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没有秘密》

第一章　名正则言顺

1．什么是书法——涉及汉字书写的全部范围

一切历史都是从传说开始的。书法史的源头，也有一段混沌的传说。讲书法史一定会涉及汉字之前的一些刻画符号，颇费思量地揣摩这些符号对于汉字的意义，甚至就把这些符号认作汉字。至于成熟的汉字，毋庸置疑是被当做书法来研究的。所以，书法史和汉字的历史同时发生。

第一代甲骨文的研究者就直接把河南省安阳小屯村出土的殷代甲骨文看做书法。郭沫若先生明确说过甲骨文就是一代法书，即堪作典范的书法，说那些刻写甲骨文的“贞人”就是后世的钟、王、颜、柳。那么，如果有一天发现了更早于小屯甲骨文的字迹，不论它是刀刻的，还是毛笔书写的，我们也可以毫不犹豫地认作书法，而不必费以貌似理性的思考，或者拿出所谓的“不成熟”作为借口，把早期的字迹排除在书法的范围之外。如果我们承认书法的博大和书法内部的巨大差别，我们便不该“执冰而咎夏虫”。须知我们今天所说的成熟，总是基于今天的立场，若从远古文字的立场看今天，则今天已经走过成熟而走向新的变异了。所以，我们不要欺负那些作古千年已经不会说话的人，把他们的伟大创造排除在书法史之外。或许我们最终不会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字迹将永远彪炳史册。书法史是一部三千年从未中断的历史，三千年的上游是他们，我们只是守护着相当往下的下游。

古代遗留下来的字迹主要有铸、刻、写几种形式。铸造的文字是工艺过程的产物，而不是书写的结果，书写在此前的模范上已经完成，铸造只是真实地传达着上一个的书写，并不产生新的书写。另外，我们在欣赏铸造的结果即铸造文字的时候，往往省略了中间的铸造环节，直接高谈阔论它的用笔，实际上就是直接关心书写。书写的工具无非是刀或者笔，那么，古代的字迹就可以由刀、笔基本包括。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毛笔墨书真迹之外的刻凿字迹，数量甚至多于笔的真迹，艺术感染力也不让笔迹。从整个历史看，书法史就是一部刀笔合流的历史。

刀笔合流是最后的结果，在其过程之中，还是渐渐地分出了主次，笔很早就成为书写的主导。即使在笔的真迹罕见的殷周时期，书法史主要关心的也是表面形式后面的笔。金文与甲骨文的区分，是书风的差异，并非字体的不同。其原因在于载体及用途的不同。其中用途所带来的内容的差异和布局形式的区别对书法风格的影响是次要的，而由载体所涉及的工具与工艺过程几乎决定了各自的书法风格。两种工艺过程相去甚远，但都设法将各自的结果尽量地向毛笔靠近，这种努力是看得见的。若研究具体作品，甲骨文、金文二者固有在各方面极其相似的作品。尤其是第五期的一些甲骨文作品，明显地在追摹毛笔的效果，而金文也在努力地靠近毛笔真迹，遂在不同的载体之上，和不同的工艺过程之中产生了如出一辙的字迹效果。如第五期甲骨文中那个著名的《宰丰骨匕》，铭文书风和殷代金文如出一辙。其内容记录“王赐宰丰”之事，也与当时赏赐纪念类金文若合符节。帝乙、帝辛时期（第五期）的鹿头刻辞（合36534）和同期的另一块刻辞（合37398）虽属于刀刻之迹，但真实地传达出当时墨迹的影子。

所以，殷代金文和甲骨文只是在不同场合、不同载体上的表现，书风的差异不能掩盖文字实质的一致。其中的严谨之作，都在努力追摹毛笔的真迹。殷金文多块面状肥笔，书法史家一般称之为“铸造感”。所谓“铸造感”，似乎是说金文由于铸造工艺而不可避免的痕迹，其实未必尽然。对此我们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这种肥笔与同时期毛笔朱墨书真迹极似，如笔画尖起尖收而中间极力铺开，说明铸造工艺在惟妙惟肖地追求毛笔之迹；第二，与铭文书法同处于一个器物上的纹饰，无一例外成功地避免了特殊的“铸造感”。所以，繁重的肥笔是刻意而为的效果，并非无法避免的“马脚”。

从殷晚期的甲骨文算起，书法的历史已经逾三千年。就实物遗存而言，大约唐以前铸刻书迹的数量超过了毛笔真迹的数量，宋以后则毛笔之迹占据主流。但即使针对刻凿铸造数量占优的上古时期，我们还是把主要的目光集中于笔。一方面，铸刻的字迹数量占优是历史湮灭了更多笔书真迹的结果，并不是书法历史的真实。“惟尔先人，有典有册”，殷代的这些典册真迹没能保存下来。同样，魏晋南北朝因罹乱而丧失名家真迹的事情也不绝于文献。周秦汉唐的情况想必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刀迹与笔迹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笔迹一直以约定俗成的方式肯定着刀的趣味，最后合为一条巨大的洪流。自宋代开始文人主盟书坛，书法中刀的气息被大量地放弃。没有了质朴的刀的气质，灵秀的笔意也孤掌难鸣，单独支撑不了许多年，只能渐渐僵化，终于在明代走向衰竭。晚明至清代，刀的趣味再次出现在一些锐意求变的书法家的笔下，渐渐成为风气。清人变本加厉强调刀的痕迹，虽然他们对刀斧所产生的金石气的回归并未达到理想的高度，但重新拾起碑意是用心良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