾心斗角，一切龌龊事都来了。比以前听说到的多得多了。那时，那些封建的绅士们写了首打油诗毁谤我们说：
“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
这一年也学得好多办事的本领，管经济、庶务，还管学生。别人挤得很凶，虽然钱少，可把别人的位置占了，在县里就成了面子上的人。过去是一个很下层的人，农民的儿子，现在当了县里最高学府的教员，已成为很上层的人了。
那时的潮流还是变法的，康、梁改良派与革命党二派并进的（当时的潮流是民主改良派康、梁变为保皇党，又名立宪党，主张君主立宪；另一派是民主革命派，主张推翻清朝，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环境变迁也很迅速：譬如由科举到办学校一般的人还不敢出来，只有进步的人敢出来，这些人的的确确的是上了新的道，虽然说是没有完全成功。
不过变法在乡下、县里也还受到很多的阻碍。
我当了教员，因为不是什么世家大族，又没什么学问，就下台了，就是不能再做下去了。我走了后，那四个人有的走了，有的还在，因为有的地位高一些，刘寿川、田玉如就去了顺庆府学校了。
从封建社会慢慢出来，再回去是不可能的。第一年（一九〇九）便下了大的决心，要去干军队——那时候说国家将亡了。农民暴动相当多，不过不在那一块，像红灯教、白莲教、与蛮子造反，反对洋人，都是一种自发的农民斗争，也有教门组织的。是民主宣传得厉害的缘故……甲午之战，宣传得很厉害。以后八国联军，法国占安南，俄国占中东路，更是危险了。那些年，局势一年比一年紧张，清朝不得下台，喊得紧……当时，说铁路修通了，到云南，便认为最危险的就是东三省和云南了。东三省太远。第二年便决心去云南，家里不知道，知道一定不叫出来。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我就绕道成都去云南了。在小时候，一面读书便想出外面去，等到了外面更想了，这样的决心现在就实行了。
第二章 投身军界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
在教书这一年中间（一九〇八年）世故人情更懂得多了。对社会上新旧势力的斗争，政治上各种阴谋压迫都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新的发展感觉到更需要，于是下了决心到云南去。决心是怎样下的呢？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那时候云南靠近边疆，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防地带。那时清政府也看重这里，提倡治边了。当时就下了决心。那正是云南办新军的时候，多半是由四川调去的人。我去的时候，家里是不知道的。我只告诉他们是到成都去读书。等到后来到了云南，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让他们知道我在成都和一些同学会合同路去云南。我走嘉定（乐山）、叙府（宜宾）、昭通、东川，到昆明，全是走路去的。到云南省城时，新军正开始成立一个混成旅，一面改编，一面招募。陈二安带着四川的武备学堂弁目队和一些军队过去。
我们走了很长的路，到云南一看，与四川不同，文化经济发展得都较落后一些。社会聚集着很多人，十分之三四都是四川人。做生意的，做官的，当兵的，做工的，都有，他们四川向云南流入。我到了昆明，开始在新军里找事情做。我什么事情也没找到，后来到一个连里去当司书录事，干了一两个月，就去进了学校——云南省城同四川差不多，设有学校，陆军学校、测量学校、师范，中学，小学。过了一两个月军队生活就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学校的，本来就是同盟会的一批人。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来的，政府一面不敢用，怕他们，一面又不得不用。结果这班人才很艰苦地创办起来了。学校的规章与日本士官学校一样，生活很苦，同士兵一样起居，饭食、进操都是一样，只有上课不同。管束得也很严，完全是新军队生活，非常之严。头一个学期差不多是补习普通科学。每天上六钟点的课，下两钟点的操，学些普通科学。在这些方面，我都获有些新的心得。讲武堂很着重打靶唱军歌，打野外，完全是现代化的训练。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服，又没有什么挂虑。家嘛，离得老远，也没有亲戚朋友——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习的时期，差不多六个月。普通科以后一年，是专门学军事，学的战术、兵器、筑垒、地形、交通、军制、卫生等科。
这一年学习得很有一个样子了。普通科学也有很大的进步。军事学也还不错，在一般同学中间，有很多连普通科学以前就没学过的。这时，在云南一般革命的动向更长大了一点，传播得厉害。对革命的思想，普通教习也好，军事教习也好，差不多都带有鼓动宣传的色彩。进步的学生在这时就比较团结了，一部分来做革命运动，其余的也无人反对。
第二年（一九一〇年）就专门学军事了，归正科（也叫特科）。我们是学习步兵的，就这样一直到辛亥年（一九一一年）毕业。
学校也没什么学期，就是那样一天天的学。有时候是星期天出来，有时候也没得出来。经过这段学习，等毕业时，对一般国际问题，都有了相当常识。在我们刚入学校的时候，穿过国界的滇越铁路——那是法帝国主义来侵略的一条动脉——修通了，亡国的刺激澎湃着，一般宣传刺激都很深刻地印在脑子里。同时这个学校还没有带上一种官僚腐化的习气。一般办事，都富于革命倾向。李经羲（时任清朝云贵总督）等想把学校抓去解散归并，可都没做到。李根源当监督，对于学校帮助很大。学校还有督办，校长是个只挂名的。开头是杨伯纯，以后是高尔登，高是一个道台，是日本士官学生。没多久，高去了。以后就没了校长。负责的就是李根源——这些人都是同情于同盟会的。整个差不多都是同盟会的人在那里办。好处就是肯实际干，一切动作都是实际化。拼命地练，很艰苦的……
我参加革命运动，是第一学期后。那时大家都在搞同盟会的小组，我们那一个小组的现在只有范石生了——学校里一般都是参加革命的。就是辛亥年，反对的也很少。两百人中间从前也只有七八十人。那时是秘密的，搞不好就给捉去杀头。不过，国民党的组织与训练是从来没有怎样严密过的。只要几个人感情好，就搞成一组。那时候三民主义已经出来了，主要是讲民族革命推翻清朝，民族独立。当时那些组织在各方面都有活动，都有一些联络与来往。上面是上面，下面是下面，整个新军队伍，一般都倾向于革命，所反对的仅仅是那一些官僚、地方巡防军。但是那时官僚是相当腐败，新的不和旧的来往，旧的也一个不到新的这边来。形成一种不同的隔绝。这时有一个好处，才创办新军。有一个师长，叫崔文良，一共换了三批，第一批是由四川锡良那里带来的，他们虽说不上同情，但一般是不反对我们的。后来他们被赶到东三省去了。第二批北洋派来的，新军成立了十九镇，这时我们也要毕业了。后来又来了一批新的，在北洋军阀中很有势力，很厉害的一批。云南的新军，第一批都是四川人，二批是北方人，三批也是北方人，变迁很多。军官换来换去的。在这时革命浪潮是很高涨的。外边官僚势力的防备、压迫也渐渐厉害了，道台们就造谣说：
“这讲武学堂养了一批小豹子，养成了出来，哪里能不吃人！”
从前拖根辫子的——我们学校却同外国的差不多，在清朝时，就把辫子剃光了。当时像这样干的还只是我们一个学校而已。
当时我最爱练体操，尤其器械搞得很熟练，在学校里算一个好手。一个老弟兄经常去教同学们，学也比旁人学得快一些，在那里，李烈钧、唐继尧还当过我们的教员呢。这时，也可以说是一个学习时期，也可以说是加入革命时期、运动的时期、当兵的时期。两年中间当兵背背包、跑步，比起现在“抗大”要苦得多。开始学校也还有点打人骂人，遭到学生反对，给反对掉了。那时在军队里，也还一样打人。我们那一班，是跟着大家一起毕业的。那时，学校分为甲、乙、丙三班，本应该甲乙班先毕业，他们是军官班，我们是学生班，他们比我们来的晚，去的早，搞到七月，双十节武汉起义前，我们就也抽出来跟着甲乙班一起毕业了。
注：本章各节摘自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参加云南重九起义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我们由讲武堂毕业出来，也不过一两个星期就给分派到营盘里去。但是营盘里就不敢要，知道不好控制，结果还是每团要了九个人。我们那时学步、骑、炮的都有，不过一方面人家怕你革命，另一方面人家怕你把人家的地位拿去。开始以见习的资格去当副目（等于现在的下士班长，在学校时是正兵），我们毕业的还是最好的，算优等。副目没当几天就又当了司务长。那时候营长就是刘存厚，人很漂漂亮亮的，就是办事胆子小，也加入了同盟会。这家伙又要革命，但又怕得很，怕死。因为他是一个四川人，仰仗乡土关系，我们在那里还可以得到掩护。那个团的团长是罗佩金。可以说，在那里，除了第一营营长是一个反动的家伙，第三营营长也是蔡松坡（即蔡锷）的学生，所以我们这个团有把握，一方面向士兵运动一下，一方面反对我们的人也不多。
当司务长就做士兵运动。那时兵权是操在北洋军阀手里，部队里也有一部分是讲武堂的人。做士兵运动多半以家乡关系、哥老会关系，从反对军阀、反对打人各方面来进行。一个革命党人，在当时捉住是会被杀头的，可是那些由北方来的士兵出身的军官，又怕这些人。这中间有一个矛盾，他们想不要这些人，同时又少不了这些人。我当司务长一个月，士兵就运动到手上来了。大官想不让我们接近士兵，一方面又必得叫我们去上课，打野外。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正是打秋操，上面要考，不得不干，那些连长又不行，带不了，我们带起来，那就好得很，带来带去，兵就带熟了，后来，一下子反正起来。那时候做士兵运动也有一点味道，谁也不说，相互的只是心照不宣。碰上打人的官长我们就对士兵表同情，士兵就高兴；再帮他们写写家信，多上上课，感情好一点，士兵便听话了。运动的结果，只有卫队、巡防营、新兵在官僚一方面，看是靠不住的了。我的任务是运动制台李经羲的卫队和这一个团，其他部队不归我。到卫队活动是以四川人的关系，原来在里面有些熟人，不大被注意防备。我可以随便来往。因为多年不打仗，听说要“革命”有些害怕，话不说穿，但是大家都知道。
“反正要革命，要打了。”
在营里，因为辛亥革命爆发，武汉已被攻下。那真是“风声鹤唳”，清朝势力在动摇，谁都想到云南（起义）是必然的。这时，李经羲可靠的军官已不多，那里面运动可以说完全是成熟了。蔡锷当旅长，下级干部多是讲武堂的。士兵也都练习得很好。就拿大家单单对于官的仇恨，也要干起来。兵都是新兵，有些懂得的，知道要革命了，都要干，显然的划为两种势力。一面是新人物、新军、学生、教官；另一面是“叩头虫”派，就是那些旧社会的官僚，成天“叩头”，我们很鄙视他们。我们已经改变，只是敬礼就完了。清朝末年，虽然也添了一些侦探警察，他们要捉革命党人，可是侦探也是不行，警察也不认真捉。总之，当时凡是新一点的人，都具有民族思想。
运动渐趋成熟了。武汉是八月十八日，云南便在九月九日（八月十八日和九月九日，都是农历）也动手了。当时，李经羲看看（形势）严重起来，就要捕人。我们的团长罗佩金知道要被调走，果然调走了，派了另外一个人来。那时一般工作是愈下层愈好做。他们官同下层隔离得很远，简直不通声息。我们下级军官和士兵却经常来往，到处都是通的。他们虽然知道我们有计划暴动起义，反正也无多大的办法了。李经羲知道蔡锷靠不住，只有另外一个团长丁锦还比较靠得着。他们这些官僚，这时便也有计划地来对付了。在总督衙门里修筑了防御工事，调了机关枪二连，辎重营一营，工队一营。官兵一部分自觉得也靠不住了。他们要开始屠杀人了。秘密计划却被偷出来，是机关枪营营长李凤株偷出来的。愈搞压力愈大，本来约定的阴历九月九日晚十一点开始，结果不到九点，刚刚黑就打起来了。但是子弹很少，因为（上面）怕暴动，不发子弹，我们只趁打靶的时候偷出一些子弹，每人也只是三颗、五颗便没了，枪倒还是蛮好的枪。那时我们驻南教场、巫家坝，结果北教场先干起来，一个营要干，两个营还在徘徊，要干又不要干，忽然团本部烧掉，团长跑了，整个团就乱了，就又两个连跑掉了，其余的一连集合起来，去攻城了。这里，蔡锷已来南教场指挥。北教场一动，那些官僚吓昏了头脑，制台就打电话来叫增援，实际他们也晓得无济于事。已布置好了，蔡锷就在电话里答应：
“就来增援！”
同时他却宣布了独立反正，讲了几句话。
在团里，立刻就把一切旧有的连排长赶掉了。有些好的让他们去办伙食，坏的就捉掉。我就同我们那个连长对换了一下，因为他人还不坏，他就当了司务长，等进了城打仗，他还是偷偷跑掉。在夜间九点钟打进了城。
本来在骑兵团里我们运动的工作做得不好，李经羲准备拿他防御我们，我们却有炮，因为炮兵团在我们一边，也有一些同志，团长不肯干，营长要干，就干了，多阔气，两个团起来进城。骑兵团模模糊糊接到命令来堵着城门口。可是他们上头也没给他们清楚的任务，他们也不知道要堵什么，我们部队一开到，那边喊着问：
“干什么？”
“打野操的——不要打枪！”我们喊。
我们这样一喊，后来他们过来几个人询问。我们说：“反正了！不要打！”
骑兵团长便拖了一部分队伍跑掉，其余都跟着我们来了。从城里面，讲武堂一部还没毕业的同学来开了城门，我们就进了城。这时天还没有亮，四面城墙都被我们占领了，正在围攻府衙门。他们集结一部部队，已退到城中间的五华山上去。因为我事先已与卫队通好，有联系，所以我去打制台府。只一冲，卫队就交枪了。制台也跑了，不见了。我们进去，搞到很多贵重的东西。那时我们新军还是讲纪律，城里秩序很好。四处响着枪声，我们在府里架了枪，谁知我们架在城墙上的炮以为还没攻下总督衙门，就吊起炮“轰轰”的两三炮，我们正在里头，把自己人打死了三个——慢慢镇定了人心。但是五华山和军械库还没有打开，便把炮拉去，几炮把墙打倒，进去。这时已是次日十二点。有了子弹，大家都高兴，觉得没有问题了。一直打到晚上，炮打五华山，把那个师长钟麟同打死了，山也打下来了。
这时，靳云鹏（是李经羲的总参议）装扮一个抬轿子的逃掉了。多数的军官被捉起来了，如藩台这些人。不过中间有些与我们通声气的，就没捉。只是不见制台李经羲，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一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把他找到。因为他平常对于蔡松坡还好，蔡这时保护他，叫出来好好地讲，第三四天就送他到和安南交界的地方，放他走了。昆明攻城，一共是一天一夜，第二天晚上，就大致完结了。还有些散兵，还戒严，第三天完全清楚了。我们死的只是十几人。杀了些可恨的军官，骑兵跑了一些，慢慢又收回来了。
因为资粮不够，因为还有些老资格，我参加了这次打仗，我又去当排长了。这时云南的各类组织都焕然一新了。立刻组织了都督府，蔡锷当了都督，李根源当了军政部长。省城昆明虽已肃清，但是在云南还有散在各地的巡防军，即刻出兵去解决。就在省城反正的时候，在大理、临安（今建水）两地的两个新军团，也同时反正了，搞乱了一些，跑了一些。因为纪律不好，还发现了抢劫的事情，很多商家给抢掉了。临安很混乱，在大理就好些——都是第一次。这震撼了全国而突破几世纪封建重压的第一次革命运动，在云南就是这样胜利的完成了。
北上援川
革命的热潮滂沱在各处。当我们云南起义胜利的完成了——为了要增援武汉起义，保卫云南，四川、贵州，便成为革命必争之地了。同时清政府也想以抢夺四川为进击云南革命势力的准备，端方便由湖北溯江而上，进入四川。这时滇军编成八个营两个梯团，出发去援助四川，去和总督赵尔丰打仗。
那时军队纪律蛮好。我还是当排长，蛮能干，差不多连司号长带连长的职务，都是我自己在搞。因为那些人都是新的，不会当。我们是学生出身，兵也搞得好。就这样从东川、昭通、叙府打进了四川，到处都很被人家欢迎。我们当排长，老百姓看着就很威风，可是我们又担心人家害怕，就到处给人家讲好话。人家还是说我们纪律好。第一就是不打老百姓，吃东西要给钱……天天在出发，天天在走路，很远六七十里一走就到。人身体很健壮。每到一个地方，都首先要画一张地图，布置宿舍营地，感到很有趣。晚上查哨。那时候兵也算好带，可是你要没有一点本事，他就会欺负你。旁人带不下，我们就行。兵说不打人好，就好得要命。我们也觉得带兵有味道，一路走还唱点军歌。一直到四川，沿途就没打什么仗。那些队伍一打就跑了。从前老百姓管军队里的人都叫“老总”、“老爷”，现在我们一来就改做“先生”，到处都是如此叫。到处巡防军跑掉，老百姓便来欢迎。碰上少数土匪，一打就垮了。我们就占领了叙府，转向去打自流井。在自流井有赵尔丰的一个巡防营，资州有端方的一个团，结果那一营被缴了枪，这儿的问题就算解决了。
到自流井后，即升当连长。一当了连长就更行了，更阔气，道台、县长这些人都来拜望你，不得下台。那时，自己预先还没感觉到，老百姓对于“革命”都有着那么好的兴趣。我们这一营，四个连，都蛮强。自流井一打开，端方被他部下杀掉，由湖北带来的团却又到重庆，向汉口自动回去了。
在成都，十月间赵尔丰就不得不让位给咨议局，但是却搞得稀烂，很多人只是打着革命的招牌，而没有实际做出什么。我们想由自流井去收拾这个局面，但又遭到他们拒绝——里面有些人也还是从云南跑过去的，像刘存厚他们就是。四川就这样由清朝统治转到这些一抓到地位就忘掉革命的人们手里去了。一下庞杂地组织了五个师。那当然是没有底子的。当时又因为云南内部发生了土匪兵变的事——如果那时，我们能好好把队伍整理一下，顺长江下武汉，则革命可以大大成功，更应该紧紧抓住四川军队，把稳，对武汉、江西都可有收获，变成有力的新政府。而当时只想成功了，没有事，就回到云南去。李协和（李烈钧）从成都来，我们以一排人给他，他就下了武汉，又添了十几个人，结果拿到了江西，可是我们就因为没有大计划，即没有去武汉，而坐失了控制赣皖等地发展革命势力的可能，回转云南了。
实际革命没有一个计划是不会成功的。可是大家都嘴唱着“成功”，以为不得了了，四川也就没搞得好……到了第二年（一九一二年）二三月间，在自流井过了年后，就开拔回云南了。到达云南，已是四五月间了。到四川这一转，在我个人也变得经历不少，出长江未成，回云南创造了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前途。
滇南边界游击战
从做士兵运动到带兵，起义带着军队把敌人搞掉，一切都是归自己管的。在叙府、自流井都是这样——在这一时期里，云南军队系统还没有乱，军官换了革命者、同情者。云南的起义，一般说搞得还很好。纪律也维持着，军队没有乱，军阀给赶掉了，政府也加以改造。不过那时云南相当穷，军队回来也没有办法发饷。蔡松坡是很节俭的，所以一般军官也节省，营长以上的官一律是六十元，整个云南的军官都是这样。所以省下来的钱很多，用来多养活一点军队。县知事旧的一套取消了，不是要做官的人去做，而是叫学生来做，是很好的事情。改造了县政，很好。他们每月三百五百块顶多了，一切开消都在内。当时财政收支还是统一，结果够吃穿了。蔡松坡干了两年，很好。主要的就是能够搞出一个廉洁的政府来，军队真正看做是国家的军队。由四川回来后，有些退伍的，补充了些新的军官，重新又练了两个师，是将七零八落的改一改，只两个师，不管在政治、财政上都好。任用私人的事是很少的。把清朝那一套都改掉了。革命后在全中国还没有哪一处能这样真正创立了一些基础，开办了银行，生产事业也办得较为宽广。另外一路唐继尧带的那个梯团，也顺利地占了贵州。贵州云南毗连，不过原来也归另一制台管，现在把他们这一伙人赶走，仍然归云南管了，形成云、贵两省的巩固局面。
我们沿江一转回来，大概剩下了百八十块钱。我就用它买了一匹马——那时我倒是四十八元薪金，守纪律，不敢敲丁税，也拒绝人家的送礼……回来的时候，那匹马却一路给生病的士兵骑。还是自己走路。回来以后还是当连长，训练新兵两个月，手续搞清楚了，就被调到讲武堂做学生队长去了。
讲武堂有五个区队，每队百十人。这时我教的学生中有去年未毕业的，原来本是一班的同学，现在又来教他们了。一面教军事，一面打野外，一面还要管理。有些学生是到过南京、上海，革命过来的，不大容易管。到民国二年，我在这里约十一个多月。这一年学术上大有进步，因为学生调皮，教不好就不成功，所以军事学等都重新温习了一回。
一九一三年，我又调出来，到原来那一团里去当营长了。
头一年在当区队长的时候，在云南讨了一个老婆，是省城人，是半自由结合的。她叫萧菊芳，是高等小学生，一个新的人物。那时讲武堂的军纪很严，限定只有星期六可以回家。星期三可以请假，这还是限于有家属的人呢。
就在当营长的这一年，由于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妥协，袁世凯团聚了封建势力来打革命党了，解散了国会，而成了分裂现象。云南为了援助革命的力量而出师去配合长江作战。这一次我没有出发，只剩下两个营管理整个云南全省。我们练兵过了几个月，在临安（今建水）、蒙自、个旧一带云南边境上，打那些造反的野蛮强悍的蛮子。那一带瘴气很大，土匪多，从这中间练了些本事。唐佛川（唐继尧）那时是在我们一块的，只这两个营，天天打，又是乌烟瘴气，天天到处都是枪声。在打枪上蛮子凶得很。营盘墙垒得高高的，步哨不敢放在门外头，出去就会被杀掉。一面说服，一面打，经过了两年。那边就是热带，很不好进。生病的多得很，原来在这里的一营人，只剩下两个连。我们去了却没什么死人。把土匪也搞平息了——真的做了些事情。那地方是那样宽广，包括了几个府，十几个县，两个营都把它拿下来了。这时我由营长当了团副、团长，而带着这两个营，做了两年长期的游击战。
护国讨袁之役
在表面，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而不久开始了与反革命的妥协了。
那时，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妥协，让去了南京，我们感觉是“不大好”。各方面都是可以打的，同时，新势力并未很大的完成，旧势力本来在那儿崩溃，可是只想快成功，拉拢拉拢。一妥协，旧势力反占了优势，而新势力站不起来了。另外，在新的力量中间也发生着一种腐化。民国二年，大家都想做官、搞钱，不去搞军队了。革命，终究过不了封建势力这一关，而且处处用旧势力，用官僚，认为不应该破格用人，新的人多不敢用，整个的政策就是一种妥协，同时也不知道巩固革命的根据地。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就趁势一刀，把革命势力打退，清朝旧势力复了元。袁世凯在一九一三年解散了国会，解散了国民党——准备着把时代拉向后退，恢复帝制。在这一种低潮下，很多革命党人，从各处跑到云南、贵州——在这儿形成一个革命的根据地。但这时旧的势力占据着各处，如南京的张勋，广州的庞济光，四川的陈宦，湖南的汤乡铭，势力都很大。在云南，当唐继尧从贵州回来，就日趋于腐化了，把过去蔡松坡的作风，一下子改变了，政治也搞成自己的了，私人也还搞了一批军队，一天天朝着蜕化方面走。袁世凯收买过他，也不大注意到他，袁世凯他自己以为皇帝可做了。但是当时云南的革命者却非干不可，便开始布置。蔡松坡在北京时，袁世凯十分注意他，终于逃回来，就又来领导了二次的云南起义。
在蒙自、个旧时的一团人，我已经带了很久，打了好多次仗，兵都好，打熟了，干部整齐，也多，也听话。但是这一年，调回来以后，唐继尧另外换了一个团长，让我去又弄一个新的团。那个换去的团长，却是一个急躁的人，全无战争经验，后来在泸州给张敬尧打破了。我在后面带着的新团，连夜赶才赶上。重新收拾了旧有的这一团队伍，马上继续作战，是四川纳溪有名的战役。
那时候已有点名气。蔡松坡当军长，我就带了两个团，当第三支队长。打了几个月，顶住了北洋军阀曹锟、张敬尧的号称十万大皇军，给了很大的锻炼。后来剩下这六个团打得真好，由腊月打到次一年的五月，袁世凯死。我们只有六千人，抵着敌人十几万，打得很苦。那时，就是专靠打游击战，专靠民众拥护，不完全阵地战。在整个中国打出了名。每当一条战线要垮的时候，我到了就支持住了。有一次只带了两个连，有炮步兵连，敌人总进攻，我只在山顶上带了两连的新兵，几乎被捉，结果以一千发的炮弹，打退他们。那时指挥员的威信是需要的，干部多是在讲武堂里练出来的，有了信心，便支持着。敌人也不凶，张敬尧的队伍算是最精锐的，气焰很盛，我们还是把他打垮了。打大仗，我还是在那时学出来的。我这个团长指挥三四个团，一条战线，还是可以的。
护国军这一次战役，它所负有重要的意义是不下于辛亥（革命）的。而今历史上却不注意。当时两湖、两广、北方，可以说都是袁世凯的势力。袁做了皇帝，民国被取消，洪宪元年做了半年。护国军则不足三师，云南两个，贵州一个，而起义，就把袁全国军队打垮了，实际就是东拉西扯，给拉垮了。可见革命的潜在势力还是极大。
起初（一九一六），在四川与冯玉祥十六混成旅打，陈宦那时带进四川的有四个旅。我们先打。只用两个团就打垮了他四个旅。在泸州有一次恶战，把衣服帽子都打烂，马也打死，只我没有受伤——打仗只要胆子很大，又沉着。我一次没有带过伤，是怪事情，而且每次总在子弹射程范围以内呢？
此次战役是曹锟做大元帅，征滇军总司令张敬尧做先锋，打来了。张那时很骄傲，上奏折，劝把败将处死，满以为自己可以一战而胜……这消息却被别人晓得了。这些人就向我们通声气，不打仗，假如我们要子弹，他们还可以供给。所以五六两团才得集中力量，一起打泸州的张敬尧，那一下却把他打下去了。刘存厚起初也响应了我们，把曹锟也打得差不多了。四川督军陈宦，袁世凯最亲信的人，也响应我们而独立了。
每一次总是垮了再来。
队伍少，只能抽出一二连来冲锋，曾经在一座棉花山坡上守了四五十日，不下火线，结果很困苦地拉下来，安全地撤退，赶了一天路到永宁河的山地里面。那外面就是扬子江边，隔了三四天，我们就反攻，一个夜袭，把敌人还是打败了。那些北军纪律很不好，拿老百姓的大蚊罩子挂在战场里，拖了许多女人去睡觉。我们打来，他们也不晓得，一下子杀死了敌人很多，都是赤条条的，他们就溃退了。
还有一次，被敌人围着，敌人又有炮，我们的一个团只剩下六个连，攻进山窠里一间小小的房子。在里面，我坐在一个角落里，一个炮弹打来，房中间的人都打死了，我只溅了一身泥巴。围上来的敌人有十几个营，结果他们自己的炮反而打垮了自己的军队。四川的地形也很怪，是盆地，有小山坡、树木、田地，交叠错综的，还有很多沟沟。我们爬进沟沟去，不出来，炮也打不着，后来等到夜里就冲出来了。白天我们到下边田里去，兵士们装做下去捉鱼，其实是把稻田中的水放干了，预备晚间好走。这样到山地里又去守了两个多月……
袁世凯就在一九一六年因为护国运动的展开，迫使他不得不在三月里下令撤消了帝制。不久他死了，护国军就算结束了。
驻军泸州
当时，张敬尧、曹锟都来了电报，要求“讲和”。
我们军队里子弹也不多了，人牺牲掉很多了，疲乏了，就允许讲了和，蔡松坡做了四川的督军。可是有些四川的军队，因为不愿意蔡做督军，又来打，把这些部队打垮了，蔡才去做了督军。
蔡松坡因为生了肺病，在作战时，就拖得要死，三个月后去上海治疗，又到日本去医，几个月后，他就死在日本了。有些传说是日本人有意毒死了他。可惜中国一个民族英雄仅三十五岁就死了。
在这一次维护革命力量的“护国军”的阶段，革命者已经懂得做统一战线，譬如和改良主义的合作……同时，也知道了要群众（这是辛亥革命时还没懂得的事）。同时，还保持了云南的革命根据地。在那儿收容了多少革命的亡命者。就这个底子，积蓄了力量。这力量虽然小，还能终于得到了胜利。那时在四川如果蔡松坡不走，可以镇压得下去，革命可以成功。可是他一死，便全部又重新造了反。本来他走以后，交代给罗佩金。那时罗正当护国军的参谋长，接了事不久，那些四川军阀得了北洋军阀利诱，便来攻打滇军了，想赶走我们。这样一来，乱子就又起来了，四川也得不到太平了。打的结果，统一战线被挑拨离间分裂了。贵州军也和人家勾结好了，结果也来赶我们——这时好多人从革命的营垒而淹没到封建势力中间去。其实，四川根本不是革命根据地，而是南北军抗衡的地方。
在这期间，我带了一团人，驻扎在泸州。
因为讲了和，我带了一团人进了南北两军六个月争夺的泸州。滇军声威很大，北洋军到处看着。他们马刀背起来，样子很凶，滇军也不怕，我们不驻在城里，后来他们搬走，沪州就归我们了，就驻在泸州，支队成了团。不久，我就当了第七师第十三混成旅的旅长了。
在自流井、叙府（今宜宾、嘉定（今宜宾）一带，又打了很多仗，和刘存厚打了有半年。那时四川的督军就让给刘存厚了。
护法战争
……世界帝国主义的大战，已延长好几年了，在国内，北方政府，由袁世凯又转到段棋瑞一流人的手里去。一九一七这一年，我们退到叙府、自流井、泸州，接着就是靖国军起来护法——段祺瑞在北京解散了国会，而掀起倒段护法的运动来了。
这时段就派了吴光新到四川来，和四川军阀一起来打滇黔军，东打西打又打跑了北军，熊克武来做了督军。本来，我们护国军时，熊是四川人，随护国军人川，发动四川旧部，因为都是同盟会的人，就帮他成立了一个师。云南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不过在那时候，我们也蠢得很，总不知道扩大革命军队，帮人家一搞就成了个师，我们却抱定了精兵主义，搞来搞去还是那些人。那时候如果能多多组织军队的话，那么革命前途会好些。不过实际我们一团却可抵着三四个团，可是后来人渐渐打得少了，最后只剩下五个混成旅、十个团，却打了百十个团。
熊克武当了督军以后，四川又来赶我们。他们搞成了一个大的四川联盟，转到封建集团，与滇黔军对立起来。最后一仗打得很厉害……熊克武原是滇黔军扶助起来一起干，结果他起来就打我们了。他以为这样驱逐滇军，是会得到四川军队的拥护而离开革命。那时大家都抱着地方的观念。我倒好像成了省奸，是四川人，反带着滇军来打四川，人家还很怕——实际这时还只有滇军是革命的支持者。虽然卷在军阀混战的旋涡里，却终是为了革命在打仗……
结果我们把熊克武、刘湘、刘存厚、旦怒刚等都打下去了，退到保宁。
那时知道回云南是没法的，非搞出一条路来不可。我们不肯回去，大家都反对唐继尧，晓得回去一定被解散，没有饭吃，一部分要打，一部分就不要打。我们讲，革命总要在外面发展才成功，主张打。我那一个混成旅最强。他们怕，结果，他们这一师下来，我们一旅上来，就打垮了他们两个师——那时，刘伯承还在那边当连长。这样一打，打回了成都，打垮了熊克武、杨森，他们都引退到保宁（阆中）去。大家不愿再追，再打，就上成都去。吕超当了督军，但是顾品珍又不愿意，想自己做督军，不支持吕。结果，他们又从保宁来了一个反攻，我们又退向泸州，把我们的军长赵又新也打死了。四川蹲不住，不久，我们在一九二〇年就退回云南去了。
先后在四川泸、叙一带有五年，不断地为了保持革命势力而同反动军队作战。幼年时的朋友吴绍伯在我在云南时，他也来了，后来就在旅里做事，现在就病死在泸州了。他还是思想很好、蛮新的一个人。
一九一九年，远在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跟着这运动——同时受了国际上苏俄革命胜利的影响，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在《新青年》时代，我们思想上起了大的转变。那时正苦于打仗，打来打去，却没有出路，很多从前革命的分子、同盟会的同志们都升官发财，革命没有人来搞了，实际革命也并没成功……
自己对于苏联那种“不做工不吃饭”的办法很感同情。因为那时周围旧社会势力，逼得很厉害，封建的那一批想甩掉总甩不脱，天天总是官场那一套……其实单吃饭不做工，就是封建社会的寄生虫，只有“不做工不吃饭”的才摆脱得开。我和孙炳文常常谈这个问题。
在那时，除《新青年》以外，还看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有卢梭的《自由论》等很多革命书籍，而且在新学堂时自由、平等、义务、公德之类，已讲过，已充满了脑筋。
这次护法靖国军运动，具有充分的革命意义，一贯是反袁、反北洋军阀的。那时南北成了割据的势力，军阀混战，七八年间，革命是消沉了——同时，因为革命未能按轨道走去，革命本身与军队就变成一种官僚军阀的割据与混战。而且革命只发展在南方，北方还是压迫的。在南方也只是滇军支持。湖南失败了，湖北军垮了，四川混乱着，只靠云南做着革命的种子。
附：
赠昙华寺住持映空和尚诗文
敬赠 映空大和尚 雅鉴
余素喜泉林，厌尘嚣。清末叶，内讧未息，外患频来。当其时，若尽袖手旁观，必蹈越南覆辙。不得已，奋身军界，共济时艰。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讵料国事日非，仔肩难卸，戎马连绵，转瞬十稔。庚申冬，班师回滇，改膺宪兵司令，维持补救，百端待理。虽未获解甲归田，较之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时，劳逸奚啻天渊！公余，尝偕友游昙华寺，见夫花木亭亭，四时不谢，足以娱情养性。询皆映空大和尚手植；且募修庙宇，清幽古雅，洵属煞费苦心。与之接谈，词严义正，一尘不染，诚法门所罕觏。爰为俚言，以志欣慕。
映空和尚，天真烂漫，豁然其度，超然其象。世事浮云，形骸放浪，栽花种竹，除邪涤荡。与野鸟为朋。结孤云为伴；砌石作床眠，抄经月下看。身之荣辱兮茫茫，人之生死兮淡淡。寒依日兮暑依风，渴思饮兮饥思饭。不管国家存亡，焉知人间聚散。无人无我，有相无相。时局如斯，令人想向！
中华民国壬戌年孟春月 西蜀朱德 敬赠
注：一九二二年春，朱德在云南赠诗文给昆明昙华寺住持映空和尚，流露出对军阀混战的厌恶情绪。此信被刻成石碑存在昙华寺。
逃离云南
回到云南把唐继尧赶走了，顾品珍做了督军。他们有些不高兴，我就把兵交给唐佛川，自己只想在云南休息几个月。那时，已经想出洋，不想做了，虽然感到打来打去革命没有出路，却也没有怎么悲观失望。也有一些钱，也开始把花园修得很好。还在修洋房子。云南挨近法国铁路，欧战前我就想去，只是没有钱，现在更想去了。在泸州，父亲、母亲、兄弟都从四川的大湾家里出来过。到了云南，叔叔们经常有人来，来了就给三百五百带回去。生我的父亲后来死在重庆，伯父也死在云南了。和我在云南结婚的萧菊芬也在一九一七年死了。她生了一个孩子，后来在泸州时又讨了一个。我的洋房子还没修好——唐继尧打回云南来了。因为连年作战，都已疲乏……在省城结果并没打出个所以然来。唐拿些钱运动，就垮了些，又活动了些土匪，也不过三五千人。这边二三万人却没人领导，兵都不打，那些指挥者都没有信仰。唐继尧将要来的时候，又让我去当警察厅长了。可是正在这时，我的父亲死了，棺材放在那里，我就不能走，否则早就从昆明出去了。结果出不去，就成为逃亡的人了。城里当时还有一连人，就带走，送我们到金沙江、会理州，同路的人有些被捉去杀了头。我们被掩护着回到四川，从嘉定到叙府又到南溪。在云南的家被唐继尧没收了，母亲携带小孩，后来也回到四川家里去了。这一场民主革命斗争，自信还是一个顽强者，但还不能摆脱封建关系而失败，最后还借着唐继尧的手将封建关系代我斩断，使我更进入了共产主义的阶段的革命。
那时鸦片烟已经吸上了瘾，一路想戒没戒了。又转到重庆，杨森正在那里当镇守使。因为是很好朋友，就在他那里住了个把星期，还一齐看了龙舟。不久就下决心，沿长江到上海去了。
在上海会见孙中山
在上海会见孙中山驶在长江上的航船，不管黑夜白天，“卜卜卜……”的把烟瘾抖脱了。
到上海登了岸，就到一个圣公医院，去戒烟。在那儿很舒服，住着最上等房子，一天要八两银子，也没吃些什么药，就是滋养。大约有一个星期就完全好了。出了院，在上海住不下，都说我有钱，事实上就是穷光蛋了。这个来找那个来找，简直有绑票的形式。就离开上海，往北方跑了……
想到外面来的动机，主要的是寻求新革命的道路。从一九一六年护国军时候，孙炳文就和我在一起，他给我的影响很大，商量好一起到国外去，后来他就由四川先到上海去了。孙炳文也是同盟会的同志，他从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李大钊、陈独秀都认识。在四川一块儿的时候，看了一些革命的书籍。这时共产党才成立一年。一九二○年春天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到中国来，八月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北京、湖南、北等地也纷纷成立了共产主义的小组。
从津浦路上，我一个人到北京去了，正逢上曹锟贿选，对于国会的印象很深，很不好。在北京到处都看了看，封建味道蛮浓厚，宣统还深居在皇宫里头，街上在初一、十五，还有穿戴着顶子褂子乘了轿子去上朝的，在什刹海还看到些中国的怪人，到处还充斥着王公大臣，街上弯腰请安的很多，中国已是破烂不堪了。在那参议院里，就豢养着一批新官僚。其实在曹锟贿选中，奔走的也还多是那些老官僚……
不久，我就往北，往张家口，到绥远去了。一路见了古战场，颇生感慨。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城外，还看了昭君墓，还到鸡鸣山参观了新式的炭洞（煤矿），坐了那到洞里去的新式吊车。
在北京又会晤了孙炳文，不过共产党关系还未寻到。
再沿津浦路，我又回到了上海，仍然住到肇家浜路一个姓陆的名叫佛眼的广东同盟会同志的家里。我前后在上海停有个把月，中间到南京、西湖到处逛，不敢在上海久住，上海太乱，不成样子。
第二次到上海曾经遇见到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我对于孙先生的印象很好。他那时叫我回到广西的军队里去。我说要出国，他叫我去美国——这当然是他资本主义的思想的关系。他说美国是新的国家，我却坚持要去德国，看欧洲的情形，还有那时我已认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我惟一的出路了。我们聚首谈了几个钟点。那时，正是孙中山刚在广东被陈炯明赶出来，滇军已经到广西，去广东打陈炯明了。所以他想拿钱叫我去打广东。结果金汉鼎去了。孙中山从前也很注意我们的队伍，因为我们总是响应他，打通电，举着革命招牌……孙炳文是很被孙中山看得起的。起先，孙炳文做北京的《民报》的主笔，和汪精卫、胡汉民都很熟悉，不过，他性情很傲，革命精神很强，北大毕业以后，就到四川在队伍里了。他的夫人，也是北大学生。后来，孙炳文从北京到上海来，船票买好。在九月初，我们就乘“安吉尔斯号”法国邮船，从此远航开始了。
附：
启程赴欧之前，朱将军曾经决意做三件事。这三件事是他在顺流而下赴上海的途中决定的。他生平有一个习惯，在行动之前，必有详细计划。
第一，他要进入上海的法国医院，治疗失眠症；自从戒烟以后，他就为失眠所折磨了。而失眠是很痛苦的，容易导致人们再吸鸦片。
第二，他要看看沿海地区和北方的情形，因为全国各地他只见过华西和西南，多少有些乡气。几个大都市的名字，例如南京、上海和北京，虽然他时常接触到，但他只能够猜想它们是什么样子。他知道上海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基地，可是华西盛传这是一座建筑在近代学上的都市，无异于一棵摇钱树。
第三，他希望现在北京一家报馆工作的老友孙炳文，能够为他介绍“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介绍与孙炳文在日本一起工作多年的孙中山先生和其他民族革命领袖。在这些人里面，他希望见到陈独秀，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和总书记。
船到上海，朱将军立刻坐人力车到法国医院，说明自己已经戒烟，但夜晚不能安眠，问他们能治疗否？
法国人对于朱将军各项计划的影响，就在他十五年后对我叙述他的生平时，似乎仍是不自觉的。他把存款转到巴黎的银行。他到了上海就找到法国医院的地址，不久，又到法国轮船公司订了两张九月初开往马赛的“阿尔及利亚”号轮船的三等船票。一张是他自己的，另一张则是他的朋友孙炳文的，他在没有到上海之前就给孙炳文写了信，孙炳文要他订好船票就到北京去。
一星期后，朱德出院，在一位旧同盟会的朋友处又住了一个星期，观光全市——对于这座城市的荒诞不经的事，他过去可听得太多了。
还在医院的时候，他的朋友送来书籍报纸，他有条不紊地页页读遍。一股清新之风正吹遍全中国，他所看的报纸登满了有关新的工人运动和领导运动的共产党的消息。看了这些报道后，他决定参加共产党。它的主义到底如何，他还没有完全了解，不过，有一件事极为清楚：外国帝国主义者使用了他们的最恶毒的字眼来攻击这个党。如果这个党被中国的外国敌人视为一种威胁，那它就是朱德所需要的党。
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刚好在朱德到上海的前一年。它当时还较弱小，乃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反封建、反军阀和反帝。它的领导人大部分是学生、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不过它是一个以工农为基础的政党，并且是刚刚从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获得巨大胜利的新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
这次胜利，是中国历史上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第一次胜利，轰动了全国。一九二二年一月，当朱德和他的同志们还在云南山区艰难行进的时候，香港中国海员已在要求增加工资，承认他们的地下海员工会为合法。当时，英国海员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并且刚刚赢得一次要求增加工资的重大胜利，但中国海员的工资已经八年没有调整，而这一时期的生活费用却上涨了一倍。
香港英国当局拒绝了中国海员的要求，并且监禁了中国海员工会的领导人。他们在监狱中受到严刑拷打，其中有一人致死。在逃脱了大逮捕的海员工会领袖苏兆征的号召下，香港海员团结一致，举行了大罢工。二十四小时之内，香港的所有工人，甚至包括在白人和中国雇主家里服务的仆役，都一律罢工。曾经被骄傲地称做英国权力堡垒的香港，整整瘫痪了五十天。罢工最终胜利结束。英国当局承认海员工会，同意增加工资，并向被捕和遭到殴打的工人赔礼道歉。
当朱德将军谈到这一激动全国人心的反帝斗争的首次胜利时，他的声音都发颤了。广州的孙中山政府曾为罢工提供二十万美元的基金，中国的军人们给了大量的捐献，而全中国的工人更是倾囊相助。苏联工人曾为中国海员募捐，而英国工党则在议会提出了香港大罢工问题。
朱德将军宣称，香港工人的胜利，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发出的第一枪。它鼓舞了全国工人阶级。在香港大罢工期间，京汉铁路的工人举行了罢工。两天后，罢工结束。工人的工资每月增加一元，工人争得组织工人俱乐部（这是工会运动的萌芽）的权利。铁路大罢工的领导人以及香港大罢工的部分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
“与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国家一样”，朱将军说，“我们中国工人运动从来不局限在经济要求上。当然，它也为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给予合乎人道的待遇而斗争，可是它还有政治出发点。它还针对着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是因为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朱将军到达上海前一个月，铁路工人——中国工人运动之父，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选出了一个委员会，其任务是立即开始将全国工人组织起来（这次大会是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的）。它还发表了一项历史性声明，反对成立行会，要求成立产业工会，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给工人以公民权和受教育的机会，要求禁止各工厂鞭打或用其它酷刑对待工人。
朱将军着重指出，在外国人和中国人开办的工厂里，领班手持皮鞭在工厂里走来走去，遇有工作太慢或精疲力尽在机器旁边打瞌睡的人，便是一顿抽打，这并不是少见的事。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打死工人的事也屡见不鲜。每天要工作到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甚至更多，工资则少得可怜，工人靠这种工资过活，至多只能活两三年。宿舍又黑又脏，像个兔笼，不知潜伏着多少病菌。从那时直到朱将军和我在一九三七年谈话时，工人始终没有获得保障。
“外国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从上海一地工人身上压榨了多少财富，牺牲了多少条人命，这是无法统计的”，朱将军说。“直到现在，上海每天还有收尸车在全市行驶，收埋街上的死尸。上海每年大概有三万到五万这样的路尸，被收殓起来掩埋在平民的坟地里。另有几千人是由亲友们料理了后事的。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算进去，这样的人每年有成千上万，他们因年老体衰被工厂解雇，让回乡去等死。”
朱将军开始探索上海——一座他曾经听到并且读到的充满财富和特权的都市。他从东走到西，从里走到外，踏遍了精致的外国商业区和住宅区，看到了它们的巨大楼房、平坦街道、电灯和自来水设备；然后又转到工人区域的“黑暗地狱”，男人、妇女和儿童在那里只是为了一碗饭而辛勤劳动。他参观了几千家中国人的小工场，从灾区和战区买来的小孩好像奴隶一样，工作到倒在简陋的机械面前死亡为止。贫穷、疾病和悲惨的愁幕笼罩着上海整个工人阶级。他说，这座城市是一个“少数人穷奢极欲、贪污腐化，而多数人昼夜工作、受苦受难的地狱”。夜间，他看到无家可归的工人，睡在冰硬的便道上、摩天大楼的阴影里，而这些大楼原本是他们一手修建起来的，“好像曾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身上滚压而过，压得他们的身体又瘦又瘪。”
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近代科学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好处，他绝望地说。不过他在内地听说过，南洋的英属和荷属殖民地并不如此。到处都有传闻，说华侨在南洋大发其财。至于西方国家，他以为那一定是近代科学的天堂了。
“有一件事我敢确定”，朱将军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悲惨。”
当他踏遍上海——以及南京和北京的街道时，社会上的重重灾难，使他感到仿佛是一场白日梦。而在他看见垂死的人躺在人行道上，或看见男人、妇女和儿童像一股暗流从工厂里倾泻出来，以及看到外国人把中国人推出人行道外时，一支幻梦般的军队便立刻在他身后出现，跟随着他参加战斗。这支军队声势浩大地向前冲去，杀死想像中的洋鬼子，或者干脆把他们成千上万地投在海里。
回忆起这种荒诞的想法，使他显得很沮丧。他不像一般人，谈起白日幻梦来并没有什么犹豫。他这样解释说：
“我想大概是因为做军人的时间太长了，只会依照军事条件来想问题。”
离开上海，他到南京游览。他参观了明太祖陵，这个也是姓朱的农民，曾经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推翻了异族蒙古王朝。接着他到了北京，老友孙炳文离职陪他观光全城，并且旅行绥远省，然后回到北京、上海。
北京政府，他轻蔑地说，不过是“一个弥漫着封建主义浓厚气味的幽灵政府——一个臭气熏天的粪坑，旧式的官僚和军阀在这里玩弄政权，大吃大喝，嫖妓女，抽鸦片，并且把中国待价而沽。”
孙炳文给他介绍了成群的学生，这些学生趁着暑假闲暇留在城里教工人夜校，其他人则下乡教农民去了。他曾希望会见共产党的领导人，可是都不在。党总书记陈独秀当时在上海。
回到上海后，他们两个人和孙中山先生谈了一个上午，当时孙先生和夫人同住在法租界寓所。一起去的人，有金汉鼎将军，朱德从云南逃出来时，他是同伴之一。
朱将军以深厚的感情，回忆起与这位伟大的民族领导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那时，五十六岁的孙先生已经在革命运动中度过了三十七年，行动依然敏捷有力。虽然屡遭挫败，他对于未来仍然极为乐观。
“他是个非常谦虚、诚恳的人”，朱将军说。“虽然被自己的部下出卖，离开广东，却还在筹划如何夺回广州，重新建立共和政权。他为此想借助于现在广西的滇军，要求我们帮助。他要求我们重回滇军，进行整编。他还表示可以先付十万元。金汉鼎当场答应下来，孙炳文和我则拒绝了。
“孙先生很仔细地听我们说明拒绝的原因。孙炳文和我对于孙先生及其国民党信徒动辄与这个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已经失掉了信心。实行这种战术的结果，总是革命派败北，军阀势力增强。我们自己在这种一再重复的错误中已经度过了宝贵的十一年。中国革命到现在是失败了，俄国革命却获得了成功。俄国人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是采用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
“我们告诉孙先生说，我们决定到外国留学，在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省港大罢工的胜利和工人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向我们证明，共产党人知道一些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
“孙先生对于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偏见，可是问我们，既然要留学，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进步制度。我们回答说，我们两个都没有可以在美国念书、在美国久住的款项，而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最强大。我们还提醒他，美国也许对美国人很好，可是美国对于他为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却从来不加援助。它只帮助和承认他的敌人。可是他自革命运动以来，始终渴望美国的援助。当然，欧洲国家也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
“孙先生同意我们的意见。他谈到正在制定国民党的新政策，但是我们那时并不知道新政策是什么。直到两年后，这项政策才明朗起来，他当时是在促成广东革命政府和苏联的合作。”
和孙中山会谈之后，三个人又拜访了国民党右派领导人胡汉民。这次会见的时间极其短促。朱将军毅然用这两句话否定了胡汉民：“他是个十足的反动派，香港买办阶级的典型代表人物。”
随后访问的是汪精卫，那时他作为知识分子领导人，享有盛誉，在国民党的地位据说仅次于孙中山。怀着素来尊敬知识分子之心，朱德在访问他时一定恭敬之至，可是回顾这次会见以后的十五年，汪精卫的毫无个性、反复无常的表现，使他对这个人只有鄙视。他们当时谈了些什么，他不是想不起来就是不愿去想了。
即使不从政治上考虑，汪精卫在朱德看来也是令人作呕的。从头到脚充满了大丈夫气概的朱德，对于男不男、女不女，什么也不像的人物是毫无好感的。
“看到汪精卫，就令人想到姨太太”，他以轻蔑的口吻说，“他努起嘴唇，说话的时候还用手做出慵倦的姿势，我只能看他而不能听他讲话了。他满身都是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女性习气，很像个京戏里面唱小旦的。他夫人也在座，是个很男性的女子，很有几个钱。而他则是个穷光蛋。他夫人控制了钱，通过钱，也就控制了汪精卫。听人说，甚至他几时该和她上床，他几时该起身，都由她管！”
接着就是和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的会见，朱德对于共产党是抱有很大期望的。他终于会见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著名的教授、卓越的作家和编辑，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陈独秀这时大约四十岁，面色黝黑，有些麻子，简朴地住在靠近公共租界的闸北区的一间小屋里。他精力充沛而又果断，谨慎而又寡言，他就在这间屋内领导着共产党进行组织地下工会的工作。
对这次会见的回忆，显然引起朱德内心的很大矛盾，他对此也不愿多说。近年来围绕着陈独秀而展开的斗争也许能够解释这一情况，虽然这仅是部分的原因。朱德去会见时，原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因为国民党就是这样，只要申请便可参加。朱德以为共产党的手续也不过如此，入党之后，他相信就可从此踏上新的革命的道路。
陈独秀冷落地看着来客，特别打量这个当时名声并不太好的将军——朱德。十多年来的军阀混战，以及混战对中国的影响，大概是他在一瞬间思索的问题。为什么一个远自华西专出军阀的省份而来的将军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朱德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他陷入了过去曾缠绕他的绝望情绪之中。
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朱德默然不发一言，失望地听着。他敲了未来的大门，而它拒绝为他打开。
“那些日子真难过”，朱将军痛苦地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那时，上海有很多从云南逃来的难民找不到工作，无法生活。他们每天都找我要钱，不相信我并没有多少财产。我做了解释，可是他们不信。他们每天都围着我。我真觉得自己像个罪人。”
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朱德和他的朋友搭上法国“阿尔及利亚”号轮船，把希望寄托在外国土地上，去探寻解救他们的国家的秘密。
注：本节选自史沫特《伟大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第三章 天涯寻正道
去欧洲一路见闻
船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槟榔屿，到法国上了岸。
我从幼年一直到革命时期，总觉得外国是了不起得很，一定各种关系都很好……一路上看到的却不如想像的那样好……一路最显著的是看到贫富的悬殊更厉害，阶级更明显。在那些热带地方，大洋房子、花园都很漂亮。但是就在那大马路的旁边，却伸出小破棚子，那里面的人，都是衣不蔽体，那样子在中国也还是不容易看到，那一种压迫打骂的现象，真是差得天上地下去了。
在南洋一带有很多广东人、土人、安南、印度人，这些亡国灭种的现象，给人印象很深，过去，是没有这么确实的亲眼看见过的亡国奴的惨痛。
对于外国的轮船交通是感到便利。
同时感到海上的宽阔，一望无边……因为自己是陆地上长大的人，对于浩渺的海，实在是特别有趣味的，真是“秋水共长天一色”。
经印度洋之后，中国人就少见了，多半是印度人、非洲的黑人，在做着苦力。黑人的世界，那真不是人的世界，不穿衣服，就是围个裙裙，多得很，住的房子更是说不上了。看到世界上悲惨的事情，不单单是在中国了。一到地中海，情形就感到十分欧化了，是另外一个环境了。
刚刚是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处打得残破不堪，帝国主义的元气都是还没有恢复，一般的创痕很深……在马赛上了岸，到了巴黎，都没看出什么帝国主义兴旺的气象。只是颓丧，虽然机器已经在运转，而那还是带着一种修补欧战创伤的形式。法国也就是这样。
战争的恐怖还笼罩着一般人。
充斥着……孤儿寡妇的车站上，贴着身讨钱的乞丐非常之多。
另外一方面，远看巴黎的艾菲尔铁塔是很高的。我们上去一望，虽然巴黎是打得残缺破烂，旧的观瞻轮廓还是存在着。那时因为自己要做一个进步的共产党员，总是拿唯物史观的方法看世界……是打开天窗说亮话，是透开窗子的看法，帝国主义的表面好看，真看透它的内部，那就坏得很。是应该多着眼于穷人来看好一些。就在那时，法国还是满街上遛着悠然的绅士，晚上戴着大礼帽，穿着黑衣服，每天都似过节一样。
这时期，在我思想行动上，都有很大的变化。起初几个月里，物质条件、交通这些看来很好，一路上心情都很愉快，生活也有着变化。不过在国内，一般过着军队的生活，说来那是进步的生活，同国外的生活差不远，而且在从前当农民的时候，就过得很有规律，天一亮就爬起来。后来在军队里，也是这样，到国外去过生活，还是比较适应的。
沿路上没有学会外国语，英、德、法文都不会，很吃亏。事事得靠翻译，而那翻译也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也没有怎样学得好，结果还是靠自己。以过去的军事经验看地图，凭记忆记着这个路那个路。那时反正是非旅行不可，还是大胆地去了。
到哪里就先花角把子钱，买个地图旅行指南，就照那上面的去走。
在路上也学了几句英文，数数目还是可以的。孙炳文会一点英文，也说不成。因为这样摸索，沿途对于地理了解倒是一个大的进步，虽然说是在船上、车上，可是经过都留有印象，而且也有兴趣，特别注意……
到巴黎那里，有些朋友，就休息了几天，然后和同船的章伯钧那些人，统统到柏林去了。
注：本章各节摘自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留学德国
路上花去了四十七八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我们到达了柏林，感到很舒服，像疯狂了一样，身体也强，精神也有，一切目的都达到了，快乐得很。从封建窠里一下跳到资产阶级的社会里来，而且在柏林，不久就找到共产党的关系了。
在这里，看到欧洲的形势。那时也比较有了些建设，机器、工厂、交通，都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一套，在上海、云南都见过，并没发现什么特别新奇的东西，只有外国的无产阶级及黑人这些，在从前是没有看到过的。那个理想中“外国的无产阶级比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好”是完全错了的，同样是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房子住。
我就在柏林学德文。
想去游览也不可能，每天总是想出来走走。没有翻译就买了一张柏林地图。那地图很好，房子、街道都清清楚楚，就拿着它去转。结果走路也熟了，就是电车不敢坐，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那些“老柏林”都是坐电车，不久，反而没有我这“新柏林”熟习了。那时旅行还多带着军事的眼光，一过哪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若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中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
现在想起来，那时逛柏林很有趣，大街小巷，城的直径有几十里，周围有几百里，我连城外几十里地以内都走遍了。
外国人都是很忙，昼夜不停的，也没有晚上，只在深夜一二点钟停一下，接着再来，电车又出动了。黑夜白天总是听乒乒乓乓，我到柏林住下来个把月才习惯了，可以瞌睡，不怕吵了。
柏林有新城老城，我就住了很多地方。每天除去学习德文之外，就去买书逛街，德文书存了有几箱子。在那儿的朋友相当多，中国人有好几百。但是，来往的多是学生，想好好的过共产党员生活，那些官僚都不想往来了……
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去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这样一来，就比较舒服了。不用两只脚跑路，经常出去旅行。柏林周围一两天路程的地方，只消几点钟火车，想去的时候买一张车票，一挂（票）就去了。每天来回有几十次车，随你哪时去好了。在那时，我差不多旅行了全部的德国，到处去过了。哈尔茨的山岭，山上就很有些趣味。在柏林这几个月，就是这样过的，真是舒服极了。
住了八九个月之后，我就到哥廷根去了。
在哥廷根，去念学校，其实听也不大听得懂，只是想念个学校挂个名字，这样旅行起来也方便，很自由的。按时间到学校去，一到下课时就又走了，那同班的人都互不认识。那时，我听社会科学、哲学……学生都各自住在外边。我的房子主人是贵旅，从前当过军官旅长，他的老婆也是贵旅。那老头六十几岁了，常常和他谈谈贵族的事情。住了大学的学生连街上的警察都不管，干错了事，警察看看护照就算了。
哥廷根城小，中国人多，常常接触，谈中国话，德文可就糟糕了。
早已参加了（革命）工作，在柏林开支部会，那时共产党员只有七八个。周恩来到巴黎去了，另外张申府、高语罕、孙炳文、夏秀峰、雄熊、熊锐、李季、章伯钧、廖焕星，廖的老婆是个德国人。邓演达那时到德国留学，同我们在一起。我学外国语搞不习惯，没有从写从读书着手，所以结果说话差不多，而在读书的时候，就吃亏了，后来慢慢的翻字典，可以读了，读的都是马列主义。在德国当时，马列主义的书籍到处都出得很多。
在哥廷根一年，我又回到柏林去专门做革命运动，做学生会运动，还办了报纸。在柏林有学生会的组织，里面分成两派，一派是反对革命的。一派是革命的，大家来争这个学生会。结果争来争去的，打架打官司。我们那时是想争来做一个宣传机关。
德国的共产党，学生运动，都做得很好。当时共产党的书记就是台尔曼。经过配合，有什么事我们就去参加，譬如在援华运动以及“五卅”召集的群众大会上。
那是一九二五年。一次，因为保加利亚一个反动派的人物岑可夫被农民党刺死了，许多人因此被捕。我们为了要援助他们，在柏林城一家咖啡店里开会。那天到会的有三四十人，哪一国的都有。才开了不久，警察便来了。一下都给捉去，捉去就要坐牢。我们是外国人，样子又是学生……不过，那还是头一次看到外国的监狱，和中国的就不同，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有一点点的小窗子，透进光线来。那监狱是很高很深的，几层楼，把我们一下关到顶层上去。房内有一铺，一个外国人解手用的马桶，一个盘子，还有一只椅子，其它什么都没有，门上了锁。吃饭的时间把那一份黑面包、红豆豆送来。因为住的时间很短，我也没有吃他的东西。我只住了二十八个钟点，一天一夜多一点。后来就审问，一看有护照，他问，我们就回答是开学生会。那时外面还有很多人，没有参加，没有被捉去，就活动中国学生会来援助，中国大使馆就把我们保释出来了。
一般讲，在那里，德国人对中国人是比对日本人态度好，一般都希望恢复关系和中国做生意。那时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还没像现在压迫得厉害，党是可以取得公开活动的。
在中国学生中间，真正属于革命者是少的，中间派不即不离的多，真正坚决反对革命的也少，只是讨厌你这一套。我出来后，还是在柏林做革命运动，作文章，写报印报。那时出了几个月的小报，《政治周报》，是油印的，每次印二三百份分发。争学生会，发传单。在“五卅”、孙中山的死、孙中山的诞生纪念日，都有很大的运动，都印有油印的德文宣传品……这些工作都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和很多同情者做起来的。在柏林，我们组织有国民党的支部，我们都参加进去，而且领导了它。当国内在广东开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时，我们的支部就派了高语罕做代表回去了。
我第二次又被捕，就是“五卅惨案”发生，传播到柏林，为了援助上海的罢工，开了很多的工人大会。我因为参加了一个德国共产党召集的大会而被捕了。因为有前一次的案在册，这回他们也不审问我了，好多德国的工人团体去法院里起诉，说“是我们开会请人家来的，为什么把人家捉起来？”要求放出来。可是，这时中国的公使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就不管我，不再保释我了。这样我的护照被扣去了。
当时孙炳文还在哥廷根。
德国、法国都同时赶出这样一批人来，经过美国革命者抚恤会的帮助和办理护照买船票。这个组织很大，是共产党的外围团体，它有着捐来的款子，专门帮助世界上坐牢的革命者。公使馆不管我们了……这样，我由波罗的海到苏联去了。
我从德国这样被赶出来，非常痛恨。不过在这几年中间，脑筋思想都大大改变了，坐在帝国主义家里来看帝国主义，倒是清楚一些。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我读过了很多这种书籍。在这“休养”时期，重新准备的时期，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检讨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
附：愿终身为党做军事运动
季子、莘农同志：
我前一星期两函，谅已收到。转托中国代表（驻莫的）②一封介绍信，往德共总部，使我加入他们的军事组（此事可能否）研究数月，即来莫入东方大学③，再入赤军④研究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此种计划，在莘农同志留德时已定，我始终竭力办此事，均未有效。去冬欲偕莘农同志往莫，莫方以额满为拒，德组⑤为申送事，逼得治华⑥出党。今岁法组⑦送五人到莫，接任卓宣⑧同志函，法组送四名，德组送一名，熊锐⑨或朱德前往。那时我已准备来莫，后又未果。似此种种困难情形，看来或是我党员资格太差，或是我行动太错，不能来莫研究，或同志中有不了解我的，说我是军阀而官僚而小资产，终不能做一个忠实党员的吗？以上种种疑误，是我的环境使然，不明我的真相的人，决不晓得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我现在决心两月以后即动身来莫，如东方大学准我入，我即加入听课；如不许我入，我亦当加入莫组⑩受点训练，即在外住几月，亦所不辞。治华倘然与我同来，惟住房子的问题是不容易的。如不许我入校，那就要请你们帮我觅得住处，我一定要来。如以后不能住了，我即回中国去，专为党服务。以上所问，请你俩不客气地、爽爽快快地答应我。或可能入校，或可能租房自住，二者必求得一，我心即定了。莘农同志何时归国，亦祈示知。此间数月来，为民党（11）工作及改组学生会（12）运动，颇生趣味，亦收点成效，惟荒了我们的主义研究，亦属可惜。我正月移居柏林，专为民党活动，经理报务，也印出一小本《明星报》（13）来。对外发展是很困难的。专此作为革命的敬礼。
旅莫诸同志统此问好。
朱德 顿首
三月七号
注：一九二二年十月，朱德赴德国留学。同年十一月，在柏林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朱德为赴莫斯科学习写给季子、莘农的信。
①季子指李季，莘农指陈启修。是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党员。
②中国代表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③东方大学，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九二一年创办于莫斯科。它的任务是为苏联东方各共和国培养干部和为帝国主义殖民地、附属国培养干部。三十年代末停办。
④赤军指苏联红军。
⑤德组即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旅德小组。
⑥治华即贺治华，又名贺稚华、贺稚。
⑦法组即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旅法小组。
⑧任卓宣，一九二三年时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任中共旅法组织负责人。一九二七年被捕后叛变。
⑨熊锐，当时在德国留学的中共党员。
⑩莫组即中国共产党旅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
（11）民党即国民党。
（12）学生会指中国留德学生会。
（13）《明星报》指朱德主编的油印周刊《明星》。
留学苏联
从德国经过波罗的海，在一九二五年七月间，我到了苏联。在列宁格勒被很好的招待，因为我们是一群政治犯，被驱逐的人们，特别被约去各处讲演，宣传了帝国主义罪状，到处被欢迎着，还参观了很多地方。
正是列宁死后不久，正是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物质条件还相当困难，内战中打烂的东西还没有恢复，街上还相当破烂，人们穿的衣服也破……同来的有些人就印象和我不同，他们说巴黎、柏林人又多又热闹，我就反对这种说法，我说：“在巴黎、柏林那里，那么多人每日花了多少钱，做出了多少事？在列宁格勤可就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每日节省了多少钱，做了多少事。经济困难那是因为刚在激烈内战之后。我们从这一点来看，社会主义是在一点点搞起来，这一点看不穿，那是资本主义的眼光。”
有很多人，对于苏联是带着浓厚的幻想。我对于苏联是认识比较透彻些。我把这样的意思，坚决地同那些到列宁格勒马上失望的人做了辩论，纠正了这样的现象。
在柏林的时候，对帝国主义内无产阶级的力量、工人运动都有了相当认识，不仅看到了那种形势，而且参加了当时的运动。对于德国从欧战中垮台下来，为什么到一九二四年，英国、美国又借款给它，把它救起来，以及以前的革命高涨……这些问题我们都相当地讨论了。而且从这环境中间，认清中国革命问题是与国际问题相联的，而且了解到革命决不是某一块地方的事情。在德国，每星期我们都开两次讨论会，讨论的多是这些理论问题。
在苏联又开始学习，进步就更大了。思想、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开展。唯物论辩证法，在德国和李季他们也常常讨论过，多不很深刻。在苏联得到实际，参看了好些计划表册……这时我比在柏林时看世界更要深刻一些了。同时更把中国的事看通了。主要的是在学校里，中国经济地理这一门功课材料非常丰富，对我们益处很多，其中统计表、数目字，都是很多。接着又研究了世界上的经济地理，哪一国哪一国都搞清楚了，打下了很坚固的根底，以后看什么书都有把握。根据数目字来判断政治是容易的，没有数目字是空洞的。有很多同志就怕，记数目字就头痛。我偏偏要记，愈是复杂的数目字，愈是要记得清楚，因为我的数学搞得还算好，所以对科学、经济学、军事学、马列主义，都有很好的注意了。
我先在东方大学念了几个月，随后我去避过暑，学习打野营，学习军事，野营归来以后，我就到一个秘密的军事训练班去继续了六七个月。
在那一年中间，除了广大的宣传会、劳动节以外，根本没到街上去过。一天都老是学习，关在小屋子里研究。指导我们的教员也好，都是特别请来的专家。另外就忙着参观，参观对于我们也有很大的影响，我参观过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学校、工厂，还做了军事学的实验，如毒气爆炸。
我深深感到以唯物史观来建立科学的教育，的确是进步的。可以根据数目字、画、表，一滴一点是有证据的，有计划的，推进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间，处处看到那样广大的运动，自己也投身在这广大的运动之中。那些大公无私献身于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不但坚决而且处处是实际行动。我在柏林那儿，就曾经说服了很多人加入了共产党，也说服过很多反动派的反对。在莫斯科，一些调皮的同志，更很容易地说服了。一般，我在那时还具有着中国旧社会的好的道德，同时，也是革命的前进者，一般人听了我劝告他的话后，给人的感想相当好。我还喜欢处处去讲世界上的事情，有些人很爱听。那时，我也看清了整个世界的系统、各种组织，这对组织观点可相互影响，这对于我回国后在一般团体里，对同志亲密爱护，都有着影响。
在莫斯科那些地方，城市没什么奇怪。我对于那深深的乡村、广大的森林、田野上的道路，以及热烈地进行着的大规模的耕种，很喜欢，因为我有一种习惯，喜爱名山大川，优秀的地方总想去看看。在苏联的确跑了不少，我顶高兴的是那大的森林。不大喜欢热闹的大城市，在那儿住久总是不大舒服，旅行中间就舒服。看那些动物园、展览会，还没有爬哈尔茨高峰那样有兴趣。我对巴黎那样大的戏园都引不起很大兴味，这一点也许是残存的农民意识吧。
在中国，正是革命高涨的时候。在一九二六年六七月，我便得回国了。在苏联这一时期是精神顶愉快。最舒服、最快乐的一段。身体也很好。脖颈上长的癣在莫斯科经过电烤也好了。那时我还想学习，如果再住年把，可以多学习很多东西。可是大革命起来，便被催起程了。
从莫斯科走了十四天西伯利亚铁路，到海参崴去。在西伯利亚沿途望见整片森林，是苏联很大的一笔财产。铁路修得很伟大、宽敞，很了不起。车窗外的旷野是那样广大辽阔，在中国是很少见的。有些地方还没有人烟，是很好开发的。
到了海参崴，船不通航。那正是暑天，我就到离海参崴十九里路的过去王公别墅去避暑。那是海边上，时常洗洗海水澡，很舒服地住了一个月。那会儿海参崴市内已修起电车。不久，我就搭船经过日本门司，一直到上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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