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事》

第二天早晨，我们一家四口人再加上前来给我们送行的外婆，从我们住的地方往香港另一边的斯坦利码头出发。在那里大约有三百人，每人携带一个手提箱。到了那里我们才知道将被一对一地交换到莫桑比克的一块中立领土上，然后换乘另一艘船被运到北美。

日本船“浅间丸号”从东京出发，船上还载着一些西方外交官、宗教界领袖以及其他抛弃后浮于水面的货物。因为名字的缘故，我们被他们奇迹般地放在了加拿大人的名单里。

在香港和新加坡沦陷之后，任何一个被认为是外交官或非英人士、非战争分子的人，都成了盟军从被日本占领领土的一对一交换对象。说是日本与盟友国之间的交换，其实只包括加拿大人和美国人，而英国人仍被拘留在香港的几个集中营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无国籍帮助了我们。毕竟，我们是华人，虽然我们受英国人统治，但我们不是英国人。

船上有从东京加拿大使馆来的加拿大外交官赫伯特·诺曼、达西·麦克格瑞和约瑟·艾尔索普，还有传说中的美国记者和美国外交官奇普·波伦，他是陪同美联社、路透社和《纽约时报》的外国记者一起来的。据在香港见证了登上该船的人回忆说，大多数人都瘦得皮包骨头。我知道我母亲那时只有八十磅，我父亲一开始就很瘦，骑马的时候也是如此，大概重约一百一十磅。

站在甲板上的时候，我母亲永远也忘不掉当时的情景：无情的太阳晒着，我们被按字母顺序依次排列、分组，一位从东京来的加拿大官员看着我们，然后转身对他的一个同事说：“这些人在这儿干什么？他们不是白种人！”而就在那一刻，日本人正在搜查地下室，但他的同事说：“嗯，他们是在名单上的。我们为什么不带他们离开这里呢？他们还蛮好的。”这是一个忙碌的早晨，因为质疑我们的人还有其他别的事情要做，所以他转身走了。在他转身走开的时候，我们就注定成为了加拿大人，尽管我们是华人，尽管我们不想成为加拿大人。但，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我们将结束目前的生活状态，并且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变。

我们在港湾内度过了第一天的晚上，日本指挥官拒绝让我们使用标志着我们是非战斗人员的巨型电子十字标志，因为他们不想提醒美国轰炸机我们是受红十字会保护的。

船驶出斯坦利港口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在海上有近三万多公里的旅程要走，周长占世界的四分之三，可能要穿越四大洲——亚洲、非洲、南美洲以及北美洲。

我们被视为日本船虚拟的囚犯，因为我们在日本人的监护之下，要服从很精确的命令，并且有随处可见的公告版。浴室外的公告版写着：“上午7:00-8:00，下午5:00-6:00供应开水。”我们在三等舱，我父亲和其他男人睡上下铺，母亲、哥哥和我与其他几个妇女以及她们的孩子共享一间小屋子。在船上，我父亲遇见了加拿大外交官赫伯特·费韦尔、马特·斯图尔特和赫伯特·诺曼等人，并花了不少时间与他们交谈。在我出任总督之后，我曾在渥太华会见了赫伯特·费韦尔的家人。他也和某些玛利诺神父一样——成为一位维护教育秩序的美国传教士。这几个人告诉我父亲，如果有一天日本兵来了，命令所有人把衣服脱光的话，会有大量的英国士兵和加拿大士兵一起采取保护措施，他们将在一条黏土路上行军，并直奔向一条隘谷。

他们的主教开始决定是否给予一般性赦免，因为他们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充分准备。士兵被派往前方的隘谷，返回时，他们在擦刺刀上的血。我父亲的朋友说，他们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还活着，活着就像被监禁一样的偶然。

船上每个装有三百多名乘客的甲板上，只有两间浴室，我母亲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她是如何设法使我和哥哥保持干净整洁的，她只是说，食物糟糕透了。有一天，大家以为自己得到的是燕麦片，但妇女们的判断是错误的。突然，另外一个妇女气喘吁吁地喊到：“看！有死虫子。”紧接着，我母亲看到我们的食物里充满了白色的蛆。这是我家人吃过的最后一顿燕麦粥。现在，我喜欢喝粥并经常煮粥喝，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