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没有秘密》

3．为什么要学习书法

古代读书人不可能不学习书法，所以，他们只讨论书法是大事还是小事，从而决定要学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或者怎样学习的问题，而不谈学不学的问题。

书法是大事还是小事？在书法与写字难以割舍的时代，对国家和社会生活，书法肯定小不了。人们争议大事小事的前提其实也就是对个人言。

汉代有一位班超，他就是写《汉书》的那位东汉的历史学家班固的弟弟。班固被召到洛阳做校书郎，班超和母亲也跟着到了洛阳。因为贫穷，靠抄书卖钱养活，这时他感叹说大丈夫应当像傅介子、张骞那样在边塞立功，争取封侯，岂能长期写字呢？他的这段话在书法史上很有名气，成为不重视写字的人引以自慰的“经典”。

班超崇拜的那两人，张骞的名气很大，自不必细说。那位傅介子确实也是个人物，他本身是一位军官，在西域的楼兰国和两位壮士一起刺杀了楼兰王安归，因此封为义阳侯。班超觉得做人就得是这样子，但他远没有傅介子那般幸运。他在鄯善杀了匈奴出使鄯善的使者团，破坏了对方的同盟，又在于阗杀了于阗王的巫师，逼降了于阗。可算是立功了，但他被皇上批准留在西域继续工作。在西域三十一年，建功无数，最后哭着喊着要调回来，幸亏他的妹妹班昭上书替他说话，才回到洛阳，封了个射声校尉，只一个月便病死了。班超说大男人不能老写字，我们没法听他的。他和傅介子干的事不是常人能胜任的，只能说他们是另一个圈子里的人，我们羡慕他们但学也学不了。况且写字不见得就妨碍建立功业。西晋草书家索靖、唐代书法家裴行俭就是打仗写字两不误的人。投笔从戎似乎是班超辈的理想，而未必人人适合。

褚遂良就是反其道而行取得功名的。他原来是割据陇右的薛举手下的人，在那儿做一个通事舍人，没有什么作为。李世民亲帅唐军灭了薛举，褚遂良也就降了唐。他的父亲褚亮是当时的大书法家欧阳询的朋友，欧阳询很器重擅长书法的褚遂良。后来褚遂良又得到魏征的举荐，才一步一步在政治上取得成功。李世民临终，褚遂良和长孙无忌一起成为顾命大臣，这是古代作为人臣的最高荣耀。唐玄奘西天取经回来，在长安的慈恩寺译经讲法，李世民亲自撰《大唐三藏圣教序》，李治撰《圣教记》，皇上和太子的文章都由褚遂良书丹刊石，这样的事情实在让褚遂良深感体面。所以褚遂良的书法才能为他的政治成就助了一臂之力，如果没有书法的因素，他在政治上会平淡得多。

所以，如果你确实有书法的才能，或者真心喜欢书法，你可以不必在意班超的豪言壮语。如果你有其他方面更可贵的才能，你是否学习书法当然无所谓。

扬雄说“诗赋小道，壮夫不为”，汉代大书法家蔡邕在他上封事第五事也说“书画辞赋，才之小者”，而他们恰恰都是因这些小事名垂千古的。我们只是说写字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有好处。

书法有时候可以消融政治的森严与压抑，缓和矛盾，平息事端。在严肃的政治场合中，由于书法而消罪泯仇、缓和关系的风雅之事很常见。

东汉的灵帝很喜欢书法，当时有一批善隶书的人，其中水平最高的是师宜官，梁鹄就是学师宜官的。他是曹操最看重的书法家，曹操认为他的字超过了师宜官。梁鹄很有心计，曾经给嗜酒的师宜官买酒，等师宜官酒醉时窃取他的字，后来梁鹄因为字写得好做了吏部尚书。吏部尚书，就是管干部的长官，梁鹄担任此职的时候，曹操想谋个洛阳县令过一下官瘾，但是他没能如愿，梁鹄让他做了北部尉。当然，对于这件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说法也前后不一致，似乎是因为别人推荐曹操做北部尉，梁鹄批准了。他只是公事公办，并没有故意压制曹操的意思。但梁鹄当年没有格外超擢曹操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汉末梁鹄投奔刘表，而曹操偏偏攻破了刘表的荆州，到处找梁鹄。梁鹄以为曹操要算旧账，吓得赶紧前去自首。谁知曹操以德报怨，不但不生气，反而封他官，让他到处题字，还把他的字挂在帐中。梁鹄成为曹操最善待的一位书法家。

大约四百年后，刘洎在隋朝末年带着五十座城池的厚礼降了唐。贞观十七年他加封银青光禄大夫、散骑常侍。他比较随便，敢说话。一次在玄武门，三品以上官员举行宴会，其间擅长飞白书的李世民作了飞白字赐群臣。大家都从皇上手中争抢，刘洎一着急，忘乎所以，登上御床拉着皇上的手得到了御笔。许多人说刘洎登御床罪当死，要求法办他，李世民笑着说：“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不但没有治罪，后来还加官侍中。撇开皇帝的身份不说，李世民是一个杰出的书法家，他的楷书没见过，想必差不了，行书则胜过当时以书法闻名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所以前人说，在书法方面这些书法家就得北面称臣。

曹操善草书，李世民行草兼擅，尤其喜欢王羲之，身体力行，心追手摹。帝王将相的书法修养使他们在处理政治问题的时候偶尔也能十分超脱，充满诗意。在这种情况下，书法的感染力超越了森严的皇权和狭隘的恩怨，感人至深。

当然，书法天生不是政治的专用润滑剂，书法有自己的社会功用。

《周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说文解字叙》等古书继承了这种观念，充分赞扬书契的社会功能。这时候的书契就是书法。这种思想源远流长，唐人张怀瓘说：“阐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者，莫近乎书。”这是很有代表性的意见。可以说，具有社会性的事情就没有小事情，担当着一定社会功能的写字自然也是大事情。所以古代人只要有条件有机会就不可能不学习书法，他们学习书法不考虑理由，不是没理由，而是理由太充足了，没得商量，也就不商量直接学了。

唐宋元明清以来，科举考试需要整齐美观的折子，写字在维持着原有的社会意义的同时开始强调对个人的价值，也不容小视。即使少数不参加科考的文化人，写字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藉此寄托情怀，挥洒风流。书法成为文人的雅兴。不过，抱着陶冶情操、寄托情怀的目的而学习书法的人在古代一直不是主流，而且有时候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所以，汉代赵壹的《非草书》就指责当时那些狂热习草书的人，说他们“俯而扪虱，不暇见天”。明朝的万历皇帝少年登基，宰辅张居正一面训导他习字，不久又告诫他当以天下为怀，不能沉迷于此。所以，在古代社会，一方面是国家制定政策激励读书写字，甚至偶尔也以书取士，帝王名臣雅好书法助长习字之风；另一方面又将书法限制在一定范围。彻底的打压或者一味的奖励都可能毁坏了书法，反而是双向作用将书法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峰。双向作用所以产生，它的背后是书法悠久的传统和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比如，晋朝禁止立碑，晋武帝颁布过一道诏书说：“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断之。”看来，真正禁止的只是虚夸的风气，所以，晋代碑刻虽然较少见，但刊石立碑的事情还是时时见于记载。镇南大将军、太傅羊祜薨后，襄阳百姓在他平生游憩之所的岘山“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羊祜临终举荐杜预，杜预也为西晋立下殊勋，杜预为自己立了两块碑，一在岘山之上，一在万山之下。东晋的长沙公陶侃薨后，他曾经的下属在他常年驻守的武昌城的西边立碑画像，以示纪念。所以，碑禁只是禁止碑的泛滥。

今天，书法所承担的政治、社会功用已经基本卸去，代之以更为便捷的现代手段。维系社会、政治、文化等一切领域的正常运转当然都不能离开汉字，但几乎用不着传统的书写。所以，在更早一些时候，当电子技术迅猛而来的时候，嗅觉敏锐的人们在担忧，为汉字的前途担忧。书法界当然也曾诚惶诚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要是有一天真没有了汉字，书法家们是已经先此就基因突变为别的什么艺术家了呢，还是没有了原料而渴死呢？这不是耸人听闻，有一段时间，书法走向何方的确是个问题。但是，书法和汉字都没有人们当初想象的那样背运，人们惊魂未定便看到书法热悄然兴起，渐渐至于冠盖相望，最终成为当代显赫的艺术门类。称其显赫，是因为书法在当代牵动了一个涉及众多阶层的人群范围。三教九流无不关涉，官员、富豪、名流、教授、专业人士甚至也包含一批漂泊在大城市的无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