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趣谈》

综述篇

一、地名留下的时代脚印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时期都有各自要着力解决的核心事务，每个阶段都有各自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统治者必然也要有各自不同的政治方略和执政理念。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政治观念慢慢融入地名之中，留下深刻的时代印记。在当前我国县级以上地区中，有300多个地名记录并反映了这种政治印记。

远古时期，虽然黄帝“方制九州”，但全国境内大大小小“列为万国”，你杀我夺，征战不断，民众遭殃。面对这种局面，尧、舜、禹焦虑不已，为结盟息战，“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经禹与万名诸侯协商，有相当一部分诸侯国实现结盟联合，诸侯国由10000个减到3000个，如史书记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到周武王时期还“有千八百国”。当今之浙江的诸暨、上虞之称，正是因禹在此分别会盟诸侯而得名。史曰：诸暨“禹会计而诸侯毕及也”，上虞者“禹与诸侯会，事讫，因相虞乐，故曰上虞”。这些地名充分反映了尧舜禹时期期望结盟的政治理念和治乱方略。这种理念和方略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因而得以延续，到西周，周武王会诸侯于孟津（今河南孟州市），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刀阔斧地实施郡县制，不遗余力地推行强权政治。今之秦淮河、秦皇岛等名称足以反映他不可一世、勇治华夏的政治意图。为了断绝、消除金陵的“王气”，他不惜断然派“赭衣三千人，凿长坑，败其势”，人工造出一个秦淮河。他企望自己长生不老，永驻皇位，竟然派人入海求仙草，秦皇岛正是因秦始皇求仙“尝驻跸于此”而得名。这两处地名气势之宏、决心之大，与其比肩者寥寥。

汉朝“兴复增置几郡”，进一步巩固了秦统一后留下的疆土。但当时仍有一些小国尚未归顺，边疆地带时有叛逆之事。为实现国泰民安，“广大汉业”、“扩大汉疆”的目标，汉朝便于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有意设广汉郡（今四川广汉市），以显示自己的宏图大略，昭示子孙后代和朝廷官吏铭记在心，永不能忘。

唐朝为了对广阔的疆土实施有效控制和管理，在政区设置上有很多创新。宏观上采取分层管理，微观上实施分类控制，既设道州郡府，又秦始皇设都护府及边州都督、节度经略使、羁縻州等。从汉武帝到武则天都比较崇尚武力，加之武则天姓武，因而武则天时期新设的郡县多冠以“武”字，如今浙江武义县、河北武安县、重庆武隆县、江西武宁县，就是这么得名的。有史为证：“唐武后析（永康）县之西南置武义县，时天下郡邑多以武名，如武安、武隆之类。曰武义者，岂仍义尔而加武多耶。”

宋朝设置的行政区划及名称，与前几代王朝相比还有一些变化，首先“今天下为十五路”，然后下设“府州军监”。其地名最有特点的是，皇帝的“潜邸”后来几乎都为府。如宋高宗的“潜邸”，其即位前的封地原名康州，高宗即位后升为德庆府。宋徽宗即位前的封地原称端州，即位后以端州为自己的发迹之地，故改名肇庆府。宋光宗即位前的“潜邸”为恭州，他即位后升恭州为重庆府。这种将“潜邸”冠名“庆”而

升府的现象，说明宋朝的统治者迷信“发迹之土”，不忘“故土之恩”，显示出强烈的怀旧意识。

元朝在政区设置和名称上也很有民族融合的特色，它“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就是说它是在中华大地上第一次提出和使用“省”这个行政区划概念的。扩大疆域是元朝始终不渝的理念和追求。

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到窝阔台、蒙哥的东征西讨，最后到忽必烈吞并南宋，经过70多年兼并战争，元终于完成了旷古未有的大一统。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设置广元路（今广元市名称来源之始），把这种强烈的“扩充元朝疆土”的政治理念和宏伟抱负，永远铭刻在地名之中，以期世代牢记。

明清基本沿袭了原有的行政区划和体制，以省、府、州、县为主的地方政体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统治者最主要的政治观念和方略可以概括为“守”、“卫”二字。明朝具体采取的办法是，把地方行政与军队分开管理，府州县只领民户，另设卫、所以领军户，因而全国设卫所上千，其中卫有493个，如天津卫、威海卫、沈阳中卫、宁夏卫、毕节卫、哈密卫等。清朝在北方设“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黑龙江将军”、“伊犁将军”等，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设70多个羁縻州。

从清朝末期开始，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不断从西方传播到中国，特别是孙中山先生使反对封建帝制、追求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并建立了中华民国。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有一些地方出现以“民权”、“博爱”、“共和”、“同仁”、“互助”命名的县，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出现一些反映不同历史时期政治观念的新地名，如解放区、跃进区、红旗县、社旗县、前进区、东风区、卫东区等，这些地名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政治信念和理想追求，客观地记录了时代前进的脚印。

三、地名中抹不掉的政治烙印

在中国封建社会，地名与政治动辄就挂起钩来，而且往往还与帝王相联结，最典型的表现有两种，一是以皇帝的年号给地方命名，二是为避讳皇帝或尊亲之名、谥号而为地方更名。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至高无上，手中的权力也是至高无上，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不少皇帝以自己的年号给地方命名，如永平县以汉明帝的永平年号命名，兴国县以宋太宗的太平兴国年号命名，绍兴市的前身绍兴府以宋高祖的绍兴年号命名。由于这些取自年号的地名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统治者的价值观和广大民众的美好愿望，因而一直沿用至今。当前在中国县级以上政区中以年号改名的地名也不少。当然，也有不少地方是按皇帝旨意更改的，因皇帝个人的喜好烙印过深，只能昙花一现，被历史淘汰。最典型的是西汉末年，王莽几乎把大多数政区地名都改掉了，待王莽政权覆灭后，改过的地名又变了。

帝制时代，因政治避讳而更改地名的现象屡见不鲜。等级制度、君主至上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人们说话、写文章时遇到君主或尊亲的名字、谥号都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来，必须谨慎避讳，地名中更不能出现他们的名字或谥号，必须更名。如山东庆云县，原名无棣县，明洪武年间，为避朱棣名讳，改为庆云县。四川宜宾，原名义宾，北宋时为避宋太宗赵光义名讳，取《孟子》“义者宜也”之意，改名宜宾。特别是贵州省的正安县，唐朝时称珍州，元代为避当地统治者明玉珍的名讳改为真州，明代又改为真安州，寓“真州安定”之意，清代为避雍正帝胤禛名讳又更名为正安。有类似情况的在县级以上政区地名中有50余处。

六、难以避免的重名现象

中国自古以来疆土广袤，历史变迁频繁，特别是地形复杂，山岭河川交错，交通甚为不便，信息交流很不容易，加之各地普遍喜欢以吉祥之词、嘉贺之字、灵动美语取名，因而就形成了很多地名相重的现象。

怎么样解决重名问题，历史上一般采取的办法有三种，一是改换朝代时，会换掉一批；二是朝廷在任命新的地方长官时会随着制作新官印而改掉一批；三是中央政府集中整治地名时改掉一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14年全国有221个县重名，双重名的148个县，三重名的36个县，四重名的16个县，五重名的15个县，六重名的6个县。如今的山西省汾城县、浙江省温岭县、江苏省扬中市、安徽省黄山市，当时都称太平县。现在全国只有辽宁省阜新市太平区了。名称为西安州、西安县的更多，寓“西部安定”之意，大家都以此为愿景而命名地名，涉及七八个省，直至今天，陕西省有西安市，吉林省辽源市有西安区（清朝时称西安县，1948年称西安市，1983年改为西安区），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也有一个西安区。名称为新城的政区地名也很多，当时在辽宁、吉林、山东、江西、浙江等省都设有新城县。白云作为地名，也曾在历史上风行过，至今还有广州市白云区、贵阳市白云区、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太和是吉祥词，反映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因而历史上以太和为地名的也不少，尽管屡经整治，现在还有辽宁省锦州市的太和区和安徽省阜阳市的太和县。笔者粗略查了一下，当今全国县以上政区重名的有126个，其中双重名的74个，三重名的39个，4重名的8个，5重名的1个。基本都为中等以下城市政区名称。

八、地名中体现治国谋略和政策

封建统治阶级向来是重视治国谋略和政策的，在建立王朝初期如此，王朝的兴盛更是得益于此，王朝的衰落和灭亡往往是错误谋略和政策的产物。

成功的封建统治者一般都比较喜欢不断总结和积累治国之策，而且会把一些良策写进圣旨、法律，甚至还植入地名之中。特别是战乱之后，或者平定地方和边疆叛乱之后，他们痛定思痛，适时出台和调整政策和策略，并把经典政策以极简明的文字，如怀、抚、绥、靖等植入地名之中，不仅让朝廷上下永远铭记，也让全国都牢牢记住。

以“怀”冠地名的不少，主要体现统治者安抚、团结的意图和政策。北京怀柔之名就凸显出这个特征，唐朝平定北部边疆，为了安置好内附的契丹部落，特选此地，并于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取《礼记·中庸》中“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的句子命名为怀柔，寓“招来安抚”之意。就是说，对非自己营垒的人好一点，四面八方的人都会归顺你；对诸侯们多一些宽容，天下人都会害怕你，为此唐把归附的契丹部落很好地安置在怀柔。河北怀安县，始置于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史书记载的很明确，怀安之称寓“朝廷施行仁政，百姓怀恩而安”之意。安徽怀远之名的由来更为传奇，《大明一统名胜志》曰：“宋宝祐五年贾似道奏涡口上环荆山，下连淮岸，险要可据。理宗御答云，荆山为城，义在怀远，绘图来上，殊用嘉叹。于是改军名怀远。”这么一个县的命名，不仅反映了宋理宗赵昀的重视，而且也反映了他的文采和浪漫，还不客气地批评了朝廷官吏贾似道，一箭三雕，好不畅快。河北怀来县，在辽代时位于边陲战略要地，常为兵家所争，为了避免战乱之祸，当政文官颇费一番思索，查阅汉《新语·道基》，取“附远宁近，怀来万邦”之意名县。

冠“抚”的地名，突出封建王朝为巩固统治，坚持体恤、抚恤的政策和策略。辽宁抚顺，以明代抚顺城为名。明建抚顺城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当时全国基本平定，东北尚存少量元残余势力，为了稳定这股残余势力，明朝出台“抚顺持重”政策，目的在于“抚绥边疆，顺导夷民”，抚顺之名就含有安抚顺导之意。江西抚州历史上比较著名，隋灭陈国时，在此打的一仗甚为艰苦、惨烈，隋文帝深感江山来之不易，遂改巴山郡为抚州，一则要彻底清除陈国的影响，二则要安抚当地民众，稳定局势，选派“杨武通奉使安抚”。

在地名中植入“绥”字，真实体现了封建王朝统治者坚持安定、安宁的意愿和政策。辽宁绥中县，明朝时为广宁中后所，因为这是清朝发迹之地，也是固有根据地，便改名绥中，寓“中后所永久平安绥宁”之意。湖南绥宁县，“宋收复蛮地置县”，也就是说，宋朝平乱之后，取“安抚太平之意”设绥宁县。云南绥江县也属这种类型，《绥江县地志资料细目册》载：“绥江者，因边连蛮地，取绥靖边疆之意，又因位于金沙江南岸，乃取名绥江”。

“靖”植入一些地名，着重体现封建统治者坚持社会稳定、安靖、平安的心理和政策。湖南靖州，古时候也常不安宁，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即将出兵讨伐之时，占据诚州的“杨晟臻以诚州来归”，宋徽宗赵佶甚悦，“复置郡县，赐诚州名曰靖州”，“取远人安靖之意也”，让归顺者在这里安静地生活。江苏靖江，地处长江入海口，常年多水警，官民心多不宁，故名靖江，寓“江海安定太平”之意，以寄托人们美好的愿望，从精神和心理上给人们以安抚。

这些寓有政策意向的地名，之所以能跨越数百年、上千年，跨越一个又一个朝代遗存下来，至今还被使用，至少可以说明这些政策在当时是受欢迎的，后代人对其是有共识的，是认同的，效果是经受过历史考验的。我们从这些地名中不仅可以读到有特色的历史记忆，而且可以了解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政策和策略正确，王朝就会兴盛；政策和策略失误，王朝就会衰败，甚至覆灭。这是颠扑不破的千古定律。

十、地名铭记植物的恩惠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以植物命名政区地名的传统，如今县级以上政区地名中仍有134个是以植物命名的，占全国政区地名将近4%。

植物被用在地名里，不仅数量大，而且涉及的种类也比较多。在这134个地名中，涉及植物多达50种，其中树20种，灌木、藤蔓等22种，花7种，瓜（甘肃瓜州）1种。

被命名为地名的植物，都是当地最有代表性的、很受人们喜欢的、与人们生活直接相关的普通植物，几乎没有稀有品种。以花命名的有12个地方，其中有荷、莲、芙蓉出现的有5个，如菏泽市、莲花县、长沙芙蓉区等。还有以牡丹、杏花、花溪、花都、花山、花垣为名的。以松命名有9个地方，如松山区、松江区、松原市、松溪县等；以柳、梅、榆、麻、莱命名的各有6个地方，如柳州、梅州、榆林、麻城、莱阳等；以桂、桐命名的各有5个地方，如桂林、桂阳、桐乡、桐城等；以竹、荔、桃、蓬命名的各有4个地方，如竹山县、荔浦县、桃江县、蓬莱市等；以荆、枣、桦命名的各有3个地方，如荆州、枣庄、桦南等；以杨、椒、芜、柘、蒲、芦、蓝、萝、株、梨、莆、榕、蕉命名的各有2个地方；以榨、槐、柏、蓟、藤、梧、樟、梓、稻、茄、攀枝花、茅箭、尖草、杏、茶、瓜等命名的各有1个地方。

这些植物最大的特性是适应能力很强，对自然条件要求比较低，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而遍布祖国各地，不论是长江南北、大河上下，还是热闹城市、偏远边疆，概莫能外。在这些以植物命名的地名中，湖南最多，有13个，山东有12个，四川、广西、黑龙江各有10个，湖北、广东各有9个，陕西、浙江各有7个，山西、贵州各有6个，福建、安徽各有5个，吉林有4个，河北、河南、江西各有3个，上海、香港各有2个，天津、新疆、内蒙古、甘肃、云南、台湾各有1个。香港的葵青区，以境内城门河两岸葵类植物丛生而得名。荃湾区，以境内海湾周围长有荃草得名。台湾新竹、花莲，表面看是以植物命名，其实与植物名称没有关系，只有桃园县，是因境内“移民遍植桃花，缤纷馥郁，遂以桃仔园为名”。

中华民族是一个感恩大自然、热爱绿色家园的民族，以植物命名地名，无异于为植物树碑。

十一、帝王称号与地名

“襄”字的寓意非常美好，所以古代帝王称号中用的很多，仅春秋战国时就有十六位诸侯王以此为称号，诸如秦襄公、齐襄公、宋襄公、晋襄公、郑襄公等。秦国先后有三位侯王以襄为称号，除秦襄公外，后来又有秦昭襄公、秦庄襄公。我国有很多地名，就是以这些帝王称号得名的，或者他们封地在此，或者其建都之地，或者其陵地，都会成为地名的来源。

山西襄垣县，就是因战国时赵国的赵襄子在此筑城而得名，当时称襄垣邑，西汉时刘邦设襄垣县，其名延续至今。

河南襄城县，据《元和郡县志》载：“春秋襄王避叔带之难，出居郑地汜，在今县南一里古汜城是，盖以周襄王尝出居此，故名襄城。”就是说，春秋时，周襄王为躲避狄难逃亡到郑国汜水，在此居住过一段时间，“故名襄城”。战国时为魏国襄城邑，秦朝时设襄城县。

临汾有个襄汾县，原为襄陵县、汾城县，1954年两县合并，故取两县名之首字命名为襄汾。《读史方舆纪要》载：“汉置襄陵县，属河东郡。应劭曰：县西北有晋襄公陵，因名。”就是说，汉朝之所以在此设襄陵县，是因晋襄公葬于此。汾城是因汾河从县境流经而得名。

湖北的襄阳为历史名城，其名称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襄阳之称“取自楚顷襄王的谥号”；一说因地处襄水之阳而得名，《汉书·地理志》应劭注：襄阳“古襄水之阳”。襄阳市襄城区以境内襄阳古城得名。《水经注》载：“应劭曰：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