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古典名著》

　　第六节 《水浒传》与“文革”末期的政治风云

　　一、全党转发毛泽东评《水浒传》的谈话

　　邓小平于1975年1月复出之后，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科教、卫生等领域进行了全面整顿，一改之前混乱的局面。

　　这个时期也相对比较安定。自从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了“四人帮”后，“四人帮”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江青不再出头露面了，张春桥不再发指示了，王洪文干脆去打鸟、钓鱼了，姚文元也不再直接安排人写批判文章了。到了7月份，邓小平对文艺工作的调整启动后，“四人帮”感到形势越来越被动。

　　而在他们四个人中，数姚文元最收敛。因为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一开始批的，就是姚文元搞的“以反经验主义为主”，由此引起的话头。毛泽东当时说，我要做自我批评呢，我对春桥的文章没有看仔细，放过了“以反经验主义为主”这句错误的话。毛泽东的讲话，明显表示了对姚文元的不满，这一点，姚文元是清楚的，政治局也是清楚的，姚文元由此感到很不舒服。他“韬晦”了很长时间，甚至连一些应该他参加的会议也借故推掉了。

　　1975年8月14日，汪东兴传来毛泽东评论《水浒传》的谈话记录稿后，姚文元仔细看了一遍，他的眼前一亮，觉得这是个可乘之机。于是他急不可待地又看了一遍。聪明的姚文元从毛泽东的这篇谈话记录中，看到了毛泽东内心所包含的隐忧，认为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的反对“投降派”、“宋江架空晁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等语，正是他们可以用来影射攻击邓小平的炮弹，反击邓小平的时候到了。于是，他立即拿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了一份请示报告：

　　主席：

　　接到关于《水浒》的评论后，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貌，明确地告诉我们：“《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作为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的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一反面教材的作用。

　　出版《水浒》上存在的问题不是偶然的。根据我看到的材料，文化大革命以前大量的评论，几乎都是违背鲁迅的论述，美化甚至歌颂《水浒》的。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影响很大，但没有澄清。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所谓“农民起义的局限性”。把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算作“农民起义的局限性”，这些不是抹杀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的阶级、坚持农民起义路线与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两条路线的原则斗争？！斗争不屈而死，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主席指出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两派的斗争，宋江排挤晁盖是为了投降的需要，肯定了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反投降的革命立场，这就划清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自从主席前年在提倡读《红楼梦》的同时，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以后，各地陆续有些评论，有些批判，也有争论，但评论的都是没有明确从本质上分析《水浒》，而且有一些错误观点继续传播，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的需要看，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批《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的观点，也是很需要的，对于反修防修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将选出近两年来的一些评论印出送主席翻阅)为执行主席的批示，拟办以下几件事：

　　1.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各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写作组，附此信。

　　2.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批示，做好三种版本的鲁迅评论工作。我看到一种专供儿童看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成的六十五回本，这要改正前言，增加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

　　3.在《红旗》上发表《水浒》的段落，并组织和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拟一个规划。

　　以上妥否，请批示后办。

　　致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姚文元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姚文元写好这个请示报告后，马不停蹄，立即请中办转毛泽东处。1975年8月14日下午，毛泽东批示：“同意。”姚文元立即把毛泽东的批示传给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在姚文元的提议下，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把毛泽东谈话记录稿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后来，在“四人帮”的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又请示毛泽东同意，向全党转发毛泽东评《水浒传》的谈话。

　　二、毛泽东关于《水浒传》的谈话被“四人帮”利用

　　毛泽东为什么要同意向全党转发他的评《水浒传》的谈话？只要仔细分析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就会看到，在这篇谈话中，确实包含着毛泽东对在他身后会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隐忧。对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毛泽东比作“投降派”，而“投降派”是要接受“招安”的，是要“搞修正主义”的。

　　毛泽东最基本的考虑，就是通过转发这篇谈话，向党内敲一敲警钟。此时，毛泽东觉得是有人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但他又没有什么根据，他要通过转发他评《水浒传》谈话的方式，向全党打一个招呼。

　　但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举措，被“四人帮”利用了。“四人帮”觉得，毛泽东的谈话，正好可以用来攻击邓小平，影射周恩来。因此，自从毛泽东评《水浒传》谈话转发下去之后，“四人帮”又重新活跃了起来，他们要借毛泽东的评《水浒传》谈话大做文章。

　　最先也是最积极做文章的是姚文元。1975年8月17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组织讨论毛泽东评《水浒传》的谈话，还订出了一个宣传规划，于8月18日送毛泽东处请毛泽东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接着，姚文元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专门做一件事，就是组织宣传毛泽东评《水浒传》的谈话。他组织很多人写文章，借评《水浒传》来大加发挥，大反所谓当代的“投降派”、“修正主义分子”，批今天“架空晁盖的宋江”。在姚文元紧锣密鼓的布置之下，《红旗》杂志1975年第9期发表了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为了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本刊这期发表了鲁迅对《水浒》的一段评语，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个评语，完全正确。它指出了《水浒》的要害是“受招安”，即投降。原因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的全过程，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使它可以用来作为一部有意义的反面教材。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水浒》是怎样对待梁山农民起义革命事业的奠基人晁盖和农民起义的叛徒宋江的呢？它极力歌颂宋江，而把晁盖排除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这完全是为了宣扬投降。晁盖死后，宋江窃取了梁山农民革命的领导权，他第一件事便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强行通过了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对晁盖起义路线的“修正”，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搞修正主义。而《水浒》正是肯定和赞美了宋江的修正主义。当然，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不愿意投降，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但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宋江手里，终于使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受了“招安”，去打方腊，做了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其他起义军的帮凶。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阶级分析，《水浒》所描写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其实质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是地主阶级内部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不反对皇帝这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他反对贪官，不过是为了效忠于皇帝，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得一席地位而已。认清宋江这一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什么高俅的残酷镇压不能打垮梁山农民起义军，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能很快瓦解这支队伍？这是因为，钻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宋江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同属地主阶级的实质，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矛盾。这样，宋江就有机可乘，使投降主义路线得逞。李逵由于缺少阶级分析的观点，虽然没有壮烈地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却让宋江用毒酒断送了性命，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革命人民永远记取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水浒》的许多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不少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了“农民的局限性”。于是，投降派变成了英雄，农民起义的结果必然走向投降，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斗争统统被抹煞了。请问：斗争不屈而失败，同宋江为追求“官爵升迁”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往往陷于失败，但投降绝不是它的必然结果。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实质上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这是必须加以讨论和澄清的。

　　这里，重温一下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很有必要的。毛主席说，像武训那样的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主席还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的这些深刻分析，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肃清《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的流毒，是完全适用的。《水浒》这部小说中的宋江，同《武训传》中的武训是一丘之貉。歌颂叛徒宋江，同歌颂奴才武训，是同样性质的问题。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学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各种问题。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加强革命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紧接着，姚文元又组织人写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稿，于1975年9月2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9月4日，这篇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见报。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本报和其他报刊开始了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

　　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它将有力地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深入。希望广大工农兵理论骨干、专业理论工作者、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这个讨论。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水浒》中的宋江，是一个地主阶级分子。他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终于成了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王朝的忠实走狗。《水浒》的作者竭力美化和歌颂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水浒》这部书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水浒》问世以来，它的主要倾向是什么，一直众说纷纭。解放以后，曾被有些人捧为“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甚至把宋江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投降主义路线，也说成是无可非议的“农民的局限性”，并把这种观点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实，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把宋江这个投降派说成是革命派，把歌颂宋江的修正主义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把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同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混为一谈，这样的重大问题，难道不需要彻底弄清楚吗？

　　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他们都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批判修正主义，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

　　让我们通过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姚文元组织发表的这些文章的关键之处在于：明确提出，评论《水浒传》“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评论《水浒传》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主题，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这实际上是说，评论《水浒传》，是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而重大政治任务的核心就是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

　　姚文元搞的这些定调子的文章发表后，“四人帮”立即在全国组织人写文章，一时间，各种身份、各种文化程度的作者，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员、北京市文化局创作评论组、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人理论组、天安门警卫连的警卫战士、北京市朝阳区星火人民公社贫下中农理论小组、天津国棉四厂工人、山东曲阜县东风公社夏家村大队党支部书记，还包括解放军战士、大学里的工农兵学员，纷纷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上发表评论《水浒传》的文章，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全国各报刊发表了两千余篇评论《水浒传》的文章，在一个时间点，如此多的各种不同职业的人，集中火力谈论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他们还在各地组织宣讲团、报告团，懂得一点《水浒传》或者根本不懂《水浒传》的人，都上台“宣讲”评《水浒传》，假借评《水浒传》，广泛宣传要抓当代的“投降派”、“当代的宋江”。他们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大有再搞一次“大地震”之势。

　　应该说，姚文元确实窥测到了毛泽东内心深处隐忧和担心之所在。他当时这样搞，也确实迎合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因此，毛泽东起初是允许搞评论《水浒传》的，对评论《水浒传》的宣传，也是支持的。因此毛泽东在1975年8月18日批准了姚文元的请示报告之后，9月2日又批准了姚文元组织人写好并送给他审阅的《人民日报》社论稿。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9月2日批准发表《人民日报》社论稿的同时，还批道：“送小平、春桥阅。这样，可不发内部指示了。”“退文元同志。”毛泽东所说的可不发内部指示，意思是说，可以用这篇社论代替中央关于评论《水浒传》的意见了。毛泽东的打算，就是要让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干部都知道：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投降派”，而党内是不允许有“投降派”的。

　　已经好久不露面的江青见评《水浒传》是个机会，又开始到处活动。江青先是向她手下的亲信骨干“吹风”。她把几个亲信骨干叫来说，评《水浒传》有“重大现实意义”。毛主席为什么要评《水浒传》？要想想。“《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

　　江青所说的“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就是暗指邓小平。接着，江青开始在各种公开场合宣讲评《水浒传》。在宣讲中，她东拉西扯，影射、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张春桥也在各种公开场合宣传说：为什么评《水浒》？就是因为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当代投降派”，就是因为眼前就有修正主义。

　　1975年8月21日下午，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四次学习《毛泽东选集》的选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学习完后一起吃饭时，胡乔木问：“主席关于评《水浒》的谈话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所指？”邓小平心中清楚，毛泽东的评《水浒》谈话确实是有所指的，但邓小平有一种政治上的大智慧，他有意岔开话题，并且设法不让“四人帮”误导。于是，他回答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是主席用三个月的时间听读《水浒》得到的看法，要人整理出来的意见。绝不是指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

　　后来，连根本不读书，不懂得《水浒传》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的王洪文，也急忙找来一本《水浒传》，粗看了一篇，就到处去评论《水浒传》。他散布说，毛主席就是要反对“现在的宋江”，就是要反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四人帮”觉得光是他们到处宣传还远远不够，他们设想要搞一场波及全国的更大的政治运动。他们决定，利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来实现他们的这一设想。

　　三、邓小平沉着应对“四人帮”的攻击

　　1975年9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邓小平为了抓农业生产而提议开的一次会议。政治局同意开这次会议，目的也是为了搞好农业生产。当时，中央部长、副部长一级的领导干部，各省市自治区副省级以上的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开这样大规模的抓生产的会议而且又有这么多的领导干部参加，这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是空前的。

　　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决定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搞好整顿，并且提出“全面整顿”的任务，通过整顿，把生产搞上去，首先是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正如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形容的：“这是一次重要性仅次于或相当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会议。”

　　对于这次会议的宗旨，邓小平在1975年9月15日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完成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重申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目前落后的现状，并下大力气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可是，到会的江青却抛开会议主题，在会上多次插话，与邓小平唱反调。不仅如此，她还在会上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水浒传》中的“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同时扯到评《水浒传》的“现实意义”上来。

　　江青说，毛主席评《水浒传》的谈话，不单纯是针对古典文学方面问题的谈话，也不是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重大意义的大事。《水浒传》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接受招安。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现在我们批《水浒传》，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有投降派。此外，江青在大寨还私下与其亲信大谈毛主席评《水浒传》就是批邓小平，指出邓小平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评《水浒传》的谈话就是防止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

　　同时，江青还在谈话中影射攻击周恩来，说国务院有更大的人物支持邓小平。会后，江青找到邓小平，提出要求：“把我的讲话录音在全党播放，在党内印发我的讲话稿。”邓小平没有表态。江青又去找到华国锋，要华国锋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也没有表态。

　　在江青的进攻面前，邓小平沉着、冷静。这一时期，邓小平从来就不正面谈论评《水浒传》问题，也不公开讲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这使江青抓不住邓小平的任何把柄。由于江青在大寨一再逼迫邓小平，要在全党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邓小平只好对她讲，要请示主席。江青又去华国锋那里一再提要求，华国锋也说，要请示主席。

　　四、毛泽东大骂江青“放屁”

　　1975年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时，谈到了江青在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及江青会后向他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大寨，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

　　不久，华国锋在一次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之后，也向毛泽东谈到了江青要求在全党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的问题。毛泽东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原来同意搞评《水浒传》的毛泽东，为什么又做出了这样的指示呢？实际上，毛泽东发表评《水浒传》的谈话，以及后来同意向全党转发，只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要向全党敲一敲警钟，扭转一些思想倾向，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到底是谁？怎样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完全不想上纲上线，他不想再搞政治运动，更不想把国家搞乱。这是与江青等人想搞政治运动，借评《水浒传》打倒一批人，有本质上的不同。

　　此时的毛泽东，既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又希望全国能够安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当他的评《水浒传》的谈话发下去后，他也看到，除了“四人帮”十分积极之外，全党反响普遍较冷淡，特别是实际工作部门，一直在抓业务工作，根本不搞评《水浒传》。由此他考虑到，目前再人为地搞一场运动，是很不适当的。而此时江青的表演也确实拙劣，引起了党内许多干部的反感。因此再通过“四人帮”这些人搞评《水浒传》，会激起更大的矛盾。于是，毛泽东适时收手，他只把评《水浒传》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正是从这一考虑出发，毛泽东才对邓小平、华国锋讲了上述那些话。

　　毛泽东此话一发，自然影响全党。一场眼看就要被“四人帮”掀起的全国性的评《水浒传》运动逐渐淡化下来，直到最后无声无息。这样，从1975年8月15日毛泽东发表评《水浒传》的讲话起，到9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和邓小平、华国锋谈话止，“四人帮”所极力搞的评《水浒传》，实际上只搞了四十多天就冷落下来。

　　1975年10月6日，胡乔木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召开的筹办《思想战线》杂志会议上发表谈话。他批评当时评《水浒传》的文章时说：“把毛主席比做晁盖，简直是荒谬！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晁盖无论怎样勇敢，只是一个农民英雄，这两个人怎能比较呢？还有把毛主席身边的人比做宋江，那不是说毛主席用了宋江吗？”他又指出，“写文章要正面立论，不要放暗箭。现在报刊上的文章都很长，但就只有那么一两句话是有所指的，是放暗箭的话。我们不放暗箭。”

　　此后，各地报刊评《水浒传》的文章，转到了侧重于古典文学评论方面，而“四人帮”对评论古典文学是不感兴趣的，于是，这场由《水浒传》中隐藏的暗线所引发的政治风波，起初声势浩大，随后迅速归于平静，很快就不了了之了。