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时代》

“通往费城，通往绝望”

在美国的镀金时代，腐败是系统性的，也常常是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的窝案，与联邦政府及州政府层面的腐败有所不同，城市的腐败内容更加丰富，也更为赤裸裸。并且，城市的腐败不仅局限于市长和高官，还包括腐败的幕后操纵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城市老板”，威廉·M·特威德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个，他掌控下的纽约市政府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城市政府。一百三十多年来,“特威德”一直被看作腐败政客的缩影、镀金时代不名誉的象征，他的名字是政治操纵和贪污腐败的代名词。

令后世的纽约人不可想象的是，当时的特威德集团（特威德于1859年建立）在纽约营造出了一种“要想办任何事首先必须贿赂我”的气氛，再加之他本人还是“坦慕尼协会”——长达一个世纪里民主党在纽约的主要俱乐部会所——的“酋长”，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在特威德的控制下，纽约议会成了臭名昭著的做腐败生意的市场。

特威德及其党徒在获得权力后，不择手段地捞回之前的“付出”，在10年中使纽约市的债务增加了10倍，其中很多都进了他们的腰包。以县法院的建设为例，原来预计花费25万美元，结果却支出了800万美元，其中一把椅子就花掉了470美元，一个保险箱竟然报了40万美元的账……总之，腐败以各种方式牺牲了纳税人的利益，而养肥了承包商、地产投机商和像他们一样贪婪的政客。

特威德集团与股市黑手的勾结也令美国人愤慨。特威德集团经常在股票投机中帮助某些操盘手，这种勾结不仅出于经济利益，有时也出于政治利益。通过对金融市场的控制，特威德可以成功地打击反对派，有时，为了帮助其盟友上台，他甚至会制造金融恐慌和金融灾难。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某个商业富豪纠集而成的政治集团控制商业化城市的市政府，在美国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老板”特威德只不过是最著名的例子之一。这些市政府常常钻法律的空子，甚至直接进行贪污受贿等非法活动。它们篡改得票数字，更换候选人姓名，把事先商定的人员推进议会。在这帮“强盗贵族”的运作下，他们经手的市政工程项目提案批复畅通无阻，一系列欺骗性的法律协议被恣意捏造，而利用立法或政府管制规章收取巨额回扣竟成为堂而皇之的“正业”。尽管特威德及其同党后来相继被捕，但特威德集团的示范效应是巨大的，在费城、芝加哥、圣路易斯和辛辛那提等城市都出现了成群的效仿者，他们伙同那些腐败的市长和议员，将这一时期的美国城市搞得乌烟瘴气。

镀金时代及进步时代早期的城市腐败，主要有四种基本类型：（1）挪用公款；（2）发生在公共合同和特许权上的行贿受贿；（3）管制腐败，包括与犯罪活动有关的行贿受贿；（4）内幕交易。相比之下，挪用公款在这一时期发生较少，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财务逐渐公开有关。比较严重的是第二种情形，即政府官员将工程和公共服务承包给个人，有些是给了自己的亲属，从而直接获利，有些则是给了对其行贿的企业和个人。更有甚者，很多官员的亲属自己做不过来，还转包给其他人，层层剥皮。这使得很多工程和公共服务价高质次。

建筑工程的油水最多，也为很多腐败官员所热衷。一方面，这些工程可以作为政绩，另一方面，又可以给官员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在匹兹堡市，“城市老板”弗林就酷爱公共合同，为匹兹堡修建了大量建筑物、街道和桥梁。在纽约市，20世纪初的坦慕尼协会的头子查尔斯·墨菲则是其弟经营的纽约建筑工程承包与运输公司的匿名合伙人。仅1905年，这家公司及其子公司就获得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市政合同。尽管很多城市都对工程进行了招投标，但事实上，在匹兹堡、费城这些城市，投标都被非法操纵了。为最大限度地从中牟利，中标的多数公司都对工程粗制滥造，这引起了民众和媒体的不满，也成为后来改革的重点规制对象。

与此相关的是特许权腐败。当时的社会发展很迅速，煤气、电力和电车成为新兴产业，在欧洲，这些服务是由政府负责的，但在美国，则由市政府授权和特许私人经营，从而给包括家族式在内的各种腐败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以电车为例，在当时比较大的六个城市中，就有五个存在着官员滥用有轨电车特许权的现象，这五个城市分别为圣路易斯、匹兹堡、费城、纽约和芝加哥。有轨电车公司的经理、所有者和金融家不但操纵上市的普通股价格，还设立了修建电车轨道的建筑企业，以获得超额回报，并在电车沿线的不动产上投机。换言之，这些人及其背后的腐败官员，已经一条龙地将电车产业从头吃到尾。而由于他们控制着电车的拓展路线，他们还能提前布局，在将来通车的地方投机不动产，一旦通车，就会获得超额的回报。有时，为了出售自己的不动产，他们甚至将电车线路刻意引向不动产所在的地域。这样的提前布局，正是一种内幕交易。

这一时期美国城市的腐败是全方位的。在讲到圣路易斯的腐败时，《美国粪——城市的耻辱》作者林肯·斯蒂芬斯写道：“该市的资产被人拿去放债生利，而利息则被转入私人的银行账户。市政府的车辆供市里官员们的妻儿使用。供应公共机构的产品出现在私家的餐桌台子上；一份清单详细记录了提供给救济院的食物，其中竟然包括加利福尼亚果冻、进口奶酪和法国葡萄酒！”

在当时，圣路易斯可谓财政腐败的一个样本，明尼阿波利斯是警界腐败的样本，而匹兹堡则堪称财政腐败和警界腐败兼具的样本，在那里，腐败变得更加有组织，也更加巧妙，其大佬克里斯托弗·马吉甚至还特别去纽约和费城调研过特威德集团的“失败教训”及当地政府贪污腐败的“成功经验”，等到他回来后，便把小集团料理得像银行一样“井井有条”、严丝合缝。

而费城的腐败更是深入骨髓，可谓无处不在。不仅有财政腐败，有警界腐败，有选举腐败，连教育部门也难以幸免。在谈到费城腐败的“象征意义”时，林肯·斯蒂芬斯无奈地说：“我们每一个地方政府或多或少都是腐败的。”而且，费城等地的腐败还在不断“创新”，比如他们发明了一种叫作“霉死”（mace）的敲诈勒索手段——政客们挑中某家目标公司后，会组建一家对抗性的公司，然后强迫老公司买下新公司的全部股份或出售自己的股份，如果老公司不服从，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法律武器”打压和“调查”它，直到用莫须有的罪名将其糟蹋得七零八落为止。

地方议会与公司的勾结，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腐败。对腐败深恶痛绝的罗斯福总统曾经回忆说：“对于大家来说，对公司有益的提案是可以被收买的……对于腐败的立法委员中的大多数人而言，如果他们没有拿到钱，那么，他们就会黑掉这个议案；如果他们拿到了钱，那么，他们就会投票支持公司的利益。”这种敲诈式的腐败俨然成了很多地方议员和政客牟利的常见手段。

这种腐败的横行，也与一些政客明哲保身式的“纵容”有关。应该承认，总是有一些洁身自好的政治家的，但问题是，面对如此巨大的腐败浪潮，很多人选择了自保，而不是斗争。用罗斯福的话说，“立法委员会中不乏有能力的委员，但是，自身的清白与战斗的刀刃并非永远合二为一。对于一个积极与那些欺诈成性的权贵做斗争的人来说，这两方面素质都是必需的……假如他是一个愚蠢的家伙或者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那么，生活上的清白于其无益。”这也使得罗斯福在纽约的斗争显得十分孤独，也尤为可贵。

统计数据表明，1851—1880年间，美国城市腐败处于上升期，并在1880年前后及1900年前后两次出现高潮，而在进步时代末期大幅回落，但在20世纪20年代又伴随经济泡沫的积聚出现了一次高潮。从比例上看，1851—1880年间，平均每4个城市就有1个是腐败的，1881—1930年间，每3个城市有1个以上是腐败的，比例上升了50%之多。并且，城市越大，腐败越严重。1880—1930年间，5个最大的城市中有4个是腐败的。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城市老板”和腐败市长们贪污受贿成风，但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为一些市民所容忍，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赢得选票，“城市老板”们会努力向选民尤其是外来移民提供工作机会、贷款和各种各样的服务。以1896—1921年间芝加哥老大约翰·鲍尔斯为例，他之所以能够长期控制这个城市，就在于他“细心照顾”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等各色选民。除了为这些选区提供工作机会和修建公共设施外，鲍尔斯还积极参加每个民族的婚礼、野餐会和游行，因为特别擅长利用葬礼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还赢得了“哀悼者”的绰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城市老板”的盛行，也确实与美国复杂的移民问题有关，“移民并不关心中产阶级的道德理想，而更注重老板集团所能提供而中产阶级无法提供的东西。”由于移民们与更倾向于反腐败的中产阶级想法不同，因而更容易被“城市老板”们的小恩小惠所收买，从而将选票投向这些人。而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正是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时期。

罗斯福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他在自传中写道：“这类‘老板’也常常表现出一些所谓的善，这在大城市中特别普遍。他努力为自己所在的行政区内那些勉强糊口度日的老百姓奔忙。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需要工作的年轻人谋求职位。为了一个陷入麻烦之中的野蛮年轻人，他会奔走法庭。他会用现金或者信用来帮助身处困境的寡妇，或者帮助因为某种原因暂时失业的残疾人。”但问题是，他们只为自己的选区这样做，并且，他们为恶势力提供保护，以其腐败侵蚀城市的肌体，带给选民的是深远的损害。所以，他们可能蒙蔽市民一时，但无法扮演“双面人”一世。特别是在媒体日益发达的时代，他们的面具更容易被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