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终结》

【精彩书摘】

第一章 权力的衰退

这是一本关于权力的书。

确切地说，这本书讲的是权力（命令别人做或不做某事的能力）正在经历的转变，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将改变整个世界。

权力正在扩散，传统权力大国不断受到新兴权力国家和小国的挑战。即使手握权力，行使权力的手段也受到了更多的限制。

我们常常误解或全然忽视这一转变的程度、本质和结果，我们常常只关注互联网和其他新技术对权力转移的影响，只关注文化软实力是否逐步取代军事硬实力。事实上，这种关注是不全面的，也会模糊我们对正在改变权力获取、运用、维持和丧失的基本力量的理解。

我们知道，权力正从体力转向脑力、从北转向南、从东转向西、从传统企业巨头转向灵活的新兴企业、从根深蒂固的独裁者转向城镇广场和网络空间中的民众。但如果说权力正从一个洲转移到另一个洲、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或者说权力正分散到众多新行为体手中，那这样的说法是不全面的。权力正经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而这次转变还未被充分认识和理解。长久以来，敌对的国家、企业、政党、社会运动、机构和领导人为了权力而争夺不休，但他们拼命想要得到和维持的权力却在渐渐消失。

简单地说，与过去相比，权力的效用已经减弱。21世纪，权力更易获得，却更难运用，而且更易失去。从会议室到战场，再到网络空间，权力争夺的激烈程度一如既往，但权力带来的回报却在递减。权力争夺之激烈掩盖了权力易失的本质。权力的衰退是21世纪重塑世界的最重要趋势之一，而理解权力失去其价值的方式，并勇敢面对其所带来的各种艰难挑战，是认清这一趋势的关键。

这并不是说权力已经消失，也不是说没有人仍手握重权。美国总统、中国国家主席、摩根大通和壳牌石油公司总裁、《纽约时报》总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和罗马教皇仍然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但与他们的前任相比，他们手中的权力有所缩小。他们的前任比他们面对的竞争者和挑战者少，在运用权力时受到公民参与、全球市场及媒体监督的限制也少。今天的掌权者要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付出更高昂也更直接的代价。反过来，他们对新现实的反应正重塑权力受众的行为，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着人类互动的各个方面。

权力的衰退正在改变世界。

本书的目的在于证明这些大胆的判断。

你可曾听说过小詹姆斯· 布莱克

导致权力衰退的力量众多，错综复杂，前所未有。要想知道原因，就把你的注意力从克劳塞维茨、《财富》500强排行榜和不成比例地占有大量国民财富的美国1%的富人身上移开，关注一下国际象棋棋手小詹姆斯·布莱克，他来自纽约布鲁克林区贝德福德–斯泰弗森特的一个工薪家庭。

布莱克12岁时就已成为“国际大师”，而在美国国际象棋联合会的77 000名会员中只有不到2%的人拥有这一称号，其中年龄在14岁以下的只有13人。那一年是2011年，布莱克将向着“国际特级大师”的称号发起冲击。国际特级大师是国际象棋棋手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称号，是由世界国际象棋联合会根据棋手在世界国际象棋锦标赛上与国际特级大师们交手的表现而授予的终身称号。

当时，已经成为国际大师的布莱克正沿着美国最年轻的国际特级大师雷·罗布森（Ray Robson）的足迹向前走。罗布森来自佛罗里达州，2009年10月获得“国际特级大师”称号，当时距离他的15岁生日还有两周时间。

布莱克的国际象棋生涯是从自学开始的。最初，他从凯马特超市买了一套塑料国际象棋。很快，他就开始看国际象棋类图书并利用计算机程序提高棋艺，他的偶像是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国际象棋冠军—俄罗斯棋手米哈伊尔·塔尔（Mikhail Tal）。除了下棋本身的乐趣之外，激励布莱克前进的动力就是因下棋而拥有的权力。他曾经告诉记者：“我喜欢命令其他棋手。”这清楚地反映了人类对权力与生俱来的欲望。

但布莱克和罗布森的成就在当今世界并不罕见，长期封闭的竞技国际象棋界产生了一种新现象，棋手们开始学棋的年龄越来越小，获得大师称号的年龄也越来越小。布莱克和罗布森都是这一全球趋势中的一分子。拥有“国际特级大师”称号的人越来越多，已经从1972年的88人增加到了今天的1 200多人。年轻棋手越来越频繁地击败世界冠军，棋手占据世界顶级位置的时间日趋缩短，并且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国际特级大师背景更多元。正如作家D·T·马克思所说：“1991年苏联解体时，世界排名前9位的国际象棋棋手都来自苏联。在此之前的43年中，有40年的世界冠军都被苏联棋手获得。”

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来自众多国家的更多棋手现在都有获得世界冠军的实力，而一旦夺冠，等待他们的将是艰辛的卫冕之路。正如专门关注国际象棋赛事的博主米格·格林加德（Mig Greengard）所言：“现在全球有200名棋手有实力打败世界冠军。”换句话说，对今天的国际特级大师来说，权力已不如往昔。

如何才能解释国际象棋界发生的这些等级变化呢？其中一部分原因（也仅限于一部分原因）是数量革命。

国际象棋棋手能够通过计算机程序模拟世界顶级棋手比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还可以利用软件推测出下一步棋的每种落子可能。例如，棋手们可以重下任何一盘棋，检验各种情况下的出棋招数，研究特定棋手的出棋套路。因此，互联网不仅拓宽了世界各国国际象棋棋手的视野，也为各种社会经济背景和年龄段的棋手提供了新的可能，小詹姆斯·布莱克的故事就是一个证明。只要你能够上网，就能从不计其数的国际象棋网站上获得数据信息和与其他棋手切磋的机会。

但技术并不能解释一切，让我们再来看看马格努斯·卡尔森（Magnus Carlsen）的例子。卡尔森来自挪威，是一个年轻的世界冠军、一个国际象棋天才。2010年，年仅19岁的他成为世界排名第一的国际象棋棋手。曾为卡尔森做过《纽约客》专访的D·T·马克思认为，与计算机辅助练习相比，卡尔森的成功主要源于他独辟蹊径的策略（也在某种程度上源于他惊人的记忆力）。马克思说：“因为卡尔森花在计算机练习上的时间比大多数棋手少，不太容易按照他们的套路下棋。他更多地凭借自己的判断。这样，在那些依赖软件和数据库的对手们面前，他的套路就显得难以捉摸了。”

世界国际象棋界权力结构的瓦解也与全球经济、政治、人口和移民格局的变化有关。国界的开放和旅行成本的下降使更多棋手有机会参加世界各地马克思说：“因为卡尔森花在计算机练习上的时间比大多数棋手少，不太容易按照他们的套路下棋。他更多地凭借自己的判断。这样，在那些依赖软件和数据库的对手们面前，他的套路就显得难以捉摸了。”

世界国际象棋界权力结构的瓦解也与全球经济、政治、人口和移民格局的变化有关。国界的开放和旅行成本的下降使更多棋手有机会参加世界各地的国际象棋比赛，教育水平、读写能力、计算能力和儿童医疗水平的提高为国际特级大师的出现储备了更多苗子。今天，城市人口数量史无前例地超过了农村人口，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贫穷国家也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为成千上万过去学不起甚至都未曾听说过国际象棋这一奢侈品的家庭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是，如果你住在一个贫穷国家的偏远农村，那里没有电，或者没有计算机，或者你每天要花大量时间获取生存所需的食物或水，那你要想成为世界级的国际象棋棋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互联网发挥它的魔力之前，还需要具备许多条件。

从国际象棋棋盘到我们周围的方方面面

国际象棋是对权力的经典比喻。过去，国际象棋冠军的圈子小、联系紧密且稳定，但曾经维系这个圈子的壁垒现在已经松动，有的甚至已经坍塌。曾经限制人们了解棋术、提高棋艺并走向棋界巅峰的障碍已经不再那样令人生畏。

总体而言，权力世界也在经历和国际象棋界一样的变化。壁垒的坍塌改变着地方政治和地缘政治，改变着企业对消费者的竞争，改变着几大宗教对信徒的竞争，改变着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意识形态及哲学和科学流派之间的对抗，任何与权力相关的领域都在经历权力的衰退。

这一转变呈现出种种迹象，有些非常明显、令人惊叹，也有些是专家学者在分析研究中披露的。

我们先从地缘政治说起。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主权国家的数量增长了300%；竞争、战斗与协商不仅存在于它们彼此之间，也存在于它们与众多跨国组织和非国家组织之间。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2011年独立的南苏丹共和国（南苏丹），就是多个非政府组织共同催生的。其中又以基督教福音派所起的作用最大，美国著名牧师比利·格雷厄姆的儿子富兰克林·格雷厄姆领导的撒玛利亚国际救援就是代表之一。

实际上，当今民族国家间即使爆发战争，军事大国的威力已不似从前。战争的非对称性日益增强，大规模武装部队要越来越多地面对小型非传统军事力量，如叛乱分子、分裂分子和民兵。胜利的天平也越来越多地向军事力量相对较弱的一方倾斜。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值得注意，在1800~1849年发生的非对称战争中，士兵数量和武器装备较弱的一方实现战略目标的比例只有12%，但在1950~1998年，弱势一方获胜的比例达到了55%。基于多重因素，当代非对称冲突的结果更主要地取决于敌对双方政治和军事战略的相互作用，而非军事实力。因此，庞大且装备先进的军队已无法确保一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导致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弱势一方以更小的代价造成敌方人员伤亡的能力日益增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就是例子，驻阿富汗的一名美国海军将领估计，他部队中80%的人员伤亡是由简易爆炸装置造成的。伊拉克战争中，盟军部队近2/3的人员伤亡也是由简易爆炸装置引发。尽管五角大楼投入大量资金采取应对措施，包括花费170亿美元购置5万台射频干扰器，以期破坏简易爆炸装置简单的遥控引爆设备（手机、车库门遥控器），但这种爆炸装置仍然杀伤力惊人。

独裁者和党派领袖的权力逐渐缩小，人数也逐渐减少。1977年，共有89个国家处于独裁统治中；2011年，这一数量已经减少到22个。现在，全球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民主国家。“阿拉伯之春”震惊了世界上每一个尚未实现民主的角落，在那些角落，没有定期举行的公开选举，某个人或某个统治集团希望无限期地掌控权力。在一些允许不同党派存在的非民主国家，少数党派代表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席位也比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3倍。在与党外候选人及政治领袖的竞争中，党派领袖处于守势。现在，民主国家中近一半主要政党在选举党内领导人时采取党内初选或其他代表选举方式，以让党内普通人士有更多发言权。从芝加哥到米兰，从新德里到巴西利亚，全球各地的政治领袖都会告诉你，他们已经无法再像前任那样理所当然地发号施令。

这一趋势也席卷了商界。毋庸置疑，财富日益集中，富人占有巨额财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正利用金钱获取政治权力，但这一令人警觉和抗拒的趋势并不是改变企业领袖和富有的投资者之间权力运作的唯一力量。

事实证明，在突如其来的财富、权力和地位变化面前，即使是那1%最富有和骄傲的美国人也无法幸免。在加剧收入不平等的同时，经济大衰退也产生了某种矫正效应，富人收入受到的影响更加严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指出，大衰退使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的收入下降了36.3%，而其余99%的美国人的收入只下降了11.6%。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斯蒂文·卡普兰（Steven Kaplan）通过计算得出，2007年，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的收入占全美人口总收入的比例达到了23.5%的最高点，而2009年，这一比例降低到了17.6%。根据赛斯提供的数据，这一比例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还将继续下降。罗伯特·弗兰克在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国税局数据显示，超高收入者遭受的打击最大。2007~2009年，收入在100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人的数量减少了40%，2009年时只有236 883人，而这些人的总收入也减少了近50%；同期，与他们相比，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美国人的总收入只下降了不到2%。” 当然，这并不能表明在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先进民主国家中收入和财富的集中没有显著加剧。事实正好相反。但我们不能用这一事实掩盖一些富人和富有的家庭在经济危机中遭受的打击，不能掩盖他们的财富和经济实力的大幅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