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终结》

第四章 权力失去优势：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

哈维尔·索拉纳是西班牙外交部前部长、20世纪90年代中期担任北约秘书长，后又任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他曾对我说：“过去25年间爆发了很多危机，其中包括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伊朗核问题谈判和巴以冲突等。我亲眼见证了，即使是经济最发达、技术最先进的权力大国，也会受到多种新力量与新因素的制约。他们（我的意思是我们）已经很难再为所欲为了。”

索拉纳是对的。叛乱分子、边缘政党、新兴创新企业、黑客、组织松散的活动家、骤然兴起的公民媒体、城市广场上群龙无首的年轻人和那些好像“从天而降”的具有领袖气质的个人都在撼动着旧秩序。他们并不都是人们乐于接受的，却都促成了海军和警察部队、电视网络、传统政党和大银行权力的衰退。

这些微权力行为体规模小，不知名或是曾经微不足道，他们已经找到了削弱、约束或挫败曾经在各领域居于控制地位的大型官僚组织的途径。他们缺乏规模、协调、资源或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声誉，并不符合过去判断权力行为体的标准。他们本不应该参与权力角逐，或者至少不应该在被优势竞争者压制或合并之前加入权力竞争。但事实恰好相反，传统权力行为体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很多选择现在都遭到了微权力行为体的否定。在某些情况下，微权力行为体甚至正在赢得与大型权力行为体的较量。

新兴的微权力行为体是如何做到这些的？是通过赢得竞争而将大型权力行为体驱逐出局吗？不是。他们还不具备全面取代大型权力行为体的能力。他们的优势在于，不用像大的权力玩家那样为规模、资产、资源、集权和等级制度所累，也不用在组织的培育与管理上花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当微权力行为体越来越多地具备了大型权力行为体的上述特征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其他新兴的微权力行为体同样可以有效地对他们发起进攻。因此，成功的微权力行为体利用的是新的优势和技巧。他们阻碍、削弱、破坏并挫败大的权力玩家，后者虽然拥有大量资源，却准备不足，无法抵抗。他们凭借这些技巧就能动摇并取代权力根深蒂固的大玩家，这表明权力正在变得更易摧毁、更难巩固。而其中的深意更是惊人，表明了曾经在20世纪给这个世界带来喜也带来忧的韦伯口中的官僚组织的衰落。权力与规模的脱钩以及有效运用权力的能力与对大型官僚组织的控制的脱钩正在改变世界，这种脱钩引发了令人不安的思考：如果权力的未来在于破坏和干扰，而不是管理和巩固，我们还能够再对稳定有所期待吗？

什么变了

权力的分散和衰退究竟始于何时？韦伯口中官僚组织的典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路的？我们很难给出答案，更不用说像诗人菲利普·拉金准确指出“性革命”发生时间那样给出一个精确的答案了。

不过，柏林墙倒塌的日子—1989年11月9日，倒是一个不错的讨论起始点。冷战的结束及其所引发的现实及意识形态斗争的终结使半个欧洲大陆摆脱了专制统治，打开了曾经被封锁的边界，开辟了新的市场，也削弱了要利用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维系一个大型国家安全体制的理论基础。那些曾经被迫循规蹈矩的人得到了解放，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表明了旧秩序的颠覆，如1989年圣诞节那天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处决，1990年1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遭到攻击。作为民主德国的秘密警察机关，国家安全部代表了“二战”后官僚组织发展中黑暗的巅峰之一。过去几乎封闭的经济开始对国外投资和贸易开放，这正是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跨国公司所拥护和支持的。正如罗纳德·里根政府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威廉·奥多姆将军所说：“通过为欧洲和亚洲提供安全保护伞，美国人降低了在北美、西欧和东北亚的商业交易成本，这些地区也变得更加富裕。”现在，交易成本将进一步降低，经济自由度也会更大。

1990年12月，就在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推倒柏林墙一年之后不久，英国计算机学家蒂姆·伯纳斯·李在位于法国与瑞士交界地区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成功通过国际互联网实现了超文本传输协议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创造了万维网。万维网的发明引发了全球通信革命，触及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冷战的结束和互联网的诞生无疑是促进当今微权力行为体兴起的重要因素，但它们绝不是仅有的重要因素。我们总是倾向于把巨大的历史变迁归因于某个单一的缘由。比如，文本信息和像脸谱网、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在世界动荡中所扮演的角色。一些人认为社交媒体引发了新的政治运动，另一些人则认为社交媒体的作用被夸大了，他们之间进行了激烈但最终毫无结果的辩论。作为权力角逐中的作用因素，社交媒体在示威行动的协调中起到了帮助作用，也将侵犯人权的行为曝光于天下。但是，有经验的专制政权也会利用社交媒体实施监督和镇压。一旦有所怀疑，政府就可以关闭国家的互联网（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埃及和叙利亚的独裁者在受到挑战时就是这么做的）或利用精心设计的过滤和控制体系减少未经审核的信息在网络上的传播。有人和克莱·舍基一样对互联网持乐观态度，相信技术的未来，但也有人与耶夫根尼·莫洛佐夫和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一样持怀疑态度。他们都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驳斥对方。所以，要理解权力壁垒为何会出现漏洞，我们需要观察更深层次的变革，观察那些在冷战结束或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已经积累和加速的转变。当今时代，权力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生活的基础所发生的变化，来自我们生活的方式和地点以及生命的长度和质量所发生的变化。权力运行的环境变了。

人口统计数据、生活水平、医疗和教育水平、迁移模式、家庭和社区都变了，我们的态度（即我们的抱负、信念、渴望及我们看待自己和他人的基点）也变了。为了深入分析这些变化并理解它们对权力的影响，我们需要把它们归为三类：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数量革命正在使权力壁垒失效，迁移革命正在规避权力壁垒，而心态革命正在削弱权力壁垒。

数量革命：粉碎控制手段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数量庞大的时代，所有事物的数量都比以前多了。人口、国家、城市、政党和军队的数量增多了，产品和服务以及出售产品和服务的公司数量增多了，武器和药品的数量增多了，学生和计算机的数量增多了，牧师和罪犯的数量也增多了。自1950年以来，世界经济产出增长了500%，人均收入增长了350%，最重要的是世界人口数量比20年前多了20亿。到2050年时，世界人口规模将达到1950年的5倍。理解人口的规模及其年龄结构、地理分布、寿命、健康状况和抱负对理解权力的变化至关重要。

数量革命并非局限于某个地区或部分人群。当经济衰退、恐怖主义、地震、压迫、内战、自然灾害和环境威胁等各种各样的负面消息占据了每天的新闻头条时，数量革命不断推进。尽管这些危机的紧迫程度以及人类和地球因此付出的代价并没有减小，但我们仍旧可以断言，21世纪前10年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10年。正如分析人士查尔斯·肯尼所言，是我们“曾经最好的10年”。这一说法是有数据支撑的，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05~2008年，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拉丁美洲，从亚洲到东欧，极端贫困人口（日均收入低于1.25美元的人口）的比例都骤然下降，这是自有全球贫困数据统计以来的第一次。考虑到这10年当中爆发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一进展就更令人感到惊讶。事实上，在危机中，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罗伯特·佐利克曾经表达了他对于金融崩溃会给贫困人口造成严重影响的担忧。佐利克说，专家已经告诉他，贫困人口的数量将大幅增长。幸运的是，他们错了。2000年，联合国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中包括到2015年时消除世界上一半的极端贫困人口。事实上，这一目标提前5年就实现了。

可以对此做出解释的是，尽管爆发了危机，但较贫穷国家的经济仍在继续增长，继续创造着新的就业机会。早在30年前，这一趋势就已经显现。例如，自1981年以来，有6.6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20世纪80年代，亚洲极端贫困人口的比例为77%，1998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至14%。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成功的新兴市场，还发生在非洲最贫穷的国家。经济学家马克西姆·潘科夫斯基和夏威尔·萨拉·伊·马丁指出，1970~2006年，非洲消除贫困的速度比人们普遍认知的速度要快得多。他们根据严格的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在非洲贫困的消除具有显著的普遍性，不是某个或某几个拥有地理和历史优势的国家的经验能够解释的。包括地理和历史都不占优势的国家在内，各类国家的贫困都有所消除。既包括内陆国家，也包括沿海国家；既包括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包括矿产资源匮乏的国家；既包括农业发展良好的国家，也包括农业发展欠佳的国家；贫困的消除与各个国家的殖民地历史无关，也与各国在非洲奴隶贸易时期奴隶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低于或高于平均水平无关。1998年，自有统计数据以来，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的非洲人口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数量。”

当然，数十亿人的生活状况仍然极为恶劣。世界银行公布的极端贫困线是日均收入1.25美元，但即便日均收入是3美元或5美元，人们也还是生活在挣扎和贫困之中。但无论如何，即使是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即使是对最脆弱的“底层的10亿人口”来说，生活质量还是提高了。自2000年以来，儿童死亡率下降了17%以上。1999~2005年，因麻疹引发的儿童死亡数量下降了60%。在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的34%下降到了2008年的17%。

众多贫穷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贫困消除也促进了“全球中产阶级”的壮大。据世界银行测算，自2006年以来，28个“低收入国家”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这些新生的中产阶级可能没有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富裕，但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群体也是世界上数量增长最快的群体。布鲁金斯学会的霍米·哈拉斯专门研究新生的全球中产阶级，他是这个领域极受尊重的研究人员之一。他告诉我：“1980~2012年，全球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大了1倍，从10亿人增长到了20亿人。这一社会阶层仍在快速发展壮大，到2020年将达到30亿人。我估计，到2017年，亚洲的中产阶级人数将超过北美和欧洲的总和。以现在的趋势，到2021年，亚洲的中产阶级将达到20亿人。仅在中国，就会有超过6.7亿的中产阶级消费者。”

哈拉斯很快指出：“这不仅发生在亚洲，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迅速的贫穷国家中，中产阶级的数量都在持续增加。我没有发现任何表明这种趋势在未来不会继续的迹象。尽管偶尔出现的障碍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减缓某些国家中产阶级群体的壮大，但就全球范围而言，这一趋势是确凿无疑的。”

世界的社会经济图景在过去30年中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些改变都是成就，数量巨大且幅度惊人。1990年，世界文盲率为25%，而现在，世界文盲率已经下降到了16%。高等教育普及率有所提高，就连全球平均智商测试分数都提高了。同时，2000年以来，战争导致的死亡人数也下降了超过40个百分点。在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最严重的国家，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再度开始延长。农业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自2000年，发展中国家谷物产量的增长速度达到了人口增长速度的2倍。随着市场上新的供应源与制造商的出现，就连稀土（手机制造和石油精炼中使用的17种稀有元素）都不那么稀缺了。职业科学家队伍的迅速壮大或许是推动这些进步的原因之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被调查国家中正在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的数量从1999年的430万人增长到了2009年的630万人。而很多科学家队伍庞大且还在不断壮大的国家都不在被调查国家之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印度。

人类的寿命更长了，身体也更健康了。综合健康、教育和收入指标以衡量全球幸福程度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显示，1970年以来，世界各地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2010年，该指数比1970年还要低的国家用一只手就能数清。2000~2010年，全球只有津巴布韦一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是下降的。2012年年底，贫困人口数量、儿童死亡率、受教育程度和热量摄取指标与2000年相比都有所好转。简言之，数以亿计的曾经一无所有的人近年来拥有了更多的食物、更多的机遇和更长的寿命。

我的目的不是要像伏尔泰笔下的潘格罗斯博士那样，宣称“在理想的最美好的世界，一切都是为最美好的目的而设”。事实上，上述所有进步都面临着挑战，也都有往往会转化为悲剧的例外。贫穷国家的进步与欧洲和美国的近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享受了几十年增长和繁荣的欧美中产阶级正在因为金融崩溃而失去他们的经济地位，其群体规模也在缩小。不过，人类的整体寿命延长了，整体健康状况改善了，基本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这一切对于理解当今的权力转移和重新分配至关重要，也让我们能够对当前时事做出更前沿的解释。诚然，“阿拉伯之春”及近期其他一些社会运动对现代技术的运用引人注目，但它们的发生与1980年以来中东和北非人口预期寿命的迅速增长关系更密切，与“青年膨胀”关系更密切（数百万30岁以下的年轻人受过教育，身体健康，未来的生命之路还很长，却没有工作或好的前程），当然，也与政治活跃的中产阶级的兴起关系密切。“阿拉伯之春”兴起于突尼斯并非偶然，它是北非经济状况最好的国家，也是贫困人口向中产阶级转变最成功的国家。事实上，受教育水平更高却又缺乏耐心的中产阶级才是近10年来许多政治变革的发动机，他们渴望的进步速度远非政府的能力所及，他们因无法忍受腐败而变成了强有力的反对派。人口和收入的增长本身并不足以改变权力的行使，权力仍可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数量革命不仅是数字的革命，还代表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当人们的营养水平、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加见多识广，与他人的联系更多的时候，很多曾经把权力严密保护起来的要素就不再那么有效了。

关键在于：人口数量越多、寿命越长，就越难对他们严加管理和控制。

从根本上讲，任何政权的权力行使都需要控制国家、市场、选民、追随者和贸易线路等。一国的人口（有可能成为士兵、选民、消费者、工人、竞争者或追随者的人）数量越多，能力越强，越能充分控制自己的财产，政府就越难对他们进行协调与控制。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忆及自己从政以来世界秩序的剧变时直截了当地说：“当今世界，杀掉100万人要比控制他们容易得多。”

数量革命让当权者陷入了痛苦的两难境地：当使用武力的成本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时，如何有效强制执行？当人们生活得更加富足、更加独立、越来越不易受到伤害时，如何维护权威？当这个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时，如何对人们施加影响并回报他们的忠诚？要管理、组织、动员、影响、劝告、惩戒或镇压众多生活水平尚可的人，再用应对少数生活水平较差的人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

迁移革命：禁锢行动的时代结束了

今天，不仅人口数量更多，人们的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人口的迁移也更加频繁。这不仅使人变得更难控制，也通过种族、宗教及专业群体的兴起或思想、资本及信仰的动摇或强化改变了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据联合国估计，全球共有2.14亿移民。过去20年，全球移民人数增长了37%，欧洲和北美的移民人数分别增长了41%和80%。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迁移革命，移民的数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

让我们举个例子，看一下世界人口的加速迁移对美国劳工运动的影响。2005年，6家工会脱离美国劳联—产联（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组成了名为“变则赢”的竞争者联盟。这6家工会中包括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和制衣业工会“团结起来”。在同类工会中，二者低收入移民工人会员的比例均较高，其利益及优先考虑与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等老牌制造业及产业工会不同。这次分裂造成的影响蔓延到了美国的国内政治领域。正如《纽约时报》记者贾森·德帕尔所说：“‘变则赢’在奥巴马总统竞选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人认为是决定性作用）。”国际人口迁移以这样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影响着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国内政治。

根据苏丹立法机构2009年通过的《南苏丹公投法案》，包括居住在美国的约15万苏丹人在内的海外苏丹人有权参加2011年公投，以决定南苏丹是否要独立。哥伦比亚的一些参议员是由居住在海外的哥伦比亚人选举出来的。有些国家散居在海外的人口众多，它们的州长或总统候选人经常去芝加哥、纽约和伦敦等本国同胞定居的地方拉选票并筹集资金，墨西哥的州长候选人和塞内加尔的总统候选人都是例子。

同样，移民也在改变着他们定居的国家的商业、宗教和文化。1990~2011年，美国的西班牙裔人口从2 200万增至5 100万，以至于现在每6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是西班牙裔；过去10年，美国新增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西班牙裔。在福特汽车公司总部所在地密歇根州迪尔伯恩，40%的人口是阿拉伯裔美国人，其中的穆斯林在这里修建了北美最大的清真寺。这些小团体注定会改变当地的联盟、投票模式和商业策略，甚至会改变教会对信徒的竞争。政党、政客、企业和其他机构越来越多地面临着竞争者的挑战，这些竞争者在新的人口群体中根基更深，对他们的了解也更全面。同样的一幕也在欧洲上演着，各国政府已经无力阻止来自非洲、亚洲以及不那么富裕的欧洲国家的移民潮。有一个引人关注的例子：2007年，一名出生于尼日利亚的男子当选爱尔兰波特劳伊斯市（都柏林以西的一个通勤城市）市长，成为该国的第一位黑人市长。

即使是试图限制新的人口迁移的做法也会导致令人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在谈到美国一些州的移民对越发严厉的对待和不友好的环境所做出的反应时，墨西哥外交部前部长乔治·贾斯达涅达和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道格拉斯·梅西指出：“许多墨西哥裔永久居民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他们没有因为觉得自己不受欢迎而离开美国，而是通过‘自卫入籍’成为美国公民。1986~1996年，平均每年有2.9万名墨西哥人加入美国国籍；自1996年开始，平均每年有12.5万名墨西哥人加入美国国籍，为美国增添了200万新公民，这些新公民又会把近亲带到美国。现在，近2/3的墨西哥裔永久居民是以美国公民亲属的身份入境的。”这些新公民自然也是选民，影响着美国的选举形势。

移民的大量汇款也促进了母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2010年，全球各地的移民通过电汇、邮寄或携带的方式给母国带回了4 490亿美元（1980年的汇款总额仅为370亿美元）。如今，移民的汇款额是全球对外援助总额的6倍多，比每年流向贫穷国家的外资的总和还要多。简而言之，生活在国外的工人（他们自己往往很穷）寄回母国的钱比外商投资还要多，比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更多。事实上，汇款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硬通货的最主要来源和经济的最大组成部分，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商业图景。

城市化或许是迁移革命对权力的最大改变。历史上最快的城市化进程依旧在加快步伐，在亚洲尤为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并将继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2007年，城市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数量。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变化，理查德·多布斯是这样描述的：“大城市将成为中国和印度正在壮大的中产阶级的居住地，随之形成的将是分别比日本和西班牙更大的消费市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估计：“每年全球城市人口都要增加6 500万，相当于增加了7个芝加哥或5个伦敦。”国内人口迁移对权力分配的影响与国际人口迁移一样强烈。越来越多的人同时在两个（或多个）国家消费及投资。国内移民，尤其是从农村移居到城市的人口，与国际移民一样影响着权力。

人才回流是人口迁移的一种新形式，它虽然不如城市化普遍，却也重塑着权力图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贫穷国家的许多熟练工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公民移民到了经济较富裕的国家。众所周知的“人才流失”使许多国家失去了花费大量成本培养的护士、工程师、科学家、企业家和其他专业人才，明显削弱了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回到他们的祖国，改变着各自国家的企业、大学、媒体和政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院长安娜李·萨克森尼安发现，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工作的中国台湾人、印度人、以色列人和中国大陆人常常成为天使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他们在各自的家乡创立公司，最终不是回乡就是频繁往来于自己的家乡和移民的国家之间（这也是萨克森尼安将这种现象称为“人才回流”的原因）。这样一来，他们就把在美国学到的文化、方法和技术带回了自己的家乡。企业家回到自己的家乡后，他们在美国这个创业中心耳濡目染的有活力、竞争激烈且兼具破坏性的商业文化不可避免地会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家族企业所秉持的传统的垄断性商业文化发生碰撞。事实再一次证明，迁移革命正以惊人的方式改变着迅速变化的传统社会中权力的获取和行使。

人口的暂时及永久迁移是以产品、服务、资金、信息和思想流动的大幅增长为背景的。1980年，国际游客的数量仅占世界人口的3.5%，2010年，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了近14%，短期游客人数在此期间翻了两番。据估计，全球每年都有3.2亿人飞赴他国参加专业会议、集会及国际聚会，并且这一数字仍在稳步攀升。

商品贸易几乎没有因为2008年开始的经济衰退而减少。1990年，全球进出口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9%；2010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56%。联合国的数据显示，2000~2009年，国际商品贸易总额几乎翻倍，从6.5万亿美元增至12.5万亿美元（以当前美元价值计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数据表明，同一时期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总额从7.9万亿美元猛增至18.7万亿美元。

货币流动水平前所未有。1980~2010年，外国直接投资占世界经济的比例从6.5%增至可观的30%。1995~2010年，单日国际货币流动额增长了700%。2010年，每天都有超过4万亿美元的资金在国际间转手。

信息传播能力增长迅速。你认识的人中有几个人没有手机？几乎没有。即使是在最贫穷落后、运转不良的国家，这个回答也是可信的。《索马里的手机公司在动荡中蓬勃发展》是2009年路透社从这个饱受蹂躏的国家发回的一篇新闻报道的标题。索马里是“失败国家”的一个缩影，这个国家的公民不能像我们一样理所当然地享受最基本的服务。可即使在那里，21世纪的移动电话也随处可见。移动电话的普及速度和更新换代的频率皆令人惊讶。1990年，世界上每100个人中只有0.2个移动电话用户，而2010年，每100个人中的移动电话用户数量已经激增至78人。国际电信联盟报告称，2012年，全球移动电话用户数量突破了60亿大关，相当于世界人口数量的87%，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

这里当然也不能忽略了国际互联网，它的普及速度和出人意料的新用途（及滥用）已无须赘述。1990年，国际互联网用户数量微不足道，只不过占世界人口的0.1%，而2010年，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30%（发达国家互联网用户数量已经超过其人口的73%）。截至2012年，创立8年的脸谱网的用户数量超过了10亿（一半以上的用户通过他们的手机或平板电脑登录脸谱网），推特（创立于2006年）的活跃用户数量达到1.4亿，于2003年推出的互联网语音通信工具讯佳普（Skype）的固定用户数量也已接近7亿。

推特和脸谱网在中东动荡中的革命性作用和社交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已被充分论述，我们也分析了它们在权力衰退中扮演的角色。但在初步讨论迁移革命时，我们也应该考虑另一种工具的影响，它改变着世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它就是预付费电话卡。网络的使用离不开电、计算机和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在我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物仍然是十分昂贵的。而有了预付费电话卡，一个人不管身在多么偏远的地方，都只需要较少的钱和一部公用电话就可以联系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预付费电话卡的普及和全球覆盖率是国际互联网的发展所望尘莫及的。预付费电话卡最早于1976年出现在意大利，它的发明既是为了解决硬币不足的问题，也是为了抑制盗窃和破坏公用电话的行为。这一新产品很快就流行开来，1977年，奥地利、法国、瑞典和英国就开始使用预付费电话卡，5年后日本也开始使用（也是因为硬币的短缺）。但预付费电话卡真正得到迅速发展却始于它在贫穷国家的普及。得益于在贫穷国家的收益，1993~2000年，这一行业的行业收入从2 500万美元猛增至30亿美元。现在，预付费电话卡正在被预付费手机取代。事实上，预付费手机已经取代固定电话，后者要求用户长期使用，并通过复杂的合同把用户和某一家服务供应商捆绑在一起。现在，有了预付费手机，那些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而背井离乡的人和那些工作地点离家较远的人可以和家人随时保持联络，再也不用面临到底是留在家人身边还是去外地赚钱的两难选择了。

所有这些促进了迁移革命的技术都具有两个特点：一是速度，二是大幅降低了商品、资金、人员和信息流动的成本。二三十年前，买一张飞机票要花几千美元，而现在，一张飞机票的价格只是过去价格的一小部分。今天，货物的吨公里运费还不及20世纪50年代的1/10。20世纪90年代，通过电汇方式从加利福尼亚汇款到墨西哥的手续费是汇款总额的15%，如今还不到6%。有了手机支付平台，将来汇款几乎可以免费。

对于权力来说，迁移革命和通信手段的革命性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像理解数量革命的影响一样，直观把握迁移革命的深刻影响。行使权力不只是要保持对真实或象征性领土的控制和协调，还要管理好边界。民族国家如此，主导着某个市场的企业、依赖于某一地理区划内选民的政党或想要把孩子留在身边的父亲也是如此。权力需要被禁锢的受众。当公民、选民、投资者、工人、教区居民或客户没有或少有其他出路时，除了接受眼前的权力机构，他们几乎没有选择。但是，当边界不再严密，被管理或控制的人口流动性增强时，那些根深蒂固的组织维护统治地位的难度就加大了。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移民，人们会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从一个权力管辖范围迁移到另一个权力管辖范围。

信息、资金和价值观流动速度的加快、成本的降低及旅行和交通的便利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挑战者的挑战难度，也让统治者的日子更加艰难。

心态革命：一切都不再理所应当

20世纪60年代末，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发展中国家（他更愿意称之为“快速变化的社会”）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期望膨胀的速度比政府满足民众要求的能力提高的速度要快得多。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且发展迅速的新的中产阶层，他们清楚，有人比他们享有更多的财富、自由或个人成就，并期冀自己也能达到同样的高度。这场“期望革命”和它所造成的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具有全球性，受它们影响的既有富裕国家又有贫穷国家。事实上，全球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所谓的“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却呈萎缩之势，但他们都在加剧政治动荡。身处困境的中产阶级走上街头，为保障他们的生活条件而抗争；扩张中的中产阶级提出抗议，以期享有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例如，为了获得更好更便宜的大学教育，2009年以来，智利的学生几乎定期发起暴乱。几十年前，高等教育还是少数精英阶层的特权，而现在，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子女。但是，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无法再让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感到满足了，他们还想要更好更便宜的教育，并且现在就要。中国面临的境况也是如此，新建公寓楼、医院和学校的质量问题常引发人们的抗议。虽然几年前那些公寓楼、医院和学校根本都不存在，它们的新建已经是进步，但这并不能缓和人们的愤怒，他们希望医疗和教育服务的质量得到改善。这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一种心态的变化，它对权力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场深刻的期望和标准革命已经爆发，它不仅出现在自由社会，也出现在那些最为保守的社会。大多数人以不同于他们父辈的目光审视着世界、邻居、老板、牧师、政治家和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是一直存在的。当今时代，人们获取资源的渠道更多，迁移、学习、联系和交流的范围更广、成本更低，这些改变对于人们的认知甚至是情绪的影响因为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而大幅增强。人类的心态和世界观代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

心态革命如何影响权力

在许多传统社会中，离婚是要受到谴责的。但今天，在全球各地，离婚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201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就连保守的海湾国家的离婚率都在上升，在沙特阿拉伯达到了20%，在阿联酋达到了26%，在科威特达到了37%。离婚率的升高与教育有关。更确切地说，受过教育的女性人数增多，保守的婚姻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导致夫妻冲突，丈夫因感觉受到威胁而提出离婚。在科威特，男女双方均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妻的离婚率已经猛增至47%。研究报告的作者、沙特阿拉伯社会学家莫娜·阿尔·穆纳杰德说：“30年前，海湾国家的女性常常会接受社会牺牲，而现在，她们再也不会接受了。”

全球范围内，心态革命正改变着长久以来的传统。伊斯兰世界的变化只是其中一个缩影。戴面纱的女性成为时尚产品的新消费群体，无息银行出现在穆斯林移民众多的西方国家。在印度，不仅是年青一代，就连老一辈人的态度都在转变。过去，离婚是可耻的，女性再婚尤其受到反对；而现在，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征婚广告行业蓬勃发展，一些征婚者已年过八旬甚至九旬，他们想在晚年为自己找到一个爱人，不再为此感到难堪。成年人开始逃离十几岁或还不成熟时就走入的包办婚姻，他们终于能够反抗家庭、社区、社会和宗教的权力。他们的心态变了。

年轻人的数量比以往更多，他们对权力和权威的心态和态度也在改变。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现在，全球有80多个国家的人口中值年龄不超过25岁。这些国家对世界事务有着极大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约80%的武装民众冲突和种族冲突发生在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勾勒出的‘动荡的人口弧’从中美洲中部延伸到安第斯山脉中部，覆盖了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从中东延伸到了南亚和中亚。”

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加剧了年轻人对权威的质疑和对权力的挑战。现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数量更多，他们拥有的东西也更多，包括预付费电话卡、收音机、电视、手机、计算机和互联网，也包括旅行以及与国内外同龄人交流的机会。他们的流动性比以往更强。在一些工业化社会中，主要人口群体是正在步入老龄的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但在其他地区，占人口比例最大的群体却是年轻人，他们傲慢、寻求改变、喜欢挑战、见多识广、流动性强且与外界联系广泛，他们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在北非和中东已经得到了证明。

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口趋势因移民的流入而变得复杂。美国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如果不是由于数百万西班牙裔和亚裔年轻移民的涌入，过去10年，美国18岁以下人口的数量会持续下降。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口转型，这些年轻移民的到来是其背后的重要因素之一。2012年，白人婴儿在美国新生婴儿中只占少数。布鲁金斯学会人口学家威廉·弗雷指出：

由于移民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在1946~1964年处于20世纪的最低水平，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交往最少。现在，美国移民占总人口的13%，他们的背景更多元。老移民因此而长期处于孤立状态。50岁以上的美国人中，76%是白人，10%是黑人，黑人是最大的少数族裔。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55%是白人，31%是西班牙裔、亚裔和其他非非洲裔人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第一代或第二代没有欧洲血统的美国人，他们会讲英语和其他语言。

总之，老人们现在不仅不了解人口的变化趋势，甚至对此都不会提及。但对于美国和欧洲那些想要获取、行使或维护权力的人来说，了解这些新选民的思维模式和期望是很有必要的。

人类心态变化的程度和速度如何？一系列全球民意调查的结果正为我们展现一幅更清晰的图景。世界价值观调查（WVS）自1990年起就开始跟踪占据世界人口85%的80多个国家中人口的态度变化。该项目负责人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调查报告的几位共同撰写人（尤其是皮帕·诺里斯和克里斯蒂安·韦尔策尔）特别记述了人们对性别差异、宗教、政府和全球化的态度的深刻变化。他们的结论之一就是，全球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个人自主和性别平等的重要性并反对专制。

另外，大量调查结果显示，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欧洲、美国和日本），民众对领导人及议会、政党和司法机关等民主治理机构的信心不仅处于低点，而且在持续下降。这一趋势令人感到不安。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杰西卡·马修斯在认真思考这一趋势后指出：

从1958年开始，美国全国选举研究小组几乎每两年就会问美国人一次同样的问题：“你一直或是大部分时间都相信美国政府会采取正确的行动吗？”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75%的美国人会回答“是”。此后15年，这一比例急剧下滑，到1980年已经降至25%。当然，在此期间，美国经历了越南战争，发生了两起暗杀事件，爆出了导致尼克松总统“自我弹劾”的水门事件，阿拉伯国家也发起了石油禁运。这让美国人有足够的理由疏远甚至敌视政府，最关键的是信任没有恢复。过去30年，美国人对政府的满意度一直徘徊在20%~35%之间。1972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到了不足50%，这意味着40岁以下的美国人从出生那天起就一直生活在一个大部分民众都不相信政府会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的国家。在漫长的40年中，美国人多次投票选举出思想意识不同的新领导人，但他们对政府的低信任度始终没有变化。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有2/3~3/4的公民认为他们的政府在大多数时候所做的事情都是错误的，我们可以想一想，这对于这个国家的健康运转意味着什么。

盖洛普的数据证实了美国人态度的剧烈转变，该公司从1936开始对民意进行持续追踪。它发现，在美国，民众对工会的满意度以及对国会、政党、大企业、银行、报纸、电视新闻和其他主要机构的信心一直在下降。（军队是少数几个仍旧受到美国人信任和支持的机构之一。）即使是长期以来一直深受美国人尊重的美国最高法院的民众支持率也急剧下滑，其民众满意度从1986年70%下降到了2012年的40%。

皮尤全球态度调查数据证实，民众对政府和其他机构信任度的下降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这并不意外。在《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一书中，哈佛大学的皮帕·诺里斯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总结指出，民众对政治体系和核心政府机构的不满日益加剧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始于美国并席卷欧洲的2008年经济危机更加深了公众对政府、政治家和银行等他们认为应该为此次危机负责的权力行为体的强烈不满。

这些调查并非详尽无遗，但它们至少向我们展示了当政治和物质生活发生变化时（有时可能是在变化发生之前），人们的态度和价值观的一些变化。

心态革命促成了价值观、标准和规范的深刻变化，它反映出透明度、财产权和公正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女性和少数族裔，甚至是企业的小股东，都要求受到公正的对待。许多标准和规范都有深厚的哲学根源。它们在今日的普及和流行虽然还远不完美，但引人注目。促使人们心态变化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人口变化、政治改革、民主和繁荣的扩展、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显著提高、教育机会的明显增多以及通信手段和媒体的迅猛发展。

全球化、城市化、家庭结构的改变、新兴产业的兴起和新机遇的出现以及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的普及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而其最根本的影响还是对人的态度的影响。这些变化的信号效应使激发我们行动的渴望持续显著地增强。憧憬更美好的生活是人类的自然特征，但真正激发人们采取行动的不是抽象的生活改善，而是对具体生活状态的渴望。经济学家指出，移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之所以要移民，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绝对贫困，而是因为相对贫困；不是因为他们穷，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过更好的生活。我们和外界接触得越多，由接触激发的渴望就越强烈。

心态革命对权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全球价值观的兴起和由渴望激发的行为的增多成为权力的道德基础面临的最大挑战。它们促进着这样一种观念的传递：事物并不一定总是一个样子，它们会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得到更好的呈现。它们也导致了人们对权威的怀疑和不信任，任何形式的权力分配在人们眼中都不再理所应当。

印度的外包产业是这三场革命同时发挥作用的最佳例子之一。作为印度快速发展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纷纷涌向城市中的电话服务中心和其他业务流程外包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在2011年的收益是590亿美元，直接或间接雇用了将近1 000万印度人。谢赫扎德·纳迪姆研究了印度的电话服务中心对员工的影响，他在《千人一面》（Dead Ringers）中写道：“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工作的人的特点和渴望正越来越接近西方国家……他们彻底反对旧有的价值观，消费引人注目，用西方的形象作为衡量印度现代化进程的标准。”这些工作的报酬相对较高，但它们却使年轻的印度人陷入了重重矛盾和相互撕扯的渴望之中，他们渴望在印度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取得成功，却又为了纯化自身的文化特征而模仿西方人的口音和名字，还要应付来自另一个大陆的富裕的客户的辱骂和剥削。

特别是对印度年轻的城市女性来说，这些工作为她们提供了过去无法得到的机会和经济收益，让她们的行为发生了持久的变化，颠覆着旧有的文化规范。一篇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称“印度电话服务中心的自由是无限的，恋爱是最热门的消遣，性是一种娱乐”，而更符合实际状况的是印度商业联合会近期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称，为了事业的发展，印度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年轻已婚女性选择了推迟生育。

革命的后果：权力壁垒的松动

大量事件似乎表明，变化并没有那么夸张。微权力行为体的出现只是一种反常的现象，强大的权力行为体最终还是能够并将继续占据统治地位。在埃及和突尼斯等国家，专制统治者作为个体可能已经下台，但他们背后的权力机构仍旧发挥着影响力。毕竟，伊朗和俄罗斯政府的镇压，大银行的合并，政府的扩张和紧急援助，甚至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公司的国有化都表明，权力仍然遵循着旧有的规则，不是吗？高盛、美军和天主教会都没有消失，它们仍旧通过多种途径施加着影响。

虽然一些巨头倒下了，但取而代之的新的权力行为体似乎还在遵循相同的组织原则，同样迫切地扩张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不再是美国钢铁公司或欧洲某家钢铁巨头，而是一家曾经处于行业边缘的印度公司。但如果这家印度公司从一些老对手那里获得了许多资产、员工和客户，这种权力地位的交替还重要吗？新兴巨头的运作方式与传统巨头相近，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但如果因此便认为新兴巨头的出现只是资本主义常规运转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合理吗？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我们现在讨论的趋势可以解读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以及他之前的卡尔·马克思）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表现。熊彼特认为：“国内外新市场的开放以及企业组织形式从手工业商铺和工厂向美国钢铁公司这样的企业的发展同样展现了产业突变的历程……它不断从内部改革经济结构，不断摧毁旧结构、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它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事实，也是所有资本主义企业赖以生存的事实。”

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权力转移（包括但不局限于商业企业的上升和失败）无疑与熊彼特的预期一致，它们也符合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提出的“破坏性创新”的特征。所谓破坏性创新，是指依靠全新的方式开辟新市场的技术、服务或产品的变革。破坏性创新的效应最终会蔓延到其他相关或相似的市场并削弱它们。iPad（苹果的平板电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手机支付的方式购买商品或汇款给你远在另一个大陆的女儿也是很好的例子。

熊彼特从整体上关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变革的力量，克里斯坦森详细分析了具体市场，而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相似的力量正在更广泛的人类活动领域发挥作用。本章想要说明，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体现了更为深刻和广泛的变革。

这三场革命都对传统权力模式提出了具体挑战。在传统权力模式中，协调统一的大型集权式组织运用绝对优势资源、特殊资产或压倒性力量获取并维护权力。几个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无论是对人实行强制性措施，还是以更微妙的方式行使权力，这种模式都是最适用的。

如第2章所述，权力有四种不同的作用渠道：威力、准则、游说和报偿。威力（或生硬地强制执行）是强迫人们做他们本来不会做的事情，准则是运用道德义务的力量，游说是运用说服的力量，报偿是运用诱惑的力量。其中，威力和报偿的运用是要改变诱因、重塑情境，让人们按照某种方式行动，而准则和游说的运用是在不改变诱因的情况下，改变人们对情势的评估。权力壁垒的存在是威力、准则、游说和报偿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而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恰好削弱了权力壁垒。对此，表4–1给出了总结性说明。

见表4–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大革命对权力的四种作用渠道（威力、准则、游说和报偿）构成了挑战。毫无疑问，不管是通过法律或军队，还是通过政府或垄断来实施，强制执行都是最生硬的权力行使方式。随着三大革命的不断发展，依靠强制手段的组织为维持对所在领域的控制而付出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美国和欧盟对非法移民和非法贸易的无能为力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了预防和抑制非法移民与非法贸易，美国和欧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在边界地区修建隔离墙和围栏、加强边界控制、应用生物识别技术、设置临时拘留所、发动警方突袭、召开避难申请听证会以及将非法人员驱逐出境等。但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即使不是徒劳的，也是成本极其高昂的。为了阻止来自拉丁美洲的毒品流入美国，美国政府耗费巨资，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反毒品战争”，却没能取得成功。

此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全球价值观的普及让人们拥有了挑战强制性权威的空间、渴望和手段。公民自由、人权和经济透明等价值观日益受到推崇，得到越来越多的倡导者、专家、支持者和平台的推动。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强制执行已无可能，而是实行强制措施的成本升高了，而其效力降低了。

随着三大革命的发展，通过准则或道德义务行使的权力也面临着挑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依靠习俗和宗教制定道德秩序、解释世界。的确，因为疾病和贫穷而寿命短暂的人们在应对生活、互相支持和接受残酷现实的过程中，依靠的是植根于家庭或紧密联系的团体的传统。但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不再像从前那般依赖传统的信仰体系，更愿意尝试接受新的信仰。

在物质生活和人们的行为发生着剧烈变化的今天，习俗或道德义务几乎失去了吸引力，除非它们能反映变化着的形势。天主教会面临的危机就是一个例子。现在，天主教会越来越难招募到愿意誓守独身的神父，也越来越无力应对来自小型福音派教会的竞争，后者能够将教义同特定地方社区的文化及具体需求结合在一起。天主教会的危机发出的警示引人注目。

说服和吸引也是权力的作用渠道。例如，广告公司或房地产经纪人会游说消费者，选民或雇员也会被各种利益所吸引。三大革命同样改变着游说和报偿发挥作用的图景。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场选举即将到来，候选人或政党为了争取选票，会发信息、打广告，并承诺在赢得选举后为选民提供服务和工作机会，作为对选民支持的回报。数量革命造就了受教育程度更高、更见多识广的选民，他们不大可能再被动接受政府的决策，反而更倾向于详察官方的行为，更积极地寻求改变并主张自己的权利。迁移革命使选民的人口构成更加多元和分散，也更加不稳定。有时，迁移革命还会造就一些利益相关的个体，他们虽然身处远方甚至国外，却能够影响辩论和选民。心态革命使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怀疑日益加深。

雇主、广告客户和其他想要吸引社区民众支持或消费的人也面临相似的困境，因为社区人口的利益和偏好趋于分散、更加多元。要吸引一小部分人容易，要吸引一大群人就没那么简单了。规模的优势越是缩小，小众市场和单一议题政治越是受益。因此，在市场力量和小对手的迫使下，大企业的行为越来越像利基企业，对于长期以来习惯了依靠规模带来压倒性权力的大企业来说，这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壁垒坍塌：微权力行为体的机会

接下来，我们将把这些概念带入现实世界。除了概括性的哲学探讨之外，我们可能很难对权力加以讨论，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习惯了根据具体情境（如军事冲突、商业竞争、外交、夫妻关系、父子关系）思考权力。但三大革命所突出的变化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并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今天，它们对人类社会的模式和期望的影响比几十年前或几年前更深入，它们挑战着关于权力获取、运用和维持的传统认知。挑战是如何展开的？自20世纪起就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权力行为体是如何应对挑战的？本书后面的内容将对此进行探讨。

已经确立了权力地位的大型权力行为体并没有消亡，他们正在反击，并且大多数情况下依旧占据上风。独裁者、财阀、企业巨头和各大宗教的领袖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重要作用，影响数十亿人的生活。但是，与过去相比，这些大型权力行为体受到的约束更多，他们对权力的控制也日益动摇。后面的章节将说明，微权力行为体是如何限制大型权力行为体的选择，又是如何在某些情况下迫使大型权力行为体退却甚至完全失去权力的。“阿拉伯之春”就是一个例子。

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正在向马克斯·韦伯以及众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领域的专家所热烈拥护的组织模式发起攻击。这种组织模式昔日的优势正是今天受到攻击的劣势。根据规模经济理论，大型组织的运营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但今天，维持秩序和控制的成本在不断上升。过去，大型的集权式组织占有稀缺的资源；但今天，商品、信息、人才和客户资源都更易获取和使用。过去，大型组织被权威、现代和经验的光环笼罩着；但今天，向大型组织发起挑战的新兴小型组织占据了媒体的头版头条。随着大型、理性、协调的集权式组织模式的优势渐渐减退，微权力行为体通过另一种组织模式获得成功的机会增多了。

但是，权力衰退到了何种程度？产生的后果是什么？接下来，本书将具体探讨内政、战争、地缘政治、商业及其他领域的权力衰退。到底是哪些权力壁垒在崩塌？哪些新权力行为体在崛起？传统权力行为体又是如何予以反击的？

随着权力壁垒的坍塌，权力开始重组。这一进程还远未结束，却已经引发了根本性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