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著者：姬瑞环
出版年月：2014年11月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内容简介】
《向毛泽东学写作》是对伟人写作艺术的分析和鉴赏，全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概述了毛泽东一生的写作实践；第二章至第七章分别从立意、结构、语言、修辞、逻辑、思维等六个方面分析毛泽东的写作艺术，并结合现代写作的实际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写作方法和技巧；第八章撷取了毛泽东的精彩篇章，进行了全文赏析。全书对毛泽东的写作艺术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对于提高公文写作能力、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和战略分析分析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
姬瑞环，1958年9月生于北京，现任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教授，中国高教秘书协会理事，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秘书专业委员会委员。已出版《秘书学教程》《新编公文写作与处理教程》《信息与秘书工作概论》《文学鉴赏导读》等，著述成果160余万字。
目录
第一节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风华正茂逞英豪——毛泽东早期的写作实践
第二节 分肌辟理，坚信马列，高屋建瓴著雄文——毛泽东建党初期至土地革命中期的写作实践
第三节 延水河畔，窑洞窗前，妙笔生花铸辉煌——毛泽东土地革命后期至抗日战争时期的写作实践
第四节 运筹帷幄，对战决胜，妙手妙笔绘宏图——毛泽东解放战争时期的写作实践
一、针锋相对反内战
二、反动派是“纸老虎”
三、集中兵力打运动战
四、迎来黎明见曙光
五、战略反攻定纲领
六、决战方针定乾坤
七、妙手妙笔绘宏图
八、蒋家王朝敲丧钟
九、政权建设奏新篇
第五节 潜心探索，艰难开拓，名篇佳作炳千秋——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的写作实践
一、中国人民站起来
二、百废待兴少树敌
三、抗美援朝振国威
四、人代会上响春雷
五、建设方略勤探索
六、辩证再论“纸老虎”
七、晚年深究辩证法
第二章 立意篇：博大精深启后人
第一节 千淘万漉炼主题
一、从平凡材料中深挖主题
二、从零散材料中精炼主题
三、从质朴材料中巧定主题
四、从彼此联系中推出主题
五、从表里分析中提炼主题
六、从调查体验中得出主题
七、从借鉴古训中确定主题
八、从审时度势中判定主题
第二节 多姿多彩显主旨
一、旗帜鲜明，标题显旨
二、片言居要，点题显旨
第三章 结构篇：因文制宜多新奇
第一节 文章主旨的推进艺术
一、总分式推进，步步为营
二、递进式推进，逐层深入
三、并列式推进，扇形展开
四、纵横结合，穿插推进
五、时空交错，轮换推进
六、篇段合一，一气呵成
七、正反对比，泾渭分明
八、条款分列，简洁明了
第二节 精美纷呈的开篇艺术
一、揭示主题的开篇
二、交代背景的开篇
三、提出问题的开篇
四、提示读者的开篇
五、生动别致的开篇
六、饱含深情的开篇
第三节 寓意深远的结尾艺术
一、希望号召式结尾
二、强调归纳式结尾
三、鼓舞士气式结尾
四、名言警句式结尾
五、精美别致式结尾
第四节 精巧多变的过渡艺术
一、依靠过渡实现前后层次转换
二、依靠过渡实现表述方式转换
第五节 牵连顾盼的照应艺术
一、首尾照应，线索清晰
二、前后照应，浑然一体
三、题文照应，表里如一
第四章 语言篇：经纶珠玑致精美
第一节 气吞山河，势如破竹
一、洞庭湖的闸门开了
二、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
三、必须制裁反动派
四、义正词严反“摩擦”
五、讨汪檄文气势壮
六、万里长征第一步
第二节 警句格言，妙语连篇
一、自创警句格言
二、援引名人名言
第三节 使用典故，雅俗共赏
一、“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二、“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三、“叶公好龙”
四、“夜郎自大”
五、“黔驴之技”
六、“农夫与蛇”
第四节 应用古语，言简意赅
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二、“言必信，行必果”
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五、“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第五节 古语活用，情趣盎然
一、“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
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三、“先斩后奏”
四、“对牛弹琴”
五、“实事求是”
第六节 运用口语，亦庄亦谐
一、“放出了一通好家伙”
二、“老虎屁股摸不得”
三、“钝刀子割肉不出血”
四、“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五、“杀头不比割韭菜”
六、“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七、“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八、“挂羊头，卖狗肉”
九、“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第七节 质朴自然，平中见奇
一、“脚盆里有鱼有肉”
二、“蒋介石拿刀，我们也要拿刀”
三、“中国是中国人民的”
四、“信神呀，还是信农会？”
五、“既要撒得开，又要收得拢”
六、“别了，司徒雷登”
第八节 幽默讽刺，挥洒自如
一、“顽固派也要起变化”
二、“革命力量要纯而又纯”
三、“霸王别姬”
第五章 修辞篇：匠心独运超凡俗
第一节 巧用比喻，深入浅出
一、使用明喻，一目了然
二、使用暗喻，含义深刻
三、使用借喻，形象生动
第二节 多用设问，波澜起伏
一、开篇造势，吸引读者
二、区分层次，便于理解
三、激起波澜，引发思考
四、玲珑变幻，设问灵活
第三节 运用反问，加强力量
一、肯定否定有别，各自意思相反
二、肯定否定连用，文义相得益彰
三、设问反问结合，增强文章气势
第四节 使用排比，壮势助威
一、词汇排比，字字千钧
二、句子排比，气势雄壮
第五节 运用其他修辞方法
一、运用对比，表意鲜明
二、运用借代，深入浅出
三、使用比拟，增加趣味
四、运用反复，壮大气势
五、巧用对偶，洗练精当
六、使用反语，耐人寻味
第六节 综合运用修辞方法
一、对比修辞法的运用
二、反复修辞法的运用
三、排比修辞法的运用
四、对偶修辞法的运用
第六章 逻辑篇：撼人心魄无穷尽
第一节 立论证明，高屋建瓴
一、分析综合，严谨周密
二、事实论证，胜于雄辩
三、事理论证，精深透彻
四、因果论证，分析透彻
五、比喻论证，形象可感
六、对比论证，泾渭分明
七、间接论证，迂回说理
第二节 反驳论证，战无不胜
一、反驳论点，当头一棒
二、反驳论据，釜底抽薪
三、反驳论证，揭穿漏洞
四、间接反驳，效果神奇
第七章 思维方式：经天纬地绝千古
第一节 形象思维艺术
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三、“磨刀”与“摘桃子”
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第二节 超前思维艺术
一、延安窑洞写“预言”
二、妙笔绘制决战图
三、抵制糖衣炮弹
第三节 辩证思维艺术
一、“天不止一个井大”
二、“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三、为了抗日大局精兵简政
第四节 比较思维艺术
一、坚决抗战与妥协退让
二、“糟得很”与“好得很”
三、正反经验的比较
四、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第八章 雄文佳作：妙手妙笔妙文章
一、中国社会的解剖图——《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赏析
二、声讨党八股的檄文——《反对党八股》赏析
三、领袖尊师见真情——《致徐特立》赏析
四、柔中带刚，委婉说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五、朴素无华生奇效——《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赏析
六、神州大地起狂飙——《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赏析
七、精粹·豪迈·震撼——《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赏析
八、定国安民成经典——《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赏析
主要参考书目
代 序
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后，近些年来，中国大地上却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毛泽东热”，在书报刊物中、文艺舞台上、影视节目里，围绕毛泽东的话题热烈引人。不仅我们这些年老者忘不了毛泽东，我们还高兴地看到，大批青年人也自觉地加入“寻找毛泽东”的活动中来了。“毛泽东热”的连绵不绝，固然与毛泽东的伟大人格力量有关，也不排除是由于中国人民对这位人民领袖的真实感情所致。我相信，关于毛泽东的话题是永远不会结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热”的现象，将会更多地取决于人们对毛泽东的理性认识。历史最为公正。时间越长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越是不能代替。
只要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国内外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涵盖领域非常广泛，取得的成果十分可喜。学者们通过辛勤的探索，把毛泽东从青年、中年到晚年不同时期的人生轨迹及工作、学习、读书、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光辉风范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卸下神秘光环的立体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毛泽东。围绕毛泽东的研究成果，涉及他的革命思想、著述成就、智慧谋略、管理思想、生平实录、人际交往、读书写作等众多方面，可谓各具特色，精彩纷呈。但是，以毛泽东的写作艺术为专题，对毛泽东的写作生涯及其文章写作的艺术特色，展开系统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成果还不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姬瑞环同志对毛泽东文章写作艺术的研究，是一项具有重大价值的开拓性的工作，填补了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我为他的潜心研究及其取得的成绩而高兴。
毛泽东虽已逝世多年，但是他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大量不朽的著作，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永远放射着科学、智慧和真理的光芒。对毛泽东著作的研究，是关于毛泽东研究活动的重要内容；从写作艺术的角度研究毛泽东，是毛泽东研究活动应当包括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地阐述毛泽东的写作艺术，毫无疑问有利于更加深入全面地领会毛泽东思想，有利于弘扬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更有助于写作人才的培养。所以，姬瑞环同志的这项研究工作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直至耄耋之年，毕生勤奋、乐于读书、不断思考、一生笔耕。他对笔杆子和文章的作用非常重视。早在延安时期，他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说道：“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在毛泽东看来，一支有文化的、能够拿得起用得好笔杆子的军队，虽然不拿枪，却同样可以产生战斗力，同样是革命斗争不可缺少的力量。毛泽东不仅重视文章写作，而且总是身体力行，自己动手。在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的伟大实践中，他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写下了大量站在时代前列、指导时代发展的锦绣文章，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提供了战无不胜的强大思想武器。他依靠自己的文章，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头脑，启迪了亿万人民群众的思想，缔造了一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人民军队，构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他用这些文章焕发出的强大力量，使中国人民的强国爱国之心紧紧凝聚在一起，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国，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他用这些文章焕发出的强大力量，动员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烂摊子上兴利除弊，励精图治，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发展和进步描绘了宏伟蓝图。他的不朽著作，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历程，书写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壮丽诗篇。中国人民为有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思想家而自豪！中国人民将世世代代珍视毛泽东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高尔基曾经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毛泽东一生写下的许多宝贵著作，正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阶梯。毛泽东著作的思想内涵像大海一样博大精深。对毛泽东的著作进行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毛泽东的写作艺术进行研究，同样不轻松。《向毛泽东学写作》这本书选题新颖，内容系统，语言朴实，可读性强。出版此书，无论对于展示和研究毛泽东的写作艺术，还是对于学习和弘扬毛泽东思想，都大有益处。
我衷心祝贺姬瑞环同志所著《向毛泽东学写作》一书的出版；也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以及其他关心这件事的有关同志。
高智
注：
高智同志，1945年起在中共中央机要科工作，1947年3月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后到西柏坡。1949年3月随毛泽东到北京。1952年至1962年间，任毛泽东同志的机要秘书。此文是他为本书作者的另一部著作《毛泽东的写作艺术》写的序，因他年事已高，提笔再为本书作序已有不便，征得他同意，只稍作改动作为本书代序。
作者序
恩泽润华夏 诗文启后人
姬瑞环
毛泽东的诗文是矗立在华夏文明宝库中的一座历史丰碑。毛泽东的诗文，寄托着他的宏伟志向，包容着他的情感空间，承载着他的博大思想。毛泽东的诗文，为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是留给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财富，启迪后人，激励来者。
我在讲授“毛泽东的写作艺术”这门选修课时，曾作过一个课堂调查，让学生写出自己读过的毛泽东诗文的篇名，试图了解大学生对毛泽东诗文的阅读情况。令我惊愕的是，近100名学生所写出的篇名，除去重复之外，不足20篇。我不安地感到，现在相当一些青年人对毛泽东的了解很空泛，甚至仅限于概念化层面。这使我愈发感到宣传和弘扬毛泽东诗文，对于青年一代，对于这些中华民族文明薪火的传递者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伟人毛泽东，一生读书，一生思索，一生笔耕不辍。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为指挥作战，拟就的战略部署、作战方针、战前命令、战后总结等文字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创新的真实记录；为加强党的建设，为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撰写了诸如会议讲话、会议决议、会议致辞、调查报告、对策主张、情况通报、新闻消息、编者按语、时局评论、报刊社论等大量应用文章，这些文章勾勒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进历程，具有20世纪中国编年史的价值；至于读书笔记、信札便签、书评眉批等，也都独具风采——作为政治家、理论家、军事家，毛泽东所写的文章，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影响之深远，无人企及！
如果说文章写作是毛泽东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赋诗填词则是他在人生长河中掀起的绚丽多姿的浪花。毛泽东酷爱中国古典诗词，也擅长以旧体诗词格律创作新篇。他的诗词作品，想象丰富、意境高远，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契合交融，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恒久的艺术魅力。阅读欣赏毛泽东诗词，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享受。篇篇佳作引领你走进他丰富的内心世界，仿佛他正敞开心扉与你交谈，他既能用如椽大笔描绘风云变幻的世界和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也能用通俗而艺术的方式倾诉着常人的喜怒哀乐。他的诗词作品不拘一格，说大气，大到无涯，说纤细，细赛毫末，正可谓——雄浑豪放的气势让你热血沸腾，潇洒细腻的情感让你潸然泪下，睿智幽默的文字让你回味再三……
毛泽东诗词是中国20世纪特有的、光彩四溢的语言文学现象。流传于世的毛泽东诗词有七八十首，数量并不算多，但大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倾心品读毛泽东诗词作品，使人感受到史诗般的恢宏气势，但每首作品又有与创作背景息息相关的特色。
《沁园春·长沙》是毛泽东1925年从韶山到长沙故地重游、触景生情的作品。独立在寒秋的橘子洲头，面对风物依旧的长沙、奔腾北去的湘江和竞相前行的船只，昔日在此读书生活的场景历历在目，诗人倍感亲切，笔下的画面也分外瑰丽开阔。此时中国国民革命席卷南国，恰似“百舸争流”的竞技场，然而无产阶级能否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仍是悬念。诗人意识到世势的严峻，于是在歌咏无限生机的同时，又发出“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天问”，并通过追忆同学少年时的狂放砥砺志气，回忆与展望共存，现实与理想辉映，使《沁园春·长沙》成为“秋兴”词中的大匠之作。
《菩萨蛮·黄鹤楼》是一首政治诗。面对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严酷形势，毛泽东思绪万千，苍凉、痛楚在心中蔓延。大革命的成败命运，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口。于是，词中涌出了沉重的询问，悲怆的呼喊……这首词压抑、凝重，情感裸现，绝无矫饰。只要用心体会“茫茫”“沉沉”和“苍苍”这几个叠词，还有一“莽”一“锁”二字的选用，就不难体会诗人当时为革命担忧的沉重心情。不过，诗人内心深处依旧点燃着希望的火种，面对革命遭受的挫折和失败，他选择的是沉稳和坚忍，他思衬着革命的前途——“心潮逐浪高”——政治家的诗人特质尽在其中。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是毛泽东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读到“南京解放”号外后的即兴之作。全诗集诗人的感情、才气、智慧之大成，气势磅礴，酣畅淋漓。诗中不仅抒发了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之情，更告诫人们，不要重蹈西楚霸王息兵罢战的覆辙，要“宜将剩勇追穷寇”，将革命进行到底。此诗卷走了一个旧时代，高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是毛泽东与爱国民主人士心灵沟通的佐证。当毛泽东读出柳亚子先生诗中隐含的不满情绪后，委婉地劝说他不要“牢骚太盛”，启发他“风物长宜放眼量”。这首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领袖风范感人至深。
《贺新郎·别友》在毛泽东诗词中“别是一家”。这首词是他1923年12月底与杨开慧在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分别，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写成的。此前，毛泽东与杨开慧已结婚三载。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常年东奔西走，忽略了妻子的感受。杨开慧担负起全部家务，繁忙之余经常面对孤灯幼子，难免产生一些惆怅之情和些许误会，此次分别不知何时再见。诗人百感交集，填词以表心迹。词的上阕是地地道道的“儿女语”，还有夫妻之间难舍难分的知己情，甚至将一些不快的误会和私房话也写了出来，希望妻子把误会化作过眼滔滔的云和雾。而下阕则明确表示“不为昵昵儿女语”，哪怕作为“天涯孤旅”，也要为革命大业奔波。真可谓健笔写柔情，婉约兼豪放。
毛泽东诗词是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精神文化财富，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奇珍。欣赏、评说毛泽东诗词，必然成为时代绵延不绝的文学现象。
研读毛泽东的文章，是真正领会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途径。
“文章须有益于天下”（顾炎武《日知录》）。写文章要为人民大众着想，为中国革命服务，为改变几亿中国人的命运服务，这是毛泽东著述生涯的根本立脚点。
自学生时代起，毛泽东就开始密切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留下的最早一篇完整的议论文章，从立法与民众关系的角度，论述了政府必须取信于民的道理。国文教员在批语中赞赏此文“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是毛泽东早年发表的影响最大的文章。文章热情宣传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倡导敢想敢做的革命精神，为改造中国社会，改变受苦受难的命运，开出了实现民众大联合的一剂良方。这一深刻主题与他后来的主张放手发动群众，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一脉相承。
建党初期至土地革命中期，毛泽东文章关注的焦点，已经锁定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例如，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际上是交给共产党人一把灵验的解剖刀，深刻剖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对待革命的态度，告诉我们，共产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区分敌、我、友。这些思想为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又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调查报告中的经典之作，他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农村和农民革命运动上，为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高唱赞歌，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是毛泽东一生情系农民、农村、农业的根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他根据中国国情，对中国革命道路和斗争形式进行了深入探索，论证了在军阀割据之时，在敌人控制薄弱之地，红色政权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得出了依靠武装斗争，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结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正确抉择。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伟大的贡献，也是几亿中国人民的福祉。正如邓小平所言：“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抗战爆发后，“打日本，救中国”的强烈使命感，激励着毛泽东，他的写作活动进入到巅峰状态，一大批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直接指导抗战进程、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经典篇章，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论持久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等，在延水河畔，在窑洞窗前，先后应运而生。这些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名篇佳作，围绕抗日战争的特点、指导思想、战略战术、斗争策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论证，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纲领、路线、政策和策略，为中华民族摆脱灭顶之灾，增添了勇气、力量、智慧和信心。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殚精竭虑，运筹帷幄，精心谋划，辛勤笔耕，写下了一大批说理透彻、气势豪迈、刚柔相济、具有高超斗争艺术的重要作品，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将革命进行到底》《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友谊”，还是侵略？》等。在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前夜，毛泽东以妙手妙笔制定了一系列英明战略，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绘制了一幅壮美崭新的蓝图。
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的建党学说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为延安整风运动而撰写的重要文献。《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以反对主观主义，倡导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为目的，向全党提出了改造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要求，他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革命的现状和问题。这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针对党内的宗派主义作风和党八股文风而写的。它们是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篇整风文献，为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的文章，给中国人民提供了不竭的智慧、勇气、信心和力量。对于他的文章，我们可以当作历史著作来查考，因为它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也可以当作政治理论来阅读，因为它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载体；还可以当作哲学教材来研修，因为它囊括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探索和贡献；当然还可以把它作为党的政策和策略以供凭据和参考，因为有许多篇章是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的大政方针、指示文件。
毛泽东的文章语言，深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可谓篇篇经纶、字字珠玑、致精致美！他的语言气吞山河，势如破竹；他运用格言警句，妙语连篇；他善用典故，雅俗共赏；他应用古语，言简意赅，情趣盎然；他运用口语，亦庄亦谐，平中见奇；他娴熟巧妙地运用各种修辞方法，使其语言表述越发显得匠心独运，超凡脱俗，令人过目难忘。所以他的许多篇文章又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品味。
恩泽润华夏，诗文启后人。毛泽东虽然走了，但是他的思想依然活在浩如烟海的诗文当中，像滴滴甘露，绵绵不绝地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第一章 文道篇：笔耕一生益天下
毛泽东为了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人民幸福安康，以天下为己任，孜孜不倦，上下求索，笔耕一生，铸就数不清的华美篇章。这些篇章既体现了超凡脱俗的写作艺术，又融入了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文”与“道”相映生辉、高度统一。他的著作开创了一代文风，同时又创造了一个时代，其中蕴含的博大思想犹如汩汩甘泉，绵绵不绝地滋润着中国人民的心田。
“文章须有益于天下”，是顾炎武《日知录》中的一句名言。
凡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文章，都是“有益于天下”的好文章。
曹丕《典论·论文》有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这说明文章于治国安邦来说关系极大。我国早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清代戏剧理论家、文学家李渔在《闲情偶寄·凡例》中指出：“武士之戈矛，文人之笔墨，乃治乱均需之物。乱则以之削平反侧，治则以之点缀太平。”巴尔扎克也深知笔杆子的用处。据说，他的寝室常年摆放一尊拿破仑塑像。在塑像的刀鞘上，巴尔扎克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用刀未完成的事，我用笔来完成。”巴尔扎克正是以神奇灵秀之笔，写成了人类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间喜剧》，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代大文豪韩愈在阐述文章功能时有言：“文以载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文章应以承传人类的思想和真理为宗旨。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深深敬爱的革命导师，又是闻名中外的语言艺术大师。他自韶华之年至后来领导中国革命的几十年岁月中，写下了难以计数的鸿篇巨著。他的著作，不仅以其发行量之大和阅读者之多而载入人类文明史册；更以其对中国革命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之深，为世所罕见。
翻开毛泽东的著作，人们如同走进毛泽东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又像漫步在一座巨大而神奇的文化殿堂。那里展示了毛泽东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哲学、新闻、外交、艺术、伦理等众多领域的研究和探索成果。那里讲述着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数十年血与火的斗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峥嵘历程。毛泽东的著作，是一部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和中国革命时代精神的革命斗争史，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思想宝库贡献了极其珍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可以说，毛泽东的文章是真正“有益于天下”的典范之作。
事实正是这样：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变交替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华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艰苦岁月里，毛泽东的文章给中国人民提供了不竭的智慧、勇气、信心、力量、策略和方法——应该怎样去投入革命、去进行斗争、去抵御入侵之敌、去推翻反动统治；应该以怎样的态度迎接新的生活；以怎样的意志克服新的困难；以怎样的精神开拓更加伟大的事业；以怎样的信念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毛泽东的文章可以满足人们不同角度的需求——可以当历史著作来查考，因为它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可以当作政治理论来学习，因为它涵盖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也可以当作哲学教材来研修，因为它囊括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探索和贡献；甚至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品味，因为它有许多隽永多姿、文采横溢，着实令文学家颔首称道的名篇佳作；当然还可以作为特定时期党的政策和策略的集大成者以供凭据和查考，因为这里有许多篇章是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的大政方针、指示文件。
毛泽东笔耕一生，著述成果丰富浩瀚。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下面介绍的只是《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很少的篇章，挂一漏万实属必然，权当勾勒毛泽东写作实践的一条简要线索。实际上他所撰写的大量电报、书信当中，佳作名篇亦数不胜数。再者，本章以追述毛泽东写作实践为主，难免湮灭了毛泽东文章固有的突出的个性特征。此中遗憾，只得请读者朋友从欣赏毛泽东原作中弥补了。
第一节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风华正茂逞英豪——毛泽东早期的写作实践
20世纪初期至中国共产党成立，正值毛泽东的青年时期。
此时，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学说，主张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思想逐步涌入我国。
青年毛泽东先后经历了读书储能的学生时代、五四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时期。此间，毛泽东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文字作品。根据湖南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来看，自1912年6月至1920年11月，毛泽东陆续撰写了论文、信函、章程、纪事录、报告、启事、诗词等，共有150余篇。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毛泽东早期参加社会实践的情况，反映了他对国家和社会、对哲学和人伦、对革新教育和打好学问功底、对锻炼身体和完美身心，以及担负救国救民神圣职责等一系列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见证了他从一个品学兼优的青年学子，逐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过程。透过这些文稿，可以看出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就已经展露出卓越的写作能力，为他辉煌壮丽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用笔杆子和文章作武器，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铸成了他生命历程的一道亮丽耀眼的风景线。
一、“徙木立信”露锋芒
《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读书时所写的文章，近600字。这是他留下的最早一篇完整的议论文章。
该文借助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从立法与民众的关系角度，论述了政府要取信于民的道理，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和失信于民的本质。文章思想深刻，笔力雄健。
文章起首写道：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
由此可见，在救国之道方面，毛泽东深受梁启超开启民智、塑造新民思想的影响。
国文教员看到毛泽东在写作方面出手不凡，兴奋不已，遂乘兴点评，给予高度评价。他感叹道：“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他称赞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赞扬此文“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遂给此文打了一百分，批给其他同学“传观”。
国文教员对毛泽东及其文章的称赞与预言一点不假。胸怀鸿鹄之志的毛泽东，后来毅然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以自己的文韬武略，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成为人民领袖，成为一位历史时代的标志，成为一位闻名中外的语言艺术大师。
二、体育论文初亮相
《体育之研究》是年轻时的毛泽东首次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载于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这是一篇体育论文，约有7000字，署名“二十八画生”，此乃毛泽东的首用笔名，由“毛泽东”三字繁体共计28个笔画而来。这是毛泽东以文章形式在社会上首次“亮相”。
他把体育运动与国家和民族的强盛联系起来，纵论体育运动的重要意义。他在文章开头写道：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
他认为，身体是知识和道德的载体，所以，在中学和中学以上，应该实行“德、智、体”三者共同发展。他论述了德育、智育、体育三者的关系，批判了传统教育制度中忽略体育的弊端。他指出：
三育并重，然昔之为学者说德智而略于体。及其弊也，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故有颜子而短命，有贾子而早夭，王勃、卢照邻，或幼伤，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也，一旦身不在，德智则从之而隳矣。
毛泽东极力赞扬“文武全才”“身心并完”的古代圣贤之人，认为那些能文能武者“皆可师者也”，认为“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他还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这是因为，进行体育锻炼，有强筋健骨，增长知识，调养感情，增强意志等诸多功效，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
从文章内容看，此文绝非单独论体育，而是借提倡体育抒发胸臆，畅行武勇世风和奋斗向上的人生观，寄托爱国强国的崇高理想。此文立意高远，观点鲜明，论据充足，论述透彻，气势雄壮，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预示着他在文章写作方面蕴涵着巨大的潜力。这期间，毛泽东还在日记里写下了个性鲜明，并且随后成为名言警句的话：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不难看出，其言语中呈现出奋斗向上、乐观豁达、顽强不屈的人生态度。
三、夜学广告不吹牛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曾担任学友会的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职务，主持着学友会的工作。为了继续办好工人夜校，1917年10月30日，他发挥自己的文笔优势，写了一则颇具特色的《夜学招学广告》：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话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做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毛泽东写的招生广告，用普通的白话文，说的是心里话和实在话，道理讲得浅显明白，没有丝毫的粉饰、卖弄、浮华和吹牛皮，把通俗易懂的写作要求发挥到了极致。这对于博学多才、志向高远、血气方刚的毛泽东来说，极为可贵。之所以如此，皆因他与劳动人民心连着心。他一生追求通俗易懂、简洁鲜明、平实质朴、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风，早在青年时代起就自觉地开始实践了。
四、激扬文字逞英豪
十月革命的炮声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更加强烈地冲击着思想文化领域。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毛泽东的思想开始向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转变。这一阶段，他留下的数十篇文稿已经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其中影响最大的两篇文章，是发表于《湘江评论》上的《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
《湘江评论》是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919年7月14日正式创刊，毛泽东被推选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创刊号中除了第四版中两篇均不满100字的短文及一篇200来字的杂文外，其余文章均出自毛泽东之手，其中署名“泽东”二字的文章就有25篇之多，后几期《湘江评论》，也以毛泽东所撰文章为主。
毛泽东以《湘江评论》为阵地，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热情宣传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功经验；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弘扬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革命精神；号召民众大联合，改造国家，改造社会。所谓“言为心声”啊！《湘江评论》，是他代表滚滚向前的湘江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巨声怒吼，是他代表湖南人民发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强烈呼声！
《创刊宣言》是一篇心怀天下、激情四射的文章。他一落笔就以形象生动的语言，为五四运动新思潮纵情欢呼：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要的大任务。
看得出，他对《湘江评论》的创刊寄予巨大的期望。
为了激发人们关注社会改造的热情，他向读者提出：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起，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它的软化。……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这样生活”的结论。
这些简洁明快的语言，表明毛泽东要利用这张报纸宣传五四运动倡导的新思潮，推动社会进步。
为了宣传新思潮，鼓舞人民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毛泽东提出要反对各种强权主义：
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们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
早已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毛泽东，深知实现救国救民大业，必须提高人民的觉悟，促进民众的大联合。为此，他深刻指出：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他的语言，振聋发聩，激荡人心。他号召人们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聚集起改天换地的伟力，向黑暗势力进行斗争。
《湘江评论》存在期间，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接触还不太多。但是，十月革命的炮声和五四运动的洪流强烈震撼和冲击着他的思想。他把十月革命看成人类的希望，给予高度赞扬，不遗余力地宣传介绍十月革命的宝贵经验。在《湘江评论》第一号临时增刊的“湘江大事述评”栏目中，他写道：
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到了湖南。
他对十月革命在中国大地上的反响，是抱以满腔热情的欢迎。他在第四号《湘江评论》上撰文：
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怒涛西迈，转而东行。……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
这是他在为十月革命导致世界革命形势的可喜变化而高唱赞歌。
《湘江评论》是在稿源匮乏、人手不足、环境恶劣等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出刊的。为此，毛泽东使出了浑身解数。
据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谭一先生所著《毛泽东新闻活动》一书介绍：毛泽东当年的同事、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曾经写过《湘江的怒吼》一文。周世钊回忆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的情景时写道：“刊物要出刊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火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套被、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布长衣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朋友想借钱给他添置必要的衣物，都被他谢绝。劝他晚上早点休息，他又总以约稿未齐、出版期迫，不得不多写几篇，少睡几点钟没有关系来回答。”
金冲及先生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天早上，太阳出来老高了，商专学生易礼容来找毛泽东，他还未睡醒。易礼容掀开蚊帐，不料惊动了一群臭虫，‘它们在他用作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乱窜，每一只都显得肚皮饱满’。这种情况，想来不止一夜。”
这些回忆，让我们了解了毛泽东为编辑《湘江评论》付出的巨大心血，也知道了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即与笔墨文章结下不解之缘，显示了非凡的才华。毛泽东的行动说明，他已经融入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正在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五、呼唤民众大联合
《民众的大联合》是连载于《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头版头条的长篇论文，总计7000余字，核心内容就是号召民众的大联合。这是毛泽东所撰写的对于中国社会变革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章，也是反映他早期统一战线思想的令人瞩目的成功之作。
在文章的开头，毛泽东以急切的心情写道：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他从历史的角度追述了联合的重要性：
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古来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多……到了近代，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全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
通过对古今中外正反两方面联合的分析，毛泽东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地进行！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人民大众联合起来，是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根本方法和根本途径。这些铿锵有力的语言，充分表明了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凌云壮志。
怎样实现民众大联合呢？毛泽东主张：
民众大联合要由各种小联合构成，小联合应当以各阶层人民的切身利益为基础，大联合以各革命阶级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最后，在各阶级联合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毛泽东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中国的民众若无联合，就像一麻袋土豆，一堆散沙，要把散沙捏成团，必须有泥浆。
为了实现民众大联合，为了寻找这样的“泥浆”，毛泽东作了艰苦的努力。他积极发起组织并支持工会、农会、学生会、青年团、共产主义小组等各种进步社团，联合一切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力量，直至参加创立中国共产党。他真的将这些小联合组成了大联合，并且最终战胜了所有敌人，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是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历次政治变革失败的原因有了深刻认识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对中国人民施行双重压迫，造成民众的分裂，中国社会如同一盘散沙。所以，欲救国救民，强国强民，就必须把中国人民联合起来。此文正是毛泽东为改造中国社会开出的一剂良方，是他探求真理的典范文章。他的民众大联合思想，与他后来的放手发动群众，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思想一脉相承，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对利用笔杆子和传媒进行革命斗争，有着极大的热情。
《湘江评论》被查封后，1919年9月至1921年夏季，他接手主编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新湖南》周报；支持并指导周南女子中学学生创办《女界钟》周刊；主编“新民学会”内部刊物《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主编“湘潭教育促进会”内部刊物《湘潭教育促进会会报》。他为这些刊物积极撰文抨击时弊，写有50余篇涉及“驱张”“自治”、教育、文化、新民学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设等内容的文稿，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潮，探讨修学、立身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他还在长沙比较进步的《大公报》上发表多篇文章，宣传新思想。
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正值中国社会激烈变革时期。由于他具有广博的学识、超群的胆识，练就了令人称道的人品和超常的社会活动能力，特别是培养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所以具有振臂一呼，英才云集的威望和感召力。他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追求进步的青年人。他与朋友们一起攀登岳麓山，一起搏击湘江水，一起纵论古今世事，一起乘兴斗韵和诗，一起为消除不平而呐喊，一起为救国救民而奔走。这段时光，对于毛泽东为中华民族谋求独立和解放的一生来说，无论在思想上、意志上，还是心理上、体魄上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沁园春·长沙》一词，艺术地反映了其青年时代的心路历程，抒发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壮志豪情：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
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是啊，正值风华正茂的毛泽东，为了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以笔墨文章为武器，将豪情壮志凝注弊端，抨击旧世界和旧势力，呼唤新时代和新思潮，鼓舞人民向着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展开坚决的斗争。这时的许多作品，初步展示了他在文章写作方面的出众才华和英豪之气。
第二节 分肌辟理，坚信马列，高屋建瓴著雄文——毛泽东建党初期至土地革命中期的写作实践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土地革命中期这段时间，是毛泽东思想从萌芽到基本形成的阶段。这个结论主要依据毛泽东这个时期所撰写的重要文章。文章表明，毛泽东已经从一个热切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优秀青年学子，成长为一个坚信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把自己关注和思考的焦点，逐渐确定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
一、建党前夕播火种
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就已表明他不仅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志向，而且明确了把中国作为改造的重心或“下手处”。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的信中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且告诉蔡和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
等已在进行组织。”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已经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人之一。1923年4月1日至10日，毛泽东撰写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这是他立足于中国国情对于中国政治形势和革命前途进行系统分析的最初尝试。
为了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找到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写下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章，其中《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一文，明确地阐述了他对于中国革命的主张：
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这表明在毛泽东头脑中，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他的头脑中已经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
二、分辨敌友阵线明
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国共合作以来的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刊登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文章是针对国民党新老右派试图分裂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争夺革命领导权，以及共产党内围绕革命同盟军问题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而写的政治论文。
与毛泽东早期文稿相比，此文明显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辩证思维方法，分析和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具有了更多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理论家的风范。他在文章开头强调，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经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深入分析，毛泽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此文不仅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基本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结成反帝、反封建和反军阀的革命阵线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思想，也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后来的不同时期制定一系列革命政策和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所以被人们当作毛泽东思想萌芽的重要标志之一。该文在思想内容的深刻性，文章结构的严密性，推理论证的逻辑性及其语言表达的准确性、鲜明性等各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堪称毛泽东著作中的经典篇章和毛泽东思想的奠基之作。难怪在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决定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作为整套选集的第一篇文章。
三、考察农运唱赞歌
发表于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同属于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著述成果中的经典篇章。
毛泽东写作此文之前，北伐战争取得了初步胜利，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由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和大地主阶级的极力仇视与反对。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惧怕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潮流，担心农民运动会破坏国共合作，危及整个国民革命，因而要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到底应当怎样判断农民运动呢？毛泽东决定从调查入手，把事实搞清楚。为此，他历时32天，先后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行程700公里，掌握了农民运动的第一手情况。事实完全不像国民党右派和陈独秀们所说的那样。为了驳斥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攻击，答复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百般压制和责难，写下了这篇具有极其重要价值的考察报告。文章表明，毛泽东已经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是农民问题，他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农民革命运动上。
在文章开头，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你听，这是何等的气魄！这是怎样的情怀！透过这些激荡人心的语言，我们感觉到，毛泽东正在为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高唱赞歌。毛泽东告诫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应该站在前头领导他们，而不是站在后头批评他们或站在对面反对他们。接着，毛泽东具体阐述了农民运动情况，阐述了此次社会调查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他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明确指出了正确处理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斗争和革命前途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组织农民武装和在农村的阶级政策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严厉驳斥了国民党右派等攻击农民运动是“糟得很”“太过分了”“是痞子运动”等各种无耻谰言。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为了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农民运动的伟大意义，答复社会上对于农民运动的污蔑和指谪，为农民运动正名分，唱赞歌，毛泽东特别以“十四件大事”为题，详细叙述了农民运动取得的成果。在毛泽东看来，这14件大事，就其革命意义来说，件件都是好事！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认识和阐述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起点，其初步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性以及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思想，为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不断发展、完善和最终成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由于共产党成立初期，对于中国革命实际和规律的认识还很不深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还比较肤浅，缺乏在复杂形势下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加之毛泽东尚未成为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的正确思想，一直受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排挤和打击。诸多不利因素的存在，最终导致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的惨重失败，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建立起反革命统治，中国大地随即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四、武装斗争创新路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没有被蒋介石的血腥屠杀和黑暗统治所吓倒，而是领导人民奋起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又称“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一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等英明论断，为党中央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独立领导工农武装斗争的新的历史时期。但是，到底以怎样的形式开展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到底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都还没有彻底解决。
面对秋收起义和大小的城市武装暴动的失败，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篇章，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1928年10月5日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同年11月25日的《井冈山的斗争》，是他率领工农红军坚持井冈山斗争一年多之后，对于工农武装割据的各种经验教训的科学概括与总结，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阐明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而写成的两篇特别重要的著作。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共讲了6个方面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分析中国国内的政治状况和阐明红色政权发生与存在的原因。在毛泽东看来，之所以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够有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是因为有相当特殊的原因和条件。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下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白色政权之间存在的长期分裂和连续战争；第二，中国红色政权存在的地方曾经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工农群众的基础；第三，全国的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第四，有相当力量的红军的存在；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此外，毛泽东还论述了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及其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经济问题、军事根据地问题等。
《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在文章开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需具备的其他条件：一是有很好的群众；二是有很好的党；三是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四是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五是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他向党中央汇报了边界特委和军委的斗争政策和割据地区的现状以及军事、土地、政权、党的组织、革命性质等几个重要问题。在谈到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时，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还处于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的阶段，这个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他认为，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中，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内容、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三者的密切结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就是武装斗争，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实行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就不能存在，更谈不上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就是开展土地革命，没有土地革命，红军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革命武装力量就失去了来源，革命根据地就难以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是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依托，没有稳固的革命根据地，红军就失去了后方依托，得不到补充和发展，武装斗争就难以坚持下去，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
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光辉思想，是对湘赣边界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它对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是这一理论的重要内容。
五、星星之火必燎原
中国革命的航船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驶入低谷。面临不利的斗争形势，有些共产党人不相信革命高潮可能迅速到来，甚至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林彪就是这种悲观论的代表人物。有鉴于此，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毛泽东在总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展开广泛深入探索的重要体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阐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情绪，论证了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工农武装割据”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原因。这是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充满必胜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写照。正像文中所言：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在文章结尾，毛泽东谈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时满怀豪情地写道：
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颠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后来的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所做的科学的预见。
六、建党建军出方略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一直处于艰苦险恶的环境之中。在农村武装斗争条件下，党的组织大多数是在农村建立的，党员的成分也很复杂。怎样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峻问题。
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是毛泽东建党建军思想的重要文献。它阐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党的思想、组织、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和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士兵待遇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等。决议案的第一部分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并纠正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及其盲动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为红军中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从决议案的内容与作用来看，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史上的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为红军初创时期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七、调查研究反教条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主要倡导者，又是身体力行的典范。
1930年5月，毛泽东随红军来到江西寻乌县城，利用红军做发动群众工作之机，在寻乌展开了深入的社会调查工作，先后用了20多天。他针对当时党和红军中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那时还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称之为“本本主义”），对寻乌调查的第一手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并从哲学高度给予理论概括，写成了著名的《调查工作》一文，经过翻印在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流传。（此文在反“围剿”作战中丢失，1957年2月福建上杭的一位农民将自己珍藏的油印《调查工作》小册子献给博物馆，这篇文献才重新问世。毛泽东得知后非常高兴地比喻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1964年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时，毛泽东将它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
毛泽东在此文中提出了反对以“本本主义”为特点的主观主义错误倾向，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首先列了一个小标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然后，精辟而通俗地指出：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于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为了突出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他强调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和指导革命斗争，就要产生唯心主义的政治估量和唯心主义的工作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毛泽东明确阐述了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应当采取的科学态度。他说：
我们说马克思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他因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为了增强文章在注重调查研究，反对教条主义方面的实际效果，毛泽东集自己的调查经验，在文章中具体介绍了一些调查方法和技巧。
可以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毛泽东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早的阐述，它与《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初步形成的主要标志。
从建党初期一直到土地革命战争中期，毛泽东撰写了许多重要文章。这些文章，分肌辟理，内涵富博，高屋建瓴，文采过人。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仍然胸怀壮志、百折不挠，坚信马列主义的科学真理，挽救党和革命于危亡之中的伟大品质与奋斗历程；具体体现了他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指导，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考察所取得的可喜成果；客观地记录了他的思想从最初萌芽到逐步成熟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它们标志着此时的毛泽东思想已经逐步形成为一个科学体系。
第三节 延水河畔，窑洞窗前，妙笔生花铸辉煌——毛泽东土地革命后期至抗日战争时期的写作实践
遵义会议后，即土地革命后期直至抗日战争时期，约10年左右时间，毛泽东的著述活动内容丰富，成果空前。他已经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理论家和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
这主要因为，第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形成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国情和革命规律的认识逐渐成熟，毛泽东在主观上具备了深入开展理论研究的条件；第二，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明显改善了著书立说的物质条件，客观上允许他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于理论研究；第三，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空前的民族危机和“打日本，救中国”的强烈使命感，激励着毛泽东的写作欲望。这些因素，决定着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写作文章的数量猛增，而且文章内容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几乎涵盖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方面。但是从总的比例看，毛泽东关注与思考的重心及其著述的主要方向，是在抗日救国、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而努力的方面。当然，党的建设、哲学研究、经济、文艺等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正如他在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回忆的那样：
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
正确的理论来源于丰富的实践。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同样离不开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他在延安时期写下的一大批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重要著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一、国共合作同抗战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其中心思想是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他明确指出：
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党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目前大于革命势力，要战胜敌人，必须抛弃关门主义，组织起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性的领导作用。
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诸多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反复论证的主题。
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首次系统地阐明了苏维埃政府在外交、抗日和统一战线方面的重要政策。
在外交方面，毛泽东“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间立场。”他认为反战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苏联等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方面，毛泽东认为，战胜日本侵略者需要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毛泽东认为，中国依靠军队的运动战，配以阵地战，并发挥全国人民的抗战潜力，就可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实行国共合作，建立国防民主政府的思想。
二、军事名著垂青史
1936年12月，毛泽东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撰写了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重要军事著作，内容极其丰富，包括如何研究战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围剿”和反“围剿”、战略防御五章内容，重点论述了研究战争的方法、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战略防御等问题。在论述如何研究战争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
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毛泽东认为：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把它消灭。……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
毛泽东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第二，敌人的强大；第三，红军的弱小；第四，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和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也决定了“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战略防御”是这部著作的重点部分，毛泽东深入论述了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速决战和歼灭战等红军的战略原则问题。这篇著作是毛泽东的第一部军事名著，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堪称军事著作的典范。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重要报告。他针对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新形势，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以建立真正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的具体政策上，作了一些有原则的有条件的让步，保证做到下列四项：（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中国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二）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三）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四）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此外，中国共产党愿意实行三民主义，愿意与国民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毛泽东还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责无旁贷地承担政治领导责任。这篇文章，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和政策具体化了。
几天之后，即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又做了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他根据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在抗战政策上的转变和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口号，并且阐明了三者的相互关系。他指出：
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
毛泽东非常关注中国革命前途问题。他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形象地比喻为上下两篇文章，“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他勉励全党：
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了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三、坚决抗战反妥协
1937年7月17日，卢沟桥事变后第10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个表态是蒋介石的一大进步。但是，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没有宣布全国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政府机构，仍然不许共产党公开活动。
针对蒋介石心口不一的情况，毛泽东于1937年7月23日，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
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救国“八大纲领”：（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三）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四）实行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实行；（六）开展国防教育；（七）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毛泽东指出：
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必须采取这样一套办法，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而实行蒋介石妥协退让的方针和办法，日本帝国主义就会占领中国，中国人民只有做牛马奴隶的前途。
毛泽东表示：共产党人“愿意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为了坚决抗战，“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虞我诈是不行的”。“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
这些尖锐深刻的语言，是对国民党政府的非常诚恳的批评。
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此文的重点是将抗日救国的“八大纲领”扩充调整为“十大纲领”，即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两条，将原来第八条删改为第十条“抗日的民族团结”，并且具体阐明了十大纲领的思想内容。十大纲领在抗战过程中对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统一全体人民的思想，鼓舞中华民族的抗日信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两论”思想成经典
1937年的7、8月间，毛泽东先后写下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论文。这是毛泽东哲学著作中的经典之作。
《实践论》主要为揭露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写。毛泽东围绕着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他精辟地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认识发展的动力，只有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用理性认识指导社会实践，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此种形式，循环往复，使得认识逐步丰富和深刻。他批评右倾机会主义是认识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左”倾机会主义是认识超越客观过程的发展阶段，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大多数人的实践。要真正认识和把握真理，就必须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辩证统一。
《矛盾论》主要是为了批判和清算党内教条主义而写。毛泽东阐述了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全面深入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重要哲学命题。《矛盾论》不仅为清除党内教条主义提供了思想武器，也为共产党人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分析和认识问题，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毛泽东后来在回顾写作“两论”的情况时说过：“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当时的需要不能不写的。”
“两论”在毛泽东的文章作品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不断总结探索并给予理论升华的产物，是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水平日益提高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毛泽东无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重要标志性著作。
五、国共合作弃前嫌
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发表了《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这是蒋介石宣布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表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成立后，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做出的重要回应。
文章首先回顾了国共两党争取重新合作的历程，肯定两党合作开辟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新纪元，将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形象地指出：
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它像一条绳索，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加入统一战线的团体和个人都紧紧地约束起来。这样才能说得上坚固的团结。
他进一步论述了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有关问题。最后他以急迫的口吻真诚地呼吁：
我们民族已处在存亡绝续的关头，国共两党亲密地团结起来啊！全国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在国共两党团结的基础之上亲密地团结起来啊！实行一切必要的改革来战胜一切困难，这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完成了这个任务，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花费大量精力筹划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用了大量笔墨分析论证这个问题。
六、八年抗战方向明
全面抗战开始后，在共产党内外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只把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此外，在如何看待中日战争的问题上，社会上存在“亡国论”与“速胜论”两种论调。为了批驳这些错误观点，毛泽东于1938年5月先后写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这两篇光辉著作。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共9章。毛泽东论述了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意义，指明了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深入全面地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6个战略问题，它们是：（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
毛泽东指出：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论述抗日战争的最为著名的军事著作，内容极为丰富。
文章开头，毛泽东提出了7个问题：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全文基本上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和论述。
在文章的前半部分，毛泽东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观点，分析了中日战争双方的特点，得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结论。根据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各方面情况，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中国人民将投身于这场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创造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为争取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毛泽东具体论述了抗日战争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例如发挥能动性的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抗日的政治动员、战争的目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战、内线中的外线，以及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等问题，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论持久战》是一篇闪耀着毛泽东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充满着辩证法光芒的重要军事文献，它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千百万人民群众，为动员和鼓舞人民夺取8年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七、领导抗战责任重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是毛泽东1938年10月14日在中共六届六中扩大全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一部分，是毛泽东撰写的政治类文献中的经典篇章。
文章旨在明确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领导抗战的历史责任。毛泽东指出：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团结全民族和反对民族中的奸细分子”“扩大共产党和防止奸细混入”“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干部政策”“党的纪律”“党的民主”“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当前的两条路线斗争”“学习”“团结和胜利”等方面展开深入论述，为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扩大全会上做了题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结论，围绕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驳斥了王明的意见。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提出：
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各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
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要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和独立自主，这才有利于合作，否则就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王明所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因为国民党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如果“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要求国民党“一切经过”我们同意也是做不到的。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可以针对不同情况，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多种方法。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即既统一，又独立。
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意见，充分体现了他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斗争艺术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八、党建需要三法宝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所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是一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文献。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上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特点指出：党的失败和胜利，都与能否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有关。根据党的建设过程和革命斗争历史经验，毛泽东明确指出：
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这个重要论断，是对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受各种考验而不断巩固和壮大的经验的精辟概括，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题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他分析了日本侵华政策在世界大战爆发的新形势下的变化情况，认为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倒退危险。共产党仍要实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准备反击力量。要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九、中国革命方向明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在探索中国革命的方向、性质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写下了许多重要论著。
《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它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基础上，更加系统全面地阐述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经典名篇。
毛泽东以“中国向何处去”为通篇的引子，提出：
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设一个新中国。
接着，他对中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在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的内容时，毛泽东明确指出：
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而其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特点。
这个特点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形成的，它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具体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本质特征。他深入分析了中国国情和国际环境的特点，认为在中国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道路行不通，同时也驳斥了“左”倾空谈主义。他说：
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
不能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毛泽东认为所谓“一次革命论”的思想和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混淆了革命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是很有害的。毛泽东批驳了资产阶级顽固派混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特别是否认共产主义的种种叫嚣，并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同时，还对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重点阐述的内容。在第十一至十五节，毛泽东围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文化革命统一战线的历史发展、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该大量吸收外国进步文化，但是不可“全盘西化”，应该批判继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以利向前发展，应该教育人民大众，指导革命的实践。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充满热切的期望。他在文章结尾满怀豪情地写道：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新中国站在每个人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毛泽东充满生机、富有感染力的文章语言，不仅带给人们视觉和听觉的享受，更焕发出催人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十、团结抗日反摩擦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讲，同日还为大会起草了题为《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的通电。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
我们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这里开会，为了什么呢？为了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又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毛泽东严厉抨击了国民党顽固派以所谓“统一”为名，企图取消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阴谋伎俩。指出共产党则要抗日、团结和进步。只有进步才能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
通电是毛泽东为争取抗战胜利，向国民党提出的十条救国要求。它们是：全国讨汪；加紧团结；厉行宪政；制止摩擦；保护青年；援助前线；取缔特务机关；取缔贪官污吏；实行《总理遗篇》；实行三民主义。
毛泽东恳切地指出：
凡此十端，皆救国之大计，抗日之要图。当此敌人谋我愈急，汪逆极端猖獗之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倘蒙采纳施行，抗战幸甚，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幸甚。迫切陈词，愿闻明教。
通电全文采用文言文表达方式，词约意丰，文采四溢，抑扬顿挫，慷慨激昂，语气庄严，态度恳切，显示了毛泽东深厚的古文功底，是思想内容与表达形式高度统一的上乘之作。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是毛泽东1940年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心内容是阐述抗日政权建设问题。为了保证共产党对抗日根据地政权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政权的主张：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要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要经过人民选举，采取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式。
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建设的指示，为保护抗日人民，镇压汉奸、反动派，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调动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和阶级基础。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中共东南局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要求东南局打破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能够允许的范围，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执行的防共、限共、反共政策，要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坚决斗争。“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当时，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的思想上，存在严重的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认识不足，缺乏精神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央指示到达后，项英仍未执行，以至在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处于被动地位，造成九千余名新四军遭受覆灭性的损失，项英也被杀害在事变中。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题为《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在国民党顽固派极力发起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毛泽东从10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要内容是：1．一切抗日的人民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3．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4．在和反动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5．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发展统一战线，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6．对于国内各阶级互相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7．对于反共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对能够抗日的都加以联合，对坚决反共的加以孤立。8．对于汉奸亲日派也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对于亲日的方面加以打击和孤立，对于动摇的方面，加以拉拢和争取。9．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亲日派和亲英美派加以区别，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两面派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加以区别。10．对于帝国主义也要根据其是否侵略中国而加以区别，策略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攻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毛泽东发出党内指示，对于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十一、整风名篇成经典
为了把中国共产党建成政治思想上高度统一的富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以便领导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实现民族的独立解放，20世纪40年代初期，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全党范围的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先后撰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指导性文献，为延安整风指明了方向。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以反对主观主义学风为目的，向全党提出了改造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重要问题。他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研究抗战的具体实践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了还存在着不注重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现状、不注意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等缺点。针对这个问题，他把主观主义的态度与马克思主义态度进行对比研究，提倡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地对周围环境作系统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在文章结尾，毛泽东从辩证思维的角度指出：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们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整顿党的作风》是毛泽东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毛泽东针对我们党在文风、党风、学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紧接着，他说明了这些歪风的种种表现，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与危害。为了肃清这些歪风，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
最后，毛泽东提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必须注意两条宗旨，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只有这样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反对党八股》是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这不仅是延安整风的重要指导性文献，也是毛泽东撰写的经典篇章之一。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党八股的严重危害，概括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为根治党八股开出了一套“药方”。通篇思想深邃，结构严谨，充满幽默诙谐的风格，语言应用艺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请参见本书赏析部分的有关内容。
十二、延安讲话指方向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系统阐述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工作指导方针的重要文献。
文章分为引言和结论两个部分。
在引言部分，毛泽东强调指出：
要使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认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在结论部分，毛泽东针对座谈会讨论情况，围绕着革命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他指出：文艺应该为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些最广大的人民服务，要为人民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有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毛泽东强调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在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上，他重点论述了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比较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往往比较难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对于广大工农兵来说，普及的任务更为迫切。但是普及与提高不能截然分开。“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文艺批评标准的问题。他认为：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反动进步、拉着 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
毛泽东指出：
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
毛泽东号召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讲话》为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和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十三、领导艺术辩证法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是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与领导艺术方面的重要著作。毛泽东从哲学高度提出了两个方法，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阐明其具体内容时，毛泽东指出：
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
他还指出：
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是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的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高到高级的程度。……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于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还提出了分工又统一的一元化的工作方法和抓中心工作的方法。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的这篇著作，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作用。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这是毛泽东政治类文献中最为重要的经典篇章之一。它对党内的两条路线问题和历史经验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和概括，形成了几个重要的结论：第一，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的态度是，对历史问题要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取宽大的方针，以避免重犯错误，又能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第二，对任何问题应取分析的态度，不能否定一切。第三，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正确，但是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建立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第四，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召开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但是选举手续不完备。第五，党内宗派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不良作用，目前党内仍然严重存在山头主义倾向。
在时局问题上，毛泽东指出了两个特点：
一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衰落；二是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
他要求全党：“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意思是说，要解除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善于思考问题，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样才会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实现解放全中国的目标。
十四、“七大”名篇耀日月
《两个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和《愚公移山》，是毛泽东的三篇光耀日月的名篇佳作。它们因发表于中共七大而得以广泛传播并成为不朽之作，中共七大因有这三篇不朽名篇而具有更加辉煌的历史地位。
《两个中国之命运》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致的开幕词。其核心问题是，指出了在中国人民面前存在着光明的中国和黑暗的中国两种命运，分析了光明的中国之命运战胜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的现实条件，这就是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强大的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全国人民的援助。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完全可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争取光明的前途。
《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一系列著作中的极为重要的经典政治文献之一。他先后阐述了5个重要问题。
在“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部分，他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的要求。
在谈到“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时，毛泽东认为：希特勒被消灭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为时不远了，人民民主势力一定要胜利，中国人民经受了抗日战争的锻炼，极大地增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建设新中国的信心。
在阐述“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时，毛泽东明确指出：
在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
毛泽东回顾了中国人民抗战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深刻地指出：
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拼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毛泽东还就抗日战争中解放区和国民党两个战场问题，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区别问题，中国是走向内战还是走向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两个前途问题，作了深入的比较和分析。针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污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和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的种种无耻言论，毛泽东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一节，是《论联合政府》的重点内容。毛泽东指出：要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需要一个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包括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两个部分。关于一般纲领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接着，他对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从政治制度、政权形式、武装力量到经济和文化性质等方面作了充分论述。在具体纲领方面，毛泽东一口气写下了40条内容。比如：
动员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国际和平；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要求惩办那些分裂民族团结和反对人民的亲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失败主义分子，造成民族团结；要求惩办那些制造内战危机的反动分子，保障国内和平；要求惩办汉奸，讨伐降敌军官，惩办日本间谍；要求取消一切箴言人民的反动的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集中营；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机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发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
最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他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总结出这样的真理：
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毛泽东还指出：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愚公移山》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闭幕词，实际上是对“七大”的总结。他号召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特别讲了中国古代“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用以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决心、有能力，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综上所述，从土地革命后期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文章著述活动进入了写作生涯的巅峰状态。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分析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正确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在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方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在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方面，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政权建设方面，在经济、文化、哲学等方面都有重大建树，留下了宝贵的著述成果，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巍巍宝塔山可以作证，清清延水河可以作证，延安窑洞彻夜不熄的灯光更能够作证，毛泽东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中国人民免遭灭顶之灾，殚精竭虑图破壁，呕心沥血著雄文，用生花妙笔铸就了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辉煌历史篇章。这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将永远放射不可磨灭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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