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事》

【基本信息】

作者：伍冰枝 著 赵彦华 译

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5月

【内容简介】

从接受总督任命的那一刻，伍冰枝聚焦了世界无尽赞叹的目光。担任总督五年里，她曾因标新立异的处事风格，多次被推上舆论的浪尖。本书是她卸任之后，光环背后，她自己对于人生的得与失的回忆，对自己传奇一生生动纪录。这本自传中，她既回忆了自己一家人作为交换战犯从香港辗转加拿大的艰苦历程，也回忆了自己作为一名加拿大记者、电视广播工作者及外交官的美丽生活。

【作者简介】

伍冰枝，1939年2月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台山。英文名字为安德丽娜·克拉克森，1999年经过当时总理克雷蒂安推荐、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委任后，成为加拿大第26任总督，她是第二位女性、第一位非白人和第一位没有政治或军事背景的总督。任期至2005年9月。她在多方面的职业生涯中，曾经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资深媒体人和杰出的公务员，她在加拿大和国外曾获得了众多重要的奖项和荣誉学位。

【编辑推荐】

她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年幼时作为交换战犯随家人迁往加拿大，她目睹且感受到了战争的残忍。在白人国家生活、受教育，在人生起航前她做了哪些准备？面对繁忙且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她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作为一名没有政治和军事背景的总督，她又是如何应对政场上的波谲云诡？同时，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位母亲，她又是如何平衡家庭生活的呢？一切尽在首位加拿大首位华裔女总督自传《心事》中。

【目录】

凤凰涅槃

通向加拿大

中国之行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准备

巴黎

发生的某些事情

骑虎

《30分钟报道》

《第五等级》

花都缤纷录——1982年

《阿德里安娜·克拉克森直播》

被选择

作为总督

加拿大总督府——丽都大厅

女王

国事访问

延续

延续

致谢

【章节选读】

凤凰涅槃

当凤凰意识到它的末日就要来临时，会构造一个巢，树枝均被浇上树液，向着太阳的方向让火焰燃烧。一个鸡蛋形状的东西从它的骨头和骨髓的灰烬中生成，蛋壳破裂，从中升起了一个新的凤凰。

通向加拿大

我出生在一个大英帝国殖民的前哨城市——香港。父亲有一部分澳大利亚海外华人的血统，母亲家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荷属圭亚那（现在的苏里南）、爪哇（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和其他类似秘鲁和牙买加的世界外围地区度过的。作为从这种模糊的背景下走出来的中国人，仍然对身份有着高度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体现和伴随在每一个细节上。

或许，我父母那时的态度是，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剧烈动荡的、分裂的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注意力集中在发财和吞咽苦难上，很难接受和处理殖民地的复杂性。他们拥有英文和中文名字：父亲的英文名字叫威廉·波伊，中文名字叫伍英朝；母亲的英文名字叫埃塞尔·兰姆，中文名字叫伍梅兰姆。一直到她去世为止，虽然知道称自己是英国人会减少鄙视和蔑视，但我母亲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英国人”这个词。并且，我父母在整个殖民地世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父亲在香港赛马俱乐部以他特有的活力，用赛马的方式登上了社会阶梯，无论是无障碍赛还是障碍赛，他都自己买马，骑自己的马。因为他是真正优秀的骑手，也常常被邀请去骑朋友的马。

那是他成为一名“绅士骑师”的原因。规则是为绅士制定的，他是骑手中唯一的绅士。香港欢乐谷赛马俱乐部是区别中国人、欧洲人和模糊的欧亚人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

直到三岁之前，我的生活是舒适的——我们家在布鲁姆路有一个双层露天花园，佣人在院子里饲养着兔子和鸡。在天气闷热而睡不着觉的夜晚，我的家人可以乘坐渡轮到九龙去乘凉。

在渡轮来回摆渡的路上，父母准许我和哥哥内维尔携带自己的垫子躺在长椅上。后来，我们偶尔也会试着穿越浓密的雾气，开车到山顶上去。虽然我父亲只是一个年轻的商人，但我家至少雇用了五个以上的佣人，包括司机和厨师。雇用佣人是每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一种生活方式。直到我家移民到加拿大之前，我母亲从来没有真正在厨房里做过饭。她常告诉我，每天早晨，厨师都会到她的卧室与她讨论当天的菜单。学习如何烹饪，是我母亲在加拿大早期生活的创伤性事件之一。我记得曾闻到过烧糊饭菜的味道，曾看见她手持一只铁铸油炸锅哭泣。

在战争爆发之前，我家有一些哥哥内维尔和我早期的八毫米贝尔和霍威尔的电影胶片——我两岁半，哥哥六岁——那是在香港欢乐谷赛马场附近家的屋顶上照的。后来，这些胶片在渥太华被盗，但胶片本身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因为在战争之后，我们只能从这些照片中找回从前。一位邻居保存了这些照片——在1941年的那个圣诞节，日本兵抢劫了所有人的住宅。照片上，内维尔用手把我的头推到不同的方向，也许正在练习动手解剖，准备成为一名医生，他似乎注定要成为一名医生。他认真地看着相机，确保我不是在镜头中唯一的一个人。让他感到恼火的是，盆栽的刺刺中了他的手臂，他大声地喊着不喜欢那种植物。一切都是不经意的，但我自己的那件蓝色笔挺的小礼服是个例外。因为农历新年的到来，我手里拿着一只小兔子，已经被染上了斑点。我父母告诉我，那些斑点是红色的，让我感到好奇的是，我记得是黑白照片，怎么会有红色的斑点。

显然，我父亲每天为我们拍照，因为在1940年，一台胶片相机是年轻的崭露头角的家庭应该必备的物品。我们家还有一辆欧宝车，在某种程度上，野心勃勃的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就参与了这种汽车的交易。父亲一生做的都是汽车交易，但我不知道我们之所以使用莱卡相机而不是美能达相机，是不是父亲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前者的交易的缘故。

每当我问父母，在战争之前，他们除了去赛马场还做些什么的时候，那一刻，都会有剧烈的反响。然后，幸福的光芒在我母亲的脸上生动地闪烁着，她会说：“我们跳舞了。”

而且，他们每星期至少在香港各酒店跳两次舞，包括美丽的浅水湾酒店。12月11日他们正在那里跳舞，大概用的是“朗伯斯舞曲”和“百老汇摇篮曲”，父亲的一个朋友冲进来说，日本人已经入侵香港了。此前有人认为，日本人侵入香港的腹地，就意味着战争已经真正地开始了。我父母急忙跑回家，因为我父亲必须加入他的民兵分队——皇家香港军团，做志愿人员。他穿上制服，骑上BSA摩托车就消失了。在日军轰炸这座城市期间，我不知道父亲在哪里，已经有大约两个星期没有看见他或跟他有任何联系了。日本人想要战胜加拿大人和英国人，并宣布他们在香港取得了胜利。

当我母亲意识到12月12日上午战争开始的现实后，她从浴室窗户向外看去，好像有一只巨大的青蛙在花园里，那实际上是一个伪装的日本兵。我们很快就放弃了每个人都携带一个手提箱到外婆家的计划。外婆是外祖母的中文别称，是我母亲的母亲，汉语中关于亲戚的称谓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躲避着城市的轰炸。我母亲担心被日本士兵强奸，与朋友或亲戚一起藏起来了。在日本人的围攻下，从来没有在厨房待过的、高度紧张的母亲，不得不应付两个年幼的孩子，而孩子通常是由两个阿姨各照顾一个，偶尔也能得到我外婆的帮助。

我家有一条美丽的波索尔俄国牧羊犬，名字叫“白雪公主”，是我父亲从中国北部的哈尔滨出差带回来的。我母亲对它非常重视，甚至亲自为它洗澡。后来她告诉我，她认为“白雪公主”与珍·哈露头发的颜色相同。随着战争的继续，令母亲焦虑的是，她不能使小狗保持整洁和明亮。虽然我们已经有牧羊犬、猎犬，后来到加拿大又有了腊肠犬，但“白雪公主”是任何狗都永远无法取代的。多年之后，我哥哥要画几张“白雪公主”的图画，我母亲又再次告诉我们当年她无法使“白雪公主”保持整洁的故事，“白雪公主”是如何变得越来越灰，最后，因为没有剩下的食物给它吃，只好让它到街头的垃圾堆中寻觅食物。

战争在我们的周围继续，炸弹和战斗在被称为山顶的地方进行着。有一天，“白雪公主”从外面流浪回来了，它的嘴上还叼着人的脏腑。我们到加拿大以后，母亲从来没有停止对与她讨论宠物的任何人讲这个故事。不知怎的，那条狗与战时需要，标志着我们过去的生活与现在我们已经拥有的、柔软舒适的白色国家的生活是那么的不同。

我父亲在战斗中成为了一名志愿民兵一等兵，后来，我们除了知道他骑着摩托车在各地传送情报的故事外，关于他所做的一切，他自己从来没有太多地谈论过。他和他的朋友威利是志愿者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中国人。他们是奉英国的命令参战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场战争，我父亲的表现是很勇敢的。他告诉我们，他得到了颁发给一位非现役军官的最高奖章——军事奖章，但他从不为此事而吹嘘，我们把奖章保存在屋子的一个抽屉里。我曾经推荐乔治六世到渥太华时参观了加拿大战争博物馆，那里曾展示过这枚奖章。

作为一名派遣骑手，父亲和威利知道战争情况有多严重，但他们仍然继续坚持战斗。有一次，我问爸爸：“如果你被打死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会怎样？”他说：“嗯，你妈妈会照顾你，你哥哥和你都有头脑，所以我想你们应该很好。”接着，他又想了一下补充道：“并且，你那么漂亮。”

我很难想象，父亲在战争中，在距离我们只有几公里的地方，拼命寻找掩蔽体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父亲携带着摩尔斯电码被派遣的时候，我们正在到处躲藏，父亲偶尔与我母亲的一个兄弟会面，告诉他已经又发现了一个对我们更安全的地方，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吃的，只有点雅各布的奶油饼干、一些雀巢的甜炼乳以及莱尔的黄金糖浆——殖民战争中的殖民口味。我记得母亲非常沮丧，在渥太华的加拿大人中，没有人吃过莱尔糖浆。

有一次，在离我家地下室入口很近的地方，一颗炸弹爆炸了。我们从地下室出来的时候，轰炸已经停止了，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人被炸得皮肤飞溅到墙上，像一张熊皮。什么是记忆？它是你的感觉吗？它是你被告知的事情吗？它是你知道的、深入你内心深处的每一个细胞组织的东西吗？那些记忆，是我在渥太华长大时，晚上要谈论的事情的一部分。我父母没有想到，应该让他们的子女远离痛苦的记忆，或远离我们亲密的朋友，住在我们附近的两位法裔加拿大人——马可特斯和普瑞朗科斯，他们在小客厅或厨房的桌子周围听我们讲日本鬼子的故事，好像非常着迷并为之骇然。

我父母的一个熟人——每五名赛马俱乐部的成员就有一名情妇——其中有一位偷偷地告诉我母亲，她被日本兵强奸了，之后，那个日本兵把钱强塞到她的手里。我妈妈总是舒缓地说，当日本人来敲门寻找女人的时候，我们都蜷缩在一个地下室里。我外婆用大衣和毯子把我母亲和舅妈藏在壁橱后面的衣柜里，告诉我不要对任何人说，我总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可怕而又不确定的感觉，总觉得会有什么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内维尔和我假装跟我外婆玩耍。现在我只能想象，当时我母亲的感觉是多么恐惧，她非常害怕如果突然被发现，就会被拖出来。我觉得她后来就再也没有从恐惧、无助和莫名的极端厌恶中恢复过来。

有人告诉我，作为一个孩子，我总是任性和浮躁的。我从来没有做别人让我做的事情。当五名日本兵围着地下室转圈，只看到一个老太太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坐在地板上玩的时候，我是如何保持沉默的，也许有些不自然，有一种东西纠缠着我，促使我沉默、警惕、不动，这些都根植在我的人生阅历中。

随着战争的继续，有一张字条从一个藏身之地传到另一个藏身之地——字条告诉大家，威尔士王子强大的英国船队要来拯救我们所有的人——这使大家的心中燃起了希望。我们等待着威尔士王子的到来，但威尔士王子从没有来过。在1941年圣诞节那天，香港沦陷了。我父亲能够通过摩尔斯电码获得所有的消息，他听到沦陷的消息后，随即告诉了他的上司。他永远都记得，这位高级军官当时看着他的表情，既惋惜又遗憾地对他说：“波伊，你和威利最好离开这里，因为我们都将被捕并被关在一个集中营里。但是，如果看到你是中国人，他们不会打扰集中营，而是会直接杀了你。”得到其上级指挥官的准许，我父亲和威利设法搞到几件中式服装，把他们的制服折叠起来后，就从香港的街道上消失了。

第二天，日本兵把他们从老百姓手中掠来的货物在街道上摆摊出售。我母亲和她的朋友们看到她们的银器、窗帘、套装、厨具都被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香港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日本人所使用的控制方式是对平民不采取保护措施，而是让居民处于恐怖状态之中。

在日本人的占领下，我们在香港生活了六个月。这是屈辱、困难和令人惊恐的六个月。据日本军队的武士道概念，被征服意味着必须承受所有的屈辱，被征服者如果要被人钦佩，就应该承诺自杀，而不是接受失败。这是日本人和那些被他们征服者之间的误会极深的基础。

我们家不是那种在中国大陆有巨额财产的华人家庭，那样的家庭可以从香港逃奔到大陆。对我们来说，在中国内地没有美丽的鱼塘和稻田，或者是从妇女的手臂上退下一定数量的翡翠手镯可供出售或交易。为了继续活下去，我父亲偶尔做手表生意或者卖些大米。但他知道，我们必须离开香港，并且最好是到澳大利亚，在那里他的家人——八个兄弟姐妹和他的母亲以及母亲的新丈夫——仍然还活着。但是太平洋战争已经使想走这条路变得不可能了。

所以，我父亲写信给曾与他有过工作关系并成为朋友的几位加拿大贸易专员。其中一名叫肯·诺贝尔的人，曾经是我父母婚礼上的男傧相，还写信给其他许多人，盖洛普·梅杰和他的妻子令我们全家印象深刻，伯特·巴特勒使我那绝非不懂世故的父母，尝到了一种相当放荡不羁的加拿大味道。他给印度的保罗·赛克斯也写了信，在香港被日本占领之前的1931年，保罗曾与我父亲一起前往“满洲国”旅行出差，当时加拿大在香港的贸易委员会决定可能把生意做到“满洲国”，但没有得到回信。6月的一个晚上，突然有人大声地敲门。是肯培泰（宪兵队）——相当于日本的盖世太保。我父母惊恐地打开门，问他们是谁，在确认了自己的身份之后，负责的军官说：“你在红十字会被交换的名单中。明天黎明，你们家每人只能拎一个手提箱在斯坦利码头等候。”

几乎只有不到十个小时的时间，我父母需要决定他们往哪里去。他们将被带到北美，在那里他们不认识任何人，只有我们一家四口。我们全部的家当就只有四个手提箱。他们谈了一夜，后来，还是外婆坚持要我们走。

香港的状况已经十分可怕——几乎没有任何食品，有的只是人们已经变成了食人族这样惑众的谣言。我知道父母非常担心我们每天的食物从何而来。那时我只有两岁半，只能在黑市上购买到一点奶粉。许多人逃到了大陆，整个香港就像是一座鬼城，我们绝望了。

我认为那天晚上，是我家经历的最难忘的时刻。是我父母的能力创造了这次机会，跳过了这一空隙，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我们因此而度过我们的余生。

第二天早晨，我们一家四口人再加上前来给我们送行的外婆，从我们住的地方往香港另一边的斯坦利码头出发。在那里大约有三百人，每人携带一个手提箱。到了那里我们才知道将被一对一地交换到莫桑比克的一块中立领土上，然后换乘另一艘船被运到北美。

日本船“浅间丸号”从东京出发，船上还载着一些西方外交官、宗教界领袖以及其他抛弃后浮于水面的货物。因为名字的缘故，我们被他们奇迹般地放在了加拿大人的名单里。

在香港和新加坡沦陷之后，任何一个被认为是外交官或非英人士、非战争分子的人，都成了盟军从被日本占领领土的一对一交换对象。说是日本与盟友国之间的交换，其实只包括加拿大人和美国人，而英国人仍被拘留在香港的几个集中营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无国籍帮助了我们。毕竟，我们是华人，虽然我们受英国人统治，但我们不是英国人。

船上有从东京加拿大使馆来的加拿大外交官赫伯特·诺曼、达西·麦克格瑞和约瑟·艾尔索普，还有传说中的美国记者和美国外交官奇普·波伦，他是陪同美联社、路透社和《纽约时报》的外国记者一起来的。据在香港见证了登上该船的人回忆说，大多数人都瘦得皮包骨头。我知道我母亲那时只有八十磅，我父亲一开始就很瘦，骑马的时候也是如此，大概重约一百一十磅。

站在甲板上的时候，我母亲永远也忘不掉当时的情景：无情的太阳晒着，我们被按字母顺序依次排列、分组，一位从东京来的加拿大官员看着我们，然后转身对他的一个同事说：“这些人在这儿干什么？他们不是白种人！”而就在那一刻，日本人正在搜查地下室，但他的同事说：“嗯，他们是在名单上的。我们为什么不带他们离开这里呢？他们还蛮好的。”这是一个忙碌的早晨，因为质疑我们的人还有其他别的事情要做，所以他转身走了。在他转身走开的时候，我们就注定成为了加拿大人，尽管我们是华人，尽管我们不想成为加拿大人。但，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我们将结束目前的生活状态，并且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变。

我们在港湾内度过了第一天的晚上，日本指挥官拒绝让我们使用标志着我们是非战斗人员的巨型电子十字标志，因为他们不想提醒美国轰炸机我们是受红十字会保护的。

船驶出斯坦利港口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在海上有近三万多公里的旅程要走，周长占世界的四分之三，可能要穿越四大洲——亚洲、非洲、南美洲以及北美洲。

我们被视为日本船虚拟的囚犯，因为我们在日本人的监护之下，要服从很精确的命令，并且有随处可见的公告版。浴室外的公告版写着：“上午7:00-8:00，下午5:00-6:00供应开水。”我们在三等舱，我父亲和其他男人睡上下铺，母亲、哥哥和我与其他几个妇女以及她们的孩子共享一间小屋子。在船上，我父亲遇见了加拿大外交官赫伯特·费韦尔、马特·斯图尔特和赫伯特·诺曼等人，并花了不少时间与他们交谈。在我出任总督之后，我曾在渥太华会见了赫伯特·费韦尔的家人。他也和某些玛利诺神父一样——成为一位维护教育秩序的美国传教士。这几个人告诉我父亲，如果有一天日本兵来了，命令所有人把衣服脱光的话，会有大量的英国士兵和加拿大士兵一起采取保护措施，他们将在一条黏土路上行军，并直奔向一条隘谷。

他们的主教开始决定是否给予一般性赦免，因为他们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充分准备。士兵被派往前方的隘谷，返回时，他们在擦刺刀上的血。我父亲的朋友说，他们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还活着，活着就像被监禁一样的偶然。

船上每个装有三百多名乘客的甲板上，只有两间浴室，我母亲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她是如何设法使我和哥哥保持干净整洁的，她只是说，食物糟糕透了。有一天，大家以为自己得到的是燕麦片，但妇女们的判断是错误的。突然，另外一个妇女气喘吁吁地喊到：“看！有死虫子。”紧接着，我母亲看到我们的食物里充满了白色的蛆。这是我家人吃过的最后一顿燕麦粥。现在，我喜欢喝粥并经常煮粥喝，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蛆。

每当我回想起这些往事——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是如何生活的，为什么后来我父母淡化了有辱人格的条件——我认识到，是巨大的创伤使人变得麻木了。父母每时每刻都把精力集中在内维尔和我身上，也集中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当然，还集中在我们结束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之前还会发生什么上。香港被占领和在“浅间丸号”船上的这段时间，我母亲得了抑郁症，而且再也没有治愈过。虽然她多次尝试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在这次经历之后，她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内心却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途中，他们首先把我们带到了西贡，然后到了新加坡，在每个港口都有更多的人登上船。我父母每次想起我们到达日本人所占领的港口的情景，日本空军都要拿我们进行军事演习，轰炸机和战斗机对我们所乘的船咆哮几个小时，低空飞行，在驶向大海之前，在“浅间丸号”上空盘旋多次。传达的信息是显而易见的：告诉我们到达北美的时候，日本人已经准备征服一切了。

当船穿越印度洋数千公里海域时，正好赶上了两个星期的季风季节，我们顺利地通过了暴风雨。在船上的每个人都患上了严重的疾病。我母亲晕船晕得非常厉害，内维尔的病也相当严重。我父亲与其他男人是睡在甲板上的，偶尔我们也睡在甲板上。旅客们互相照应着。我母亲记得一个上了年纪的欧洲女人摇晃着我，而我母亲照顾着我哥哥。我们盘子里的食物已经很少了，并且还在逐渐地减少，我们吃的是残羹剩饭，甚至鱼也从菜单上消失了。

船上的情形极不舒适，但是整艘船变成了一个大家庭，虽然小争小吵不断，但都不是非常严重。船上有各种各样高矮、年龄和肤色不同的儿童，其中的大多数是华人和白人，除了随和、宽容的中国服务员外，从来没有任何人来照看过我们，这些服务员被称为保姆。

与在官方甲板上不同的是，大家在船上没有种族歧视的感觉，而只有一起逃离的感觉。我希望我能更多地记住这些，也许只有我的身体记得，但我脑子里几乎记不起来了，在这不平凡的旅程中，大家被扔在一起，实际上是被当做人质吗？

船驶进莫桑比克首都劳瑞恩·马克港时，船上的人一眼就看到了格里普斯科尔摩红十字会的船，有蓝色和金色的瑞典标志，悬有标记巨大的提示牌“格里普斯科尔摩外交官”。我父亲说，在这一刻，我们意识到，在一天之内，我们不再是与世隔绝的囚犯了。实际上，交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只是走下一艘船的甲板而登上了另一艘船而已。1990年，我与夏米一起用餐，在谈话中，一个在泰国曼谷的朋友说她曾在劳瑞恩·马克港经历了红十字会互换（泰国对日本一方），我们两人有着相同的经历，只是从相反的方向互换，50年后我们再度相遇了。

我一直都记得，他们告诉我格里普斯科尔摩的食物是如何好吃，并且在第一次午餐后，我就爱上了瑞典的黑麦饼干，它的颜色是黑色的，味道尝起来好像我从来没吃过这种东西。服务员显然是在为我们而穿着干净的制服，我父母记得有火腿和奶酪，一碗碗的新鲜奶油。我想我父亲为了让我们全家在一起，托了关系才有一间小屋。幸运的是，我们一家四口共同拥有了一间小屋，和“浅间丸号”相比，这里简直就是天堂了。

几十年后，当我在电视台《第五等级》栏目工作时，我回到劳瑞恩·马克港口，做一期关于佛莱里蒙叛乱的电视新闻报道，他们在对葡萄牙斗争中赢得了胜利。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曾经是真的在那里待过——那个把我们带来，并最终获得自由的地方。我敢确定，大部分的建筑在四十年后没有太大改变——宽阔的街道，两旁排列着棕榈树和鲜花，还有西班牙风格低平屋顶的房子。

我们从劳瑞恩·马克港又到了里约热内卢，正是在这个地方，我父母保留了他们愉快的回忆。在里约，红十字会给我们每人发了十美元钱，我们就立即去购物——母亲买了一只鳄鱼皮手提包，父亲买了一双鳄鱼皮鞋，为我哥哥买了一件丝绸衬衫，为我买了一件用正面刺绣针缝成的带皱褶的粉红色的纯丝连衣裙。

购物再次给了我们一种优雅和幸福的感觉。我一直把我的小粉红色连衣裙保存了很多很多年，甚至直到今天，从我心灵的眼睛里，我依然可以看到它，粉红色丝绸配着蓝色皱褶被精细褶边包围着。购物是我们典型的生活方式，虽然我们生活在今天，但在某种程度上，购物会保证我们有美好的明天。我父亲曾经听人说，钱是用来摆脱“背上的火车”的，每次重复这句话的时候，他都大笑不已。虽然他很喜欢在有钱的时候玩一玩，但他从来没有只为钱做事，另一方面，我母亲在家中至少存储百分之十的钱，在内维尔到麦吉尔大学医学院上学的时候，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她已存足了在靠近运河附近渥太华市中心购买一套三层楼的钱。

舒格洛夫山上的耶稣像给我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山上的音乐和娱乐氛围似乎弥漫在整座城市的上空。我父母想跳舞就带上我和哥哥，全家一起到一家夜总会，他们都是优秀的舞蹈演员，很自然地就学会了跳桑巴舞。但从来不会发生把我和哥哥留给其他人照看而离开的事情，父母希望我们也能享受和他们一样多的乐趣。他们告诉我，我们全家去了在里约的桑巴舞俱乐部，那里有三支乐队交替演奏，从未有片刻中断。在20世纪50年代，每当有特殊场合，我们都去劳里埃酒店的饭店餐厅，他们跳舞的时候，总有人鼓掌。

当我们终于到达美国新泽西市时，已经在海上周游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了。全家已经被热带的热浪弄得大伤元气，享受过劳瑞恩·马克港暖冬天气，经历了寒冷环绕的好望角，到里约热内卢已是春天了，远离了和新加坡一样炎热的南美赤道。现在已是夏天了——1942年的8月。

父亲后来告诉我，在被联邦调查局询问的这段时间，所有的乘客都非常着急，在美国受到正式和部分官方的公务接待，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事情。

等待我们交换的是两个非常年轻的加拿大外事服务人员——拉尔夫·科林斯和阿瑟·孟席斯，他俩都来自渥太华，是阿瑟·孟席斯把我带下了船。在将近六十年之后的2001年，我作为总督，推荐他获得了加拿大勋章，这对他和对我来说都是特殊的经历。

除了几十个人被运往埃利斯岛之外，所有的乘客在第三天晚上之前都被清理出了船舱。记者们都想知道我们的故事，并希望像拼图一样把故事拼在一起。马西·希尔为美联社撰写了如下报道：8月25日，纽约港，十三海岸警卫队在星期二下午4:00登上格里普斯科尔摩的MS号，受到为数不多但很兴奋的人群的欢迎，为了第一次看见纽约港的灯光，他们通宵未眠。

乘坐瑞典交换航轮的超过一千五百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全部来自日本或日本占领的远东地区。我们来自东京、横滨、香港、西贡和新加坡。我们是幸运的，而且我们再也没有回过头看一眼。

在渥太华市苏塞克斯街“我们的小房子”里，夜晚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通常能听到我父亲快速打字的声音。他告诉我说，正在写一部关于他在香港经历的小说。他把这本书叫做《武士道》，是他经历战争的虚构描述，在本书中，我已经作了很多的描述。在后来的大约五十多年里，书的手稿在一点点地消失。当我问父亲可能发生什么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应该把它保存在蒙特利尔的银行里。”我不在渥太华生活后，就把它藏在我的脑海里，手稿可能一直在梅特卡夫或斯帕克思银行的某个角落里，因为我们家一直在那两家银行开有账户。

2002年秋天，在我父亲去世后不久，我去银行索取手稿。它就被放在原来那个半透明的棕色牛皮纸信封里。手稿重现了许多过去生动的时刻，现在当我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经历过可怕的剥夺、饥饿和恐惧的生活。现在，我有了三个孙子，我应该怎样处理这些东西呢？

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幸运就是，我父亲为了我母亲能够回到我家的公寓，事实上，我们再也看不到我们过去的许多东西了。他在书中写道，他是如何获得了一个假的通行证，并能绕着城市走动。他还写道，在“满洲国”的那年，他与保罗·赛克斯能说十个日文单词。父亲回到家里经历了一种潦倒的境况，我们所有的书籍、图片、照片、银器和瓷器都散落在地板上。钢琴的一只腿不知去向，其他腿的上半部分也已经脱落，掉在地板上，可能正准备随时被用做柴火。父亲发现一些日本兵在我家公寓附近懒洋洋地四处走动。他找到了我母亲的衣服——丝绸的、羊毛的、棉质的，都撕碎了，并防止能被认出来，有个手提包也被剪成了碎片，用刀子在他自己的马靴前面开了一个长叉。因为厕所坏了，所以整个房间已被用来作为一个厕所，我母亲的衣服有些被用做了卫生纸。

当我们登船离开香港之后，外婆和舅舅到我们的公寓检查了一遍并保存了一些东西，包括我父亲参加赛马的照片，我哥哥的一双古铜色的靴子和我的第一双鞋。直到今天，我们还珍藏着这些东西，但内维尔的故事听起来更扣人心弦，其中的一只靴子底被抢劫者弄破，为的是查看是否有钱藏在里面。

我父亲在书稿中描述了他在香港走过的地方，尤其是“湾仔”区，非常生动。人们推销自己的商品，为的是能换钱购买食物。“日本士兵用胳膊肘击中路上的人群，开道，随意地哄抢悲伤的摊位业主的东西。香烟和花生是被抢的主要物品，而日本鬼子支付给受害者的奖励就是扇他们耳光。有时，伴随着嘲弄的笑声，他们扔在地上几美分钱。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不是抢，而是付出了自己的价格。”一些较大的摊档，用指定的货币价格出售抢劫来的货物。尸体漂移出主要街道，被冲进了偏僻的小巷，一股刺鼻的死尸的气味充斥在主要街道的空气中。

当父亲来到一个他以为我们全家可能会躲避的地方时，他见到的是我们见到的情景——“站在台阶上的是一个无头尸体的部分身体，正在腐烂，几块腐烂的肉溅污到墙壁上，下巴的下半部分斜挂在栏杆附近的窗台上——他正要离开门口的时候，一颗流浪的炮弹已经降落在它的受害者身上。”他被告知我们已经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他还描述了自己与家人团聚的情景。

“我妻子似乎苍老了许多，她脸色苍白，身体消瘦单薄，她的着装改变成一件宽松破旧的黑色外套和一条仆人的裤子。她身边是我们的三个孩子。”——我父亲在这里成了小说家——“穿着最贫穷阶层的衣服。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写着自己名字、母亲婚前姓名和他们外婆在香港九龙地址的窄长白色布条，缝在自己的大衣前面。这是为了防止他们在人群冲撞中丢失或者他们的母亲发生任何意外情况的预防措施。他们看见我非常高兴，但仍然无法掩饰他们母子眼中的恐惧。”

然后，他听我母亲讲述了我们逃跑的故事。“她准备继续居住下去，即使日本人已经爬上了我家房后的山上，但那天晚上，日本人进入这条街约一百米处的一所房子内，杀害了里面的27人，并强奸了所有的妇女（只有一人除外）。第二天一早，她作出了逃跑到欢乐谷的决定，只携带了一桶苏打饼干、一条捆绑的毛毯，给孩子们带一些保暖的衣服，所有东西中还包括八双半丝袜。她担心抢劫者的活动，而怕被他们看见又始终阻止着她的行动。她的担忧的确是有道理的，因为抢劫者已经袭击了她家附近的房子，而且发生了大屠杀……因为未能携带任何的食物，所以他们跑不了太远。我回来之前的最后几天里，他们一直过着每天两小碗米粥配咸菜的生活。我很高兴那段时间我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因为她告诉我如何让她心疼地看着两个饥饿的孩子的脸，看着他们在午餐时贪婪地食用每个人定额的三块苏打饼干。”

我母亲眼含泪水歇斯底里地诉说着。但她还是希望对他解释，在他刚刚离开家加入他的组织之后，她所受到的折磨。当时日本军人参观了我们的房子，东张西望了很久才离去。刚走后不久，尖叫声从间隔两间的一所公寓传来，两名妇女被强奸了——其中一人还怀孕了。

外婆和我母亲以及她刚刚结婚几个星期的弟媳妇在一起，在晚上听到尖叫声，她们就吓得直发抖，只能不断地祈祷，把希望都寄托在她们和孩子们脖子上戴着的小黄金十字架以及被藏在枕头下的象牙雕刻的《圣经》上了。虽然还处在歇斯底里的状态，但我母亲和她弟媳妇也不得不在第二天就马上搬迁了。

找到我们后，父亲决定我们全家必须步行穿过陆地，设法到市郊的朋友那里避难。因为我拒绝走路，我母亲只能用一块四方布保护着背着我走，而这通常是佣人使用的方法。

我父亲在书中写道，看到我母亲携带着这样的重量，他比任何人都感到不安，她一辈子也许从来没有背过任何比一个书包重的东西。我哥哥带着一个差不多像他一样大的热水瓶，在肩上斜挂着。我们大约三十六小时没有吃任何东西了，但我们承诺，一旦到达目的地，我们就吃饭。

我们全家行走在通往礼顿山拥挤的山路上，沿着电车路轨到达湾仔。所有这段时间，移动高音喇叭车正播放着关于建立宣传新秩序的广播。突然，我们前进的道路被封锁了。哨兵守卫着皇后大道的入口处，不允许任何人通过。在我们周围，大约有几千人停止前行，似乎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等待。

过了一会儿，我父亲去寻找食物，我们大概是因为饥饿而拼命抱怨。他在附近找到了一家餐馆，但是还没开门营业，而路旁边的私人黑市正在销售东西。他们有一些新鲜的烤火——圣诞节储存的一部分。我父亲拿出藏在鞋底里的五十美元的钞票，买了两只小火鸡和三瓶柠檬水。当我们看到这顿盛宴时，似乎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全家坐在人来人往的人行道旁边，一边撕开火鸡就吃，一边喝着柠檬水。

耽误我们向城市进发的原因很明显，日本人正在举行庆祝胜利的游行。街道上排着队的人，都屈辱地低着头，一名留着小胡须、骑着白色马、身材矮小的士兵带领着一长列部队行进。一些日本官员在皮带的前面带着一个白色的小盒子，可能是自己死去的指挥官的骨灰。游行的队列一望无际——肯定有数千名日本人参加了行进的队伍。紧接着飞机飞过来了，轰炸机和战斗机呼啸着穿过光秃秃的屋顶上方，进行飞行特技表演。几架战斗机在海港上空进行水平相当高超的特技表演，这种表演设计的目的就是使游行的人畏怯。随后，大型轰炸机淋浴般地飞过，在其身后撒下各种传单。

游行队伍通过后，我母亲在腰部用一根绳子把内维尔和我拴住，拖着沉重的脚步向香港中部走去。大约走了七个小时，行进了九公里之后，我们在傍晚的时候到达目的地。当到达朋友的房子时，我们又脏又累，马上洗了个澡。我们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脱过鞋子、衣服和丝袜了。因为缺水的缘故，我们所能够做的只能是用海绵洗脸。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但那天晚上，父亲告诉我们，可以在一天中加一顿餐，大家都高兴地拍手。那天晚上，当全家跪下祷告的时候，他和我母亲简直不敢相信，我们作为一个家庭真的又团聚在一起了。即使前景看起来很暗淡，他们为自己也为孩子们而保持了乐观的情绪。

我父亲说，因为全家又在一起了，他有信心让我们摆脱困境。当问他明天晚上是在这里睡觉，还是继续搬迁的时候，他向我们保证，将留在原地，我们说，我们想留在这儿一百年。突然，我转向母亲说：“妈妈，我想哭。”当时我只有三岁，而我父母总是这样提醒我，因为这不是一个三岁孩子的正常状态。和我哥哥的“艺术”气质相比，父母总认为，我应该归因于属于温和的气质。

我发现这是我童年最有趣的轶事之一。跟随情绪的简单声明，告诉我很多关于性格的特征，甚至开始形成了我的性格——决心、谨慎和有一定的距离感。显然，内维尔和我很少哭，但我们并没有歇斯底里。那天晚上，我们都睡得很糟糕，只偶尔会把鞋子脱掉。

我父亲在他的书中描述了占领区的恐怖情景——野蛮的占领军、被破坏的建筑物、充满了污秽的街道、垃圾以及破旧的汽车和卡车。全城到处都有小投机商投资建的游戏房。他们做的是繁荣的生意，有中国骨牌、番摊和骰子，即使在人行道上也有赌博。我母亲看到她自己的一些财产被掠夺者在街上出售。她永远都不能够接受这种事实，有人正好就在你面前出售你的物品——你的结婚瓷器，你的柚木茶几，你的天津地毯。

如果我认为自己现在已经是坚忍的人了，那么，想想我父亲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经过这些年艰苦的努力，他看着自己的成功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但至少他有机会帮助他曾经的工作和信仰，作为一名在那场战争中的派遣骑手，最危险的事情就是你可以骑着摩托车在战火中穿梭，没有人命令他必须成为志愿者。

在20世纪40年代末，当我还很小在渥太华生活的时候，它永远不会在那里发生，我认为有可能是任何人从未在街上见过尸体或是有尸体贴在墙上的事情。这些都是我父母永远也无法抹去的记忆。他们唯一不想谈的是在“浅间丸号”上囚犯般的生活条件。但是，可怕的大屠杀和在香港的损失总让他们记忆犹新，总讲述给我们在加拿大所有的新朋友听，新朋友们总是对我们的故事表示深深的同情。加拿大人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人们总是好心地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经历过战争。

1943年，我哥哥被国家电影局制作的一部关于战争中儿童挨饿的电影选为一个主角。在渥太华，我们是唯一从战争中逃脱的华人，人们知道我们的故事，所以这是他能够获得这个角色的原因。当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哥哥实际上正在挨饿，并变得极为不安。虽然我可能永远不记得当时的事情了，但我无法忍受想到他没有足够的食物的情形。而其他记忆就是在20世纪40年代被人带去看《小鹿斑比》——我肯定当时已经5岁了，当看到小鹿斑比的母亲被杀害了的时候，

我在剧院里歇斯底里地大声哭泣，最后不得不被带出剧院。从这一天起，我就再没有看过《小鹿斑比》。

我很佩服父母的生活方式，尽管他们心灵上曾受到过创伤，但他们收拾起了生活的残骸，并试图融入一个全新的社会。他们从未哀叹过自己的损失，他们似乎已经吸收了以前自己，并融入了他们应该成为的人之中了。只有故事仍然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痛苦：在她生命最后的岁月里，我母亲不肯去日本餐厅，她用轻轻地向下撇嘴，以表明不满意我拥有一辆日本汽车。

我上大学期间，母亲和我曾一起到欧洲旅游。她对意大利男人笑着对我们说“撒优纳拉”（再见）而深感不安。每当发生这种情形时，她都会走向他们说：“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华人。”然后转身离去。只有这种干脆的反应，能使她保持自己记忆的港湾——刺刀、炸弹、对她温馨小家庭的亵渎以及她被迫离别自己崇拜的母亲。

我曾问过我父亲，我听说日本兵闯入我家，我母亲和舅妈被藏在壁橱后的故事，是否有可能我母亲和她弟媳妇遭到强奸但没有说一句话。我父亲看着我很认真地说：“如果你母亲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她会立即自杀。”我认为他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