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终结》

第六章 五角大楼vs海盗—大型军队权力的衰退

“基地”组织为制造“9·11”事件花费了大约50万美元，而袭击当天造成破坏的直接损失和美国人采取应对措施的总花费是3.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基地”组织每支出1美元策划和实施袭击，美国人就要花费700万美元。“9·11”事件造成的损失相当于美国国债价值的1/5。2006年，在黎巴嫩战争期间，真主党向以色列海军装备有导弹防御系统的轻型护卫舰“哈尼特”号发射了一枚精确制导的巡航导弹，导弹击中甚至差点儿击沉目标。以色列军舰的损失为2.6亿美元，而据报道，真主党使用的导弹的成本仅为6万美元。2011年，索马里海盗给全世界造成的损失在66亿~69亿美元之间。2010年，他们共发动了212次袭击。2011年，尽管装备有最先进军舰的多国海军部队一直在索马里海域巡逻，他们还是创下了发动237次袭击的纪录。

恐怖分子、叛乱分子、海盗、游击队员、自由战士和罪犯并不是新生事物，但用丘吉尔式的话来说：在人类战争史上，从来没有人能够用这么低的成本给这么多的人造成如此大的伤害。因此，在武装冲突中，微权力行为体虽然很少获胜，却仍然使大型权力行为体（世界上装备价格高昂的大型军队）的日子越发艰难。

小型灵活的战斗团体在促进自身利益的同时重创比自己规模大得多的敌军的能力不断增强，这是通过武力行使权力的变化之一；另外一个变化是，拥有传统军队的国家充分利用任由他们支配的大型破坏性力量的能力和意愿都降低了。尽管今天的微权力行为体显然还无法与世界上的军事大国展开面对面的较量，但在非对称冲突中，比其规模更大、技术更先进的对手获胜的难度日益增大。这证明权力的运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约翰·阿奎拉是受人尊敬的现代战争思想家之一，他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非常规战争不断的时代”，他写道：“传统冲突中的伟大军官对此没有什么可说。传统战争理论，尤其是规模就是力量的观念，也提供不了多少帮助。这种观念至今仍然存在，科林·鲍威尔的‘压倒性力量’学说及‘震慑’等思想都是其体现。这种观念早在越南战争时期就已经站不住脚了，而今天，事实也很明显，试图重新运用它们对抗叛乱分子和恐怖组织肯定会出问题。”

军事力量是权力展示和运用的最终手段。政治的目的是说服，而战争或战争威胁的目的是胁迫。以军队的规模、装备和技术实力衡量的军事力量只是更复杂的权力概念的替身。与外交、文化影响力和软实力不同，军队是真实的存在。传统智慧认为，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权力的天平会向军事实力更强的一方倾斜。正如记者戴蒙·鲁尼恩所说：“赢得赛跑的并不总是跑得最快的，赢得战争的也并不总是军事实力最强的，但聪明人会赌跑得快的赢得赛跑、军事实力强的赢得战争。”有人曾告诉约瑟夫·斯大林他应该帮助俄罗斯的天主教徒以博得教皇的欢心，斯大林为此问道：“教皇？他有多少个师的军队？”（听闻斯大林的问题，教皇庇护十二世严厉驳斥道：“你可以告诉我的孩子约瑟夫，他会在天堂遇到我的军队。”）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将近70年，冷战的军备竞赛也已经过去了20年，但军事规划家们仍然相信优势火力学说，他们依然认为大规模的、技术先进的军队是安全和力量的基础。

美国就是一个例子。2012年，它的国防预算超过了7 00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的近一半。如果将其他美国机构的相关开支也计算在内，美国的国防支出总额达到了约1万亿美元。尽管美国最大的军事对手中国和俄罗斯（特别是中国）的军事支出增长极为迅速，但也分别仅占全球军事支出的8%和5%。如果按照军事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计算，只有25个国家的军费支出增加了，其中大多数是中东国家。即使美国计划在未来10年削减国防开支，其军事支出仍十分庞大。到2017年，当美国的国防开支削减计划取得更显著的成效时，美国的国防预算仍将是中国当前军费的6倍，比紧随其后的10个国家的军费总和还要高。在这样小幅的军费削减之后，美国仍然能够调动11艘航空母舰，维持其三合一战略核力量（远程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和弹道导弹核潜艇）。

过去20年中，无论美国何时加入常规战争，它的军队都能轻易取胜。但这样的常规战争数量很少：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算是一次，第二次海湾战争也可以算作一次（尽管伊拉克军队几乎没有反击）。2008年，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指出，在过去40多年中，只有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军的出动“差不多能算卷入传统常规冲突”。美军的其他出动（包括出兵格林纳达、黎巴嫩、索马里、科索沃、伊拉克和阿富汗）都不能算是持续的军事战斗，只是参与了平叛、反恐、政治或人道主义干预而已。这也是全球的整体趋势。20世纪50年代，全球平均每年要发生6场国际冲突，而21世纪前10年，全球平均每年发生的国际冲突还不到1场。过去60年，主要大国间没有爆发过战争。

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消失。虽然国家参与的武装冲突（不仅包括国家间的战争，还包括国家和非国家团体间的战争）的次数在1992~2003年减少了40%，但此后其数量又开始上升。在经历了2003年起的一段下降之后，非国家行为体间武装冲突（《人类安全报告》将其定义为“两个非国家政府的有组织团体间相互使用武力”）的数量在2008年急剧上升。

今天的战争呈现出了不同的形式，大型常规军事力量应对艰难。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过去10年中的战争片段：

2011年10月，阿富汗赫尔曼德省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巡逻时，在一座名为“丑山”的山脊附近发现了一个埋藏着的简易爆炸装置，他在对其进行拆除时发现了第二个，在移除第二个时又不小心踩到了第三个，被炸断了右腿。他因此而成为2011年中240个断肢的美军士兵之一。他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在同一年，有250名联军士兵因简易爆炸装置而送命。

2008年11月26~29日，印度孟买?10名巴基斯坦持枪分子在劫持了一艘印度拖网渔船之后，从海上到达孟买，在整个城市进行了恐怖袭击，屠杀了168人，伤及300多人。这些持枪分子最终都被杀或被捕。

2011年8月25日，墨西哥蒙特雷?墨西哥最暴力的贩毒集团洛斯哲塔斯的持枪分子袭击了一家赌场，在对赌场内的人进行扫射之后纵火烧了赌场。有50多人在那场屠杀中丧生。

2012年2月7日，也门索科特拉岛东北部?索马里海盗袭击并劫持了一艘悬挂利比亚国旗的希腊散装货船，迫使其驶回索马里海岸。这是进入2012年以来索马里海盗发动的第37次袭击，这艘货船是船员被当作人质的第11艘货船。

正如这些事例所显示的，美国等传统军事大国面临的挑战不只是一群新的敌人，还有战争本身的变革，这种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的负面效应引发的。简易爆炸装置已经成为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及其他地方冲突中的武器。制作这些简易爆炸装置并不需要钚或复杂的合金，只要有普通的日用品、农业原料或消费品就够了，组装和控制炸弹的人本身就是数量革命所引发的教育普及的受益者。海盗们乘着用玻璃纤维制造的小艇、手持廉价的AK-47步枪和火箭弹劫持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大型船只。与他们一样，袭击孟买的恐怖分子使用的是现成的武器和通信工具。它们都是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的副产品，包括为恐怖分子在印度海域导航的全球定位系统、卫星电话和手机，也包括恐怖分子在袭击过程中用来协调行动、监视警察并对外宣扬其恶行的黑莓产品。过去，对远距离目标的袭击需要借助轰炸机或导弹才能实现，但现在，由于交通和通信的便利，恐怖分子独自一人也能完成这样的高强度袭击。“鞋子炸弹客”理查德·里德和“内裤炸弹客”奥马尔·阿卜杜勒穆塔拉布都曾差点儿造成航班的坠毁。心态革命激发了人们经常被残忍破灭或轻易扭曲的抱负和期望，从而造就了一批对现实不满的狂热分子、罪犯和想要革命的人。同样重要的是，袭击者独自一人或是少数几个人一起就能够给主要大国造成严重损失，这一事实已经被数百万人所了解和熟知。

世界上伟大的军队总是以其等级制度和协作为荣，但袭击者不需要这些。随着冲突壁垒的坍塌，那些曾经构成大型军队力量源泉并确保其能够阻止攻击的优势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在最初的“震慑”行动之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没有发展成为由大规模火炮攻击、坦克攻击和超音速空战组成的传统冲突，更没有用上冷酷的核逻辑。同时，北约部队也不得不学着在与以往不同的媒体环境中作战。在这个新的媒体环境中，他们的敌人很容易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消息，记者、博主和激进分子也能把盟军的所有伤亡信息以及冲突造成附带损害的负面消息呈现给关注战事的不安的民众。

冲突的变革引发了美国国防部和军事学院的强烈反思，促使他们尝试对组织和学说做出改进。2010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美军的主要军事战略及预算指导文件）及2012年1月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纲要》都强调，与形形色色的对手间的小型非对称冲突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美国国防战略纲要》还将“反恐和非常规战争”列为美军的主要任务之首。

美国的军事规划家们也担心，现在不仅是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和朝鲜这样的敌人越来越容易获得先进精准的武器，就连非国家行为体也是一样，利用这些武器，他们能够击落飞机、击沉船只或是瞄准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曾为国防部负责政策规划的副部长担任助理的托马斯·曼肯已经发出警告：“敌人正在以最小的投入获得精确制导武器及发动精密战争所需的重要支撑能力。”无人机技术使美军的监视方式及平叛和反恐行动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现在，这种技术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和传播，任何人只要愿意支付几千美元就能够获得该技术，低成本制造混乱的可能性提高了。

小部队的大崛起

“一个王子想要发动战争，他相信上帝会站在大部队的一边，于是就将军队的人数翻了一番”，这是伏尔泰在18世纪写下的话。但历史上，小型武装部队成功扰乱、阻止甚至打败大型军事部队的例子比比皆是。

公元前480年发生的温泉关战役是一个早期的例子。利用高地势和复杂的地形，在庞大的波斯军队面前，人数明显处于劣势的希腊军队顽强据守了3天，虽然最终仍然战败，却使敌人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希腊人输掉了温泉关战役，但他们也削弱了波斯军队的战斗力，并最终击退了入侵。从《圣经》里的大卫到越南战争中的越南共产党，历史上很多规模比对手小、装备没有对手精良的战斗方都曾坚守阵地，即使没能在军事上打败对手，也阻挠了对手的行动。

切·格瓦拉、胡志明和毛泽东都是这种作战方法的现代先驱。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帮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对中国的统治权，他认为，游击战和常规战争对军队的规模和协作有着截然相反的要求。“游击战主要依靠小部队单独行动，不可过多干预他们的行动。”相反，在传统战争中，“要集中指挥……所有地区的所有作战部队和支援部队必须最大限度地协作”。在游击战中，这种指挥和控制“不仅不受欢迎，也是不可能的”。

用现代军事语言来说，游击战是“非常规”且“非对称”的。之所以说它是非常规的，是因为发起游击战的一方虽然使用武力，却不是传统的军事力量；之所以说它是非对称的，是因为从人员和物资的角度衡量，较量双方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今天，非常规与非对称冲突已经成为常态。例如，在阿富汗，超过43万人的阿富汗军队和联军部队都无法制服规模仅是其1/12的塔利班武装；在伊拉克，为了对付2万名叛乱分子，盟军及伊拉克安全部队投入的军力在2007年10月达到了最高峰，前者超过了18万人，后者也达到了近10万人。

俄罗斯在车臣有着相似的经历：1999~2000年，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超过8万人的装备精良的俄罗斯军队被大约2.2万名为独立而战的叛乱分子拖住了5个月之久。最终，俄罗斯军队获胜，恢复了对该地区的控制，但俄军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数万平民伤亡、5 000多名俄罗斯士兵命丧战场。

在非洲和东南亚出现了许多新的长期叛乱集团，包括乌干达的圣主抵抗军和菲律宾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不以保卫某块领土为目的，却由潜在无边界的意识形态、犯罪、宗教或经济目标所激发的军事冲突的数量明显增加。20世纪50年代爆发的军事冲突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国家和非国家的武装团体之间的冲突，而20世纪90年代，此类冲突已占多数。2011年，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威廉·林恩说，“激烈但短暂的冲突”正在演变为“更长、更持久的战斗”。

越来越正规的小部队正在获得成功，至少它们可以在军事斗争中幸存的同时推进自己的政治目标。哈佛大学学者伊万·阿诺奎因–托夫特分析了1800~1998年全世界发生的197场非对称战争。这些战争之所以是非对称的，是因为按照传统观点，冲突双方的军队和人口的规模从一开始就相差悬殊。阿诺奎因–托夫特发现，在30%的非对称战争中，实际上获胜的都是看上去弱势的一方。这一事实本身就引人注目，更惊人的是长期以来的趋势：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弱势一方在冲突中获胜的次数稳步增加。在1800~1849年，仅有11.8%的冲突是以弱势行为体的胜利告终，而在1950~1998年，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了55%。这意味着一个核心的战争公理被推翻了。以前，最终取胜的是拥有优势火力的一方，而现在事实并非如此。

部分原因在于，在当今世界，强势一方诉诸暴行的做法在政治上已经行不通了。“二战”期间，各国在战争中不加区分地同时对平民和军事目标进行轰炸和炮击；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使用过酷刑；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在越南实施了针对越南共产党的暗杀行动“凤凰计划”。阿诺奎因–托夫特认为，与游击战的间接攻击战略相比，某些形式的暴行（如饱受争议的“凤凰计划”）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取得军事效果，但是当一个强国并没有受到实际威胁，特别是这个强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它的军事政策处于严密的公众监督之下时，这样的战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已经退役的韦斯利·克拉克将军是一名越战老兵，曾经担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他曾对我说：“现在，在战斗开始之前，一名师长可以直接控制三四十英里之内的武装直升机，享受我们所说的‘全方位优势’（对空中、陆地、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控制）。但是，我们在越南战争中做的一些事情是我们今天无法做到的，我们的技术手段更多了，但合法的选择却减少了。”今天，拥有优势火力的一方要战胜军事上处于弱势的顽强对手，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俄罗斯在车臣采用野蛮战术以及斯里兰卡对泰米尔猛虎组织实施镇压的“胜利”都是血淋淋的例子。

政治因素对非对称军事冲突的结果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恐怖分子的数量在持续上升。恐怖主义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国家恐怖主义可以追溯到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被美国国务院确定为外国恐怖组织的激进团体的数量约为50个，但实际上这些激进团体的数量轻易就可以翻番。有些恐怖组织的成员只有几十个，也有些恐怖组织动辄就有几千人。事实上，早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波斯尼亚人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刺杀斐迪南大公从而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个人或小团体通过暴力行为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就已经很明显了。

现代恐怖主义使恐怖主义从国内安全问题（各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上升为了全球军事关注。“9·11”事件，“基地”组织在伦敦、马德里和巴厘岛发动的袭击，车臣恐怖分子在莫斯科的袭击活动，以及虔诚军对孟买的袭击都是现代恐怖主义的缩影。为了保卫自己的国民免受奥萨马·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全球50多个国家的政府投入了超过1万亿美元。法国于1994年发布的一份重要国防战略文件中，共提到恐怖主义20次；2008年，在这份文件的最新版本中，“恐怖主义”一词出现的次数是107次，远比“战争”一词出现的频率高得多。对此，学者马克·埃克尔和托马斯·里德写道：“这种形式的冲突似乎已经使战争威胁黯然失色。”

终极垄断的结束：暴力的使用

小型行为体及非国家行为体在现代战争中的效力和影响力越大，他们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指导着政治和权力分配的核心准则的削弱就越严重。马克斯·韦伯写道：“国家是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也就是说，集中军事权力的能力既是现代国家定义的一部分，也是其存在理由的一部分。召集军队和警察是国家的特权，阻止其他行为体在本国领土上使用暴力是国家的职责之一，社会契约论为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新的暴力垄断意味着中世纪抢劫团伙和雇佣军的时代一去不返，也意味着封建领主和诸侯各自掌握着军队的时代的结束。军事控制与主权密切相关。

今天，这一垄断已经在多个层面上破灭了。墨西哥、哥伦比亚、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政府丧失了对国家大片领土的控制权，这些领土成为武装团体的军事行动基地。就连游击战的基础都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游击运动通常是以推翻入侵者或殖民者、赢得或恢复主权为目标。游击战理论家认为，民众的支持对游击战的合法性至关重要。切·格瓦拉写道：“游击队员需要当地民众的全力支持，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现在，游击战日益成为无边界的战争，它不再依赖民众的支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现在的游击战不一定是以有形的领土为战场。要战胜阿富汗塔利班武装，联军需要在阿富汗赢得人心。要与袭击了纽约、伦敦和马德里的“基地”组织及其仿效者对抗，情报人员的作用比经济发展专家更重要。同时，面对不断增加的预算压力，各国都寻求减轻沉重的军队负担，“外包”了越来越多本应由他们承担的崇高职责。

现代国家和现代军队的结合不只是一个意识形态或政治哲学的问题，还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它反映了战争的成本和技术。几个世纪以来，暴力手段增加了，重型火炮、坦克、战斗机和计算机都增加了战争的成本，也提高了对后勤保障的要求。

军事理论家认为，现代国家出现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四代战争。每一代战争都对应着一段历史时期，也反映了同一时期的技术进步和战术创新。例如，在机枪出现之前，为集中火力，大量士兵会在作战时集中在一起，为争取小块领土而战。在近距离作战中，大量士兵战死疆场。从拿破仑战争到美国内战，这种可怕的战争模式上演了无数次，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销声匿迹。这种战斗形式对组织完善的大型军队有益，它强调的是规模（及可任意调动的人员）和协作。20世纪上半叶，新的战争模式出现了，即第二代战争。在战争中，重型火炮、坦克和飞机会为后续跟进的步兵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帮助他们夺取阵地。与之前的战争模式相比，这种模式更有效，当然其成本也更高。这些新型武器的成本使军队规模的扩大变得更有必要。马克斯·韦伯在对20世纪早期的形势进行考察后指出，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一定不能作战，但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组织结构是必要条件。战争对规模、能力和技术的要求使军队成为现代集权式等级组织的象征。韦伯认为，权力分散的军队注定会失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发动了闪电战，突破了法国的马其诺防线等静态防御工事，上述共识开始瓦解。侧翼突袭战术和空降部队的运用需要地面指挥官采取更迅速灵活的行动，没有时间等待高层的指令。过度集权会妨碍行动。20世纪下半叶，新的冲突将人类引入了第三代战争。敏捷性和灵活性的价值日益突显。地对空导弹等复杂军事装备的可移动性日益增强，地方指挥官可以做出更多重要决定。然而，冷战中的两极对抗及由此引发的军备竞赛和国家间冲突威胁的持续存在让世界主要军事力量仍然视规模为重中之重，正如军事理论家约翰·阿奎拉所说：“依赖的是少数大部队而不是大量小部队。”以美军为例，阿奎拉指出，从越南战争到现在，美军的结构并没有什么变化。他说：“美军的‘比例问题’根深蒂固，不能根据任务的规模调整部队的规模。同样根深蒂固的还有传统的等级制军事思维，总是认为人员投入越多越好，投入越少，结果就越差。”

今天，许多战斗者都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安装简易爆炸装置的塔利班武装分子、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成员、哈马斯指挥官和坐在计算机前写博客的“圣战”分子都在“用较少的投入换取更好的结果”。他们不是通过传统方式入伍的士兵，也不是军校的毕业生，但在今天的军事行动中，他们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不仅恐怖分子、叛乱分子、海盗和犯罪分子等“坏人”的数量越来越多、行动越来越有效，在西方民主国家中，也有越来越多的私营军事公司承担了原本应该由军队和警察完成的军事和安全任务。

同样，这也不是崭新的现象。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发动战争和维持治安的常常是雇佣军。但是，今天年收益约为1 000亿美元的私人军事服务市场在上一代人的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它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对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供应和后勤服务的范围，走向了前线。私营军事公司已经承担了一些非常敏感的工作，包括审讯囚犯。据报道，2011年，至少有430名私营军事公司雇员在阿富汗被杀，这一数字比军人的伤亡数字还要高。L-3通信公司是一家与美军合作的私营军事公司，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该公司员工的死亡人数仅次于美军和英军的阵亡人数。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彼得·辛格写道：“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私人士兵开始完成会直接影响战术和战略成功的任务。”黑水公司、军事职业资源公司、执行结果公司和卡斯特·巴托斯公司等在不同军事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公司最初都是办公地点偏远的小公司，它们当中有些被更大的公司收购了，有些经营失败退出了市场，也有些仍旧维持着独立性。最近，私营军事公司又发现了新机遇，那就是为索马里海域的商船护航。能让人产生古老联想的雇佣军现在已经成为繁荣的多元化产业。

美国军事思想家创造了第四代战争的概念，用以描述战争与政治的界限、士兵与平民的界限模糊不清的冲突。此类冲突的交战双方是国家与暴力的非国家行为体，军事较量不仅在狭义的武装对抗中展开，也涉及媒体和民意，双方都试图削弱对方的基础及合法性，并在战场上击败对手。恐怖主义、网络战和宣传战在第四代战争中频频亮相。第四代战争概念的最初成型是在1989年，当时冷战接近尾声。美国在第四代战争中的对手的经济实力和装备水平都远逊于美军，但他们却越来越成功，这一点更引人注目。

武器海啸

几十年来，战争工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昂贵，也因此越来越难获得。尽管美国和其他国家仍然享有军备优势，但在今天的战争中，最适用的军用飞机不是战斗机，而是价格低廉得多、灵活性也强得多的无人驾驶飞行器，即无人机。

现在，利用各种各样的无人机充当诱饵、执行侦察任务或发动导弹袭击的国家越来越多。这些无人机价格不等，一架简单的非战斗型短程无人机的价格仅为几千美元，而一架“死神”截击无人机的价格约为1 500万美元。无人机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近几十年来的技术进步增强了其战斗力，成本低和无须人类驾驶的特点也增强了其在战斗任务中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人们也在探索无人机的非军事用途。比如，房地产经纪人利用无人机从高空拍摄房屋图片，生态学家利用无人机监测热带雨林，大农场主利用无人机跟踪其放牧在草原的牛群。拥有无人机舰队的国家已经超过36个，许多私营公司为支持性基础设施不足的国家提供无人机代飞服务。更令人不安的是，无人机拥有许多普通爱好者和私人用户：截至2012年，美国一个名为“自制无人机”的团体已经拥有2万名成员。2004年，黎巴嫩真主党的一架无人机飞入以色列领空后虽然被以色列军队击落，但这场骚动遗留的心理阴影和它所传递的关于真主党能力的信息久久无法散去。如果一个愤愤不平的妄想狂或精神错乱者具备了在天空中肆虐的能力，会发生什么呢？为了拍摄更美的自然风光，斯坦福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一直在打造自己的无人机，正如他所说：“技术成本降低了，更多商业用途无人机得到开发，追踪无人机的难度加大了。在不了解无人机来源的情况下，威慑就无法起作用。在未来的世界中，人们会频繁地成为看不见的敌人不加区分的目标，这可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预期。”

与过去几年的军事冲突中使用的最具毁灭性的武器（简易爆炸装置）相比，无人机属于超精密武器。简易爆炸装置种类繁多，有许多种火药和引爆系统可供选择，其制作不需要遵循特定的标准，通常利用手边现成的材料（农产品，工厂、药店或医院的化学制品）就可以组装完成。就精密性和技术水平而言，简易爆炸装置与大型军队武器库中的装备差距悬殊，但它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分散性战争。它不需要复杂的供应链，也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部署。制造这些装置的说明非常简单，在互联网上就可以找到。伊拉克、苏联和利比亚等地松散的军火管理导致的军火扩散更进一步降低了制造这些装置的成本和复杂程度。简易爆炸装置体积小、便于伪装，其使用者无须暴露自己。但其产生的破坏力却是明显且可怕的，往往会使人丧命或致残。事实上，就质量而言，自制武器和它所削弱的技术优势部队使用的武器的反差就像《圣经》中大卫与歌利亚的对比。

2003年以来，为了应对简易爆炸装置，美国已经投入超过200亿美元。美国国防机构内部的许多团体和部门都承担着应对这一挑战的任务，从而导致了一些典型官僚问题的出现，各部门工作存在着交叉和竞争，彼此之间缺乏协调，当然也造成了浪费。就连其中的领导机构联合简易爆炸装置对抗组织的缩写JIEDDO都能让人感受到相关机构的臃肿。特殊装甲车、扫雷机器人和特殊防护服等装备的发明拯救了无数士兵和平民的生命，但要阻止简易爆炸装置所造成的破坏仍然是十分困难的。例如，2011年，仅在阿富汗就有16 554个简易爆炸装置被清除或引爆，与此前15 225个的数字相比上升了9%。2010~2011年，因简易爆炸装置而丧生或受伤的阿富汗人的数量增加了10%，60%的平民伤亡是由简易爆炸装置造成的。

比简易爆炸装置更阴险、更适合隐秘战争的是今天的游击战和恐怖主义活动的终极武器：受到鼓动后为了执行任务而随时准备放弃生命的人。据统计，1990~2006年，全球最致命的30起恐怖袭击中，有22起是自杀式爆炸袭击。殉道的做法古而有之，敢死队不断出现在战争年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杀式袭击的数量急剧上升，其频率和精心部署都是前所未有的。前现代动机和后现代可能性的结合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三大革命扩大了自杀式爆炸袭击的影响。袭击者利用了今天无与伦比的出行便利，殉难文化为其犯罪行为赋予了合法性、吸引着新的追随者，媒体的放大效应加剧了袭击的恐怖效果，不仅袭击目标感到恐惧，就连远方的人也会感到恐惧。并且殉道文化的效力坚决彻底，当一个人的唯一目的就是接近目标、根本不想逃走时，要想彻底有所防御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分散的隐形战争也会使用现代工具，网络已经成为新型分散战争中与简易爆炸装置和自杀式袭击一样的必要元素。在网络战争的前沿，我们可以看到黑客对民用和军用设施的袭击、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以及对目标政府或人群所依赖的网络和平台的破坏。但更简单的攻击是利用网络发出好战的声音，夸大敌对信息，散步宣传资料和威胁，吸引新的追随者。在美国和欧洲，反恐战争中一些刺耳的公众呼声常常被嘲笑为军事经验不足，但2009年12月成功袭击了中央情报局阿富汗基地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在拿起武器之前曾是一个“圣战”专家。互联网不只是扩展“圣战”的工具，还是使人们变得激进的工具。

所有这些工具和技术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极易获得。2009年年底，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阿莫斯·亚德林将军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就军事能力而言，以色列的敌人仍远远落后，但他们却在利用“精确导弹、计算机、防空武器、全球定位系统和无人机”奋起直追。他补充指出，借助商用计算机，以色列的敌人可以为自己的通信加密，并对以色列的资源发起黑客攻击。亚德林说：“网络空间的权力让小人物拥有了过去只有超级大国才有的能力。无人机也是一个例子，有了无人机，再也不用考虑袭击的距离和时间问题，也不用担心飞行员的生命安全。”

亚德林将军的话概括了军队、部署军队的政府以及他们所要保护的公民现在面临的困境。在将政治、商业及宗教权力分散开来的离心力面前，军事领域也没能幸免。权力的衰退改变了冲突的方式和可能性，新工具的普及和成本的降低增强了小型非传统、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媒体和通信系统让世界了解了冲突的进展，也强化了冲突的影响。

随着这些新兴小型军事行为体的成功，那些时刻准备着发挥影响力的新行为体（以及未来的新行为体）知道了该如何效仿。这并不意味着无休止的小规模冲突不可避免，但对于那些视和平为道德或实践要务的人来说，这确实具有深刻的含义。

同时，关于当今时代权力的获得、维持和丧失，这其中也意味着很多。

权力的衰退和战争的新规则

“再也不要爆发战争了！”这是战争幸存者的感叹。然而，每一天，现实都在提醒我们，暴力、恐怖和胁迫仍然强有力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在海湾战争、第一次世贸中心袭击、巴尔干冲突、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及西非内战等事件面前，冷战的“和平红利”消失了。作家罗伯特·卡普兰已经发出警告，随着冷战所维系的国家走向解体，随着民族和宗教紧张的加剧，“无政府状态正在形成”。“9·11”事件的冲击、“基地”组织及其他恐怖组织的兴起，以及随后各种名义的“全球反恐战争”让我们觉得，世界正在为新型低级别但影响力巨大的暴力所困扰。尽管视角不同，但包括卡普兰和《起火的世界》（World on Fire）一书的作者蔡爱眉在内的众多分析家都认为，迅速的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衰落增加了暴力冲突出现的可能性，在非民主社会建立西方式民主的尝试很可能事与愿违，导致暴力冲突。恐怖主义、网络战争和毒品走私的场所是无边界且不固定的，它们可能在任意时间发生在任意地点，使世界蒙受重大损失。

有人将今天的暴力冲突称为“低烈度冲突”，也有人将其称为“小型战争”或“非常规战争”，学者马克·埃克尔和托马斯·里德将其称为“战争2.0”。他们指出：“今天的暴力冲突与历史频道纪录片中影响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冲突截然不同……也与大多数国家国防投入的重点截然不同。”但我们该如何应对新的冲突呢？关于这个问题，答案就没有那么清晰了。有人曾提出世界主要军事大国应彻底裁军、进行军事改革，但这些做法会损害某些既得利益，给人以示弱的印象，也引起了人们对于传统威慑力量遭到削弱的更大的担忧，因此都被否定了。传统的国家间威胁并没有消失，从高加索到南美洲，还有大量边界冲突悬而未决，伊朗和朝鲜等国还在加强军备，美国和中国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相互猜疑。同时，要解决非国家行为体传播暴力的问题，前提是要弄清其根源，对此，分析家们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经济不平等、文化破坏、企业帝国主义的传播、激进主义及国家支持等。

从权力衰退的视角看今天的战争也不能平息这些争论，但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一些必要的信息，包括未来冲突的形势，以及西方民主国家、有抱负的超级大国、发展中国家、好战团体和叛乱团体成功的军事战略必须要说明的新现实。

超强军事竞争的来临

容易得到的武器，士兵与平民、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界线的模糊和冲突的日益增多（更多的不是领土之争，而是金钱、商品和思想之争）为战争和安全领域的超强竞争创造了条件。与主要政党及工业和银行业巨头一样，大型军事机构也因为传统权力壁垒的坍塌遇到了新的竞争者。像五角大楼那样的主要国防机构已经失去对冲突工具和资源的垄断。现在，冲突中重要的技能不仅可以从基础训练、军官学校和国防大学中学到，还可以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叛乱分子训练营、英国莱斯特的宗教学校或中国广州的电脑学校中学到。

在这幅破碎的图景中，传统军事机构依旧是重要且威严的。它占有着公共资源优势，有能力使自己占据政府预算的首要位置，它可以借助国家主权赋予的道德影响力吸引追随者，证明各种投资和支出的合理性，也因国家主权而享有加入联盟的政治合法性。它享有传统的支撑，却失去了排他的特权。哲学垄断和实际垄断的消失暴露了它的脆弱性。过去，国家享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哲学垄断。主权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及其对日益复杂的技术的需求赋予了军队实际垄断。强有力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和技术在专业人士之外的危险扩散摧毁了军队的具体优势。

今天，各国军队正试图适应全方位战争，适应的速度不同，结果也不同。全方位战争中使用的武器既有数字武器也有传统武器，应用的战术既有心理战也有胁迫战，战斗人员中既有身着军装协同作战的士兵也有散乱的平民。超级军事竞争并不意味着冲突中死亡的人数比以往更多，不意味着冲突造成的经济损失比以往更严重，也并不表明军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却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让我们思索国家的军队未来能够赢得什么。

军事力量不再等同于国家安全

军事冲突从传统的国家间战争向分散的小规模冲突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终结了大型军队的专业化优势。因此，任何依赖于军事力量或优势火力的国家安全战略都值得怀疑。意识到这一点后，主要国家的军队已经尝试做出调整。正如前面所提到的，2008年年末，美军的一份军事指令中称，非常规战争将被视为“与传统战争一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战争，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声明，表明美军的整体军事规划（从人员到装备再到训练）都将做出调整。对于美国来说，对非常规战争的关注意味着更重视特种作战、情报搜集、平叛和军方所说的“低能见度作战”，也意味着更加关注同盟国和当地军队的合作。根据2012年宣布的计划，在大约75个国家部署了兵力的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人员将增加6%，从2012年的6.6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7万人。人们从这一增长中发现，今天的平叛行动或许不同于特种部队作战行动手册中列举的各种行动。美国国防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今天的叛乱爆发的原因不大可能是对某种意识形态或某个领导阶层（如越南共产党）的追随，而是对像巴勒斯坦大起义一样几乎自发形成的“愤怒联盟”的追随。

其他国家的军队也在进行调整。过去2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缩小了部队规模，更加关注现代技术的应用。2000年以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乎没有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太大的作用，但2000年后，其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参与度显著提高。中国海军也访问了更多国家的港口。此外，中国工人在苏丹等地遭遇绑架和杀害的事件也引发了中国对海外保护的新思考。在海外中国公民数量越来越多、中国国家利益越来越广泛的情况下，中国该如何提升对海外公民和利益的保护能力？今天各国军队最有可能承担的军事任务包括反恐、平叛、人道主义干预和维和，为了找出应对这些任务的“最佳方法”，军事分析家们对美军、中国军队、英军、法军和以色列军队等全球主要军事力量的实战经历进行了详细分析。

电子战爆发的可能性引发了特别关注。我们可以在过去10年的袭击记录中看到国家面临的各种威胁，包括旨在使系统瘫痪或植入恶意代码的系统攻击、旨在搜集敏感数据或阻碍通信的信息网络攻击以及对电网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网络战争还包括“信息战”，比如发放宣传资料及重定向网站。据报道，美国、伊朗、格鲁吉亚、爱沙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国的信息系统都曾遭遇多种形式的网络攻击。推特和谷歌邮件等私人网络服务也曾遭受攻击，2009年夏天的伊朗动乱期间就有这样的例子。但是，就袭击的规模和造成的损失而言，现在还没有哪次网络战能够与“9·11”事件相提并论，并且网络战也不像“9·11”事件一样能够让政府找到明确的资源投入方向并激发民众对政府的支持。有证据表明，各国政府对网络战的适应过程较长，黑客和网络攻击者显然仍有很多机会破坏政府的关键职能。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阿莫斯·亚德林指出：“网络世界瞬息万变，在这场较量中抢占先机非常重要。要适应网络战的变化，最多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而要适应空战的变化，我们可以有几年的时间。”

军事专家阿奎拉指出，不能及时做出调整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军事思想有误。他于2010年写道：“过去20年，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虽然进展缓慢，却在稳步提升。但高级指挥官往往会重提宿命论，因为他们认为国会和业界领袖会对根本性的变化进行阻挠。”

此外，认为应该加强传统军事建设、应用先进技术并打造优势火力的观点并没有消失。“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认为，军事实力“仍然构建着预期并影响着政治预测”。常规军队即使没有参加实际战斗，也有重要的威慑作用。奈写道：“军事力量、规范和制度可以提供最低限度的秩序。”但是，当野蛮的军事力量无法再确保优势地位时，问题就变成了：在传统权力行为体与相对缺乏经验的新兴权力行为体之间，资源是如何分配的。没有人认为恐怖分子能终结大国的存在，但他们肯定能够以不可预知的、令人恐惧的方式影响大国的行动。

金钱比秩序重要

究竟谁是哲塔斯？在某种层面上，他们只不过是参与墨西哥长期毒品战争的众多武装派别中之一。这场战争不是象征性的：从2006年12月到2012年年初，将近5万人丧命于与毒品有关的暴力事件，这场战争使墨西哥政府失去了对大片领土和大量经济活动的控制权。在这幅场景中，哲塔斯格外强大，他们控制了墨西哥东北部的关键领土，将大量毒品经繁忙的拉雷多口岸运入美国。臭名昭著的哲塔斯约有4 000名成员，他们所控制的区域恐怖盛行，其势力还扩展到了墨西哥其他地区，甚至美国。墨西哥政府在毒品战争中对手众多，其中哲塔斯最令人生畏，它与众不同的就是出身。哲塔斯的成员在成为海湾卡特尔的私人军事力量之前，都是墨西哥军队和警察部队中的精英。哲塔斯将早已在墨西哥司空见惯的腐败和背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现在，哲塔斯正经历着进一步的转型。伴随着各卡特尔之间权力竞争的展开，曾经是执行者的哲塔斯已经成为独立的贩毒集团，开始争夺关键市场和毒品贩卖渠道，并且有报道称，该集团已经通过与卡拉布里亚“光荣会”的合作将触角伸向了欧洲。

哲塔斯从政府部队到私人部队、再从私人部队到毒贩的身份转换表明了当今冲突中角色可以互换的本质。伊拉克叛乱分子逐渐把绑架当作生意，这些叛乱分子大部分是萨达姆·侯赛因军队的老兵；塔利班开始参与阿富汗的毒品交易；海盗日益猖獗。这些事例都表明，经济机遇（从更高的报酬到犯罪所发的横财）将很多行为体推入了冲突。金钱一直是促使人们拿起武器（有时是放下武器）的动机之一，但是，在分散冲突中，最有用的武器都能够轻易得到，经济动机格外强烈，遵从指挥与控制的动力就相应减弱了。从犯罪到叛乱、再从叛乱到私营军事公司，对于那些受过相关武器及后勤训练的人来说，市场机遇无处不在，而这些市场机遇越来越多地涉及传统的“民用”技术。

换言之，在今天的冲突中，秩序没有物质刺激重要。在传统军队中，收入水平是次要的，人们参军的主要动机是忠诚、公民义务和责任以及使命感或目标感，这也是“9·11”事件后大量美国人报名参军的原因。一些叛乱及暴力团体也有使命感，他们以驱逐占领者、保卫领土或对抗异教徒为名吸引追随者。但军事角色的分散和参与冲突的非军事途径的兴起意味着价格、报酬和机会成本等市场信号正在影响暴力的形式，其程度至少是过去一个世纪中的西方社会未曾经历过的。

军事权力的衰退影响着每一个人

分散了冲突并将军事技术转化为军用/民用混合技术的离心力不仅影响着大型的国家军队，就连冲突中的新行为体也面临着成为牺牲品的危险，尽管这股力量曾经促进了他们的崛起。

“圣战”运动就是一个例子。“9·11”事件及随后发生在马德里和伦敦的袭击都是以奥萨马·本·拉登和扎瓦赫里为核心的恐怖组织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策划和努力的结果。而“基地”组织近期策划的几次袭击规模都比较小，还遭到了挫败，并且“鞋子炸弹客”和“内裤炸弹客”的性格令这些袭击显得近乎可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或许一个原因在于反恐机构在大阴谋实现之前就将其挫败的能力增强了，另一个原因在于“圣战”世界和“基地”组织权力和能力的衰退对其自身造成了影响。研究“圣战裂缝”的学者托马斯·里德分析了“圣战”分子的不同活动。为领土而战的地方叛乱分子通常对全球影响力毫无兴趣。与哲塔斯一样，出于经济动机而不是使命感，一些“圣战”武装分子开始从事有组织犯罪及贩毒活动。还有更多“圣战”分子来自欧洲和北美等地的网络群体，他们中的一些人参与了成熟的军事行动。在阿拉巴马州长大的奥马尔·沙菲克·哈马米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曾经惹人喜爱的高中生后来成为索马里反政府武装的主要领导人。

里德和他的同事马克·埃克尔指出，由于利益、使命感和能力的不同，外表看起来吓人的“圣战”世界的内部是脆弱的。塔利班内部也同样脆弱，军事观察家们把塔利班武装分子分为两类，即受意识形态驱使的“大塔利班”分子和主要受有限关切和金钱驱使的“小塔利班”分子。一项针对45个已经不再活动的恐怖组织进行的研究发现，真正被打败的恐怖组织只是少数，有26个恐怖组织是因为内讧而解散的。里德和埃克尔进一步指出，说“基地”组织控制着这些组织会产生误导，夸大了其指挥和协调能力。他们认为，“维基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方法和忠诚的自由和脆弱的传播）更好地描述了“圣战”运动的传播方式，这种方式让“圣战”运动无处不在，但同时也削弱了其效力。

无人机、简易爆炸装置、彻底武器化的网络空间、精确制导武器、自杀式爆炸袭击者、海盗、富有且装备精良的跨国犯罪网络及大量其他武装行为体改变了国际安全形势。未来，这一新形势还将不断变化，因此我们无法对其做出准确描绘，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型军事机构的权力将比过去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