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第三节 以德为先与唯才是举

众所周知，曹操曾提出“唯才是举”的观点。这一观点强调，人只要有才能，就应被选拔任用。那么，曹操是如何提出这一观点的？这一观点与“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提法是否相矛盾呢？我们不妨看看古人是如何认识的。

一、曹操的“唯才是举”

据《魏书·武帝纪》的记载，曹操曾下过三次求贤令。第一次，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年）春下令说：“自古以来，凡是开国和中兴的君主，无不是靠贤人君子帮助共治天下的！……如今天下还未平定，这正是急需求贤的时候……假如一定要廉洁之士才能任用，那齐桓公怎能称霸天下呢？难道现在天下就没有像姜尚那样具有卓越才能而穿着破衣服在渭水边钓鱼的人吗？就没有像陈平那样被人说有‘盗嫂受金’问题，却没有遇到像魏无知那类推荐人的吗？你们一定要帮我明察和发现出身微贱的人才，‘唯才是举’，使我得到而重用他们。”（晋）陈寿：《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第二次，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二月下令说：“有德之士，未必能够上进；上进之士，未必都能有德。陈平难道有德吗？苏秦难道守信吗？但陈平奠定了汉朝的基业，苏秦帮助弱小的燕国渡过了难关。由此而论，人才即使有缺点过错，难道就可以废而不用吗？如果有关管理部门能认真思考，弄明白这一道理，那么人才就不会被遗漏不用，公事就没有做不好的了。”（晋）陈寿：《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九年十二月）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第三次，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秋八月下令说：“过去，伊挚、傅说出身微贱，管仲曾是齐桓公的敌人，这三个人皆被当时的君主重用而使国家兴盛强大。萧何、曹参，曾是县里的小吏；韩信、陈平背负侮辱之名，有为人耻笑的历史，但终能成就王业，千载扬名。吴起为了当上大将，杀了自己的妻子以表示决心，为了求官而散尽家产，母亲死了也不回家尽孝，然而他在魏国做官时，秦军不敢东侵，他在楚国担任令尹时，韩、赵、魏等国不敢有攻打楚国的图谋。难道在今天，民间就没有道德特别高尚的人，以及奋不顾身、勇敢善战的人吗？在从事文书辅助工作的小吏中，就没有那种具有非凡才能，素质不一般，堪为将领守令的人吗？就没有那种背负侮辱之名，行为遭人耻笑，或者不仁不孝，然而具有治国用兵才能的人吗？大家要各举所知，不要有遗漏。”（晋）陈寿：《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十二年注）：“秋八月，令曰：‘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侮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侮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通过曹操以上的三道求贤令，我们可以将他的用人思想大致归纳为三点。第一，重视人才的作用。他认为，平定天下和治理天下，必须得到和重用贤人。第二，不否认品德高尚的人才是最理想的人才。这说明曹操非常重视品德高尚的人才，对这一点不能有误解。第三，“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能，就举荐任用，这是贯穿三道求贤令的核心思想。三道求贤令里都讲了这个道理，共有三层意思：其一是说人无完人，若一直等着任用完美之人，那像齐桓公那样的君主就永远难以成就王霸之业；其二是说品德高尚的人未必能够建功立业，能够建功立业的人未必品德高尚；其三是列举了一批建功立业的历史名人，他们或出身低贱，或品德有亏，或行为有错，甚至有的不仁不孝，但都成为贤相名将，成就了千秋功业。曹操欲以此证明：在用人问题上，关键是看才能；只要才能卓越，即便德有不足，甚至“不仁不孝”，也要毫不犹豫加以任用。

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所以曹操先后举出十位历史名人来证明他的论点。若以道德品行为衡量标准，可以将这十位人物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包括七人，所说的问题实际与道德品行没有什么关系。

伊挚，辅佐成汤灭掉夏桀，建立商朝。相传他曾是有莘氏的“媵臣”，即陪嫁奴隶。傅说，商武丁时的贤相，相传他原先是刑徒，服过劳役。姜尚，辅佐周文王，使周变为强国，辅佐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他原先是一个在渭水河畔靠钓鱼为生的贫贱老人。萧何、曹参都是汉朝的开国功臣，都担任过丞相。当初这两人都是县吏。

以上五人的所谓问题，就是出身微贱。这在讲究门第的古代或许不够光彩，但与品德无关。即使是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也多称这一类人为贤人。

管仲为帮助公子纠曾企图射杀小白。曹操强调“管仲曾是齐桓公的敌人”，但这一情况并不能说明管仲的道德品质有问题。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家喻户晓。他为了实现凌云之志，选择了忍耐，因而被世人耻笑。但他的这一行为与那些毫无志向而屈辱苟活的“窝囊废”是有天壤之别的。不管怎么说，因这件事而说韩信品德不好，恐怕是说不通的。

第二类是陈平，虽然有过错，但大节不亏。

陈平是西汉开国功臣之一，在第一章里也介绍过，议论最多的是他有“盗嫂受金”的问题。刘邦专门找他谈过话，事后完全谅解，而且提拔重用，说明他没有什么大问题。其实，陈平在道德品行上亦有可称道之处。他出身贫苦，家居穷巷，用破席子当门，但仍有一些贵人来拜访他。乡里有社庙，陈平主持分配祭肉，父老们都称赞他分得公平。他当时就暗中发誓：将来如能主宰天下时，一定要像今天分肉这样，做到公平公正。陈平跟随刘邦后屡建奇功，吕太后当政时他担任了右丞相。吕太后死后，陈平与太尉周勃合谋，诛灭了横行霸道、阴谋篡位的吕氏诸王，拥立孝文帝，在关键时刻挽救和保住了汉王朝。这些本是陈平主谋，但考虑到周勃在带兵诛灭吕氏中功劳最大，陈平就主动向皇帝提出把右丞相的位子让给周勃，自己位居第二。所以，评价一个人的品德如何，不能只看他的一时一事，要看他的全部历史。

第三类涉及两人，他们具有特殊才能，品德上确实有问题，但情况各有不同。

苏秦是东周洛阳人，擅长权谋应变，能言善辩，因游说诸侯而名扬天下。他先跑到秦国游说，秦惠王没听他的。于是，他又到燕、赵、韩、魏、齐、楚六国游说，并获得成功，六国都同意合纵抗秦。但这种联盟并不牢靠，苏秦的空话也没有使六国变得强大起来。苏秦倒是对燕国有些实际帮助，他吓唬齐王将侵占燕国的十座城池退还给了燕国。他与燕王的母亲私通，担心燕王报复他，便主动要求到齐国教唆齐王搞腐败，目的是削弱齐国，使之不能对燕国构成威胁。这就是曹操所说的，苏秦虽然不守信用，但他帮助弱小的燕国渡过了难关。

吴起是卫国人，他的缺点和优点、罪恶和功劳都很突出。一方面他很残暴：他年少之时，因奔走求仕不顺，把千金家资散尽，被人嘲笑，他一连杀死三十多个非议自己的人而逃走。他与母亲诀别，咬破胳膊发誓说：“起儿不做卿相，不再进入卫国。”不久其母死去，他没有回去服丧。吴起服务于鲁国，齐国攻打鲁国，鲁国想让吴起为将，但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因而受到鲁人怀疑，吴起为了能当大将，竟然杀了自己的妻子。但他又有与此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他在魏国做将军时，与最下等的士兵同吃同穿，睡觉不设卧席，行军不乘车马，自己裹带干粮，与士兵分担劳苦。有士兵长毒疮，吴起为其吮吸脓血。史书称，“吴起善于用兵，廉洁公平，在士兵中深得人心”。有一次，他陪同魏武侯泛舟于西河中，武侯情不自禁地夸赞自己的山河壮美险固，并说这是魏国之宝啊！吴起回答说，宝在于德义而不在于险固。从前三苗氏的山河很险固，由于“德义不修”，被禹灭掉；夏桀的山河很险固，由于“修政不仁”，被商汤打败并放逐了他；商纣王的山河很险固，由于“修政不德”，周武王便杀了他。“如果您不修德政，这船上的人也会成为您的敌人。”见（汉）司马迁：《史记》卷65，《吴起列传》。吴起这段话说得很有水平，能当面对君主提出这样的忠谏，完全像贤人所为。吴起不但善治军，还会治国。他在魏国受到小人排挤，被早就听说他贤能（“素闻起贤”）的楚悼王请来做了楚国的相，他坚持法治，裁汰冗官，抚养战斗之士，很快使楚国强盛起来。看来，吴起的人格具有两面性：他求官成名的心情过于急迫，几近疯狂，以至于表现得残暴不仁；而从政后，又主张施行德政，并身体力行，廉洁奉公。

从对以上十个人物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除苏秦、吴起两人外，其他人在德的方面并无多大问题，多数可以称之为德才兼备。曹操列出这些历史名人以玄乎其词，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那么，曹操为什么会提出“唯才是举”，“唯才是举”有没有道理可言呢？我们不妨听听古代政治家、思想家是怎么分析的。

二、治世乱世有所不同

唐贞观六年（632年）十二月的一天，唐太宗与魏征谈论用人问题。唐太宗说：“按官职要求选拔任用人才，不能草率行事。若任用了一个君子，其他君子也都会纷至沓来；若任用了一个小人，其他小人就会争先恐后地挤进来。”魏征回答说：“您说得对。在天下还未平定，处于战乱时期，选拔人才主要是看他有没有才干，顾不上去考察他的德行如何；而天下平定之后，如果不是德才兼备，那就不可以任用。”（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4：“上谓魏征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话不在多，一说就透，这就是魏征的水平，也是唐太宗一直十分器重他的原因之一。

其实，治世用人注重品行，乱世用人注重才能这一道理，并不是魏征首创，至少魏晋时人们就已知晓，而且曹操就说过类似的话。建安八年（203年）曹操下过一道令，其中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晋）陈寿：《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建安八年”小注。意思是国家在安定时期，用人注重道德品行；国家在多事之秋，即战争年代，用人（包括奖赏）则赏识战功和才能。令中还说：“如果既无才能，又无战功的人，反而能得到重用和奖赏，那国家肯定不会兴盛。所以，英明的君主不授官给无功之臣，不奖赏无战功之士。”由此可见，我们上面所讲的曹操的三道求贤令，正是根据“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精神来论述的，因为曹操所处的时代是乱世，而不是治世。

说到此，我们并没有获得完整的答案。古人只是告诉我们，安定和平时期与动乱战争时期对用人的要求有所不同，但未回答其所以然。因此，我们还要问两个为什么。

（一）为什么动乱战争年代，用人主要看有没有才干，而对品德则往往顾不上

史书载，陈平逃离项王而投奔汉王，魏无知将他推荐给刘邦。后来大将周勃等人向刘邦提出：陈平“盗嫂受金”，不可用。于是刘邦问魏无知：“你说他有没有这些事？”魏无知说：“有。”刘邦便责备说：“那你怎么说他是贤人呢？”魏无知回答说：“我当初向您推荐时所说的是才能；而陛下您今天所问的是品行。现在即使有尾生（守信用的典型）、孝已（孝顺的典型）那样的品行，但却对取得当前战争的胜利没有一点作用，陛下哪里有工夫用他们啊？现在楚汉相争，我推荐能出奇谋的人，是考虑他的计策肯定对国家有利啊，那‘盗嫂受金’又怎么值得您对他疑而不用呢？”（汉）班固：《汉书》卷40，《陈平传》：“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无益于胜败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耳。盗嫂受金又安足疑乎？”魏无知的回答正是当时关于战争年代首重才能的理由。

苏秦也讲过类似理由。有人对燕王说，苏秦是一个反复无常、不讲信用的人。于是燕王不再让苏秦做官。苏秦到燕王面前陈述了一大堆理由为自己辩解，其中说：“假如现在有三个人，一人像曾参一样孝顺，一人像伯夷一样廉洁，一人像尾生一样诚信。得到这样三个人来侍奉大王，您会觉得怎么样？”燕王说：“那我就满足了。”于是苏秦说：“如果像曾参一样孝顺，他从不离开父母在外住宿一夜，大王又怎能使他像我这样，步行千里来到弱小的燕国来侍奉处在危难中的大王您呢？像伯夷一样洁身自好，他不肯做孤竹君的继承人，以后又不肯做周武王的臣子，不接受封侯而饿死在首阳山下。像这样的廉洁，大王又怎能使他像我这样，步行千里到齐国收回十座城池呢？像尾生一样守信用，他与一女子约好在桥下相会，女子到时间没来，洪水来了他也不走，抱着桥柱被水淹死了。像这样的信实，大王又怎能使他像我一样，步行千里退却齐国强大的军队呢？”（汉）司马迁：《史记》卷69，《苏秦列传》。苏秦通过一番狡辩告诉燕王：那些所谓高尚的品行毫无实际用处，只有像他这样无德却有才的人才能给国家带来实际利益。于是，燕王又给他官复原职。

从以上两个实例中可以看到，魏无知讲了一番乱世用人首重于才的道理，刘邦信了；苏秦讲了一番同样的道理，燕王也信了。这说明这一道理有一定的说服力。为什么乱世用人首重于才呢？概括起来，无非是两个需要：一是争夺天下的实际需要；一是争夺人才的实际需要。这两个需要凸显了才能的重要性。争夺天下，包括运筹全局的筹划、出奇制胜的谋略、攻城略地的指挥等，这些都是对才能的考验，有才能者胜，无才能者败。另外，谁如果想争夺天下，首先就要争夺人才，因为才能突出者大多不甘雌伏，他们要一显身手，他们若不为我所用，就会为敌所用。由于上述原因，便很自然地形成了唯才是举、唯才是用的用人氛围。

（二）为什么治世用人，则要德才兼备，而且要首重于德

综合古人观点，也可以说有两个需要：一个是治国的实际需要；一个是端正用人风气进而端正社会风气的实际需要。

治国之方万端，最要紧的有两条：一是法治；二是教化。就是说，要做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教化除了靠理论宣传以外，还要靠榜样的带动和引导。古人十分重视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表率示范作用。历史上看重礼义廉耻，以清廉自持的官员也不乏例证。顾炎武在《日知录》第十三卷“俭约”条目中列举了几个廉洁节俭的典型，其中讲道：魏武帝时，毛玠担任东曹掾，负责官员选拔工作，他以节俭作表率，于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洁自励，连那些富贵宠幸之臣也不敢在车马服装上过度奢华。唐代大历末年，杨绾担任宰相，他这个人“质性贞廉，车服简朴”，在朝廷主持工作不久，官场风气就悄悄发生了变化，有豪华别墅的拆掉了过度豪华的设施，家中建有音乐戏剧班子的将规模大大缩减，原来出门使用百余骑的仪仗随从也改为只用十骑，等等。

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不仅关乎教化，而且关乎端正用人风气。唐太宗曾对大臣讲用人不得不慎的重要性，他说：“用得正人，好人都会受到鼓舞；误用恶人，坏人就会争相钻营以求得到重用。”（唐）吴兢：《贞观政要·论择官第七》：“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这一道理不用多讲，大家都会明白，因为这一现象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是一样的。

三、应如何全面看待“唯才是举”

（一）“唯才是举”在战争年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普遍的实用性，反映了不同用人环境对用人要求有不同的侧重

和平时期出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需要，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全面，同时也具备精心选拔的客观条件，因而在用人标准上主张德才兼备，而且以德为先。战争时期出于争夺天下的需要，则更加看重人才的有关能力；同时，在激烈且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也难以建立和实行健全的选拔程序，而看一个人是否具有当时形势所需要的某种能力是比较简单易行的，因而“唯才是举”便成了一种自然选择。在战争年代，打破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广泛招揽人才，不但是一个用人标准的掌握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用人策略问题，因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取决于拥有人才的数量和质量。

（二）对“唯才是举”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唯才是举”并不是只看才能，而对品德毫不在乎

在长期的用人实践中，人们将德行表现逐步区分为大节和小节，而且大节与小节的内涵和标准在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战争年代特别重视“忠义”这一类表现，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格外令人景仰和感动。相反，如果某人反复无常、无气节、无正义感，即使有突出能力，也不会被列入“唯才是举”的范围内。陈平投奔刘邦后，有人说陈平先投魏王，再投项王，后投汉王，是“反复乱臣”。刘邦对此非常警惕，特意找陈平谈话核实，直到陈平作出合理解释后才继续留用。提出“唯才是举”的曹操对这类品德问题同样看得很重。吕布是三国时期一员武艺超群的战将，史称“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说他的勇猛善战前所未有。曹操抓住他后，他急切表示愿为曹操效力，帮助曹操平定天下。曹操如能得到吕布帮助，无异于如虎添翼，但曹操没有按照“唯才是举”的原则行事，而是杀了他。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吕布的品德太差。吕布先是刺史丁原的部下，丁原待他像亲人一样，可他在董卓的利诱下杀了丁原。董卓又非常信任他，“誓为父子”，让他保卫自己，不离左右。而吕布与董卓的侍婢私通，经常担心事情败露，“心不自安”，于是在司徒王允的鼓动下杀了董卓。吕布与前面讲的陈平不一样，陈平是在魏王、项王不用自己的情况下才转而投奔汉王的，而吕布是在丁原、董卓信任并重用自己的情况下，为一己私利而杀掉恩主，是典型的不忠不义的反复乱臣。关羽也是一员能征善战的勇将，曹操素闻关羽是忠义之士，因而抓住他后如获至宝，马上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当关羽知道刘备下落后，执意要走，诸将要追杀关羽，曹操说：“他这是各为其主，不要追他了。”见（晋）陈寿：《三国志》卷36，《蜀书六·关羽传》。不仅是杀吕布、放关羽这两件事，还有很多事例都能说明曹操对人才的品德问题很在意，很重视。例如，毕谌曾是曹操属下，张邈叛变时劫持了毕谌的母亲、弟弟和妻子儿女，曹操对毕谌说：“你老母在他手里，你投他去吧。”毕谌表示不离开曹操，绝无二心，曹操感动得流下眼泪。谁知毕谌是耍花招，出去之后就跑到张邈那儿去了。后来曹操打败张邈，并活捉了毕谌，大家都认为毕谌必死无疑，谁知曹操说：“对父母孝顺的人，肯定也会对君主忠心。这正是我所希望得到的人。”于是封毕谌为鲁国国相。见（晋）陈寿：《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曹操在建安十五年（210年）十二月的一道令里说，他读书每当读到两处史料时，总是止不住要“怆然流涕”：一是曾为燕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乐毅，在燕国受到迫害而逃到赵国，赵王同他商量如何攻打燕国，按说这是他报仇的好机会，而他却趴在地上哭着说:“过去我受到燕昭王的信任和重用，现在我不忍心去消灭他的后代。”二是秦二世胡亥派人去杀大将蒙恬，蒙恬说：“我现在领兵三十多万，如要反叛恐怕无人能敌；我之所以宁愿就死而守义不叛，是不敢辱没我先人的教诲，不敢忘掉先王（秦始皇）对我的信任。”这些事实都说明，曹操不是只重才能而不在乎品德。所以，我们对“唯才是举”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它只是表明战争年代对有才干的人更加重视、更加求之若渴而已，并非对“德才兼备”的否定。

（三）战争年代同样是以德才兼备为用人的最佳标准，但任何时候对德的要求都不能求全责备

历史告诉我们，不只是和平时期需要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战争年代同样需要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在历代开国功臣和抵御外侮的英雄中，功劳最大的还是那些德才兼备的杰出人才。开国功臣如汉代的萧何、张良，三国时蜀汉的诸葛亮，唐代的房玄龄，明代的徐达等；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如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他们不但才能出众，而且品德高尚，其中一些人所表现出来的忠心耿耿、正气凛然、廉洁奉公等优秀品质流芳千古，成为后世楷模。

在坚持“德才兼备”用人标准的同时，还要掌握一个重要的用人原则，那就是对人不可以求全责备。经验告诉人们，人才出问题往往出在德上，而对人求全责备也往往表现在对德的要求过于死板，不能辩证对待，只揪住人的一时一事，不看人的全部历史和一贯表现，不看是大节还是小节，不分主次、不分轻重、不分客观还是主观。作为教育和号召，可以对人提出完美的要求，但在实际用人时不可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求全责备，便找不到人才，已有的人才也会很快失去。正确的用人方法是：广招人才，合理使用。对德才兼备者，要加以重用，重点培养；对有才能而德不足或者犯过错误的人，也要根据情况合理使用，并在使用中教育、锻炼和培养，争取使他们逐步成长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