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第四章 德才兼备任人唯贤

“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作为党和国家干部选拔的标准和原则，现在已是众所周知、耳熟能详的事情。《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七条都明确将这一原则写入了规定。但这一用人思想，并不是现代才有的，而是古已有之。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由前几章的论述可知，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对任人唯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他们将能不能得天下、能不能治天下的关键，正确地归结为能不能尊贤用贤。古人的智慧还不限于此，他们明白，贤人不是抽象的，贤人是有标准的。他们在指出用贤重要性的同时，也在不断探讨贤人需要具备的素质条件，以及应如何掌握这些素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等。

第一节 才德兼备以德为先

从先秦开始，古人在论述人才的素质条件时，就已注意从品德和才能两方面来考虑问题了，并相继提出了“既知（智）且仁”、“才行俱兼”（“行”在这里是品行的意思）、“才行兼备”、“才德兼优”等概念。不仅如此，古人还非常明确，并相当科学地论述了“德”与“才”之间的关系，先后提出了“德”为“才之帅”，用人以“德行为先”（“德行”即道德品行）、“德行为首”、“以德为本”等概念。这些概念与我们现在关于“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提法，完全是一个意思。

古人讲的“才行俱兼”“才行兼备”，译为现代汉语就是“才德兼备”。或许有人认为：“才德兼备”与“德才兼备”的提法有着原则区别，一个是“才”在前，一个是“德”在前，不能相提并论。其实，二者并没有什么原则区别，只是语言习惯而已。毛泽东同志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1955年，中央组织部在给某省委组织部来函请示的答复中也说，“应该根据‘才德兼备’的原则来挑选干部”。可见，直到20世纪50年代，人们还是习惯于说“才德兼备”。后来可能有人觉得把“德”放在前面显得更加突出，于是改说“德才兼备”，并逐渐习惯起来。再说古人讲的“德行为先”“德行为首”，按照现代汉语的说法，便是“以德为先”“以德为首”。因此，可以将我国古代关于用人标准的原则概括为：“才德兼备，以德为先。”

春秋时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前551—前479年）认为，君子应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那么，君子应是什么样子呢？孔子说，君子之道有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先秦）《论语·宪问篇第十四》。。君子是仁者，他心怀仁爱不忧愁；君子是智者，他是非分明不迷惑；君子是勇者，他无私无畏不惧怕。这三项行为标准里面，“仁”属于德，“知”（智）、“勇”属于才智能力。

墨子（约前468—前376年）对“贤良之士”的标准也有说明，他说：“贤良之士德行厚重，言谈辩证，学术渊博。这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辅佐之臣啊。”（先秦）《墨子·尚贤上》：“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他所讲的贤人标准表现在三方面：德行、言谈、学术。内容虽与孔子的仁、智、勇有所不同，但分析起来，也是包括品德和才能两方面。

到了战国末期，荀子（约前313—前238年）对用人标准是这样论述的：“对那些虽然才智出众而品德不好的人，绝不可重用；对品德虽好但缺乏才智的人，也不可重用；那些既有才智而且品德又好的人，才是君主之宝啊，他们能辅佐君主成就王霸之业。”（先秦）《荀子·君道》：“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宝也，而王霸之佐也。”这段话已经把德才兼备的用人思想表达得十分清楚，其中“既有才智而且品德又好”（“既知且仁”），应该就是“德才兼备”这一概念的源头。

好的思想一旦传播开来，就会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先秦时期正确的用人思想，秦汉之后得以继续发展，逐渐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运用德才兼备的标准来衡量用人得失。

北周时，太祖宇文泰要变革时政，富国强兵。大臣苏绰起草了六条诏书，包括“选拔贤良”一条，其中说道：当时从基层文书工作人员中选拔官员有个不好的做法，就是“唯试刀笔”，只考试文字能力。苏绰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如果从文字好的人员当中挑选到了品德好的人，那自然是金子般的外表、玉石般的内质，内外俱美，实在是得到了人中之宝啊；如果在文字好的人员中得到的是虚伪之人，那就等于在朽木上装饰图画，虽好看一时，但终究不可用作房梁屋椽啊！”（唐）令狐德棻：《周书·苏绰传》：“若刀笔之中而得志行，是则金相玉质，内外俱美，实为人宝也；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是则饰画朽木，悦目一时，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就是说，文字好而又品行好，是难得的人才；如只是会写报告和讲话，而品行不端，那是不能重用的。

唐代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对身边大臣说过一段有关用人的话，堪称精辟，他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唐）吴兢：《贞观政要·崇儒学第二十七》。最后这句话讲的是任用标准，唐太宗认为应以德行和学识二者为主要依据。这与“德才兼备”的精神完全一致。

宋代对于德才标准的认识，特别是对德、才二者关系的认识，已经相当全面和辩证，其中尤以司马光的论述为最佳。司马光认为，首先要弄清才与德是不同的，由于人们弄不清二者的区别，不论是有德还是有才，都被认为是贤人，所以在用人上往往失误。司马光的认识可谓深刻，这种德才不分、以才代德的认识误区现在也还存在，所谓“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就是一种表现。

既然德、才不能混淆，那么什么是才什么是德呢？司马光认为：“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一》。聪慧、明察、刚强、坚毅这一类素质属于“才”，心术端正、诚实正直、中庸适度（不走极端）、宽和仁爱这一类素质属于“德”。对于德、才二者之间的关系，司马光有一句非常经典的概括：“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一》。意思是：才是德的依托，德是才的统帅。讲得可谓深刻而辩证，有“才”作依托，“德”才能发扬光大；有“德”作统帅，“才”不至于走邪路。司马光又说：“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宋）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论选举状》。就是说，选拔人才应当首先看他的行为品德，其次看他的学识理论，再次看他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最后看他的文学水平等。司马光指出当时选拔人才只重文辞，这是不对的。在距今九百多年的时代，司马光能对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讲得这样深透，特别是明确提出了“德”为“才之帅”、用人以“德行为先”的思想，不能不令人叹服。

金世宗曾对宰相们说:“一个人如果有干事的能力，固然是难得的人才，但是不如德行好的人更为优秀。”（元）脱脱等：《金史》卷8，《世宗本纪下》：“（世宗）又言：‘人之有干能，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最优也。’”他是这样说的，实际用人时也是这样掌握的。大定七年（1167年）十二月，有三个被任命为地方官的人到朝廷辞行，因这三个人都是有功劳的，所以金世宗每人送给一条金带，并教育他们说：“你们虽都有才，然而爱搞阴谋诡计。我的左右必须是忠诚老实之人，所以把你们安排到外地任职，不能留在我身边。”（元）脱脱等：（金史）卷6，《世宗本纪上》：“（上）谕之曰：‘卿虽有才，然用心多诈，朕左右须忠实人，故命卿补外。’”金世宗在用人问题上，可谓是坚持原则，毫不含糊。但在现在人看来，这段话可能有些不好理解：难道在朝廷不合格的人，在地方就合格了吗？古代在用人上有个习惯，即“重内轻外”，官员也以在朝廷任职为荣，这可能与古代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关。这三个人的情况是，有功劳，有才能，但不够忠诚老实，爱耍阴谋但还未犯大错，因而不能开除不用。金世宗这样做，还在于要强调他很不喜欢身边有不老实的人，以免影响他对大政方针的决策，同时也是对这三个爱搞阴谋诡计的官员明确提出警告。

元朝初年，由于很多蒙古贵族大臣崇武轻文，讨厌儒士，所以几十年内未开科举，仁宗即位后，才命令程钜夫等几位大臣研究出台了科举办法。仁宗在诏书里说：“选拔人才‘宜以德行为首’，考试应该以经学理论水平为先，文字水平次之。文章浮华无实，我是不取的。”从诏书里可以看出，元代统治者也是懂得“德才兼备，以德为首”这一用人原则的。有意思的是，元代在选拔吏员（主要是机关文书辅助工作人员）工作中对“德才兼备”的运用和把握更有特色。自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以后，各代录用官员主要通过科举考试进行，极少再从吏员中选拔。但元代和明初（受元代影响）则将选拔吏员作为录用官员的一条重要途径。除此之外，元代高级机关的吏员也多从基层机关的吏员中选拔。可见元代是非常重视吏员的。当然儒士也是官员和高级吏员的来源之一。据历史记载，当时儒和吏互不服气，“吏则指儒为不识时务之书生，儒则诋吏为不通古今之俗子”。大臣郑介夫上书建议：“儒不通吏，则为腐儒；吏不通儒，则为俗吏。必儒吏兼通，而后可以莅政临民。”(清)柯劭忞：《新元史》卷193,《郑介夫传》。也就是说，必须是儒吏兼通者才能做官。皇帝认为讲得有理，采纳了这一建议。所以元代规定，选拔吏员“以品行纯正恭谨，儒吏兼通者为最好；有才学，办事机敏麻利，行政事务程序娴熟者次之”（明）宋濂等：《元史》卷83，《选举志·铨法下》：“诸岁贡吏，当该官司于见役人内公选，以性行纯谨、儒吏兼通者为上；才识明敏，吏事熟娴者次之。”。儒士们学的是四书五经，只会讲“仁义礼智信”那一套，却不会实际办事，未免酸腐；吏员们对机关运行、行政事务娴熟，打点上下关系游刃有余，却不知古今盛衰兴败的经验教训，不懂为政以德的道理，未免油滑。强调儒吏兼通，又以品行纯正恭谨为优，实际也是“德才兼备，以德为首”精神的很好体现。

德才兼备、德行为先的原则，应当贯彻到官吏管理的整个过程中，但最主要的是体现在选拔录用和选拔晋升两个环节上。如何才能选拔到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选拔录用，历代统治者绞尽脑汁，不断探索最佳办法。科举考试办法应该说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它较好地体现了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精神。但究竟考什么、怎么考，才能较好地贯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这又是一大难题。唐朝时注重考诗赋，宋代王安石变法后，改考“经义”（四书五经理论），明代为了阅卷方便，规定了经义论文的格式，没想到后来演变成了“八股文”。这样一来，就难免会出现一些高分低能的问题。锐意求治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为此思考过，探讨过。洪武三年（1373年），他对中书省的大臣们说：“我设立科举考试为的是求取天下贤才，一定要得到通晓经书、行为端正、才学与本质相一致的人才，加以任用。现在有关部门录取的大多是青年后生，看他们的文章像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等到试用他们时，能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的人却很少……现在全国各地的科举应该暂时停止，另外命令有关部门考察推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指文章）次之’，这样可能会使天下的学者懂得自己的努力方向，从而使读书人的风气回到务实上来。”《明太祖实录》卷79：“朕设科举以求天下贤才，务得经明行修、文质相称之士，以资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词若可与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今各处科举宜暂停罢，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庶几天下学者知所向方，而士习归于务本。”实际上朱元璋也没找到能比科举更好的选拔录用办法，停了几年科举之后只好又恢复。但从朱元璋这段话里看，他在用人上的指导思想还是相当清楚的。他说“一定要得到通晓经书、行为端正、才学与本质相一致的人才，加以任用”，这不正是“德才兼备”的要求吗？他又说考察推荐人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这也正是“以德为先”的思想。

前面讲过，清代康熙皇帝是“康乾盛世”的缔造者，他非常重视用人，在用人标准上也把握得比较好。他说，“国家用人，当以德器为本，才艺为末”“论才则必以德为本”《清圣祖御制文集·讲筵绪论》。他在这里强调的主要是德才关系，德和才是本末关系，要坚持以德为主；但“才艺为末”，并不是不要才，只是与德相比，才处于次要位置。

明白了德才关系之后，还有个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考察任用人才的问题。因为在众臣之中，不可能人人都是德才兼备，而且是德行最优。这就需要根据每人的不同情况，正确运用德、才标准，区分优劣和先后，以做到正确使用、合理安排。清代有个叫曹一士的官员，雍正时任云南道监察御史。乾隆皇帝即位后，着令群臣轮流到皇帝面前回答有关治国方略的问题。曹一士回答时说：“以臣愚见，要想使百姓安居乐业，没有比慎选总督、巡抚更重要的了……督抚之中有贤者也有能者，其中既有贤德又有才能者属于上等，有贤德而才能不足者次之，才能有余而贤德不足者又次之。”（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06，《曹一士传》：“（曹）一士疏言：‘……臣愚以为欲百姓之安，其要莫先于慎择督抚。督抚者守令之倡。顾其中皆有贤者、有能者，贤能兼者上也，贤而不足于能者次之，能有余而贤不足者又其次也。’”对曹一士这段话，我们应该注意两点：第一，他所说的这三等人都在可用之列，上等的德才俱优，自然要加以重用；二等的德好而才不足；三等的才好而德不足。他们与“有德无才”或“有才无德”者大不相同，因而都是可以用的，只是在使用中要明白谁先谁后，合理安排，并教育他们注意弥补自己的不足，逐步锻炼成长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第二，要注意曹氏对人才的排序，关键是把“德好而才不足者”排在“才好而德不足者”之前，这是有讲究的，完全体现了“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

综上所述，古人关于用人标准方面的基本观点大致有两个：一是德才兼备，二是以德为先。我们在理解古人关于用人标准的基本观点时，要注意把“德才兼备”和“德行为先”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把握，“德行为先”是以“德才兼备”为前提的，并不是强调德就可以忽略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