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精彩书摘】

第三章 治天下以用人为本

清代雍正皇帝有一句概括用人重要性的话，可以说是高屋建瓴，振聋发聩。他说：“治天下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页。雍正帝说，用人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其余的事当然也很重要，但与用人这件事比起来，就是次要的。如果将用人比作一棵大树的根和干的话，其余的事只能算作枝和叶了。

现在可能有人对雍正帝这句话很是不以为然，认为治国的根本应是发展经济、实行改革一类大事，怎么会是用人呢？这要看你怎么看。首先，你必须站在国家领导人的角度，从政治家的角度去看问题；其次，要辩证、全面地看问题，不能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地叫死理。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视察时的一段话：“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如果我们对“关键在人”这四个字能够确有领悟的话，那么对治国以用人为本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古代是不是只有雍正帝这样说过？其他政治家、思想家是不是也这样认为？这样认为的理由又是什么？本章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第一节 为政在于用贤

战国思想家墨子较早地提出了尊贤用贤是为政之本的思想。《墨子》一书提出了尚贤、节用、兼爱等十种主张，其中尚贤是反对贵族的官位世袭制度，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谁有才能谁就应该做官。尚贤的“尚”是崇尚、尊重的意思；而真正做到尚贤，应该是将贤人安排到合适的位置上，使其充分发挥作用。所以，尚贤的基本涵义是尊贤用贤。《墨子·尚贤》篇里，有几处谈到了尚贤是为政之本的道理。

墨子说：“那些担负着治国理政重任的王公大臣们，不能不以任用贤能之士作为国家政务的根本任务啊。所以国家如果拥有众多的贤良之士，那么国家安定的基础就雄厚；如果贤良之士少，那么国家安定的基础就薄弱。所以为政者的根本任务，不是别的，只是大量地吸收和使用贤才而已。”（先秦）《墨子·尚贤》：“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不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他又说：“如果想继承尧、舜、禹、汤四位仁君的治国之道，就不可以不尊贤用贤。尊贤用贤，是为政之本啊！”（先秦）《墨子·尚贤》：“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尧、舜、禹、汤这四位帝王的共同特点是尊重贤人，共同做法是选贤任能。所以墨子说，要想学习他们的治国之道，就是要尊贤用贤，这才是处理国政的根本。

治天下以用人为本的思想，为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和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所认可、推崇，并加以发挥。例如，诸葛亮说：“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三国）诸葛亮：《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举措》。《便宜十六策》在《隋书·经籍志》中有收录。他又说：“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三国）诸葛亮：《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举措》。诸葛亮认为，治国的主要方法就是任用贤才。理由就是：失掉贤人国家就危亡，得到贤人国家就安定，这是必然的，相反的情况从来没有过。这话说得是不是有点绝对？从形式上看，它是有点绝对，但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它是对的。

东晋的著名学者、道教理论家葛洪这样说：“没有舟船而想横渡大海的，没见过有渡过去的；没有良臣辅佐而想把天下治理太平的，没听说有成功的。”说到这里，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故招贤用才者，人主之要务也。”（晋）葛洪：《抱朴子·贵贤》：“舍轻艘而涉无涯者，不见其必济也；无良辅而羡隆平者，未闻有成也……故招贤用才者，人主之要务也。”

清代初年有个叫唐甄的学者，做过知县，对用人问题也颇有研究。他讲用人重要性时，有几句很有分量的话，他说：“国家政务包括的事项很多，但只有用贤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国家治乱的原因在于它，国家兴亡的原因在于它，除它之外没有别的原因。总之，国家的治乱兴亡全是由用贤如何所决定的。”（清）唐甄：《潜书·下篇上·主进》：“为政亦多务矣，唯用贤为国之大事。治乱必于斯，兴亡必于斯，他更无所于由也，一于斯而已矣。”

既然用人问题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那么招贤用贤就应该是君主的基本责任。古人对此亦多有论述。

孟子说：“尧把得不到舜这样的人作为自己最为忧虑的事，舜把得不到禹和皋陶这样的人作为自己最为忧虑的事。因为自己的田地种得不好而忧虑的，那是农夫。把钱财分给别人叫作惠，教人去做善事叫作忠，为天下找到贤人叫作仁。所以说，把天下让给别人比较容易，为天下找到贤人就比较难啦。”（先秦）《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这给后来治国者一个提示：要做尧舜之君，首先就要像他们那样，将招贤用贤作为自己第一位的责任。

古人认为，招贤用贤、知人善任不仅是帝王的责任，凡具有选贤荐贤之责的大臣，特别是宰相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古代的宰相是百官之长，如果宰相只知忙于具体事务，而不注意发现人才，并及时向朝廷推荐人才，那么这样的宰相就不是称职的宰相。春秋时的楚国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楚庄王退朝回来晚了，他的夫人樊姬问他为什么回来晚了，庄王说:“今天与贤相说话，不知不觉就晚了。”樊姬问：“贤相是谁？”庄王说就是虞丘子。不料想樊姬语出惊人，她说：“虞丘子身居相位数十年，竟没有推荐一个贤人。如果他知道有贤人而不推荐，这是对国家不忠；如果他不知道有贤人，说明他没有识人的智慧。这样的人，怎么是贤相呢？”第二天上朝，楚庄王便将樊姬的话告诉了虞丘子。虞丘子叩头说：“樊姬说得对。”于是虞丘子辞掉相位并推荐孙叔敖。孙叔敖做了宰相后，庄王终于称霸于诸侯。见（汉）刘向：《新序·杂事》：“（樊姬曰）今虞丘子为相数十年，未尝进一贤。知而不进，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为贤？”从这个故事里看，虞丘子还是个不错的官员，楚庄王对他的工作是满意的，称他为“贤相”。但他有一条，为相若干年没有推荐出一个贤人，这作为国相来说就不称职。他自己对别人提的这条意见也心悦诚服。另有一处史料说，虞丘子是做了十几年楚相后，自动提出辞职并推荐孙叔敖的。楚庄王开始不同意他辞职，他讲了几句话很有深度，打动了楚庄王。他说：“长期占据一个有丰厚俸禄的重要职位，这属于贪婪；不向国家推荐贤能之人，这属于欺骗；不肯让出自己的职位给贤能之人，这属于不廉。这三项都做不到的，属于不忠。您不能让我做一个不忠的人，所以一定要答应我辞职。”（先秦）《楚史梼杌》：“虞丘子曰：‘久固禄位者，贪也；不进贤能者，诬也；不让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话都说到这份上，楚庄王只有答应了。我们从虞丘子讲的这三条中可以看出，关键是要推荐贤能，特别是要推荐比自己强的人。这一条做到了，其他两条自然就不成什么问题了。

唐太宗对宰相之责说得更明确。贞观初年，房玄龄、杜如晦分别担任左、右仆射（唐代的宰相职务）。有一天，唐太宗对他们说：“你们二位身为宰相，应当广求贤人，并根据他们的才能加以任用，这是宰相的职责呀。听说你们每天受理诉讼案件，忙得一点儿空闲都没有，这怎么能帮助我选拔贤才呢！”（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丁巳，上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授词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于是唐太宗又下了一道命令：以后凡尚书省的具体事务，都交给下属官员去做，只有需要向皇帝报告的大事，才由宰相办理。这样，宰相就有足够的时间去关心选拔贤才的事情了。

唐代文学家、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对宰相之职也有论述。他说：“公开透明和公正无私地选拔人才，使各类人才都能扬长避短地发挥作用，以委婉有余为良好，以出众超群为英杰，比较他们的长短优劣，根据各自特点安排合适的职位，这是宰相的为政方法。”（唐）韩愈：《韩昌黎文集·进学解》：“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馀为姘，卓荦为杰，较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在韩愈看来，公正地选拔人才和合理地使用人才，是宰相从事政务活动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

南宋有一个官员叫杨万里，任过东宫侍读、秘书监等职，是一个学者型官员，对人才问题比较有研究。有一次宰相王淮问杨万里：“我这个当宰相的，最先应该关注的事情是什么？”杨万里只回答了两个字：“人才。”（元）脱脱等：《宋史》卷433，《杨万里传》：“王淮为相，一日问曰：‘宰相先务者何事？’曰：‘人才。’”

金代比较英明的皇帝金世宗，有一次对宰相说：“推举贤人、辞退不肖之徒，这是宰相的职责啊。有才能高于自己的，可能怕他得到重用后分了自己的权力，因此往往不肯把他推举到与自己并列的位置，我对这种做法很不喜欢。希望你们不要有这种思想。”（元）脱脱等：《金史》卷6，《世宗本纪上》：“二年正月……庚午，上谓宰相曰：‘进贤退不肖，宰相之职也。有才能高于己者，或惧其分权，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毋以此为心。’”看来，一些大臣不愿荐贤的私心，早已被皇帝摸透了。

元世祖忽必烈非常器重的大臣程钜夫，在给皇帝上书时也特别强调宰相的进贤之责。他说：“天子之职，莫大于择相；宰相之职，莫大于进贤。”（明）宋濂等：《元史》卷172，《程钜夫传》。诚可谓言简意赅，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