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鲜明地支持开展真理标准讨论
粉碎“四人帮”两年来，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逐步展开，但在涉及指导思想方面的根本问题上，几乎都同“两个凡是”的方针发生尖锐冲突。经过政治上批判和组织上清理，社会政治形势逐步稳定。现实向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是继续沿着“文化大革命”所实行的路线和政策前进，还是在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辟新的发展道路，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央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等一方面在逐步谨慎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某些错误，一方面在总体上还试图继续执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特别是当时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影响了正常政治生活的恢复。这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许多理论工作者和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的抵制和强烈反对。
中国社会发展处在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两种主张的激烈交锋最终引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一九七八年初夏，在胡耀邦的组织下，先于五月十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此文。文章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揭开了催生新时期发展的大讨论的序幕。
经过“文化大革命”前后十多年磨难的习仲勋，虽然对毛泽东充满崇敬，但他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交锋中，义无反顾地坚定站在真理的一边，是全国最早一批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张的省级领导人。
《光明日报》五月十一日的文章发表后，《广州日报》和《南方日报》分别于十二日和十三日予以转载。对这篇文章，各方面还存在着不同认识和意见分歧，有的认为文章非常好，切中时弊；有的则认为是“砍旗”，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由此逐步形成了全国性的大讨论。在这种党内思想极不统一的情况下，邓小平于六月二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六月二十四日，《解放军报》又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文章，从理论上回答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种种责难和疑问，堪称是《实践标准》一文的姊妹篇。
习仲勋以政治家的敏锐目光，深刻地认识到这场讨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密切关注着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进展情况。六月三十日，习仲勋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强调指出：“最近报纸上有些文章要好好地读，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理论要与实践结合起来，理论要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又丰富这个理论，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
习仲勋说的确实如此，理论同实践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都早已论述清楚了的问题。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盛行，使这一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成了当时关系全局发展的重大问题，不认真对待，正确解决，许多事情都无法继续向前迈进。当时正在召开的广东省教育工作会议，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六月底七月初，广东省教育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批判教育战线上“左”的错误，就海南“屯昌教育革命经验”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个从一九七四年开始在广东省推广的教育革命经验，自觉不自觉地贯彻“左”的错误，提出要学生“读书务农”，要“把学校办成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歪曲了学校的性质和任务。尤其是提出“一批二干出人才”的错误观点，所谓“批”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路线，“干”就是大办农场、搞劳动，其实质是以“两个估计”为出发点，曲解毛泽东关于主学与兼学的关系，与党历来提倡的教育方针是相悖的。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经毛泽东圈阅过的，由“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就无法改变，屯昌经验仍然只能说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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