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自述》

　　师从席聘三

　　一八九六年，我十一岁，开始在席先生那里读书。

　　席先生名字叫聘三，是一个很懂得人情世故，很有情趣有骨气的人——他的思想是开展的，对于那些历史上的人物认为都是假的，把做官的人常常骂得狗血淋头。他还具有着浓厚的民族意识，虽然有着丰富的学问，可是他不肯考了，所以不是什么秀才，却真是好先生。中国历代各朝的事他都懂得，从二十几岁教书起，到这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周围的一些秀才、举人都是他的学生。我们在那里读书，当时他很高兴，因为学生都很好。我读了四、五年，很有益处。《四书》、《五经》也讲，诗、词、歌、赋也讲。还有《纲鉴》、《甘四史》，你要什么东西他就给你讲什么东西，到处都讲。那时候我比较聪明了些，又小，先生比较喜欢我。十一二岁，读书多，背到了一大串，读到了《左传》，讲也讲得来了大半。

　　这时国家也在由腐败中间变化着——从中日战争以后，大清的昏暗腐败，完全暴露了。那时“亡国”口号提得很高，“变法”的思潮也很快地反应在各处了。四川的情形呢？也一样腐败，做官的压榨老百姓是常事，剥削很厉害，卖官（又名捐官）也是常事。譬如：一个县知事，就要几十万块。那么他做上一任就要搞一两百万走。庚子①“八国联军”进京，清朝失败之后，更公开地卖官贿爵，土豪劣绅都像小说书上写的那样，这时农民经济也起了变化。国外经济的侵略已经因为长江交通的便利，而深入到四川来了。

　　搬家到大湾来，因为人少，同时自己也长大了一点，花在种庄稼上的时间更多了。一年差不多三四个月在种庄稼。六七个月在读书。席先生那里离马鞍场很近，离大湾有八里路，一天要来回跑四次，所以养成走路快的习惯。晌午回来肚子饿，跑得快，晚间回来怕天黑了，也得快。从前我就没上过街，现在从乡里走到街上，人情也懂得多了。以前一到街上，人家会欺负你，在琳琅寨那处风俗还厚道，地主作恶的还不多，到了街上就不同了，流氓痞子很多，要靠另一种本事来支持。这时，已经懂得问国家事。庚子事变，就是在这个时候。席先生也讲。就懂得四万万赔款。因为这些钱都是赔到地主农民头上来。他们就作为加租的理由，来加到我们身上了。戊戌、己亥、庚子，又连着几年都是天旱，简直天天吃小菜叶大麦高梁，那很可怜。

　　我在席先生那里读书，就有几个很好的朋友了。因常常要一起上街——顶好的是吴绍伯，是很好的一个人，道德品行都不错，书读得多，年纪也比我大，是学校顶大的，先生也很喜欢他。我们还是爱跳，读书也没用过劲，毛毛草草的。他们读通夜，那我是不干的，因为我晚上要睡觉，非睡不行，我就说：

　　“读通夜要命也不行！”

　　在这时进步相当快。先生好，抓得紧，文章、作诗要交卷时，一逼就一搞，拿得出来，很快。

　　戊戌变法后，就又讲究科学了，有钱的人买了些科学本子回来，如“五大洲”、算学都有，都是变法以后编的。还有两个地球仪器。一看，知识大了，晓得有世界，知道有个地球，还是圆的。

　　我开始学算学，我学的还不错——因为会打珠算，那是在丁先生那里就学会了。当时因为家里都不会挂账，算账家里很需要，先生教，就会了。加、减、乘、除都会了。所以算学一看容易得很，一直学到比例开方，我都觉得容易——以后慢慢读成大学生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脑筋里总有一个想头：

　　——是有一个世界，就想：去看看世界就好了！

　　可是没有盘缠也出不来。

　　那个同学吴绍伯，更有志愿，两个人打了很多主意，找办法。

　　当时我们也还受先生很好的影响。他爱喝酒，他佩服的是做事业的人，他说：

　　“人不做事业，没什么作用！”

　　他是那样洒脱的。认为要能做事，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便没有路，说神仙不是人做的，那是没有路的人，才去做。

　　……席先生又说：“皇帝就是那样，好人不用，有也是例外的！”他认为周朝是假的，他认为从古到今天，都是一样坏。他说做得好只是用人处事得当。他说历史上都是为了个人的……

　　这样思想慢慢开展了。那时对《四书》、《五经》、《史记》读得还不错，贯串得起来，有点本事。《甘四史》虽不能贯通，大致记得。那个同学吴绍伯更好，因为是个书香家庭，破了产的。我们没书，他家书却很多。还有他们有个经常跑成都的人，带些书给他们的儿子。可是他们的儿子小，我们便吃了便宜了。凡是新书都买来了，都是头一批的，还有米达尺、三角板……那时成都有一个算学馆了，我们借了学，都看到了，就拼命的来学算术，没有人教就是自己看书。这样眼光放大了，老旧的东西不太看得起。这个时代（信息）也传到了那里，如戊戌变法等，都是地方上在外边跑的人带回去的……那时只是打主意怎样到成都，到外面，这是我和那个吴绍伯天天所打算的。

　　在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我们晓得“富国强兵”的事没知识不行。对历史小说都看过，《三国》、《列国》都看过。先生还给批评，还带着去看戏——街上每年唱大戏，还有木脑壳戏，小时候爱看。那样难看，很吓人。还有“木脑壳加肉脑壳”，是把小孩子掮在肩膀上，同木脑壳人一齐耍……这样戏在有几家住房的山梁上，也可以唱。还唱青苗戏，那是在栽秧以后起，各山上都唱。还有还愿戏、皮褡褡戏……每年常常不断地唱上五六个月，个把月。那里有四个会馆，是西湖人的禹王宫、江西人的万寿宫、广东人的龙母宫，大家共有的关帝庙、张爷庙。这些会馆都有田地，绅士们再凑上钱，彼此竞赛似的接连着唱。三吊钱两吊钱，就唱上一天。这些戏给我印象很深，从中间得知识不少。上十岁后就懂得看了。席先生带着去看戏，在街上还一面批评着，像《封神》、《三国》、《聊斋》、《说岳》，折一折的唱。对于《聊斋》，他相信是假的，他不信神，他常常说：

　　“靠不住，靠不住。”

　　关于神，我家供的是观音菩萨，早晚是都要烧香的。家里都不太信，祖母比较信，其余都是马马虎虎，不过烧香却是读书人管的事情。小时候我就不得不烧了很久，每次在天地、祖宗灶位插上四根香。

　　在街上几年，世故人情都通了。从最下层到最高层你弄我我弄你的那些曲折道理都清楚了。那是十岁到十七八岁的时候，还是过着清苦的生活。整天上梁下梁的来回跑路。思想变得复杂得很。脑子里充满历史古书。民主思想有一些，觉得皇帝十分要不得。要变法，觉得外国好一点，资本主义思想侵入了。对于清朝皇帝官员不满意，因为宣传和事实都是很厉害。在社会上一般的不敢说，总之不满就是了。那时，听到说：读书可以进高小、中学、大学，再出洋，总是这样想着。至于出洋回来做什么呢？总有事做吧，考官费考不取，上小学、中学，又没钱读，不得不另外想办法了。

　　那时给我很深的一个刺激的：是吃大户——当时四川经济很发展，相当富足。可是庚子的连年天旱，很多破产的农民，就只有吃大户了。我正在席先生那里读书的时候，有六七百人来了。我们都吓得跑了。那里面都像叫花子，穿得非常褴楼，破破烂烂，男男女女带着小孩，带着杆子枪，来要吃的，给他们米就走……有的地主去报告了官，前两天来的都规规矩矩走过去了。可是这两天来了百多个官兵都是红马褂，拖着辫子，用马枪。有戴着水晶顶的官，打着大头包巾的，对襟盘花马褂，下罩着长裙。兵来了，绅士们去迎接，我们就跑了，不敢看，那种气焰真是势凶恶极。兵来了就把吃大户的打了，还杀了些。就都跑散了，很可怜，四五十里血水成河……

　　那时因为有长江交通，四川开通早一些，同时也是四川一般说来相当有钱，拿出去换东西。在乡下都开始看到打洋伞穿洋布衣服，用洋货，种鸦片，用外国染料了。

　　同时却有很多地主与苦力吃鸦片，弄得家败人亡。

　　老哥会（哥老会）流行起来——譬如有组织地吃大户，不管城市乡村都充斥了流氓、地痞。因为农民失业破产，流浪出来的人是整批整批的。农民破产，变得贫富悬殊。稍微有钱的人，就如同做了皇帝，坐着轿子走来走去。四川苦力原有两种，就是挑子背子。有句俗语是：

　　“背老二，挑老三，驮骡子就是大老官！”

　　现在在城市里却另外充满“烂巾巾”（乞丐），成都就还有几千“光冬冬”——这是一丝衣服不挂的穷人。如在成都各门找个石岩住下，生下来的后代小孩也还是“光冬冬”。还有河上、江上，还有几十万船拐子，没有衣服穿。自流井的挑水夫、搬水夫，几十万都是“光冬冬”之类。这些都是农民破产的情形，在四川穷困已经是这样露骨了。

　　注：①庚子，干支纪年，即一九〇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