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事》

【章节选读】

凤凰涅槃

当凤凰意识到它的末日就要来临时，会构造一个巢，树枝均被浇上树液，向着太阳的方向让火焰燃烧。一个鸡蛋形状的东西从它的骨头和骨髓的灰烬中生成，蛋壳破裂，从中升起了一个新的凤凰。

通向加拿大

我出生在一个大英帝国殖民的前哨城市——香港。父亲有一部分澳大利亚海外华人的血统，母亲家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荷属圭亚那（现在的苏里南）、爪哇（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和其他类似秘鲁和牙买加的世界外围地区度过的。作为从这种模糊的背景下走出来的中国人，仍然对身份有着高度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体现和伴随在每一个细节上。

或许，我父母那时的态度是，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剧烈动荡的、分裂的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注意力集中在发财和吞咽苦难上，很难接受和处理殖民地的复杂性。他们拥有英文和中文名字：父亲的英文名字叫威廉·波伊，中文名字叫伍英朝；母亲的英文名字叫埃塞尔·兰姆，中文名字叫伍梅兰姆。一直到她去世为止，虽然知道称自己是英国人会减少鄙视和蔑视，但我母亲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英国人”这个词。并且，我父母在整个殖民地世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父亲在香港赛马俱乐部以他特有的活力，用赛马的方式登上了社会阶梯，无论是无障碍赛还是障碍赛，他都自己买马，骑自己的马。因为他是真正优秀的骑手，也常常被邀请去骑朋友的马。

那是他成为一名“绅士骑师”的原因。规则是为绅士制定的，他是骑手中唯一的绅士。香港欢乐谷赛马俱乐部是区别中国人、欧洲人和模糊的欧亚人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

直到三岁之前，我的生活是舒适的——我们家在布鲁姆路有一个双层露天花园，佣人在院子里饲养着兔子和鸡。在天气闷热而睡不着觉的夜晚，我的家人可以乘坐渡轮到九龙去乘凉。

在渡轮来回摆渡的路上，父母准许我和哥哥内维尔携带自己的垫子躺在长椅上。后来，我们偶尔也会试着穿越浓密的雾气，开车到山顶上去。虽然我父亲只是一个年轻的商人，但我家至少雇用了五个以上的佣人，包括司机和厨师。雇用佣人是每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一种生活方式。直到我家移民到加拿大之前，我母亲从来没有真正在厨房里做过饭。她常告诉我，每天早晨，厨师都会到她的卧室与她讨论当天的菜单。学习如何烹饪，是我母亲在加拿大早期生活的创伤性事件之一。我记得曾闻到过烧糊饭菜的味道，曾看见她手持一只铁铸油炸锅哭泣。

在战争爆发之前，我家有一些哥哥内维尔和我早期的八毫米贝尔和霍威尔的电影胶片——我两岁半，哥哥六岁——那是在香港欢乐谷赛马场附近家的屋顶上照的。后来，这些胶片在渥太华被盗，但胶片本身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因为在战争之后，我们只能从这些照片中找回从前。一位邻居保存了这些照片——在1941年的那个圣诞节，日本兵抢劫了所有人的住宅。照片上，内维尔用手把我的头推到不同的方向，也许正在练习动手解剖，准备成为一名医生，他似乎注定要成为一名医生。他认真地看着相机，确保我不是在镜头中唯一的一个人。让他感到恼火的是，盆栽的刺刺中了他的手臂，他大声地喊着不喜欢那种植物。一切都是不经意的，但我自己的那件蓝色笔挺的小礼服是个例外。因为农历新年的到来，我手里拿着一只小兔子，已经被染上了斑点。我父母告诉我，那些斑点是红色的，让我感到好奇的是，我记得是黑白照片，怎么会有红色的斑点。

显然，我父亲每天为我们拍照，因为在1940年，一台胶片相机是年轻的崭露头角的家庭应该必备的物品。我们家还有一辆欧宝车，在某种程度上，野心勃勃的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就参与了这种汽车的交易。父亲一生做的都是汽车交易，但我不知道我们之所以使用莱卡相机而不是美能达相机，是不是父亲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前者的交易的缘故。

每当我问父母，在战争之前，他们除了去赛马场还做些什么的时候，那一刻，都会有剧烈的反响。然后，幸福的光芒在我母亲的脸上生动地闪烁着，她会说：“我们跳舞了。”

而且，他们每星期至少在香港各酒店跳两次舞，包括美丽的浅水湾酒店。12月11日他们正在那里跳舞，大概用的是“朗伯斯舞曲”和“百老汇摇篮曲”，父亲的一个朋友冲进来说，日本人已经入侵香港了。此前有人认为，日本人侵入香港的腹地，就意味着战争已经真正地开始了。我父母急忙跑回家，因为我父亲必须加入他的民兵分队——皇家香港军团，做志愿人员。他穿上制服，骑上BSA摩托车就消失了。在日军轰炸这座城市期间，我不知道父亲在哪里，已经有大约两个星期没有看见他或跟他有任何联系了。日本人想要战胜加拿大人和英国人，并宣布他们在香港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