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平反冤假错案
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进一步解放，纷纷要求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习仲勋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使一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尽快平反。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给广东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在此之前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也形成许多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因此，有步骤地解决这些问题，是一项十分紧迫而又重大的任务。在习仲勋来广东之前，中共广东省委已按照中央指示，开始进行这一工作。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特别是“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还处于起步阶段，广东省平反冤假错案的步子还不大。
习仲勋到广东上任之后，在“就职演说”中公开表明：“必须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侨务政策，民族政策”等。广大蒙冤受屈者也对习仲勋寄予厚望，认为他本身就是“左”的错误的受害者，能够体谅和理解受害者的处境和遭遇。因此，一封封申诉书寄到省委，一宗宗骇人听闻的案件提了出来。这一时期，平反冤假错案成为省委工作的重点之一。
习仲勋首先组织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和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统战部、省法院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学习中央有关落实政策的一系列文件，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提出的落实干部政策的要求开展工作。其次，他具体深入了解统战部、政协、宗教和侨务等方面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同时，依靠省纪委进行案件复查，逐一解决，加大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力度。
习仲勋不满足于阅看省委信访办公室送来的信件。他指示秘书贾延岩经常去信访办查看人民来信，在接待室倾听来访者的申诉，外出抄写要求平反的大字报。贾延岩回忆说：“一九七八年是‘文革’刚结束的第二年，社会上民众最强烈的要求莫过于平反冤假错案。根据习书记的明确要求，在那个时期我去过最多的省委部门是信访办，外出最多的工作是抄写大字报。”
那时广州市中山三路、四路和整条北京路街道两旁，贴满了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一天，在北京路路口，正准备抄写大字报的贾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的群众刚贴出的大字报吸引住了。大字报说的是一件事关人命的血案。贾延岩看了后，出于同情和义愤，忍不住悄悄给这些人出主意，让他们到省委信访接待室直接申诉，并指点去省委的路线。他的做法受到了同事的批评，说他是感情用事，领导的秘书怎么能叫老百姓到省委闹事呢！习仲勋听了贾延岩的汇报后，严肃地说：“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官在封建社会都不是好官！”
五月二十九日，习仲勋系统地听取了省委统战部关于全省统战工作的汇报，并指示他们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统战政策。六月十八日，习仲勋和省委有关负责人又专门听取关于海丰问题和南路（即湛江、茂名等地）地下党问题的汇报。这两个冤假错案是“四人帮”的爪牙在广东“文化大革命”期间制造的典型案例。
海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革命家彭湃的故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彭湃在海陆丰一带开展农民运动，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有“农民运动大王”之称。“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为了反对周恩来和叶剑英，在海丰大反彭湃，诬陷彭湃是“叛徒”，残酷迫害彭湃的母亲及其亲属，大肆诋毁海陆丰农民运动，那些维护革命烈士英名的干部和群众也受到打击和迫害。同时，在湛江等地大揪“叛徒网”，把在抗战期间隶属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广东南路党组织打成“叛徒党”。习仲勋对这两个案件极为重视。不久，他在深入汕头的调查研究中，进一步实地了解这两个冤案的情况，督促有关部门加快纠错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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