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事》

我父母的一个熟人——每五名赛马俱乐部的成员就有一名情妇——其中有一位偷偷地告诉我母亲，她被日本兵强奸了，之后，那个日本兵把钱强塞到她的手里。我妈妈总是舒缓地说，当日本人来敲门寻找女人的时候，我们都蜷缩在一个地下室里。我外婆用大衣和毯子把我母亲和舅妈藏在壁橱后面的衣柜里，告诉我不要对任何人说，我总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可怕而又不确定的感觉，总觉得会有什么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内维尔和我假装跟我外婆玩耍。现在我只能想象，当时我母亲的感觉是多么恐惧，她非常害怕如果突然被发现，就会被拖出来。我觉得她后来就再也没有从恐惧、无助和莫名的极端厌恶中恢复过来。

有人告诉我，作为一个孩子，我总是任性和浮躁的。我从来没有做别人让我做的事情。当五名日本兵围着地下室转圈，只看到一个老太太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坐在地板上玩的时候，我是如何保持沉默的，也许有些不自然，有一种东西纠缠着我，促使我沉默、警惕、不动，这些都根植在我的人生阅历中。

随着战争的继续，有一张字条从一个藏身之地传到另一个藏身之地——字条告诉大家，威尔士王子强大的英国船队要来拯救我们所有的人——这使大家的心中燃起了希望。我们等待着威尔士王子的到来，但威尔士王子从没有来过。在1941年圣诞节那天，香港沦陷了。我父亲能够通过摩尔斯电码获得所有的消息，他听到沦陷的消息后，随即告诉了他的上司。他永远都记得，这位高级军官当时看着他的表情，既惋惜又遗憾地对他说：“波伊，你和威利最好离开这里，因为我们都将被捕并被关在一个集中营里。但是，如果看到你是中国人，他们不会打扰集中营，而是会直接杀了你。”得到其上级指挥官的准许，我父亲和威利设法搞到几件中式服装，把他们的制服折叠起来后，就从香港的街道上消失了。

第二天，日本兵把他们从老百姓手中掠来的货物在街道上摆摊出售。我母亲和她的朋友们看到她们的银器、窗帘、套装、厨具都被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香港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日本人所使用的控制方式是对平民不采取保护措施，而是让居民处于恐怖状态之中。

在日本人的占领下，我们在香港生活了六个月。这是屈辱、困难和令人惊恐的六个月。据日本军队的武士道概念，被征服意味着必须承受所有的屈辱，被征服者如果要被人钦佩，就应该承诺自杀，而不是接受失败。这是日本人和那些被他们征服者之间的误会极深的基础。

我们家不是那种在中国大陆有巨额财产的华人家庭，那样的家庭可以从香港逃奔到大陆。对我们来说，在中国内地没有美丽的鱼塘和稻田，或者是从妇女的手臂上退下一定数量的翡翠手镯可供出售或交易。为了继续活下去，我父亲偶尔做手表生意或者卖些大米。但他知道，我们必须离开香港，并且最好是到澳大利亚，在那里他的家人——八个兄弟姐妹和他的母亲以及母亲的新丈夫——仍然还活着。但是太平洋战争已经使想走这条路变得不可能了。

所以，我父亲写信给曾与他有过工作关系并成为朋友的几位加拿大贸易专员。其中一名叫肯·诺贝尔的人，曾经是我父母婚礼上的男傧相，还写信给其他许多人，盖洛普·梅杰和他的妻子令我们全家印象深刻，伯特·巴特勒使我那绝非不懂世故的父母，尝到了一种相当放荡不羁的加拿大味道。他给印度的保罗·赛克斯也写了信，在香港被日本占领之前的1931年，保罗曾与我父亲一起前往“满洲国”旅行出差，当时加拿大在香港的贸易委员会决定可能把生意做到“满洲国”，但没有得到回信。6月的一个晚上，突然有人大声地敲门。是肯培泰（宪兵队）——相当于日本的盖世太保。我父母惊恐地打开门，问他们是谁，在确认了自己的身份之后，负责的军官说：“你在红十字会被交换的名单中。明天黎明，你们家每人只能拎一个手提箱在斯坦利码头等候。”

几乎只有不到十个小时的时间，我父母需要决定他们往哪里去。他们将被带到北美，在那里他们不认识任何人，只有我们一家四口。我们全部的家当就只有四个手提箱。他们谈了一夜，后来，还是外婆坚持要我们走。

香港的状况已经十分可怕——几乎没有任何食品，有的只是人们已经变成了食人族这样惑众的谣言。我知道父母非常担心我们每天的食物从何而来。那时我只有两岁半，只能在黑市上购买到一点奶粉。许多人逃到了大陆，整个香港就像是一座鬼城，我们绝望了。

我认为那天晚上，是我家经历的最难忘的时刻。是我父母的能力创造了这次机会，跳过了这一空隙，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我们因此而度过我们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