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事》

我父亲在书中写道，看到我母亲携带着这样的重量，他比任何人都感到不安，她一辈子也许从来没有背过任何比一个书包重的东西。我哥哥带着一个差不多像他一样大的热水瓶，在肩上斜挂着。我们大约三十六小时没有吃任何东西了，但我们承诺，一旦到达目的地，我们就吃饭。

我们全家行走在通往礼顿山拥挤的山路上，沿着电车路轨到达湾仔。所有这段时间，移动高音喇叭车正播放着关于建立宣传新秩序的广播。突然，我们前进的道路被封锁了。哨兵守卫着皇后大道的入口处，不允许任何人通过。在我们周围，大约有几千人停止前行，似乎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等待。

过了一会儿，我父亲去寻找食物，我们大概是因为饥饿而拼命抱怨。他在附近找到了一家餐馆，但是还没开门营业，而路旁边的私人黑市正在销售东西。他们有一些新鲜的烤火——圣诞节储存的一部分。我父亲拿出藏在鞋底里的五十美元的钞票，买了两只小火鸡和三瓶柠檬水。当我们看到这顿盛宴时，似乎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全家坐在人来人往的人行道旁边，一边撕开火鸡就吃，一边喝着柠檬水。

耽误我们向城市进发的原因很明显，日本人正在举行庆祝胜利的游行。街道上排着队的人，都屈辱地低着头，一名留着小胡须、骑着白色马、身材矮小的士兵带领着一长列部队行进。一些日本官员在皮带的前面带着一个白色的小盒子，可能是自己死去的指挥官的骨灰。游行的队列一望无际——肯定有数千名日本人参加了行进的队伍。紧接着飞机飞过来了，轰炸机和战斗机呼啸着穿过光秃秃的屋顶上方，进行飞行特技表演。几架战斗机在海港上空进行水平相当高超的特技表演，这种表演设计的目的就是使游行的人畏怯。随后，大型轰炸机淋浴般地飞过，在其身后撒下各种传单。

游行队伍通过后，我母亲在腰部用一根绳子把内维尔和我拴住，拖着沉重的脚步向香港中部走去。大约走了七个小时，行进了九公里之后，我们在傍晚的时候到达目的地。当到达朋友的房子时，我们又脏又累，马上洗了个澡。我们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脱过鞋子、衣服和丝袜了。因为缺水的缘故，我们所能够做的只能是用海绵洗脸。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但那天晚上，父亲告诉我们，可以在一天中加一顿餐，大家都高兴地拍手。那天晚上，当全家跪下祷告的时候，他和我母亲简直不敢相信，我们作为一个家庭真的又团聚在一起了。即使前景看起来很暗淡，他们为自己也为孩子们而保持了乐观的情绪。

我父亲说，因为全家又在一起了，他有信心让我们摆脱困境。当问他明天晚上是在这里睡觉，还是继续搬迁的时候，他向我们保证，将留在原地，我们说，我们想留在这儿一百年。突然，我转向母亲说：“妈妈，我想哭。”当时我只有三岁，而我父母总是这样提醒我，因为这不是一个三岁孩子的正常状态。和我哥哥的“艺术”气质相比，父母总认为，我应该归因于属于温和的气质。

我发现这是我童年最有趣的轶事之一。跟随情绪的简单声明，告诉我很多关于性格的特征，甚至开始形成了我的性格——决心、谨慎和有一定的距离感。显然，内维尔和我很少哭，但我们并没有歇斯底里。那天晚上，我们都睡得很糟糕，只偶尔会把鞋子脱掉。

我父亲在他的书中描述了占领区的恐怖情景——野蛮的占领军、被破坏的建筑物、充满了污秽的街道、垃圾以及破旧的汽车和卡车。全城到处都有小投机商投资建的游戏房。他们做的是繁荣的生意，有中国骨牌、番摊和骰子，即使在人行道上也有赌博。我母亲看到她自己的一些财产被掠夺者在街上出售。她永远都不能够接受这种事实，有人正好就在你面前出售你的物品——你的结婚瓷器，你的柚木茶几，你的天津地毯。

如果我认为自己现在已经是坚忍的人了，那么，想想我父亲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经过这些年艰苦的努力，他看着自己的成功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但至少他有机会帮助他曾经的工作和信仰，作为一名在那场战争中的派遣骑手，最危险的事情就是你可以骑着摩托车在战火中穿梭，没有人命令他必须成为志愿者。

在20世纪40年代末，当我还很小在渥太华生活的时候，它永远不会在那里发生，我认为有可能是任何人从未在街上见过尸体或是有尸体贴在墙上的事情。这些都是我父母永远也无法抹去的记忆。他们唯一不想谈的是在“浅间丸号”上囚犯般的生活条件。但是，可怕的大屠杀和在香港的损失总让他们记忆犹新，总讲述给我们在加拿大所有的新朋友听，新朋友们总是对我们的故事表示深深的同情。加拿大人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人们总是好心地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经历过战争。

1943年，我哥哥被国家电影局制作的一部关于战争中儿童挨饿的电影选为一个主角。在渥太华，我们是唯一从战争中逃脱的华人，人们知道我们的故事，所以这是他能够获得这个角色的原因。当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哥哥实际上正在挨饿，并变得极为不安。虽然我可能永远不记得当时的事情了，但我无法忍受想到他没有足够的食物的情形。而其他记忆就是在20世纪40年代被人带去看《小鹿斑比》——我肯定当时已经5岁了，当看到小鹿斑比的母亲被杀害了的时候，

我在剧院里歇斯底里地大声哭泣，最后不得不被带出剧院。从这一天起，我就再没有看过《小鹿斑比》。

我很佩服父母的生活方式，尽管他们心灵上曾受到过创伤，但他们收拾起了生活的残骸，并试图融入一个全新的社会。他们从未哀叹过自己的损失，他们似乎已经吸收了以前自己，并融入了他们应该成为的人之中了。只有故事仍然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痛苦：在她生命最后的岁月里，我母亲不肯去日本餐厅，她用轻轻地向下撇嘴，以表明不满意我拥有一辆日本汽车。

我上大学期间，母亲和我曾一起到欧洲旅游。她对意大利男人笑着对我们说“撒优纳拉”（再见）而深感不安。每当发生这种情形时，她都会走向他们说：“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华人。”然后转身离去。只有这种干脆的反应，能使她保持自己记忆的港湾——刺刀、炸弹、对她温馨小家庭的亵渎以及她被迫离别自己崇拜的母亲。

我曾问过我父亲，我听说日本兵闯入我家，我母亲和舅妈被藏在壁橱后的故事，是否有可能我母亲和她弟媳妇遭到强奸但没有说一句话。我父亲看着我很认真地说：“如果你母亲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她会立即自杀。”我认为他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