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社会会更好吗 王蒙哲思录》

【精彩文摘】

第一辑

政治不是皇帝的新衣

如果说我们曾经吃了缺少制约的强势权力与五光十色的缤纷理念共舞的苦头，那么，无理念、少理念的鼠目寸光的权力与卑下贪婪的财富共舞的可能性也值得我们警惕。一个党员、官员失去了理念，而仍然孜孜以求官，那他或她是什么人呢？

1.为官不能丢掉服务人民的底线

我还必须承认，如果我再多干几年，也许我就不想再回到写作的案头了。这正是我最怕最怕的。实话明说，部长是可以做出瘾来的。官也可以做得有滋有味，权也可以掌得利国利民，话也可以说得高屋建瓴，事也可以办得外圆内方，与自己不喜欢、不一致的对手（资本主义国家叫作“政敌”）也可以练一练、耍一耍、陪一陪，如同体育竞技，如同人格与智慧的较量。可以很投入，很刺激，很满足，也很昂扬，至少可以很有趣味—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嘛。可以动真情，生真气，燃三昧真火；可以考验自己的品质、忠贞、度量、经验、学问、沉稳、耐性，有丰赡的作为，有大眼界，有大思维，有崇高信念，有成就感、满足感，而且也有回报，有大回报。当然，有风险，但是与巨大的重要性与吸引力相比，一个男儿可以也应该顶得住，站得牢，走得正，有模有样，有声有色。你做得到的我未必做不到，你做得很好的我可能做得更好，你做得不对的我可能早已看出料到……而且，活得连一星半点的风险都没有了，他的生活是真实的吗？（这最后一句话学自余秋雨先生）

如果说我们曾经吃了缺少制约的强势权力与五光十色的缤纷理念共舞的苦头，那么，无理念、少理念的鼠目寸光的权力与卑下贪婪的财富共舞的可能性也值得我们警惕。一个党员、官员失去了理念，而仍然孜孜以求官，那他或她是什么人呢？官迷、奉迎者、佞臣、贪官、以权谋私者、误国害民者、机会主义者，至少也是随波逐流、昏天黑地的低能儿……这也是一种腐败，是政治上、思想上的堕落，是对革命理念的背叛。我们须臾也不能丢的是服务人民的底线。掌权是为人民，执政为民，用权为民，辛苦为民。个人的得失你可能有所考虑，但任何时候都要竭尽全力地为民兴利、为民除害，任何时候，宁可自己受损，绝对不做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越是升官越会感到自己的官小，当官方知己太小，掌权方知权有限。

琢磨自己官小并不是急于“做大”，而是明白了谦虚谨慎的必要，请示报告的必要，遵守规则纪律的必要，知道自己许多事做不成、不能做的必要。

一方面国家是用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但另一方面迷信暴力则只会自取灭亡。因为只有力量而没有信任是危险的，是容易转眼崩溃的。

为政之道在于相信人与发挥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为政者统治者集团再高明再伟大，能做成的事其实是有限的，而如果是老百姓的力量积极性都发挥出来了，能做的事要大得多。做不到这一点的人他为政不可能成功。多咱老百姓能有自己办自己的事的能力，有自己帮自己的感觉，能自己消化问题，能自救自慰自强，能为自己办事而不受干扰，只受支持，这个国家就大治啦。

升迁与惩罚体制对于维持官员或官场的运作不可或缺。

无官一身轻，乌纱好比是囚人的帽，从反面说明了官的责任。

执政不要唱高调，不要树立过高的标杆，不要提出过多过高的任务，一定要朴实本色、求真务实。

其实领导同志说得很平常，也很正常，但是大家习惯了夸张与矫情以后，说一加二等于三却要有点胆识了。

有时一件事，一上来一开头很难办，你一认真办下去，反而没有事了。

掌权和不掌权，看问题的角度立即发生变化，时间与处境的变化，会带来心态与角度、语气与气势的不同。我们的干部工作制度确实也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否则，“领导”接触的人，能够有直接印象的人太少，任何一个机会都可能给某个人带来升迁的机会，而另外的埋头工作的人却没有这样的机缘。

世界上一切的权威，一切的伟大，一切幸运的名与利都可能有它的破绽的一面，都有它的弱的一面，都有一个即使不是皇帝的新衣，也还像是有一个皇帝的围脖、皇帝的领带或者皇帝的裤衩的这一面。

注意自己应该做成什么，更注意自己做不成什么，尤其是根本不可能改变什么。

上任的时候不要鼓掌，下台的时候你们再判断值不值得鼓掌。

靠听汇报来定印象分，不应该作为人事任免升降的依据。

政治家慎于参与文人的争议，而文人也不要使出浑身解数从上头找靠山。

尤其是执政党，你不能只知道搞诗情外交、作秀外交、精神外交，还有诗情政治、作秀政治、精神政治。

从代表某个特定阶级的党，到从这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同时代表全体中国人民与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先进分子的党，从以阶级的事业为本到以人为本，这是从革命夺权的党到长期执政的党的发展的必然。

自从一九八六年上任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不要沉迷于权力、地位、官职、待遇。我甚至觉得一个作家写着小说，却当起部长来了，令人惭愧，无颜见笔墨同行。

如果道德理念缺失，强大的权力也难以长久保持。

我完全相信，全心全意地投入政治会使我更像一个真正的男人。勇于承担，敢于出手，不怕牺牲，意志如钢，目光远大。而文学与艺术更多的是女性的事业，许多符号（包括话语），许多情感，许多幻想，许多眼泪。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这是一首流行歌曲的名称与核心唱词，也恰恰是我的特点与弱点。

可失之于宽，该淘汰的早晚会淘汰，不要失之于严，扼杀了创新的萌芽。

被当成靶子，我会想到该下来了。

说得太好了容易变成乌托邦，再好再好就变得假、大、空，最后变成自欺欺人也是可能的。

事物是复杂的，水平愈高的人愈懂得这种复杂。

难道知识分子的价值或使命在于他们的政治上的成熟性与作为社会集团的成熟性？以这样的标准—应该说是一种权力学乃至“帝王术”的标准—来衡量，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是合格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知识而不是精通政治权术。

学大智慧，做大智者，行止皆合度，而不必心劳力拙地搞各种计策—弄不好就是阴谋诡计成癖。

立得更直一些不是会更好一些吗？

插嘴是不礼貌的，插话却是一种亲切、智慧、民主，干脆说是一种抬举。

人生的道路就是这样错综繁复而又难离旧道。歧路不仅亡羊，歧路亦常翻车。

人的处境愈好脾气就愈大，这是人性弱点之一。

效忠者，自然能理解另一个效忠者。

我的最大愿望是：让每一个高级领导知道真实的情况，让每一个高级领导能有机会真正地与老百姓接触、交谈。

各个单位，各个方面，已经运行了三四十年了，好也罢，赖也罢，从思路到说法到制度到习惯到程序已经形成了一套，作为新到的人，哪怕是第一把手，你能做的仍然十分有限，不可轻举妄动。

个人，才华，有时候是天才，这些概念充满个人性、偶然性与不确定性、不可替代性，而我们的某些人士，他们注意的是必然性与整体性，概括性与普遍性，指导性与一般性。

政府的思想脱离了现实和人民的生活，带来的就是灾难，而如果政府的想象符合人民的愿望与实际的情况，它就会得到人民包括作家的支持。

第一，历史不能断层，那太危险。第二，历史必须前进，拒绝前进就是选择垮台。我参加了许多事，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是我可以断言，我在政治上远远不及格，我要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不是合格的政治人物。因为我只是喜欢研讨理念，欣赏风雨雷电，记载进退浮沉，发表高谈阔论或低谈小议，却相当冷漠于、麻木不仁于、自命清高于、磕磕绊绊于、缩手缩脚于权力。我常常见权而羞，闻权而避，遇权而尴尬。我只有在没有体会权力时，在免去本兼各职后，才是干干脆脆的自己。

但我毕竟是一个证人，我毕竟见识了太多的风雨、太多的事端、太多的人物。我不但是观察者与记载者，我更是在场者与参与者。历史的经历也是我的经历，我的经验也是历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经验。

我毕竟热爱我们的伟大国家，我毕竟寄希望于、千遍万遍地祝愿着我们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与时俱进，保证伟大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不要动乱！不要分裂！不要讳疾忌医！不要自欺欺人！也不要轻举妄动！我希望我们在理念上、权力运用上、民生改善上，都能做到简单明快，常识化、群众化、民族化与现代化结合。我们的理念是为人民谋福利。我们的权力是按人民的意愿做好事，当然也要扼制坏人和坏事，还要保家卫国。民生的改善只能落实到千家万户，而不是少数有特殊背景的选民。我们的理念、权力、实绩应该互相沟通、互相监督、互相推进。我们的干部官员无论如何也要守住理念的底线。这方面，不能含糊，不能宽容，不能脱离人民。水能载舟，水能覆舟，我们算老几，岂敢轻薄？岂敢大意！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强大的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是一个严密的党，是一个艰苦奋斗、历尽艰险、联系群众、一呼百应、成员众多、长期执政、经验丰富、既有实力又足智多谋的党。作为党派，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可以匹敌、可以相提并论的这样的党。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于祖国的贡献无可争议，它是中国的团结、稳定、奋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面对的问题也多而又多。我们到现在连一部权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都没有出版。新问题不断出现，老传统却渐渐有所流失。回到过去、回到延安或者井冈山是不可能的，不论我们如何怀恋与盛赞延安与井冈山的精神。我担心的是，15或20年后，到2026至2031年，在新中国成立80周年即2029年前后，全新的一代人，一代与中国的屈辱和革命的历史相当隔膜的人会成为国家的柱石。他们将如何面对新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力量与文化思潮的软实力相结合，无孔不入的传播手段使类似网络防火墙的作用日趋减少，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一次又一次挑战，而新一代人有可能用不同的思路来思考中国。

根本问题还在于，我们自身的正面教育如果得不到与时俱进的发展，不能从日新月异的生活中获取新的生命力；如果我们自身的政治主张与理论教育不无躲躲闪闪；如果许多人习惯的仍然是照抄照转、人云亦云、照本宣科，把上边的极精彩的论述与新提法十次百次千次地重复，将真理重复成套话老话和千篇一律的官话；如果我们不能从现在起就自觉自信、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面对思想文化的挑战，我们的后人就很可能无法做好应对的准备，就会缺少必要的历史沉积与理论武器压住自己的阵脚，就会出麻烦。

究竟是由有文化的人还是不怎么有文化的人管文化好？是文化多一点容易管好文化还是文化少一点有利于管好文化？是不是文化多了的人本身反而不好管了？这样貌似可笑的问题并非不需要动一回脑筋。除非你的文化高到了脱离生活与常识的境界，或者你的懂事与务实达到了回避文化的地步。

中国需要的是切切实实的工作而不是狂徒的自我膨胀。

不管飞得多么高，它来自大地也必定回到大地。无论人还是蝴蝶，都是大地的儿子。

世界上难道还有这样的鞍子吗？难道能够这样对待这样一匹马吗？即使对待一只老鼠也不能这样嘛，如果你竟然有时还要骑一下老鼠的话。这样的鞍子实在是对马的折磨，也是对骑这样的马的人的糟蹋！

政治资源好比一个基金，你做得好，就是正确地使用了基金，而且是良性循环，越用基金积攒得越多越大。你做砸了，就好比把你的基金浪费了一部分，是在耗费你的本钱。

但政治仍然是伟大的事业，有仁人的爱心，有志士的奉献，有智慧的奇葩，有哲学的辉煌、诗学的激情、战略家的神机妙算；有千奇百怪的命运与偶然，有历史的沉重，更有祖国与世界人民的愿望与利益在平凡的与不平凡的政治人物的生涯中威严做主。小头小脸的庸人当然不可能体会到历史主导的郑重与宏伟，他们只能用最卑劣的眼神来偷窥历史中的不经八卦，再一知半解地曲解政治生活。而假大空套（话）更是使政治的信誉丧失殆尽。

用弱民愚民的方法统治，有可能取得内部的暂时平稳，但是其结果只能是国家民族种群的孱弱化。

文人和官员这是两种职业，而且这两种职业的要求不尽相同。也有摩擦的地方，文人比较喜欢感情化，希望说一句话很有创意，官员老那么创意也不行，你是有一个口径的，有个标准的。

考察一个干部起码要看32年，“河东”时不错，突然“河西”（指大局势变）了，他是不是会趁风作乱，出卖朋友，不忠不义，这些等到“河西”时我能再看一段。所以说，任命干部真得54岁以后（22岁大学毕业，再看32年）。

人不仅会遇到逆境，也会偶尔或短期地碰到一通百通，一顺百顺，甚至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时候。顺境中同样孕育着更多的危险。要者为：会有一些格调不高的人包围你、侍候你、歌颂你，向你表忠心，向你汇报情况。你很难一概拒之于千里之外，你常常不能免俗地认定这样的人对你也有好处，至少是有用处。你以为你能够驾驭他们，但是你忘记了被这些人包围的另一面是正直正派的人离你远去，好人对你失望。慢慢你对好人们也失望起来，好人对你冷淡，你也对好人冷淡。慢慢你就变质了—变成趋炎附势的小人培养出来的自以为是的“大哥大”了。

一个本来有自己的专长、专业素养即有真本事、真实力的人，长期处于顺境，将变得乐于到处曝光、讲空话、写序言、题词、剪彩、留影、宴会、荣华富贵、养尊处优，最后变成华威先生，变得一无所长，成了混混，成了寄生者、万金油和饭桶。

一切变迁都是有付出有代价的，一帆风顺几近于活见鬼。当然，运气有别，遭遇难测，但从总体来说并无特别需要大惊小怪的地方。事物的变化是连续的，逆境是顺境的准备，顺境是逆境的铺垫，顺境中可能埋伏着逆境的因素，逆境中可能积累着顺境的因素。

某种情况下，我甚至要说，恰恰是身处逆境之时，学习的条件最好，心最专，效果最好。顺境时人容易浮躁，周围常常会有各种朋友、跟随者、慕名者、请教者；而逆境时正是不受干扰地求学的良机、深思的良机、总结经验教训的良机，是严格地清醒地审视自己、反省自身、解剖自身的良机，是补充自己、壮大自身、使自身成长、使自身更新的良机，是学大知识、获大本领、得大彻大悟的最好契机。

把眼睛盯在工作上、业务上，不要盯在别人服不服自己上。

千万不要弄几个人搜集谁谁说了你什么什么，尤其不要自己在会上为自己抢白，不要自己出马批判对你的风言风语。你如果这样做了，就等于自己传播流言，等于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头上，等于自我出丑。

不要动不动骂前任。骂前任你就给自己出了个难题，你必须处处反前任之道而行之，而且要干得比他好得多。骂前任就把自己摆在了处处与前任相比较的聚光灯下，这对你其实并不利。不要动不动在下属面前流露对上级的不满，专门有这么一些人，窥伺着上头矛盾，以便利用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的人很不正派。

能上能下，才见人品官品，下的时候切莫出洋相。任职期间也不要把业务全丢了，免得最后弄个一无所长、一无所成，武大郎盘杠子—上下够不着。

有许多人由于各种可以理解的心理不平与碰到的实际问题而对官员具有一种刻骨的敌意，但是你无法无视官员们的存在。有以整个统治集团即官僚集团为目标的伟大革命，但革命胜利后革命又取代旧官而变成了新的哪怕我们承认是好得多的官员集团和成员。即使矢口否认，气急败坏，推倒了旧官的人变成新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你可以改变称谓，不说是官而说是“勤务员”、“公仆”，反正你摆脱不了所有的官，正像地球摆脱不了太阳与众星的引力。也有的对官羡妒有加而又致力于保持距离—这是一种重要的操守。

有权有势的人都是宁放过一个傻子不轻饶一个能人。到处都有对手，到处都有危险，到处都有机会。

我经历了伟大也咀嚼了渺小。我欣逢盛世的欢歌也体会了乱世的杂嚣。我见识了中国的翻天覆地，也惊愕于事情的跌跌撞撞。有时候形势的波谲云诡令人晕眩，有时候祸福的说变就变，叫人以为是进入了荒诞的梦境、是在开国际玩笑。见过上层的讨论斟酌，也见过底层的昏天黑地与自得其乐，还有世界的风云激荡，我毕竟访问过中国大陆境外的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我感受了呵护的幸运与“贵人”的照拂。我也领教了嫉恨者明枪暗箭的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好累！然而这些只能叫遭遇，只能叫命运，只能叫机缘，只能叫赶上点儿了。

你要面对挑战，敢于承担历史的责任、发出自己的富有创意的声音来。不要失语，不要搪塞，不要只知照抄照转、照本宣科、空话连篇—那就是失语啊！

人间的生活模式无法消除人与人的一切差异，包括贫富、强弱、寿夭、智愚、勤懒、城乡、官民、肤色、东西方、男女、健康与病残……社会应该做的是既鼓励强者勤者，又保护弱者，避免差异的恶性扩大。你不可能抹掉一切差异。

鼓励、利益、锦标并不一定使人堕落，贫穷也不一定使人高明。高尚的人、智慧的人、有头脑的人，应该能够活得更好而不是更差、更尴尬。如果这个社会不是如何的畸形，成就感可以是比较自然、比较实在的。

不论成绩多么光辉盖世，永远不要期待一条直路平坦无忧，不论现代化是怎样热烈期盼，永远不要期待现代化能够使得万事大吉。不论得多少金牌，艰苦奋斗，陷阱风险永远在我们面前。不论外国的古人的说法多么美妙明丽，都不能带来现成的灵丹妙药，中国的事情还得靠我们自己挽起袖子，伸出双手，涤除污垢，咬紧牙关，杀出一条血路，承担一切误解、攻击、批评、指责，也认真正视我们自身的不足与失误。我们急不得，恼不得，牛不得，冒失不得，也停滞僵化不得。

以人为本本身就是普适价值。而反人类、反社会、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是普适的反价值，是对人类的挑战。以人为本的普适价值还应该包括和平、种族平等、尊重与爱护生命、民主、自由、仁爱等。普适价值与民族特色、国家个性、文化多元、适应国情、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并不矛盾，毋宁说尊重地球上的各个民族性格、多元文化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本身就是普适价值的一部分。

在一个标榜多元的社会里，官员仍然是一个被人仰视的角色。能干成大事，能决定别人的命运，自己使劲儿就会带动一大批人使劲儿，自己消极就会带领一部分人消极。官员，不仅是你自己，而且是政权（一个有机环节），是社会，是能感觉到、看得见的历史创造者。官员有高于一般国民的待遇，不在于表面的工资，更在于不太明显的一些条件，例如出差，例如治病，例如宴请与被宴请。官员容易得到尊敬，一升官，好像原来一米七的个子霎时间变成了一米八五，你的一言一行、一怒一笑都增加了内容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