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第二节 有才无德者断不可用

由上节所述可知，古人提出“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的同时强调要“以德为首”。司马光曾按德才差别将人分为四类：“才德全尽（完美无缺）谓之‘圣人’，才德兼亡（都没有）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认为，用人时要想办法得到圣人和君子；如果得不到圣人和君子的话，那么“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一》。当然，作为国家用人，小人固不可用，但愚人也是不能用的。愚人虽办不了坏事，但也办不成好事。相信司马光在这里也不是说真的要用愚人，而是强调有才无德者断不可用。那么，为什么有才无德者就不能用呢？古人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无益论

有才无德者用之无益，不如不用。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皇帝给吏部下旨，其中说：“我主持政务已有多年，发现有些有才能的人仗着自己有才，办起事来就独断专行，任意胡为，想起来都觉着可怕。我认为还是德才兼备的人为官最好，如果只是才优而德不好，对治理国家终究没有什么帮助啊。”《清圣祖实录》卷130：“朕听政有年，见人或自恃有才，辄专恣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康熙皇帝在另一场合更加明确地说过：“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清）章梫：《康熙政要·论君道》。

南宋大臣罗点是位很有见识的官员，曾官至端明殿学士，主持枢密院（主管军政的最高机关）工作 。当时有人说：“天下事，只有有才能的人才能办得了。”罗点回答说：“那要先看他品德如何，若人品不正，即使才能过人，结果又能得到什么呢？”(元)脱脱等：《宋史》卷393，《罗点传》：“或谓天下事非才不办，点曰：‘当先论其心，心苟不正，才虽过人，果何取哉？’”

二、有害论

若重才轻德，则易造成用人失误，结果百姓受害，国家遭殃。

先秦时的《管子》一书中有一段这样的论述：“品德很好的人而地位低下，这是用人上的过错；品德不好的人地位却很尊贵，这是用人上的失误。宁可在使用君子上有过错，也不要用人失误而错用小人。在使用君子上有过错，君子即使有怨也不会太深；而如果误用了小人，那祸患可就深啦！”（先秦）《管子·立政》：“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失于小人，甚为祸深。”

唐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跟吏部尚书谈用人重才不重德的危害时说：“近来见吏部选拔官员，只是看他们能说会写就用，但并不了解他们是否有高尚的道德品行。结果有的任职几年之后，罪恶行迹就开始显露出来，虽给以判刑杀头，然而百姓已深受其害。”（唐）吴兢：《贞观政要·论择官第七》：“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吏部在选拔官员方面握有实权，如果吏部官员在掌握用人标准上有偏差，则会直接造成用人失误。虽然官员出了问题，可以惩处，但给百姓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与危害，却是无法挽回的。唐太宗一针见血地指出：用人失误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不去深入了解选拔对象的道德品行。

用人重才不重德，会给百姓、国家带来危害和损失，这是众所公认的道理。但有时这种危害和损失不是直接显现出来的，而是隐性的，这一点却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出来的。金代章宗皇帝有一段论述令人深思。当时有人反映，社会风气不好，孝悌廉耻的道德缺失。宰臣请求抓一下端正风俗的工作。金章宗没有就事论事，而是把风俗不正的原因归结为用人有误。他说：“现在考察选拔官吏的人，大多要求近期效果，以有才干会办事为上，那些性格宽厚、重视道德教育的人，则被说成是迂腐不切合实际。所以人们都认为道德教育是多余的事，这是孝悌道德丧失的根本原因。若告诉有关部门，将那些能够推行道德教育的官吏提拔任用，那么道德教育就可得以推行，孝悌之道就可兴起了。现在的考察选拔，都是先看才而后看德。奸巧狡猾之徒，虽有曾经贪赃的污点，一旦被任用，往往仍被认为是能干的官吏，这就是廉耻丧失的根本原因。若告诉有关部门，考察选拔官吏，必须审查他们的真伪，使有才无德者没有做官的指望，对那些搞歪门邪道做了官的人加以督察弹劾，那么钻营请托的不正之风就可消失，而讲究廉耻的风气就可兴盛了。”（元）脱脱等：《金史》卷10，《章宗本纪》：“今之察举官吏者，多责近效，以干办为上，其有秉心宽厚，欲行德化者，辄谓之迂阔。故人人皆以教化为余事，此孝弟所以废也。若谕所司，官吏有能务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则教化可行，孝弟可兴矣。今之所察举，皆先才而后德。巧猾之徒，虽有脏污，一旦见用，犹为能吏，此廉耻所以丧也。若谕所司，察举官吏，必审真伪，使有才无行者不以觊觎，非道求进者加之纠劾，则奔竞之俗息，而廉耻可兴矣。”

三、豺狼论

有才无德之人善于伪装，未用之时往往表现得谦虚恭顺，待到权力在手，便如同豺狼一样凶狠。

鲁哀公曾向孔子请教如何选取人才。孔子回答说：“不要选用逞强好胜者，不要选用以势压人者，不要选用夸夸其谈者……对人才必须先要求忠诚厚道，其次才要求具有智慧才能。一个人如果不忠诚厚道却很有智慧和才能，那就如同豺狼一样，是不可以与他亲近的。”（先秦）《荀子·哀公》：“鲁哀公问于孔子曰：‘请问取人？’孔子对曰：‘无取健，无取詌，无取口哼……士信悫而后求知能焉。士不信悫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迩也。’”

古代政治家、思想家们的上述说法，尽管表述有所不同，但其内涵相同，就是对有才能而品德不好的人，断不能用。无数历史事实也证明了有才无德者对国家社稷的巨大危害。他们有的大奸大恶，作威作福，残害忠良，祸国殃民；有的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百姓直接受其害；有的弄虚作假，搞表面政绩，劳民伤财。这些都表明，官员出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品德有问题。那么，这跟才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定要说有才无德者比无才无德者更为可怕呢？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们又另有一番说法。

汉代大儒董仲舒讲：“一个人如果不仁义、不明事理，却很有才能，那么他会用才能去帮助实现他的邪恶思想，从而助长他怪邪而违背事理的行为，这就足以增加他的错误和罪恶啊。”（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将以其材能以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与魏征有一次谈到了用人问题，魏征说：“现在如果想要寻找人才，一定要仔细访查了解他们的品行。若了解到一个人品德是好的，然后任用他，假令此人不能把事办好，只是能力达不到，但不会造成大的危害。但是，如果错误地用了坏人，这个人的能力又很强，很能干，那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一定非常大。”（唐）吴兢：《贞观政要·论择官第七》：“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

这个问题讲得更为明白的要属司马光。在讲到为什么说有才的小人最危险时，司马光是这样说的：“君子是凭借自己的才能做好事，而小人是凭借自己的才能做坏事。凭借才能做好事的，好事没有做不到的；凭借才能做坏事的，坏事也是没有做不到的。愚人即使想做坏事，但智慧不周全，力不从心，就好像还没断奶的小狗要咬人，人可以很轻易地将其制服。而小人的智力却足以使他能够实现罪恶的目的，其勇气也足以使他敢于作出冒险的决定，这就等于如虎添翼，其为害能不严重吗？”讲完这番道理后，司马光又以历史教训加以证明，他说：“自古以来，国家的乱臣，家庭的败子，都是由于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造成国破家亡，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周纪一》：“臣光曰：‘……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应该指出，才有余而德不足者做坏事，情况不尽一致。有的从一开始就品德恶劣，靠投机钻营、搞阴谋诡计而被重用，一朝权在手，便为非作歹，变本加厉。而大多数是这样一种情况：初进仕途时并不是良心全无，只是德有不足，但不注意修养改造，一遇合适环境，便经不住权和利的诱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清初顺治皇帝与大学士范文程的一次谈话耐人寻味。顺治十年（1653年），皇帝翻阅关于“大计”（清代地方官的定期考核叫“大计”，京官的定期考核叫“京察”，皆为三年一次）的总结报告，一边看一边对范文程等人说:“贪污的人怎么这么多啊？这种人平时侵渔百姓，而今年是‘大计’之年，也应该知道害怕才对啊。”范文程回答说：“他们原来在家未做官时，也知道贪污的事不能干；但一当了官，就见利忘义昏了头脑。”皇帝说：“这都是平素不能端正思想的缘故。如果思想正确，看得明白，能把握得住，又怎么能为了金钱利益而动摇和丧失心志呢？”《清朝文献通考》卷59，《选举十三·考课》：“（顺治）十年，上奉内院阅大计疏，谓大学士范文程等曰：‘贪者何其多也？此辈平时侵渔小民，兹当大计之年，亦应戒惧。’文程奏曰:‘彼平居未任时，亦知贪吏不可为；一登仕籍，则见利智昏矣。’上曰：‘此由平素不能正心之故也。苟识见既明，持守有定，安能为货利摇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