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终结》

第五章 国家政治中的权力衰退

政治的本质是权力，权力的本质是政治。

从远古时代开始，对政治的追逐就是通往权力的经典路径。权力之于政治家就如阳光之于植物。政治家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所做的事情各不相同，但对权力的渴望却是他们共同的本质特征。正如马克斯·韦伯近一个世纪之前所说：“热衷于政治的人，要么是将权力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理想或个人私欲的手段来追求，要么就是为了权力本身，也就是说，为了享受权力带来的高高在上的感觉”。

但是，“高高在上的感觉”是脆弱的。现在，它的半衰期正在缩短。政治分析家罗恩·布朗斯坦将美国政治过去的10年称为“动荡的时代”。2002年和2004年，共和党通过选举控制了国会和白宫；2006年和2008年，共和党又分别失去了对二者的控制权；2010年，才重新赢回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在1996~2004年的5次选举中，两党在众议院新增的席位最多不超过9个；2006年，共和党失去了30个席位，2008年，民主党赢得了21个席位，2010年，民主党失去了63个席位。现在，美国新登记选民中独立选民的数量常超过民主党选民和共和党选民的数量。

这不只是美国独有的现象，世界各地的政治权力根基都越来越脆弱，获得多数选票已经无法保证决策，因为大量微权力行为体可以否决、拖延或者削弱决策。无论独裁者和一党制国家是否接受改革，它们手中的权力都在渐渐消失。权力正从老牌大党手中分散到议程狭窄或选民范围有限的小党手中。即使是在党内，暗中制定决策、挑选候选人并制定党纲的政党领袖们也在让位于党内反对派和党外人士，让位于没有经过党内正常程序成长起来的政治新星。一些和党派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也在开拓新的权力之路，他们要么魅力超凡，要么有着政坛之外富豪的支持，要么就是利用新的通信和动员手段吸引支持者。

官员进入政府的途径各不相同，但他们的任期都在缩短，影响政策的权力也在衰退。过去，政治一直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但它现在彻底令人失望了，有时给人的感觉是一无是处。在政治体系、各政府部门和大部分国家的各级决策中，僵局的出现更普遍。联盟解体，选举更频繁，任期越来越难延长。权力的分散和转移正在造就新的立法和行政机构。更强大的自治市和地区议会中涌现着更多政治家和通过选举或任命上台的官员，他们削弱着国家政府中高层官员的权力。就连司法机关都在推波助澜，法官们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多地调查政治领袖，阻止或反对他们的行动，或是将他们拖入腐败调查，使他们无法参与法律制定和政策讨论。赢得一场选举或许仍会令人感到兴奋，但其余波却在减弱。就连专制政府高层的地位也不再像从前那般稳固有力。

世界政治体制的多样性令人生畏。有的国家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有的国家是联邦制国家，许多国家介于两者之间，也有一些国家是像欧盟这样的超国家政治体系的成员。专制政体在名义上标榜多党或无党派执政，实际上实行的是一党制。它们或依靠军方支持，或经世袭产生，或得到民族或宗教团体的支持。民主政体的形式更多元。总统制和议会制可以细分为许多不同的类别，每种类别的选举日程安排不同，党派数量不同，规则体系复杂，涉及政治参与、代表权、竞选融资、分权制衡等各个方面。各地区政治生活的习俗和传统不同，政治领袖得到的尊重及政治生涯的魅力取决于不断变化的诸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概括并宣称政治在分裂，并且全球范围内政治权力受到的约束越来越多、政治权力越来越短暂易逝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政治家们自己的回答。和我交谈过的所有政治领袖或国家首脑都会喋喋不休地抱怨限制了他们统治能力的干涉力量，其中不仅包括他们所在的政党和执政联盟内部的派系、不合作的议员和越来越自由的法官，还包括咄咄逼人的债券持有人及其他全球资本市场代理人、国际监管机构、多边机构、调查记者和社交媒体活动家，以及越来越多的激进团体。莱娜·耶尔姆·瓦伦曾任瑞典副首相、外交部部长和教育部部长，她多年以来一直是瑞典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她对我说：“政治权力变化的程度和速度令我震惊。回头去看我们可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做到的很多事情，我不由得惊叹不已，现在，这些事情几乎是无法想象的，政府和政治家的行动能力因为许多新因素的出现而下降或放缓了。”

在立法机构中，老牌政治家也撞上了一群新角色。例如，在2010年的巴西议会选举中，赢得选票最多的候选人（也是巴西历史上赢得选票第二多的国会议员）是一个艺名叫作“塔里里卡”的小丑，他在竞选时还穿着小丑服。他的竞选宣言与政治家的截然不同，在一段点击率达几百万次的YouTube网站视频中，他对选民说：“我不知道国会议员是做什么的，但如果你们把我送到国会，我就会告诉你们。”他还解释说，自己的目标是“帮助这个国家需要帮助的人，特别是我的家人”。

马克斯·韦伯认为，政治是一种“职业”—一种政治家向往的职业，政治家要受到纪律的约束，要具备一些性格特征，还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但是，随着标准的“政治阶层”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失去公信力，像塔里里卡一样的局外人逐渐获得更多的成功。意大利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痛斥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家，他的博客是意大利最受欢迎的博客，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人潮爆满。2012年，贝佩·塞韦尔尼尼在《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你可以叫他喜剧演员、小丑或是爱出风头的人，但他是一段时间里意大利政治新闻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人物。”在当年的地方选举中，格里洛领导的“五星运动”获得了全国约10%的选票，赢得了多个城市的市长选举。2010年当选多伦多市市长的罗布·福特曾经被对手攻击为“殴打妻子的种族主义者”。西班牙的贝伦·埃斯特万是一个令人不舒服的电视名人，她通过镜头把自己最私人的信息公之于众，吸引了一批狂热的追随者，实现了很多传统政治家都想要实现的愿望。

美国的茶党运动绝不是一场无组织的运动，但其组织形式也与传统的政治组织相距甚远。它所支持的候选人克里斯蒂娜·奥唐奈据说曾涉猎巫术，反对手淫。尽管奥唐奈和同样得到茶党支持的内华达州共和党人莎伦·安格尔（她曾一度暗示，如果她竞选失败，那些追随她的美国人可以打着“宪法第二修正案补救办法”的幌子发动武装叛乱，改变选举结果）最终还是输掉了选举，但她们在2010年共和党初选中的获胜突显了传统政党领袖越来越无力控制提名过程的事实。共和党的传统领袖不仅没有足够的权力在党内提名总统候选人时阻止不文明的竞争，而且没能在2012年的选举中保护多个现任参议员（特别是长期担任印第安纳州参议员的理查德·卢格）和一手培养起来的参议员候选人（得克萨斯州副州长戴维·杜赫斯特），只能眼看着茶党支持的新秀挑战成功。

政治英雄超越的不只是政党，还有组织政治本身。他们获取权力和影响力并不是为了谋求或担任政治职务，而是为了推进并让人们关注他们的事业。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例如，俄罗斯律师和博主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他是反普京阵营中的焦点人物之一；三个孩子的母亲塔瓦库勒·卡曼，她因为推动也门的自由和民主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谷歌埃及中层管理人员瓦伊尔·高尼姆，他成为埃及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也因此而和卡曼一样，成为“阿拉伯之春”中的偶像人物）。

当然，虽然这些故事令人印象深刻，但它们终究只是故事。要真正描绘政治权力的兴衰图景，特别是它的衰退，我们需要数据和确凿的证据。本章旨在证明，曾经明确划定的权力中心在许多（而且是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已不复存在。“一大群”权力行为体已经取代了权力中心，每一个行为体都有一定的权力影响政治或政府，但他们都没有足够的权力单方面决定结果。听起来这似乎是健康的民主政治和可取的权力制衡，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如此，但是在许多国家，政治体系的分裂制造着僵局，越来越多的决策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做出的最简决策，公共政策的质量和政府满足选民期望、解决紧迫问题的能力大幅下降。

从帝国到国家：数量革命和国家的激增

某一天、某个时刻可以改变历史吗？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说这是“和命运的约会”。的确，1947年8月15日，午夜钟声的敲响不仅迎来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独立，也迎来了殖民地独立的浪潮。世界秩序不再由帝国主宰，全球现在已经有近200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政治权力的运转自此有了新背景，一个自中世纪的君主国和城邦时代起还未曾出现的新背景，当然也从未被世界所知晓。如果说今天世界政治面临分裂，首要原因就是世界上的国家太多了，每个国家都有一点点权力。帝国的解体造就了我们今天看来习以为常的众多独立国家，这些独立国家的出现反映了政治雪崩效应的开始。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之前，世界上有67个主权国家。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共有51个会员国（见图5–1）。印度独立后，殖民地独立浪潮席卷亚洲，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先后独立。随后，这股浪潮又蔓延至非洲。1957年，加纳独立。5年之后，伴随着英、法殖民帝国的解体，又有24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非洲、加勒比海或太平洋地区，几乎每年都有至少一个新国家诞生。

殖民帝国消失了，但苏维埃帝国依然存在，它不仅包括苏联，还包括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多亏了又一次“和命运的约会”，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开始解体。1990~1994年，在短短4年间，联合国增加了25个会员国。此后，国家独立的浪潮虽然减弱，却从未完全停止。2002年和2006年，东帝汶和黑山共和国先后加入联合国。2011年7月9日，南苏丹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主权国家。

生活在21世纪的人对这一系列事件应该并不陌生，我们这两三代人所经历的变革的范围却是史无前例的。第4章我们讨论了数量革命，独立国家数量的激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些独立国家有自己的首都、政府、货币、军队、议会和其他机构。独立国家数量的激增缩短了普通民众和统治者之间的地理距离。影响印度人的不是英国政府的决策，而是印度政府的决策；波兰的权力中心是华沙，而不是莫斯科。

这一变化虽然简单，却意义深远。首都离民众更近了，迁移革命降低了人类旅行和信息传播的难度和成本，并因此促进了被统治者和政府之间的联系。同时，大量政治角色和公职的空缺也有待填补。政治实践不再那么遥不可及，统治者的圈子也不再是排外的俱乐部。主权国家的数量在仅仅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翻了两番，许多权力壁垒已经不再那么令人生畏。我们不能仅仅因为熟悉就轻视权力的雪崩效应所引发的初步变化，接下来的变化（独立主权国家政治的分裂和淡化）会让我们更为惊讶。

从独裁者到民主人士

1974年4月25日，在后来被称为“康乃馨革命”的政变中，涌上葡萄牙里斯本街头的士兵们把花插入枪管，以向民众表达他们的和平意图。推翻安东尼奥·萨拉查总理的军官们践行了承诺，在结束了葡萄牙将近半个世纪的高压统治后，于1975年举行了选举，给葡萄牙带去了直至今日仍在实行的民主。

但“康乃馨革命”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康乃馨革命”后，民主在主要的地中海沿岸国家遍地开花，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进步都曾因为独裁统治而受阻。“康乃馨革命”三个月后，希腊军政府垮台。1975年11月，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去世，西班牙也成为民主国家。1981~1986年，这三个国家都加入了欧洲共同体。

此后，民主的浪潮继续推进。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分别于1983年、1985年和1989年相继推翻了漫长且痛苦的军事独裁统治。苏联解体时，韩国、菲律宾和南非都在向民主社会过渡。自1990年开始，在整个非洲大陆，原来实行一党专政的国家都实行了多党制。“康乃馨革命”开启了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发生在19世纪，选举权扩大，美国和西欧建立了现代民主制度。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集权主义思想的兴起，这一浪潮遭遇了逆转。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制度在欧洲得到了恢复。但随着共产主义和一党专政在东欧国家及许多新独立国家的扩展，这一浪潮很快就结束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是持久且影响深远的，全球民主国家的数量之多史无前例。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仍然处于专制统治之下的国家的专制程度也降低了，选举制度日益完善，民众有了新的权力途径，专制统治者无法有效实施镇压。地方性危机和倒退确实存在，但全球趋势是坚定不移的：独裁者手中的权力继续流失，权力日益短暂易逝（见图5–2）。

数据证实了这一转变：1977年是独裁统治的高峰期，全球共有90个专制国家。政权项目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世界上有95个民主国家，23个专制国家，以及45个介于二者之间的国家。另一权威数据来源“自由之家”判断一国是不是选举式民主国家所依据的标准是该国的选举是否定期、及时、公开且公正，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即使某些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还没有在一国得到实现，该国也可以被视为选举式民主国家（见图5–3的地区性趋势）。根据这一标准，2011年，“自由之家”调查的193个国家中有117个是选举式民主国家。而1989年，受调查的167个国家中只有69个选举式民主国家。换言之，在短短20年间，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

是什么引发了这一全球性转变？显然，地方因素发挥了作用，但亨廷顿同时也注意到一些强大的力量。糟糕的经济管理削弱了许多专制政府的地位。崛起中的中产阶级要求享有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大的政治参与度和更多的政治自由。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活动家鼓励异议、奖励改革，奖励方式包括给予北约或欧盟的成员国资格或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领导下，再次活跃起来的天主教会支持了波兰、萨尔瓦多和菲律宾的反对力量。最重要的是，一事成功，事事成功，大众媒体新的传播广度和传播速度加快了这一转变进程。人类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他们接触媒体的机会也越来越多，随着民主胜利的新闻传遍一个又一个国家，民主的示范效应便产生了。在今天的数字文化中，这一因素的力量爆发了。作为全球数量革命的缩影，人类识字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便利了国家间的政治交流，也激发了政治抱负—正在进行中的心态革命与自由和自我表现等核心价值观以及对有意义的代表权的渴望是相适应的。

当然也有例外。有些国家还没有实现民主，有些国家的民主遭遇了逆转。这一领域的主要学者拉里·戴蒙德将近年来俄罗斯、委内瑞拉和孟加拉国等国家民主的停滞称为“民主衰退”。但与此相对照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公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例如，在拉丁美洲，尽管贫穷和不平等始终存在，腐败丑闻频发，但民意调查显示，相较于军政府，民众对平民政府有着更强的信心。

今天，就连专制政府的专制程度都降低了。对世界民主选举制度的一项研究表明，文莱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选举政治没有埋下丝毫有意义的根基”的国家。随着世界上专制国家数量的大幅减少，人们可能认为，仍在实行专制统治的国家是那些自由和政治竞争日益遭到压制的国家。但事实正好相反，原因何在？选举是民主制度的核心，但并不是政治公开的唯一标志。新闻自由、公民自由及旨在限制单一机构（包括国家首脑）权力的分权制衡等标准都能表明政府对社会的控制程度。数据显示，一般而言，随着专制政权数量的减少，那些政治依旧封闭的国家的民主程度也提高了。最大的进步出现在20世纪90 年代初，推动很多国家进入民主国家行列的力量对非民主国家的自由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于被关进监狱的活动家或持不同政见者来说，这或许起不到任何安慰作用。从开罗到莫斯科，从加拉加斯到突尼斯，民主每前进一步，我们都能看到会限制民主繁荣迸发的警示或反面例子。强大的政府对新民主工具和技术的强烈抵制经常成为新闻话题，大型权力行为体会抵制削弱其力量的趋势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不过，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民主正在扩展，民主国家内部的发展趋势日益成为还没有完全实现民主的国家未来的趋势。并且数据和事实表明，在民主国家内部，在错综复杂的投票模式、议会协商、执政联盟、权力分散和地区议会机制中，权力衰退势头强劲。

从多数到少数

我们投票的频率更高了，比以往高了很多。这是过去50年中公民生活的主要趋势之一，至少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来说是这样。1960年以来，有18个国家始终如一地贯彻民主制度，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大部分西欧国家。1960~2000年，在这18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国家，公民参与投票的频率都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公民因此有了更多的机会选举或抵制代表他们的议员，也可以通过公民复决投票表达他们对公共政策或国家优先事项的态度。选举更频繁并不等于选民参与度更高：在许多西方国家，近年来投票的弃权率上升。但那些选择去投票的人有了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这也意味着政治家们不得不多次争取公众的认可。持续不断的选民监督和反复竞选造成的负担不仅缩短了当选官员制定决策或选择优先投入时间和政治资本的事项时目光的长远性，也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自主权。

我们投票的次数增加了多少？拉塞尔·多尔顿和马克·格雷的研究回答了这个问题。在1960~1964年这5年间，他们所调查的国家中举行了62场全国性选举（见图5–4）。在1995~1999年这5年间，这些国家举行了81场全国性选举。选举的次数为什么增多了？这或许和以下因素有关：选举规则的变化、公民复决次数的增多，或是一些国家新成立的地区议会需要选举。欧盟成员国要定期举行欧洲议会选举。两位研究者指出，统计数据涵盖的是举行选举的天数，而不是各个选举日举行选举的次数。事实上，选举次数增加的趋势可能比数据所显示的更强烈，因为许多国家都把多场选举（比如，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或者国会选举和市级选举）集中在一天进行。相对于上述趋势而言，美国的情况可能是个例外，它的传统是每两年在11月举行一次全国性选举。但这并不是说美国人投票的频率降低了。事实上，美国众议院每两年就改选一次，其周期是所有民主国家中最短的，这使得美国人成为全球投票频率最高的选民。

全球范围内，各级政府选举的频率都在提高。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马特·戈尔德对199个国家在1946（或国家独立的年份）~ 2000年的国会民主选举和总统民主选举进行了追踪，他发现，在此期间，这199个国家举行了867次国会选举和294次总统选举。换言之，在这54年间（其中包括民主还不那么盛行的十几年），全球平均每个月都有两场重要选举。

非营利机构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是全球最重要的选举技术援助机构，该基金会主席比尔·斯威尼曾对我说：“对我们服务的需求在激增。几乎所有地方的选举频率都在提高，我们可以感觉到人们对能够保证选举真实透明的制度和技术的渴望。”

政治领袖们的行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选举频率的提高只是其中之一，选举多数票数量的惊人下降也是限制作用的反映。当今时代是一个少数派统治的时代。2012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个“富裕国家俱乐部”的34个成员国中，只有4个国家的政府在议会中拥有绝对多数席位。在印度，35个政党在2009年选举中获得了议会席位；1984年以来，还没有哪个政党能赢得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事实上，全球范围内，单一政党赢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的情况都在减少。“二战”结束以来，在选举式民主国家，少数党派赢得了一半以上议席；2008年，少数党派控制的议席达到了55%。即使是在那些非民主国家，少数党派的影响力也在扩大。在那些国家中，少数党派30年前占据的议席还不到10%，而现在已经增加到了近30%。

所以，当今天的政治家宣布自己得到了“选民授权”时，他们多半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只有在选举中明显获胜，才有资格用这个词，但这种情况现在已经非常罕见。政治学家们指出，即使是在美国这个看似能分出明显胜负的两党制国家，在近年来的多次总统选举中，也只有1984年罗纳德·里根击败沃尔特·蒙代尔成功连任的那一次能称得上是压倒性胜利。里根不仅在50个州中的49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赢得了胜利，获得了相应的选举人票，还获得了全国59%的实际投票，在他之后，还没有哪位总统候选人能追平或打破这一纪录。在三党制、四党制、五党制国家或主要政党数量更多的国家以及众多小党并存的国家，这样的胜利就更罕见了。

于是，高贵的执政艺术现在更多仰仗的是一种肮脏的实践技能：组成并维护执政联盟。而联盟中讨价还价的政治交易增强了小党派的影响力，它们可以寻求获得具体政策让步或内阁职位。选票分散的选举对小党是有利的。事实上，边缘政党（那些观点激进、只关注单一议题或只在某个地区有影响力的政党）无须淡化自己的立场去吸引中间派选民就能够行使更多的权力。鼓吹沙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大利北方联盟、以色列外交部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组建的极右翼政党、主张分裂的比利时弗拉芒联盟党，以及印度国会和地方议会中的各共产主义政党，在联盟中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联盟中的其他政党虽然反对他们的纲领，却不得不拉拢他们。例如，2011年12月，迫于国大党领导的执政联盟中两个政党的强烈反对，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不得不做出屈辱的让步，搁置了让外国超市拥有合资企业51%股权的计划。

关于联盟的争论揭示了选举“赢家”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做出妥协的事实。2010年5月，英国选举产生了一个悬峙议会，戴维·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和尼克·克莱格领导的自由民主党组成了执政联盟。这两个在移民及欧洲一体化等问题上分歧强烈的政党都做出了极大让步。但有时，联盟是很难建立的。2010年，荷兰的无政府状态持续了4个月。比利时曾经的境况更糟糕，1988年，比利时的政治家们用了150天的时间才建立起执政联盟，创造了该国的纪录。这看上去已经够糟了，可是在2007~2008年，受到讲荷兰语的弗拉芒区和讲法语的瓦隆区之间冲突恶化的困扰，比利时的无政府状态持续了9个半月。其间，极端派别曾煽动弗拉芒区彻底从比利时分裂出来。2010年4月，比利时政府宣布集体辞职，此后，该国又陷入了漫长的政治僵局。2011年2月，比利时打破了之前由缅甸保持的无政府状态持续时间的纪录。2011年12月6日，在经历了541天的僵局之后，比利时新首相终于宣誓就职。尽管政治家们权力的不断削弱引人注目，荒诞的政府危机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但比利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其他欧洲邻国一样在稳步进行。事实上，标准普尔下调比利时信用评级才是真正迫使对立的政党寻求解决办法的原因。

近期针对政府组成、任期和执政结束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权力的衰退。其中，斯堪的纳维亚的研究人员所做的一项研究引人注目。这些研究人员搜集了17个欧洲民主国家自“二战”结束以来或成为民主国家之日起（如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详细的政府信息，其中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及其他重要欧洲国家的数据。这些研究的结果并不能推广到印度、巴西或南非等国家，但它们仍然醒目地占据了媒体头版头条的位置，展示了当前民主国家中政治的日益分裂。以下是一些例子。

执政者的优势在消失

一般情况下，尽管执政党和执政联盟拥有任免权和关注度等诸多内在优势，但只要支持者失去了对他们的热情，而反对者手中又握有可以攻击他们的把柄，他们就很可能失去一些选票。近年来，这种现象增加了：对欧洲17个民主国家的一项分析显示，自20世纪40年代起，执政者谋求竞选连任时失去选票的数量不断增长。20世纪50年代，执政者平均失去1.08%的选票；20世纪80年代，这一比例为3.44%；20世纪90年代，这一比例几乎翻倍，达到了6.28%。20世纪50年代，被调查的国家中有35个国家的内阁连任成功，37个失败；20世纪90年代，只有11个连任成功，46个失败。展开此项分析的政治学家汉内·玛尔特·纳鲁德和亨利·瓦伦还指出，这一趋势不仅在英国或荷兰等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比较明显，在希腊或葡萄牙这样年轻的民主国家也是如此。换言之，这一趋势与民主实践的历史和传统无关。

政府下台更快

还有证据表明，“二战”结束以来，越来越多的执政联盟或内阁在任期未满之前就因为政治内讧而下台。政治学家将内阁的下台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别：一类是有严格法律依据的，即宪法有相关规定、根据法律规定需要定期选举或首相去世后必须有人接任；另一类具有随意性，即由政治动荡引发，比如内阁因政治纠纷而辞职或没能赢得议会的信任投票。根据此前提到的斯堪的纳维亚的研究人员搜集的欧洲17个议会制民主国家1945年以来的政府数据，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一类情况比前一类情况出现得更多（分别占72.9%和64.7%），并且与之前几十年相比，两者之间的比例差距也更大。不过，20世纪90年代，两者的比例是持平的。

21世纪前10年，后一类情况增多的趋势又加速了，这并不足为奇。自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政府倒台、内阁解散、联盟岌岌可危、政府部长遭到解职、曾经不容置疑的政党领袖也被迫辞职。当经济问题席卷整个欧洲，当权者面对危机时的无能为力表现得极其明显。

大量证据表明，即使是在非议会制民主国家，在竞选中获胜的执政者也要受到诸多限制，其所获得的“选民授权”因此被削弱。在美国，政府的挫败感越来越强，一个原因就是，参议院批准总统对政府各部部长的提名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正如纽约大学学者保罗·莱特所说：“从总统提名到参议院批准提名要经过6个多月，这在1964~1984年是闻所未闻的。”在那20年间，从提前得到提名通知到提名最终被批准，只有5%的被提名人等待的时间超过6个月。对比今天极其缓慢的速度，过去的速度简直快得令人难以置信。莱特发现，在1984~1999年，30%的被提名人等待的时间超过6个月。另外，在1964~1984年，50%的提名都是被快速批准的，被提名人等待的时间只有一两个月，而在1984~1999年，这一比例只有15%。未来10年，随着政治“极化”的加剧，这一趋势只会愈演愈烈。

从政党到派系

政党领袖们在着手制定党纲和政策、提名候选人时叼着雪茄接受政治献金的形象赫然耸立在政治神话中，距离现实越来越远。共和党运势的变化就是一个重要证据。就在不久前，共和党还是守旧的商业保守主义及其行为准则的缩影，即使面对社会保守议题团体的联合煽动（有时还是成功的煽动），它也能成功地保持自己的特征。事实证明，茶党运动的兴起更多的是对组织结构的挑战。引人注目的是，茶党根本不是一个党，而是一个由许多组织、派系、亲和团体及个人组成的松散团体，他们受到了能使人联想到“茶党”的概念和名称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本身就是不稳定的）的激励。茶党的一些候选人和团体获得了强有力的商业利益相关者的资金支持，这些利益相者有着相当丰富的影响美国政治的经验（例如，美国第二大私营企业科氏工业集团的老板、亿万富翁戴维·科赫和查尔斯·科赫）。在其他方面，茶党运动与美国人长期的政治参与传统中草根式的直接民主运动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些不相干的个人和团体以一种传统政党的委员会、规则和少数权力精英无法控制的方式聚在一起。茶党运动兴起于2009年，它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重塑了共和党和美国政治，推动着原本不被政党看好的局外人和其他候选人获得了初选的胜利。2008年大选时，茶党运动还没有兴起；但4年后，2012年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者都急切地寻求它的衣钵。

茶党运动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现象，它反映了美国人对直接民主的迷恋，是政治资金注入的媒介，也是最近的一场小政府民粹主义运动。但是，它于默默无闻之中的迅速兴起也是有先例可循的。欧洲的“海盗党”运动倡导网络信息的自由下载和公民自由的扩展，它于2006年起源于瑞典，后来传播到了奥地利、丹麦、芬兰、德国、爱尔兰、荷兰、波兰和西班牙。它以2009年颁布的“乌普萨拉宣言”为纲领，关注版权法和专利法的放宽，提倡透明度和言论自由，动员年轻人投票。它不仅赢得了瑞典欧洲议会选举7.1%的选票和欧洲议会的2个席位，还在2011年9月以9%的得票率赢得了在柏林州议会中的席位。在它击败的政党中，有安格拉·默克尔领导的执政联盟中的一个关键伙伴—历史悠久的自由民主党，该党获得的选票甚至没有达到5%这一进入州议会的门槛。2012年，瑞士海盗党的一名成员当选为艾希贝格市市长，这是海盗党发展历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在200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塞戈莱纳·罗亚尔发动了另一种形式的竞选起义。她想要成为社会党总统候选人，与尼古拉·萨科齐角逐法国总统职位，就必须首先赢得同党内传统“贵族”的较量。这些传统“贵族”享有党内干部和高级政府官员的广泛支持。

那么罗亚尔是如何成为候选人的呢？她发起了一场类似美国茶党运动的运动，利用了党内初选。党内初选在民主国家中的历史并不长，即使是在人们最熟悉它的美国，这一制度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才真正得以普及的。在其他国家，党内初选得到普及的时间更晚。不过，这一做法现在越来越常见。在200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社会党举行了一场面向所有党员的初选，罗亚尔的团队发起了大规模的竞选运动，及时吸纳了许多新党员参与投票。通过这种方式，加之网站宣传和政治信息发送，罗亚尔从社会党中脱颖而出，虽然她没能赢得最终的大选，却以61%的压倒性得票率赢得了初选。

不满足于此次革新的法国社会党人决定在2011年更进一步，为2012年的大选做准备。这次他们决定初选面向所有选民，而不仅限于党员。要参与投票的选民只需在一份基本声明上签字，表明赞同“左翼”价值观即可，而这份声明实际上不具有约束力和强制力。在参加初选的候选人中，至少有一人不是社会党党员。也就是说，社会党选举总统候选人的方式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党派方式。最终，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和塞戈莱纳·罗亚尔共同生活并生育了四个子女的弗朗索瓦·奥朗德赢得了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并在总统大选中击败了尼古拉·萨科齐。当选总统时，奥朗德已和罗亚尔分道扬镳，和他一起入住爱舍丽宫的是他的记者女友瓦莱丽·特里埃维勒。

茶党运动和法国社会党人的新实践都表明了当前的一大国际趋势：在先进民主国家中，主要政党感受到了秘密选举出的党派领袖同能够动员选民的党派领袖之间的差距。随着少数党派的崛起，适应新形势的需求变得紧迫。在许多国家，那些几十年来一直渴望分享权力或掌权的政党开辟了领导人选举的新途径。他们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扩大着“代表选举团”，即扩大着有权参与政党领袖选举的选民的范围。

初选的普及是这一变化的一个有力证据。2009年，以色列民主协会政党研究团队负责人奥弗·克尼希在对18个议会制民主国家的50个主要政党的情况进行统计后发现，有24个政党的普通党员在政党领袖选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余政党的领袖或由议会议员选举产生，或由政党任命的委员会选举产生。

如前所述，初选在其他地方也日益普及。在拉丁美洲，自20世纪80年代从军政府统治向民选政府统治过渡时起，约40%的总统大选中都有至少一名主要候选人是经过初选产生的。一项针对拉丁美洲政党的调查显示，截至2010年，一半以上的政党采用了初选或类似初选的内部选举方式。另一项研究发现，拉丁美洲政党信任度最低的国家是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国，这些国家从来没有一位候选人是经过初选产生的。总体而言，政治学家发现，尽管目前实行公开初选（“代表选举团”规模最大）的国家数量还十分有限，但全球范围内这一发展趋势十分明显。在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美国选举风向标的加利福尼亚州，选举的天平进一步从政党向选民倾斜：根据2011年的全民公决，所有初选候选人的名字会出现在同一张选票上，得票数排名前两位的候选人无论代表哪个党派，都将获得参加普选的资格。

此前，美国的政党领袖们在维持权力和加强党内纪律时并没有遇到太多的问题。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取消了对竞选筹款的限制，私营企业可以作为政治行为体介入，名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新型组织应运而生。根据法律规定，这些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能和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协同行动，但在2012年的竞选活动中，显然所有总统候选人（甚至是共和党党内提名的所有竞争者）都得到了一个或多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大量资金支持。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实际上是一种新型政治权力行为体，同时也是政治权力分裂的又一例证。它的捍卫者认为，它只是那些想要为政治注入更多竞争的人所掌握的又一合理武器。乔尔·M·戈拉是一名法学教授，他曾帮助游说团体抵制公开捐赠者信息的要求。他说，许多要求公开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信息的法规都不过是“在位者勒索保护费”的一部分。如戈拉所说：“这些法律限制了冷门候选人，既包括自由的‘左翼’冷门候选人，也包括保守的右翼冷门候选人。”事实上，商人利奥·林贝克2012年就成立了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其唯一的宗旨就是把那些林贝克认为已经不再响应选民诉求的当权者赶下统治舞台。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保罗·凯恩所报道的那样：“大多数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增加其支持的候选人获胜的机会或击败意识形态上的对手，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显然不同，它的目标是推翻当权者，不管这个当权者来自民主党，还是来自共和党。为什么不呢？（林贝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帮助新的候选人击败了两名资深的共和党人和两名老民主党人，他们四个人做众议员的时间加在一起近65年。”尽管林贝克的资金有限，他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也趋于耗尽，但该委员会的发言人还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表示：“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的设想是可行的。”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或许是个别的美国现象，但全球范围内，金钱对政治结果的推动作用显然日益增强，就像曾经的意识形态一样。不过，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泰国的他信·西那瓦和突尼斯的本·阿里等人的例子都表明：当今时代，仅凭金钱是远远无法阻止权力渐渐流失的。

从首都到地方

世界上的国家越来越多，民主国家也越来越多。政党内外的权力竞争提供给公民更多的选择，即使在专制国家，当权者分享权力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选举和公投都更加频繁，当权者面对着更多的监督和竞争。上述所有趋势都表明了权力的再分配，表明了权力正在从老牌行为体手中分散到更多竞争者手中。

与此同时，权力也在从首都、从最高行政机构手中转移到州和地方政府手中，这是当前的又一全球性趋势。

以英国为例，其政治体系以稳定著称。保守党和工党轮流执政，中间派小党自由民主党在议会中占有少量席位。当两大主要政党均没能获得多数席位，形成悬峙议会时，一方可以通过与自由民主党结盟形成多数派，2010年就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种结盟谈判虽然严肃，却比与五六个政党同时谈判结成议会多数派联盟要简单得多。

在英国，这三个政党控制了下议院中的多数席位。在现行选举制度下，其他政党很难打破这种局面。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近年来众多党派的出现呢？与传统情况相比，当前的英国政治图景更为多元，英国独立党、英国国家党、苏格兰民族党、新芬党、北爱尔兰统一党和威尔士党等纷纷登上政治舞台。这些政党中有地区性政党，也有极端政党。在过去20年中，它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票选官员，也得到了媒体的关注和信任。它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些，还要感谢新选举出的机构。1998年，经过大范围的政治改革，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议会的自治权增强，从英国议会手中接管了部分法定权力。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都有资格参加欧洲议会选举，选举采用的比例代表制为众多小党打开了赢得席位的大门。英国独立党对欧盟成员国资格能够给英国带来的好处持怀疑态度，但它能够兴起却是因为参加了欧洲议会选举。排外的极右翼政党英国国家党在2009年赢得了欧洲议会的两个席位。从席位数量来看，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胜利，但就信誉而言，这对于一个被主流政党所鄙视的小党来说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无独有偶，在西班牙，自1978年实行民主开始，两大政党人民党和工人社会党就轮流执政。但是像英国一样，西班牙也有重要的地区性政党，地方政府（包括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和巴斯克自治区政府）不断成功地从西班牙政府手中争取到越来越多的自治权。在意大利，北部同盟党和其他地区性政治团体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

欧洲议会为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的小党开辟了政治参与的道路。欧洲议会是否有实权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为小党提供了在国内获得合法性并独立生存发展的途径。与此同时，权力下放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意大利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选举成立了地区性议会。法国也在1982年效仿了这一做法。比利时于1993年开始实行联邦制，设立了地区议会。20世纪70~90年代，芬兰、爱尔兰、新西兰和挪威都选举成立了地方一级的机构。在一些国家，官员经选举产生的自治市的数量增加了：1994年，玻利维亚自治市的数量翻了一番，其权力范围也拓展了。

拉丁美洲民主国家的日益增多也促进了权力下放步伐的加快。在拉丁美洲，1980~1995年，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地方政府首脑（市长）的数量从3个增加到了17个。美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自1990年开始的15年间，拉美各国地方政府负责管理的公共支出占总体公共支出的比例从8%上升到了15%。在权力下放最明显的国家，这一比例更高，在阿根廷、巴西和哥伦比亚达到了约40%。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爱沙尼亚等国，重要的权力下放计划也在进行中。

与此同时，许多联邦制国家对原有的州进行了拆分，新的地方行政和立法机构由此产生。2000年以来，印度新增加了恰蒂斯加尔邦、北阿坎德邦和贾坎德邦，特仑甘纳邦的成立也在酝酿之中。1976年至今，在尼日利亚，州的数量近乎翻番，从19个增加到了36个。就连加拿大都拆分了它的西北行政区，成立了努纳武特省。

新的论坛意味着新的机遇。在欧洲，大批“左翼”政党、右翼政党、绿党、地方主义政党和单一议题政党（有时还包括像海盗党国际这样极其古怪的政党）都利用新的舞台赢得了声望，从传统政党手中抢走了选票。给这些政党投票不再是没有意义的，小的组织规模和非主流的立场不再是它们发挥作用的障碍。这些“边缘”政党可以破坏、扰乱、阻碍甚至否决大党及其联盟的决定。小的“海盗”党一直存在，只不过在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民主国家，它们的数量更多了，限制大党选择的能力也提高了。

地方和地区性机构有了更多权力，市长和地区行政首脑的发展前景与公众形象也因此发生了变化。有时，他们在全国政治舞台上的职业生涯会得到促进；有时，他们完全可以绕过国家政府行事。现在，一些城市和地区实际对外政策的实施已经超出了传统的贸易促进代表团和姐妹城市的范畴。

一些学者认为，许多城市和地区现在成功脱离了中央政府的控制，现代版的中世纪城邦秩序正在形成。

从州长到律师

过去的权力模式和权力行为体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在70多年的时间里，泰国都是一个由精英统治的国家，起初是军事统治，1970年后开始实行脆弱的选举政治，军事政变时有发生，多届军事过渡政府曾上台执政。尽管政局动荡，泰国经济仍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飞速发展，军方的银行、制造商及民间的商人未遇到障碍。曾在警界工作的亿万富翁他信·西那瓦奉行民粹主义，他在2001年当选泰国总理，并于2005年赢得了连任。但他很快就陷入了渎职和腐败的漩涡。政治危机随之而来，在两年的时间里，泰国提前举行了选举，经历了军事政变。最终，在2007年的选举中，他信的妹妹成为泰国总理。

在动荡期间，司法机构作为新的政治行为体证明着自己。从2006年开始，泰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对国家政治方向的影响日益加深。法院解散了他信所在的政党和其他几个政党，禁止一部分领导人参政，并因总理沙马收取出场费主持电视烹饪节目而剥夺了其职务。2008年12月，宪法法院因选举舞弊而解散了执政党，结束了三个月的民众骚乱，泰国迎来了新的联合政府。

泰国法院有自己的掩护伞。最初，对政治实施干预的是一个由泰国军方于2006年成立的法庭。在这个法庭成立前不久，拥有极高道德权威的泰国国王曾发表演说，督促法院采取明智的行动。尽管如此，法院在政治生活中的出现还是改变了长期以来的传统，为示威者和激进分子提供了证明自己的新舞台。在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领导下的执政联盟行事不利、效率低下，造成了权力真空，最高法院填补了这一真空，发起对非法采矿的调查、推翻政府对官员的任命，甚至确定了陆军总长的退休年龄。正如一位印度评论员所说：“印度已经成为一个任由最高法院剥皮的香蕉共和国。”

司法机构正常运作是一回事，法院解决政治纠纷或解散政府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即使在司法体系健全的国家也鲜有这样的先例。不过，但凡有例可寻，其结果都十分惊人。一个例子是，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计票纠纷引发了法律诉讼，官司从佛罗里达法院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最终的法律裁决让乔治·W·布什当选为美国总统。另一个例子是，1992年，由安东尼奥·迪皮耶特罗领导的法官们在意大利发起了一场名为“干净的手”的廉政运动，它所揭露的腐败体系规模庞大，短短数月就有许多政党首脑、前任部长、地方官员和企业家落网。

最终，调查牵连了众多意大利传统主流党派，包括基督民主党和社会党，这些政党在随后的选举中遭遇了失败。1994年，曾经成就了“二战”后大多数意大利总理的基督民主党彻底解散，分裂成了其他党派。同年，社会党在建党102年后也宣布解散，其领袖贝蒂诺·克拉克西曾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总理，却在这场廉政运动中成为主要的被调查对象。“干净的手”运动没有消除意大利的腐败现象，但它彻底改变了意大利的政治图景，瓦解了传统的政党体系，为新的右翼（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力量党）、“左翼”（意大利民主党）和地方性政党提供了平台。在长期执政期间，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一桩桩丑闻接踵而至，法官们又一次扮演了重要角色，不断对其发起司法调查，直至其在2011年退出权力舞台。

此类调查使知名法官成为新的政治行为体。安东尼奥·迪皮耶特罗最终辞去了法官一职，成为一个小党的领袖，进入了政坛。西班牙法官巴尔塔萨·加尔松负责过海内外众多知名调查，西班牙的政治家和银行家、巴斯克激进组织“埃塔”、美国官员、“基地”组织及阿根廷前军事独裁者都曾是他的调查对象。在他曾负责的调查中，最有名的是智利前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引渡案，皮诺切特因此在1998~1999年在英国遭到了长期拘禁。（加尔松本人后来也因为在对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政权暴行的调查中滥用职权而遭到起诉并被停职。）海牙国际法庭的成立及国际战犯法庭的设立让许多国际公众人物成为法官，如南非的理查德·戈德斯通和加拿大的路易丝·阿尔布尔，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权力很轻易地就超过了“二战”后两个由同盟国设立的国际战犯法庭的法官们。

纵观各国国内政治形势，法官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因国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法官们权力的日益增强对政府领导人和政党的权力行使构成了新的限制。当然，很多国家司法体系的独立性仍令人怀疑，关于政治问题的法律判决的日益增多并不能保证监督的明智。例如，在巴基斯坦，许多人怀疑军方利用最高法院约束平民政府。在不同国家，法官负有的责任千差万别，司法机构权力的日益增强不一定是民主的进步，却是权力衰退的真实体现。

从领导人到门外汉

我们的领导人是谁？曾经，领导人和政府及党派的机构密不可分，就连革命者也向往获得高层职位。然而近来，我们的许多英雄是通过数字世界赢得声誉的。他们利用技术传播信息，影响政治结果，这在需要依赖政党、非政府组织或传统媒体的过去是不可能的。

埃及的瓦伊尔·高尼姆认为本国的反对党既软弱又不可靠，于是通过脸谱网组织了一场运动，要求建立政府问责制。在哥伦比亚，奥斯卡·莫尔斯在脸谱网上创建了一个名为“反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100万个声音”的群众组织，抗议该叛乱团体对平民的攻击，引发了大规模集会，给该团体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并迫使其最终释放了人质。摩尔多瓦的激进分子利用推特促进了该国的政治转型。肯尼亚律师奥瑞·奥科罗和博主“M”于2006年创办了一家网站，专门监督肯尼亚的政治腐败。在2009年伊朗总统选举后的民众抗议活动中，伊朗裔美国人凯莉·尼克内贾德与被禁止采访的外国记者一起创办了网站TehranBureau.com，直接从伊朗人中搜集新闻并对外传播。博主和民间社会活动家萨米·本·加比亚利用他的群博客传播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外交电报中涉及的令人震惊的腐败丑闻，帮助煽动了突尼斯的反政府示威游行。

这些新的行为体丰富着全球的政治话语。他们在与政府和政党相关的传统政治组织渠道之外运作，超出了这些组织的控制。他们无处不在，在面临镇压时又很容易逃避。但技术仅仅是工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更宏大的权力图景，个人不仅能够绕过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政治机构，还能够更直接有效地影响、说服或约束“真正的”政治家，这已经超越了传统政治理论家的想象。

对冲基金和激进黑客

如果把约翰·保尔森和朱利安·阿桑奇留在同一个房间里，他们可能很快就会爆发激烈的争吵。保尔森麾下的保尔森公司是全球大型对冲基金之一。阿桑奇是维基解密的创始人，该网站专门披露政府和企业的秘密信息。然而，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正在限制政府权力、改变国家政治的新兴行为体的象征。

对冲基金能够以光一样的速度将数十亿美元资金转移出经济政策不为他们所信任的国家，它是能够以自身决策限制政府权力的众多金融机构中的一员。《纽约时报》专栏作者、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把这些行为体对政府权力施加的限制称为“金色紧身衣”：

为了适应“金色紧身衣”，一个国家必须采纳以下黄金法则，或者在前进过程中向这些法则靠拢：使私营部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保持低通货膨胀率和物价稳定；缩小国家官僚机构的规模；即使不能实现预算盈余，也要尽可能保持预算平衡；取消和降低进口货物关税；取消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取消配额，消除国内垄断；增加出口；将国有企业和公共事业私有化；解除对资本市场的管制；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对外国直接投资及外国企业开放工业、股票和债券市场；解除经济管制，尽可能促进国内竞争；尽可能消除政府腐败、取消补贴和回扣；允许私营企业进入银行业和电信业，引入竞争，允许公民在众多竞争性的养老金、外资养老金和共同基金中自主选择。当这些条件都得到满足时，一个国家就穿上了“金色紧身衣”……一旦你的国家穿上了“金色紧身衣”，其经济将趋向增长，政治将趋向收缩。也就是说，在经济领域，通过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增加、私有化以及全球竞争压力下更有效的资源利用，“金色紧身衣”通常会促进更显著的增长和平均收入的提高。但是，在政治领域，“金色紧身衣”会将当权者的政治及经济政策选择缩小到相对狭窄的范围……无论执政党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是戴高乐主义政党还是社会党，是基督民主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如果政府的政策偏离上述核心法则太远，投资者都会纷纷撤离，利率会上升，股票市值会缩水。

金融危机给欧洲带来的大破坏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证明了债券市场和全球金融家有权力对政府施加条件。希腊也是一个例子，希腊政府甚至因为拒绝金融市场要求的经济改革而被拉下了马。

但正如前面所讨论的，作为游离于政党和其他传统政治组织之外的新兴阶层，政治激进分子也已经成为政府的烦恼之源。今天，这些激进分子被称为“激进黑客”（这个用词是欧米加于1996年创造出来的，他是自称为“死牛崇拜”的网络黑客团体的成员之一）。黑客激进主义的定义是“使用合法/ 非法的数字工具追求政治目的”，迫使政府参与无休止的猫捉老鼠的高技术游戏，这场游戏包括但不限于对计算机网络的渗透和破坏，它还包括对多种信息通信技术的运用，斯坦福大学教授拉里·戴蒙德将这些技术称为“解放技术”。在其同名著作中，戴蒙德指出：

若干年以前，在完成一部关于全球民主斗争的著作的过程中，我深受触动地发现，互联网、博客、社交媒体和手机被越来越多地用于揭露和挑战专制政权的暴行，成为可以绕过独裁政府审查和控制的新的信息通信渠道。就技术发展的速度而言，2007年至今经历了一个发展年代，但那时的数字信息通信技术的运用已经取得了很多惊人的成就。这些新技术帮助菲律宾的公民团体将腐败的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赶下了台，促进了反对独裁的乌克兰橙色革命和黎巴嫩雪松革命中迅速的群众动员，记录了2007年尼日利亚选举中的幕后操纵，（通过卫星图片）揭露了巴林社会惊人的不平等。我把这些公民运用的信息通信技术称为“解放技术”，因为它们显示出了帮助公民面对、牵制和问责独裁政权甚至把社会从独裁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潜力。

政治离心机

如果你是一个思想传统的职业政治家，那么过去60年中国家政治生活的分裂所造成的影响对你来说是毁灭性的。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政治家们高度渴望的“威望感”正在随着政治权力基础的坍塌而消逝。

今天，反映并影响着我们的观点、选择和行动的国家、政府、政治机构和组织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人口迁移和城市化催生了新的政治、社会、文化和职业网络，它们集中于不断发展壮大的新权力行为体聚集的城市节点。全球规范扩大了影响力，个人的抱负和期望因为社交媒体、光纤、卫星天线和智能手机的出现而增强。我们曾经熟识的各种政治元素仿佛被放入了一台政治离心机，被重新分布到了新的更庞大的框架中，其产生的主要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党被边缘化

几个世纪以来，通过某种渠道清晰反映大众的利益（由投票所表达或由统治者所主张）都是政治运作的前提。在代议制政府下，公众意愿经由社区/ 城镇、地区/省自下而上地反映到国家层面。政党或一个党派中有组织的团体、工会和公民团体会承诺代表普通人并反映他们的意愿。

现在，政党已不再扮演这一关键角色。为什么呢？因为与过去相比，现在反映民众意愿的渠道缩短了，也更直接了。瑞典前副首相和外交部部长莱娜·耶尔姆·瓦伦曾以愤怒和无奈的语气对我说：“现在，对人们有影响的单一议题比政党所信奉的抽象的、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更能动员民众。”有了新的论坛和平台，政治领袖可以直接获取民众的支持，也可以直接回报民众，不再需要以政党为媒介。在投票和议会席位分散的背景下，主要政党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号召力。与以往相比，现在加入、投票支持甚至成立一个新的小党的成本要低得多。至关重要的是，支持某个新兴党派的机会成本也降低了。也就是说，我们支持或投票给一个小党而不是大党，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参与政治进程所要放弃的东西比过去少了。在民主社会中，成立已久的大型政党仍然是控制政府的主要媒介，但新型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参与方式正在削弱它们的重要性并越过它们行事。

政府受到限制

权力的衰退对行动自主权的限制在各个层面都有所体现。即使是在总统制国家，政府推动国会通过立法的难度也因为派系政治局面出现频率的增加而加大。但政府受到的限制不仅来自于政治体系内部，还来自于政治体系之外。现在，有能力反对政府、取消对政府的关键支持或成功破坏政府行动的行为体不仅包括债券持有人、国际活动家，而且包括博主和名人。智利前总统里卡多·拉戈斯曾对我说：“非政府组织追求单一目标的权力越大，政府的管理权越小。事实上，许多非政府组织都是只关注单一议题的利益团体，与大多数政府相比，他们在政治上更灵活，对媒体更精通，在国际社会中也更活跃。非政府组织数量的激增束缚了政府的行动，极大地限制了政府的选择范围。我自己在做总统时就有这样的亲身感受，出国访问时与其他国家的政府首脑和内阁部长们的交谈也印证了这一点。总的来说，非政府组织对社会是有益的，但他们目光短浅并承受着要对支持者和资助人有所交代的压力，这会导致他们的僵化。”过去，政府可以通过修改选举规则、通过宪法修正案或实施紧急状态法寻求重塑政治图景，以满足或压制公众的要求。现在，政府仍然可以尝试采取这些方式，但其必须越来越多地应对来自传统政治领域之外的监督和行动。

引入超强竞争

伴随着政治权力的分散，政党（多数政党和少数政党，主流政党和极端政党）、游说团体、媒体及选民等各类政治行为体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经选举产生的官员和政府机构现在可以自己制作媒体素材或直接在网络上与选民交流。单一议题利益团体现在会培养自己的候选人，而不是参与触手可及的政治进程。随着政治参与壁垒的降低，竞争者的数量增多了。有抱负的政治家必须考虑结盟，也要在政党、激进分子、赞助商、舆论界、公民记者、监督机构和各类游说者发起攻势之前抢占先机。

授权于个人

既非政治家也非专业人士的个人角色的扩展或许是政治离心机产生的最激动人心、最富有挑战性的效应，它的产生源于曾经把职业政治家和其他人隔离开的组织和文化壁垒的坍塌。随着主要政党影响力的日益下降，以及直接、简单地进入政治讨论的途径的增多，那些壁垒已经过时了。这一发展唤起了直接民主的希望，唤起了将雅典的集会模式或瑞士的州议会模式带入数字时代的希望。同样，它也引发了巨大的破坏，已经有大量例子证明，不怀好意的个人或外部团体有能力扰乱或阻碍政治进程。

所以，巴西前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德国前副总理约施卡·菲舍尔、瑞典前副首相莱娜·耶尔姆·瓦伦和智利前总统里卡多·拉戈斯并不仅是站在当权者的特权位置上无缘无故地抱怨，他们高高在上的政府职位所拥有的权力确实在衰退，并且这种衰退并不会给他们可以抵制、收买或击垮的某个特定的政治对手或组织带来好处。他们的权力衰退的原因不是他们的个性或施政纲领有问题需要纠正，也不是他们需要雇用新的谋士。相反，他们作为当权者身处的特权位置才是他们权力衰退的真正原因，而这样的高位曾经是一个人政治生涯的终极奖赏。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权力不只是在转移，它还在衰退，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在消失。

政治离心机挑战了专制政权，让他们的敌人更难以捉摸，造就了新的挑战者和竞争者。但它所产生的效应同样也对民主国家构成了挑战。对许多支持者来说，民主是一个目标，专制政府权力的衰退推动着一大批国家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但是，权力衰退的效应不止于此，权力衰退背后深层的经济、技术和文化力量引发了很多思想和情绪，但这些思想和情绪并不都是民主的。地方分离主义、排外情绪、反移民运动和宗教激进主义都会从权力的衰退中获益。政治离心机的一个普遍效应就是使政治图景变得复杂，并消除旧的模式和习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还将继续发挥这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