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事》

购物再次给了我们一种优雅和幸福的感觉。我一直把我的小粉红色连衣裙保存了很多很多年，甚至直到今天，从我心灵的眼睛里，我依然可以看到它，粉红色丝绸配着蓝色皱褶被精细褶边包围着。购物是我们典型的生活方式，虽然我们生活在今天，但在某种程度上，购物会保证我们有美好的明天。我父亲曾经听人说，钱是用来摆脱“背上的火车”的，每次重复这句话的时候，他都大笑不已。虽然他很喜欢在有钱的时候玩一玩，但他从来没有只为钱做事，另一方面，我母亲在家中至少存储百分之十的钱，在内维尔到麦吉尔大学医学院上学的时候，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她已存足了在靠近运河附近渥太华市中心购买一套三层楼的钱。

舒格洛夫山上的耶稣像给我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山上的音乐和娱乐氛围似乎弥漫在整座城市的上空。我父母想跳舞就带上我和哥哥，全家一起到一家夜总会，他们都是优秀的舞蹈演员，很自然地就学会了跳桑巴舞。但从来不会发生把我和哥哥留给其他人照看而离开的事情，父母希望我们也能享受和他们一样多的乐趣。他们告诉我，我们全家去了在里约的桑巴舞俱乐部，那里有三支乐队交替演奏，从未有片刻中断。在20世纪50年代，每当有特殊场合，我们都去劳里埃酒店的饭店餐厅，他们跳舞的时候，总有人鼓掌。

当我们终于到达美国新泽西市时，已经在海上周游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了。全家已经被热带的热浪弄得大伤元气，享受过劳瑞恩·马克港暖冬天气，经历了寒冷环绕的好望角，到里约热内卢已是春天了，远离了和新加坡一样炎热的南美赤道。现在已是夏天了——1942年的8月。

父亲后来告诉我，在被联邦调查局询问的这段时间，所有的乘客都非常着急，在美国受到正式和部分官方的公务接待，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事情。

等待我们交换的是两个非常年轻的加拿大外事服务人员——拉尔夫·科林斯和阿瑟·孟席斯，他俩都来自渥太华，是阿瑟·孟席斯把我带下了船。在将近六十年之后的2001年，我作为总督，推荐他获得了加拿大勋章，这对他和对我来说都是特殊的经历。

除了几十个人被运往埃利斯岛之外，所有的乘客在第三天晚上之前都被清理出了船舱。记者们都想知道我们的故事，并希望像拼图一样把故事拼在一起。马西·希尔为美联社撰写了如下报道：8月25日，纽约港，十三海岸警卫队在星期二下午4:00登上格里普斯科尔摩的MS号，受到为数不多但很兴奋的人群的欢迎，为了第一次看见纽约港的灯光，他们通宵未眠。

乘坐瑞典交换航轮的超过一千五百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全部来自日本或日本占领的远东地区。我们来自东京、横滨、香港、西贡和新加坡。我们是幸运的，而且我们再也没有回过头看一眼。

在渥太华市苏塞克斯街“我们的小房子”里，夜晚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通常能听到我父亲快速打字的声音。他告诉我说，正在写一部关于他在香港经历的小说。他把这本书叫做《武士道》，是他经历战争的虚构描述，在本书中，我已经作了很多的描述。在后来的大约五十多年里，书的手稿在一点点地消失。当我问父亲可能发生什么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应该把它保存在蒙特利尔的银行里。”我不在渥太华生活后，就把它藏在我的脑海里，手稿可能一直在梅特卡夫或斯帕克思银行的某个角落里，因为我们家一直在那两家银行开有账户。

2002年秋天，在我父亲去世后不久，我去银行索取手稿。它就被放在原来那个半透明的棕色牛皮纸信封里。手稿重现了许多过去生动的时刻，现在当我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经历过可怕的剥夺、饥饿和恐惧的生活。现在，我有了三个孙子，我应该怎样处理这些东西呢？

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幸运就是，我父亲为了我母亲能够回到我家的公寓，事实上，我们再也看不到我们过去的许多东西了。他在书中写道，他是如何获得了一个假的通行证，并能绕着城市走动。他还写道，在“满洲国”的那年，他与保罗·赛克斯能说十个日文单词。父亲回到家里经历了一种潦倒的境况，我们所有的书籍、图片、照片、银器和瓷器都散落在地板上。钢琴的一只腿不知去向，其他腿的上半部分也已经脱落，掉在地板上，可能正准备随时被用做柴火。父亲发现一些日本兵在我家公寓附近懒洋洋地四处走动。他找到了我母亲的衣服——丝绸的、羊毛的、棉质的，都撕碎了，并防止能被认出来，有个手提包也被剪成了碎片，用刀子在他自己的马靴前面开了一个长叉。因为厕所坏了，所以整个房间已被用来作为一个厕所，我母亲的衣服有些被用做了卫生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