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终结》

【基本信息】

作者：莫伊塞斯·纳伊姆

出版时间：2013年10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简介】

莫伊塞斯·纳伊姆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专家、国际知名专栏作家，曾担任《外交政策》杂志主编十余年。在他任职期间，该杂志广受赞誉，三次获得美国国家“卓越杂志奖”，并成为全球具有非凡影响力的关于国际问题的出版物之一。纳伊姆还曾担任委内瑞拉贸易和工业部部长及世界银行执行董事。

纳伊姆著述颇丰，其研究涉及国际经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及全球化的影响等众多领域。他撰写、编辑了大量图书，其中《谁劫走了全球经济》一书被翻译成14种语言出版，并被《华盛顿邮报》评选为年度最佳图书之一。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根据该书内容制作的《国家地理》纪录片斩获2009年的艾美奖。

【媒体推荐】

我希望《权力的终结》能够有助于读者在放眼世界的同时，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社会变化、结构性改革乃至民族进步的前景产生建设性的思考。

——吴白乙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长

这本书把政治、经济与社会纷乱的问题总结为权力的衰退，这种新视角无疑为我们理解当今世界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参考系数。

——丁一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曾经担任委内瑞拉贸易和工业部部长和《外交政策》主编的莫伊塞斯·纳伊姆深谙权力与影响力之道。在该书中，纳伊姆剖析了全球范围内传统权力结构正在经历的变化和衰退。《权力的终结》将改变你阅读时事新闻的态度，改变你对于政治的思考，并改变你看待整个世界的方式。

——比尔·克林顿 美国前总统

莫伊塞斯·纳伊姆的新书格外引人注目，相信包括企业管理者、政治家、军事官员、社会活动家甚至宗教领袖在内的每个正在担任领导职务的人都会对它产生极大的兴趣。这本书将帮助读者形成崭新的认识，理解权力为何变得更易获得却更难行使。《权力的终结》将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激烈的讨论，意义非凡。

——乔治·索罗斯 投资大师

担任巴西总统时，我就注意到了纳伊姆在这本书中描述的趋势。但他的这本书不乏新意，令人读起来爱不释手。所有正在拥有或期待拥有权力的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

——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 巴西前总统

《权力的终结》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问题的新视角。从商业到政治再到军事，纳伊姆着眼于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探索权力本质的变化。他把一些孤立的现象联系起来，为我们打开了眼界，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世界发生的变化、思考我们该如何应对。

——弗朗西斯·福山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

【内容简介】

在这本书中，作者莫伊塞斯·纳伊姆揭示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权力进入了新时代，政治、商业、教育、宗教和家庭生活等领域的权力都在稀释、衰退乃至终结，今天的当权者在运用权力时受到的束缚更多，更易陷入失去权力的危险。这一权力变化，不仅将重塑我们生活的世界，还将影响我们看待世界的视角，因为在权力从西方到东方、从精英到草根、从男性到女性发生转移的同时，权力的神秘面纱也在一点点掀开，我们得以窥见统治者的权力壁垒轰然坍塌，挑战者集聚前所未有的力量奋力一搏。此外，作者着重探讨这一变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数量革命、迁移革命与心态革命的来袭，帮助人们挣脱地域与时间的禁锢，树立挑战权威、改变传统的勇气。

纳伊姆结合其多年担任专栏作家、政界要员时与世界顶尖政商精英对话的亲身体会，深入掌权者内部，以一种变革性的视角探讨了权力衰退的必然性。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巴西前总统卡多佐、投资大师索罗斯都不禁感叹，纳伊姆道出了他们当权时难以言表的心声。如果你对权力还充满无限美好遐想，该读一读《权力的终结》，这本书将彻底改变你对权力的看法。

【目录】

第一章 权力的衰退

你可曾听说过小詹姆斯·布莱克

从国际象棋棋盘到我们周围的方方面面

什么变了

权力的衰退：是新现象还是早已有之

权力到底是什么

权力的衰退：危险何在

第二章 理解权力：权力的运作

如何讨论权力

如何运用权力

权力为何转移，又为何保持

权力壁垒的重要性

蓝图：解释市场权力

准入壁垒：获得市场权力的钥匙

从准入壁垒到权力壁垒

第三章 权力如何扩大：一个无可争议的假设

规模的意义

世界如何变成“韦伯式的世界”

权力精英的神话？

第四章 权力失去优势：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

什么变了

数量革命：粉碎控制手段

迁移革命：禁锢行动的时代结束了

心态革命：一切都不再理所应当

心态革命如何影响权力

革命的后果：权力壁垒的松动

壁垒坍塌：微权力行为体的机会

第五章 国家政治中的权力衰退

从帝国到国家：数量革命和国家的激增

从独裁者到民主人士

从多数到少数

从政党到派系

从首都到地方

从州长到律师

从领导人到门外汉

对冲基金和激进黑客

政治离心机

第六章 五角大楼vs海盗—大型军队权力的衰退

小部队的大崛起

终极垄断的结束：暴力的使用

武器海啸

权力的衰退和战争的新规则

第七章 世界将属于谁

霸权的风险

新要素

不是霸权，是什么

谁害怕这只“大坏狼”？走投无路的传统权力

软实力的弥漫

地缘政治的新规则

可以说“不”

从大使到官方非政府组织：新型使者

少数者联盟

这里有管事的吗

第八章 不同寻常的经济：围困下的公司统治

一个充满老板、权威和层级的世界

全球化对行业集中有何影响

品牌的力量与危机

市场的力量：经济波动的镇静剂

壁垒倒下，竞争建立

新进入者及新机遇

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

第九章 灵魂、心灵、头脑的超强竞争

宗教：神的90亿个名字

劳动力：新工会和非工会组织

慈善：为了无偿的公益

媒体：人人报道，人人决定

第十章 权力的衰退：半杯满，还是半杯空

庆祝权力的衰退

权力衰退的危险

政治瘫痪：权力衰退的附带损害

破坏性竞争

三思而后行：制衡机制的滥用

权力衰退的五大风险

第十一章 权力正在衰退：我们该如何应对

远离“电梯”

让“可怕的简化者”的日子更难过

重建信任

“占领华尔街”运动及“基地”组织的教训

提高政治参与度

即将涌来的政治创新热潮

附录 民主和政治权力：战后时期的主要趋势

衡量民主及专治的发展进程

小变革及自由化

自由化及民主化的测度

致谢

【精彩书摘】

第一章 权力的衰退

这是一本关于权力的书。

确切地说，这本书讲的是权力（命令别人做或不做某事的能力）正在经历的转变，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将改变整个世界。

权力正在扩散，传统权力大国不断受到新兴权力国家和小国的挑战。即使手握权力，行使权力的手段也受到了更多的限制。

我们常常误解或全然忽视这一转变的程度、本质和结果，我们常常只关注互联网和其他新技术对权力转移的影响，只关注文化软实力是否逐步取代军事硬实力。事实上，这种关注是不全面的，也会模糊我们对正在改变权力获取、运用、维持和丧失的基本力量的理解。

我们知道，权力正从体力转向脑力、从北转向南、从东转向西、从传统企业巨头转向灵活的新兴企业、从根深蒂固的独裁者转向城镇广场和网络空间中的民众。但如果说权力正从一个洲转移到另一个洲、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或者说权力正分散到众多新行为体手中，那这样的说法是不全面的。权力正经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而这次转变还未被充分认识和理解。长久以来，敌对的国家、企业、政党、社会运动、机构和领导人为了权力而争夺不休，但他们拼命想要得到和维持的权力却在渐渐消失。

简单地说，与过去相比，权力的效用已经减弱。21世纪，权力更易获得，却更难运用，而且更易失去。从会议室到战场，再到网络空间，权力争夺的激烈程度一如既往，但权力带来的回报却在递减。权力争夺之激烈掩盖了权力易失的本质。权力的衰退是21世纪重塑世界的最重要趋势之一，而理解权力失去其价值的方式，并勇敢面对其所带来的各种艰难挑战，是认清这一趋势的关键。

这并不是说权力已经消失，也不是说没有人仍手握重权。美国总统、中国国家主席、摩根大通和壳牌石油公司总裁、《纽约时报》总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和罗马教皇仍然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但与他们的前任相比，他们手中的权力有所缩小。他们的前任比他们面对的竞争者和挑战者少，在运用权力时受到公民参与、全球市场及媒体监督的限制也少。今天的掌权者要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付出更高昂也更直接的代价。反过来，他们对新现实的反应正重塑权力受众的行为，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着人类互动的各个方面。

权力的衰退正在改变世界。

本书的目的在于证明这些大胆的判断。

你可曾听说过小詹姆斯· 布莱克

导致权力衰退的力量众多，错综复杂，前所未有。要想知道原因，就把你的注意力从克劳塞维茨、《财富》500强排行榜和不成比例地占有大量国民财富的美国1%的富人身上移开，关注一下国际象棋棋手小詹姆斯·布莱克，他来自纽约布鲁克林区贝德福德–斯泰弗森特的一个工薪家庭。

布莱克12岁时就已成为“国际大师”，而在美国国际象棋联合会的77 000名会员中只有不到2%的人拥有这一称号，其中年龄在14岁以下的只有13人。那一年是2011年，布莱克将向着“国际特级大师”的称号发起冲击。国际特级大师是国际象棋棋手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称号，是由世界国际象棋联合会根据棋手在世界国际象棋锦标赛上与国际特级大师们交手的表现而授予的终身称号。

当时，已经成为国际大师的布莱克正沿着美国最年轻的国际特级大师雷·罗布森（Ray Robson）的足迹向前走。罗布森来自佛罗里达州，2009年10月获得“国际特级大师”称号，当时距离他的15岁生日还有两周时间。

布莱克的国际象棋生涯是从自学开始的。最初，他从凯马特超市买了一套塑料国际象棋。很快，他就开始看国际象棋类图书并利用计算机程序提高棋艺，他的偶像是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国际象棋冠军—俄罗斯棋手米哈伊尔·塔尔（Mikhail Tal）。除了下棋本身的乐趣之外，激励布莱克前进的动力就是因下棋而拥有的权力。他曾经告诉记者：“我喜欢命令其他棋手。”这清楚地反映了人类对权力与生俱来的欲望。

但布莱克和罗布森的成就在当今世界并不罕见，长期封闭的竞技国际象棋界产生了一种新现象，棋手们开始学棋的年龄越来越小，获得大师称号的年龄也越来越小。布莱克和罗布森都是这一全球趋势中的一分子。拥有“国际特级大师”称号的人越来越多，已经从1972年的88人增加到了今天的1 200多人。年轻棋手越来越频繁地击败世界冠军，棋手占据世界顶级位置的时间日趋缩短，并且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国际特级大师背景更多元。正如作家D·T·马克思所说：“1991年苏联解体时，世界排名前9位的国际象棋棋手都来自苏联。在此之前的43年中，有40年的世界冠军都被苏联棋手获得。”

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来自众多国家的更多棋手现在都有获得世界冠军的实力，而一旦夺冠，等待他们的将是艰辛的卫冕之路。正如专门关注国际象棋赛事的博主米格·格林加德（Mig Greengard）所言：“现在全球有200名棋手有实力打败世界冠军。”换句话说，对今天的国际特级大师来说，权力已不如往昔。

如何才能解释国际象棋界发生的这些等级变化呢？其中一部分原因（也仅限于一部分原因）是数量革命。

国际象棋棋手能够通过计算机程序模拟世界顶级棋手比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还可以利用软件推测出下一步棋的每种落子可能。例如，棋手们可以重下任何一盘棋，检验各种情况下的出棋招数，研究特定棋手的出棋套路。因此，互联网不仅拓宽了世界各国国际象棋棋手的视野，也为各种社会经济背景和年龄段的棋手提供了新的可能，小詹姆斯·布莱克的故事就是一个证明。只要你能够上网，就能从不计其数的国际象棋网站上获得数据信息和与其他棋手切磋的机会。

但技术并不能解释一切，让我们再来看看马格努斯·卡尔森（Magnus Carlsen）的例子。卡尔森来自挪威，是一个年轻的世界冠军、一个国际象棋天才。2010年，年仅19岁的他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国际象棋棋手。曾为卡尔森做过《纽约客》专访的D·T·马克思认为，与计算机辅助练习相比，卡尔森的成功主要源于他独辟蹊径的策略（也在某种程度上源于他惊人的记忆力）。马克思说：“因为卡尔森花在计算机练习上的时间比大多数棋手少，不太容易按照他们的套路下棋。他更多地凭借自己的判断。这样，在那些依赖软件和数据库的对手们面前，他的套路就显得难以捉摸了。”

世界国际象棋界权力结构的瓦解也与全球经济、政治、人口和移民格局的变化有关。国界的开放和旅行成本的下降使更多棋手有机会参加世界各地马克思说：“因为卡尔森花在计算机练习上的时间比大多数棋手少，不太容易按照他们的套路下棋。他更多地凭借自己的判断。这样，在那些依赖软件和数据库的对手们面前，他的套路就显得难以捉摸了。”

世界国际象棋界权力结构的瓦解也与全球经济、政治、人口和移民格局的变化有关。国界的开放和旅行成本的下降使更多棋手有机会参加世界各地的国际象棋比赛，教育水平、读写能力、计算能力和儿童医疗水平的提高为国际特级大师的出现储备了更多苗子。今天，城市人口数量史无前例地超过了农村人口，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贫穷国家也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为成千上万过去学不起甚至都未曾听说过国际象棋这一奢侈品的家庭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是，如果你住在一个贫穷国家的偏远农村，那里没有电，或者没有计算机，或者你每天要花大量时间获取生存所需的食物或水，那你要想成为世界级的国际象棋棋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互联网发挥它的魔力之前，还需要具备许多条件。

从国际象棋棋盘到我们周围的方方面面

国际象棋是对权力的经典比喻。过去，国际象棋冠军的圈子小、联系紧密且稳定，但曾经维系这个圈子的壁垒现在已经松动，有的甚至已经坍塌。曾经限制人们了解棋术、提高棋艺并走向棋界巅峰的障碍已经不再那样令人生畏。

总体而言，权力世界也在经历和国际象棋界一样的变化。壁垒的坍塌改变着地方政治和地缘政治，改变着企业对消费者的竞争，改变着几大宗教对信徒的竞争，改变着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意识形态及哲学和科学流派之间的对抗，任何与权力相关的领域都在经历权力的衰退。

这一转变呈现出种种迹象，有些非常明显、令人惊叹，也有些是专家学者在分析研究中披露的。

我们先从地缘政治说起。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主权国家的数量增长了300%；竞争、战斗与协商不仅存在于它们彼此之间，也存在于它们与众多跨国组织和非国家组织之间。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2011年独立的南苏丹共和国（南苏丹），就是多个非政府组织共同催生的。其中又以基督教福音派所起的作用最大，美国著名牧师比利·格雷厄姆的儿子富兰克林·格雷厄姆领导的撒玛利亚国际救援就是代表之一。

实际上，当今民族国家间即使爆发战争，军事大国的威力已不似从前。战争的非对称性日益增强，大规模武装部队要越来越多地面对小型非传统军事力量，如叛乱分子、分裂分子和民兵。胜利的天平也越来越多地向军事力量相对较弱的一方倾斜。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值得注意，在1800~1849年发生的非对称战争中，士兵数量和武器装备较弱的一方实现战略目标的比例只有12%，但在1950~1998年，弱势一方获胜的比例达到了55%。基于多重因素，当代非对称冲突的结果更主要地取决于敌对双方政治和军事战略的相互作用，而非军事实力。因此，庞大且装备先进的军队已无法确保一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导致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弱势一方以更小的代价造成敌方人员伤亡的能力日益增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就是例子，驻阿富汗的一名美国海军将领估计，他部队中80%的人员伤亡是由简易爆炸装置造成的。伊拉克战争中，盟军部队近2/3的人员伤亡也是由简易爆炸装置引发。尽管五角大楼投入大量资金采取应对措施，包括花费170亿美元购置5万台射频干扰器，以期破坏简易爆炸装置简单的遥控引爆设备（手机、车库门遥控器），但这种爆炸装置仍然杀伤力惊人。

独裁者和党派领袖的权力逐渐缩小，人数也逐渐减少。1977年，共有89个国家处于独裁统治中；2011年，这一数量已经减少到22个。现在，全球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民主国家。“阿拉伯之春”震惊了世界上每一个尚未实现民主的角落，在那些角落，没有定期举行的公开选举，某个人或某个统治集团希望无限期地掌控权力。在一些允许不同党派存在的非民主国家，少数党派代表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席位也比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3倍。在与党外候选人及政治领袖的竞争中，党派领袖处于守势。现在，民主国家中近一半主要政党在选举党内领导人时采取党内初选或其他代表选举方式，以让党内普通人士有更多发言权。从芝加哥到米兰，从新德里到巴西利亚，全球各地的政治领袖都会告诉你，他们已经无法再像前任那样理所当然地发号施令。

这一趋势也席卷了商界。毋庸置疑，财富日益集中，富人占有巨额财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正利用金钱获取政治权力，但这一令人警觉和抗拒的趋势并不是改变企业领袖和富有的投资者之间权力运作的唯一力量。

事实证明，在突如其来的财富、权力和地位变化面前，即使是那1%最富有和骄傲的美国人也无法幸免。在加剧收入不平等的同时，经济大衰退也产生了某种矫正效应，富人收入受到的影响更加严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指出，大衰退使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的收入下降了36.3%，而其余99%的美国人的收入只下降了11.6%。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斯蒂文·卡普兰（Steven Kaplan）通过计算得出，2007年，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的收入占全美人口总收入的比例达到了23.5%的最高点，而2009年，这一比例降低到了17.6%。根据赛斯提供的数据，这一比例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还将继续下降。罗伯特·弗兰克在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国税局数据显示，超高收入者遭受的打击最大。2007~2009年，收入在100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人的数量减少了40%，2009年时只有236 883人，而这些人的总收入也减少了近50%；同期，与他们相比，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美国人的总收入只下降了不到2%。” 当然，这并不能表明在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先进民主国家中收入和财富的集中没有显著加剧。事实正好相反。但我们不能用这一事实掩盖一些富人和富有的家庭在经济危机中遭受的打击，不能掩盖他们的财富和经济实力的大幅缩水。

第四章 权力失去优势：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

哈维尔·索拉纳是西班牙外交部前部长、20世纪90年代中期担任北约秘书长，后又任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他曾对我说：“过去25年间爆发了很多危机，其中包括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伊朗核问题谈判和巴以冲突等。我亲眼见证了，即使是经济最发达、技术最先进的权力大国，也会受到多种新力量与新因素的制约。他们（我的意思是我们）已经很难再为所欲为了。”

索拉纳是对的。叛乱分子、边缘政党、新兴创新企业、黑客、组织松散的活动家、骤然兴起的公民媒体、城市广场上群龙无首的年轻人和那些好像“从天而降”的具有领袖气质的个人都在撼动着旧秩序。他们并不都是人们乐于接受的，却都促成了海军和警察部队、电视网络、传统政党和大银行权力的衰退。

这些微权力行为体规模小，不知名或是曾经微不足道，他们已经找到了削弱、约束或挫败曾经在各领域居于控制地位的大型官僚组织的途径。他们缺乏规模、协调、资源或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声誉，并不符合过去判断权力行为体的标准。他们本不应该参与权力角逐，或者至少不应该在被优势竞争者压制或合并之前加入权力竞争。但事实恰好相反，传统权力行为体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很多选择现在都遭到了微权力行为体的否定。在某些情况下，微权力行为体甚至正在赢得与大型权力行为体的较量。

新兴的微权力行为体是如何做到这些的？是通过赢得竞争而将大型权力行为体驱逐出局吗？不是。他们还不具备全面取代大型权力行为体的能力。他们的优势在于，不用像大的权力玩家那样为规模、资产、资源、集权和等级制度所累，也不用在组织的培育与管理上花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当微权力行为体越来越多地具备了大型权力行为体的上述特征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其他新兴的微权力行为体同样可以有效地对他们发起进攻。因此，成功的微权力行为体利用的是新的优势和技巧。他们阻碍、削弱、破坏并挫败大的权力玩家，后者虽然拥有大量资源，却准备不足，无法抵抗。他们凭借这些技巧就能动摇并取代权力根深蒂固的大玩家，这表明权力正在变得更易摧毁、更难巩固。而其中的深意更是惊人，表明了曾经在20世纪给这个世界带来喜也带来忧的韦伯口中的官僚组织的衰落。权力与规模的脱钩以及有效运用权力的能力与对大型官僚组织的控制的脱钩正在改变世界，这种脱钩引发了令人不安的思考：如果权力的未来在于破坏和干扰，而不是管理和巩固，我们还能够再对稳定有所期待吗？

什么变了

权力的分散和衰退究竟始于何时？韦伯口中官僚组织的典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路的？我们很难给出答案，更不用说像诗人菲利普·拉金准确指出“性革命”发生时间那样给出一个精确的答案了。

不过，柏林墙倒塌的日子—1989年11月9日，倒是一个不错的讨论起始点。冷战的结束及其所引发的现实及意识形态斗争的终结使半个欧洲大陆摆脱了专制统治，打开了曾经被封锁的边界，开辟了新的市场，也削弱了要利用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维系一个大型国家安全体制的理论基础。那些曾经被迫循规蹈矩的人得到了解放，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表明了旧秩序的颠覆，如1989年圣诞节那天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处决，1990年1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遭到攻击。作为民主德国的秘密警察机关，国家安全部代表了“二战”后官僚组织发展中黑暗的巅峰之一。过去几乎封闭的经济开始对国外投资和贸易开放，这正是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跨国公司所拥护和支持的。正如罗纳德·里根政府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威廉·奥多姆将军所说：“通过为欧洲和亚洲提供安全保护伞，美国人降低了在北美、西欧和东北亚的商业交易成本，这些地区也变得更加富裕。”现在，交易成本将进一步降低，经济自由度也会更大。

1990年12月，就在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推倒柏林墙一年之后不久，英国计算机学家蒂姆·伯纳斯·李在位于法国与瑞士交界地区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成功通过国际互联网实现了超文本传输协议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创造了万维网。万维网的发明引发了全球通信革命，触及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冷战的结束和互联网的诞生无疑是促进当今微权力行为体兴起的重要因素，但它们绝不是仅有的重要因素。我们总是倾向于把巨大的历史变迁归因于某个单一的缘由。比如，文本信息和像脸谱网、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在世界动荡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些人认为社交媒体引发了新的政治运动，另一些人则认为社交媒体的作用被夸大了，他们之间进行了激烈但最终毫无结果的辩论。作为权力角逐中的作用因素，社交媒体在示威行动的协调中起到了帮助作用，也将侵犯人权的行为曝光于天下。但是，有经验的专制政权也会利用社交媒体实施监督和镇压。一旦有所怀疑，政府就可以关闭国家的互联网（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埃及和叙利亚的独裁者在受到挑战时就是这么做的）或利用精心设计的过滤和控制体系减少未经审核的信息在网络上的传播。有人和克莱·舍基一样对互联网持乐观态度，相信技术的未来，但也有人与耶夫根尼·莫洛佐夫和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一样持怀疑态度。他们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驳斥对方。所以，要理解权力壁垒为何会出现漏洞，我们需要观察更深层次的变革，观察那些在冷战结束或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已经积累和加速的转变。当今时代，权力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生活的基础所发生的变化，来自我们生活的方式和地点以及生命的长度和质量所发生的变化。权力运行的环境变了。

人口统计数据、生活水平、医疗和教育水平、迁移模式、家庭和社区都变了，我们的态度（即我们的抱负、信念、渴望及我们看待自己和他人的基点）也变了。为了深入分析这些变化并理解它们对权力的影响，我们需要把它们归为三类：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数量革命正在使权力壁垒失效，迁移革命正在规避权力壁垒，而心态革命正在削弱权力壁垒。

数量革命：粉碎控制手段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数量庞大的时代，所有事物的数量都比以前多了。人口、国家、城市、政党和军队的数量增多了，产品和服务以及出售产品和服务的公司数量增多了，武器和药品的数量增多了，学生和计算机的数量增多了，牧师和罪犯的数量也增多了。自1950年以来，世界经济产出增长了500%，人均收入增长了350%，最重要的是世界人口数量比20年前多了20亿。到2050年时，世界人口规模将达到1950年的5倍。理解人口的规模及其年龄结构、地理分布、寿命、健康状况和抱负对理解权力的变化至关重要。

数量革命并非局限于某个地区或部分人群。当经济衰退、恐怖主义、地震、压迫、内战、自然灾害和环境威胁等各种各样的负面消息占据了每天的新闻头条时，数量革命不断推进。尽管这些危机的紧迫程度以及人类和地球因此付出的代价并没有减小，但我们仍旧可以断言，21世纪前10年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10年。正如分析人士查尔斯·肯尼所言，是我们“曾经最好的10年”。这一说法是有数据支撑的，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05~2008年，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拉丁美洲，从亚洲到东欧，极端贫困人口（日均收入低于1.25美元的人口）的比例都骤然下降，这是自有全球贫困数据统计以来的第一次。考虑到这10年当中爆发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一进展就更令人感到惊讶。事实上，在危机中，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曾经表达了他对于金融崩溃会给贫困人口造成严重影响的担忧。佐利克说，专家已经告诉他，贫困人口的数量将大幅增长。幸运的是，他们错了。2000年，联合国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中包括到2015年时消除世界上一半的极端贫困人口。事实上，这一目标提前5年就实现了。

可以对此做出解释的是，尽管爆发了危机，但较贫穷国家的经济仍在继续增长，继续创造着新的就业机会。早在30年前，这一趋势就已经显现。例如，自1981年以来，有6.6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20世纪80年代，亚洲极端贫困人口的比例为77%，1998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至14%。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成功的新兴市场，还发生在非洲最贫穷的国家。经济学家马克西姆·潘科夫斯基和夏威尔·萨拉·伊·马丁指出，1970~2006年，非洲消除贫困的速度比人们普遍认知的速度要快得多。他们根据严格的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在非洲贫困的消除具有显著的普遍性，不是某个或某几个拥有地理和历史优势的国家的经验能够解释的。包括地理和历史都不占优势的国家在内，各类国家的贫困都有所消除。既包括内陆国家，也包括沿海国家；既包括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包括矿产资源匮乏的国家；既包括农业发展良好的国家，也包括农业发展欠佳的国家；贫困的消除与各个国家的殖民地历史无关，也与各国在非洲奴隶贸易时期奴隶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低于或高于平均水平无关。1998年，自有统计数据以来，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的非洲人口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数量。”

当然，数十亿人的生活状况仍然极为恶劣。世界银行公布的极端贫困线是日均收入1.25美元，但即便日均收入是3美元或5美元，人们也还是生活在挣扎和贫困之中。但无论如何，即使是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即使是对最脆弱的“底层的10亿人口”来说，生活质量还是提高了。自2000年以来，儿童死亡率下降了17%以上。1999~2005年，因麻疹引发的儿童死亡数量下降了60%。在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的34%下降到了2008年的17%。

众多贫穷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贫困消除也促进了“全球中产阶级”的壮大。据世界银行测算，自2006年以来，28个“低收入国家”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些新生的中产阶级可能没有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富裕，但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群体也是世界上数量增长最快的群体。布鲁金斯学会的霍米·哈拉斯专门研究新生的全球中产阶级，他是这个领域极受尊重的研究人员之一。他告诉我：“1980~2012年，全球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大了1倍，从10亿人增长到了20亿人。这一社会阶层仍在快速发展壮大，到2020年将达到30亿人。我估计，到2017年，亚洲的中产阶级人数将超过北美和欧洲的总和。以现在的趋势，到2021年，亚洲的中产阶级将达到20亿人。仅在中国，就会有超过6.7亿的中产阶级消费者。”

哈拉斯很快指出：“这不仅发生在亚洲，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迅速的贫穷国家中，中产阶级的数量都在持续增加。我没有发现任何表明这种趋势在未来不会继续的迹象。尽管偶尔出现的障碍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减缓某些国家中产阶级群体的壮大，但就全球范围而言，这一趋势是确凿无疑的。”

世界的社会经济图景在过去30年中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些改变都是成就，数量巨大且幅度惊人。1990年，世界文盲率为25%，而现在，世界文盲率已经下降到了16%。高等教育普及率有所提高，就连全球平均智商测试分数都提高了。同时，2000年以来，战争导致的死亡人数也下降了超过40个百分点。在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最严重的国家，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再度开始延长。农业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自2000年，发展中国家谷物产量的增长速度达到了人口增长速度的2倍。随着市场上新的供应源与制造商的出现，就连稀土（手机制造和石油精炼中使用的17种稀有元素）都不那么稀缺了。职业科学家队伍的迅速壮大或许是推动这些进步的原因之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被调查国家中正在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的数量从1999年的430万人增长到了2009年的630万人。而很多科学家队伍庞大且还在不断壮大的国家都不在被调查国家之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印度。

人类的寿命更长了，身体也更健康了。综合健康、教育和收入指标以衡量全球幸福程度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显示，1970年以来，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2010年，该指数比1970年还要低的国家用一只手就能数清。2000~2010年，全球只有津巴布韦一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是下降的。2012年年底，贫困人口数量、儿童死亡率、受教育程度和热量摄取指标与2000年相比都有所好转。简言之，数以亿计的曾经一无所有的人近年来拥有了更多的食物、更多的机遇和更长的寿命。

我的目的不是要像伏尔泰笔下的潘格罗斯博士那样，宣称“在理想的最美好的世界，一切都是为最美好的目的而设”。事实上，上述所有进步都面临着挑战，也都有往往会转化为悲剧的例外。贫穷国家的进步与欧洲和美国的近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享受了几十年增长和繁荣的欧美中产阶级正在因为金融崩溃而失去他们的经济地位，其群体规模也在缩小。不过，人类的整体寿命延长了，整体健康状况改善了，基本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这一切对于理解当今的权力转移和重新分配至关重要，也让我们能够对当前时事做出更前沿的解释。诚然，“阿拉伯之春”及近期其他一些社会运动对现代技术的运用引人注目，但它们的发生与1980年以来中东和北非人口预期寿命的迅速增长关系更密切，与“青年膨胀”关系更密切（数百万30岁以下的年轻人受过教育，身体健康，未来的生命之路还很长，却没有工作或好的前程），当然，也与政治活跃的中产阶级的兴起关系密切。“阿拉伯之春”兴起于突尼斯并非偶然，它是北非经济状况最好的国家，也是贫困人口向中产阶级转变最成功的国家。事实上，受教育水平更高却又缺乏耐心的中产阶级才是近10年来许多政治变革的发动机，他们渴望的进步速度远非政府的能力所及，他们因无法忍受腐败而变成了强有力的反对派。人口和收入的增长本身并不足以改变权力的行使，权力仍可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数量革命不仅是数字的革命，还代表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当人们的营养水平、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加见多识广，与他人的联系更多的时候，很多曾经把权力严密保护起来的要素就不再那么有效了。

关键在于：人口数量越多、寿命越长，就越难对他们严加管理和控制。

从根本上讲，任何政权的权力行使都需要控制国家、市场、选民、追随者和贸易线路等。一国的人口（有可能成为士兵、选民、消费者、工人、竞争者或追随者的人）数量越多，能力越强，越能充分控制自己的财产，政府就越难对他们进行协调与控制。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忆及自己从政以来世界秩序的剧变时直截了当地说：“当今世界，杀掉100万人要比控制他们容易得多。”

数量革命让当权者陷入了痛苦的两难境地：当使用武力的成本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时，如何有效强制执行？当人们生活得更加富足、更加独立、越来越不易受到伤害时，如何维护权威？当这个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时，如何对人们施加影响并回报他们的忠诚？要管理、组织、动员、影响、劝告、惩戒或镇压众多生活水平尚可的人，再用应对少数生活水平较差的人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

迁移革命：禁锢行动的时代结束了

今天，不仅人口数量更多，人们的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人口的迁移也更加频繁。这不仅使人变得更难控制，也通过种族、宗教及专业群体的兴起或思想、资本及信仰的动摇或强化改变了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据联合国估计，全球共有2.14亿移民。过去20年，全球移民人数增长了37%，欧洲和北美的移民人数分别增长了41%和80%。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迁移革命，移民的数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

让我们举个例子，看一下世界人口的加速迁移对美国劳工运动的影响。2005年，6家工会脱离美国劳联—产联（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组成了名为“变则赢”的竞争者联盟。这6家工会中包括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和制衣业工会“团结起来”。在同类工会中，二者低收入移民工人会员的比例均较高，其利益及优先考虑与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等老牌制造业及产业工会不同。这次分裂造成的影响蔓延到了美国的国内政治领域。正如《纽约时报》记者贾森·德帕尔所说：“‘变则赢’在奥巴马总统竞选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人认为是决定性作用）。”国际人口迁移以这样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影响着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国内政治。

根据苏丹立法机构2009年通过的《南苏丹公投法案》，包括居住在美国的约15万苏丹人在内的海外苏丹人有权参加2011年公投，以决定南苏丹是否要独立。哥伦比亚的一些参议员是由居住在海外的哥伦比亚人选举出来的。有些国家散居在海外的人口众多，它们的州长或总统候选人经常去芝加哥、纽约和伦敦等本国同胞定居的地方拉选票并筹集资金，墨西哥的州长候选人和塞内加尔的总统候选人都是例子。

同样，移民也在改变着他们定居的国家的商业、宗教和文化。1990~2011年，美国的西班牙裔人口从2 200万增至5 100万，以至于现在每6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是西班牙裔；过去10年，美国新增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西班牙裔。在福特汽车公司总部所在地密歇根州迪尔伯恩，40%的人口是阿拉伯裔美国人，其中的穆斯林在这里修建了北美最大的清真寺。这些小团体注定会改变当地的联盟、投票模式和商业策略，甚至会改变教会对信徒的竞争。政党、政客、企业和其他机构越来越多地面临着竞争者的挑战，这些竞争者在新的人口群体中根基更深，对他们的了解也更全面。同样的一幕也在欧洲上演着，各国政府已经无力阻止来自非洲、亚洲以及不那么富裕的欧洲国家的移民潮。有一个引人关注的例子：2007年，一名出生于尼日利亚的男子当选爱尔兰波特劳伊斯市（都柏林以西的一个通勤城市）市长，成为该国的第一位黑人市长。

即使是试图限制新的人口迁移的做法也会导致令人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在谈到美国一些州的移民对越发严厉的对待和不友好的环境所做出的反应时，墨西哥外交部前部长乔治·贾斯达涅达和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道格拉斯·梅西指出：“许多墨西哥裔永久居民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他们没有因为觉得自己不受欢迎而离开美国，而是通过‘自卫入籍’成为美国公民。1986~1996年，平均每年有2.9万名墨西哥人加入美国国籍；自1996年开始，平均每年有12.5万名墨西哥人加入美国国籍，为美国增添了200万新公民，这些新公民又会把近亲带到美国。现在，近2/3的墨西哥裔永久居民是以美国公民亲属的身份入境的。”这些新公民自然也是选民，影响着美国的选举形势。

移民的大量汇款也促进了母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2010年，全球各地的移民通过电汇、邮寄或携带的方式给母国带回了4 490亿美元（1980年的汇款总额仅为370亿美元）。如今，移民的汇款额是全球对外援助总额的6倍多，比每年流向贫穷国家的外资的总和还要多。简而言之，生活在国外的工人（他们自己往往很穷）寄回母国的钱比外商投资还要多，比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更多。事实上，汇款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硬通货的最主要来源和经济的最大组成部分，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商业图景。

城市化或许是迁移革命对权力的最大改变。历史上最快的城市化进程依旧在加快步伐，在亚洲尤为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并将继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2007年，城市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数量。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变化，理查德·多布斯是这样描述的：“大城市将成为中国和印度正在壮大的中产阶级的居住地，随之形成的将是分别比日本和西班牙更大的消费市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估计：“每年全球城市人口都要增加6 500万，相当于增加了7个芝加哥或5个伦敦。”国内人口迁移对权力分配的影响与国际人口迁移一样强烈。越来越多的人同时在两个（或多个）国家消费及投资。国内移民，尤其是从农村移居到城市的人口，与国际移民一样影响着权力。

人才回流是人口迁移的一种新形式，它虽然不如城市化普遍，却也重塑着权力图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贫穷国家的许多熟练工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公民移民到了经济较富裕的国家。众所周知的“人才流失”使许多国家失去了花费大量成本培养的护士、工程师、科学家、企业家和其他专业人才，明显削弱了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回到他们的祖国，改变着各自国家的企业、大学、媒体和政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院长安娜李·萨克森尼安发现，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工作的中国台湾人、印度人、以色列人和中国大陆人常常成为天使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他们在各自的家乡创立公司，最终不是回乡就是频繁往来于自己的家乡和移民的国家之间（这也是萨克森尼安将这种现象称为“人才回流”的原因）。这样一来，他们就把在美国学到的文化、方法和技术带回了自己的家乡。企业家回到自己的家乡后，他们在美国这个创业中心耳濡目染的有活力、竞争激烈且兼具破坏性的商业文化不可避免地会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家族企业所秉持的传统的垄断性商业文化发生碰撞。事实再一次证明，迁移革命正以惊人的方式改变着迅速变化的传统社会中权力的获取和行使。

人口的暂时及永久迁移是以产品、服务、资金、信息和思想流动的大幅增长为背景的。1980年，国际游客的数量仅占世界人口的3.5%，2010年，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了近14%，短期游客人数在此期间翻了两番。据估计，全球每年都有3.2亿人飞赴他国参加专业会议、集会及国际聚会，并且这一数字仍在稳步攀升。

商品贸易几乎没有因为2008年开始的经济衰退而减少。1990年，全球进出口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9%；2010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56%。联合国的数据显示，2000~2009年，国际商品贸易总额几乎翻倍，从6.5万亿美元增至12.5万亿美元（以当前美元价值计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数据表明，同一时期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总额从7.9万亿美元猛增至18.7万亿美元。

货币流动水平前所未有。1980~2010年，外国直接投资占世界经济的比例从6.5%增至可观的30%。1995~2010年，单日国际货币流动额增长了700%。2010年，每天都有超过4万亿美元的资金在国际间转手。

信息传播能力增长迅速。你认识的人中有几个人没有手机？几乎没有。即使是在最贫穷落后、运转不良的国家，这个回答也是可信的。《索马里的手机公司在动荡中蓬勃发展》是2009年路透社从这个饱受蹂躏的国家发回的一篇新闻报道的标题。索马里是“失败国家”的一个缩影，这个国家的公民不能像我们一样理所当然地享受最基本的服务。可即使在那里，21世纪的移动电话也随处可见。移动电话的普及速度和更新换代的频率皆令人惊讶。1990年，世界上每100个人中只有0.2个移动电话用户，而2010年，每100个人中的移动电话用户数量已经激增至78人。国际电信联盟报告称，2012年，全球移动电话用户数量突破了60亿大关，相当于世界人口数量的87%，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

这里当然也不能忽略了国际互联网，它的普及速度和出人意料的新用途（及滥用）已无须赘述。1990年，国际互联网用户数量微不足道，只不过占世界人口的0.1%，而2010年，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30%（发达国家互联网用户数量已经超过其人口的73%）。截至2012年，创立8年的脸谱网的用户数量超过了10亿（一半以上的用户通过他们的手机或平板电脑登录脸谱网），推特（创立于2006年）的活跃用户数量达到1.4亿，于2003年推出的互联网语音通信工具讯佳普（Skype）的固定用户数量也已接近7亿。

推特和脸谱网在中东动荡中的革命性作用和社交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已被充分论述，我们也分析了它们在权力衰退中扮演的角色。但在初步讨论迁移革命时，我们也应该考虑另一种工具的影响，它改变着世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它就是预付费电话卡。网络的使用离不开电、计算机和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在我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物仍然是十分昂贵的。而有了预付费电话卡，一个人不管身在多么偏远的地方，都只需要较少的钱和一部公用电话就可以联系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预付费电话卡的普及和全球覆盖率是国际互联网的发展所望尘莫及的。预付费电话卡最早于1976年出现在意大利，它的发明既是为了解决硬币不足的问题，也是为了抑制盗窃和破坏公用电话的行为。这一新产品很快就流行开来，1977年，奥地利、法国、瑞典和英国就开始使用预付费电话卡，5年后日本也开始使用（也是因为硬币的短缺）。但预付费电话卡真正得到迅速发展却始于它在贫穷国家的普及。得益于在贫穷国家的收益，1993~2000年，这一行业的行业收入从2 500万美元猛增至30亿美元。现在，预付费电话卡正在被预付费手机取代。事实上，预付费手机已经取代固定电话，后者要求用户长期使用，并通过复杂的合同把用户和某一家服务供应商捆绑在一起。现在，有了预付费手机，那些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而背井离乡的人和那些工作地点离家较远的人可以和家人随时保持联络，再也不用面临到底是留在家人身边还是去外地赚钱的两难选择了。

所有这些促进了迁移革命的技术都具有两个特点：一是速度，二是大幅降低了商品、资金、人员和信息流动的成本。二三十年前，买一张飞机票要花几千美元，而现在，一张飞机票的价格只是过去价格的一小部分。今天，货物的吨公里运费还不及20世纪50年代的1/10。20世纪90年代，通过电汇方式从加利福尼亚汇款到墨西哥的手续费是汇款总额的15%，如今还不到6%。有了手机支付平台，将来汇款几乎可以免费。

对于权力来说，迁移革命和通信手段的革命性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像理解数量革命的影响一样，直观把握迁移革命的深刻影响。行使权力不只是要保持对真实或象征性领土的控制和协调，还要管理好边界。民族国家如此，主导着某个市场的企业、依赖于某一地理区划内选民的政党或想要把孩子留在身边的父亲也是如此。权力需要被禁锢的受众。当公民、选民、投资者、工人、教区居民或客户没有或少有其他出路时，除了接受眼前的权力机构，他们几乎没有选择。但是，当边界不再严密，被管理或控制的人口流动性增强时，那些根深蒂固的组织维护统治地位的难度就加大了。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移民，人们会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从一个权力管辖范围迁移到另一个权力管辖范围。

信息、资金和价值观流动速度的加快、成本的降低及旅行和交通的便利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挑战者的挑战难度，也让统治者的日子更加艰难。

心态革命：一切都不再理所应当

20世纪60年代末，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发展中国家（他更愿意称之为“快速变化的社会”）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期望膨胀的速度比政府满足民众要求的能力提高的速度要快得多。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且发展迅速的新的中产阶层，他们清楚，有人比他们享有更多的财富、自由或个人成就，并期冀自己也能达到同样的高度。这场“期望革命”和它所造成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具有全球性，受它们影响的既有富裕国家又有贫穷国家。事实上，全球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所谓的“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却呈萎缩之势，但他们都在加剧政治动荡。身处困境的中产阶级走上街头，为保障他们的生活条件而抗争；扩张中的中产阶级提出抗议，以期享有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例如，为了获得更好更便宜的大学教育，2009年以来，智利的学生几乎定期发起暴乱。几十年前，高等教育还是少数精英阶层的特权，而现在，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子女。但是，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无法再让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感到满足了，他们还想要更好更便宜的教育，并且现在就要。中国面临的境况也是如此，新建公寓楼、医院和学校的质量问题常引发人们的抗议。虽然几年前那些公寓楼、医院和学校根本都不存在，它们的新建已经是进步，但这并不能缓和人们的愤怒，他们希望医疗和教育服务的质量得到改善。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一种心态的变化，它对权力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场深刻的期望和标准革命已经爆发，它不仅出现在自由社会，也出现在那些最为保守的社会。大多数人以不同于他们父辈的目光审视着世界、邻居、老板、牧师、政治家和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是一直存在的。当今时代，人们获取资源的渠道更多，迁移、学习、联系和交流的范围更广、成本更低，这些改变对于人们的认知甚至是情绪的影响因为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而大幅增强。人类的心态和世界观代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

心态革命如何影响权力

在许多传统社会中，离婚是要受到谴责的。但今天，在全球各地，离婚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201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就连保守的海湾国家的离婚率都在上升，在沙特阿拉伯达到了20%，在阿联酋达到了26%，在科威特达到了37%。离婚率的升高与教育有关。更确切地说，受过教育的女性人数增多，保守的婚姻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导致夫妻冲突，丈夫因感觉受到威胁而提出离婚。在科威特，男女双方均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妻的离婚率已经猛增至47%。研究报告的作者、沙特阿拉伯社会学家莫娜·阿尔·穆纳杰德说：“30年前，海湾国家的女性常常会接受社会牺牲，而现在，她们再也不会接受了。”

全球范围内，心态革命正改变着长久以来的传统。伊斯兰世界的变化只是其中一个缩影。戴面纱的女性成为时尚产品的新消费群体，无息银行出现在穆斯林移民众多的西方国家。在印度，不仅是年青一代，就连老一辈人的态度都在转变。过去，离婚是可耻的，女性再婚尤其受到反对；而现在，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征婚广告行业蓬勃发展，一些征婚者已年过八旬甚至九旬，他们想在晚年为自己找到一个爱人，不再为此感到难堪。成年人开始逃离十几岁或还不成熟时就走入的包办婚姻，他们终于能够反抗家庭、社区、社会和宗教的权力。他们的心态变了。

年轻人的数量比以往更多，他们对权力和权威的心态和态度也在改变。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现在，全球有80多个国家的人口中值年龄不超过25岁。这些国家对世界事务有着极大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约80%的武装民众冲突和种族冲突发生在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勾勒出的‘动荡的人口弧’从中美洲中部延伸到安第斯山脉中部，覆盖了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从中东延伸到了南亚和中亚。”

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加剧了年轻人对权威的质疑和对权力的挑战。现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数量更多，他们拥有的东西也更多，包括预付费电话卡、收音机、电视、手机、计算机和互联网，也包括旅行以及与国内外同龄人交流的机会。他们的流动性比以往更强。在一些工业化社会中，主要人口群体是正在步入老龄的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但在其他地区，占人口比例最大的群体却是年轻人，他们傲慢、寻求改变、喜欢挑战、见多识广、流动性强且与外界联系广泛，他们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在北非和中东已经得到了证明。

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口趋势因移民的流入而变得复杂。美国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如果不是由于数百万西班牙裔和亚裔年轻移民的涌入，过去10年，美国18岁以下人口的数量会持续下降。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口转型，这些年轻移民的到来是其背后的重要因素之一。2012年，白人婴儿在美国新生婴儿中只占少数。布鲁金斯学会人口学家威廉·弗雷指出：

由于移民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在1946~1964年处于20世纪的最低水平，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交往最少。现在，美国移民占总人口的13%，他们的背景更多元。老移民因此而长期处于孤立状态。50岁以上的美国人中，76%是白人，10%是黑人，黑人是最大的少数族裔。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55%是白人，31%是西班牙裔、亚裔和其他非非洲裔人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第一代或第二代没有欧洲血统的美国人，他们会讲英语和其他语言。

总之，老人们现在不仅不了解人口的变化趋势，甚至对此都不会提及。但对于美国和欧洲那些想要获取、行使或维护权力的人来说，了解这些新选民的思维模式和期望是很有必要的。

人类心态变化的程度和速度如何？一系列全球民意调查的结果正为我们展现一幅更清晰的图景。世界价值观调查（WVS）自1990年起就开始跟踪占据世界人口85%的80多个国家中人口的态度变化。该项目负责人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调查报告的几位共同撰写人（尤其是皮帕·诺里斯和克里斯蒂安·韦尔策尔）特别记述了人们对性别差异、宗教、政府和全球化的态度的深刻变化。他们的结论之一就是，全球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个人自主和性别平等的重要性并反对专制。

另外，大量调查结果显示，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欧洲、美国和日本），民众对领导人及议会、政党和司法机关等民主治理机构的信心不仅处于低点，而且在持续下降。这一趋势令人感到不安。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杰西卡·马修斯在认真思考这一趋势后指出：

从1958年开始，美国全国选举研究小组几乎每两年就会问美国人一次同样的问题：“你一直或是大部分时间都相信美国政府会采取正确的行动吗？”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75%的美国人会回答“是”。此后15年，这一比例急剧下滑，到1980年已经降至25%。当然，在此期间，美国经历了越南战争，发生了两起暗杀事件，爆出了导致尼克松总统“自我弹劾”的水门事件，阿拉伯国家也发起了石油禁运。这让美国人有足够的理由疏远甚至敌视政府，最关键的是信任没有恢复。过去30年，美国人对政府的满意度一直徘徊在20%~35%之间。1972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到了不足50%，这意味着40岁以下的美国人从出生那天起就一直生活在一个大部分民众都不相信政府会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的国家。在漫长的40年中，美国人多次投票选举出思想意识不同的新领导人，但他们对政府的低信任度始终没有变化。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有2/3~3/4的公民认为他们的政府在大多数时候所做的事情都是错误的，我们可以想一想，这对于这个国家的健康运转意味着什么。

盖洛普的数据证实了美国人态度的剧烈转变，该公司从1936开始对民意进行持续追踪。它发现，在美国，民众对工会的满意度以及对国会、政党、大企业、银行、报纸、电视新闻和其他主要机构的信心一直在下降。（军队是少数几个仍旧受到美国人信任和支持的机构之一。）即使是长期以来一直深受美国人尊重的美国最高法院的民众支持率也急剧下滑，其民众满意度从1986年70%下降到了2012年的40%。

皮尤全球态度调查数据证实，民众对政府和其他机构信任度的下降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这并不意外。在《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一书中，哈佛大学的皮帕·诺里斯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总结指出，民众对政治体系和核心政府机构的不满日益加剧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始于美国并席卷欧洲的2008年经济危机更加深了公众对政府、政治家和银行等他们认为应该为此次危机负责的权力行为体的强烈不满。

这些调查并非详尽无遗，但它们至少向我们展示了当政治和物质生活发生变化时（有时可能是在变化发生之前），人们的态度和价值观的一些变化。

心态革命促成了价值观、标准和规范的深刻变化，它反映出透明度、财产权和公正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女性和少数族裔，甚至是企业的小股东，都要求受到公正的对待。许多标准和规范都有深厚的哲学根源。它们在今日的普及和流行虽然还远不完美，但引人注目。促使人们心态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人口变化、政治改革、民主和繁荣的扩展、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显著提高、教育机会的明显增多以及通信手段和媒体的迅猛发展。

全球化、城市化、家庭结构的改变、新兴产业的兴起和新机遇的出现以及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的普及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而其最根本的影响还是对人的态度的影响。这些变化的信号效应使激发我们行动的渴望持续显著地增强。憧憬更美好的生活是人类的自然特征，但真正激发人们采取行动的不是抽象的生活改善，而是对具体生活状态的渴望。经济学家指出，移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之所以要移民，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绝对贫困，而是因为相对贫困；不是因为他们穷，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过更好的生活。我们和外界接触得越多，由接触激发的渴望就越强烈。

心态革命对权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全球价值观的兴起和由渴望激发的行为的增多成为权力的道德基础面临的最大挑战。它们促进着这样一种观念的传递：事物并不一定总是一个样子，它们会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得到更好的呈现。它们也导致了人们对权威的怀疑和不信任，任何形式的权力分配在人们眼中都不再理所应当。

印度的外包产业是这三场革命同时发挥作用的最佳例子之一。作为印度快速发展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纷纷涌向城市中的电话服务中心和其他业务流程外包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在2011年的收益是590亿美元，直接或间接雇用了将近1 000万印度人。谢赫扎德·纳迪姆研究了印度的电话服务中心对员工的影响，他在《千人一面》（Dead Ringers）中写道：“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工作的人的特点和渴望正越来越接近西方国家……他们彻底反对旧有的价值观，消费引人注目，用西方的形象作为衡量印度现代化进程的标准。”这些工作的报酬相对较高，但它们却使年轻的印度人陷入了重重矛盾和相互撕扯的渴望之中，他们渴望在印度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取得成功，却又为了纯化自身的文化特征而模仿西方人的口音和名字，还要应付来自另一个大陆的富裕的客户的辱骂和剥削。

特别是对印度年轻的城市女性来说，这些工作为她们提供了过去无法得到的机会和经济收益，让她们的行为发生了持久的变化，颠覆着旧有的文化规范。一篇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称“印度电话服务中心的自由是无限的，恋爱是最热门的消遣，性是一种娱乐”，而更符合实际状况的是印度商业联合会近期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称，为了事业的发展，印度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年轻已婚女性选择了推迟生育。

革命的后果：权力壁垒的松动

大量事件似乎表明，变化并没有那么夸张。微权力行为体的出现只是一种反常的现象，强大的权力行为体最终还是能够并将继续占据统治地位。在埃及和突尼斯等国家，专制统治者作为个体可能已经下台，但他们背后的权力机构仍旧发挥着影响力。毕竟，伊朗和俄罗斯政府的镇压，大银行的合并，政府的扩张和紧急援助，甚至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公司的国有化都表明，权力仍然遵循着旧有的规则，不是吗？高盛、美军和天主教会都没有消失，它们仍旧通过多种途径施加着影响。

虽然一些巨头倒下了，但取而代之的新的权力行为体似乎还在遵循相同的组织原则，同样迫切地扩张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不再是美国钢铁公司或欧洲某家钢铁巨头，而是一家曾经处于行业边缘的印度公司。但如果这家印度公司从一些老对手那里获得了许多资产、员工和客户，这种权力地位的交替还重要吗？新兴巨头的运作方式与传统巨头相近，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但如果因此便认为新兴巨头的出现只是资本主义常规运转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合理吗？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我们现在讨论的趋势可以解读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以及他之前的卡尔·马克思）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表现。熊彼特认为：“国内外新市场的开放以及企业组织形式从手工业商铺和工厂向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企业的发展同样展现了产业突变的历程……它不断从内部改革经济结构，不断摧毁旧结构、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它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事实，也是所有资本主义企业赖以生存的事实。”

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权力转移（包括但不局限于商业企业的上升和失败）无疑与熊彼特的预期一致，它们也符合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提出的“破坏性创新”的特征。所谓破坏性创新，是指依靠全新的方式开辟新市场的技术、服务或产品的变革。破坏性创新的效应最终会蔓延到其他相关或相似的市场并削弱它们。iPad（苹果的平板电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手机支付的方式购买商品或汇款给你远在另一个大陆的女儿也是很好的例子。

熊彼特从整体上关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变革的力量，克里斯坦森详细分析了具体市场，而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相似的力量正在更广泛的人类活动领域发挥作用。本章想要说明，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体现了更为深刻和广泛的变革。

这三场革命都对传统权力模式提出了具体挑战。在传统权力模式中，协调统一的大型集权式组织运用绝对优势资源、特殊资产或压倒性力量获取并维护权力。几个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无论是对人实行强制性措施，还是以更微妙的方式行使权力，这种模式都是最适用的。

如第2章所述，权力有四种不同的作用渠道：威力、准则、游说和报偿。威力（或生硬地强制执行）是强迫人们做他们本来不会做的事情，准则是运用道德义务的力量，游说是运用说服的力量，报偿是运用诱惑的力量。其中，威力和报偿的运用是要改变诱因、重塑情境，让人们按照某种方式行动，而准则和游说的运用是在不改变诱因的情况下，改变人们对情势的评估。权力壁垒的存在是威力、准则、游说和报偿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而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恰好削弱了权力壁垒。对此，表4–1给出了总结性说明。

见表4–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大革命对权力的四种作用渠道（威力、准则、游说和报偿）构成了挑战。毫无疑问，不管是通过法律或军队，还是通过政府或垄断来实施，强制执行都是最生硬的权力行使方式。随着三大革命的不断发展，依靠强制手段的组织为维持对所在领域的控制而付出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美国和欧盟对非法移民和非法贸易的无能为力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了预防和抑制非法移民与非法贸易，美国和欧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在边界地区修建隔离墙和围栏、加强边界控制、应用生物识别技术、设置临时拘留所、发动警方突袭、召开避难申请听证会以及将非法人员驱逐出境等。但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即使不是徒劳的，也是成本极其高昂的。为了阻止来自拉丁美洲的毒品流入美国，美国政府耗费巨资，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反毒品战争”，却没能取得成功。

此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全球价值观的普及让人们拥有了挑战强制性权威的空间、渴望和手段。公民自由、人权和经济透明等价值观日益受到推崇，得到越来越多的倡导者、专家、支持者和平台的推动。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强制执行已无可能，而是实行强制措施的成本升高了，而其效力降低了。

随着三大革命的发展，通过准则或道德义务行使的权力也面临着挑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依靠习俗和宗教制定道德秩序、解释世界。的确，因为疾病和贫穷而寿命短暂的人们在应对生活、互相支持和接受残酷现实的过程中，依靠的是植根于家庭或紧密联系的团体的传统。但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不再像从前那般依赖传统的信仰体系，更愿意尝试接受新的信仰。

在物质生活和人们的行为发生着剧烈变化的今天，习俗或道德义务几乎失去了吸引力，除非它们能反映变化着的形势。天主教会面临的危机就是一个例子。现在，天主教会越来越难招募到愿意誓守独身的神父，也越来越无力应对来自小型福音派教会的竞争，后者能够将教义同特定地方社区的文化及具体需求结合在一起。天主教会的危机发出的警示引人注目。

说服和吸引也是权力的作用渠道。例如，广告公司或房地产经纪人会游说消费者，选民或雇员也会被各种利益所吸引。三大革命同样改变着游说和报偿发挥作用的图景。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场选举即将到来，候选人或政党为了争取选票，会发信息、打广告，并承诺在赢得选举后为选民提供服务和工作机会，作为对选民支持的回报。数量革命造就了受教育程度更高、更见多识广的选民，他们不大可能再被动接受政府的决策，反而更倾向于详察官方的行为，更积极地寻求改变并主张自己的权利。迁移革命使选民的人口构成更加多元和分散，也更加不稳定。有时，迁移革命还会造就一些利益相关的个体，他们虽然身处远方甚至国外，却能够影响辩论和选民。心态革命使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怀疑日益加深。

雇主、广告客户和其他想要吸引社区民众支持或消费的人也面临相似的困境，因为社区人口的利益和偏好趋于分散、更加多元。要吸引一小部分人容易，要吸引一大群人就没那么简单了。规模的优势越是缩小，小众市场和单一议题政治越是受益。因此，在市场力量和小对手的迫使下，大企业的行为越来越像利基企业，对于长期以来习惯了依靠规模带来压倒性权力的大企业来说，这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壁垒坍塌：微权力行为体的机会

接下来，我们将把这些概念带入现实世界。除了概括性的哲学探讨之外，我们可能很难对权力加以讨论，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习惯了根据具体情境（如军事冲突、商业竞争、外交、夫妻关系、父子关系）思考权力。但三大革命所突出的变化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并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今天，它们对人类社会的模式和期望的影响比几十年前或几年前更深入，它们挑战着关于权力获取、运用和维持的传统认知。挑战是如何展开的？自20世纪起就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权力行为体是如何应对挑战的？本书后面的内容将对此进行探讨。

已经确立了权力地位的大型权力行为体并没有消亡，他们正在反击，并且大多数情况下依旧占据上风。独裁者、财阀、企业巨头和各大宗教的领袖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影响数十亿人的生活。但是，与过去相比，这些大型权力行为体受到的约束更多，他们对权力的控制也日益动摇。后面的章节将说明，微权力行为体是如何限制大型权力行为体的选择，又是如何在某些情况下迫使大型权力行为体退却甚至完全失去权力的。“阿拉伯之春”就是一个例子。

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正在向马克斯·韦伯以及众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领域的专家所热烈拥护的组织模式发起攻击。这种组织模式昔日的优势正是今天受到攻击的劣势。根据规模经济理论，大型组织的运营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但今天，维持秩序和控制的成本在不断上升。过去，大型的集权式组织占有稀缺的资源；但今天，商品、信息、人才和客户资源都更易获取和使用。过去，大型组织被权威、现代和经验的光环笼罩着；但今天，向大型组织发起挑战的新兴小型组织占据了媒体的头版头条。随着大型、理性、协调的集权式组织模式的优势渐渐减退，微权力行为体通过另一种组织模式获得成功的机会增多了。

但是，权力衰退到了何种程度？产生的后果是什么？接下来，本书将具体探讨内政、战争、地缘政治、商业及其他领域的权力衰退。到底是哪些权力壁垒在崩塌？哪些新权力行为体在崛起？传统权力行为体又是如何予以反击的？

随着权力壁垒的坍塌，权力开始重组。这一进程还远未结束，却已经引发了根本性的变革。

第五章 国家政治中的权力衰退

政治的本质是权力，权力的本质是政治。

从远古时代开始，对政治的追逐就是通往权力的经典路径。权力之于政治家就如阳光之于植物。政治家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所做的事情各不相同，但对权力的渴望却是他们共同的本质特征。正如马克斯·韦伯近一个世纪之前所说：“热衷于政治的人，要么是将权力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理想或个人私欲的手段来追求，要么就是为了权力本身，也就是说，为了享受权力带来的高高在上的感觉”。

但是，“高高在上的感觉”是脆弱的。现在，它的半衰期正在缩短。政治分析家罗恩·布朗斯坦将美国政治过去的10年称为“动荡的时代”。2002年和2004年，共和党通过选举控制了国会和白宫；2006年和2008年，共和党又分别失去了对二者的控制权；2010年，才重新赢回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在1996~2004年的5次选举中，两党在众议院新增的席位最多不超过9个；2006年，共和党失去了30个席位，2008年，民主党赢得了21个席位，2010年，民主党失去了63个席位。现在，美国新登记选民中独立选民的数量常超过民主党选民和共和党选民的数量。

这不只是美国独有的现象，世界各地的政治权力根基都越来越脆弱，获得多数选票已经无法保证决策，因为大量微权力行为体可以否决、拖延或者削弱决策。无论独裁者和一党制国家是否接受改革，它们手中的权力都在渐渐消失。权力正从老牌大党手中分散到议程狭窄或选民范围有限的小党手中。即使是在党内，暗中制定决策、挑选候选人并制定党纲的政党领袖们也在让位于党内反对派和党外人士，让位于没有经过党内正常程序成长起来的政治新星。一些和党派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也在开拓新的权力之路，他们要么魅力超凡，要么有着政坛之外富豪的支持，要么就是利用新的通信和动员手段吸引支持者。

官员进入政府的途径各不相同，但他们的任期都在缩短，影响政策的权力也在衰退。过去，政治一直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但它现在彻底令人失望了，有时给人的感觉是一无是处。在政治体系、各政府部门和大部分国家的各级决策中，僵局的出现更普遍。联盟解体，选举更频繁，任期越来越难延长。权力的分散和转移正在造就新的立法和行政机构。更强大的自治市和地区议会中涌现着更多政治家和通过选举或任命上台的官员，他们削弱着国家政府中高层官员的权力。就连司法机关都在推波助澜，法官们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多地调查政治领袖，阻止或反对他们的行动，或是将他们拖入腐败调查，使他们无法参与法律制定和政策讨论。赢得一场选举或许仍会令人感到兴奋，但其余波却在减弱。就连专制政府高层的地位也不再像从前那般稳固有力。

世界政治体制的多样性令人生畏。有的国家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有的国家是联邦制国家，许多国家介于两者之间，也有一些国家是像欧盟这样的超国家政治体系的成员。专制政体在名义上标榜多党或无党派执政，实际上实行的是一党制。它们或依靠军方支持，或经世袭产生，或得到民族或宗教团体的支持。民主政体的形式更多元。总统制和议会制可以细分为许多不同的类别，每种类别的选举日程安排不同，党派数量不同，规则体系复杂，涉及政治参与、代表权、竞选融资、分权制衡等各个方面。各地区政治生活的习俗和传统不同，政治领袖得到的尊重及政治生涯的魅力取决于不断变化的诸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概括并宣称政治在分裂，并且全球范围内政治权力受到的约束越来越多、政治权力越来越短暂易逝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政治家们自己的回答。和我交谈过的所有政治领袖或国家首脑都会喋喋不休地抱怨限制了他们统治能力的干涉力量，其中不仅包括他们所在的政党和执政联盟内部的派系、不合作的议员和越来越自由的法官，还包括咄咄逼人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他全球资本市场代理人、国际监管机构、多边机构、调查记者和社交媒体活动家，以及越来越多的激进团体。莱娜·耶尔姆·瓦伦曾任瑞典副首相、外交部部长和教育部部长，她多年以来一直是瑞典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她对我说：“政治权力变化的程度和速度令我震惊。回头去看我们可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做到的很多事情，我不由得惊叹不已，现在，这些事情几乎是无法想象的，政府和政治家的行动能力因为许多新因素的出现而下降或放缓了。”

在立法机构中，老牌政治家也撞上了一群新角色。例如，在2010年的巴西议会选举中，赢得选票最多的候选人（也是巴西历史上赢得选票第二多的国会议员）是一个艺名叫作“塔里里卡”的小丑，他在竞选时还穿着小丑服。他的竞选宣言与政治家的截然不同，在一段点击率达几百万次的YouTube网站视频中，他对选民说：“我不知道国会议员是做什么的，但如果你们把我送到国会，我就会告诉你们。”他还解释说，自己的目标是“帮助这个国家需要帮助的人，特别是我的家人”。

马克斯·韦伯认为，政治是一种“职业”—一种政治家向往的职业，政治家要受到纪律的约束，要具备一些性格特征，还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但是，随着标准的“政治阶层”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失去公信力，像塔里里卡一样的局外人逐渐获得更多的成功。意大利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痛斥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家，他的博客是意大利最受欢迎的博客，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人潮爆满。2012年，贝佩·塞韦尔尼尼在《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你可以叫他喜剧演员、小丑或是爱出风头的人，但他是一段时间里意大利政治新闻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人物。”在当年的地方选举中，格里洛领导的“五星运动”获得了全国约10%的选票，赢得了多个城市的市长选举。2010年当选多伦多市市长的罗布·福特曾经被对手攻击为“殴打妻子的种族主义者”。西班牙的贝伦·埃斯特万是一个令人不舒服的电视名人，她通过镜头把自己最私人的信息公之于众，吸引了一批狂热的追随者，实现了很多传统政治家都想要实现的愿望。

美国的茶党运动绝不是一场无组织的运动，但其组织形式也与传统的政治组织相距甚远。它所支持的候选人克里斯蒂娜·奥唐奈据说曾涉猎巫术，反对手淫。尽管奥唐奈和同样得到茶党支持的内华达州共和党人莎伦·安格尔（她曾一度暗示，如果她竞选失败，那些追随她的美国人可以打着“宪法第二修正案补救办法”的幌子发动武装叛乱，改变选举结果）最终还是输掉了选举，但她们在2010年共和党初选中的获胜突显了传统政党领袖越来越无力控制提名过程的事实。共和党的传统领袖不仅没有足够的权力在党内提名总统候选人时阻止不文明的竞争，而且没能在2012年的选举中保护多个现任参议员（特别是长期担任印第安纳州参议员的理查德·卢格）和一手培养起来的参议员候选人（得克萨斯州副州长戴维·杜赫斯特），只能眼看着茶党支持的新秀挑战成功。

政治英雄超越的不只是政党，还有组织政治本身。他们获取权力和影响力并不是为了谋求或担任政治职务，而是为了推进并让人们关注他们的事业。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例如，俄罗斯律师和博主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他是反普京阵营中的焦点人物之一；三个孩子的母亲塔瓦库勒·卡曼，她因为推动也门的自由和民主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谷歌埃及中层管理人员瓦伊尔·高尼姆，他成为埃及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也因此而和卡曼一样，成为“阿拉伯之春”中的偶像人物）。

当然，虽然这些故事令人印象深刻，但它们终究只是故事。要真正描绘政治权力的兴衰图景，特别是它的衰退，我们需要数据和确凿的证据。本章旨在证明，曾经明确划定的权力中心在许多（而且是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已不复存在。“一大群”权力行为体已经取代了权力中心，每一个行为体都有一定的权力影响政治或政府，但他们都没有足够的权力单方面决定结果。听起来这似乎是健康的民主政治和可取的权力制衡，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如此，但是在许多国家，政治体系的分裂制造着僵局，越来越多的决策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做出的最简决策，公共政策的质量和政府满足选民期望、解决紧迫问题的能力大幅下降。

从帝国到国家：数量革命和国家的激增

某一天、某个时刻可以改变历史吗？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说这是“和命运的约会”。的确，1947年8月15日，午夜钟声的敲响不仅迎来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独立，也迎来了殖民地独立的浪潮。世界秩序不再由帝国主宰，全球现在已经有近200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政治权力的运转自此有了新背景，一个自中世纪的君主国和城邦时代起还未曾出现的新背景，当然也从未被世界所知晓。如果说今天世界政治面临分裂，首要原因就是世界上的国家太多了，每个国家都有一点点权力。帝国的解体造就了我们今天看来习以为常的众多独立国家，这些独立国家的出现反映了政治雪崩效应的开始。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之前，世界上有67个主权国家。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共有51个会员国（见图5–1）。印度独立后，殖民地独立浪潮席卷亚洲，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先后独立。随后，这股浪潮又蔓延至非洲。1957年，加纳独立。5年之后，伴随着英、法殖民帝国的解体，又有24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非洲、加勒比海或太平洋地区，几乎每年都有至少一个新国家诞生。

殖民帝国消失了，但苏维埃帝国依然存在，它不仅包括苏联，还包括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多亏了又一次“和命运的约会”，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开始解体。1990~1994年，在短短4年间，联合国增加了25个会员国。此后，国家独立的浪潮虽然减弱，却从未完全停止。2002年和2006年，东帝汶和黑山共和国先后加入联合国。2011年7月9日，南苏丹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主权国家。

生活在21世纪的人对这一系列事件应该并不陌生，我们这两三代人所经历的变革的范围却是史无前例的。第4章我们讨论了数量革命，独立国家数量的激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些独立国家有自己的首都、政府、货币、军队、议会和其他机构。独立国家数量的激增缩短了普通民众和统治者之间的地理距离。影响印度人的不是英国政府的决策，而是印度政府的决策；波兰的权力中心是华沙，而不是莫斯科。

这一变化虽然简单，却意义深远。首都离民众更近了，迁移革命降低了人类旅行和信息传播的难度和成本，并因此促进了被统治者和政府之间的联系。同时，大量政治角色和公职的空缺也有待填补。政治实践不再那么遥不可及，统治者的圈子也不再是排外的俱乐部。主权国家的数量在仅仅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翻了两番，许多权力壁垒已经不再那么令人生畏。我们不能仅仅因为熟悉就轻视权力的雪崩效应所引发的初步变化，接下来的变化（独立主权国家政治的分裂和淡化）会让我们更为惊讶。

从独裁者到民主人士

1974年4月25日，在后来被称为“康乃馨革命”的政变中，涌上葡萄牙里斯本街头的士兵们把花插入枪管，以向民众表达他们的和平意图。推翻安东尼奥·萨拉查总理的军官们践行了承诺，在结束了葡萄牙将近半个世纪的高压统治后，于1975年举行了选举，给葡萄牙带去了直至今日仍在实行的民主。

但“康乃馨革命”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康乃馨革命”后，民主在主要的地中海沿岸国家遍地开花，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进步都曾因为独裁统治而受阻。“康乃馨革命”三个月后，希腊军政府垮台。1975年11月，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去世，西班牙也成为民主国家。1981~1986年，这三个国家都加入了欧洲共同体。

此后，民主的浪潮继续推进。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分别于1983年、1985年和1989年相继推翻了漫长且痛苦的军事独裁统治。苏联解体时，韩国、菲律宾和南非都在向民主社会过渡。自1990年开始，在整个非洲大陆，原来实行一党专政的国家都实行了多党制。“康乃馨革命”开启了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发生在19世纪，选举权扩大，美国和西欧建立了现代民主制度。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集权主义思想的兴起，这一浪潮遭遇了逆转。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制度在欧洲得到了恢复。但随着共产主义和一党专政在东欧国家及许多新独立国家的扩展，这一浪潮很快就结束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是持久且影响深远的，全球民主国家的数量之多史无前例。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仍然处于专制统治之下的国家的专制程度也降低了，选举制度日益完善，民众有了新的权力途径，专制统治者无法有效实施镇压。地方性危机和倒退确实存在，但全球趋势是坚定不移的：独裁者手中的权力继续流失，权力日益短暂易逝（见图5–2）。

数据证实了这一转变：1977年是独裁统治的高峰期，全球共有90个专制国家。政权项目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世界上有95个民主国家，23个专制国家，以及45个介于二者之间的国家。另一权威数据来源“自由之家”判断一国是不是选举式民主国家所依据的标准是该国的选举是否定期、及时、公开且公正，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即使某些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还没有在一国得到实现，该国也可以被视为选举式民主国家（见图5–3的地区性趋势）。根据这一标准，2011年，“自由之家”调查的193个国家中有117个是选举式民主国家。而1989年，受调查的167个国家中只有69个选举式民主国家。换言之，在短短20年间，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

是什么引发了这一全球性转变？显然，地方因素发挥了作用，但亨廷顿同时也注意到一些强大的力量。糟糕的经济管理削弱了许多专制政府的地位。崛起中的中产阶级要求享有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大的政治参与度和更多的政治自由。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活动家鼓励异议、奖励改革，奖励方式包括给予北约或欧盟的成员国资格或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领导下，再次活跃起来的天主教会支持了波兰、萨尔瓦多和菲律宾的反对力量。最重要的是，一事成功，事事成功，大众媒体新的传播广度和传播速度加快了这一转变进程。人类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他们接触媒体的机会也越来越多，随着民主胜利的新闻传遍一个又一个国家，民主的示范效应便产生了。在今天的数字文化中，这一因素的力量爆发了。作为全球数量革命的缩影，人类识字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便利了国家间的政治交流，也激发了政治抱负—正在进行中的心态革命与自由和自我表现等核心价值观以及对有意义的代表权的渴望是相适应的。

当然也有例外。有些国家还没有实现民主，有些国家的民主遭遇了逆转。这一领域的主要学者拉里·戴蒙德将近年来俄罗斯、委内瑞拉和孟加拉国等国家民主的停滞称为“民主衰退”。但与此相对照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公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例如，在拉丁美洲，尽管贫穷和不平等始终存在，腐败丑闻频发，但民意调查显示，相较于军政府，民众对平民政府有着更强的信心。

今天，就连专制政府的专制程度都降低了。对世界民主选举制度的一项研究表明，文莱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选举政治没有埋下丝毫有意义的根基”的国家。随着世界上专制国家数量的大幅减少，人们可能认为，仍在实行专制统治的国家是那些自由和政治竞争日益遭到压制的国家。但事实正好相反，原因何在？选举是民主制度的核心，但并不是政治公开的唯一标志。新闻自由、公民自由及旨在限制单一机构（包括国家首脑）权力的分权制衡等标准都能表明政府对社会的控制程度。数据显示，一般而言，随着专制政权数量的减少，那些政治依旧封闭的国家的民主程度也提高了。最大的进步出现在20世纪90 年代初，推动很多国家进入民主国家行列的力量对非民主国家的自由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于被关进监狱的活动家或持不同政见者来说，这或许起不到任何安慰作用。从开罗到莫斯科，从加拉加斯到突尼斯，民主每前进一步，我们都能看到会限制民主繁荣迸发的警示或反面例子。强大的政府对新民主工具和技术的强烈抵制经常成为新闻话题，大型权力行为体会抵制削弱其力量的趋势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民主正在扩展，民主国家内部的发展趋势日益成为还没有完全实现民主的国家未来的趋势。并且数据和事实表明，在民主国家内部，在错综复杂的投票模式、议会协商、执政联盟、权力分散和地区议会机制中，权力衰退势头强劲。

从多数到少数

我们投票的频率更高了，比以往高了很多。这是过去50年中公民生活的主要趋势之一，至少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来说是这样。1960年以来，有18个国家始终如一地贯彻民主制度，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大部分西欧国家。1960~2000年，在这18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国家，公民参与投票的频率都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公民因此有了更多的机会选举或抵制代表他们的议员，也可以通过公民复决投票表达他们对公共政策或国家优先事项的态度。选举更频繁并不等于选民参与度更高：在许多西方国家，近年来投票的弃权率上升。但那些选择去投票的人有了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这也意味着政治家们不得不多次争取公众的认可。持续不断的选民监督和反复竞选造成的负担不仅缩短了当选官员制定决策或选择优先投入时间和政治资本的事项时目光的长远性，也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自主权。

我们投票的次数增加了多少？拉塞尔·多尔顿和马克·格雷的研究回答了这个问题。在1960~1964年这5年间，他们所调查的国家中举行了62场全国性选举（见图5–4）。在1995~1999年这5年间，这些国家举行了81场全国性选举。选举的次数为什么增多了？这或许和以下因素有关：选举规则的变化、公民复决次数的增多，或是一些国家新成立的地区议会需要选举。欧盟成员国要定期举行欧洲议会选举。两位研究者指出，统计数据涵盖的是举行选举的天数，而不是各个选举日举行选举的次数。事实上，选举次数增加的趋势可能比数据所显示的更强烈，因为许多国家都把多场选举（比如，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或者国会选举和市级选举）集中在一天进行。相对于上述趋势而言，美国的情况可能是个例外，它的传统是每两年在11月举行一次全国性选举。但这并不是说美国人投票的频率降低了。事实上，美国众议院每两年就改选一次，其周期是所有民主国家中最短的，这使得美国人成为全球投票频率最高的选民。

全球范围内，各级政府选举的频率都在提高。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马特·戈尔德对199个国家在1946（或国家独立的年份）~ 2000年的国会民主选举和总统民主选举进行了追踪，他发现，在此期间，这199个国家举行了867次国会选举和294次总统选举。换言之，在这54年间（其中包括民主还不那么盛行的十几年），全球平均每个月都有两场重要选举。

非营利机构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是全球最重要的选举技术援助机构，该基金会主席比尔·斯威尼曾对我说：“对我们服务的需求在激增。几乎所有地方的选举频率都在提高，我们可以感觉到人们对能够保证选举真实透明的制度和技术的渴望。”

政治领袖们的行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选举频率的提高只是其中之一，选举多数票数量的惊人下降也是限制作用的反映。当今时代是一个少数派统治的时代。2012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个“富裕国家俱乐部”的34个成员国中，只有4个国家的政府在议会中拥有绝对多数席位。在印度，35个政党在2009年选举中获得了议会席位；1984年以来，还没有哪个政党能赢得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事实上，全球范围内，单一政党赢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的情况都在减少。“二战”结束以来，在选举式民主国家，少数党派赢得了一半以上议席；2008年，少数党派控制的议席达到了55%。即使是在那些非民主国家，少数党派的影响力也在扩大。在那些国家中，少数党派30年前占据的议席还不到10%，而现在已经增加到了近30%。

所以，当今天的政治家宣布自己得到了“选民授权”时，他们多半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只有在选举中明显获胜，才有资格用这个词，但这种情况现在已经非常罕见。政治学家们指出，即使是在美国这个看似能分出明显胜负的两党制国家，在近年来的多次总统选举中，也只有1984年罗纳德·里根击败沃尔特·蒙代尔成功连任的那一次能称得上是压倒性胜利。里根不仅在50个州中的49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赢得了胜利，获得了相应的选举人票，还获得了全国59%的实际投票，在他之后，还没有哪位总统候选人能追平或打破这一纪录。在三党制、四党制、五党制国家或主要政党数量更多的国家以及众多小党并存的国家，这样的胜利就更罕见了。

于是，高贵的执政艺术现在更多仰仗的是一种肮脏的实践技能：组成并维护执政联盟。而联盟中讨价还价的政治交易增强了小党派的影响力，它们可以寻求获得具体政策让步或内阁职位。选票分散的选举对小党是有利的。事实上，边缘政党（那些观点激进、只关注单一议题或只在某个地区有影响力的政党）无须淡化自己的立场去吸引中间派选民就能够行使更多的权力。鼓吹沙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大利北方联盟、以色列外交部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组建的极右翼政党、主张分裂的比利时弗拉芒联盟党，以及印度国会和地方议会中的各共产主义政党，在联盟中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联盟中的其他政党虽然反对他们的纲领，却不得不拉拢他们。例如，2011年12月，迫于国大党领导的执政联盟中两个政党的强烈反对，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不得不做出屈辱的让步，搁置了让外国超市拥有合资企业51%股权的计划。

关于联盟的争论揭示了选举“赢家”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做出妥协的事实。2010年5月，英国选举产生了一个悬峙议会，戴维·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和尼克·克莱格领导的自由民主党组成了执政联盟。这两个在移民及欧洲一体化等问题上分歧强烈的政党都做出了极大让步。但有时，联盟是很难建立的。2010年，荷兰的无政府状态持续了4个月。比利时曾经的境况更糟糕，1988年，比利时的政治家们用了150天的时间才建立起执政联盟，创造了该国的纪录。这看上去已经够糟了，可是在2007~2008年，受到讲荷兰语的弗拉芒区和讲法语的瓦隆区之间冲突恶化的困扰，比利时的无政府状态持续了9个半月。其间，极端派别曾煽动弗拉芒区彻底从比利时分裂出来。2010年4月，比利时政府宣布集体辞职，此后，该国又陷入了漫长的政治僵局。2011年2月，比利时打破了之前由缅甸保持的无政府状态持续时间的纪录。2011年12月6日，在经历了541天的僵局之后，比利时新首相终于宣誓就职。尽管政治家们权力的不断削弱引人注目，荒诞的政府危机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但比利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其他欧洲邻国一样在稳步进行。事实上，标准普尔下调比利时信用评级才是真正迫使对立的政党寻求解决办法的原因。

近期针对政府组成、任期和执政结束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权力的衰退。其中，斯堪的纳维亚的研究人员所做的一项研究引人注目。这些研究人员搜集了17个欧洲民主国家自“二战”结束以来或成为民主国家之日起（如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详细的政府信息，其中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及其他重要欧洲国家的数据。这些研究的结果并不能推广到印度、巴西或南非等国家，但它们仍然醒目地占据了媒体头版头条的位置，展示了当前民主国家中政治的日益分裂。以下是一些例子。

执政者的优势在消失

一般情况下，尽管执政党和执政联盟拥有任免权和关注度等诸多内在优势，但只要支持者失去了对他们的热情，而反对者手中又握有可以攻击他们的把柄，他们就很可能失去一些选票。近年来，这种现象增加了：对欧洲17个民主国家的一项分析显示，自20世纪40年代起，执政者谋求竞选连任时失去选票的数量不断增长。20世纪50年代，执政者平均失去1.08%的选票；20世纪80年代，这一比例为3.44%；20世纪90年代，这一比例几乎翻倍，达到了6.28%。20世纪50年代，被调查的国家中有35个国家的内阁连任成功，37个失败；20世纪90年代，只有11个连任成功，46个失败。展开此项分析的政治学家汉内·玛尔特·纳鲁德和亨利·瓦伦还指出，这一趋势不仅在英国或荷兰等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比较明显，在希腊或葡萄牙这样年轻的民主国家也是如此。换言之，这一趋势与民主实践的历史和传统无关。

政府下台更快

还有证据表明，“二战”结束以来，越来越多的执政联盟或内阁在任期未满之前就因为政治内讧而下台。政治学家将内阁的下台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别：一类是有严格法律依据的，即宪法有相关规定、根据法律规定需要定期选举或首相去世后必须有人接任；另一类具有随意性，即由政治动荡引发，比如内阁因政治纠纷而辞职或没能赢得议会的信任投票。根据此前提到的斯堪的纳维亚的研究人员搜集的欧洲17个议会制民主国家1945年以来的政府数据，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一类情况比前一类情况出现得更多（分别占72.9%和64.7%），并且与之前几十年相比，两者之间的比例差距也更大。不过，20世纪90年代，两者的比例是持平的。

21世纪前10年，后一类情况增多的趋势又加速了，这并不足为奇。自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政府倒台、内阁解散、联盟岌岌可危、政府部长遭到解职、曾经不容置疑的政党领袖也被迫辞职。当经济问题席卷整个欧洲，当权者面对危机时的无能为力表现得极其明显。

大量证据表明，即使是在非议会制民主国家，在竞选中获胜的执政者也要受到诸多限制，其所获得的“选民授权”因此被削弱。在美国，政府的挫败感越来越强，一个原因就是，参议院批准总统对政府各部部长的提名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正如纽约大学学者保罗·莱特所说：“从总统提名到参议院批准提名要经过6个多月，这在1964~1984年是闻所未闻的。”在那20年间，从提前得到提名通知到提名最终被批准，只有5%的被提名人等待的时间超过6个月。对比今天极其缓慢的速度，过去的速度简直快得令人难以置信。莱特发现，在1984~1999年，30%的被提名人等待的时间超过6个月。另外，在1964~1984年，50%的提名都是被快速批准的，被提名人等待的时间只有一两个月，而在1984~1999年，这一比例只有15%。未来10年，随着政治“极化”的加剧，这一趋势只会愈演愈烈。

从政党到派系

政党领袖们在着手制定党纲和政策、提名候选人时叼着雪茄接受政治献金的形象赫然耸立在政治神话中，距离现实越来越远。共和党运势的变化就是一个重要证据。就在不久前，共和党还是守旧的商业保守主义及其行为准则的缩影，即使面对社会保守议题团体的联合煽动（有时还是成功的煽动），它也能成功地保持自己的特征。事实证明，茶党运动的兴起更多的是对组织结构的挑战。引人注目的是，茶党根本不是一个党，而是一个由许多组织、派系、亲和团体及个人组成的松散团体，他们受到了能使人联想到“茶党”的概念和名称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本身就是不稳定的）的激励。茶党的一些候选人和团体获得了强有力的商业利益相关者的资金支持，这些利益相者有着相当丰富的影响美国政治的经验（例如，美国第二大私营企业科氏工业集团的老板、亿万富翁戴维·科赫和查尔斯·科赫）。在其他方面，茶党运动与美国人长期的政治参与传统中草根式的直接民主运动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些不相干的个人和团体以一种传统政党的委员会、规则和少数权力精英无法控制的方式聚在一起。茶党运动兴起于2009年，它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重塑了共和党和美国政治，推动着原本不被政党看好的局外人和其他候选人获得了初选的胜利。2008年大选时，茶党运动还没有兴起；但4年后，2012年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者都急切地寻求它的衣钵。

茶党运动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现象，它反映了美国人对直接民主的迷恋，是政治资金注入的媒介，也是最近的一场小政府民粹主义运动。但是，它于默默无闻之中的迅速兴起也是有先例可循的。欧洲的“海盗党”运动倡导网络信息的自由下载和公民自由的扩展，它于2006年起源于瑞典，后来传播到了奥地利、丹麦、芬兰、德国、爱尔兰、荷兰、波兰和西班牙。它以2009年颁布的“乌普萨拉宣言”为纲领，关注版权法和专利法的放宽，提倡透明度和言论自由，动员年轻人投票。它不仅赢得了瑞典欧洲议会选举7.1%的选票和欧洲议会的2个席位，还在2011年9月以9%的得票率赢得了在柏林州议会中的席位。在它击败的政党中，有安格拉·默克尔领导的执政联盟中的一个关键伙伴—历史悠久的自由民主党，该党获得的选票甚至没有达到5%这一进入州议会的门槛。2012年，瑞士海盗党的一名成员当选为艾希贝格市市长，这是海盗党发展历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在200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塞戈莱纳·罗亚尔发动了另一种形式的竞选起义。她想要成为社会党总统候选人，与尼古拉·萨科齐角逐法国总统职位，就必须首先赢得同党内传统“贵族”的较量。这些传统“贵族”享有党内干部和高级政府官员的广泛支持。

那么罗亚尔是如何成为候选人的呢？她发起了一场类似美国茶党运动的运动，利用了党内初选。党内初选在民主国家中的历史并不长，即使是在人们最熟悉它的美国，这一制度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才真正得以普及的。在其他国家，党内初选得到普及的时间更晚。不过，这一做法现在越来越常见。在200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社会党举行了一场面向所有党员的初选，罗亚尔的团队发起了大规模的竞选运动，及时吸纳了许多新党员参与投票。通过这种方式，加之网站宣传和政治信息发送，罗亚尔从社会党中脱颖而出，虽然她没能赢得最终的大选，却以61%的压倒性得票率赢得了初选。

不满足于此次革新的法国社会党人决定在2011年更进一步，为2012年的大选做准备。这次他们决定初选面向所有选民，而不仅限于党员。要参与投票的选民只需在一份基本声明上签字，表明赞同“左翼”价值观即可，而这份声明实际上不具有约束力和强制力。在参加初选的候选人中，至少有一人不是社会党党员。也就是说，社会党选举总统候选人的方式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党派方式。最终，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和塞戈莱纳·罗亚尔共同生活并生育了四个子女的弗朗索瓦·奥朗德赢得了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并在总统大选中击败了尼古拉·萨科齐。当选总统时，奥朗德已和罗亚尔分道扬镳，和他一起入住爱舍丽宫的是他的记者女友瓦莱丽·特里埃维勒。

茶党运动和法国社会党人的新实践都表明了当前的一大国际趋势：在先进民主国家中，主要政党感受到了秘密选举出的党派领袖同能够动员选民的党派领袖之间的差距。随着少数党派的崛起，适应新形势的需求变得紧迫。在许多国家，那些几十年来一直渴望分享权力或掌权的政党开辟了领导人选举的新途径。他们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扩大着“代表选举团”，即扩大着有权参与政党领袖选举的选民的范围。

初选的普及是这一变化的一个有力证据。2009年，以色列民主协会政党研究团队负责人奥弗·克尼希在对18个议会制民主国家的50个主要政党的情况进行统计后发现，有24个政党的普通党员在政党领袖选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余政党的领袖或由议会议员选举产生，或由政党任命的委员会选举产生。

如前所述，初选在其他地方也日益普及。在拉丁美洲，自20世纪80年代从军政府统治向民选政府统治过渡时起，约40%的总统大选中都有至少一名主要候选人是经过初选产生的。一项针对拉丁美洲政党的调查显示，截至2010年，一半以上的政党采用了初选或类似初选的内部选举方式。另一项研究发现，拉丁美洲政党信任度最低的国家是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国，这些国家从来没有一位候选人是经过初选产生的。总体而言，政治学家发现，尽管目前实行公开初选（“代表选举团”规模最大）的国家数量还十分有限，但全球范围内这一发展趋势十分明显。在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美国选举风向标的加利福尼亚州，选举的天平进一步从政党向选民倾斜：根据2011年的全民公决，所有初选候选人的名字会出现在同一张选票上，得票数排名前两位的候选人无论代表哪个党派，都将获得参加普选的资格。

此前，美国的政党领袖们在维持权力和加强党内纪律时并没有遇到太多的问题。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取消了对竞选筹款的限制，私营企业可以作为政治行为体介入，名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新型组织应运而生。根据法律规定，这些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能和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协同行动，但在2012年的竞选活动中，显然所有总统候选人（甚至是共和党党内提名的所有竞争者）都得到了一个或多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大量资金支持。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实际上是一种新型政治权力行为体，同时也是政治权力分裂的又一例证。它的捍卫者认为，它只是那些想要为政治注入更多竞争的人所掌握的又一合理武器。乔尔·M·戈拉是一名法学教授，他曾帮助游说团体抵制公开捐赠者信息的要求。他说，许多要求公开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信息的法规都不过是“在位者勒索保护费”的一部分。如戈拉所说：“这些法律限制了冷门候选人，既包括自由的‘左翼’冷门候选人，也包括保守的右翼冷门候选人。”事实上，商人利奥·林贝克2012年就成立了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其唯一的宗旨就是把那些林贝克认为已经不再响应选民诉求的当权者赶下统治舞台。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保罗·凯恩所报道的那样：“大多数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增加其支持的候选人获胜的机会或击败意识形态上的对手，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显然不同，它的目标是推翻当权者，不管这个当权者来自民主党，还是来自共和党。为什么不呢？（林贝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帮助新的候选人击败了两名资深的共和党人和两名老民主党人，他们四个人做众议员的时间加在一起近65年。”尽管林贝克的资金有限，他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也趋于耗尽，但该委员会的发言人还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表示：“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的设想是可行的。”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或许是个别的美国现象，但全球范围内，金钱对政治结果的推动作用显然日益增强，就像曾经的意识形态一样。不过，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泰国的他信·西那瓦和突尼斯的本·阿里等人的例子都表明：当今时代，仅凭金钱是远远无法阻止权力渐渐流失的。

从首都到地方

世界上的国家越来越多，民主国家也越来越多。政党内外的权力竞争提供给公民更多的选择，即使在专制国家，当权者分享权力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选举和公投都更加频繁，当权者面对着更多的监督和竞争。上述所有趋势都表明了权力的再分配，表明了权力正在从老牌行为体手中分散到更多竞争者手中。

与此同时，权力也在从首都、从最高行政机构手中转移到州和地方政府手中，这是当前的又一全球性趋势。

以英国为例，其政治体系以稳定著称。保守党和工党轮流执政，中间派小党自由民主党在议会中占有少量席位。当两大主要政党均没能获得多数席位，形成悬峙议会时，一方可以通过与自由民主党结盟形成多数派，2010年就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种结盟谈判虽然严肃，却比与五六个政党同时谈判结成议会多数派联盟要简单得多。

在英国，这三个政党控制了下议院中的多数席位。在现行选举制度下，其他政党很难打破这种局面。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近年来众多党派的出现呢？与传统情况相比，当前的英国政治图景更为多元，英国独立党、英国国家党、苏格兰民族党、新芬党、北爱尔兰统一党和威尔士党等纷纷登上政治舞台。这些政党中有地区性政党，也有极端政党。在过去20年中，它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票选官员，也得到了媒体的关注和信任。它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些，还要感谢新选举出的机构。1998年，经过大范围的政治改革，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议会的自治权增强，从英国议会手中接管了部分法定权力。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都有资格参加欧洲议会选举，选举采用的比例代表制为众多小党打开了赢得席位的大门。英国独立党对欧盟成员国资格能够给英国带来的好处持怀疑态度，但它能够兴起却是因为参加了欧洲议会选举。排外的极右翼政党英国国家党在2009年赢得了欧洲议会的两个席位。从席位数量来看，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胜利，但就信誉而言，这对于一个被主流政党所鄙视的小党来说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无独有偶，在西班牙，自1978年实行民主开始，两大政党人民党和工人社会党就轮流执政。但是像英国一样，西班牙也有重要的地区性政党，地方政府（包括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和巴斯克自治区政府）不断成功地从西班牙政府手中争取到越来越多的自治权。在意大利，北部同盟党和其他地区性政治团体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

欧洲议会为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的小党开辟了政治参与的道路。欧洲议会是否有实权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为小党提供了在国内获得合法性并独立生存发展的途径。与此同时，权力下放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意大利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选举成立了地区性议会。法国也在1982年效仿了这一做法。比利时于1993年开始实行联邦制，设立了地区议会。20世纪70~90年代，芬兰、爱尔兰、新西兰和挪威都选举成立了地方一级的机构。在一些国家，官员经选举产生的自治市的数量增加了：1994年，玻利维亚自治市的数量翻了一番，其权力范围也拓展了。

拉丁美洲民主国家的日益增多也促进了权力下放步伐的加快。在拉丁美洲，1980~1995年，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地方政府首脑（市长）的数量从3个增加到了17个。美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自1990年开始的15年间，拉美各国地方政府负责管理的公共支出占总体公共支出的比例从8%上升到了15%。在权力下放最明显的国家，这一比例更高，在阿根廷、巴西和哥伦比亚达到了约40%。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爱沙尼亚等国，重要的权力下放计划也在进行中。

与此同时，许多联邦制国家对原有的州进行了拆分，新的地方行政和立法机构由此产生。2000年以来，印度新增加了恰蒂斯加尔邦、北阿坎德邦和贾坎德邦，特仑甘纳邦的成立也在酝酿之中。1976年至今，在尼日利亚，州的数量近乎翻番，从19个增加到了36个。就连加拿大都拆分了它的西北行政区，成立了努纳武特省。

新的论坛意味着新的机遇。在欧洲，大批“左翼”政党、右翼政党、绿党、地方主义政党和单一议题政党（有时还包括像海盗党国际这样极其古怪的政党）都利用新的舞台赢得了声望，从传统政党手中抢走了选票。给这些政党投票不再是没有意义的，小的组织规模和非主流的立场不再是它们发挥作用的障碍。这些“边缘”政党可以破坏、扰乱、阻碍甚至否决大党及其联盟的决定。小的“海盗”党一直存在，只不过在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民主国家，它们的数量更多了，限制大党选择的能力也提高了。

地方和地区性机构有了更多权力，市长和地区行政首脑的发展前景与公众形象也因此发生了变化。有时，他们在全国政治舞台上的职业生涯会得到促进；有时，他们完全可以绕过国家政府行事。现在，一些城市和地区实际对外政策的实施已经超出了传统的贸易促进代表团和姐妹城市的范畴。

一些学者认为，许多城市和地区现在成功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现代版的中世纪城邦秩序正在形成。

从州长到律师

过去的权力模式和权力行为体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在70多年的时间里，泰国都是一个由精英统治的国家，起初是军事统治，1970年后开始实行脆弱的选举政治，军事政变时有发生，多届军事过渡政府曾上台执政。尽管政局动荡，泰国经济仍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飞速发展，军方的银行、制造商及民间的商人未遇到障碍。曾在警界工作的亿万富翁他信·西那瓦奉行民粹主义，他在2001年当选泰国总理，并于2005年赢得了连任。但他很快就陷入了渎职和腐败的漩涡。政治危机随之而来，在两年的时间里，泰国提前举行了选举，经历了军事政变。最终，在2007年的选举中，他信的妹妹成为泰国总理。

在动荡期间，司法机构作为新的政治行为体证明着自己。从2006年开始，泰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对国家政治方向的影响日益加深。法院解散了他信所在的政党和其他几个政党，禁止一部分领导人参政，并因总理沙马收取出场费主持电视烹饪节目而剥夺了其职务。2008年12月，宪法法院因选举舞弊而解散了执政党，结束了三个月的民众骚乱，泰国迎来了新的联合政府。

泰国法院有自己的掩护伞。最初，对政治实施干预的是一个由泰国军方于2006年成立的法庭。在这个法庭成立前不久，拥有极高道德权威的泰国国王曾发表演说，督促法院采取明智的行动。尽管如此，法院在政治生活中的出现还是改变了长期以来的传统，为示威者和激进分子提供了证明自己的新舞台。在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领导下的执政联盟行事不利、效率低下，造成了权力真空，最高法院填补了这一真空，发起对非法采矿的调查、推翻政府对官员的任命，甚至确定了陆军总长的退休年龄。正如一位印度评论员所说：“印度已经成为一个任由最高法院剥皮的香蕉共和国。”

司法机构正常运作是一回事，法院解决政治纠纷或解散政府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即使在司法体系健全的国家也鲜有这样的先例。不过，但凡有例可寻，其结果都十分惊人。一个例子是，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计票纠纷引发了法律诉讼，官司从佛罗里达法院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最终的法律裁决让乔治·W·布什当选为美国总统。另一个例子是，1992年，由安东尼奥·迪皮耶特罗领导的法官们在意大利发起了一场名为“干净的手”的廉政运动，它所揭露的腐败体系规模庞大，短短数月就有许多政党首脑、前任部长、地方官员和企业家落网。

最终，调查牵连了众多意大利传统主流党派，包括基督民主党和社会党，这些政党在随后的选举中遭遇了失败。1994年，曾经成就了“二战”后大多数意大利总理的基督民主党彻底解散，分裂成了其他党派。同年，社会党在建党102年后也宣布解散，其领袖贝蒂诺·克拉克西曾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总理，却在这场廉政运动中成为主要的被调查对象。“干净的手”运动没有消除意大利的腐败现象，但它彻底改变了意大利的政治图景，瓦解了传统的政党体系，为新的右翼（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力量党）、“左翼”（意大利民主党）和地方性政党提供了平台。在长期执政期间，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一桩桩丑闻接踵而至，法官们又一次扮演了重要角色，不断对其发起司法调查，直至其在2011年退出权力舞台。

此类调查使知名法官成为新的政治行为体。安东尼奥·迪皮耶特罗最终辞去了法官一职，成为一个小党的领袖，进入了政坛。西班牙法官巴尔塔萨·加尔松负责过海内外众多知名调查，西班牙的政治家和银行家、巴斯克激进组织“埃塔”、美国官员、“基地”组织及阿根廷前军事独裁者都曾是他的调查对象。在他曾负责的调查中，最有名的是智利前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引渡案，皮诺切特因此在1998~1999年在英国遭到了长期拘禁。（加尔松本人后来也因为在对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政权暴行的调查中滥用职权而遭到起诉并被停职。）海牙国际法庭的成立及国际战犯法庭的设立让许多国际公众人物成为法官，如南非的理查德·戈德斯通和加拿大的路易丝·阿尔布尔，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权力很轻易地就超过了“二战”后两个由同盟国设立的国际战犯法庭的法官们。

纵观各国国内政治形势，法官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因国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法官们权力的日益增强对政府领导人和政党的权力行使构成了新的限制。当然，很多国家司法体系的独立性仍令人怀疑，关于政治问题的法律判决的日益增多并不能保证监督的明智。例如，在巴基斯坦，许多人怀疑军方利用最高法院约束平民政府。在不同国家，法官负有的责任千差万别，司法机构权力的日益增强不一定是民主的进步，却是权力衰退的真实体现。

从领导人到门外汉

我们的领导人是谁？曾经，领导人和政府及党派的机构密不可分，就连革命者也向往获得高层职位。然而近来，我们的许多英雄是通过数字世界赢得声誉的。他们利用技术传播信息，影响政治结果，这在需要依赖政党、非政府组织或传统媒体的过去是不可能的。

埃及的瓦伊尔·高尼姆认为本国的反对党既软弱又不可靠，于是通过脸谱网组织了一场运动，要求建立政府问责制。在哥伦比亚，奥斯卡·莫尔斯在脸谱网上创建了一个名为“反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100万个声音”的群众组织，抗议该叛乱团体对平民的攻击，引发了大规模集会，给该团体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并迫使其最终释放了人质。摩尔多瓦的激进分子利用推特促进了该国的政治转型。肯尼亚律师奥瑞·奥科罗和博主“M”于2006年创办了一家网站，专门监督肯尼亚的政治腐败。在2009年伊朗总统选举后的民众抗议活动中，伊朗裔美国人凯莉·尼克内贾德与被禁止采访的外国记者一起创办了网站TehranBureau.com，直接从伊朗人中搜集新闻并对外传播。博主和民间社会活动家萨米·本·加比亚利用他的群博客传播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外交电报中涉及的令人震惊的腐败丑闻，帮助煽动了突尼斯的反政府示威游行。

这些新的行为体丰富着全球的政治话语。他们在与政府和政党相关的传统政治组织渠道之外运作，超出了这些组织的控制。他们无处不在，在面临镇压时又很容易逃避。但技术仅仅是工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更宏大的权力图景，个人不仅能够绕过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政治机构，还能够更直接有效地影响、说服或约束“真正的”政治家，这已经超越了传统政治理论家的想象。

对冲基金和激进黑客

如果把约翰·保尔森和朱利安·阿桑奇留在同一个房间里，他们可能很快就会爆发激烈的争吵。保尔森麾下的保尔森公司是全球大型对冲基金之一。阿桑奇是维基解密的创始人，该网站专门披露政府和企业的秘密信息。然而，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正在限制政府权力、改变国家政治的新兴行为体的象征。

对冲基金能够以光一样的速度将数十亿美元资金转移出经济政策不为他们所信任的国家，它是能够以自身决策限制政府权力的众多金融机构中的一员。《纽约时报》专栏作者、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把这些行为体对政府权力施加的限制称为“金色紧身衣”：

为了适应“金色紧身衣”，一个国家必须采纳以下黄金法则，或者在前进过程中向这些法则靠拢：使私营部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保持低通货膨胀率和物价稳定；缩小国家官僚机构的规模；即使不能实现预算盈余，也要尽可能保持预算平衡；取消和降低进口货物关税；取消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取消配额，消除国内垄断；增加出口；将国有企业和公共事业私有化；解除对资本市场的管制；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对外国直接投资及外国企业开放工业、股票和债券市场；解除经济管制，尽可能促进国内竞争；尽可能消除政府腐败、取消补贴和回扣；允许私营企业进入银行业和电信业，引入竞争，允许公民在众多竞争性的养老金、外资养老金和共同基金中自主选择。当这些条件都得到满足时，一个国家就穿上了“金色紧身衣”……一旦你的国家穿上了“金色紧身衣”，其经济将趋向增长，政治将趋向收缩。也就是说，在经济领域，通过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增加、私有化以及全球竞争压力下更有效的资源利用，“金色紧身衣”通常会促进更显著的增长和平均收入的提高。但是，在政治领域，“金色紧身衣”会将当权者的政治及经济政策选择缩小到相对狭窄的范围……无论执政党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是戴高乐主义政党还是社会党，是基督民主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如果政府的政策偏离上述核心法则太远，投资者都会纷纷撤离，利率会上升，股票市值会缩水。

金融危机给欧洲带来的大破坏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证明了债券市场和全球金融家有权力对政府施加条件。希腊也是一个例子，希腊政府甚至因为拒绝金融市场要求的经济改革而被拉下了马。

但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作为游离于政党和其他传统政治组织之外的新兴阶层，政治激进分子也已经成为政府的烦恼之源。今天，这些激进分子被称为“激进黑客”（这个用词是欧米加于1996年创造出来的，他是自称为“死牛崇拜”的网络黑客团体的成员之一）。黑客激进主义的定义是“使用合法/ 非法的数字工具追求政治目的”，迫使政府参与无休止的猫捉老鼠的高技术游戏，这场游戏包括但不限于对计算机网络的渗透和破坏，它还包括对多种信息通信技术的运用，斯坦福大学教授拉里·戴蒙德将这些技术称为“解放技术”。在其同名著作中，戴蒙德指出：

若干年以前，在完成一部关于全球民主斗争的著作的过程中，我深受触动地发现，互联网、博客、社交媒体和手机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揭露和挑战专制政权的暴行，成为可以绕过独裁政府审查和控制的新的信息通信渠道。就技术发展的速度而言，2007年至今经历了一个发展年代，但那时的数字信息通信技术的运用已经取得了很多惊人的成就。这些新技术帮助菲律宾的公民团体将腐败的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赶下了台，促进了反对独裁的乌克兰橙色革命和黎巴嫩雪松革命中迅速的群众动员，记录了2007年尼日利亚选举中的幕后操纵，（通过卫星图片）揭露了巴林社会惊人的不平等。我把这些公民运用的信息通信技术称为“解放技术”，因为它们显示出了帮助公民面对、牵制和问责独裁政权甚至把社会从独裁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潜力。

政治离心机

如果你是一个思想传统的职业政治家，那么过去60年中国家政治生活的分裂所造成的影响对你来说是毁灭性的。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政治家们高度渴望的“威望感”正在随着政治权力基础的坍塌而消逝。

今天，反映并影响着我们的观点、选择和行动的国家、政府、政治机构和组织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人口迁移和城市化催生了新的政治、社会、文化和职业网络，它们集中于不断发展壮大的新权力行为体聚集的城市节点。全球规范扩大了影响力，个人的抱负和期望因为社交媒体、光纤、卫星天线和智能手机的出现而增强。我们曾经熟识的各种政治元素仿佛被放入了一台政治离心机，被重新分布到了新的更庞大的框架中，其产生的主要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党被边缘化

几个世纪以来，通过某种渠道清晰反映大众的利益（由投票所表达或由统治者所主张）都是政治运作的前提。在代议制政府下，公众意愿经由社区/ 城镇、地区/省自下而上地反映到国家层面。政党或一个党派中有组织的团体、工会和公民团体会承诺代表普通人并反映他们的意愿。

现在，政党已不再扮演这一关键角色。为什么呢？因为与过去相比，现在反映民众意愿的渠道缩短了，也更直接了。瑞典前副首相和外交部部长莱娜·耶尔姆·瓦伦曾以愤怒和无奈的语气对我说：“现在，对人们有影响的单一议题比政党所信奉的抽象的、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更能动员民众。”有了新的论坛和平台，政治领袖可以直接获取民众的支持，也可以直接回报民众，不再需要以政党为媒介。在投票和议会席位分散的背景下，主要政党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号召力。与以往相比，现在加入、投票支持甚至成立一个新的小党的成本要低得多。至关重要的是，支持某个新兴党派的机会成本也降低了。也就是说，我们支持或投票给一个小党而不是大党，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参与政治进程所要放弃的东西比过去少了。在民主社会中，成立已久的大型政党仍然是控制政府的主要媒介，但新型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参与方式正在削弱它们的重要性并越过它们行事。

政府受到限制

权力的衰退对行动自主权的限制在各个层面都有所体现。即使是在总统制国家，政府推动国会通过立法的难度也因为派系政治局面出现频率的增加而加大。但政府受到的限制不仅来自于政治体系内部，还来自于政治体系之外。现在，有能力反对政府、取消对政府的关键支持或成功破坏政府行动的行为体不仅包括债券持有人、国际活动家，而且包括博主和名人。智利前总统里卡多·拉戈斯曾对我说：“非政府组织追求单一目标的权力越大，政府的管理权越小。事实上，许多非政府组织都是只关注单一议题的利益团体，与大多数政府相比，他们在政治上更灵活，对媒体更精通，在国际社会中也更活跃。非政府组织数量的激增束缚了政府的行动，极大地限制了政府的选择范围。我自己在做总统时就有这样的亲身感受，出国访问时与其他国家的政府首脑和内阁部长们的交谈也印证了这一点。总的来说，非政府组织对社会是有益的，但他们目光短浅并承受着要对支持者和资助人有所交代的压力，这会导致他们的僵化。”过去，政府可以通过修改选举规则、通过宪法修正案或实施紧急状态法寻求重塑政治图景，以满足或压制公众的要求。现在，政府仍然可以尝试采取这些方式，但其必须越来越多地应对来自传统政治领域之外的监督和行动。

引入超强竞争

伴随着政治权力的分散，政党（多数政党和少数政党，主流政党和极端政党）、游说团体、媒体及选民等各类政治行为体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经选举产生的官员和政府机构现在可以自己制作媒体素材或直接在网络上与选民交流。单一议题利益团体现在会培养自己的候选人，而不是参与触手可及的政治进程。随着政治参与壁垒的降低，竞争者的数量增多了。有抱负的政治家必须考虑结盟，也要在政党、激进分子、赞助商、舆论界、公民记者、监督机构和各类游说者发起攻势之前抢占先机。

授权于个人

既非政治家也非专业人士的个人角色的扩展或许是政治离心机产生的最激动人心、最富有挑战性的效应，它的产生源于曾经把职业政治家和其他人隔离开的组织和文化壁垒的坍塌。随着主要政党影响力的日益下降，以及直接、简单地进入政治讨论的途径的增多，那些壁垒已经过时了。这一发展唤起了直接民主的希望，唤起了将雅典的集会模式或瑞士的州议会模式带入数字时代的希望。同样，它也引发了巨大的破坏，已经有大量例子证明，不怀好意的个人或外部团体有能力扰乱或阻碍政治进程。

所以，巴西前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德国前副总理约施卡·菲舍尔、瑞典前副首相莱娜·耶尔姆·瓦伦和智利前总统里卡多·拉戈斯并不仅是站在当权者的特权位置上无缘无故地抱怨，他们高高在上的政府职位所拥有的权力确实在衰退，并且这种衰退并不会给他们可以抵制、收买或击垮的某个特定的政治对手或组织带来好处。他们的权力衰退的原因不是他们的个性或施政纲领有问题需要纠正，也不是他们需要雇用新的谋士。相反，他们作为当权者身处的特权位置才是他们权力衰退的真正原因，而这样的高位曾经是一个人政治生涯的终极奖赏。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权力不只是在转移，它还在衰退，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在消失。

政治离心机挑战了专制政权，让他们的敌人更难以捉摸，造就了新的挑战者和竞争者。但它所产生的效应同样也对民主国家构成了挑战。对许多支持者来说，民主是一个目标，专制政府权力的衰退推动着一大批国家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但是，权力衰退的效应不止于此，权力衰退背后深层的经济、技术和文化力量引发了很多思想和情绪，但这些思想和情绪并不都是民主的。地方分离主义、排外情绪、反移民运动和宗教激进主义都会从权力的衰退中获益。政治离心机的一个普遍效应就是使政治图景变得复杂，并消除旧的模式和习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还将继续发挥这种效应。

第六章 五角大楼vs海盗—大型军队权力的衰退

“基地”组织为制造“9·11”事件花费了大约50万美元，而袭击当天造成破坏的直接损失和美国人采取应对措施的总花费是3.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基地”组织每支出1美元策划和实施袭击，美国人就要花费700万美元。“9·11”事件造成的损失相当于美国国债价值的1/5。2006年，在黎巴嫩战争期间，真主党向以色列海军装备有导弹防御系统的轻型护卫舰“哈尼特”号发射了一枚精确制导的巡航导弹，导弹击中甚至差点儿击沉目标。以色列军舰的损失为2.6亿美元，而据报道，真主党使用的导弹的成本仅为6万美元。2011年，索马里海盗给全世界造成的损失在66亿~69亿美元之间。2010年，他们共发动了212次袭击。2011年，尽管装备有最先进军舰的多国海军部队一直在索马里海域巡逻，他们还是创下了发动237次袭击的纪录。

恐怖分子、叛乱分子、海盗、游击队员、自由战士和罪犯并不是新生事物，但用丘吉尔式的话来说：在人类战争史上，从来没有人能够用这么低的成本给这么多的人造成如此大的伤害。因此，在武装冲突中，微权力行为体虽然很少获胜，却仍然使大型权力行为体（世界上装备价格高昂的大型军队）的日子越发艰难。

小型灵活的战斗团体在促进自身利益的同时重创比自己规模大得多的敌军的能力不断增强，这是通过武力行使权力的变化之一；另外一个变化是，拥有传统军队的国家充分利用任由他们支配的大型破坏性力量的能力和意愿都降低了。尽管今天的微权力行为体显然还无法与世界上的军事大国展开面对面的较量，但在非对称冲突中，比其规模更大、技术更先进的对手获胜的难度日益增大。这证明权力的运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约翰·阿奎拉是受人尊敬的现代战争思想家之一，他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非常规战争不断的时代”，他写道：“传统冲突中的伟大军官对此没有什么可说。传统战争理论，尤其是规模就是力量的观念，也提供不了多少帮助。这种观念至今仍然存在，科林·鲍威尔的‘压倒性力量’学说及‘震慑’等思想都是其体现。这种观念早在越南战争时期就已经站不住脚了，而今天，事实也很明显，试图重新运用它们对抗叛乱分子和恐怖组织肯定会出问题。”

军事力量是权力展示和运用的最终手段。政治的目的是说服，而战争或战争威胁的目的是胁迫。以军队的规模、装备和技术实力衡量的军事力量只是更复杂的权力概念的替身。与外交、文化影响力和软实力不同，军队是真实的存在。传统智慧认为，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权力的天平会向军事实力更强的一方倾斜。正如记者戴蒙·鲁尼恩所说：“赢得赛跑的并不总是跑得最快的，赢得战争的也并不总是军事实力最强的，但聪明人会赌跑得快的赢得赛跑、军事实力强的赢得战争。”有人曾告诉约瑟夫·斯大林他应该帮助俄罗斯的天主教徒以博得教皇的欢心，斯大林为此问道：“教皇？他有多少个师的军队？”（听闻斯大林的问题，教皇庇护十二世严厉驳斥道：“你可以告诉我的孩子约瑟夫，他会在天堂遇到我的军队。”）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将近70年，冷战的军备竞赛也已经过去了20年，但军事规划家们仍然相信优势火力学说，他们依然认为大规模的、技术先进的军队是安全和力量的基础。

美国就是一个例子。2012年，它的国防预算超过了7 00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的近一半。如果将其他美国机构的相关开支也计算在内，美国的国防支出总额达到了约1万亿美元。尽管美国最大的军事对手中国和俄罗斯（特别是中国）的军事支出增长极为迅速，但也分别仅占全球军事支出的8%和5%。如果按照军事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计算，只有25个国家的军费支出增加了，其中大多数是中东国家。即使美国计划在未来10年削减国防开支，其军事支出仍十分庞大。到2017年，当美国的国防开支削减计划取得更显著的成效时，美国的国防预算仍将是中国当前军费的6倍，比紧随其后的10个国家的军费总和还要高。在这样小幅的军费削减之后，美国仍然能够调动11艘航空母舰，维持其三合一战略核力量（远程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和弹道导弹核潜艇）。

过去20年中，无论美国何时加入常规战争，它的军队都能轻易取胜。但这样的常规战争数量很少：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算是一次，第二次海湾战争也可以算作一次（尽管伊拉克军队几乎没有反击）。2008年，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指出，在过去40多年中，只有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军的出动“差不多能算卷入传统常规冲突”。美军的其他出动（包括出兵格林纳达、黎巴嫩、索马里、科索沃、伊拉克和阿富汗）都不能算是持续的军事战斗，只是参与了平叛、反恐、政治或人道主义干预而已。这也是全球的整体趋势。20世纪50年代，全球平均每年要发生6场国际冲突，而21世纪前10年，全球平均每年发生的国际冲突还不到1场。过去60年，主要大国间没有爆发过战争。

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消失。虽然国家参与的武装冲突（不仅包括国家间的战争，还包括国家和非国家团体间的战争）的次数在1992~2003年减少了40%，但此后其数量又开始上升。在经历了2003年起的一段下降之后，非国家行为体间武装冲突（《人类安全报告》将其定义为“两个非国家政府的有组织团体间相互使用武力”）的数量在2008年急剧上升。

今天的战争呈现出了不同的形式，大型常规军事力量应对艰难。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过去10年中的战争片段：

2011年10月，阿富汗赫尔曼德省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巡逻时，在一座名为“丑山”的山脊附近发现了一个埋藏着的简易爆炸装置，他在对其进行拆除时发现了第二个，在移除第二个时又不小心踩到了第三个，被炸断了右腿。他因此而成为2011年中240个断肢的美军士兵之一。他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在同一年，有250名联军士兵因简易爆炸装置而送命。

2008年11月26~29日，印度孟买?10名巴基斯坦持枪分子在劫持了一艘印度拖网渔船之后，从海上到达孟买，在整个城市进行了恐怖袭击，屠杀了168人，伤及300多人。这些持枪分子最终都被杀或被捕。

2011年8月25日，墨西哥蒙特雷?墨西哥最暴力的贩毒集团洛斯哲塔斯的持枪分子袭击了一家赌场，在对赌场内的人进行扫射之后纵火烧了赌场。有50多人在那场屠杀中丧生。

2012年2月7日，也门索科特拉岛东北部?索马里海盗袭击并劫持了一艘悬挂利比亚国旗的希腊散装货船，迫使其驶回索马里海岸。这是进入2012年以来索马里海盗发动的第37次袭击，这艘货船是船员被当作人质的第11艘货船。

正如这些事例所显示的，美国等传统军事大国面临的挑战不只是一群新的敌人，还有战争本身的变革，这种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的负面效应引发的。简易爆炸装置已经成为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及其他地方冲突中的武器。制作这些简易爆炸装置并不需要钚或复杂的合金，只要有普通的日用品、农业原料或消费品就够了，组装和控制炸弹的人本身就是数量革命所引发的教育普及的受益者。海盗们乘着用玻璃纤维制造的小艇、手持廉价的AK-47步枪和火箭弹劫持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大型船只。与他们一样，袭击孟买的恐怖分子使用的是现成的武器和通信工具。它们都是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的副产品，包括为恐怖分子在印度海域导航的全球定位系统、卫星电话和手机，也包括恐怖分子在袭击过程中用来协调行动、监视警察并对外宣扬其恶行的黑莓产品。过去，对远距离目标的袭击需要借助轰炸机或导弹才能实现，但现在，由于交通和通信的便利，恐怖分子独自一人也能完成这样的高强度袭击。“鞋子炸弹客”理查德·里德和“内裤炸弹客”奥马尔·阿卜杜勒穆塔拉布都曾差点儿造成航班的坠毁。心态革命激发了人们经常被残忍破灭或轻易扭曲的抱负和期望，从而造就了一批对现实不满的狂热分子、罪犯和想要革命的人。同样重要的是，袭击者独自一人或是少数几个人一起就能够给主要大国造成严重损失，这一事实已经被数百万人所了解和熟知。

世界上伟大的军队总是以其等级制度和协作为荣，但袭击者不需要这些。随着冲突壁垒的坍塌，那些曾经构成大型军队力量源泉并确保其能够阻止攻击的优势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在最初的“震慑”行动之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没有发展成为由大规模火炮攻击、坦克攻击和超音速空战组成的传统冲突，更没有用上冷酷的核逻辑。同时，北约部队也不得不学着在与以往不同的媒体环境中作战。在这个新的媒体环境中，他们的敌人很容易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消息，记者、博主和激进分子也能把盟军的所有伤亡信息以及冲突造成附带损害的负面消息呈现给关注战事的不安的民众。

冲突的变革引发了美国国防部和军事学院的强烈反思，促使他们尝试对组织和学说做出改进。2010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美军的主要军事战略及预算指导文件）及2012年1月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纲要》都强调，与形形色色的对手间的小型非对称冲突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美国国防战略纲要》还将“反恐和非常规战争”列为美军的主要任务之首。

美国的军事规划家们也担心，现在不仅是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和朝鲜这样的敌人越来越容易获得先进精准的武器，就连非国家行为体也是一样，利用这些武器，他们能够击落飞机、击沉船只或是瞄准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曾为国防部负责政策规划的副部长担任助理的托马斯·曼肯已经发出警告：“敌人正在以最小的投入获得精确制导武器及发动精密战争所需的重要支撑能力。”无人机技术使美军的监视方式及平叛和反恐行动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现在，这种技术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和传播，任何人只要愿意支付几千美元就能够获得该技术，低成本制造混乱的可能性提高了。

小部队的大崛起

“一个王子想要发动战争，他相信上帝会站在大部队的一边，于是就将军队的人数翻了一番”，这是伏尔泰在18世纪写下的话。但历史上，小型武装部队成功扰乱、阻止甚至打败大型军事部队的例子比比皆是。

公元前480年发生的温泉关战役是一个早期的例子。利用高地势和复杂的地形，在庞大的波斯军队面前，人数明显处于劣势的希腊军队顽强据守了3天，虽然最终仍然战败，却使敌人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希腊人输掉了温泉关战役，但他们也削弱了波斯军队的战斗力，并最终击退了入侵。从《圣经》里的大卫到越南战争中的越南共产党，历史上很多规模比对手小、装备没有对手精良的战斗方都曾坚守阵地，即使没能在军事上打败对手，也阻挠了对手的行动。

切·格瓦拉、胡志明和毛泽东都是这种作战方法的现代先驱。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帮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对中国的统治权，他认为，游击战和常规战争对军队的规模和协作有着截然相反的要求。“游击战主要依靠小部队单独行动，不可过多干预他们的行动。”相反，在传统战争中，“要集中指挥……所有地区的所有作战部队和支援部队必须最大限度地协作”。在游击战中，这种指挥和控制“不仅不受欢迎，也是不可能的”。

用现代军事语言来说，游击战是“非常规”且“非对称”的。之所以说它是非常规的，是因为发起游击战的一方虽然使用武力，却不是传统的军事力量；之所以说它是非对称的，是因为从人员和物资的角度衡量，较量双方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今天，非常规与非对称冲突已经成为常态。例如，在阿富汗，超过43万人的阿富汗军队和联军部队都无法制服规模仅是其1/12的塔利班武装；在伊拉克，为了对付2万名叛乱分子，盟军及伊拉克安全部队投入的军力在2007年10月达到了最高峰，前者超过了18万人，后者也达到了近10万人。

俄罗斯在车臣有着相似的经历：1999~2000年，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超过8万人的装备精良的俄罗斯军队被大约2.2万名为独立而战的叛乱分子拖住了5个月之久。最终，俄罗斯军队获胜，恢复了对该地区的控制，但俄军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数万平民伤亡、5 000多名俄罗斯士兵命丧战场。

在非洲和东南亚出现了许多新的长期叛乱集团，包括乌干达的圣主抵抗军和菲律宾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不以保卫某块领土为目的，却由潜在无边界的意识形态、犯罪、宗教或经济目标所激发的军事冲突的数量明显增加。20世纪50年代爆发的军事冲突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国家和非国家的武装团体之间的冲突，而20世纪90年代，此类冲突已占多数。2011年，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威廉·林恩说，“激烈但短暂的冲突”正在演变为“更长、更持久的战斗”。

越来越正规的小部队正在获得成功，至少它们可以在军事斗争中幸存的同时推进自己的政治目标。哈佛大学学者伊万·阿诺奎因–托夫特分析了1800~1998年全世界发生的197场非对称战争。这些战争之所以是非对称的，是因为按照传统观点，冲突双方的军队和人口的规模从一开始就相差悬殊。阿诺奎因–托夫特发现，在30%的非对称战争中，实际上获胜的都是看上去弱势的一方。这一事实本身就引人注目，更惊人的是长期以来的趋势：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弱势一方在冲突中获胜的次数稳步增加。在1800~1849年，仅有11.8%的冲突是以弱势行为体的胜利告终，而在1950~1998年，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了55%。这意味着一个核心的战争公理被推翻了。以前，最终取胜的是拥有优势火力的一方，而现在事实并非如此。

部分原因在于，在当今世界，强势一方诉诸暴行的做法在政治上已经行不通了。“二战”期间，各国在战争中不加区分地同时对平民和军事目标进行轰炸和炮击；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使用过酷刑；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在越南实施了针对越南共产党的暗杀行动“凤凰计划”。阿诺奎因–托夫特认为，与游击战的间接攻击战略相比，某些形式的暴行（如饱受争议的“凤凰计划”）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取得军事效果，但是当一个强国并没有受到实际威胁，特别是这个强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它的军事政策处于严密的公众监督之下时，这样的战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已经退役的韦斯利·克拉克将军是一名越战老兵，曾经担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他曾对我说：“现在，在战斗开始之前，一名师长可以直接控制三四十英里之内的武装直升机，享受我们所说的‘全方位优势’（对空中、陆地、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控制）。但是，我们在越南战争中做的一些事情是我们今天无法做到的，我们的技术手段更多了，但合法的选择却减少了。”今天，拥有优势火力的一方要战胜军事上处于弱势的顽强对手，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俄罗斯在车臣采用野蛮战术以及斯里兰卡对泰米尔猛虎组织实施镇压的“胜利”都是血淋淋的例子。

政治因素对非对称军事冲突的结果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恐怖分子的数量在持续上升。恐怖主义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国家恐怖主义可以追溯到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被美国国务院确定为外国恐怖组织的激进团体的数量约为50个，但实际上这些激进团体的数量轻易就可以翻番。有些恐怖组织的成员只有几十个，也有些恐怖组织动辄就有几千人。事实上，早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波斯尼亚人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刺杀斐迪南大公从而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个人或小团体通过暴力行为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就已经很明显了。

现代恐怖主义使恐怖主义从国内安全问题（各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上升为了全球军事关注。“9·11”事件，“基地”组织在伦敦、马德里和巴厘岛发动的袭击，车臣恐怖分子在莫斯科的袭击活动，以及虔诚军对孟买的袭击都是现代恐怖主义的缩影。为了保卫自己的国民免受奥萨马·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全球50多个国家的政府投入了超过1万亿美元。法国于1994年发布的一份重要国防战略文件中，共提到恐怖主义20次；2008年，在这份文件的最新版本中，“恐怖主义”一词出现的次数是107次，远比“战争”一词出现的频率高得多。对此，学者马克·埃克尔和托马斯·里德写道：“这种形式的冲突似乎已经使战争威胁黯然失色。”

终极垄断的结束：暴力的使用

小型行为体及非国家行为体在现代战争中的效力和影响力越大，他们对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指导着政治和权力分配的核心准则的削弱就越严重。马克斯·韦伯写道：“国家是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的实体。”也就是说，集中军事权力的能力既是现代国家定义的一部分，也是其存在理由的一部分。召集军队和警察是国家的特权，阻止其他行为体在本国领土上使用暴力是国家的职责之一，社会契约论为其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新的暴力垄断意味着中世纪抢劫团伙和雇佣军的时代一去不返，也意味着封建领主和诸侯各自掌握着军队的时代的结束。军事控制与主权密切相关。

今天，这一垄断已经在多个层面上破灭了。墨西哥、哥伦比亚、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政府丧失了对国家大片领土的控制权，这些领土成为武装团体的军事行动基地。就连游击战的基础都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游击运动通常是以推翻入侵者或殖民者、赢得或恢复主权为目标。游击战理论家认为，民众的支持对游击战的合法性至关重要。切·格瓦拉写道：“游击队员需要当地民众的全力支持，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现在，游击战日益成为无边界的战争，它不再依赖民众的支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现在的游击战不一定是以有形的领土为战场。要战胜阿富汗塔利班武装，联军需要在阿富汗赢得人心。要与袭击了纽约、伦敦和马德里的“基地”组织及其仿效者对抗，情报人员的作用比经济发展专家更重要。同时，面对不断增加的预算压力，各国都寻求减轻沉重的军队负担，“外包”了越来越多本应由他们承担的崇高职责。

现代国家和现代军队的结合不只是一个意识形态或政治哲学的问题，还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它反映了战争的成本和技术。几个世纪以来，暴力手段增加了，重型火炮、坦克、战斗机和计算机都增加了战争的成本，也提高了对后勤保障的要求。

军事理论家认为，现代国家出现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四代战争。每一代战争都对应着一段历史时期，也反映了同一时期的技术进步和战术创新。例如，在机枪出现之前，为集中火力，大量士兵会在作战时集中在一起，为争取小块领土而战。在近距离作战中，大量士兵战死疆场。从拿破仑战争到美国内战，这种可怕的战争模式上演了无数次，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销声匿迹。这种战斗形式对组织完善的大型军队有益，它强调的是规模（及可任意调动的人员）和协作。20世纪上半叶，新的战争模式出现了，即第二代战争。在战争中，重型火炮、坦克和飞机会为后续跟进的步兵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帮助他们夺取阵地。与之前的战争模式相比，这种模式更有效，当然其成本也更高。这些新型武器的成本使军队规模的扩大变得更有必要。马克斯·韦伯在对20世纪早期的形势进行考察后指出，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一定不能作战，但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组织结构是必要条件。战争对规模、能力和技术的要求使军队成为现代集权式等级组织的象征。韦伯认为，权力分散的军队注定会失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发动了闪电战，突破了法国的马其诺防线等静态防御工事，上述共识开始瓦解。侧翼突袭战术和空降部队的运用需要地面指挥官采取更迅速灵活的行动，没有时间等待高层的指令。过度集权会妨碍行动。20世纪下半叶，新的冲突将人类引入了第三代战争。敏捷性和灵活性的价值日益突显。地对空导弹等复杂军事装备的可移动性日益增强，地方指挥官可以做出更多重要决定。然而，冷战中的两极对抗及由此引发的军备竞赛和国家间冲突威胁的持续存在让世界主要军事力量仍然视规模为重中之重，正如军事理论家约翰·阿奎拉所说：“依赖的是少数大部队而不是大量小部队。”以美军为例，阿奎拉指出，从越南战争到现在，美军的结构并没有什么变化。他说：“美军的‘比例问题’根深蒂固，不能根据任务的规模调整部队的规模。同样根深蒂固的还有传统的等级制军事思维，总是认为人员投入越多越好，投入越少，结果就越差。”

今天，许多战斗者都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安装简易爆炸装置的塔利班武装分子、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成员、哈马斯指挥官和坐在计算机前写博客的“圣战”分子都在“用较少的投入换取更好的结果”。他们不是通过传统方式入伍的士兵，也不是军校的毕业生，但在今天的军事行动中，他们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不仅恐怖分子、叛乱分子、海盗和犯罪分子等“坏人”的数量越来越多、行动越来越有效，在西方民主国家中，也有越来越多的私营军事公司承担了原本应该由军队和警察完成的军事和安全任务。

同样，这也不是崭新的现象。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发动战争和维持治安的常常是雇佣军。但是，今天年收益约为1 000亿美元的私人军事服务市场在上一代人的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它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对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供应和后勤服务的范围，走向了前线。私营军事公司已经承担了一些非常敏感的工作，包括审讯囚犯。据报道，2011年，至少有430名私营军事公司雇员在阿富汗被杀，这一数字比军人的伤亡数字还要高。L-3通信公司是一家与美军合作的私营军事公司，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该公司员工的死亡人数仅次于美军和英军的阵亡人数。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彼得·辛格写道：“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私人士兵开始完成会直接影响战术和战略成功的任务。”黑水公司、军事职业资源公司、执行结果公司和卡斯特·巴托斯公司等在不同军事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公司最初都是办公地点偏远的小公司，它们当中有些被更大的公司收购了，有些经营失败退出了市场，也有些仍旧维持着独立性。最近，私营军事公司又发现了新机遇，那就是为索马里海域的商船护航。能让人产生古老联想的雇佣军现在已经成为繁荣的多元化产业。

美国军事思想家创造了第四代战争的概念，用以描述战争与政治的界限、士兵与平民的界限模糊不清的冲突。此类冲突的交战双方是国家与暴力的非国家行为体，军事较量不仅在狭义的武装对抗中展开，也涉及媒体和民意，双方都试图削弱对方的基础及合法性，并在战场上击败对手。恐怖主义、网络战和宣传战在第四代战争中频频亮相。第四代战争概念的最初成型是在1989年，当时冷战接近尾声。美国在第四代战争中的对手的经济实力和装备水平都远逊于美军，但他们却越来越成功，这一点更引人注目。

武器海啸

几十年来，战争工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昂贵，也因此越来越难获得。尽管美国和其他国家仍然享有军备优势，但在今天的战争中，最适用的军用飞机不是战斗机，而是价格低廉得多、灵活性也强得多的无人驾驶飞行器，即无人机。

现在，利用各种各样的无人机充当诱饵、执行侦察任务或发动导弹袭击的国家越来越多。这些无人机价格不等，一架简单的非战斗型短程无人机的价格仅为几千美元，而一架“死神”截击无人机的价格约为1 500万美元。无人机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近几十年来的技术进步增强了其战斗力，成本低和无须人类驾驶的特点也增强了其在战斗任务中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人们也在探索无人机的非军事用途。比如，房地产经纪人利用无人机从高空拍摄房屋图片，生态学家利用无人机监测热带雨林，大农场主利用无人机跟踪其放牧在草原的牛群。拥有无人机舰队的国家已经超过36个，许多私营公司为支持性基础设施不足的国家提供无人机代飞服务。更令人不安的是，无人机拥有许多普通爱好者和私人用户：截至2012年，美国一个名为“自制无人机”的团体已经拥有2万名成员。2004年，黎巴嫩真主党的一架无人机飞入以色列领空后虽然被以色列军队击落，但这场骚动遗留的心理阴影和它所传递的关于真主党能力的信息久久无法散去。如果一个愤愤不平的妄想狂或精神错乱者具备了在天空中肆虐的能力，会发生什么呢？为了拍摄更美的自然风光，斯坦福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一直在打造自己的无人机，正如他所说：“技术成本降低了，更多商业用途无人机得到开发，追踪无人机的难度加大了。在不了解无人机来源的情况下，威慑就无法起作用。在未来的世界中，人们会频繁地成为看不见的敌人不加区分的目标，这可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预期。”

与过去几年的军事冲突中使用的最具毁灭性的武器（简易爆炸装置）相比，无人机属于超精密武器。简易爆炸装置种类繁多，有许多种火药和引爆系统可供选择，其制作不需要遵循特定的标准，通常利用手边现成的材料（农产品，工厂、药店或医院的化学制品）就可以组装完成。就精密性和技术水平而言，简易爆炸装置与大型军队武器库中的装备差距悬殊，但它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分散性战争。它不需要复杂的供应链，也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部署。制造这些装置的说明非常简单，在互联网上就可以找到。伊拉克、苏联和利比亚等地松散的军火管理导致的军火扩散更进一步降低了制造这些装置的成本和复杂程度。简易爆炸装置体积小、便于伪装，其使用者无须暴露自己。但其产生的破坏力却是明显且可怕的，往往会使人丧命或致残。事实上，就质量而言，自制武器和它所削弱的技术优势部队使用的武器的反差就像《圣经》中大卫与歌利亚的对比。

2003年以来，为了应对简易爆炸装置，美国已经投入超过200亿美元。美国国防机构内部的许多团体和部门都承担着应对这一挑战的任务，从而导致了一些典型官僚问题的出现，各部门工作存在着交叉和竞争，彼此之间缺乏协调，当然也造成了浪费。就连其中的领导机构联合简易爆炸装置对抗组织的缩写JIEDDO都能让人感受到相关机构的臃肿。特殊装甲车、扫雷机器人和特殊防护服等装备的发明拯救了无数士兵和平民的生命，但要阻止简易爆炸装置所造成的破坏仍然是十分困难的。例如，2011年，仅在阿富汗就有16 554个简易爆炸装置被清除或引爆，与此前15 225个的数字相比上升了9%。2010~2011年，因简易爆炸装置而丧生或受伤的阿富汗人的数量增加了10%，60%的平民伤亡是由简易爆炸装置造成的。

比简易爆炸装置更阴险、更适合隐秘战争的是今天的游击战和恐怖主义活动的终极武器：受到鼓动后为了执行任务而随时准备放弃生命的人。据统计，1990~2006年，全球最致命的30起恐怖袭击中，有22起是自杀式爆炸袭击。殉道的做法古而有之，敢死队不断出现在战争年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杀式袭击的数量急剧上升，其频率和精心部署都是前所未有的。前现代动机和后现代可能性的结合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三大革命扩大了自杀式爆炸袭击的影响。袭击者利用了今天无与伦比的出行便利，殉难文化为其犯罪行为赋予了合法性、吸引着新的追随者，媒体的放大效应加剧了袭击的恐怖效果，不仅袭击目标感到恐惧，就连远方的人也会感到恐惧。并且殉道文化的效力坚决彻底，当一个人的唯一目的就是接近目标、根本不想逃走时，要想彻底有所防御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分散的隐形战争也会使用现代工具，网络已经成为新型分散战争中与简易爆炸装置和自杀式袭击一样的必要元素。在网络战争的前沿，我们可以看到黑客对民用和军用设施的袭击、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以及对目标政府或人群所依赖的网络和平台的破坏。但更简单的攻击是利用网络发出好战的声音，夸大敌对信息，散步宣传资料和威胁，吸引新的追随者。在美国和欧洲，反恐战争中一些刺耳的公众呼声常常被嘲笑为军事经验不足，但2009年12月成功袭击了中央情报局阿富汗基地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在拿起武器之前曾是一个“圣战”专家。互联网不只是扩展“圣战”的工具，还是使人们变得激进的工具。

所有这些工具和技术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极易获得。2009年年底，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阿莫斯·亚德林将军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就军事能力而言，以色列的敌人仍远远落后，但他们却在利用“精确导弹、计算机、防空武器、全球定位系统和无人机”奋起直追。他补充指出，借助商用计算机，以色列的敌人可以为自己的通信加密，并对以色列的资源发起黑客攻击。亚德林说：“网络空间的权力让小人物拥有了过去只有超级大国才有的能力。无人机也是一个例子，有了无人机，再也不用考虑袭击的距离和时间问题，也不用担心飞行员的生命安全。”

亚德林将军的话概括了军队、部署军队的政府以及他们所要保护的公民现在面临的困境。在将政治、商业及宗教权力分散开来的离心力面前，军事领域也没能幸免。权力的衰退改变了冲突的方式和可能性，新工具的普及和成本的降低增强了小型非传统、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媒体和通信系统让世界了解了冲突的进展，也强化了冲突的影响。

随着这些新兴小型军事行为体的成功，那些时刻准备着发挥影响力的新行为体（以及未来的新行为体）知道了该如何效仿。这并不意味着无休止的小规模冲突不可避免，但对于那些视和平为道德或实践要务的人来说，这确实具有深刻的含义。

同时，关于当今时代权力的获得、维持和丧失，这其中也意味着很多。

权力的衰退和战争的新规则

“再也不要爆发战争了！”这是战争幸存者的感叹。然而，每一天，现实都在提醒我们，暴力、恐怖和胁迫仍然强有力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在海湾战争、第一次世贸中心袭击、巴尔干冲突、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及西非内战等事件面前，冷战的“和平红利”消失了。作家罗伯特·卡普兰已经发出警告，随着冷战所维系的国家走向解体，随着民族和宗教紧张的加剧，“无政府状态正在形成”。“9·11”事件的冲击、“基地”组织及其他恐怖组织的兴起，以及随后各种名义的“全球反恐战争”让我们觉得，世界正在为新型低级别但影响力巨大的暴力所困扰。尽管视角不同，但包括卡普兰和《起火的世界》（World on Fire）一书的作者蔡爱眉在内的众多分析家都认为，迅速的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衰落增加了暴力冲突出现的可能性，在非民主社会建立西方式民主的尝试很可能事与愿违，导致暴力冲突。恐怖主义、网络战争和毒品走私的场所是无边界且不固定的，它们可能在任意时间发生在任意地点，使世界蒙受重大损失。

有人将今天的暴力冲突称为“低烈度冲突”，也有人将其称为“小型战争”或“非常规战争”，学者马克·埃克尔和托马斯·里德将其称为“战争2.0”。他们指出：“今天的暴力冲突与历史频道纪录片中影响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冲突截然不同……也与大多数国家国防投入的重点截然不同。”但我们该如何应对新的冲突呢？关于这个问题，答案就没有那么清晰了。有人曾提出世界主要军事大国应彻底裁军、进行军事改革，但这些做法会损害某些既得利益，给人以示弱的印象，也引起了人们对于传统威慑力量遭到削弱的更大的担忧，因此都被否定了。传统的国家间威胁并没有消失，从高加索到南美洲，还有大量边界冲突悬而未决，伊朗和朝鲜等国还在加强军备，美国和中国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相互猜疑。同时，要解决非国家行为体传播暴力的问题，前提是要弄清其根源，对此，分析家们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经济不平等、文化破坏、企业帝国主义的传播、激进主义及国家支持等。

从权力衰退的视角看今天的战争也不能平息这些争论，但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一些必要的信息，包括未来冲突的形势，以及西方民主国家、有抱负的超级大国、发展中国家、好战团体和叛乱团体成功的军事战略必须要说明的新现实。

超强军事竞争的来临

容易得到的武器，士兵与平民、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界线的模糊和冲突的日益增多（更多的不是领土之争，而是金钱、商品和思想之争）为战争和安全领域的超强竞争创造了条件。与主要政党及工业和银行业巨头一样，大型军事机构也因为传统权力壁垒的坍塌遇到了新的竞争者。像五角大楼那样的主要国防机构已经失去对冲突工具和资源的垄断。现在，冲突中重要的技能不仅可以从基础训练、军官学校和国防大学中学到，还可以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叛乱分子训练营、英国莱斯特的宗教学校或中国广州的电脑学校中学到。

在这幅破碎的图景中，传统军事机构依旧是重要且威严的。它占有着公共资源优势，有能力使自己占据政府预算的首要位置，它可以借助国家主权赋予的道德影响力吸引追随者，证明各种投资和支出的合理性，也因国家主权而享有加入联盟的政治合法性。它享有传统的支撑，却失去了排他的特权。哲学垄断和实际垄断的消失暴露了它的脆弱性。过去，国家享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哲学垄断。主权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及其对日益复杂的技术的需求赋予了军队实际垄断。强有力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和技术在专业人士之外的危险扩散摧毁了军队的具体优势。

今天，各国军队正试图适应全方位战争，适应的速度不同，结果也不同。全方位战争中使用的武器既有数字武器也有传统武器，应用的战术既有心理战也有胁迫战，战斗人员中既有身着军装协同作战的士兵也有散乱的平民。超级军事竞争并不意味着冲突中死亡的人数比以往更多，不意味着冲突造成的经济损失比以往更严重，也并不表明军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却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让我们思索国家的军队未来能够赢得什么。

军事力量不再等同于国家安全

军事冲突从传统的国家间战争向分散的小规模冲突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终结了大型军队的专业化优势。因此，任何依赖于军事力量或优势火力的国家安全战略都值得怀疑。意识到这一点后，主要国家的军队已经尝试做出调整。正如前面所提到的，2008年年末，美军的一份军事指令中称，非常规战争将被视为“与传统战争一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战争，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声明，表明美军的整体军事规划（从人员到装备再到训练）都将做出调整。对于美国来说，对非常规战争的关注意味着更重视特种作战、情报搜集、平叛和军方所说的“低能见度作战”，也意味着更加关注同盟国和当地军队的合作。根据2012年宣布的计划，在大约75个国家部署了兵力的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人员将增加6%，从2012年的6.6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7万人。人们从这一增长中发现，今天的平叛行动或许不同于特种部队作战行动手册中列举的各种行动。美国国防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今天的叛乱爆发的原因不大可能是对某种意识形态或某个领导阶层（如越南共产党）的追随，而是对像巴勒斯坦大起义一样几乎自发形成的“愤怒联盟”的追随。

其他国家的军队也在进行调整。过去2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缩小了部队规模，更加关注现代技术的应用。2000年以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乎没有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太大的作用，但2000年后，其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参与度显著提高。中国海军也访问了更多国家的港口。此外，中国工人在苏丹等地遭遇绑架和杀害的事件也引发了中国对海外保护的新思考。在海外中国公民数量越来越多、中国国家利益越来越广泛的情况下，中国该如何提升对海外公民和利益的保护能力？今天各国军队最有可能承担的军事任务包括反恐、平叛、人道主义干预和维和，为了找出应对这些任务的“最佳方法”，军事分析家们对美军、中国军队、英军、法军和以色列军队等全球主要军事力量的实战经历进行了详细分析。

电子战爆发的可能性引发了特别关注。我们可以在过去10年的袭击记录中看到国家面临的各种威胁，包括旨在使系统瘫痪或植入恶意代码的系统攻击、旨在搜集敏感数据或阻碍通信的信息网络攻击以及对电网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网络战争还包括“信息战”，比如发放宣传资料及重定向网站。据报道，美国、伊朗、格鲁吉亚、爱沙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国的信息系统都曾遭遇多种形式的网络攻击。推特和谷歌邮件等私人网络服务也曾遭受攻击，2009年夏天的伊朗动乱期间就有这样的例子。但是，就袭击的规模和造成的损失而言，现在还没有哪次网络战能够与“9·11”事件相提并论，并且网络战也不像“9·11”事件一样能够让政府找到明确的资源投入方向并激发民众对政府的支持。有证据表明，各国政府对网络战的适应过程较长，黑客和网络攻击者显然仍有很多机会破坏政府的关键职能。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阿莫斯·亚德林指出：“网络世界瞬息万变，在这场较量中抢占先机非常重要。要适应网络战的变化，最多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而要适应空战的变化，我们可以有几年的时间。”

军事专家阿奎拉指出，不能及时做出调整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军事思想有误。他于2010年写道：“过去20年，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虽然进展缓慢，却在稳步提升。但高级指挥官往往会重提宿命论，因为他们认为国会和业界领袖会对根本性的变化进行阻挠。”

此外，认为应该加强传统军事建设、应用先进技术并打造优势火力的观点并没有消失。“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认为，军事实力“仍然构建着预期并影响着政治预测”。常规军队即使没有参加实际战斗，也有重要的威慑作用。奈写道：“军事力量、规范和制度可以提供最低限度的秩序。”但是，当野蛮的军事力量无法再确保优势地位时，问题就变成了：在传统权力行为体与相对缺乏经验的新兴权力行为体之间，资源是如何分配的。没有人认为恐怖分子能终结大国的存在，但他们肯定能够以不可预知的、令人恐惧的方式影响大国的行动。

金钱比秩序重要

究竟谁是哲塔斯？在某种层面上，他们只不过是参与墨西哥长期毒品战争的众多武装派别中之一。这场战争不是象征性的：从2006年12月到2012年年初，将近5万人丧命于与毒品有关的暴力事件，这场战争使墨西哥政府失去了对大片领土和大量经济活动的控制权。在这幅场景中，哲塔斯格外强大，他们控制了墨西哥东北部的关键领土，将大量毒品经繁忙的拉雷多口岸运入美国。臭名昭著的哲塔斯约有4 000名成员，他们所控制的区域恐怖盛行，其势力还扩展到了墨西哥其他地区，甚至美国。墨西哥政府在毒品战争中对手众多，其中哲塔斯最令人生畏，它与众不同的就是出身。哲塔斯的成员在成为海湾卡特尔的私人军事力量之前，都是墨西哥军队和警察部队中的精英。哲塔斯将早已在墨西哥司空见惯的腐败和背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现在，哲塔斯正经历着进一步的转型。伴随着各卡特尔之间权力竞争的展开，曾经是执行者的哲塔斯已经成为独立的贩毒集团，开始争夺关键市场和毒品贩卖渠道，并且有报道称，该集团已经通过与卡拉布里亚“光荣会”的合作将触角伸向了欧洲。

哲塔斯从政府部队到私人部队、再从私人部队到毒贩的身份转换表明了当今冲突中角色可以互换的本质。伊拉克叛乱分子逐渐把绑架当作生意，这些叛乱分子大部分是萨达姆·侯赛因军队的老兵；塔利班开始参与阿富汗的毒品交易；海盗日益猖獗。这些事例都表明，经济机遇（从更高的报酬到犯罪所发的横财）将很多行为体推入了冲突。金钱一直是促使人们拿起武器（有时是放下武器）的动机之一，但是，在分散冲突中，最有用的武器都能够轻易得到，经济动机格外强烈，遵从指挥与控制的动力就相应减弱了。从犯罪到叛乱、再从叛乱到私营军事公司，对于那些受过相关武器及后勤训练的人来说，市场机遇无处不在，而这些市场机遇越来越多地涉及传统的“民用”技术。

换言之，在今天的冲突中，秩序没有物质刺激重要。在传统军队中，收入水平是次要的，人们参军的主要动机是忠诚、公民义务和责任以及使命感或目标感，这也是“9·11”事件后大量美国人报名参军的原因。一些叛乱及暴力团体也有使命感，他们以驱逐占领者、保卫领土或对抗异教徒为名吸引追随者。但军事角色的分散和参与冲突的非军事途径的兴起意味着价格、报酬和机会成本等市场信号正在影响暴力的形式，其程度至少是过去一个世纪中的西方社会未曾经历过的。

军事权力的衰退影响着每一个人

分散了冲突并将军事技术转化为军用/民用混合技术的离心力不仅影响着大型的国家军队，就连冲突中的新行为体也面临着成为牺牲品的危险，尽管这股力量曾经促进了他们的崛起。

“圣战”运动就是一个例子。“9·11”事件及随后发生在马德里和伦敦的袭击都是以奥萨马·本·拉登和扎瓦赫里为核心的恐怖组织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策划和努力的结果。而“基地”组织近期策划的几次袭击规模都比较小，还遭到了挫败，并且“鞋子炸弹客”和“内裤炸弹客”的性格令这些袭击显得近乎可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或许一个原因在于反恐机构在大阴谋实现之前就将其挫败的能力增强了，另一个原因在于“圣战”世界和“基地”组织权力和能力的衰退对其自身造成了影响。研究“圣战裂缝”的学者托马斯·里德分析了“圣战”分子的不同活动。为领土而战的地方叛乱分子通常对全球影响力毫无兴趣。与哲塔斯一样，出于经济动机而不是使命感，一些“圣战”武装分子开始从事有组织犯罪及贩毒活动。还有更多“圣战”分子来自欧洲和北美等地的网络群体，他们中的一些人参与了成熟的军事行动。在阿拉巴马州长大的奥马尔·沙菲克·哈马米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曾经惹人喜爱的高中生后来成为索马里反政府武装的主要领导人。

里德和他的同事马克·埃克尔指出，由于利益、使命感和能力的不同，外表看起来吓人的“圣战”世界的内部是脆弱的。塔利班内部也同样脆弱，军事观察家们把塔利班武装分子分为两类，即受意识形态驱使的“大塔利班”分子和主要受有限关切和金钱驱使的“小塔利班”分子。一项针对45个已经不再活动的恐怖组织进行的研究发现，真正被打败的恐怖组织只是少数，有26个恐怖组织是因为内讧而解散的。里德和埃克尔进一步指出，说“基地”组织控制着这些组织会产生误导，夸大了其指挥和协调能力。他们认为，“维基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方法和忠诚的自由和脆弱的传播）更好地描述了“圣战”运动的传播方式，这种方式让“圣战”运动无处不在，但同时也削弱了其效力。

无人机、简易爆炸装置、彻底武器化的网络空间、精确制导武器、自杀式爆炸袭击者、海盗、富有且装备精良的跨国犯罪网络及大量其他武装行为体改变了国际安全形势。未来，这一新形势还将不断变化，因此我们无法对其做出准确描绘，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型军事机构的权力将比过去小。

第七章 世界将属于谁

2012年3月28日，世界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据澳大利亚财政部统计，就在那天，全世界不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总量超过了发达国家。专栏作家彼得·哈契曾这样描述，1840年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果说那是历史的轨道，那么这个世界已偏离正轨一个半世纪，而这种偏离状态终于在2012年3月28日那天画上了句号。哈契还引用著名的亚洲经济观察家肯·寇蒂斯的话说：“中国人看到这个会说：‘我们只是碰巧遇上两个糟糕的世纪而已。’眨眼间不过一代人的时间过去，全球权力就此转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将不仅是经济和金融权力的转移，还将是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权力的转移。”

事实真会如此吗？哈契专栏下读者的评论其实能很好地反映全世界的学者和决策人士正在纠结的问题：未来哪些国家会占据主导？来自堪培拉的网民德里克写道：“我认为未来几十年我们无须担心太多。中国和印度只是名义上的权力大国，其实两国的大多数人甚至连使用排水系统和用电都成问题。”网民“巴菲乐”补充道：“我们别忘了那些新兴经济体要面临的问题：边界冲突、使用水和其他资源的权力、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文化多样性、历史争端及战争等。这些新兴国家要面临的不都是美好与光明。”佛蒙特州的戴维提到“应该将这些国家人口的财富分配考虑在内”。悉尼网民“加勒多尼亚”则多了几分担忧：“如果中国经济垮了，你也会失业，到那时如果能找到洗厕所的工作都要感到幸运了。中国打个喷嚏，澳大利亚就要得个感冒，中国得了感冒，那澳大利亚就要得肺炎了。”这一系列评论暗含了一些基本假定，即什么东西让一个国家强大，强大到足以实现霸权，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别国身上。本章将表明，不但定义霸权国家的要素发生了改变，国际体系中权力获得和运用的方式也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几个世纪以来，应对国家之间的对抗、争夺领土和资源以及扩大影响力一直都是一国领导人的职责所在。19世纪和20世纪，那些所谓的大国的代表肆意行使着各自的军事和经济权力赢得战争，缔结联盟，确保贸易和领土的安全，并给其他国家制定规则。“二战”后诞生的超级大国一跃到这些大国的顶层，更加震撼人心。21世纪初，随着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很多人说，有史以来第一次，国家间关于权力的争夺最后只有一个赢家，而它或许也是最后的赢家。

正如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大肆渲染的那样，维基解密泄露的超过25万份外交文件“暴露了美国对其盟友及联合国的暗中监视，暴露了美国如何对附属国的贪污腐败及侵犯人权置若罔闻，如何游说美国的大公司，也暴露了美国外交官如何利用职权提拔自己身边的人”。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杰西卡·马修斯等经验丰富的分析家对此并不感到震惊，她挖苦道：“霸权国家一向如此，那些主导国家就是这样行事的。”

从泄露的很多文件中还能看出，由于受到他国政府、政治家、非政府组织及普通市民的重重阻挠，美国要想做成事总要苦苦挣扎。随便翻阅一个月的文件，你就会看到：

当欧洲议会准备投票否决几项旨在追踪恐怖分子融资渠道及提供航空公司旅客名单的举措时，美国坐立不安；

俄罗斯国家杜马要求美国的信用卡公司加入俄罗斯支付卡系统，加入这一系统会极大影响美国信用卡公司的收入，但如果不加入，它们就会被排挤出俄罗斯支付处理市场；

为争取恢复美国军用飞机在土库曼斯坦的着陆权，美国与土库曼斯坦政府展开了拉锯战；

出于保护废核燃料的重要战略考虑，哈萨克斯坦政府拒绝对相关设备及人员实行地方税豁免，美国为此颇感挫败。

即使是那些理论上依附于美国的国家对其也并不顺从。埃及接受了美国数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却依然关押美国非政府组织的高层管理人员；巴基斯坦则为包括本·拉登在内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提供避难所；以色列不顾美国请求，执意在争端领土上建造定居点；阿富汗大部分支出需要依赖美国及盟国的援助，却仍为发生在其本土的战争与美国闹僵；尽管美国提出严正警告，以色列仍然可能单方面摧毁伊朗核设施，对此，美国政府烦心不已。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曾告诉我，世界已经进入“后霸权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将自己的意愿任意强加于别国。

弄清楚美国的霸权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是结束无休止争论的关键。传统方法已经完全无法解决一个又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起初，冷战的突然结束及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复苏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似乎预示了一个新的单极世界的诞生。在这个世界上，那个唯一的超级大国能够挫败所有可以与之抗衡的竞争者的霸权野心。但是接着，“9·11”事件的发生、布什政府实行单边主义、高赤字的回归以及中国的持续发展又扭转了之前的局面。结果是美国权力衰退的观点又占据了上风。像克伦·莫菲2007年出版的《我们是罗马帝国吗？》（Are We Rome?）一书一样，从很多书的书名中，人们都可以瞥见“历史上的帝国总会走向没落”的影子。

美国总统奥巴马出人意料的当选同样叫停了这场争论。似乎一夜之间，美国在世界的道德公信力得到了刷新，而几年前开始迅速衰退的美国软实力也随之得到了提升。然而，金融危机、长期的重度财政失衡与令美国人心力交瘁的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战争一起破坏着奥巴马残存的全球魅力。在2012年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奥巴马近乎气急败坏地维护着美国的尊严：“任何告诉你美国在衰落的人……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无论是报纸要闻、经济数据，还是深奥的国际关系理论或对不同时期世界秩序所做的对比研究，都促使关于美国全球地位的探讨的继续。

然而，不只美国的权力看起来摇摆不定，其竞争者的发展形势也并不明朗。很多人认为欧盟会对美国的权力构成威胁，但欧盟自身也深陷严重的经济危机，治理不善，人口老龄化加剧，大量外来移民的安置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都导致了其发展步伐的放缓。另一个老对手俄罗斯虽然继承了苏联的资源及军事力量，却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同时，俄罗斯是一个专制的石油国家，其政府要时刻小心翼翼地应对人民的不满。具有后共产主义特征的裙带资本主义维持了20年，政府的过度干涉及赤裸裸的犯罪让这个大国一度变成了蹒跚跛行的怪兽，它虽然拥有自己的核军火库，却只是之前那个超级大国的影子而已。

如前所述，一些人在努力证明着一个新的大国正在崛起，而他们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东方具有活力。全球语言监测机构对世界主要媒体的追踪显示，21世纪的新闻报道中，与“中国崛起”有关的文章阅读量最大。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萎靡不振时仍能高歌猛进，其军事实力和外交影响力也在持续彰显。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亚洲经济的增长速度是美国和欧洲的两倍。对于未来的形势，专家们的意见基本一致，唯一的分歧是西方经济到底将在何时被甩在后面。有人预测，到2020年，亚洲的经济总量将比美国和欧洲加在一起还要多。还有人预计，到2050年，中国一国的经济总量就能远远超过美国；到21世纪中期，按照购买力衡量，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紧随其后的是印度，欧盟将排在第三位。这些预测让美国人感到恐慌，却让中国人欢欣鼓舞。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样，澳大利亚人也加入了这场争论，并且和其他人一样，他们的看法也有分歧。

然而，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正在崛起的有力竞争者。经济的高速增长、对核武器的拥有及技术和外包产业的繁荣促使印度渴望跻身大国之列。奉行积极外交政策的大国巴西在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之后，已经在全球崭露头角，顺利成为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这一世界新兴力量中的一员。对于地区性问题，这些国家持有不同的立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的充当调节者，有的充当鼓动者，有的发挥稳定形势的作用，也有的有时甚至会成为欺侮周边小国的恶霸。无论是在与美国的双边交往中，还是在联合国及其他一系列多边论坛上，这些国家都曾抵制和反对过霸权国的特权。

这些国家的行为会威胁世界秩序的稳定从而导致美国必须出手制止吗？这些国家是不是根本就没考虑过打破美式和平，而只是力图在这一秩序下尽可能多地获得好处呢？它们的出现到底预示着什么？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的深化，是中国等国家作为主要对手的初步崛起，还是世界秩序从单极向多极的转化（在新的多极世界中，美国只是日益增多的实力不相上下的伙伴和竞争对手之一）？有没有可能全部或个别金砖国家根本就是好景不长，很快就会陷入贫穷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失衡所造成的一系列麻烦？事实上，在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之后，这些金砖国家及其他表现耀眼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步伐已经放缓。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这一现实常会激发政治不满。以上几种观点都有各自的支持者，他们为各自的国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期能够提升国家利益，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维护世界和平。

本书后面的内容将探讨为什么霸权问题让各国军事和外交思想家伤透了脑筋，为什么世界主要国家间的权力转移关系到我们每个人，远不止哪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最高、军事实力最强、在奥运会上拿的金牌最多那么简单。但本章将要讨论的是一个常常被那些讨论并关注国家财富的人忽略的根本性问题。不管是世界头等大国，还是努力跻身大国之列的国家，抑或是看上去尚困在最底层的国家，都难以逃脱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心态革命以及伴随着这三大革命的权力衰退的影响。产出和人口增长的停滞，商品、思想和人口前所未有的流动，以及民众渴望和抱负的日益增强削弱着权力壁垒，这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现实，与各国的规模、收入水平、政治体制或军事力量无关。

随着权力壁垒的坍塌，有能力玩转权力政治的精英国家与曾经被大国占领或忽视的前殖民地国家、附属国及偏远的边缘国家之间的差别日益消除。过去，那些复杂且昂贵的智能化系统让少数国家拥有了信息优势；现在，现成的数据及网络资源让小国也能与大国竞争。过去，大国靠数亿美元的对外援助建立了良好声誉，扩大了影响力，赢得了其他国家的忠诚；现在，一国获得外国援助的渠道越来越多，不仅一些小国开始加入对外援助队伍，基金会也成为新的援助者，它的援助额比某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过去，好莱坞和共产国际曾经将各自的文化影响力发挥到极致；现在，孔子学院、宝莱坞电影和哥伦比亚的电视剧赢得了大众的心。

小国摆脱大国摆布的能力不断提升，这是权力转移的一部分。伴随着权力的转移，国际事务中出现了更多的权力行为体。“基地”组织、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半岛电视台都是例子，它们有着与国家不同的目标。恐怖分子、叛乱分子、非政府组织、移民团体、慈善人士、私营企业、投资者、金融家、传媒公司和新的全球宗教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军队和大使已经过时、再无用武之地了，它们只不过是限制了军队和大使的作用，通过新的渠道和方式影响国际议程。让我们以一段名为“科尼2012”的视频为例，该视频的制作者是基督教活动家、电影导演杰森·拉塞尔 ，他的目的是通过这段视频呼吁将科尼这个战犯绳之以法。该视频上传到YouTube网站后短短几周，播放次数已达数千万次，各方反响强烈，名人们也纷纷表示支持，呼吁采取行动，该视频对乌干达的描绘更是激起了一些乌干达人的愤怒。当然，对国际关系影响更大的还是军售、国家援助项目、外敌入侵的威胁及贸易制裁。并非所有小国都能通过新途径发挥影响力，但还是有很多小国做到了。

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在关注军事和商业竞争的同时，必须重视这种新形式的行动主义对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的影响。正如第6章中提到的，权力的衰退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冲突。它深刻改变了国与国之间的日常外交，改变了影响我们生活的关系网，改变着世界秩序。要理解它的影响，我们首先要了解为什么霸权和大博弈如此重要。

霸权的风险

每当全球政治处于动荡期，冲突暴乱便会抬头。事实上，当大国间的权力地位发生变化，面对风险的不只是国际体系的影响力，还有其稳定性甚至存亡。

当一国要增强其国家利益时，其利益势必会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冲突可能涉及领土、自然资源、水资源或洁净空气的获得、航线，以及与人口流动、敌对团体庇护或其他事项相关的规则。这些利益冲突可能导致边境战争、代理人战争、领土争端、叛乱、非法特工行动、人道主义干预、流氓国家破坏或对各种权力的攫取。当地区力量不能阻止和控制这些冲突时，人类势必要付出可怕的代价，历史上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几个世纪以来，从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充斥着无尽的冷酷和血腥。

1945年后，很多严重的地区冲突造成了大量破坏，却没有演变为全球性战争。为何全球和平能前所未有地持续如此之久？60年来，各国都很清楚本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因此也清楚哪些界限是不能跨越的。在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下，大部分国家或多或少都进入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势力范围，其余国家则深谙游戏规则，从未想过要打破既定格局。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影响力都独占鳌头。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查尔斯·金德伯格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霸权稳定论，这一理论引发了今天的很多讨论。其核心观点是，霸权国拥有维持世界秩序的无与伦比的能力和兴趣，是消除代价高昂且危险的国际混乱的最佳良方。该理论认为，如果没有霸权国，各国都愿意遵守的规范、法律和制度体系将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这一体系是很有价值的，但也是复杂的，并且与之相比，霸权国的作用更有效。

金德伯格在描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世界时指出，经济和政治的动荡，包括金本位制的崩溃、“大萧条”、欧洲动荡和法西斯威胁的上升，都反映了霸权的失败。当时的英国为维护霸主地位而部署军队并大量投入资金的意愿和能力都在衰退，唯一一个有能力接任的国家美国坚持的是孤立主义原则。当时没有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政治意愿运用自己的权力维持世界秩序的霸权国，这种局面导致了“大萧条”的扩散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爆发。

历史学家们通过人口、经济产出、军费开支及工业产值等指标衡量国家的权力，以判断霸权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差距最大的时间点。学者威廉·沃尔福斯在分析大量数据后指出，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和“二战”后1945~1955年的美国“体现了权力在体系领导者身上最大限度的集中”。但与冷战后的美国相比，曾经的英国和美国都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1999年，沃尔福斯写道：“美国是当代世界史上第一个同时拥有决定性经济、军事、技术和地缘政治优势的大国。”他认为，在各领域的国际竞争中都没有竞争者能与美国相匹敌，一个单极世界由此诞生。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分析家的认同。这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全新的体系结构，它能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稳定，将长期持续下去。

新要素

当美国作为霸权国帮世界实现稳定时，其成功突显了世界体系中两个新的权力要素：一个是软实力，即一国的权力可以通过其文化和思想的吸引力得到表达和强化；另一个是各种组织、条约、国际法规和公约数量的激增。20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各种机构或签署了各类协定。在这一不断发展的制度框架下，全球合作的参与者越来越多，合作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软实力”这个概念在扩张主义时期就出现了雏形。无论是罗马人、英国人还是法国人，都怀揣着“文明的使命”竭力向殖民地灌输西方文明的荣耀，要么用钱财和荣华作诱导，要么通过教育、社会或文化框架的设立加以引导。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曾在克林顿执政期间担任高级官员，他在1990年出版的著作《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中把这个概念的现代版阐述得更具善意、更加温和且更有平等主义特质。软实力的概念通过这本书得到了确立。随后，在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Soft Power）一书中，奈进一步探讨了软实力的概念，而该书的副标题透露了最关键的信息—“世界政治的成功之道”（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如奈所描绘的，软实力是一种难以衡量却很容易感知的力量，包括名誉和尊严的威力、受好评的制度所传达的善意、良好的经济环境及富有吸引力的文化。软实力不像战斗机的数量、作战部队的规模或是石油储量那样容易量化，但它的价值同样不言而喻。显而易见的是，20世纪90年代，硅谷和好莱坞通过推动全球技术革新及推广与美国文化相关的娱乐产品，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虽然软实力并非美国独有，但90年代中期，美国在这一全新的重要权力领域所享有的主导地位与其在传统权力领域的地位一样牢固。

当前国际合作的程度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从1945年联合国创立开始，各国政府便逐步增加在新的合作方式上的投入。仅1970~1997年，国际间协定的数量就增加了2倍多。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美国当前正在参与的协定的清单近500页，从北极熊到路面交通再到核能源，协议内容可谓无所不包。今天，国与国之间达成的行为标准广泛存在，各种协定和组织的运作规模绝非一个世纪以前可以想象的。这些协议和行为准则规范着一切，不仅包括对战犯的处理和对渔具的管理，还包括国际长途电话费的收费标准。贸易、金融、通信、移民、外太空、核扩散、濒危物种、传染病、恐怖分子、犯罪，所有一切的背后都有大量协定和相关组织的影响，这些协定和组织限制了各国的选择，但也为各国提供了求同存异、适当妥协的空间。

学者们将其称为“机制”，即为解决某个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形成的一系列规则和讨论空间。当全球性挑战出现时，会有一种有益的本能促使我们齐心协力，构建特定的机制克服困难，而非各自为营。近期的气候变化及金融危机蔓延就是例子。这与马基雅维利及霍布斯认定的掠夺式的、狭隘且自私自利的国家间政治相去甚远。当今世界有近200个主权国家，这在过去绝对难以想象。因此，当前国家间更广泛且更深刻的关于行为准则的道德共识也是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

霸权主义和国际规则的结合一度维护了全球稳定。两者曾共同发挥作用，而不是相互竞争。联合国体系（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和否决权在内）设立的初衷是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尤其是美国的权威。美国为自己的霸权设定了诸多假想障碍，在欧洲和亚洲驻军，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实施了马歇尔计划，担负了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预算中最大的份额。它的竞争对手苏联则利用意识形态、石油和资源在东欧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起一个附庸国集团。双方以相互确保摧毁为威胁，地区冲突被两极对抗所抑制。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国，承担起了所有的负荷。它拥有庞大的军力优势，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最丰富的贸易及投资，它还拥有强大且稳固的政治体系和安全得固若金汤的国家领土，在世界各个角落部署着外交人员、军队及强大的谍报网。与此同时，各类国际协定和论坛构成了一道屏障，防止争端演变为暴力，将竞争导向讨论和共识。这样一来，霸权稳定论似乎得到了证明：枪支和金钱的硬实力与文化和思想的软实力及各种制度一起表明，一种长久且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美式和平就在眼前。

不是霸权，是什么

10年后，这一图景复杂了许多。“9·11”事件的重击粉碎了美国人认为本土绝对安全无忧的幻觉。伊拉克和阿富汗冲突的难以解决暴露了美国在军事优势上的局限，金融危机及大衰退将其经济问题暴露无遗，两大主要政党的较量加剧了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趋势。然而，这一时期，美国并没有遇到清晰的对手。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确实不同凡响，但相对于美国来说仍难望其项背，并且两国自身都有严重的弱点。其他大国也没有达成能够利用美国弱点的重要联盟或协定。经典均势理论的要素（各国谋划联盟以抵消另一个联盟的影响力并限制其势力范围）尚未显现。少数国家开始明确地在几乎所有国际场合（从贸易规则谈判到气候变化谈判）争夺主导权，但这毕竟还是和边界地区的武力集结有天壤之别。自华沙条约组织解体至今，还没有出现任何公开反对由美国领导的北约的军事联盟。然而，对于美国霸权的行使，国内意见并不一致，最多只能说是前景并不明朗。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毕竟在过去几年中，这种不确定确实引发了很多的猜测与担忧。

有人回应指出，霸权国要付出经济及政治成本，但近年来美国承担这些成本的经济能力和政治意愿都在下降，这是美国衰落的信号。这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话题。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1987年出版的著作《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描述了世界权力体系在500年中的起起伏伏，在结尾部分援引以往帝国的经验，就美国并不牢靠的统治地位发出了警告：当一国不能整合资源以支持过度扩张的军事行动时，其统治地位便岌岌可危了。苏联解体似乎驳斥了肯尼迪的预测，但“9·11”事件后的世界似乎再次印证了这一预测的合理性，甚至一些美国霸权的鼓吹者也开始担心，现有世界秩序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一些阴险的竞争者的出现，而是美国无法扮演好自身的角色。著述颇丰的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巨人》（Colossus）中提到，美国应该多做一些事情，这样才能承担起作为“自由帝国”引领者的责任。弗格森认为，战后所有的规则和制度都加起来也不足以应对从技术中汲取了新力量的流氓国家、恐怖主义或是疾病，“世界需要一个能够干预的机构……控制流行病的传播、推翻暴君、结束局部战争并根除恐怖组织”。也就是说，世界需要一个有能力且活跃的霸权国。

关于国际竞争的未来趋势，可谓众说纷纭。保守派学者罗伯特·卡根预测，随着中国、俄罗斯、印度和逐渐统一的欧洲开始争夺权力，“21世纪将向19世纪看齐”。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竞争者虽然并未公然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但其正采取“软制衡”的手段限制和削弱美国的霸权，比如通过非正式协议、在国际论坛上结成投票集团或是拒绝美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请求。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弗格森的担心过于夸大了，因为美国的霸权地位并未受到多大的损害。即便当今世界像法里德·扎卡利亚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后美国世界”，不断有新的竞争者出现或是存在着多极，美国也依然享有独特优势，而这些优势非但没有削弱反而还在强化美国的权力。

还有人担心，全球经济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霸权还是国际规则都可能不复存在。他们害怕世界秩序的原始状态（无政府状态）将再次生根。早在1994年，罗伯特·卡普兰便觉察到，无政府状态在随着失败国家、种族冲突、难以控制的恐怖团体和犯罪网络的增多、已经连结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脆弱性的突显以及疾病的传播和其他灾难的蔓延而逐渐显现。政治学家兰德尔·施韦勒的观点更可怕，他把世界体系正在发生的变化比作物理学中“熵”状态的开端。当一个体系混乱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发生不可逆的熵变。施韦勒认为，信息超载、身份及利益的大不相同让国际政治变得混乱无章，“熵会减少并化解体系中的有效能量。没有人知道权威在哪，因为根本不存在权威。没有权威，便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统治和支配”。

显然，世界体系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以上讨论虽然重要，但在世界将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各种观点本身就大相径庭，并且我们需要改变传统看法。如此看来，上述讨论便略显空洞。权力衰退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更清晰的视角。

谁害怕这只“大坏狼”？走投无路的传统权力

从根本上讲，大国用以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成功的工具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武器、金钱及外交手段往往所向披靡。强大、装备先进且战斗力突出的军队，强大的经济实力，先进的技术水平，丰富的自然资源，忠诚且训练有素的外交精英、律师和间谍，以及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或价值体系一直都是一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基础。在任何历史时期，那些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政治最稳定、资源最丰富的国家都享有优势。今天，这些要素本身的重要性并没有弱化，但它们所支撑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及软实力等传统权力的效力、有用性和影响力在弱化。

从压倒性力量到临时联盟

如第6章所讲，美国的武器、军队及后勤支出比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其支出不是没有意义的，所谓的美式和平是真实存在的，美国的军事优势是稳定的最终保障。事实上，美国正式承担着超过50个国家的安全保障义务。美国的军力覆盖了超过130个国家，既有长期驻军，也有展开军事训练、参加维和行动、特种作战行动和平叛行动的小部队。因此，美国的军事支出始终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同时，美国还领导着北约。北约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军事联盟，在其竞争对手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以后，它的规模始终独一无二。它具有浓厚的霸权主义色彩。联盟一直以来都是大国政治的核心要素，它们通过可信的军事威胁助力于外交，划分势力范围和禁区，并通过共同防御条约阻止攻击。因此，联盟是世界秩序的基石。数十年来，世界各国的联盟模式保持着稳定。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在“铁幕”两侧推行严格的秩序。在当时的发展中世界，新独立的国家很快就被西方或是共产主义阵营引诱、拉拢或要挟，最终加入联盟。

时至今日，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已有20余年，而北约依然在耀武扬威。事实上，3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及7个苏东集团成员国后来都加入了北约。北约和俄罗斯仍是对手，俄罗斯不愿意它的其他邻国继续加入北约，而且反对北约在中欧部署防御导弹。然而，它们也互称对方为合作伙伴，而不是死敌。2002年，双方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致力于疏通相互之间的关系，解决争端。除了俄罗斯之外，北约并没有其他明显的潜在敌人，这对于一个主要联盟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形势。这种状况迫使北约另觅途径，保持它与这种战略模式不脱节。最典型的例证便是它在阿富汗的行动，不仅北约28个成员国全部参加了行动，还有另外21个国家出了兵。

但显而易见的优势掩盖了其不断增多的缺陷，这些缺陷反映出北约缺乏巨大的现实威胁，其内部权力也在分散。美国是阿富汗战争中的主导，其他国家只是谨慎或象征性地出了一点儿力，甚至还有几个国家撤了军。2010年2月，荷兰政府因为国内反对出兵而垮台，荷兰随后撤军。法国和德国拒绝了美国向其提出的增兵要求。各国军队在战场上听从的是各国军事指挥部门，甚至是立法机构的命令，布拉格或海牙的议会做出的决定可能会限制北约军队在阿富汗战场上的行动，以至于一些美国士兵把所谓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谑称为“看着美国人打仗的部队”。

北约内部经受着这些矛盾的煎熬，其成员国之间的协调也经受着外部平行结构的挑战。作为一个成立已久的防御组织，西欧联盟与北约有一些结构上的重合。它有自己的防御政策和机制，以自身名义执行维和、军事援助及参加多国部队等海外任务。当然，每一个欧盟成员国都保留了自己的军队。

作为一种新型的多国军事联盟，“意愿联盟”的崛起印证了传统联盟的衰落。这种衰落的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出现在2003年，当时，一些临时聚集在一起的国家表示要么会直接参与伊拉克战争，要么会支持美军的行动。但更多时候，这种衰落是正面的。例如，在阿富汗行动以及一系列安全、维和和人道主义行动中，在地震后的救援和索马里附近海域的巡逻中，各国虽然没有结成正式的联盟，没有受到权威的强迫，但将军事力量整合在了一起。由于这种集体的“意愿”是临时产生的，各国发挥的作用会因各自国内政治发展的不同、各自承担财力负担的意愿的不同以及交换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例如，许多国家出兵伊拉克是以美国简化对其公民的签证审批手续为条件的。

至于那些在美式和平下真正结成的新联盟，有些不过是地区性组织成员国商讨军事合作的论坛而已，和欧盟相似。以非洲联盟为例，它有自己的维和力量，用以干预地区冲突。又比如，南美防务委员会正在拉丁美洲建立军事网络。但这些联盟都缺乏传统联盟的一些特征，包括紧密合作、分享计划和技术并承诺实施共同防御等。或许，有人曾预期以中国或俄罗斯等大国为首的新联盟会出现，取代华沙条约组织曾经的地位。但就此而言，最积极的努力是由委内瑞拉前总统乌戈·查韦斯做出的，他试图与古巴、玻利维亚及其他一些国家组成军事联盟，形成一股针对美国的地区性对抗力量，却没能取得成功。事实上，如今更具代表性的“联盟”是国家与其所支持的非国家行为体的联盟。例如，伊朗支持真主党和哈马斯；又如，有报道称，委内瑞拉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巴斯克激进组织“埃塔”等组织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

在军售领域，至少是传统军售领域，传统等级制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存。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一直是主要的军火供应商，几十年来，它们始终控制着绝大部分军火交易。不过，政府支持的官方军售只是全球实际军火交易的一部分。正如联合国秘书长2011年4月的报告所说：“近几十年来，军火交易的主体发生了转变，军火交易已经从最初的政府官员或特工之间的直接交易，逐渐变为随处可见的私人交易，这些人交易的空间是全球化的，往往有多个场所。”这一部分军火交易缺乏管理，情况混乱，已经失控。这也反映了各国国防部门在武装冲突中控制力的弱化，是权力衰退的又一表现。

经济外交的衰落

通常，除了缔结军事联盟，大国也会运用经济手段换取其他国家对本国利益的支持。这其中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双边援助，即一国政府通过借贷、补助、特惠贸易或资源交易等方式对另一国政府的直接援助。当然，经济外交有时也用于惩罚目的，如对目标国设置贸易壁垒、联合抵制、禁运或对他国经济组织进行制裁。

现在，这些手段仍在使用，但其权力效力却在减弱。首先，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国对另一国物资、消费者或是融资的依赖程度已经极大降低。而在世界贸易谈判中，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富裕国家，都将减少贸易壁垒、建立更开放的资本市场视为长期目标。“华盛顿共识”得到全面推行，成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机构的贷款条件，也削弱了美国及英国和法国等曾经的殖民主义国家几个世纪以来所掌握的权力。

当然，因为核问题而对伊朗进行制裁是个例外。联合国、美国、欧盟和其他几个国家对伊朗采取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如对伊朗石油实行禁运、削减与伊朗中央银行的交易及限制其旅游业。但在此过程中，美国还要考虑几个对伊朗石油有依赖的盟国的利益，避免它们受限。此外，一些国家有时并不愿意减少购买伊朗产品，其中既包括像韩国和印度这样的友好国家，也包括像中国这样拥有强大实力的国家。因此，美国在做决定时总是进退两难。

此外，通过对外援助彰显自身实力的国家现在越来越多。“二战”结束时，世界上仅有五六家援助机构，而如今却有60多家。20世纪50年代，高达88%的世界援助仅来自于3个国家，它们分别是美国（58%）、法国（22%）和英国（8%）。60年代，随着日本、加拿大和几个欧洲国家海外援助机构的建立，双边援助有了第一次显著发展。紧接着，荷兰和一些北欧国家成为对外援助的主力军，其对外援助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比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还要高。70年代，阿拉伯国家因为石油而发了一笔横财，它们纷纷建立起合作发展基金，用于支持伊斯兰国家和整个非洲的项目计划。到了90年代，随着东欧国家及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加入，援助国的版图再次扩大。截止到2009年，美国、法国和英国的援助总额仅占世界所有政府发展援助的40%。

以上还只是双边援助的情况，它在全部援助中所占的比例为70%。而全球至少有263家多边援助机构，其中既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世界性机构，也包括北欧发展基金等地区性机构，还包括世界渔业中心和国际控制碘缺乏病委员会等专业机构。在多边援助中，发展最迅速的是通过非政府组织提供的私人援助，这些非政府组织通常都有自己的援助计划。2007年，政府发展援助（包括双边和多边）总额约为1 010亿美元，而私人援助总额约为600亿美元。与政府和多边组织相比，全球私人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更多，其竞争力也越来越强。

援助渠道的增加意味着受援国是在与很多合作伙伴而不是少数垄断着援助并借机对别国政府施加影响的国家打交道。20世纪60年代，每个受援国平均享有12个援助渠道，而2001~2005年，这一数字几乎是60年代的3倍，达到了33个。在对外投资领域，经济权力的分散体现得更明显。联合果品公司曾经是“香蕉共和国”中美国利益的传送带，现在，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跨国公司的利益在不断扩展，已经超出自己国家的范围，有时甚至还成为对外政策的代理人。随着全球市场的扩张，外包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企业并购潮的出现和个人巨额投资的兴起，跨国公司已经日益脱离母国的对外政策轨道，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其控制。举例来说，全球最大的钢铁公司安赛乐米塔尔集团的总部设在欧洲，其股票在6个国家的证券交易所发行，其最大的股东是印度的一名亿万富翁，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在它身上还有什么国家利益可言？

事实上，近些年来，还是有国家通过海外投资扩大了自身利益，它们便是新兴经济体国家。这些国家的公司活跃在国际投资领域，尤其是农业、自然资源、建筑和通信领域。例如，巴西石油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活跃在石油领域，马来西亚森那美集团活跃在橡胶领域，墨西哥西麦斯公司活跃在水泥领域，墨西哥宾堡集团活跃在食品领域，南非移动和印度巴帝电信活跃在移动电话服务领域。像这些公司一样参与南南对外直接投资的公司还有很多，它们背后是日益强大的投资促进机构、进出口银行和政治风险保险机构的支持。据估计，现在有2万家跨国公司将总部设在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在全球对外投资中仍占少数，但也从1991年时仅有的120亿美元猛增至2011年时的3 840亿美元，这其中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的比例也在增长。2008年，全球超过40%的并购是由新兴市场投资者完成的，其在管理、人员和品牌能见度等方面的保证，成功打消了过去人们一直持有的“对外投资是富裕国家的政治工具”的观点。

当然，在需求最多而援助竞争最小的领域，经济外交仍然最有可能造成政治影响。近些年来，石油储量大但政治不稳定的非洲成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必争之地。过去10年，中国在非洲修建公路、医院和其他基础设施，影响力逐步提高。此外，由于西方国家资金援助的政策及管理条件烦琐，中国以远远高于西方公司的出价购买到了石油特许权，迅速将项目揽入囊中。在中国最近赠予非洲的“礼物”中，向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联盟总部提供的2亿美元的支持备受瞩目。中国不仅慷慨，还全力维护受援国的主权，不涉足受援国当地的政治动乱及反抗，因此赢得了非洲政界精英们的信任，对法国和美国的公司机构构成了有力竞争。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与日俱增，但它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印度、南美和阿拉伯国家）扩大投资时，也面临着权力衰退的威胁。

软实力的弥漫

如果说大国的军事及经济权力已经弱化，那么它们的软实力优势同样受到了影响，尽管其程度难以衡量。自2002年以来，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了民意测验，调查结果证实，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国际形象都有所下滑，在美国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后尤其明显；在奥巴马当选总统之后，美国的国际形象似乎有所提升，有时甚至回升到了超过2002年的水平，而有时则不然。例如，在德国，2002年时有60%的受访者对美国抱有好感，相比之下，2007年时这一比例只有30%，而2009年，这一比例又上升到了64%。在土耳其，2002~2007年，对美国抱有好感的受访者的比例从30%下跌到9%，而2009年又提升到14%。以此作为衡量标准，美国在不同国家的软实力相差悬殊：2009年，对美国抱有好感的受访者的比例在尼日利亚、英国、中国、阿根廷和约旦分别为78%、69%、47%、38%和25%。截至2012年，在很多国家，“奥巴马红利”的效应都在减退。

中国的情况与美国相似。中国在尼日利亚的形象提升最显著，2006~2009年，对中国抱有好感的尼日利亚受访者的比例从59%上升至85%。相比之下，中国在土耳其的形象下滑最显著，2005~2009年，对中国抱有好感的土耳其受访者的比例从40%下降至16%。其他国家的受访者反馈都不温不火，对中国抱有好感的受访者的比例基本上徘徊在40%~50%之间。引人注目的是，2011年的皮尤调查报告称，在调查涉及的22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的大多数或相对多数受访者都认为，中国将取代或者已经取代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各国对欧盟的看法也有好有坏。2010~2011年，在调查涉及的20个国家中，欧盟的整体形象在13个国家出现了下滑。各国对俄罗斯的看法则整体偏向负面，对于伊朗就更是如此。不过也有一些很突出的例外，比如，2009年，57%的黎巴嫩受访者对俄罗斯抱有好感，74%的巴基斯坦受访者对伊朗评价较高。

这一切都间接表明，软实力至少是不稳定的，在当今信息传递空前迅速的环境中，软实力非常容易受到短期世界局势变化的影响，但这并未阻止大多数国家对软实力的信奉，各国都在寻求提升自己的软实力。学者约书亚·科兰滋克认为，中国转向软实力战略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97年，当时中国为了“支持亚洲”而拒绝实行货币贬值。从那以后，中国成为许多东南亚国家的主要援助国，它还将援助和项目投资的范围扩大到了非洲，推进其国家电视节目在海外的播出，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开设孔子学院，进行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2012年2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华盛顿设立了演播室，面向美国观众制作电视节目，其工作人员超过60人。中国也正在成为全球艺术家和建筑家的聚集地，其全球重要性的日益提高促使很多外国家长考虑给孩子报名学习中文。软实力是中国一项明确的战略。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印度，软实力与其说是政策重点，不如说是分析家们的一种考虑，他们希望印度依靠其民主以及过去被吸引到印度的旅行者、探索者和今天来到印度的投资者建立起不可小觑的软实力优势。曾经担任联合国高级官员、印度外交国务部部长的政治家、作家沙希·塔鲁尔说：“印度人有一种讲故事的特殊天赋，与竞争对手相比，他们更有说服力，也更迷人。”印度海外文化项目负责人认为，瑜伽的流行也是印度软实力的组成部分。这听上去可能有些模糊，但印度有一项软实力是全球公认的，那就是宝莱坞—全球最大的电影出口产业。数十年来，宝莱坞电影横扫亚洲、非洲、中东及东欧市场，喜爱者甚多。如今，它正在开拓西方主流商业市场。

如果说如同好莱坞和宝莱坞所证明的那样，媒体的渗透和人气是最可靠的软实力指标，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电视连续剧、尼日利亚的低成本电影，还是南非的真人秀，都在扩大其各自国家的影响力。在俄罗斯和东欧，就像冷战的结束让大量武器流向国际市场一样，国家电视台垄断的终结创造了巨大的真空，给低成本的拉丁美洲电视剧创造了机会。有人会沉迷于这些电视剧，这样就形成了市场。在东南亚，整整一代人都成了韩国迷，他们对韩国的了解不是源于韩国与朝鲜的冲突，也不是源于韩国20世纪70年代的独裁统治，而是源于韩国的电子游戏、流行歌手和《冬日恋歌》等韩剧。韩国政府对此大加利用，以它在各地区的文化中心为据点，主办演唱会，开设语言和厨艺课程。提升软实力的机会一旦出现，要利用它就容易了，而且成本往往很低。韩国文化最近的登陆地是美国，说唱歌手朴载相的歌舞《江南style》在美国掀起了一股热潮（“江南”是首尔的一个时尚街区）。韩国流行音乐也吸引了大批歌迷，据《纽约时报》报道，自2010年以来，节奏布鲁斯歌手朴宰范的歌曲和专辑先后占据过美国、加拿大和丹麦iTunes节奏布鲁斯排行榜的榜首。这些文化元素与三星、现代、起亚和LG等全球品牌一起强化着韩国的国际形象。罗伯国家形象指数调查机构每年会根据对20个国家中的2万名受访者的调查结果推出全球最受欢迎的50个国家排名，2008~2011年，韩国的排名从第33位上升至第27位。

地缘政治的新规则

小国通过意愿联盟、经济外交（投入大量金钱）及软实力推进自身的利益，卡塔尔就是最好的例子。在颠覆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过程中，卡塔尔一直顺水推舟，向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训练及两万多吨武器，并且它在很早的时候就呼吁叙利亚叛乱分子武装起来。卡塔尔试图在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巴勒斯坦，特别是黎巴嫩进行调解。它投资850亿美元，购买大众汽车和巴黎圣日尔曼足球俱乐部。卡塔尔是最有影响力的新闻机构半岛电视台的幕后推手，它一直在努力将自己打造为文化中心，兴建了最受欢迎的伊斯兰和中东艺术博物馆，并高调收购了沃霍尔、罗斯科、塞尚、昆斯和利希滕斯坦的作品。

但是，不是只有石油富国才能跟大国博弈。几个国家哪怕不是邻国或没有共同的历史经历，也可以通过合作增强自己的实力地位，这比加入复杂的国际组织更简单、更能迅速达到目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比以往更积极的只关注邻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而不能抓住这一新机遇的国家势必会失去竞争优势。

上述所有原则都没有否认大型军事或指挥资源的价值，但它们都是权力衰退所引发的逻辑结果，构成了新型国际政治的基础。

可以说“不”

当“二战”的战胜国决定建立联合国时，它们要确保这一体系能够维护自身的利益。美国、苏联、中国、法国和英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有权决定如何解决最严重的国际争端。同时，它们为自己设计了一票否决权，这是国际事务中的一项创新。历史表明，这一举措确实如其设计者所想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5个常任理事国会运用否决权消除对自身利益的威胁，这一权力在西方与苏联对抗的复杂竞争环境中非常实用。1946~2012年，五大国共动用了269次否决权，其中有超过225次出现在1990年之前。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投出了最多的否决票，美国次之，而美国投否决票的主要目的是阻止安理会通过谴责以色列的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政策的决议。在过去10年间，否决权已经很少被用到，法国和英国已经有超过15年未使用否决权了。然而，自2006年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为维护津巴布韦、缅甸和叙利亚等国动用了否决权，使这些国家逃脱了谴责和制裁。

如果说传统大国在联合国很少行使否决权，那否决权在其他场合的运用可谓相当活跃。其中，欧洲共同体的否决权成为各国格外有效的工具。1963年，欧洲共同体仅有6个成员国，由法德联盟主导。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投票否决了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的申请。1967年，尽管法国的5个成员伙伴全部支持英国的申请，戴高乐依然提出了反对意见。直到1969年戴高乐去世后，法国的态度才有所缓和，这才有了1973年英国、丹麦和爱尔兰的加入。整个事件反映了当时欧洲共同体的两个重要国家之一是如何利用否决权防止他国侵害本国利益的，这与安理会中否决权的使用如出一辙。

由于欧洲共同体在重大问题上实行一致同意的表决机制，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欧盟，一个又一个新成员国被赋予了相当大的权力，大到让有些分析家无法理解为何现有的成员还愿意接纳新成员。只要威胁说要让某些新决议搁浅，每个新加入的成员通常都能得到经济上的利益。1975年，由于害怕英国就是否加入欧洲共同体举行全民公决，法国和德国不得不同意新的融资条件，而这些条件明显是对英国有利的。1981年加入的希腊及1986年加入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意不阻挠旨在推进一体化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等新条约和共同货币的推进，作为交换条件，它们从老成员国那里攫取了大量经济利益。

欧盟现在正使用“有效多数”表决机制，即通过一个复杂的公式，按人口分给每个国家一定比例的票数。现在的总票数为345票，而欧洲理事会若要通过某些决议必须至少获得有效多数的255票。这种表决机制仍然能保护小国的利益，防止少数大国强力推行某些决议。然而，在新公共政策制定及联盟进一步扩大等重要问题上，各国仍然需要绝对统一。每年都有小国利用手中的否决权。例如，2007年，波兰投票否决了欧盟同俄罗斯的一项重要贸易合作，直到俄罗斯取消了波兰肉制品的进口禁令。立陶宛也对同一决议提出否决，直到其他欧盟成员国支持其在与俄罗斯的一系列争端中的立场，其中包括要求向被驱逐到西伯利亚劳改营的立陶宛人进行赔偿。荷兰反对塞尔维亚加入欧盟，因为该国未能将其所控制的战犯移交给海牙国际法庭。就这样，小国运用了手中的否决权获得让步，有时还是重要问题上的让步。但有时，从欧盟的大国或是寻求与整个欧盟合作的其他国家的视角来看，这些否决权的使用略显狭隘。

小国在阻挠决议时寸步不让，行动起来毫不犹豫。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收场并不完美，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一些大国的不合作态度、大型工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不妥协等，但最终连一份甚至不具约束力的协议文本都未能出台的原因却是几个让人想都想不到的国家的反对，其中包括委内瑞拉、玻利维亚、苏丹和太平洋小岛国图瓦卢。苏丹代表将富国提出的议案比作“大屠杀”，而委内瑞拉代表竟然切破自己的手指，质问是否只有流血才能表达自己的呼声。他们的行为被视为一场闹剧，但他们的反对之声让本来就一触即发的会议多了几许困惑和不满。大会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只得到了一份“临时协议”的意愿声明，美国、欧盟、中国、巴西、印度及其他大国谈判人员的努力成为徒劳，大会在全球共同承诺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发出了一个消极的信号。

在2011年12月联合国德班世界气候大会上，欧盟成功推进了一项协议。但3个月后，波兰否决了欧盟自己制定的气候变化政策，因为波兰对煤有着严重的依赖。

为何拥有否决权对当今小国来说如此管用？一个主要且矛盾的原因是促进各项国际事务合作的组织数量激增。这些组织越多，一国越可能找到机会，在地区性、意识形态甚至是怪诞的问题上有所发挥，而动机经常是短期国内政治的原因，而非出于防御的目的。但小国的否决之所以还能奏效，是因为大国不再像以前一样能肆意挥舞着胡萝卜和大棒，强制推行自己的决议。军事和经济权力的衰退也让小国更少地受制于传统的保护国和贸易伙伴。此外，随着新闻传播途径的增多，小国不再局限在关起门来的谈判中，而是找到新的途径直接面向全球公众，以博得同情和支持。

从大使到官方非政府组织：新型使者

“美国大使已经成为过去式？”这个问题早在1984年便由埃尔默·普利施科提出，他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史学家，不过此领域如今已逐渐淡出人们的研究视野。普利施科指出，外交大使们作为首要国家代表的地位正受到侵蚀，“元凶”包括旅行的便捷和通信技术的提高，以及政府和他国公众直接沟通方式的增加。除此之外，民族国家剧增的影响也逐渐淡化，其中很多非常小的国家还各自有自己的外交人员部署。当然，所有这些转变只在普利施科提出疑问之后的30年里加速呈现。

关于外交衰退的观点并不新鲜。早在1962年，捷克侨民、学者约瑟夫·克贝尔，也是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的父亲，便撰文探讨过“外交的衰退”，认为外交行业里那些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古老的价值标准和程式已经崩溃，比如谨慎、礼仪、耐心、对相关话题的博学以及对于过早曝光的避免。“现代的外交领域过于频繁地跨越这些传统外交的基本规则。”科贝尔写道，“而且让人遗憾的是，人们被迫相信，罪恶不能完全归因于它的共产主义成分。”除了这些传统价值判断的衰退，克贝尔指出，在峰会和国事访问等场合，政治家们常回避外交人员，因为过去的许多年中，国家首领甚至是大臣都很少出国访问。他还指出，一个民主的国家机制给其他国家呈现它们的说法创造了空间，即使其他国家并不等同回报，因此，苏联领导人能在美国媒体上发表观点，但美国人却不享有直接和苏联人民对话的权利。

如今，那些直接联系渠道已经演变得万千荟萃，包含了各式各样的政治、种族和宗教宣传组织，富裕移民社区代表它们的祖国或是移民代表他们所来到的国家做出的请愿，友好的新闻报道，报纸上的公关消息，文化或旅游组织主办的活动，有钱的律师和说客们的活动，以及源源不断的博客、论坛、广告及网络宣传。对某些国家来说，海外宣传的领先优势并不在使馆工作人员手中，而是在官方非政府组织那里，因为使馆里的那些人受协议和安全考虑的限制。官方非政府组织是什么？这是一个由政府组织的非政府机构：一个“仿冒的”实体，宣称是民间社会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受政府或其代理人的煽动、资助或者指挥。

就拿一个官方非政府组织为例，它坐落在一栋舒适安全的办公大楼，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靠近皇城的地方，这便是朝总联（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朝总联拥有约15万名会员，它服务于一个人数比它大几倍的族群。朝总联管理约60所学校，包括1所大学，它还拥有其他生意，包括银行和一些在日本非常有人气的柏青哥店的权益。而且这个组织还提供护照，这是因为朝鲜与日本未建立外交关系，朝总联实际上起着朝鲜驻东京大使馆的作用。在其管理的学校，它忠实推行着金正恩政权的意识形态。多年以来，朝鲜越发孤立，深陷贫穷，但朝总联一直在坚持着。它失去了朝鲜政府的直接资助，而且日本也取消了它的一些税收优惠。当它陷入债务危机时，日本前情报官员曾试图骗取其总部的信任。朝总联鼓励身在日本的朝鲜人保持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回避日本的机构，但得知日本法院裁定恢复其房屋所有权，它也非常高兴。

并非所有官方非政府组织都是有害无益的。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是创建于1983年的私人非营利机构，它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机构，接受美国政府的资助，因此是一个官方非政府组织。它的工作引起了某些国家的不满，包括埃及（曾囚禁并试图审判该组织的几位成员）、俄罗斯政府以及称美国政府所支持的民主推广是“自利、胁迫和不道德的”中国报纸。其他很多官方非政府组织则是在文化范围内活动，包括英国文化委员会、法语联盟、歌德学院和塞万提斯学院，这些机构弘扬了艺术，在海外传授各自国家的语言。大量在他国运作的宗教团体背后往往有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国的支持，它们不仅试图借此宣扬伊斯兰信念，还希望用其推进它们的地缘政治议程。官方非政府组织可以极其具有创意，比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府有个一年一度的项目，通过接收一系列捐赠，有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提供的，也有由前国会议员、政治接班人乔·肯尼迪经营的波士顿能源公司资助的，该组织把这些所得以廉价燃油的形式补贴给美国东北部的千家万户。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官方非政府组织有好有坏，并且不会在近期消失。为什么呢？因为它们面对较低的政治、经济和信息障碍，远远优于那些大使馆公使、政治军官或科学专员手里的繁文缛节。针对某个当务之急，相比纠集起外交团队里的人事和资源或诉诸高价的说客、公关公司来说，部署一个官方非政府组织的成本要低得多。而且，网络空间里也产生了官方非政府组织，它们以博主、视频制作人以及其他网络声音的方式存在，推进了一个国家的立场，而且不会太死板，面对友好的鼓励和支持时，可以进行修正。

少数者联盟

随着各国就不同问题纷纷建立起正式或非正式的协作伙伴关系，反映了当今地缘政治中实力中心动态转移的趋势。成立于1986年的凯恩斯集团由19个农产品出口国组成，包括加拿大、巴拉圭、南非、阿根廷和菲律宾等，旨在推进改革农产品贸易，撤销关税和补贴。金砖国家引用了5个大型新兴市场（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还有后来加入的南非）的英文首字母，各国领导人于2009年在俄罗斯举行了首次会晤。其实，早在8年前，美国高盛公司的一位银行家就提出“金砖四国”这一概念，早在政界注意到之前，它们便已为商界所知。俄罗斯同时还是工业国组成的八国集团中的一员，墨西哥、南非、巴西、印度和中国这五国后来也加入其中，组成了G8+5集团。有关20国集团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包含19个国家和欧盟的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另一个包含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但数量上已经超过了20个。这两种版本中的有些国家是重叠的。在世界各地，还不断有一些新的贸易集团和地区性合作组织正在酝酿设立中。“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是2005年由委内瑞拉和古巴发起的一个联盟组织，如今有包括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加勒比地区的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群岛、多米尼加和巴布达7个成员。这个联盟的作用类似于贸易协定，但却有较高的政治诉求。联盟内各国可以共享的其中一项福利是眼部护理（由古巴提供医疗服务、委内瑞拉提供的石油资助）。

这些联盟有一个主要的共同特点，那就是不会随意接纳新成员。由于它们只允许有着共同关心的问题的成员加入，因此更像美国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自愿联盟”，而不是像加入联合国或是国际气候变化协商谈判。例如，2012年3月，金砖国家一起探讨建立一个共同发展银行，以动员国与国间的储蓄，推动更深层次贸易关系的开放，尤其是促进其他三个成员国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合作。

与国际性大联盟相比，这些联盟通常能更好地完成制定的目标。真正全球性的协议现在已经很罕见了，还在实际发挥作用的便更少。最近的一次全球贸易协定是在1994年达成的，即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而到现在美国还未认可《京都议定书》，很多签约国也并未完成指标。2000年，联合国发表了由192个国家签署的“千禧年宣言”里预计到2015年目标日期时，实现多项全球性的社会目标。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失败收场，尽管付出了外交上的巨大努力，却仅勉强得到了一个象征性的结果，也许从中除了能看到希望普遍遵守的多边行动计划的特性，还能看到很多。

一种新的方式，我把它叫作“最小化的多边主义”，也许为各国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即把数量尽可能少的国家召集到谈判桌前以期改变解决某个特定问题的方式。比如，世界上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世界前20个濒危鱼类资源消费国，世界前几位与非洲援助相关的国家，等等。当“最小化的多边主义”成为少数国家的联盟时，会给小国送去福音，因为它不但办事成功的概率更高，而且也不会遭到大国的叫停。然而，“最小化的多边主义”也会受到权力衰退的影响。因为很多这种机构都是针对某个问题专门设立的，对全球的参与缺乏一种道义上的压力。同时，当面临成员国政府解散或被推翻、成员国人民提出异议或是政策倾向发生改变时，这种机构也会遭受损害。

这里有管事的吗

层级的平坦化意味着，少数几个主导国（更不用说单一霸权）不能再左右国际合作的方向以及世界如何处理当前和将来的危机的方式。它同样意味着传统的外交设置的重要性下降—外交部、大使馆及工作人员、国家救援机构以及其他双边服务系统，在过去，这些设置控制着双边活动的方式，外交人员曾是特定互动规范的看门人和守护者。如今，他们的媒介作用不再那么明显，传统治国之道的优势也不那么突出。小国也有充分的主动权，非国家行为体可以畅所欲言，而且对于海外公众舆论，各国也有很多渠道长驱直入。

过去的70年由相互合作和威慑建立起来的根基已经足够强大，它完成殖民地自治化，抵御侵略和进攻，并限制脱离和分立。苏联和南斯拉夫这些不灵便的联盟由意识形态和军力堆砌起来，它们的解体看似是意外，却肯定了核心的规则。总之，主权国家仍然存在，它们拥有的主权独立的派头并不是不值一提的：军队、边境管制、货币、经济政策和税收。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它在这场由谈判、联盟、协议、宣传和对抗形成的大博弈中得以表现）便有了存在的理由。

狗虽有得意的时候，却也不能总是摇尾巴。美国或是中国的力量相对于欧洲、拉丁美洲或是亚洲的小国来说，无论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处于绝对优势。跟不上的是权力的效能，而不是它的潜能。美国总统的电话任何时候打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会有人接听。他可以闯进一场其他领导人的会议，改变谈话的方向。照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领导人的影响力也在与日俱增。这些动态的权力常在国际会议和峰会等场合显现，并影响着会议的结果。这些人给自己贴着那样的标签，不能简单地说是侵略主义或者对于老方式的缅怀：事实上，这样做确实不一样。

但是权力的终结意味着沉溺于哪个大国在崛起、哪个大国在衰落的话题，根本就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好比说地缘政治到最后只是沦为全球精英的零和博弈。是的，任何一个引起各国对抗的问题，就这问题本身而言都是重要的。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军力水平上的趋同化当然值得关注，而对于美国呼吁中国升值人民币的请求，中国的反应同样不能不予以关注。美国和欧盟在贸易政策、农业补助以及对战争罪犯处理方式上的差别一样值得注意，印度和中国对于碳排放问题的立场也一样，但这些并不意味着一个霸权国的倒下必由另一个霸权国取而代之。以后的超级大国不仅看起来跟其前辈不一样，其做法也将不同。大国随意操纵的空间已经大幅缩小，而小国阻止、引导或只是简单地忽视大国的能力将不断增强。

那么是不是说另一个观点就是正确的呢？民族国家、非国家行为体、活跃的资金流、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官方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免费代理，这一切相互交错，关系模糊，搞得形势更为复杂，是不是说这个世界正奔向一场21世纪更新版的霍布斯所称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默认的答案是肯定的，除非等到我们适应了权力的终结，并且接受无论是在政府框架之内还是之外，我们跨越国界合作的方式都必须改变。

我们没有理由不这么做。世界体系的瓦解已经多次被预测，特别是当技术革新或是文化和人口结构发生沧海巨变时，就会有这样的预测。托马斯·马尔萨斯曾预言说这个世界不能承载剧增的人口。然而这个世界做到了。目睹了19世纪工业革命以及全球市场和贸易扩张的马克思主义者预测资本主义将在自身内部矛盾的重压之下分崩离析，然而它并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大屠杀深刻动摇了我们对于人性道德的信心，然而这个世界作为应对的产物—那些规范和机构却长久不衰，直至今天依然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弥漫的核毁灭恐惧也未发生。

今天，国家间的层级结构变化不定，发挥国家权力的方式也跟过去不同，于是一整套的新挑战应运而生，这些国际性的威胁和危机包括全球变暖、资源消耗、核扩散、走私贩运、基要主义等等。要知道，这些东西凑到一块儿，可不是一般的折腾。每一场新的屠杀、爆炸案和环境灾难都深深地刺激着我们的神经，而那些费力的会议和峰会好不容易得出的模糊结论，好像并不能给我们一点儿慰藉和希望。看起来，这个世界似乎是没有管事的了。这种感受以及催生这种感受的世界潮流都将延续。但是，要说寻找一个现成的或是新晋的霸权国，重新主张控制权，那可是愚蠢的人才会干的事。国际合作的最终目标是所有人共享这个星球，而要应对新的挑战，恐怕只能在新的世界风貌下才会实现。那时，权力将更易于获得，却更难以运用甚至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