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拍脑袋到大数据决策
个别领导干部把决断误认为武断和盲断，结果导致决策失误、劳民伤财。这样的领导干部被群众戏称为“三拍”干部，即“事前拍脑袋决策、事中拍胸脯保证、事后拍屁股走人”。
然而，政府决策是对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提思路、做规划、定政策、出措施的过程，决策一经出台实施，就必然会在社会各个层面引起程度不同的反响，必然会涉及各方面利益格局的调整。决策失误将给国家、人民造成损失。此外，随着公共管理事务的日益复杂，仅凭个人感知已经很难全面了解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就要求政府部门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把大数据技术与思维运用到管理与决策中，掌握决策依据、优化决策过程、跟踪决策实施。
一是“用数据说话”，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科学发展观要求按科学发展规律办事，不能拍脑袋想当然，搞“长官意志”。数据是科学的基础，也是科学的度量标准。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决策应更多地基于科学的数据、分析和事实做出，基于对科学规律的把握。例如，纽约市警方开发了一款电子数据地图CompStat，通过分析案件与发薪日、体育赛事、天气变化和假日等变量的相关性，预测最可能发生罪案的“热点”地区，并预先在这些地区部署警力。应用这套系统后的次年，该市犯罪率就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凶杀案发生数量创下50年来最低。纽约的巨大成功很快引起美国司法部门的注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数据驱动的管理方法，强调“数据和信息是执法工作中制定战略和决策的基础”。
二是智能辅助决策，大幅提高行政效率。大数据能够创造出复杂的人工智能，让计算机代替人类完成动态监测、语音咨询、即时翻译乃至医疗诊断、法律文书处理等专业任务。这种处理不仅是实时的、大批量的，更是科学的、精准的。例如，用红绿灯代替交警指挥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成本，这是一种进步，但是还谈不上智能。人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开车到达路口时碰巧指示灯变红了，即便对面没有车通过，也要无效率地等待。另外，人行横道的绿灯时间太短，威胁行人安全，也使社会对红绿灯设置的合理性产生了广泛的质疑。2013年，温州市主城区新增了172个悉尼自适应交通控制系统，根据各个路口的车流、人流大小自动调整红绿灯的等待时间，实现了对交通流的实时最佳配置和控制。
三是跟踪决策实施，持续改进公共管理与服务。大数据不仅能为政府提供决策产生机制，而且能根据实际需求和公众体验提供相应的决策信息反馈机制、决策调控纠偏机制。例如，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在线教育平台向全世界免费开放高质量的学习课程，为的就是让更多的学习者在上面学习、使用，这样它们就能搜集更多的数据，从而研究世界各国学习者的行为模式，使知识传播的形式不断优化、效率不断提高。任何错误都会在互联网上的千万双眼睛的关注下无所遁形，而教师之间、大学之间教学质量的差异变得高下立判。教育在我国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服务，与传统的派驻专家组的方法相比，大数据对于学科建设、本科教学的改进而言也许有着更加积极的意义。大数据使得公共管理和服务变得可以监督、全过程监督、全员监督，为避免政绩工程和地方政府行为失范提供了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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