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世纪历程》 高世琦编著 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高世琦，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长期从事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历任中央组织部干部教育局处长、局长，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主任、秘书长。曾多次主持或参加有关重要文件文稿起草工作和有关重要会议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
《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世纪历程》简介
由高世琦同志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世纪历程》一书，于2013年3月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系统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发展历程的社科综合图书。全书分为140个专题，对我党干部教育工作的重大历史事件、重大决策部署、重要会议活动和重要政策文件，以时间为线索，进行了专题记述；对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特点和经验，选择适当的时间节点切入，进行了总结和综述。全书视野开阔、史料翔实、见解深刻，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权威性和资料性。
本书是系统学习党的干部教育史、深入领会干部教育工作方针政策的重要参考图书，也是一部研究干部教育工作的教科书、工具书，对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同时也是做好党史党建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很好的史料价值。
55 毛泽东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于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主持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是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省市委书记。这次会议，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着手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察觉到的错误的情况下举行的。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给中央、省、地、县的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他在信中说：“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信中还说：“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面临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
毛泽东建议读这两本书的同时，还说：“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随后，在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上，他一再重申了这一要求。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拟定的会议讨论的19个问题，头一个问题“读书”，就是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各部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由第一书记挂帅，纷纷组织了读书小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也先后组织了自己的读书小组。1959年底到1960年初，全党掀起学习运动。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早在1954年就出版了，1959年1月修订第三版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19章，主要讲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从第20章起至第36章共17章，连同结束语，讲社会主义部分，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总结。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在杭州，时间从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1月4日。他建议中央、省、地、县的领导同志读书时，“三人五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他自己就采用了这个办法，指定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同他一起读书。陈伯达和田家英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胡绳当时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主编，邓力群当时是《红旗》杂志常务编委。1960年1月27日毛泽东到广州，2月4日读书会恢复，2月9日读书会结束。为了照顾毛泽东的作息习惯，和在杭州一样，读书会仍然安排在下午进行，一般从4时左右起到9时左右吃晚饭止。除去2月7日（星期日）休息，毛泽东实际在广州白云山读了5天《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具体内容是第34章至36章和结束语，每天大概读十几页。除了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陶铸、胡乔木也参加了在广州的读书活动。读书会由一个人读原书，一般是田家英读，有时胡绳读。读一段，大家就议论一下，主要是毛泽东发议论，但他要求几个人都要讲讲话。
毛泽东在读书和谈话时往往旁征博引，涉及政治、哲学等各个领域，但中心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经邓力群等人进行整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从留传下来的谈话记录看，毛泽东读教科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他以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而不是学者身份来读书，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思考中国应该怎样做；二是他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读书，既肯定正确的东西，又有大胆怀疑，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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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成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是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中得出的重要论断。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涨的时候，毛泽东以及党内许多干部曾一度认为，用不了多久甚至是很快，社会主义就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实践打破了这种空想。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邓小平在解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明确指出“初级阶段”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不发达的阶段”。
毛泽东读教科书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对“四个现代化”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后来，周恩来又把其中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向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成为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当然，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复杂工程，不止是几个方面的任务，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现在已经定位于“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商品和商品生产是被搞得最乱的领域之一，毛泽东对这方面的问题着力做了纠正。当时陈伯达极力主张废止商品流通，实行产品调拨，人民公社废止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在研读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时，毛泽东的思想特别活跃。他批评主张取消商品生产的人，“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他提出，“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指出，“在我国，价值规律还起作用”，但是，“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
除了以上三点，毛泽东还提出许多重要思想观点，例如：关于怎样掌握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关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而不是生产关系改变之前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等。有些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有些则有局限性。毛泽东当时的意见是他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的一种思考，是他进行探索过程中的思想的浪花。
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带头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推动下，1960年全党掀起了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潮。例如，广东省委于1960年三四月间分期举办省委政治经济学学习班，教材主要是《毛泽东选集》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班的学员包括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常委、各部委正副部长（书记）、各厅局党组书记、广州军区（在粤）党委委员、海南区党委、各地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军区党委常委。通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学习，党内许多干部深入思考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全党的理论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由于批判地学习，强调联系实际，领导同志们在学习的同时，也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从理论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和总结，产生了许多真知灼见，并由此而制定了一些方针、政策和措施。读书活动中提出的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思想和观点，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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