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事》

每当我回想起这些往事——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是如何生活的，为什么后来我父母淡化了有辱人格的条件——我认识到，是巨大的创伤使人变得麻木了。父母每时每刻都把精力集中在内维尔和我身上，也集中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当然，还集中在我们结束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之前还会发生什么上。香港被占领和在“浅间丸号”船上的这段时间，我母亲得了抑郁症，而且再也没有治愈过。虽然她多次尝试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在这次经历之后，她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内心却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途中，他们首先把我们带到了西贡，然后到了新加坡，在每个港口都有更多的人登上船。我父母每次想起我们到达日本人所占领的港口的情景，日本空军都要拿我们进行军事演习，轰炸机和战斗机对我们所乘的船咆哮几个小时，低空飞行，在驶向大海之前，在“浅间丸号”上空盘旋多次。传达的信息是显而易见的：告诉我们到达北美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准备征服一切了。

当船穿越印度洋数千公里海域时，正好赶上了两个星期的季风季节，我们顺利地通过了暴风雨。在船上的每个人都患上了严重的疾病。我母亲晕船晕得非常厉害，内维尔的病也相当严重。我父亲与其他男人是睡在甲板上的，偶尔我们也睡在甲板上。旅客们互相照应着。我母亲记得一个上了年纪的欧洲女人摇晃着我，而我母亲照顾着我哥哥。我们盘子里的食物已经很少了，并且还在逐渐地减少，我们吃的是残羹剩饭，甚至鱼也从菜单上消失了。

船上的情形极不舒适，但是整艘船变成了一个大家庭，虽然小争小吵不断，但都不是非常严重。船上有各种各样高矮、年龄和肤色不同的儿童，其中的大多数是华人和白人，除了随和、宽容的中国服务员外，从来没有任何人来照看过我们，这些服务员被称为保姆。

与在官方甲板上不同的是，大家在船上没有种族歧视的感觉，而只有一起逃离的感觉。我希望我能更多地记住这些，也许只有我的身体记得，但我脑子里几乎记不起来了，在这不平凡的旅程中，大家被扔在一起，实际上是被当做人质吗？

船驶进莫桑比克首都劳瑞恩·马克港时，船上的人一眼就看到了格里普斯科尔摩红十字会的船，有蓝色和金色的瑞典标志，悬有标记巨大的提示牌“格里普斯科尔摩外交官”。我父亲说，在这一刻，我们意识到，在一天之内，我们不再是与世隔绝的囚犯了。实际上，交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只是走下一艘船的甲板而登上了另一艘船而已。1990年，我与夏米一起用餐，在谈话中，一个在泰国曼谷的朋友说她曾在劳瑞恩·马克港经历了红十字会互换（泰国对日本一方），我们两人有着相同的经历，只是从相反的方向互换，50年后我们再度相遇了。

我一直都记得，他们告诉我格里普斯科尔摩的食物是如何好吃，并且在第一次午餐后，我就爱上了瑞典的黑麦饼干，它的颜色是黑色的，味道尝起来好像我从来没吃过这种东西。服务员显然是在为我们而穿着干净的制服，我父母记得有火腿和奶酪，一碗碗的新鲜奶油。我想我父亲为了让我们全家在一起，托了关系才有一间小屋。幸运的是，我们一家四口共同拥有了一间小屋，和“浅间丸号”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天堂了。

几十年后，当我在电视台《第五等级》栏目工作时，我回到劳瑞恩·马克港口，做一期关于佛莱里蒙叛乱的电视新闻报道，他们在对葡萄牙斗争中赢得了胜利。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曾经是真的在那里待过——那个把我们带来，并最终获得自由的地方。我敢确定，大部分的建筑在四十年后没有太大改变——宽阔的街道，两旁排列着棕榈树和鲜花，还有西班牙风格低平屋顶的房子。

我们从劳瑞恩·马克港又到了里约热内卢，正是在这个地方，我父母保留了他们愉快的回忆。在里约，红十字会给我们每人发了十美元钱，我们就立即去购物——母亲买了一只鳄鱼皮手提包，父亲买了一双鳄鱼皮鞋，为我哥哥买了一件丝绸衬衫，为我买了一件用正面刺绣针缝成的带皱褶的粉红色的纯丝连衣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