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时代人物志》

朱清时，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因推行高校“去行政化”被推向了教育改革的风口浪尖。4年来，他饱受失眠和压力的折磨，每天靠安眠药入睡，剂量是常人的两倍。“中国教改的土壤还不成熟，单靠一所高校实验去行政化，很难。”

2012年9月，南科大迎来新一批188名学生。朱清时曾用一道“小学生题目”难住了众多考生：7分钟，从1写到300，中间不许停止和涂改。

“最后发现，全国考生中只有6个人做到了。”他笑言，“做科研，需要头脑清醒，并具有一定的抗压能力，这是创新型人才必备的要素。”

在“啃硬骨头、涉险滩”的改革阶段，依然呼唤冲破牢笼的勇气，但仅仅“冲”和“闯”是远远不够的。

今天的改革者，很难像35年前的先驱者那样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第一”，却必须处置更加复杂的利益格局，这需要更加科学缜密的改革智慧。

沉默，偶尔几声咳嗽，以及杯盖碰撞杯子的声响——这是徐克再熟悉不过的会场。那沉默中压抑着的，是改革的阻力。

2005年，徐克就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不久，开始推行一个全新尝试：免费为医院所在的辽宁省44个县基层医疗机构培训医生。

“基层医院水平较低，全国人看病都扎堆往大医院跑，这是看病难、看病贵的一大原因。”他说。

可是，本院很多人想不通：“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对咱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消极抵制，当面顶撞，让徐克痛感突破利益固化藩篱之难。然而，他没有退缩。

人们惊奇地发现，由于与基层患者和医护人员接触增多，医大附院的社会认可度进一步提高。尽管来看小病的少了，看大病的却多了，医院收入不降反升。

同一个难题，视野和思路一变，结果截然不同。

短短几年，徐克和医大附院以“医改急先锋”闻名全国。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改革者表达了共同的心声：生在这个时代，我们的使命就是开辟一条新路，为后人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只为此，我生无憾。

2007年，在《写给一百年后人们的信》中，柳传志写道：“改革开放以来，在我的眼里是几百年来中国历史最好的一段，希望它能成为一个转折点，中国从此能好下去。”

现在，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热议仍在持续。《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展现的堪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力度，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几乎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重要经济理论研讨的83岁经济学家吴敬琏激动地表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回答了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我们改革要往哪一个方向走？”

“大环境越来越好。当初办企业，我要改革，领导不放权；现在倒过来了，政府主动为企业服务，给企业家‘松绑’。”早已退休的步鑫生依旧壮怀激烈：“假如有来生，我还会选择当一个改革者。”

风云再起，百舸争流，时代呼唤更多的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